一、今年税制改革将从四个方面分步实施（论文文献综述）
赵书博[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与未来展望》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税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显着成效,发挥了税收在激励企业创新、促进节能环保、调节收入分配、推动对外开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实践表明,我国税制改革的成功在于坚持党的领导,正确处理了我国国情与国际镜鉴的关系,采取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尽管如此,我国税制改革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企业创新水平及节能环保水平仍存在不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对外开放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十四五"时期我国应完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制度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完善消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制度以提高节能环保水平,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开征房地产税以调节收入分配,优化关税、出口退税制度并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以促进对外开放,不断提高税收征管与服务水平以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李雅珍[2]（2020）在《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费税作为我国第三大税种,在肩负组织财政收入重任的同时,更应承担起引导居民消费的功能。而我国现行消费税的征税环节主要集中在生产销售环节,只有少数应税消费品在批发或者零售环节征税,一方面导致了地区间消费税税收收入和应税消费品的消费水平不匹配,另一方面导致了消费者实际税收负担和名义税收负担相距甚远,大部分的税负都由生产环节的生产者所承担,严重弱化了消费税的功能。《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国发[2019]21号）指出:按照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要求,在征管可控的前提下,将部分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拓展地方收入来源,引导地方改善消费环境,为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指明了方向。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引言。主要阐明本文研究的背景及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对国内外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第二部分,我国消费税制度及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相关理论。通过分析建国以来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改革的发展历程和实践经验,得出我国税制发展的整体趋势和改革的方向。第三部分,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必要性分析。本部分对消费税征税环节存在的问题分析（地区间消费税税收收入与应税消费品消费水平不匹配、税收负担隐形化、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弱化、名义税率与实际税负偏离较大）进而得出改革必要的理由。第四部分,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构想。构想分为两个角度,其一是基于税率设计的角度,结合消费税各个税目所在行业的毛利率进行后移之后的消费税税率测算;其二是基于纳税人、计税依据和征管部分的角度来分析。第五部分:提出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配套措施。通过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为:我国目前高档手表应当将征税环节后移至零售环节,税率沿用原有的20%;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应当后移至零售环节,税率可沿用原零售环节的5%;高档化妆品当后移至零售环节,税率由15%降至10%;卷烟应当后移至批发环节,将甲乙类卷烟合并,从价税税率改为48%,从量税沿用原定批发环节的0.1元/包;白酒后移至批发环节,从价税由20%降至12%,从量税沿用原定0.5元/500克。其余税目或因后移带来的征管成本过大、或因其本身所占消费税税收的比重过小,对消费税的征收并不会带来实质影响,建议暂缓后移,保持现有的征收方式。其中,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电池和涂料建议并入我国环保税的征收。
刘伟岩[3]（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指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程文浩[4]（2020）在《广州市城镇居民房产税改革意愿研究》文中提出十九大以来,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关注度再次被提到新的高度。在房地产税立法进程加快以及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宏观大背景下,我国房产税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而从2011年上海、重庆两地开展试点以来,房产税改革一直受到合法性、征管水平以及群众基础的限制,进展和效果都不理想。本研究通过对我国房产税政策文件及房产税征管现状的整理,归纳出我国房产税征管目前存在着地方政府积极性自主性低、地方收入过于依赖交易环节、房产价值评估体系落后、自然人纳税人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并在广州市范围内进行有针对性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从房产税政策了解情况、改革预期和支付意愿等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在调查问卷和访谈收集的居民意愿基础上,结合世界其他典型城市房产税制度的优秀经验,提出我国房产税收改革的建议:一是在税制改革中要给予地方政府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和税权,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二是要提升自然人税收服务和和管理水平,借鉴广州社区网格化的经验,加强多部门间的协作配合,以期达到提升自然人纳税遵从度的效果。三是完善配套设施建设,利用地方人才优势完善房产评估体系,为房产税改革提供支持。
杨芳[5]（2020）在《我国增值税的政策过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将财政体制的作用从经济领域中上升至国家治理层面。因此,财政体制改革的研究也应当转换思路,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去分析。增值税体制的改革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国财政体制改革中最为重要的税制改革。因此,以国家治理为视角,以治理理论为指导,研究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政策过程有重要的研究意义的。论文以政策过程理论中的阶段论为分析框架、从治理理论出发,将我国增值税政策改革过程分为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政策效果评估三大部分进行分析,分析我国的增值税政策是否达到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治理目标或者是否正在沿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进行改革,以及通过分析英法两国的增值税政策过程论述其对我国增值税政策改革的启示。我国增值税政策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过程路径。在增值税政策的改革过程中,取得了很多成果,如我国增值税政策改革中的制定与执行就很贴合稳定、效率的治理要求;改革后增值税的政策减轻了宏观税负与行业税负,促进了产业升级,间接引导我国就业市场的发展与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了社会公平的实现等。但是我国增值税政策过程依旧存在着一些不足,法治、广泛的公众参与等治理目标尚未能很好地实现。未来我国可能需要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渠道,尽快出台《增值税法》,以完善我国的增值税政策。
王心怡[6]（2020）在《新一轮减税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减税降费”作为近年来财税改革的重头戏,在2016年正式提出,新一轮减税降费正式拉开帷幕。2017年全年减税降费约1万亿元,2018年全国企业和个人的减税降费规模约为1.3万亿元,2019年全国减轻企业所得税及社会保险费负担约2.3万亿元。新一轮减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调整税收结构,促进产业结构与优化升级。如何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继续落实减税政策,新一轮减税政策落实情况如何,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焦点。上市公司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确认识新一轮减税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能够对评价本次减税政策的效果、进一步完善各项减税政策及进一步刺激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道路提供参考。本文在此背景下,深入探究新一轮减税政策影响企业绩效的效应。本文通过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观点和结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阐述减税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通过对上市公司新一轮减税政策实施前后年度的税负进行比较,最终找出新一轮减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现存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各章节具体研究内容如下。第一部分导论,首先阐述文章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阅读和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吸取其优秀的研究方法,再结合自己研究的具体内容,经过深思熟虑后总结自己的观点,并不断改进。第二部分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在阅读借鉴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首先界定了新一轮减税政策的概念和分类、企业绩效的概念及核算方式,其次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减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实证分析奠定理论基础。第三部分实证研究,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选取了新一轮减税政策实施前后即20142018年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作为样本一,再提出部分样本量较少的行业,选取样本量较多八个行业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作为样本二,利用这些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表数据对其进行新一轮减税政策实施前后的税负比较,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回归分析法验证了新一轮减税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从而获得以下四点较为合理的结论。首先,减税政策能够提升企业绩效,并且非国有企业的绩效提升更明显。其次,“营改增”并没有提高公司绩效水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公司绩效。再者,减税政策对不同行业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存在异质性。最后,流转税和所得税均对企业绩效起到阻碍作用,并且流转税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规模的阻碍作用更显着,而所得税对企业净资产收益率的阻碍作用更显着。第四部分存在的问题,结合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减税政策可能存在税费政策设计不完善、“营改增”配套措施不完善、国有企业缺乏对减税政策的积极应对和减税政策的落实力度不到位等问题。第五部分政策建议,根据本文的研究主要从政府角度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基于上述可能存在的问题,本文建议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改进:进一步优化税费设计、完善营改增配套措施、提升国有企业对减税政策敏感度及进一步加强减税政策的落实力度。
林明灯[7]（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指出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陈瑾[8]（2020）在《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出口是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其稳定增长对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企业出口的动态转换,则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可或缺。长期以来,为了保障国家出口的稳定增长及出口企业动态有效配置资源,我国政府通过各种税收政策对其作了大力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关于这些税收政策究竟如何影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出口的稳定增长的动态调整,相关研究却很少。对这些税收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增长和动态调整进行研究,无论是对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政策制定还是对出口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同时,长期以来国际贸易文献对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和出口补贴,较少研究其他税收政策对贸易的影响。因此,对其它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一国贸易特别是一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论文以中国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两个税种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考察这两类税收政策的变动如何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调整。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的削减,都将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调整。具体而言,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的削减,将降低出口市场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比率,同时对出口市场净进入率有显着的正向影响;（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将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和高技术产品转换;（4）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削减,都提升了行业资源配置的效率;（5）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论文由10个章节构成。第1章-第10章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贡献总结如下。第1章对税收与贸易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介绍,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范围,并对本论文的基本结构、创新点和学术贡献做了介绍。第2章大致介绍中国财税体系改革历程,重点总结了中国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内容及实际的减税效果。第3章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经典的Melitz模型基础上纳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并在Melitz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企业所得税,构建了考察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基本模型,进一步在特定参数假定下,对模型做了模拟,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变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第4-6章分别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对企业增值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动态进行研究。由于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反映了资源在出口和非出口企业之间的配置,第4章从行业中出口市场进入和退出率角度,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中国东北三省增值税改革事件作为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显着地降低了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行业平均出口退出率,但对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即增值税改革有效促进了行业平均净出口进入率上升,从而提升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通过促进研发创新、增强行业集中而降低了企业出口退出、抑制了出口进入,使得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均下降。这些结果意味着,以增值税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会显着影响企业出口动态,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第4章可能是第一个就中国增值税改革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进行考察的文章。从研究内容上看,相比于之前的研究,本章在基准结果的基础上考虑了更多的同期政策冲击、采用了多种估计方法以增强基准结果的稳健性。从影响渠道上看,本章不仅量化分析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还提出并检验了增值税改革影响行业平均出口进入率和出口退出率的两个渠道。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以增值税改革为典型的减税政策不仅对国内企业有效,对于改善出口企业的生存环境同样具有显着的作用。第5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企业增值税的削减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6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4年增值税转型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增值税削减对企业-HS8位数产品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增值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升企业绩效进而降低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了企业-HS8位数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第5和第6章的学术贡献在于:从研究视角上讲,这两章内容有可能是国内外首篇从税收角度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和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的文献,现有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众多,却鲜有研究涉及税收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讲,这两章内容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策效果,再利用生存分析法进行实证估计,不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内生性问题,更能有效地估计企业生存时间,使得估计结果更加准确。从研究结果上讲,这两章内容的实证结果证实了增值税改革对企业以及企业-产品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促进作用,表明税收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对于调节企业行为、稳定出口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这两章的研究具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第7章从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出口风险,有效提升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两个渠道进而降低企业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这些结果意味着,类似于企业增值税改革,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稳定企业出口,进而稳定国家的出口增长。第8章从企业-HS8位数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角度,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数据,结合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以及CEPII的双边引力数据,以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政策作为准自然试验,使用双重差分cloglog模型考察了企业所得税改革带来的企业所得税削减对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所得税改革显着降低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风险,提升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机制检验的结果表明企业所得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降低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退出风险,延长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第7和第8章关于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结果,具有如下理论和实践上的贡献。第一,这两章内容可能是关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影响研究的首篇文献。税收与贸易的关系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研究主题。然而,文献中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出口退税即对出口企业国内增值税退还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这一问题,很少考察企业所得税变动如何影响企业的出口绩效,对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稳定性或长期出口竞争力的研究更少。本章的研究丰富了税收与贸易的研究文献,同时也为出口持续时间影响因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第二,这两章得到了关于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和企业-产品-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丰富结果,这些结果论证了2008年的企业所得税改革能够较好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具体而言,即企业所得税改革造成的公平税负环境,可以很好地促进地区平衡发展、促进内资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出口竞争力（出口持续时间）的增长。这就为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的“行业优先、区域为辅”的原则的合理性和绩效提供了一个实证支撑,对国家企业所得税的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9章从企业出口产品转换角度,利用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政策冲击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年度普查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影响。本章关注的企业出口产品调整主要包括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扩大了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增加了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提高了企业出口核心产品份额和出口高技术产品份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异质性。本章还检验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9章的研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在研究视角上,本章是第一篇考察企业所得税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文献,丰富了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和产品动态调整的相关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本章利用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规避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研究内容上,本章系统全面地分析了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出口产品集中度、出口核心产品以及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并且还考察了地区、贸易方式、行业、企业规模而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在影响机制上,本章研究发现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企业固定资产积累这两个渠道实现的。第10章对本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果作了总结,并阐述了其对出口稳定增长政策以及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的政策含义。总体上,本论文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给出了考察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启发式模型,并进一步在经典的Melitz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下纳入企业所得税,给出了分析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一般模型,并在特定参数下,模拟分析了一国减税和两国竞争性减税对企业贸易行为和国家福利的影响。这一模型也可以很容易纳入企业增值税和拓展到动态情形。第二,本文以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例,从出口进入退出动态、出口持续时间和出口产品调整动态三个方面考察了税收制度改革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的影响机理、影响渠道和影响程度,从而丰富了财政与贸易的文献。目前国内外关于财政与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出口退税或者出口补贴方面,对税收制度与贸易的研究较少,即使最近出现了少量关于企业所得税或增值税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研究,也只是从企业静态出口行为角度进行研究。本文则从动态角度考察税收制度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的影响,得到了一系列结论,而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因此,本文的研究是对财政与贸易文献的重要补充,对推进财政与国际贸易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三,本文的研究为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实证支持,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本文得到了一系列关于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企业出口产品动态调整的结论,本文发现:（1）企业增值税削减降低了企业进入退出出口市场比率,增加了企业在出口市场的净进入率,提高了市场资源配置效率;（2）无论是企业增值税还是企业所得税都降低了企业出口生存风险,延长了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特别是企业所得税还延长了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3）企业所得税削减,有助于促进企业出口产品向核心产品转换,同时向高技术产品转换;（4）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削减所产生的经济效应,表明这两类税收政策改革达到了其改革的宗旨目标,且符合经济原则。本文还从区域、行业、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异质性角度对这些结论做了延展和深化。这一系列结论,在文献中尚未见到。因此,本文的研究评估了国家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政策改革实施的经济效应及其作用渠道,论证了两种税制改革实现了其宗旨和目标及其经济合理性,从而为企业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继续深化改革甚至是其它税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
付梦媛[9]（2020）在《全球减税背景下我国税制竞争力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资本的跨国流动变的更加自由,各个国家为了吸引资本和人才竞相展开竞争,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以美国“特朗普减税”为代表的减税浪潮,税收正在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一种重要手段,而税制是税收的载体,税制能否体现出竞争力成为各经济体关注的焦点。因此,税制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了政策制定者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税制改革不只是聚焦国内,更要放眼全球。全球税收竞争无疑给我国带来了冲击,为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新动力,优化税制结构、提升税制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迫切需求。本文介绍了减税与税制竞争力理论,归纳了税制竞争力的含义和度量方法并构建了税制竞争力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主要考虑了税制的竞争性和中立性,主要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零售税）、财产税、国际税制五个类别来构建。评价指标立足于具体税制,再根据各个税制的特点设置通用的子类别,又在各子类别下设二级指标,共计35个二级指标并对各指标设定打分规则,运用指标评级法和赋值法得出最终评价结果,在中国和OECD组织36个成员国之间做了一个相对排名。通过该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和国际比较,得出了中国整体税制竞争力较强,但企业所得税制竞争力处于较为落后水平的结论。同时结合国际税收发展趋势和我国国情,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第一,增加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扣除率,降低纳税人的遵从成本;第二,降低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简并增值税税率、清理无效的税收优惠;第三,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税收多边合作,逐渐趋向地域管辖权属地税制以消除重复征税,促进税收合作机制创新,增强税制竞争力,致力于建设更加公平、公正的现代化税收体系。
乔睿蕾[10]（2020）在《“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自2012年1月1日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1+6”行业）率先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试点改革,至2016年5月1日全面实施“营改增”,我国完成了从营业税到增值税转变的税制改革。“营改增”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打通抵扣链条,解决了营业税原有的重复征税问题,减轻了企业税负,更深层次的目标是通过结构性减税释放企业活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现有文献对“营改增”政策实施的效应给予了较多关注,既包括对财税体制、进出口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也不乏对企业税负、投资、研发和分工效应等微观企业政策效应的评估,然而尚未涉及“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影响。重要的是,“营改增”实现对投资、研发、技术引进等诸多方面的促进作用需要企业为之提供资金,现金持有作为内部资金来源必然会在“营改增”政策实施之后发挥其对实物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支持作用,从而促使企业调整现金持有政策,在此过程中,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如何变化,变化程度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最终是否产生了相应的经济效应,发挥了现金持有的战略作用,这些都是“营改增”带来的影响中被忽视但却亟待探索的问题。基于此,本文进行了如下研究:首先,“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作用机制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也是本文在理论方面的创新之处。作为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反映企业留存现金的程度和积极性,即相对现金储蓄倾向,首次阐述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作用机制,认为“营改增”后,企业为发挥现金持有对实物投资和生产经营的支持作用而调整现金持有政策,主要通过改变企业投资行为（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和研发投资等）、改善企业经营现金流量（包括销项税从销售收入中分离、外购商品和服务的抵扣以及税率变化效应等）等途径,降低了企业留存现金的程度和积极性,从而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本文首次从投资政策与现金政策的联动关系、现金持有量与经营现金流量的联动关系两个角度,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其次,本文基于“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理论机制,以2011年-2016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基于Almeida et al.（2004）现金流模型的双重差分模型（DID）和基于系统方程组的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该影响的动态时间效应、所有制效应和行业效应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并进一步运用PSM-DID（倾向得分匹配法-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营改增”显着降低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在非国有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中更显着,且动态效应分析结果表明该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和长效性。再次,探求“营改增”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变化程度的影响因素。由于增值税属于价外税,同时具有可抵扣性和可转嫁性两种特征,故“营改增”对企业的影响也主要通过抵扣渠道和转嫁渠道传递。本文理论阐述了抵扣能力和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税负转嫁能力越强,“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越大,抵扣能力越强,“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越大,这说明抵扣能力和税负转嫁能力直接影响了“营改增”的政策效应。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和服务业企业中更显着,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中更显着。最后,在前述分析“营改增”对现金持有行为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政策调整产生的相应经济后果,以探寻“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战略效应的实现途径与程度,并使“营改增”对现金持有行为与后果的影响分析更加连续。产品市场投资是企业投资的重要方向,“营改增”促使企业减少现金持有以支持产品市场投资,使产品市场的业绩和竞争力提高,发挥现金持有在产品市场的竞争效应,从而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基于此,本文分析了“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程度及具体中介途径,发现“营改增”显着提升了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总体上看,“营改增”主要通过增加技术类无形资产投资提升了企业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但对于服务业企业和研发型制造业企业而言,“营改增”同时通过增加技术类无形资产投资和增加研发投入两种途径提升了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探析“营改增”对企业现金政策的影响,理解“营改增”背景下企业投资政策和现金政策之间的关系,证明了“营改增”可以促进企业现金持有政策的调整以发挥其战略效应,通过降低以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为表征的现金储蓄倾向,支持实物投资,提高企业的资金利用率,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发挥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另外,企业应重视税负转嫁能力和抵扣能力的提升,以促进“营改增”后现金持有战略效应的发挥,最大化政策红利。
二、今年税制改革将从四个方面分步实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年税制改革将从四个方面分步实施（论文提纲范文）
（2）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消费税征税环节及改革的文献综述 |
| 1.2.2 关于地方主体税种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3 关于消费税功能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
| 1.2.4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2章 我国消费税制度及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相关理论 |
| 2.1 我国消费税制度简介及改革历程回顾 |
| 2.1.1 消费税简介 |
| 2.1.2 我国消费税制度改革历程 |
| 2.1.3 我国消费税的特征 |
| 2.2 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相关理论 |
| 2.2.1 消费税征税环节相关理论 |
| 2.2.2 消费税功能相关理论 |
| 2.2.3 税收价格弹性理论 |
| 2.2.4 中外消费税制概况 |
| 第3章 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
| 3.1 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改革的进程 |
| 3.2 现行消费税税征税环节存在的问题分析 |
| 3.2.1 地区间消费税税收收入与应税消费品消费水平不匹配 |
| 3.2.2 税收负担隐形化、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弱化 |
| 3.2.3 名义税率与实际税负偏离较大大,且不同税目的偏离程度不同 |
| 3.3 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
| 3.3.1 是平衡地区间消费税收入、培育地方税主体税种的需要 |
| 3.3.2 是消费税税收负担显性化、强化消费税调节功能的需要 |
| 3.3.3 是顺应消费税征税环节设置国际趋势的需要 |
| 第4章 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构想 |
| 4.1 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总体构想 |
| 4.1.1 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原则 |
| 4.1.2 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依据 |
| 4.1.3 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选择 |
| 4.1.4 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步骤 |
| 4.2 后移征税环节具体实施构想——基于不同税目税率设计 |
| 4.2.1 高档手表 |
| 4.2.2 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 |
| 4.2.3 高档化妆品 |
| 4.2.4 烟 |
| 4.2.5 酒 |
| 4.2.6 高尔夫球及球具和游艇 |
| 4.2.7 成品油 |
| 4.2.8 小汽车和摩托车 |
| 4.2.9 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电池和涂料 |
| 4.3 后移征税环节具体实施构想——基于其他税制要素 |
| 4.3.1 纳税义务人的设计 |
| 4.3.2 计税依据的设计 |
| 4.3.3 征收管理制度的设计 |
| 4.4 总结 |
| 第5章 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的配套措施 |
| 5.1 进一步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
| 5.2 进一步提高税款征收的监管水平 |
| 5.3 进一步将消费税和其他税种进行有机结合 |
| 5.4 进一步调整税款呈现方式,将价内税改为价外税 |
| 5.5 进一步统一计税依据,将从量计征逐步转为从价计征 |
| 5.6 进一步完善发票制度,实行消费税发票制度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3）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广州市城镇居民房产税改革意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简要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主要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3.4 研究路线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房产税 |
| 2.1.2 房产税改革 |
| 2.2 基础理论 |
| 2.2.1 产权理论 |
| 2.2.2 外部性理论 |
| 第三章 我国房产税历史沿革与现状概述 |
| 3.1 建国以来主要房产税收政策回顾 |
| 3.2 上海、重庆两地推行个人征收房产税试点工作回顾 |
| 3.2.1 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改革试点办法的比较 |
| 3.2.2 上海、重庆两地房产税试点工作效果评价 |
| 3.2.3 房产税试点效应没有得以充分发挥的原因 |
| 3.3 广州市房产税征管现状及问题 |
| 3.3.1 广州市房产税征管现状 |
| 3.3.2 广州市房产税征管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4 我国房产税改革的再思考 |
| 第四章 广州市城镇居民房产税改革意愿调查 |
| 4.1 问卷调查法 |
| 4.1.1 调查对象 |
| 4.1.2 抽样方法 |
| 4.1.3 调查区域基本情况 |
| 4.1.4 调查对象特征情况 |
| 4.2 访谈法 |
| 4.2.1 访谈方式 |
| 4.2.2 访谈对象 |
| 4.3 广州市城镇居民房产税改革意愿调查统计结果总体分析 |
| 4.3.1 城镇居民对房产税的认知 |
| 4.3.2 城镇居民对房产税改革的态度和意愿 |
| 4.3.3 城镇居民对房产税税制设计的意愿 |
| 4.4 广州市城镇居民房产税改革意愿调查统计结论 |
| 第五章 其他典型城市房产税制度借鉴与启示 |
| 5.1 新加坡市房产税收制度 |
| 5.2 香港市房产税税收制度 |
| 5.3 东京市房产税收制度 |
| 5.4 首尔市房产税收制度 |
| 5.5 其他城市房产税制度借鉴和启示 |
| 5.5.1 发挥房产税筹集地方财政收入功能 |
| 5.5.2 建立完善可信的房产价值评估体系 |
| 5.5.3 合理设计房产税征管措施 |
| 第六章 完善房产税改革的建议 |
| 6.1 充分发挥广州市各级政府自主性 |
| 6.2 推行自然人税收网格化管理 |
| 6.3 完善广州市房产登记和评估体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广州市城镇居民房产税改革意愿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我国增值税的政策过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及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增值税政策的制定 |
| 1.2.2 增值税政策的执行 |
| 1.2.3 增值税政策的效果评估 |
| 1.2.4 国内外文献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1.4 主要概念界定 |
| 1.4.1 增值税 |
| 1.4.2 税收政策 |
| 1.4.3 增值税政策 |
| 1.5 基本理论依据 |
| 1.5.1 治理理论 |
| 1.5.2 政策过程理论 |
| 第二章 我国增值税政策的制定 |
| 2.1 我国增值税政策改革的基本概述 |
| 2.1.1 我国增值税政策的演变过程 |
| 2.1.2 增值税政策改革的具体内容 |
| 2.2 增值税政策的制定路径 |
| 2.2.1 我国增值税政策的设立过程 |
| 2.2.2 我国特色的增值税政策制定模式 |
| 2.2.3 我国增值税政策的制定程序 |
| 2.3 增值税政策制定体系的修订 |
| 2.3.1 行政法规政策体系的调整 |
| 2.3.2 部门规章政策体系的调整 |
| 2.3.3 增值税规范性文件的调整 |
| 2.4 增值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成果与问题 |
| 2.4.1 增值税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 |
| 2.4.2 增值税政策制定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我国增值税政策的执行 |
| 3.1 我国增值税政策的执行特点 |
| 3.1.1 重视政策实验 |
| 3.1.2 抓中心工作、以点带面 |
| 3.1.3 灵活的政策执行 |
| 3.2 我国增值税政策执行的具体举措 |
| 3.2.1 国地税机构的分设 |
| 3.2.2 发票管理系统的构建 |
| 3.2.3 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手段 |
| 3.3 我国增值税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成果与问题 |
| 3.3.1 增值税政策的执行过程所取得的成果 |
| 3.3.2 增值税政策的执行过程所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我国增值税政策效果评估 |
| 4.1 我国增值税的政策目标 |
| 4.1.1 优化资源配置和维护市场统一 |
| 4.1.2 实现公平正义 |
| 4.1.3 科学界定政府间权力 |
| 4.2 我国增值税政策的政策效果 |
| 4.2.1 增值税政策的总体减税效果-宏观税负 |
| 4.2.2 行业税负的减税效果 |
| 4.2.3 产业结构升级 |
| 4.2.4 政策附带效果-财税体制变动 |
| 4.2.5 促就业,惠民生 |
| 4.2.6 政府行政机构的精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英法两国的增值税政策制定与执行 |
| 5.1 法国的增值税政策制定与执行 |
| 5.1.1 法国的增值税政策制定背景 |
| 5.1.2 法国的增值税政策制定程序 |
| 5.1.3 法国的增值税政策执行 |
| 5.2 英国的增值税政策制定与执行 |
| 5.2.1 英国的增值税政策制定 |
| 5.2.2 英国的增值税政策执行 |
| 5.3 英法两国的增值税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5.3.1 英法增值税政策制定分析 |
| 5.3.2 英法两国增值税政策执行分析 |
| 5.3.3 对我国实行增值税政策的启示 |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1.1 政府治理层面 |
| 6.1.2 市场治理层面 |
| 6.1.3 社会治理层面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增值税政策制定程序的完善 |
| 6.2.2 增值税政策税制要素设计的完善 |
| 6.2.3 增值税政策执行层面的完善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6）新一轮减税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税负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2.2 “营改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2.3 结构性减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2 减税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新一轮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 |
| 2.1 减税政策的概念及分类 |
| 2.2 企业绩效的相关概念及核算 |
| 2.2.1 企业绩效的含义及特点 |
| 2.2.2 企业绩效的评价指标及方法 |
| 2.3 减税政策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 |
| 2.3.1 减免所得税对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 |
| 2.3.2 减免流转税对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 |
| 2.4 新一轮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 |
| 2.4.1 企业所得税的减税政策 |
| 2.4.2 流转税的减税政策 |
| 3 新一轮减税政策影响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3.1 研究假设 |
| 3.2 变量设计 |
| 3.3 模型建立 |
| 3.4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4.1 样本选取 |
| 3.4.2 数据来源 |
| 3.5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3.5.1 企业税负的描述性统计 |
| 3.5.2 企业绩效的描述性统计 |
| 3.5.3 总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
| 3.6 多元回归分析 |
| 3.6.1 企业总体税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3.6.2 分行业税负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
| 3.7 研究结论 |
| 3.7.1 描述性统计研究结论 |
| 3.7.2 多元回归研究结论 |
| 4 减税政策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
| 4.1 税费政策设计不完善 |
| 4.1.1 惠企减负政策密集出台但企业获得感不强 |
| 4.1.2 企业存在不规范收费 |
| 4.2 “营改增”的配套措施不完善 |
| 4.3 国有企业缺乏对减税政策的积极应对 |
| 4.4 减税政策的落实力度不够 |
| 5 完善我国新一轮减税政策的措施与建议 |
| 5.1 优化税费政策设计 |
| 5.1.1 继续规范增值税 |
| 5.1.2 继续深化所得税改革 |
| 5.1.3 规范企业收费 |
| 5.2 完善营改增的配套措施 |
| 5.3 提升国有企业对减税政策的敏感度 |
| 5.4 加大减税政策的落实力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8）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税收、企业贸易行为与贸易福利的相关文献 |
| 1.2.2 企业出口行为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2.3 企业进入退出的相关文献 |
| 1.2.4 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相关文献 |
| 1.2.5 税收与企业出口产品调整的相关文献 |
| 1.2.6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经济行为的相关文献 |
| 1.2.7 文献综述小结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和论文结构 |
| 1.4 学术贡献 |
| 1.4.1 总体学术贡献 |
| 1.4.2 各章学术贡献 |
| 2.中国企业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政策转型的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1.1 企业增值税改革历程和内容 |
| 2.1.2 企业增值税改革的效果(以2004 年增值税改革为例) |
| 2.2 企业所得税改革历程、内容和效果 |
| 2.2.1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历程和内容 |
| 2.2.2 企业所得税改革的效果 |
| 2.3 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及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的异同 |
| 2.4 小结 |
| 3.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与异质企业贸易行为 |
| 3.1 出口贸易的分解 |
| 3.2 企业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启发式模型 |
| 3.3 企业所得税与异质企业贸易一般均衡模型 |
| 3.3.1 包含企业所得税和关税的异质企业模型 |
| 3.3.2 对称两国情形的均衡结果 |
| 3.3.3 非对称两国情形结果 |
| 3.4 结论 |
| 4.增值税改革与行业中企业出口进入与退出动态 |
| 4.1 引言 |
| 4.2 计量模型、指标和数据 |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数据 |
| 4.2.3 变量指标 |
| 4.3 实证分析结果 |
| 4.3.1 基准估计结果 |
| 4.3.2 DID识别假设检验 |
| 4.3.3 稳健性检验 |
| 4.3.4 异质性分析 |
| 4.3.5 内生性问题 |
| 4.3.6 进一步分析 |
| 4.4 机制检验 |
| 4.4.1 影响机制一:增值税转型有助于企业进行研发创新 |
| 4.4.2 影响机制二:增值税改革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度 |
| 4.5 结论 |
| 5.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 5.1 引言 |
| 5.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5.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5.2.2 企业出口生存函数估计 |
| 5.3 计量模型 |
| 5.3.1 计量模型设定 |
| 5.3.2 指标和变量 |
| 5.4 实证结果 |
| 5.4.1 基准回归结果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异质性分析 |
| 5.5 机制分析 |
| 5.6 结论 |
| 6.增值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持续时间 |
| 6.1 引言 |
| 6.2 数据和描述性统计 |
| 6.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出口生存的基本事实 |
| 6.3 计量模型 |
| 6.3.1 计量模型设定 |
| 6.3.2 指标和变量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稳健性检验 |
| 6.4.3 异质性分析 |
| 6.5 机制分析 |
| 6.6 结论 |
| 7.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
| 7.1 引言 |
| 7.2 企业所得税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机制 |
| 7.3 数据与描述统计 |
| 7.3.1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7.3.2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生存估计的基本事实 |
| 7.4 实证分析 |
| 7.4.1 计量模型设定 |
| 7.4.2 指标选取与衡量 |
| 7.4.3 实证结果 |
| 7.4.4 异质性分析 |
| 7.4.5 内生性问题 |
| 7.5 作用机制 |
| 7.6 结论 |
| 8.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国家出口持续时间 |
| 8.1 导言 |
| 8.2 数据处理与典型事实 |
| 8.2.1 数据及处理 |
| 8.2.2 中国制造业企业-产品-目的国出口生存的典型事实 |
| 8.3 计量模型、识别方法和变量指标选择 |
| 8.3.1 计量模型 |
| 8.3.2 控制变量选择 |
| 8.3.3 识别方法 |
| 8.4 实证结果 |
| 8.4.1 基准回归结果 |
| 8.4.2 稳健性分析 |
| 8.4.3 异质性分析 |
| 8.5 机制分析 |
| 8.6 结论 |
| 9.企业所得税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调整动态 |
| 9.1 引言 |
| 9.2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9.2.1 数据及处理 |
| 9.2.2 描述性统计 |
| 9.3 实证分析 |
| 9.3.1 基准估计结果 |
| 9.3.2 稳健性分析 |
| 9.3.3 异质性分析 |
| 9.4 影响机制 |
| 9.4.1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机制 |
| 9.4.2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影响机制 |
| 9.4.3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核心产品的影响机制 |
| 9.4.4 企业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出口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机制 |
| 9.5 结论 |
| 10.结论和政策建议 |
| 10.1 全文总结 |
| 10.2 政策建议 |
| 10.3 论文的不足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全球减税背景下我国税制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六、研究思路与结构 |
| 第一章 减税与税制竞争力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减税与税制竞争力 |
| 一、减税与税收竞争 |
| 二、减税促进经济复苏 |
| 三、减税促进创新活力 |
| 第二节 税制竞争力理论 |
| 一、税制竞争力的含义 |
| 二、税制竞争力与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税制竞争力的度量方法 |
| 一、税收负担 |
| 二、边际有效税率 |
| 三、税务营商环境排名 |
| 四、税制竞争力指数 |
| 第二章 税制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
| 第一节 评价体系的构建 |
| 一、选择评价对象 |
| 二、选择评价指标 |
| 第二节 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 |
| 一、企业所得税制 |
| 二、个人所得税制 |
| 三、增值税(零售税)制 |
| 四、财产税制 |
| 五、国际税制 |
| 第三节 评价体系的评价方法 |
| 一、评价体系说明 |
| 二、各类别的赋值及计算 |
| 第三章 税制竞争力评价结果及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税制竞争力的评价结果 |
| 一、总体税制竞争力评价结果 |
| 二、企业所得税评价结果 |
| 三、其他税制竞争力评价结果 |
| 第二节 税制竞争力结果分析 |
| 一、综合分析 |
| 二、企业所得税制竞争力分析 |
| 三、其他税制竞争力分析 |
| 第四章 提升我国税制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企业所得税政策建议 |
| 第二节 个人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 |
| 第三节 加强税务合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10）“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论文结构安排 |
| 1.2.3 研究方法 |
| 1.3 创新之处 |
| 1.4 核心概念与事件概要 |
| 1.4.1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
| 1.4.2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
| 1.4.3 税负转嫁能力 |
| 1.4.4 抵扣能力 |
| 1.4.5 现金持有的竞争效应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评述 |
| 2.1 关于“营改增”的文献评述 |
| 2.1.1 “营改增”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
| 2.1.2 “营改增”对微观企业的影响 |
| 2.2 .关于现金持有的文献评述 |
| 2.2.1 现金持有的原因及其影响因素 |
| 2.2.2 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 |
| 2.3 关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文献评述 |
| 2.3.1 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到“现金-现金流敏感性” |
| 2.3.2 融资约束与CCFS的关系研究 |
| 2.3.3 将CCFS视为收入不确定性的结果 |
| 2.3.4 将CCFS视为不同条件下相对现金储蓄倾向的反映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 |
| 3.1 “营改增”背景及改革历程 |
| 3.2 “营改增”通过改变投资行为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2.1 “营改增”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
| 3.2.2 投资行为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3 “营改增”通过改善经营现金流量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 |
| 3.3.1 “营改增”对经营现金流量的直接影响 |
| 3.3.2 “营改增”通过经营现金流量对现金持有量的间接影响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问题提出与研究假设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设定与计算方法 |
| 4.2.3 模型构建 |
| 4.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2 “营改增”对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3.3 分组分析与动态效应检验 |
| 4.3.4 运用PSM-DID进行稳健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 |
| 5.1 问题提出 |
| 5.2 税负转嫁能力概述 |
| 5.2.1 税负转嫁能力的含义 |
| 5.2.2 相关文献评述 |
| 5.2.3 税负转嫁能力的衡量指标 |
| 5.3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5.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3.2 模型设定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平均效应 |
| 5.4.2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所有制效应 |
| 5.4.3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市场特征效应 |
| 5.4.4 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行业效应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 |
| 6.1 问题提出 |
| 6.2 抵扣能力的引入 |
| 6.2.1 相关文献评述 |
| 6.2.2 抵扣能力的衡量指标 |
| 6.3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
| 6.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6.3.2 模型设定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平均效应 |
| 6.4.2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所有制效应 |
| 6.4.3 抵扣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影响的行业效应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影响 |
| 7.1 问题提出 |
| 7.2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概述 |
| 7.2.1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含义 |
| 7.2.2 现金持有竞争效应的衡量方法 |
| 7.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7.3.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3.2 变量与模型 |
| 7.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4.2 “营改增”对现金持有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 |
| 7.4.3 基于不同实现途径的中介效应检验 |
| 7.4.4 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分析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与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科研项目 |
四、今年税制改革将从四个方面分步实施（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伟大成就、成功经验与未来展望[J]. 赵书博. 管理世界, 2021(10)
- [2]我国消费税征税环节后移改革研究[D]. 李雅珍. 集美大学, 2020(06)
- [3]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4]广州市城镇居民房产税改革意愿研究[D]. 程文浩.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5]我国增值税的政策过程研究[D]. 杨芳.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20(07)
- [6]新一轮减税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王心怡. 江西财经大学, 2020(10)
- [7]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8]税收制度改革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动态 ——基于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的视角[D]. 陈瑾. 西南财经大学, 2020(02)
- [9]全球减税背景下我国税制竞争力研究[D]. 付梦媛.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营改增”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影响的研究[D]. 乔睿蕾. 东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