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人

一、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论文文献综述）

王慧^[1]（2021）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文中指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基于学术史的考察专业:政治学理论指导教师:马雪松教授20世纪80年代,詹姆斯·马奇与乔罕·欧森从组织理论的立场将长期受到忽视的制度和制度分析带回政治科学的主流议程,大批学者由此汇聚到新制度主义这面旗帜下并开启了新的研究篇章,以至有人开始高呼:“现在我们都是新制度主义者了”!然而,新制度主义的强劲发展一度令置身于制度结构之中的行动者黯然失色,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约束性功能,其本身蕴含的使动意味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迎来观念转向的浪潮,众多学者纷纷加入观念议题的讨论。这一变化对制度分析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表现为各个流派愈益关注观念,更为关键的是,以观念和话语为理论基石的建构制度主义得以兴起。如此一来,新制度主义的观念研究或观念转向议题进入了政治学的中心地带与前沿领域。“观念很重要”似乎已经人尽皆知,但要问观念究竟是什么却又出现聚讼纷纭、人云亦云的局面,所以从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有必要首先为观念这一核心概念确立基本的分析维度。观念是各类行动与社会变革的先导,因而观念一直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课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从不同角度论述观念的重要性。就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而言,很多学者为观念的界说付出了努力,综合来看,包含类型、层次、要素、形式在内的观念的划分都可以归纳为观念的结构要素,表示观念孕育于特定的政治背景、经济基础、制度结构及社会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结构性特征。观念无法凭空产生或存续,需要依附于特定的行动者并经由传播观念的话语、叙事、框架等呈现机制才能切实发挥作用。观念与制度的内在关联是贯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研究的核心主线。从辩证的立场来看,观念即是制度,制度即是观念。本文从两个角度论述观念等同于制度的观点。从既定结果来看,某些观念性要素具有制度的属性,从转化过程来看,某些行动者的观念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制度和政策。观念影响制度的生成、维系和变迁,制度也会影响观念的生成、维系和变迁,但这两条进路又有着本质区别与研究侧重。观念议题回归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政治科学领域观念与制度相结合的首次尝试,而是有其深刻根植的历史脉络,观念与制度同等重要以及密切互动的观点可上溯至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以观念复归作为切入点并扩大分析视域可以发现,观念研究在政治学的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兴起、衰落、复兴的转折时期,对其加以考察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的前因后果。传统政治学研究中观念与制度相互交织在一起,旧制度主义虽然部分承袭了此前观念研究的传统,但偏向于对制度和观念予以宏观探讨与静态描述,旧制度主义的局限以及随后大行其道的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主导了观念研究的衰落,不过这一时期仍然产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念性成果。观念的复兴发生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仅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分支。聚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转向,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均从不同程度和不同角度加深了对观念的理解,但各个流派的观念转向有其独特性。建构制度主义代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观念维度上取得的突出成就,其与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有着特殊的渊源,这一流派的分析基础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二元性或双重性,不确定性,利益与制度的观念建构,观念与制度的路径依赖。建构制度主义仍处于发展过程中,遵循建构逻辑而依次成长起来的观念制度主义、话语制度主义、修辞制度主义和沟通制度主义均可被视为其内部的取向。理论的变革无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与回应,脱离现实的理论往往是空洞的和盲目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发生观念转向的关键原因在于,既有的制度分析框架无法为某些现实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看待和理解这种转向可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加以思考。一方面,观念转向促使各个流派加强对话交流与认同意识,缓和了各流派之间的理论张力,随着观念研究的逐渐深化,制度分析的视野得到相应的拓展。另一方面,比较政治研究离不开对规范和价值问题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立足日常经验反思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观念转向带来的深刻启示时,有必要审视观念与制度的正当性,好的观念和好的制度是任何文明社会都应努力追求的目标。结构制约能动,能动生产结构,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动力最终落脚于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建构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并使由行动者建构的制度更好地发挥约束和使能作用,是一项需要加以认真和审慎探索的课题。

刘晓丽^[2]（2021）在《彼特拉克《秘密》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是意大利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伟大先驱,因其重要性,常被人们称为“人文主义之父”。其作品《秘密》全面、集中体现了处在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初期的彼特拉克思想的复杂性、深刻性:其中既有古典文化的深厚积淀,又有中世纪思想的部分遗留,既有基督教教理教义的深刻影响,又包含了新时代思想的重要启示,典型代表了彼特拉克所置身的那个正在经历巨大历史变革的时代,并预示了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国际学术界对彼特拉克的生平、思想及着作的研究总的来说已经比较完善,但具体来看,对《秘密》的研究不如对《歌集》的研究那么数量繁多、深入全面,仍尚存空间,比如对其所体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就有待从更多角度具体分类阐释,进行进一步深挖。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伟大人物,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发展有着巨大影响的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国内学术界对其的研究大部分仅仅停留在对其生平、思想的总体介绍层面上,对其作品的关注也多集中在《歌集》上,更多深层次的研究却为数不多。对其着作《秘密》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本研究课题以《秘密》的原文文本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依据,在收集、整理、分析、归纳第一手原文文本资料的基础上对彼特拉克的思想进行深入、多角度的解析和挖掘,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内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探索,为其他学者同行进行进一步研究奠定一定的基础。本项研究以《秘密》及其包含的人文主义思想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首先通过语文学研究方法对原文文本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深度挖掘其中所包含的思想伦理内容。其次,采用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将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置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中,通过分析彼特拉克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经历的历史变革来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文化趋势对彼特拉克的复杂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同时,采用对比研究方法,进行文本的比对与分析,对彼特拉克的思想进行溯源,尝试分析古典文明、基督教信仰以及中世纪文化在彼特拉克的思想构成中所处的地位。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秘密》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是其最重要的拉丁文作品。不同于在其他作品中彼特拉克所竭力呈现的完美的自我形象,在这部自传反思体的作品中,彼特拉克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揭示了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充满无法平息的心理冲突、矛盾煎熬和焦躁不安的隐秘状况。以对话的形式深入探讨了人的幸福、人的意愿、死亡、恶习、美德、傲慢、贪婪、野心、怠惰、尘世之爱与对上帝的爱、尘世荣耀与天国荣耀等重要主题,体现了彼特拉克在伦理道德哲学领域深刻而复杂的思索和探究。本文尝试从伦理学角度分析、归纳、总结这部作品中所论述的众多主题概念,从中概括提炼出彼特拉克具有多层次、多维度复杂内涵的人文主义思想:既是关照历史的,又是注重现实的,还是面向未来的多元性思想。按照其涉及的不同领域梳理为五章分别进行论述:幸福观、财富观,爱情观、荣耀观、对于两大重要习性“傲慢”和“怠惰”的看法。同时从彼特拉克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对其思想内涵加以整体考察,分析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彼特拉克复杂的思想所造成的影响,厘清古典文明、基督教信仰以及中世纪文化在彼特拉克思想中的反映,追溯彼特拉克思想观念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因素,由此揭示出彼特拉克感性与理性结合,物质与精神协调,尘世与天国对立统一的新型伦理观念。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尝试综合归纳彼特拉克在《秘密》中所呈现出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整体特征,概括其对后世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影响与启示,以期较为全面深入地剖析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客观辩证地看待彼特拉克的历史地位和思想价值。

阳火亮^[3]（2021）在《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对个人的现代性处境的一次尝试性探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由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为何要服从国家,以及如何服从国家;国家为何需要保护自由而平等的个人,以及如何保护?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家处于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国家本身具有超越性。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中,既包括神学国家的因素,也包括自然国家的因素,其重点是国家在个人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概而言之,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为什么要保护个人自由,而个人又为什么要服从国家权力?个人自由有没有可能在公共政治和私人生活之中找到某种确定性和存在的空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这个保护与服从的问题,直接涉及到现代国家的概念与理论,涉及到人的现代性处境的本质。霍布斯国家理论的核心是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即保护与服从。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国家就是个人的集合体,霍布斯试图平衡主权和个人,而不是偏向其中一方。要实现这一平衡,国家就必须要有政治决断以及实现这一政治决断的力量。个人的敌人不是国家,国家权威的敌人也不是个人自由,个人和国家共同的敌人是战争状态。对于个人而言,唯一能够相信的可以提供保护的,只能是出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国家就是共同体本身,就是个人通过彼此之间社会契约构建起来的全体人民,服从国家也就是服从个人自己。个人只有在群体中才会涉及到他人的利益,正是因为群体生活中可能产生的冲突,个人才需要国家来进行保护。因此,国家的保护和个人的服从都是基于国家的存在是以保护个人生命和自由为目的。人的困境在于,有没有可能既想要得到国家的保护又保留充分的个人自由?传统而言,国家权力多一点,个人自由似乎就少一点:人总为这个自由的空间担忧或者是挣扎。人的本质是什么?人需要的是确定性,以摆脱对未知的暴死的恐惧;人需要的是现世的安全,而不仅仅是来世的救赎。然而,人能够获得对自身生命和自由的保护,以对抗未知的、不确定性的世界,在于他对自身困境的认知。对人真正的体验和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地去理解人性。任何以自己的意识去替代他人体验,都必然导致强迫。人或许一生就处于这种自我感知与他人感知难以完全协调一致的困境中,世界的多彩源于此,世界的战乱也源于此。国家要想得到个人的服从,必须从人所处的困境出发,真正理解个人对其生命和自由的感知。个人要想得到国家更好地保护,也必须在自我认知的基础上学会和他人相处。人渴望私人自由,又渴望公共参与并在集体中得到认同,这必然需要人找到其中的平衡。

史利明^[4]（2021）在《优西比乌的“野蛮”观念探析 ——以《教会史》为核心》文中研究指明何谓“野蛮”,这是研究西方文明发展史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基于对“教会史之父”优西比乌的史学着作之梳理与研究,尝试厘清这位早期基督教史学家对“野蛮”所进行的文本叙事及意蕴阐释,继而揭示其历史意义。基本上,优西比乌笔下所指涉的“野蛮”,在以下两方面得以区别与展开,即“异教的野蛮”与“基督教异端的野蛮”。异教的野蛮,主要包括史前人类的“野蛮”以及异教罗马统治者的“野蛮”;基督教异端的野蛮,则主要涵盖基督教的诺瓦替安派、摩尼派等异端的野蛮。优西比乌通过对“野蛮”这一观念的定义与适用,将世人之所以野蛮的主要原因,阐释为或因其不信仰基督教（即异教）,或因他们对基督信仰发生了偏离（即基督教异端）。正是藉由此种对“野蛮”观念的构型与重塑,优西比乌针对何为“野蛮”这一重大问题,为受众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历史文本叙事与史学理论构建,从而有效地服务于早期基督教信仰的传播。

沈斐^[5]（2021）在《困境与选择：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研究》文中认为

次春雷^[6]（2020）在《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较为复杂,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窒息了古希腊罗马体育的薪火传承;另一方面又奠基了近现代体育发展的雏形。破解这一“双重效应”谜题的钥匙主要有两把:一是中世纪前后欧洲精神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运动;二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历史运动。因此,长期以来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倍受学界争议,不仅使之成为一项经典课题,又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本文立足上述两方面影响,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线索如下:一、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之间关系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种关系实际是宗教与体育之间关系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环节。其逻辑形态主要体现为:原始宗教与原始体育之间具有的内在关联;古希腊崇拜健与美的宗教特质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原型;古罗马宗教的多神形态与角斗竞技文化的形成;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迫使古代奥运会、角斗竞技两大体育赛会双双覆灭。二、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古代传统体育具有显性的压制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一个方面,也是最为明显的方面,成为了众多研究者的共识。这种压制影响,主要体现在早期基督教的生命观与身体观所确立的灵肉二元分裂的基础性观念;促使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禁欲生活对体育活动的全面排斥;从而导致中世纪竞技体育全面衰退、学校体育领域空白、民间体育发展严重受阻的历史现实。三、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近现代体育具有隐性的奠基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二个方面,是隐蔽的方面、需要深入考察的方面,也是多数学者未曾系统剖析的方面。基督教的唯灵主义与生命观的超越特质是这一效应的精神基础;中世纪骑士比武大赛隐蔽传承着竞技体育的文化形态;经院哲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为体育发展奠定了理性基础;中世纪中后期城乡体育的崛起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促使中世纪体育观念再生。四、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蜕变促进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形成的“灵肉一致”观根本动摇了禁欲主义身体观;“灵肉一致”观的深化加速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民族意识,并孕育了公民体育权;以及形成的“健康身体”观引导体育回归教育领域。五、中世纪基督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灵肉二元分裂与和解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关系的历史运动主线;对体育所形成的“双重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近现代体育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揭示宗教和现代体育之间依然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联系,这些启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史鉴意义。

杜海涛^[7]（2020）在《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旨在研究“伦理”理念下的正义形态,及其之于西方正义论诸形态演进的关联线索。在黑格尔概念体系中,“伦理”被定义为个体与普遍物的统一。但当用伦理作为现代性诊断的工具时,黑格尔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含义。伦理正义是指诸伦理实体中的正义实践要求,它既体现为伦理实体维持自身所需要的诸美德,也体现为个体与伦理实体中的伦常或美德统一的精神,前者是个人德性的正义,后者是伦理实体的正义。伦理正义既体现在家庭、社团等私人共同体领域,也体现为政治共同体中公民伦理认同的参与精神。在私人领域它对应的是包含着多元善观念的实践要求;在政治领域它体现为伦理精神与公共生活的统一,以完成社会伦理整合与制度系统的统一。以“伦理”看待西方正义论史诸形态,旨在考察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当正义与伦理对立会否产生一种时代自我诊断的精神自觉。因此,以“伦理正义”作为西方正义论诸形态的关联线索去考察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正义论的传统形态包括希腊传统的德性正义形态与基督教传统的神学正义形态,传统正义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性”与“本质主义”特点。希腊伦理世界的正义以个体德性与共同体本质的同一性为基本特质,柏拉图据此概括出“理性—灵魂和谐—个人正义”与“伦理精神—城邦正义—美德正义”两种正义范式,后者就体现出早期共同体社会伦理正义的一般形态。亚里士多德对政治正义和具体正义的德性主义建构,以及对政治与共同体至善同一性理解,也都保留着希腊世界的伦理正义气质。但在基督教神学世界中,世俗共同体不再是人的本质,人在超越层面上获得平等的身份。而在神圣关系中,个体通过信仰向上帝“称义”,“义人”的确认来自于一个外在本质,因而伦理正义又体现个体为回归本质实体的神学诸德性。就“现世”的伦理实体而言,教会和国家虽有不同的世俗正义形式,但它们的正义终极依据都来自于向上帝的称义。政教合一的异化促使正义论转向神圣与世俗相对独立的正义理解。而新教的神学个人主义此世化也为现代正义精神奠定了开端。古今正义论之别的辨证在于德性、城邦、上帝与财产、利益何者为根本善的问题。现代正义以契约论为开端,它一方面体现为个人权利的平等要求,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的合法性。契约主义虽然完成了对人的自由的论证,但它同时也将现代世界带进了一种原子化状态,自我利益与消极自由成为社会最高善理想。而且,就精神发展而言,启蒙把效用性当作人的本质,不可避免地导向时代伦理精神的失落。这为契约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当代分歧奠定了基础。但以契约主义为主的现代正义论在自由、权利取得的成就,为现代政治文明开辟了发展的根基。在当代分配正义以及正义与伦理的论证上,启蒙无疑都扮演着过渡作用。当代正义论的伦理形态可区分为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共同体主义多元正义、互主体的程序正义。当代正义论开端于对分配正义原则的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共同点是自由权利为分配基础,它总体上要求普遍正义优先于伦理生活。社群主义代表了时代精神的自我诊断与自觉,即纯粹将正义对立于良善生活,只会产生抽象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精神。由此,社群主义主张共同体、善较正义更具优先性。在自由主义者的回应中,罗尔斯和德沃金提出一种政治社会的“伦理共同体”,它要求个体认同自由主义政治正义原则的伦理价值,并愿意为其付出“德性努力”与“生活理想”。而一种偏社群主义的主张则认为社会伦理性体现在个人认真对待自己的幸福理想,也能在社会多元的共同事业中形成包含着不同价值内容的共同体。虽然两者在个人善与共同善统一的观点上不同,但就社会伦理正义精神而言,它们都是一种克服消极、包含精神与崇高的当代探索。交往理论下的程序正义形态与承认正义形态,是当代正义论的又一重要形态。哈贝马斯将正义、伦理、道德的规范合理性表现在互主体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正义体现为形式性、合法性、程序性,伦理认同的本真性也要遵循“伦理商谈”原则。在霍耐特看来,哈贝马斯互主体理论没有考量主体之间的情感和道德态度问题,他主张以主体间“承认”作为伦理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正义标准,“承认”作为一个规范标尺,具有爱、团结等互主体的规范要求,社会正义和伦理生活的正义性都将以此为诊断标准。由此,他在承认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分析的正义”等理念,在“横向”上重建了一种伦理性正义的标尺。一种“合伦理”的正义包含着基于伦理关系、具体生活的境遇性正义要求。伦理的理念提出是为诊断现代伦理学诸问题,它要求一种“处境式”的实践理念,这对于注重抽象正义和消极正义的现代正义理解是有针对作用的。正是基于此,伦理在正义论的自我演进中,以一种精神自觉的形式在正义诸形态中起到关联或辨证作用。

都萧雅^[8]（2019）在《《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思想与时代》是依托浙江大学文学院发行于1941年到1948年的一份学术同仁月刊,共发行53期,核心撰稿人有钱穆、张其昀、谢幼伟、张荫麟、贺麟等着名学者。《思想与时代》同仁处在“抗战建国”时期,其学术研究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使命,致力于探索这一时期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的解决方案: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认同;如何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革新纲常礼教的封建专制性,化解其与现代国家平等、民主的政治伦理的冲突;如何调和中西、新旧伦理思想的紧张以及科学、人文价值的分离造成的伦理危机。《思想与时代》的伦理思想即是指以这份月刊为载体的月刊同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守望伦理传统、开展文化本位主义的伦理启蒙、对现代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探索性建构、对政治伦理的实体性建构。就学术特色而言,《学衡》《国风》《思想与时代》三本学术刊物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上的“东南学派”。其显着特征是重视中西文化的交流,提倡“科学时代的人文主义”,并努力坚守文化的民族性。《思想与时代》也是如此,其伦理旨趣与特色表现为:融贯新旧、沟通中西;习道术、明人伦;为实现“抗战建国”的目标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伦理认同。《思想与时代》同仁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伦理观,对传统伦理价值的坚守和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启蒙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展开,对于“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和他们的政治伦理思想是他们文化保守主义伦理观的现实展开。在对于传统伦理的坚守层面,他们否定全盘西化论者完全抛弃中国传统伦理的不合理态度,提出“现代化但并不西化”;否定科学万能说,重估传统伦理的人文价值;对现代化的不良症状展开超前批判,肯定传统伦理之“合理的生活态度”。他们借助美国新人文主义、西方非理性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学说为儒家伦理做了存在价值、方法、伦理道德价值导向等方面的辩护。他们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德性伦理之人格理想与强调孝亲忠国的社会理想、规范伦理中强调礼之别与乐之化的抽象伦理精神值得守护。在此基础上,只有努力积极地对传统儒家伦理进行“现代化改造”,才能真正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在对现代性伦理价值的伦理启蒙层面,月刊同仁认为传统儒家伦理“重德轻智”的伦理优先性以及重直觉不重分析归纳和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阻碍了近代科学的发展,但中国文化仍有接受科学的可能性。他们还探讨了科学共同体建制内部的伦理规范以及科学工作者的社会伦理责任,对核伦理的论述展现出了明显的责任伦理色彩。他们对于伦理道德的近现代转变也有着本质的认识:否定传统伦理的专制倾向,顺应个体道德本原“由天到人”的转变,强调个体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否定传统伦理中的等级制度,强调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伦理精神。以《思想与时代》同仁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伦理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做了甄别,既认同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性伦理价值,又坚守伦理的民族性。他们强调伦理传统与民族特性的深度关联,因此,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又与受伤的民族感情相联系起来,为民族主义提供了坚实的情感与文化基础,强化了国族伦理认同与国家伦理认同。月刊同仁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观念的近代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致力于论证国族同一性与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他们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月刊同仁多持“伦理的政治论”,认为政治应当有道德理想,伦理体系也应当对政治起到导向监督的作用。他们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经历了由世界主义伦理到民族主义伦理的近现代转变,强调国家主权至上,反对国际政治霸权。他们的国内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出了明显的伦理启蒙特征。他们提倡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伦理价值。他们的民主观是一种“高调的民主观”,民主的精神意义远远超过了民主的程序和制度意义。他们的自由观是一种“有组织的自由观”,强调个人自由的发展不能与公共利益相悖。此外他们基于当时的《五权宪法草案》,对于政治制度应当遵循“分权精神”还是走“全能政府”路线也有一定探讨。月刊同仁将人看作“在境性的个体”。他们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不能忽视个体人性中的民族诉求,但是个体可以参照其他文化对自己文化的道德原则进行反思。因此他们一方面重视个体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也强调个体的道德自由和政治自由。既争取自己民族的自由,也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总之,《思想与时代》的同仁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既坚守了中国传统伦理的优秀内容,又吸收了西方的现代伦理观念,力图建构一个融合传统与现代、面向未来的伦理体系。他们的思考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有诸多不足,但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

郭瑞^[9]（2019）在《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地区传播发展的历史背景、基本脉络与主要特征,梳理基督教向阿拉伯半岛不同区域传播进程中发生的历史事件,探讨基督教的传播为阿拉伯半岛地区带来的诸多影响,从而归纳总结出基督教与阿拉伯半岛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和互动,诠释了东西方文明互为融通的历史特征。正文包括三部分,共分九章。第一部分概述了基督教自诞生起在阿拉伯地区的发展轨迹,从传播动力、教义发展和演变特征三个角度入手,勾勒出基督教传入阿拉伯半岛前后所经历的重大变化。国家代替了使徒和教会,成为基督教向外传播的幕后推手;阿拉米文化与犹太传统、希腊哲学共同促成了基督教本土化的产生;基督教的城居属性成为其在阿拉伯半岛地区传播与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瓶颈。第二部分记叙了基督教向阿拉伯半岛不同区域传播时面对的不同挑战。在阿拉伯半岛北部地区的传播过程共经历了三个重要的阿拉伯王国,分别是帕尔米拉王国、加萨尼王国和莱赫米王国。三个王国因所处时代不同、政治立场各异,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不同的政治土壤。在阿拉伯半岛中、东部地区的传播,主要面向的是众多阿拉伯游牧部落。在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长期对抗的大背景下,公元4至6世纪,先后出现了以坦努赫部落、肯德王国等部落王国为中心的拜占庭-阿拉伯部落联盟,并且经历了从正统派基督教向一性论派基督教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聂斯托利派教会体系在萨珊帝国的确立,阿拉伯东部及波斯湾沿岸地区也经历的从异教社会向基督教社会的转型。在阿拉伯半岛西南地区的传播主要围绕也门和纳季兰两大区域展开。公元4至6世纪,东非阿克苏姆王国基督教政权与也门地区希木叶尔王国犹太政权之间的对抗与妥协,最终导致了公元520年发生在纳季兰地区的基督徒大屠杀,这起事件间接导致了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势力的介入,从而为基督教在该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更多不确定因素。第三部分分析了基督教的传入对于阿拉伯半岛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基督教对阿拉伯半岛政治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阿拉伯基督教部落联盟的形成和基督教对于部落社会政治结构的改造,随着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部分地区的深入发展,基督教政权和基督徒社团不断发展壮大,并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区域政治的发展,同时阿拉伯部落民众的身份认同也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发生着些许转变。基督教对于阿拉伯人精神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诗歌与宗教思想方面,通过对阿拉伯诗歌中基督教元素的分析,可以看到基督教并未真正走进普通民众的精神生活,通过对哈尼夫思想产生宗教背景的分析,可以看到基督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本土原生一神宗教思想的产生和完善。基督教对早期伊斯兰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基督教对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潜在影响和基督教对于早期伊斯兰教的影响。身处基督教发展相对繁盛的希贾兹地区,穆罕默德本人受到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基督教对于早期伊斯兰教教义的完善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向阿拉伯半岛的传播是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一个历史现象。基督教在向半岛扩展过程中经历的各种碰撞与融汇,深刻揭示了当时以半岛为核心、向北延伸至肥沃新月的广大阿拉伯地区频繁变动而又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形态。早期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及地方化过程中,虽不断进行自我调适并获得短暂繁荣,但终因受到当地固有的阿拉伯传统习俗、多元文化差异以及基督教内部教派分裂等诸多因素的制约,难以在阿拉伯半岛形成宗教主导之势。但基督教无疑为该地区留下了丰厚的宗教遗产,诠释了东西方文明互为融通的特征。

胡振江^[10]（2019）在《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俄罗斯宗教哲学是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索洛维约夫是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奠基人和缔造者,他完成了俄罗斯哲学体系的构建,从此,俄罗斯有了自己独立的哲学传统和理论体系—俄罗斯宗教哲学。索洛维约夫哲学思想对俄国哲学影响巨大,他的哲学成为20世纪初俄国“宗教哲学复兴”运动的主要思想源泉。索洛维约夫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对西方哲学的反思与批判,理论基石是东正教神学传统,论证方法是西方理性主义。索洛维约夫哲学体系由万物统一、自由神智学、神权政治三大理论支柱构成。他认为真正的哲学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综合的自由神智学,科学、哲学、神学的统一才是完整知识。神智学即爱“神的智慧”,索洛维约夫引入了“索菲亚”概念,并成为了一种专门的学说,即“智慧学”的索菲亚思想,索菲亚思想贯穿于索洛维约夫整个宗教哲学体系中,是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内部构成机理和核心原则。首先,本文系统论述了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的理论渊源:在俄罗斯民族的重要历史时期,具有高度使命感与宗教性的俄国知识分子,反思和寻求俄罗斯民族文化与哲学的发展道路;批判地吸收了圣经中“神的智慧”、诺斯替教的“索菲亚阴性创世”的思想,借鉴并发展了犹太教神秘主义神学和古罗斯女性崇拜的传统;传承了普罗提诺新柏拉图主义的“努斯”、“灵魂”思想,借鉴了斯宾诺莎“精神与物质”同一、谢林“同一哲学”的思想。其次,本文全面阐述了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体系的批判对象:对传统宗教的反思与批判,对西方哲学危机的反思和批判,对俄罗斯哲学自身非体系化困境的反思与批判,是索洛维约夫索菲思想建构的理论批判基础。再次,本文揭示了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的建构逻辑与多维内涵:在东正教神学的思想语境中,在神秘主义的理论前提下,在理性主义论证逻辑下的建构起索菲亚思想体系;从本体论、拟人化、人类学三个维度详细阐释了索菲亚思想的哲学内涵:本体论维度上的索菲亚是世界灵魂、是第二绝对者;拟人化维度上的索菲亚是上帝的化身、与圣子同位格、永恒女性形象;人类学维度上的索菲亚是基督里的人、理想的人类、上帝和人的联结。最后,本文评价了索洛维约夫哲学及其索菲亚思想在俄罗斯哲学发展史中具有奠基性的地位与深远性的影响。这种地位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为后来俄罗斯哲学的发展确立了基调,即“万物统一”哲学本体论范式、“新宗教意识”哲学取向以及普世意识的基督教世界观;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对西方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批判价值是宗教唯心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消解及其后宗教的救赎主义理想。同时,索洛维约夫的菲亚思想也存在深刻的矛盾性和浓郁的乌托邦色彩。

二、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论文提纲范文）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彼特拉克《秘密》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论文提纲范文）

（4）优西比乌的“野蛮”观念探析 ——以《教会史》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6）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论文提纲范文）

（8）《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10）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希腊哲学是基督教思想的奠基者（论文参考文献）

• [1]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观念研究 ——基于学术史的考察[D]. 王慧. 吉林大学, 2021(01)
• [2]彼特拉克《秘密》中的人文主义思想研究[D]. 刘晓丽.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3]保护与服从 ——霍布斯论现代国家[D]. 阳火亮. 北京大学, 2021(02)
• [4]优西比乌的“野蛮”观念探析 ——以《教会史》为核心[D]. 史利明.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2)
• [5]困境与选择：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研究[D]. 沈斐.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6]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D]. 次春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西方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形态[D]. 杜海涛. 东南大学, 2020(01)
• [8]《思想与时代》（1941-1948）伦理思想研究[D]. 都萧雅. 东南大学, 2019(01)
• [9]前伊斯兰时代基督教在阿拉伯半岛的传播[D]. 郭瑞. 西北大学, 2019(01)
• [10]索洛维约夫索菲亚思想研究[D]. 胡振江. 黑龙江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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