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破行政垄断出路在哪里？（论文文献综述）
张旭文[1]（2021）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文中指出当前我国进入由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向平衡、充分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也在发生变化。在诉求缩小城乡、阶层差距,诉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大背景下,保障性住房制度是城市弱势群体基本生存的“兜底”制度。而城市弱势阶层又以新时代的产业工人主体“农民工”为主,为此,从城乡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问题,以保障性住房制度为问题的“纽结”,关联到城乡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双向互动问题,从而跳出了城市谈城市保障房、跳出了保障房制度本身谈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可以使研究更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本研究主要采用理论分析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过程中存在的“有效性不足”问题,以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主要分析视角,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发生和变革的逻辑,并得出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在市场发育不完全情况下,我国以“政府引导市场”模式推动保障性住房发展有其合理性,但是随着经济社会越来越复杂化,这种模式的路径依赖,使我国保障性住房供求结构失衡,供给有效性不足,为此,启用“市场引导政府”的模式,可以大大降低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达到有效供给目标的交易成本,增强保障性住房制度效率。在交代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理论与方法、以及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观点的基础上（见第1章、第2章）,本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内容: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历史与制度变迁逻辑（见第3章）。通过梳理我国保障性住房形成和改革的历程,得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的逻辑: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体制的形成,是伴随着我国住房制度改革而发生和发展,它遵循着与我国住房市场化、商品化改革的互动逻辑。通过我国住房改革和保障性住房发展的历史变迁,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政策的路径选择及其成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向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过程,基本的主导力量还是政府通过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利用不完全的市场,发挥强有力的经济介入和控制作用的过程,即外界称之为“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实施过程,由此,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基本上可定位为“政府引导市场”模式。第二,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的现实困境及制度原因（见第4章）。在相关政策文献和研究文献梳理和现实调研的基础上,设计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这种评价内容涵盖量的标准、质的标准以及社会公平目标的价值标准。以此评价内容为评价标准,发现我国保障性住房的“有效性”是充分还是不足,找出与供给“有效性充分”的要求存在的差距。主要以制度经济学为分析框架,分析保障性住房存在供需不平衡,供给的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原因,并以制度设计为手段,旨在打破过度通过行政权力配置保障性住房的旧制度路径依赖,形成市场配置保障性住房,以顺应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一主要矛盾的破解所需,以及改变当前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追求高速度忽略内涵式发展之弊端。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实证研究（见第5章）。通过模型分析,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保障性住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以及与保障性住房住户满意度问题,实证得出的结论是总体来看我国保障性住房原有的政府引导市场模式已经造成了一定保障房效率不高现状,需要一种新的模式来重新引导保障房的保障职能。第四,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变革的个案分析（见第6章）。通过分析重庆模式、上海模式和丰城模式三个典型案例,及其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分析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可资为借鉴的经验。三种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破解了保障性住房制度运行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制度运行交易成本增大,而导致保障性住房供给的有效性不足甚至无效率供应的尴尬局面,其通过制度变更形成现有模式的内在的动力,是相关主体对于超额剩余,即“租”的寻求以及对于制度运行过程中交易成本减低需求的行为反应。第五,我国保障性住房改革关键制约因素与“市场引导政府模式”路径转向（见第7章第8章）。在前述我国保障性住房存在不足及制度原因的现实问题梳理基础上,提炼出导致供给有效性不足的核心制度因素,结合前述案例经验,论证了“政府引导市场”的改革模式要发挥较好的效率,其前提是政府掌握的信息存在非滞后性,而现实中政府的决策滞后于市场机制的反应能力,导致保障性住房在受惠主体的甄别、保障性住房的供给结构（安居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还是特租房等）和布局、投资结构和方式等,均出现了较大的问题。与更充分、更有效供给要求有一定差距,为此,必须通过制度的安排,降低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实施效率,打破行政权力主导保障性住房建设而发生偏差的体制机制之弊,充分研究市场规律和市场供求,从而打破“政府主导市场”模式的路径依赖,向“市场主导政府”的新的改革路径转型。在明确了市场引导政府的大的改革方向后,本研究对于与市场导向相关联的产权问题、大数据赋能问题、交易的信用问题等,以制度经变迁的内在机理为分析框架,作了较深入剖析和制度设计的探索。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融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结合,分析了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存在的问题,得出了以下结论第一,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甚至出现局部无效供给现象;第二,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的关键是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形成及改革的历史逻辑在于政府引导市场。第四,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应该是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保障性住房相关主体交易成本的节约行为选择是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内在逻辑。为此,提出的制度建议是:契合新时代平衡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诉求,改革的主导价值应该是激发相关主体的内生力量主导制度变迁。为此,未来改革的总方向应该是市场引导政府,即政府作为保障性住房供给主体,须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激励机制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率,为此要在产权改革、法制环境建设、大数据赋能等方面,为市场机制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更加有效”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论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次系统地通过制度变迁的理论视角,研究保障性住房供给问题;第一次从供给“有效性”的问题出发,系统研究保障性住房制度变迁的逻辑并提出改革的思路。得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体现在:对于我国保障性住房发展历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的四重悖论问题的提出;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诉求下顺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市场引导政府”路径转向;打破城乡建设用地二元结构壁垒实现农村建设用地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以促成保障性住房供给成本降低,从而使保障性住房回归“可负担性”本来定位,等等。
刘焕申[2]（2021）在《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1）发展道路的选择正确与否至关重要,既关系到决定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存和生活境况。1893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前,列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俄国的基本国情,依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性的回答和解决了俄国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怎样走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形成了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伟大的革命家的列宁,其俄国发展道路思想随着俄国革命实践的推进而变化、丰富、发展和完善。对此,学界已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上承马克思恩格斯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理论,下启中国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和推动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由一国向多国发展,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和实践。由于时代因素和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也有其局限性,有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之处,探究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来龙去脉,分析和厘清列宁在探索俄国发展道路中的心路历程,总结其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明晰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所说:“只有回看走过的路、比较别人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2）概括的说,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就是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立足俄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动员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农民阶级共同斗争,使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尽快摆脱沙皇专制,消除农奴制度,缩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实行工农民主专政,尽可能减少俄国人民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努力使俄国率先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而推动西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最终促使全世界成功走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道路而进行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探索。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所谓列宁主观想象、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有其特定的历史依据、时代依据、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它是俄罗斯民族立国千年来向东还是向西的阶段性表现,有其内在的历史发展基因,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历史依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纪之交进入世界历史时代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并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时代依据;是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农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现实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为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理论依据。列宁个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对俄国国民性和俄国国情的谙熟、勇于和善于联系实际等主观条件也是这一思想形成的重要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依次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列宁据此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列宁联系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结合俄国具体国情,对俄国未来的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列宁认为,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一方面,通过沙皇政府得到扶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俄国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使得俄国资产阶级既有通过革命推翻专制政权,消灭农奴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又有对沙皇专制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他们担心民主革命中工农运动的壮大和兴起会威胁到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必定会在革命的关键节点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共同对付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因此,资产阶级不能担当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组建了统一政党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阶级性和先进性,应当而且能够承担起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农民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坚强同盟军,通过满足农民的利益组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保障。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走一条新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为进行下一步的社会主义变革准备条件。列宁指出,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和剧烈冲突的性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而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在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和科学策略的指导下,俄国完全可以率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本文以《列宁全集》60卷为依据,结合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进程,系统研究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发掘其时代价值。研究按照形成依据、形成过程、形成内容、形成意义的逻辑理路展开。论文主体内容包括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条件、主要内容和重要价值三大部分,分为六章:第一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社会背景。通过阐述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交汇东西方文明的独特文化特征和近代以来俄国统治阶级和思想界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思考探索以展示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文化渊源、历史文化传统和历史依据;通过阐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时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争夺原料产地和世界市场使列强大肆入侵落后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思潮,促进了源自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文化的俄国的广泛传播,论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时代依据;通过论述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沙皇政府资产阶级改革促进了各社会力量组建政党表达政治诉求,工农运动蓬勃发展,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敢也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阐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基本国情,即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通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思想及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厚重的理论依据。通过概述列宁个人成长学习经历和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俄国国情相结合的思维特点,阐释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主观依据。第二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演进。通过阐述列宁探索俄国发展道路的三个阶段论证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演进。第一阶段,1893年到1905年,列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俄国经济社会实际,论证了俄国资本主义形成发展过程,深刻阐述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第二阶段,1905年到1914年,列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剖析俄国社会各阶级,阐释了无产阶级必须掌握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导权,领导农民等小资产阶级在俄国走工农民主专政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第三阶段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其腐朽性和垂死性决定这一阶段必然向新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革命形势要求俄国无产阶级应当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巴黎公社制的新型国家——苏维埃共和国。第三章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分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继承、丰富、发展了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论证。通过分析列宁相关论着,阐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历史进步性、特殊性和落后性的思想,雄辩的说明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城乡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具有一定历史进步性。但俄国资本主义和农奴制同步形成同时发展的并存性和对内对外的高度依赖性导致了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依附性、软弱性和滞后性,内外矛盾交织尖锐,使俄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第四章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通过分析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论着,论证列宁对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内外因思考和探索,阐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标志等思想。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无产阶级完全有条件实现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只有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才能取得对沙皇专制的彻底胜利,才能以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完成民主革命。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列宁认为,工农民主专政的实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之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掀开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设。第五章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通过研读《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论着,阐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特征和历史地位的分析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阐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要论断和俄国无产阶级应立即夺取政权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列宁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阶段,这是通向社会主义的阶梯,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应当把握时机、抓住机遇、大胆出击,在本国无产阶级努力和欧洲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实现从民主革命想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第六章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影响和价值。通过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俄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深刻影响来论述十月革命前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俄国价值、世界价值和中国价值。首先,通过阐述这一思想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指明了俄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十月革命的理论基础和基本遵循。这一思想论证了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途径和策略,坚定了俄国党和人民必胜的决心和信念,引领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其次,论述这一思想对十月革命后俄国巩固政权和国家建设的影响。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源头,是实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来源,直接影响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展道路探索和实践。再次,阐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探求独立解放道路的影响。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联系俄国革命的经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政党建设、统一战线、革命策略等提出了针对性意见和建议,推动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反帝反殖反霸斗争和民主民族独立斗争的开展,坚定了他们开辟新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第四,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关于民主革命性质理论、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农民地位作用理论、革命发展阶段理论、革命前途理论等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性质理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领导权理论、工农联盟理论、中国革命两步走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前途理论等的直接影响来说明这一思想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和实践的重大理论指导作用。第五,论述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影响。通过阐述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全球化理论等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两制和平相处理论的重大启示说明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启迪。第六,通过阐释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在时代主题认知、革命家集团培养、意识形态教育、历史机遇把握、科学分析资本主义利弊、坚定理想信念等方面的理论贡献,说明这一思想在决策制定、领导核心建设、人才培养、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启示。
孙颖[3]（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认为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朱美姝[4]（2021）在《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文中认为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自认为赢得“冷战”,从此可以独霸世界,然而,也就是不到三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阔步前进,美国反而陷入了政治分裂和经济混乱,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问题日益凸显。笔者恰在特朗普执政四年期间的两年在美国从事田野调查工作,亲身体会到美国式民主制度日薄西山,以土地开拓为原动力的美式经济走向尽头,美国社会种族主义矛盾空前尖锐。在此时刻,我们研究美国当年的西部边疆开拓个案,就会发现美国兴盛发展的历史时机和动力,经过近两百年的发展,美国开疆拓土的资源枯竭,移民动力消退,最终会导致以个人主义和利润为核心的西方民主失去生产方式的支撑。这些历史经验和制度问题对世界各国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域外经验。笔者在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期间,十分有幸搜集到了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家族的档案、日记和信件,通过对现今依然居住在俄勒冈大学所在地——尤金的里奇菲尔德家族后人的访谈,我发现这个家族史非常典型记录了从踏上这片新土地到美国独立、从西进运动到世界大战、从战后美国的崛起到今天的三个主要历史过程,理查德·里奇菲尔德的三支祖先,因为不同的原因踏上这片大陆,后来在美国西部开发中移民俄勒冈。真正的历史是无数个人的生命史,正是在所有人的具体行动中,逐渐产生了历史的必然性。家族史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从个人生命史的角度去观摩这场巨大的历史盛宴,而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们自觉地保留并留传下来每一个时代主要家族成员的个体经历,通过采访、收集、记录这些个体经历,我们向中国读者展示出美国西部移民前后直到今天,这个移民家族在美国的生活:包括独立战争期间他们对旧世界的厌恶和对新世界的渴望,而他的后代,又站在另一个起点,视父辈建造的世界为反抗的对象。这一过程将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第一章主要介绍我的田野对象,通过对俄勒冈尤金地区的了解,就能更准确地了解里奇菲尔德本人以及他的故事,了解这个家族在美国西部移民历史中的典型意义和特殊位置。第二章主要依照历史先后顺序,记录并探讨了里奇菲尔德家族最早移民美国的先祖,提出他们原来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特征对来到美国的影响。第三章主要展示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美国后,白人在开拓殖民地,掠夺印地安人土地方面的历史细节,这些田野材料再现了美国社会制度建立初始阶段土地问题和种族问题的关系。第四章展示了里奇菲尔德家族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经历的具体活动,这段历史的意义就在于经过美国独立战争,里奇菲尔德的先辈决定“西进”。第五章和第六章记录了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西部的具体过程,记录了当事人的后代如何看待父辈们历尽艰辛,逐步获得土地并赢得社会地位的过程。第七章是在通过以上田野调查和文献回顾后,我们深入研究里奇菲尔德家族史的意义和问题,而这主要是通过对里奇菲尔德本人进行访谈研究来完成的。笔者经过连续两年对里奇菲尔德本人的访谈和连续三年对其家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完成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从这个家族史中可以看出,每一个成员既是参与者,又是敬畏的观众。如果童年和青春期的经历植根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那么每一代人的青春期矛盾既相似又不同,历史运动是每一代人的集体创造。对于失去自己土地、仪式和传统起源的移民国家来说,回溯家庭的历史具有文化认同的意义。1840年以后,有陆陆续续的东部和中部移民迁往俄勒冈州,他们起先是骑马和马车,然后通了铁路、水运。这中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其中就包括里奇菲尔德的先辈们,这也是美国疆域一步一步西进的过程。在这一时期,俄勒冈对于美国来说是西部边疆,具有外来文明和土着文明交界的边疆特征,西进过程也是美国人真正形成的过程,在对土地的掠夺中,诞生了美国式的民主社会。笔者观察美国西部边疆开拓史的主要视角是土地。从印第安人手中获得土地的不正义性,到为了独立从英国人手中夺取土地的正义性;大到争夺土地的战争,小到土地的投机与兼并,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就是土地发展的历史。土地不仅意味着机会,也意味着矛盾的转移。当最后一块边疆被占据以后,土地开拓之路关闭了,国内的矛盾不能再依靠新的土地来转移。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民主派和共和派前所未有的分歧,国内的宗教矛盾、移民矛盾、贫富差距、性别矛盾一并爆发,但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美国土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而不是“国有”或“集体所有”,美国移民开拓土地到哪里,那里就是美国的边界。来到新大陆的每一个人,都是从土地买卖开始的,他们跳过了旧大陆将土地和民族、土地和文化联系起来的阶段。因此,美国土地的问题深深隐藏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中。新教思想所蕴含的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了美国土地价值观和企业家文化,认为土地真正唯一的价值,是可以买卖并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商品。土地成为投机的目标。当然,积累财富的道路之所以畅通无阻,是因为他们有一块富饶的大陆。但是,随着西部边疆开拓时代的结束,西部再也没有更多的自由土地,对自由土地的无止境追求导致资本和领土扩张,对自由经济的无止境追求产生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
察应坤[5]（2020）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山东实力派人物王鸿一联合了一批志趣相同者在北京创办了《村治月刊》,旨在全国推行以河北定县翟城村、山西村政为基本模式的“村本政治”。时人对此知识人群体以“村治派”称之。在王鸿一整合下,村治派不仅在学理上有吕振羽、梁漱溟、茹春浦等理论派人物鼎力加持,也获得了米迪刚、梁仲华、彭禹廷等地方自治力行者的实践响应,遂使村治思潮在全国渐成蓬勃之势。后在梁仲华、梁漱溟、孙则让苦心经营之下,村治派与其他团体相呼应,全国各地乡村建设运动纷纷兴起。以往的研究中,常常把“村治派”作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附庸来展开,未曾追溯村治派的起源,也没有考察它的发展历程,对于村治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对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发挥的作用也没有专题的研究。本文将村治派从起源到巅峰再到沉寂的过程作一事实的梳理,以弥补、校正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及成见;同时将村治派置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清理出它的学理主线,并与政党介入、宗教介入的社会改革相对比,以探求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自由主义三种思想指导下的乡村社会改革所呈现的不同面貌,进而观察国家力量渗透和基层社会改革张力下的近代中国乡村问题解决之道。村治思潮产生于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20世纪初叶中国农村的衰败,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受到外来力量的冲击造成的,这也是任何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晚清民国政府为应对国际国内新局面,出台了若干地方自治政策,试图缓解社会危机,由此催生了三个区域的早期村治实验:河北翟城村治、山西村政和曹州府善后局设立。正是这种社会生态,促成了“村治派”的产生及其对中国农村出路的不懈探索。1929年,王鸿一联合米迪刚等人创办《村治月刊》,标志着村治派的正式形成。早在1922年王鸿一和米迪刚在推动实行西北垦殖时相识相知,并在“村落自治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这一认识上达成一致。米迪刚亲身参与并主导的翟城村治为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体系提供了样本参考和理论借鉴。1924年,两人在北京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以村落为单位进行乡村改革,并提出了一套以村治实践为基础的建国方案,但在时局动荡之下,影响极为薄弱。1929年3月,在阎锡山、冯玉祥支持下,王鸿一集合米迪刚、吕振羽等一批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号召“实现革命主义、恢复民族精神”,创办了《村治月刊》,并以此为大本营研究村治学理、推行村治实践。众多学校、媒体、社团纷纷响应,一时间研究与推广村治成为全国潮流。民主政治的激进化是村治派主张的歧出。吕振羽由“改良”转向“革命”和彭禹廷由“民主”转向“封闭”是民主政治激进化的两个方向。“民主政治之如何确立”,是《村治月刊社宣言》里的重要内容,作为《村治月刊》的主编和主要理论旗手,吕振羽最初将“民主政治”定位为“三民主义的村治”,主张“非暴力的革命建设”,这与王鸿一“全民政治”和米迪刚“民主传贤”的主张是一致的。随着社会情境和个人际遇的变化,吕振羽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认为发动农民斗争、革命夺取政权才是解决农村问题的正确路径。彭禹廷提倡以“缩小的三民主义”在宛西实施地方自治,后在多重重压之下,转向了一种封闭的权威性地方自治,最后以失败告终。与彭禹廷将地方自治缩小在局部的、封闭的、独立的空间范围不同,吕振羽更强调在一种更广阔的社会整体解决方案中来解决农村问题。两者之于村治派的歧出,恰恰是两种相反方向民主政治主张的激进化,由此得出的行动逻辑和实践行为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后果。梁仲华和梁漱溟的倾力合作推动村治事业走向巅峰。在韩复榘的支持下,梁仲华和梁漱溟接续王鸿一开创的“村治”事业,先有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相继设立,再有邹平、菏泽、济宁等实验县开办,乡村建设运动浪潮持续高涨。梁仲华负责乡建工作的组织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梁漱溟从社会与人心问题的逻辑出发,对“研究”“训练”“实验”等各项乡建具体内容进行理论建构和路径设计。村治派的理论主张有了广阔的实践区域,并把社会影响力扩散到了全国政商学各界,国民政府内政部以村治派的社会改革实践为参考,进行了全国县政改革设计和区域实验。在这种政治力量收纳、社会力量欢迎的态势下,乡村建设浪潮在全国兴起。三次全国乡村讨论会的举办标志着乡村运动的大发展和高涨,村治派的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声望日隆。但在这种蓬勃壮阔的表象下,现实行政力量与社会改革运动的纠葛也在其中暗流涌动并日益激化。在政权对乡村社会的强力渗透和控制下,村治派的社会改革最终归于沉寂。菏泽成为第二实验县后,孙则让主导的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带动社会改革卓有成效,这一模式很快被韩复榘在全省区域推广以实现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村治派所秉持的乡村改革的独立性全面消解。1932年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确立设置县政改革实验区,山东省政府在原来邹平实验县基础上加设菏泽为乡村建设实验县,并由王鸿一的学生兼同乡、时任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副院长的孙则让亲往家乡主持实验工作。孙不负众望,在应对黄河水灾的同时,以“乡农学校”组织民众自卫训练,很快在地方治安、农村经济、乡村教育、地方自治等诸多方面取得显着成效。韩复榘从这一改革模式中看到了社会控制的极佳效果,遂令设立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其后在抗战形势下,又根据梁漱溟等制定的三年计划,于全省逐次设立行政专员公署。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施政区域和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基层中间组织的设立,有效抑制了土豪劣绅、奉官为匪等恶劣势力在乡村社会的蔓延趋势。但此区域的扩大,更多体现了韩复榘主导的政府控制体系对基层社会的强力渗透。韩复榘被罢免后,新任政府主席沈鸿烈撤销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村治派成员各分西东,从此沉寂。作为村治派改革成效的参照,考察国民党政权控制下以纯行政力量推动或是宗教合作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改革,考察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包括没有获得政权的早期海丰农民运动和获得局部行政权力的陕甘宁边区改革,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近代乡村改革无论是在何种意识形态指导下,乡村改革最初阶段的成效与尊重当地民众伦理情感认同的程度呈正向关联关系;乡村改革中政治权力介入呈现加强态势,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追求目标或是共存,或是后者让位于前者。乡村建设运动激起了巨大的理论波澜。针对村治派的理论与实践,诸多批评纷至沓来。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很多受到王鸿一的启发和影响,特别是“反对欧化俄化,恢复民族精神”这一主张,是对王鸿一“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的承继和发扬。村治派对于“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和社会组织基础”的看法有着高度的认识一致性。当时的着名评论家孙伏园观察认为“乡村建设为时代大势和国家命脉延续所需”,并把乡村建设运动与近代挽救国运衰败的五次大运动作为相互承接的脉络加以叙述。批评的声音主要来自于三个思想流派:东方文化主义派、自由主义西化派、左派经济学家。梁漱溟在与这三大派别的论辩中仍然坚持认为中国问题必须走理性解决之路即乡村建设道路,即坚持文化改造下的乡村建设路径,从正面培养公众意识,健全乡村团体组织,以新道德建设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梁漱溟在这些论辩中所展现出的变革、理性、独立的理论品质,正对应了村治派一贯对于道德原则的坚持和扞卫。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最终归于沉寂,但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发现,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一种有益尝试。村治派在“恢复民族精神,保持固有道德之乡村自治”这个大方向下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在长时间轴和多空间维度上呈现了近代知识人对于民族国家塑造的努力和创造中国本土现代性的冲动。虽然这种努力和冲动未曾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调,但反思这一历史过程,可以更为理性地看到中国乡村社会发展改革的关键性法则。其一,尊重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为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其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总量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其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实现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促进国家权力渗入与村落自主性之间的良性平衡。村治派对儒家伦理的坚守,在今天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进程中仍有其现实意义。如韦伯所言,革命的真正起因在于一种新精神的作用,“村治派”的主张在当时乡村社会边缘化的状态下提出,并抛开各种龃龉与桎梏而付诸实施,这是一种理性审视后逆流而上的奋勇行动。发现农民,认清乡土社会,这是王鸿一、米迪刚、梁漱溟等村治派知识人对近代中国现代转型的最大启蒙。
李其成[6]（2019）在《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中央与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的核心是金融监管权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是否需要以及应该如何配置。中国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混业经营、金融创新以及地方金融业的繁荣,对中国现有中央集权垂直式的监管权力配置模式提出了巨大挑战,现有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的剧烈变化。当前各国都在着力加强对金融整体性风险的防范,如何对新型金融活动进行有效监管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过去对于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都相对集中在中央一级政府部门间金融监管权的配置上,对地方政府能否享有以及如何享有金融监管权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面对市场的新变化,地方政府实际已广泛参与到了地方金融监管之上,承担着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但不同地方金融监管模式差异较大,尚未形成成熟统一的模式,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在定位、正当性、内容等重要问题上仍有待进一步研究。研究地方政府及其部门能否享有以及如何行使金融监管权,应首先明确金融监管权的性质、地位、特征等问题。金融监管权的根本属性是公权力,并呈现多元性与多重性特征,这决定了其行使需要合理配置。在权力的配置过程中,中央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配置以权力的“功能性”理论为基础,而监管权力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配置则以“结构性”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结构性”理论下,我国金融市场、权力结构、政府职能等因素共同决定并创生了中国进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迫切内在需求,其中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第一大动因,地方政府的金融竞争是直接动力,维护金融安全是根本目的,而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其政治背景。我国现有监管模式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国情条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状况及其得失,对现有配置模式的建构和完善有重要意义。作为国家公权力之一的金融监管权,是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一部分,服从并深受国家权力央地分配的制约。具体到金融领域,其历程可总结为:从金融中央集权到有限的地方竞争——中央逐渐削弱地方政府对金融行业的影响力——为应对全球局势而进一步向中央集中——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之路确立。当前,坚决走市场化道路,应是最大的国情,亟需金融监管权配置模式改革与之适应。中国当前监管模式为中央“一行两会”为主体、多头分工式的中央一级金融监管,中央监管权在地方通过地方派出机构履行职能,权力主要集中于中央一级,存在协调不力、监管真空、限制创新、制约发展等突出问题,亟需向地方政府配置权力,让地方政府参与监管,弥补中央政府监管的不足。当前地方政府通过中央政府及其部门政策、文件等方式获得一定的金融监管权,是一种实用主义做法,虽无法律、法规明确、具体的授权,但有模糊的事实上的监管权力。国家最新政策明确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属地风险处置责任和维稳第一责任,呈现了双层监管的发展趋势。中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模式发展至今,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市场化的需求,存在诸多的困境。地方政府缺乏法定的金融监管权,对于金融监管事务的参与,均是通过中央行政管理部门的个别授权,或地方政府的主动承担,缺乏制度化、体系化的权力配置。这种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的配置模式,不论是应对传统金融模式及其创新,还是应对发展迅猛的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都力不从心。其中最关键的缺陷在于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合法性危机,导致监管对象覆盖不足、制度弹性缺失、地方立法权缺位、责任不明等问题。就央地分权而言,世界上现存在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以及单层监管两种模式,前者以美国和加拿大为典型,后者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监管模式。美国和加拿大存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金融监管机构,各自在金融监管的事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英、德、日等国均为非典型的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仍以中央政府监管为主。总体而言,其他国家或地区金融监管央地分权模式之于中国的启示,在于其权力配置方式和依据的法治化。相比较而言,中国地方政府并非完全不存在金融监管权,但在中国现有配置模式中,除个别地区通过地方法规形式予以确定之外,均是行政式的、实用主义的配置模式,缺乏法治化的特征。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启示还在于其无论何种央地配置模式,并不存在优劣之分,只有与国情合适与否。央地分层的监管体制与中央集权式的监管体制,受到联邦制或单一制国家形式的极大影响,但是二者并非一一对应,最终决定其模式的,是一国的金融市场及金融制度赖以存在的整个国情。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实用主义配置的现实,已经显着表明向其配置权力的必要性。而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应该在重新厘清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目标、价值及原则的基础上,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的首要价值定位于维护地方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其次要有利于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最后,还应有利于实现地方经济民主。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目标,则是实现金融监管权理论上的结构化、制度上的法治化和实践中的高效率。为此,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应当以合理分权、依法分权和权责对等为主要原则,坚持法治化的根本路径。中国当前最根本症结并非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有无的问题,而在于法治化的缺失。考虑到地方金融市场的特殊性,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当充分发挥各地方权力机构的作用,通过地方立法进行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金融监管权主体、对象、内容的配置,应把握以下原则:主体上,要坚持地方监管机构的独立化、专业化和责任化,并建立地方统筹监管、中央指导的央地监管机构关系;内容上,必须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两个界限。此外,任何规范的有效运行都离不开其所在的制度体系,金融监管权的科学化央地配置,应当以完善的顶层权力配置为依托,改严格分业式监管为统筹式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关系、完善金融机构破产制度、国家救助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等,从而培育强大而稳健的市场机制,从根本上减少市场失灵。
张金艳[7]（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杨四海[8]（2019）在《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公民精神的理论意义,在于探寻不同于西方古典公民精神、现代公民精神的当代内涵,阐述其在个体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时代意蕴;其实践意义在于从文化、政治及时代和发展的维度建构中国公民精神,为具有前现代、现代某些特征和受到晚期现代性影响的中国,提供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有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共同体。论文回溯了国外公民精神实践和研究的成果,对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及公民精神进行考察,深入研究个体化语境下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问题。论文以行动主义为视角,主要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建构主义为方法论,在中外文献叙事中进行比较研究和逻辑论证。“个体化”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现代化发展,在中西方国家出现的普遍现象。在西方背景中,乌尔里希·贝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晚期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化在释放个体自由的同时,对现实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也产生了严重威胁。在中国城市化和市场化的过程中,虽然个体化现象有着与西方晚期现代性的不同,但也呈现出从“单位社会”转变为“个体社会”的显着形态,个体化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个体的精神信仰物质化、私人生活中心化,社会结构表现出原子化的态势。现代社会学、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公共性为主要属性的公民精神,是应对个体化之觞的现代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实现个人幸福和建设共同体的现实途径,将其用于应对中国个体化现象的消极后果应该也是合理的。研究公民精神,必须要首先考察国外公民精神理论。西方公民精神的理论源流及其嬗变,既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初识“公民”及塑造公民的理论参考,也是今天认识和研究中国公民精神的重要背景知识。国外关于公民精神的论述有两个基本的流派,即传统公民共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以此为基础又演化出新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文化主义等多样性的公民精神。中国公民精神的研究,需要从中国个体身份演化的分析开始。清朝末期,中国知识界提出了塑造“新民”的设想;民国初期一批具有国外留学经历又深感国内民众教育严重不足的知识分子,尝试性地进行了国民教育改造的实践;待1949年后,“人民”成为新中国主导性政治身份;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和个体各自的单独运作以及国家与个体的相互影响下,中国公民身份的形塑取得了一定成效,公民精神也随之初步出现,但是公民尚处于追求个体权利和个人利益阶段,甚至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公民。种种现实表明,中国目前要有效抵御个体化带来的消极影响,就要首先从内容上建构中国公民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除了需要应对个体化消极后果的直接挑战,还需要深入思考几个与公民和公民精神本身有关的现实问题。一是公共生活中的公民处在由领域分化到领域融合的时代,如何认识其能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又如何处理全球化和个体化背景下的市民与公民、公民理性与公民激情、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二是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是否具有可欲性。由已有的研究可知,基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先进社会制度的建构是可欲的,这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提供了启示。三是中国公民精神的内容建构,需要观照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意识形态性质、社会发展阶段、后工业社会影响等因素。在综合前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内涵应该主要包括四种精神,即价值理性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公共参与精神和平等合作精神。当代中国公民精神从内容建构到现实培育,既需要进一步探究培育的现实条件,也需要研究培育主体、培育环境和培育路径所包含的内容。首先是考察目前培育的社会现实性如何。为此,需要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对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法治观念产生的影响,审视中国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状况对公民意识与公民参与的促进作用,考察中国“三种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民思想观念及公民道德建设的影响。其次是从主体、环境和路径等不同视角思考当代中国公民精神的培育。此处主要分别从国家、学校和个人出发,讨论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问题,同时还探讨家庭生活环境、社区公共环境和网络虚拟环境对公民精神孕育的作用,深入研究公民精神培育的三个重要路径,即宏观层面的国家推动、中观层面的学校理念转变及其公共生活开展、微观层面的生活政治润养。
张东亮[9]（2019）在《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中认为本文选取“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两者揭示的规律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以世界社会主义为镜,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何而来,现在的历史定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和发展,高举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旗,其蕴含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基因,又对世界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拓展。因此,“世界社会主义”的视角对于从全球和人类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更好地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采用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研究,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从历史维度和世界广度两个角度进行展开。全文分为三编:第一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走来”,从历史角度选取500年——从社会主义源头走来、170年——从科学社会主义走来、100年——从十月革命走来、70年——从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进程走来、40年——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走来等五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节点,在历史中分析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影响,并研究中国实践在世界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意义。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其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因此深入体会其“必然性”才可以对社会主义逻辑的展开和未来的发展具有信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将理论置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基石之上,从而使得这一理论具备“科学性”;十月革命的炮声为中国带来了社会主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解答了在生产力不发达国家进行先争取政权在建设的“合理性”,同样作为东方落后国家,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这种合理性为前提;新中国的建立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伴随着二战后世界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的进展,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一度达到15个国家,中国建国后由于世界冷战格局,只能一边倒的采纳了“苏联模式”,这在当时有着深刻的“历史性”;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独有的,世界范围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摆脱僵化的苏联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尝试,但是只有中国走出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却走向“改革开放”的新路,这显示了巨大“开创性”。第二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首先分析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苏东剧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从政党、党员数量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等方面遭遇了比较大的挫折;作为现存的社会主义政权,越南、朝鲜、古巴、老挝都经历了艰难的时期,目前开启了探索具备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种“低潮”的大环境使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耀眼的明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高举起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体现在在实践方面是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有了新的调整,体现在在思想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逐步进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代,标志着中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第三编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当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化深入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税收、福利政策和国家调控等方面做出了新的调整,这给世界社会主义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把握时代走向未来,本编从新科技革命、全球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三个维度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对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技发展水平的竞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地位,中国在诸多领域开始进入科技的领跑区,新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呼唤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次飞跃。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是各民族历史融合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其形成的世界性的普遍交往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一系列全球化观点,并积极参与当前全球化的实践。面对当前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和闭关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方向。当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进行着深入的调整,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将成为时代背景,新时代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积极推进大国协调合作,努力实现和平崛起,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保持“底线思维”,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超越,因此必将引领社会主义走向复兴。
陈若萱[10]（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二、打破行政垄断出路在哪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打破行政垄断出路在哪里？（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研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 核心观点、理论支点及分析框架 |
| 1.3.1 核心观点 |
| 1.3.2 理论支点与分析框架 |
| 1.4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可能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保障性住房及其制度 |
| 2.1.2 有效供给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 |
| 2.2 理论观点回顾与研究的新视角切入 |
| 2.2.1 保障房相关理论观点回顾 |
| 2.2.2 研究的新视角切入: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 |
| 2.2.3 制度及其变迁与保障性住房供给政策的关联性 |
| 2.3 为什么要诉求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变迁理论的解释 |
| 2.3.1 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政策诉求的背景与意义 |
| 2.3.2 推动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变迁解释 |
| 第3章 历史回顾:我国保障性住房“政府引导市场”的制度变迁逻辑 |
| 3.1 住房政策和住房市场变迁: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历史背景 |
| 3.1.1 政府包办的福利分房制度时期(1949~1978) |
| 3.1.2 住房商品化改革试点与初步探索阶段(1978~1998) |
| 3.1.3 全面市场化启动与商品房市场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3) |
| 3.1.4 受土地财政影响房地产非理性迅猛发展阶段(2004~2018) |
| 3.2 我国保障房与住房改革的互动: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历史回顾 |
| 3.2.1 住房商品化试点与推进中的保障性住房制度探索阶段(1978~1998) |
| 3.2.2 保障房体系伴随住房商品化全面实施而初步确立阶段(1998~2001) |
| 3.2.3 保障性安居工程随土地财政凸显而逐渐萎缩阶段(2002~2006) |
| 3.2.4 保障房体系重新确立并逐步完善阶段(2007~至今) |
| 3.3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模式改革的历史逻辑与制度变迁解释 |
| 3.3.1 政府引导市场:历史背景与现实困局 |
| 3.3.2 “政府引导市场”:我国保障性住房制度改革路径选择的历史逻辑 |
| 3.4 制度变迁解释:交易费用逻辑下强制性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 |
| 第4章 现实反思: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制度考察 |
| 4.1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现状与制度因素 |
| 4.1.1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的现状剖释 |
| 4.1.2 我国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问题的制度因素探究 |
| 4.2 重建设轻后续管理: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实施偏差的交易费用理论分析 |
| 4.2.1 厚此薄彼:保障性住房建设与后续管理的不平衡发展 |
| 4.2.2 问题的原因:认识偏差与制度障碍 |
| 4.2.3 问题的解释:交易成本影响决策与制度生成逻辑 |
| 4.3 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悖论 |
| 4.3.1 “可负担性”成本控制与保障房制度可持续要求的悖论 |
| 4.3.2 产权“完整性”流转要求与产权“约束性”工具的悖论 |
| 4.3.3 获得住房保障资格与导致更高生活工作成本的悖论 |
| 4.3.4 人口结构性流动与各地省、市、区“计划供给”的悖论 |
| 4.4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不足与城乡土地供给结构性矛盾 |
| 4.4.1 农村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机制不畅 |
| 4.4.2 保障性住房土地供应成本问题与城乡土地供需结构性矛盾 |
| 4.5 旧模式与新要求:当前“政府引导市场”困境与制度变迁诉求 |
| 4.5.1 政府引导市场的管理困境 |
| 4.5.2 双向互动与动态变迁:保障房制度变革诉求 |
| 第5章 实证分析:供给有效性不足折射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契合度欠缺 |
| 5.1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宏观考察的实证检验 |
| 5.1.1 研究设计 |
| 5.1.2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2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微观考察的实证分析 |
| 5.3 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的调查及统计分析 |
| 5.4 基于制度变迁的结果分析 |
| 第6章 个案分析:保障性住房供给有效性不足制度突围典型模式 |
| 6.1 重庆“破除四重壁垒”模式 |
| 6.1.1 优惠政策突破人口流动壁垒 |
| 6.1.2 突破土地属性壁垒 |
| 6.1.3 突破住房品质差异壁垒 |
| 6.1.4 信息化平台突破后期管理壁垒 |
| 6.2 上海共有产权房模式 |
| 6.2.1 共有产权房制度及其目的 |
| 6.2.2 上海共有产权模式产生的背景 |
| 6.2.3 上海保障性住房共有产权模式的运行机制 |
| 6.3 江西省丰城市企业化经营模式 |
| 6.3.1 江西省丰城市保障性住房企业化运作模式背景 |
| 6.3.2 丰城市保障性住房制度企业化运作及其意义 |
| 6.4 上述个案的制度变迁逻辑:“租”与“交易费用”引致制度变迁 |
| 第7章 “内生”与“外生”: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约因素两大关键点 |
| 7.1 外生制约因素:影响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环境条件 |
| 7.1.1 制度环境缺陷: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不足的法制困惑 |
| 7.1.2 信息工具赋能不足:保障房制度运行交易成本降低的瓶颈 |
| 7.2 内生制约因素:产权、信用缺陷限制交易的发生和发展 |
| 7.2.1 产权问题: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核心制约因素 |
| 7.2.2 重要制约因素:信用问题与保障性住房各主体间金融需求矛盾 |
| 第8章 推动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的制度设计 |
| 8.1 从“政府引导市场”到“市场引导政府”: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改革的总路向 |
| 8.1.1 “市场引导政府”内涵与意义 |
| 8.1.2 “市场引导政府”制度模式选择的必要性 |
| 8.1.3 市场引导政府新模式视角下政府与市场互动的逻辑 |
| 8.2 完善法律与契约制度,营造保障房制度运行环境 |
| 8.2.1 完善法律制度 |
| 8.2.2 完善契约制度 |
| 8.3 土地产权改革“破局”矛盾:农村集体土地入市对接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帕累托改进 |
| 8.3.1 以法制硬核强化集体主体性地位,形成政府与集体地权的制衡机制 |
| 8.3.2 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新政策,优化适应保障房市场的土地产权结构 |
| 8.3.3 实行土地指标交易,打破保障性住房建设地理空间局限性 |
| 8.4 政府与市场互动:破解悖论以增强保障房供给的“有效性” |
| 8.4.1 制度创新破解“重建设轻管理”的偏差:交易成本的分析 |
| 8.4.2 对接农村建设用地:节约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土地成本 |
| 8.4.3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把握相关主体的行为逻辑 |
| 8.4.4 产权与保障模式优化:形成“约束性”与“流转性”对立统一机制 |
| 8.4.5 复合产权结构:破解保障性住房信用不足与融资难之间矛盾 |
| 8.5 网络与大数据工具赋能:精准识别破解保障性住房管理成本问题 |
| 8.5.1 落后于经济社会形势变化,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呼唤数字技术革命 |
| 8.5.2 多元数据平台建设措施,降低保障性住房供给制度实施的交易成本 |
| 8.5.3 降低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制度运行成本的管理信息系统设想 |
| 8.6 本章总结:制度与经济社会结构互动及其变迁的分析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进一步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2 进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内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内容 |
| (二)创新之处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发展概念的界定 |
| (二)社会发展概念的界定 |
| (三)社会发展道路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形成 |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历史依据:东向还是西向的千年徘徊 |
| (二)时代依据:世纪之交世界历史时代的形成 |
| (三)现实依据: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沙皇俄国的基本国情 |
| (四)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俄国先进思想家对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索 |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 |
| (一)良好的家庭氛围和进步的家庭环境 |
| (二)接受并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
| (三)熟悉了解俄国国情 |
| (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 |
| 第二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发展历程 |
| 一、萌芽和初步探索时期 |
| (一)联系俄国实际阐明马克思主义观察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方法论 |
| (二)论证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
| (三)阐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领导力量 |
| 二、形成和基本确立时期 |
| (一)对俄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 |
| (二)阐明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美国道路 |
| (三)俄国民主革命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
| 三、发展和成熟时期 |
| (一)帝国主义时代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条件 |
| (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途径 |
| (三)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 |
| 第三章 列宁关于俄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 一、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必然性 |
| (一)社会分工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自然结果 |
| (三)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四)俄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 |
| (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力 |
| (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劳动的社会化 |
| (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准备了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 |
| 三、俄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落后性 |
| (一)资本主义和农奴制的并存性 |
| (二)俄国资本主义对内外的依赖性 |
| (三)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滞后性 |
| 第四章 列宁关于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 |
| 一、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 |
| (一)俄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不彻底性 |
| (二)俄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
| (三)俄国无产阶级掌握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 (四)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 |
| (五)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途径和保证 |
| 二、工农民主专政是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标志 |
| (一)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必要性 |
| (二)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可能性 |
| (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合适形式 |
| 三、民主革命胜利后应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
| (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
| (二)俄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后要及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
| 四、工农民主专政与世界革命 |
| (一)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要通过把革命纳入到世界革命体系 |
| (二)俄国的民主革命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
| 第五章 列宁关于俄国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
| 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通往社会主义的阶梯 |
| (一)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 |
| (二)从新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
| 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入口 |
| (一)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 |
| (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
| 三、将俄国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 |
| (一)俄国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已经完成 |
| (二)俄国已经具备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前提 |
| (三)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
| 第六章 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价值 |
| 一、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基本遵循 |
| (一)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科学理论 |
| (二)指引俄国党和人民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
| 二、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世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理论指南 |
| (一)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制度的崩溃 |
| (二)吸引世界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
| (三)开辟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
| 三、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理论依据 |
| (一)解决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革命的问题 |
| (二)提供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 |
| 四、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借鉴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法论指导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指导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镜鉴 |
| 五、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的当代启示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制定正确决策 |
| (二)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打造坚强领导核心 |
| (三)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培育合格建设者 |
| (四)坚持把握历史机遇,及时全面深化改革 |
| (五)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利弊,积极主动予以扬弃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三)总结评析 |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4）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目的和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选题目的 |
| 三、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选题特点、难点和问题 |
| 一、特点:海外边疆移民研究 |
| 二、难点:当事人访谈、文献收集和求证 |
| 三、问题:如何看待美国的土地?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资料简介 |
| 一、国内研究简介 |
| 二、国外研究简介 |
| 第四节 海外田野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 |
| 一、口述史的方法 |
| 二、历史文献方法 |
| 三、民族学田野调查法 |
| 第五节 逻辑框架 |
| 第一章 从认识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开始 |
| 第一节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
| 一、缘起 |
| 二、美国新教文明的危机 |
| 三、三位一体与四位一体的关系 |
| 第二节 理查德·查尔斯·里奇菲尔德的成长经历 |
| 一、他的童年 |
| 二、他的家庭 |
| 第三节 从里奇菲尔德家看美国边疆移民的家庭教养模式 |
| 一、严厉的母亲 |
| 二、友好的父亲 |
| 第二章 追寻新的土地:第一代里奇菲尔德家族移民 |
| 第一节 格里芬号的到来 |
| 一、第一代里奇菲尔德家族成员踏上美洲大陆的背景 |
| 二、教派分歧与家族起源 |
| 三、荣誉炮兵团的建立和劳伦斯·里奇菲尔德 |
| 第二节 “神圣共同体”及其经济生产方式 |
| 一、斯基尤特:最早的落脚地 |
| 二、巴恩斯特布尔:早期殖民地的开发 |
| 三、早期移民的主要生产活动 |
| 第三节 便宜的土地 |
| 一、从印第安人手里购买土地 |
| 二、成为年轻的土地所有者 |
| 三、新的阶级分化和新教主义的削弱 |
| 第三章 白人的殖民开拓:移民后的里奇菲尔德家族 |
| 第一节 贪婪的土地掠夺 |
| 一、边疆线第一次推进的背景 |
| 二、向西部拓殖 |
| 三、富饶与浪费 |
| 第二节 美国大革命前夕:资产阶级争取经济自由 |
| 一、美国大革命前的社会分工和英国重商主义的失败 |
| 二、掠夺土地与操控民主 |
| 第三节 最自由的民族最革命 |
| 一、辉格党与托利党斗争影响下的生活记录 |
| 二、美国发生独立战争的因素 |
| 第四章 里奇菲尔德先辈经历的独立战争 |
| 第一节 战争是令人痛苦的:里奇菲尔德的战争日记 |
| 一、经历战争打响和动乱 |
| 二、经历恐怖的战争场面和战时生活 |
| 三、士气大增 |
| 第二节 法国军队的到来与参战记录 |
| 一、法国军队的规模 |
| 二、法国军队的行军路线 |
| 三、九月——法国军队参战 |
| 第三节 约翰·麦吉尔弗拉与里奇菲尔德家族的人生交错 |
| 第五章 危险的旅途:里奇菲尔德家族的幸运之神 |
| 第一节 俄勒冈的第一批来客 |
| 一、穿越大平原 |
| 二、莱伯太太和印第安人的“切手事件” |
| 第二节 幸运之神 |
| 一、永远不要走捷径 |
| 二、阿普尔盖特小道 |
| 第六章 最后的边疆:里奇菲尔德家族定居俄勒冈 |
| 第一节 西进运动中的土地政策 |
| 一、运河与铁路的发展和家族的西迁 |
| 二、在南达科塔州的宅地 |
| 三、土地、自由和资本 |
| 第二节 在俄勒冈州的命运交汇 |
| 一、乔治·里奇菲尔德和亚查茨印第安人保留地 |
| 二、威拉米特河谷的繁荣和里奇菲尔德爷爷的铁路爱情 |
| 三、里奇菲尔德父亲的律师事务所和美国社会家庭结构 |
| 第七章 额外的问题——理查德·里奇菲尔德的惑与解 |
| 第一节 里奇菲尔德的家族精神 |
| 一、国际互助——多元与包容 |
| 二、崇尚和平——理查德·里奇菲尔德对越战的态度 |
| 三、一个家族的内生动力 |
| 第二节 中美建交后里奇菲尔德对中国的访问 |
| 一、从尼克松到里根——共和党执政理念的转向 |
| 二、中美建交之旅与理查德的困惑 |
| 结语 |
| 一、问题的症结——对自由的追求退化成了自由经济的倡导 |
| 二、把根扎进土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及意义 |
| 一、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第一章 村治思潮的时代背景及起源 |
| 第一节 20世纪初农村危机与地方自治政策推出 |
| 一、农村衰败无序:近代“中国问题灼点” |
| 二、晚清民初地方自治规约颁布:一剂良药还是虚幻泡影? |
| 第二节 村治实验的萌芽 |
| 一、早期翟城村自治 |
| 二、山西村政 |
| 三、曹州府善后局的设立 |
| 第二章 村治派的形成 |
| 第一节 米迪刚对翟城村治的主导及其实践理论的总结 |
| 一、翟城新政:旧文化网络和新法团主义的较量 |
| 二、村为起点“民主传贤”:中国社会修缮良法 |
| 三、“井”字结构新村布局:社会公共空间营造 |
| 第二节 王鸿一的“恢复民族自信力”思想主张与实践 |
| 一、“民族自信力”:民族自救运动的发动机 |
| 二、儒家伦理:揭橥民族文化重心 |
| 三、“村本政治”:中国民族出路 |
| 第三节 王鸿一与米迪刚的合作及村治派大本营的设立 |
| 一、实行西北垦殖: 纾困内地边疆农村民生 |
| 二、创办《中华日报》:呼吁乡村改革共和建国 |
| 三、出版《村治月刊》:研究学理推行村政 |
| 第三章 村治派的歧出:民主政治的激进化 |
| 第一节 由“改良”到“革命”: 吕振羽村治思想转向 |
| 一、三民主义的村治:非暴力的革命建设 |
| 二、村治理想的破灭:转向国家视角 |
| 三、革命夺取政权:发动农民斗争 |
| 第二节 从“民主”到“封闭”:彭禹廷领导下的宛西自治 |
| 一、自卫、自治、自富:民众自治共同体的内聚 |
| 二、不顾官厅、不顾法律、不顾手续:地方自治的封闭 |
| 三、“再造权威性自治”:局部地方专制的失败 |
| 第四章 走向巅峰:乡村建设浪潮的兴起与高涨 |
| 第一节 梁仲华主持下的村治派大集结 |
| 一、“思想阐发”与“人才储育”: 河南村治学院 |
| 二、“研究”“训练”“实验”: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 |
| 三、组织与行政:梁仲华乡建工作的事功 |
| 第二节 梁漱溟领导下的“乡村建设运动 |
| 一、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梁漱溟思想的逻辑出发点 |
| 二、乡村开出新组织:邹平实验县的改革设计 |
| 三、“政”“教”“富”“卫”合一:邹平实验实施及七大成效 |
| 四、玄学的理论与妥协的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纠葛 |
| 第三节 全国乡村运动大联合 |
| 一、成立联合组织为各地乡村工作人员一致诉求 |
| 二、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举行 |
| 三、有限度的联合与有限度的影响 |
| 第五章 政治权力强力渗透下村治派的沉寂 |
| 第一节 村治派主导社会改革独立性的消解 |
| 一、民众自卫训练:菏泽实验模式社会改革的有效性 |
| 二、从社会改革到社会控制:韩复榘设立山东乡村自卫训练试办区 |
| 三、全域推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全省逐次分区设置 |
| 第二节 国民党政权下的乡村社会改革实验 |
| 一、纯以行政力量促进农村建设:江宁和兰溪实验 |
| 二、基督教和国民党行政的乡村建设合作:黎川实验 |
| 第三节 中共农村道路的探索 |
| 一、适应性动员:前期海丰农民运动政治策略 |
| 二、“三三制”:陕甘宁边区改革资源总量控制框架 |
| 第六章 批评与回应:围绕村治派理论的争议 |
| 第一节 批评箭靶:村治为解决中国问题唯一办法 |
| 一、一脉相承之认识:村治为国家政治根本 |
| 二、进入主流视野:乡村建设是时代大势所需 |
| 第二节 东西之间:梁漱溟与其他派别的论战 |
| 一、融合东西方还是中国文化坚守:与东方文化派的辩论 |
| 二、农业工业孰先孰后: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交锋 |
| 三、阶级的融合还是斗争:与左派经济学家的论争 |
| 结语 |
| 一、民众伦理情感认同:乡村社会改革的基本原则 |
| 二、渐进实施社会调控:保持社会资源对新体制实施的有效支撑 |
| 三、适度区分有效衔接:行政力量与社会运动的良性互动 |
| 四、儒家伦理固本开新:村治派中国乡村现代性出路的理论建构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 |
| 第一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理论基础 |
| 一、金融监管的公权力属性 |
| 二、金融监管的正当性理论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的多元与多重 |
| 一、金融监管权主体的多元化 |
| 二、金融监管对象的全覆盖 |
| 三、金融监管内容的系统化 |
| 第三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结构化”性质 |
| 一、国家权力的央地配置 |
| 二、“结构化”视角下的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 |
| 第四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动因 |
| 一、地方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是根本动因 |
| 二、地方政府金融发展的竞争需要是直接动因 |
| 三、维护金融安全是终极动因 |
| 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是重要动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变迁和现状 |
| 第一节 中央金融监管权模式的历史变迁 |
| 一、1949-1979:中央银行“大一统”时代 |
| 二、1979-1992:中央银行体制的建立与地方监督保障 |
| 三、1992-2003:分业监管与地方干预 |
| 四、2003-至今:分业监管与金融监管协调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金融监管权的历史考察 |
| 一、1949 年以来我国权力央地关系的发展 |
| 二、我国金融监管央地关系的变迁 |
| 第三节 我国央地金融监管权配置的现状分析 |
| 一、中央金融监管权配置现实 |
| 二、金融监管权集中配置于中央的弊端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的配置现实 |
| 四、央地双层监管的显着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困境 |
| 第一节 地方金融监管的多重困境 |
| 一、应对传统金融的困境 |
| 二、地方金融监管法律依据普遍缺失 |
| 三、地方监管机构定位不清 |
| 四、应对互联网金融冲击的困境 |
| 第二节 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合法性危机 |
| 一、金融立法现状 |
| 二、现行金融立法存在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金融监管央地配置域外模式借鉴 |
| 第一节 分权型多层监管模式 |
| 一、美国的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二、加拿大分权型双层金融监管权配置 |
| 三、美国、加拿大分权型多层监管体制特征 |
| 第二节 集中型单层监管模式 |
| 一、英国金融监管权集权型单层配置模式 |
| 二、德国依托地方银行的地方监管模式 |
| 三、日本中央政府部门行政授权地方监管模式 |
| 四、欧盟合作性金融监管模式 |
| 五、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单层监管模式的特征 |
| 第三节 域外金融监管的比较分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域外金融监管权配置的制度化 |
| 二、监管权力央地配置模式的决定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制度建构 |
| 第一节 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宏观设计 |
| 一、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价值取向 |
| 二、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配置目标 |
| 三、金融监管权央地配置的主要原则 |
| 第二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的法治化路径 |
| 一、通过法律制度配置监管权力 |
| 二、充分发挥地方立法权的作用 |
| 第三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主体配置 |
| 一、监管机构配置的基本原则 |
| 二、中央指导下的地方统筹监管模式 |
| 第四节 地方金融监管权内容配置 |
| 一、厘清地方监管与中央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二、厘清地方金融市场与政府监管之间的界限 |
| 三、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内容 |
| 第五节 配套制度设计 |
| 一、中央从严格分业走向行业统筹 |
| 二、完善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关系 |
| 三、创造地方金融监管权实现的条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趋势 |
| 1.2.1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现状述评 |
| 1.2.2 国外与国内公民精神研究发展趋势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个体化 |
| 1.4.2 公民精神 |
| 2 中国社会个体化症候分析及公民精神培育的提出 |
| 2.1 个体化的呈现:生产个体化和生活个体化 |
| 2.1.1 从“单位社会”到“个体社会”的生产个体化 |
| 2.1.2 家庭、消费和空间里的生活个体化 |
| 2.2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个体化 |
| 2.2.1 中外个体化的相似之处 |
| 2.2.2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独特性 |
| 2.3 中国个体化现象的影响 |
| 2.3.1 个体凸显有助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 |
| 2.3.2 对社会个体化现象负面影响的批判性分析 |
| 2.4 应对中国个体化症候的公民精神路向 |
| 2.4.1 国外研究者回应个体化后果的启示 |
| 2.4.2 公民精神之于个人幸福和共同体建设的价值 |
| 2.4.3 公民精神培育:个体化时代国家的普遍选择 |
| 3 公民精神的缘起及其理论嬗变 |
| 3.1 公民精神的缘起 |
| 3.1.1 崇尚美德的传统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1.2 彰显个人的古典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 不同社会思潮中的公民精神嬗变 |
| 3.2.1 自我修正的新自由主义公民精神 |
| 3.2.2 重释自由的新共和主义公民精神 |
| 3.2.3 超越个人的社群主义公民精神 |
| 3.3 多元文化主义中的公民精神厘析 |
| 3.3.1 指向文化领域的公民精神 |
| 3.3.2 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理论主张 |
| 3.3.3 对多元文化主义公民精神的评价与思考 |
| 4 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个体考察及公民精神探析 |
| 4.1 清末塑造“新民”的主张 |
| 4.1.1 中国能否产生类似西方的公民 |
| 4.1.2 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人身份 |
| 4.1.3 严复和梁启超的“新民”观 |
| 4.2 民国建立前后“国民”改造的主张与实践 |
| 4.2.1 从政治思想主张到现代国家建设 |
| 4.2.2 民国早期国民教育的“速写” |
| 4.3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身份的兴起 |
| 4.3.1 “人民”身份的主导 |
| 4.3.2 主导性“人民”身份的形成原因 |
| 4.3.3 “人民”身份与“公民”身份的异同 |
| 4.4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觉醒及公民精神萌动和局限 |
| 4.4.1 改革开放前“公民”的缺位 |
| 4.4.2 改革开放后公民意识的逐步觉醒 |
| 4.4.3 主体性和公共性公民精神的萌动 |
| 4.4.4 当前中国公民精神的局限性 |
| 5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理论观照和本土设想 |
| 5.1 基于共同体思想的公民再认识 |
| 5.1.1 作为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 |
| 5.1.2 “公民”继续存在的可能性 |
| 5.2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中的关系把握 |
| 5.2.1 市民与公民的关系 |
| 5.2.2 公民理性与激情的关系 |
| 5.2.3 世界公民与国家公民的关系 |
| 5.3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现实背景和本土设想 |
| 5.3.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学理可能 |
| 5.3.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特征 |
| 5.3.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内容建构的本土设想 |
| 6 新时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国情考量 |
| 6.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经济因素分析 |
| 6.1.1 经济发展促进公民政治生活 |
| 6.1.2 经济发展增强公民法治观念 |
| 6.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民主政治考察 |
| 6.2.1 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名 |
| 6.2.2 具有民主带动作用的党内民主发展 |
| 6.2.3 社会民主中的公民参与与自治 |
| 6.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文化因素探究 |
| 6.3.1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当代公民的意义 |
| 6.3.2 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公民价值观的影响 |
| 6.3.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引 |
| 7 新时代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厘定、环境分析和基本路径 |
| 7.1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主体 |
| 7.1.1 引导公民精神走向的国家主体 |
| 7.1.2 承担公民塑造功能的学校主体 |
| 7.1.3 具有自我塑造作用的个人主体 |
| 7.2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环境 |
| 7.2.1 作为“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的家庭生活环境 |
| 7.2.2 作为居民自治的社区公共环境 |
| 7.2.3 能够影响公民价值观的网络虚拟环境 |
| 7.3 当代中国公民精神培育的路径 |
| 7.3.1 宏观层面的国家政策推动 |
| 7.3.2 中观层面的学校观念转变和公共生活塑造 |
| 7.3.3 微观层面的个体“生活政治”润养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和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述评 |
| 三、创新之处和写作难点 |
| 第一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世界走来 |
| 第一章 500年—从社会主义源头走来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是人类优秀政治文化的积淀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的源起和发展 |
| 一、社会主义思潮诞生的背景 |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 第三节 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 |
|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必然性 |
|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 |
| 第二章 170年—从科学社会主义走来 |
| 第一节 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与发展 |
| 一、创立的时代背景 |
| 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 |
| 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 |
| 第二节 同期的其他社会主义流派 |
| 一、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 |
| 二、英国的改良社会主义 |
| 三、德国的拉萨尔主义 |
| 四、俄国的民粹主义 |
| 第三节 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
| 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影响 |
| 第三章 100年—从十月革命走来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 |
| 一、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
|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
| 三、德匈保等多国无产阶级革命 |
| 四、十月革命的合理性 |
| 第二节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 |
|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
|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
| 第三节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部分 |
| 一、标志着社会主义主要阵地向东方转移 |
| 二、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
| 三、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本国化的实践 |
| 第四章 70年—从社会主义一国到多国进程走来 |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进程 |
| 一、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发展 |
| 二、社会主义在亚非拉地区的发展 |
| 第二节 新中国的建立与世界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进程关系 |
| 一、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 |
| 二、美苏阵营势力影响 |
| 三、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 |
| 第三节 新中国的建立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事件 |
| 一、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成功结合 |
| 二、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内容和实践 |
| 三、改变世界政治格局 |
| 第五章 40年—从社会主义改革浪潮走来 |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的改革浪潮进程 |
| 一、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 |
| 二、苏联及苏东社会主义各国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尝试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与世界改革浪潮的关系 |
| 一、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和改革开放的历程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关系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一次飞跃 |
| 一、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重要意义 |
| 第二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现实形式 |
| 第一章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发展态势 |
| 第一节 低潮—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 |
| 一、社会主义政权的大量丧失 |
| 二、共产党组织大规模减少 |
| 三、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潮流大规模衰退 |
| 第二节 反思—打破苏联模式的调整 |
| 一、亚非拉社会主义理论政策的调整 |
| 二、西欧共产党组织的调整 |
| 三、对“欧洲共产主义”的衰落的反思 |
| 四、共产党组织理论和实践的新探索 |
| 第三节 探索—寻找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
| 一、越南:“社会主义定向”的革新开放道路 |
| 二、老挝:“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迈进”的特色道路 |
| 三、古巴:走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
| 四、朝鲜:“主体思想”迈向改革开放之路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的探索 |
| 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新变化 |
| 三、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
| 四、历史交汇期新的奋斗目标新调整 |
| 第二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
|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方略 |
|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成果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 |
| 第一节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到以中国为中心的时代 |
| 一、社会主义从西向东的发展 |
| 二、中国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 |
| 一、实现“现代化”的几条路径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示范作用 |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崛起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
| 一、对马克思主义全方位的继承与发展 |
| 二、几个突出成就 |
| 第三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 |
| 第一章 新科技革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代对科技革命认识的发展 |
| 一、科技创新地位论 |
| 二、科技创新道路论 |
| 三、科技创新体制论 |
| 第四节 新科技革命呼唤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 一、新科技革命新发展给世界社会主义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新科技革命的新发展促使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 第二章 全球化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
| 一、从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历史理论出发分析全球化本质 |
| 二、全球化的进程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影响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观点 |
| 一、新时代中国对全球化的新认识 |
| 二、新时代中国积极参与当前全球化的实践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引导全球化发展方向 |
| 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 |
| 二、倡导全球化发展新机制 |
| 三、指明了人类共同繁荣方向 |
| 第三章 世界社会主义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 第一节 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对世界发展的深刻影响 |
| 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 |
| 二、劳资分配和国家职能转变 |
| 三、国际关系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 |
| 一、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 |
| 二、社会主义前途光明是历史的必然 |
| 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现实性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新发展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 |
| 二、积极推进大国国关系框架 |
| 三、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并实现和平崛起 |
| 四、保持“底线思维” |
| 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引领社会主义走向复兴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新飞跃 |
| 二、新时代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超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四、打破行政垄断出路在哪里？（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保障性住房有效供给研究 ——基于制度变迁的分析视角[D]. 张旭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十月革命前列宁俄国发展道路思想研究[D]. 刘焕申.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3]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美国西部移民家族史研究 ——以俄勒冈的里奇菲尔德家族为例[D]. 朱美姝.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0)
- [5]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村治派”对农村危机的思考与拯救[D]. 察应坤. 山东大学, 2020(08)
- [6]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权配置问题研究[D]. 李其成.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个体化语境下当代公民精神培育研究[D]. 杨四海.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9]世界社会主义视域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D]. 张东亮.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10]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标签：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