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刘妤[1]（2020）在《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是代议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现代国家代议制度运行的关键环节,投票表决的方式直接关系到代表职能的有效运行和民意的充分表达。一直以来,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还是秘密性是宪法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更能促进民主?根据我国国情,人大及其常委会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还是秘密投票?怎样对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方式进行完善?这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政治领域的投票表决的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图表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投票表决公开性和秘密性背后的原理、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演变的过程、中外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的种类和特点、中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现状及完善的方向,进行了系统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创新性观点:一是选民投票更适合采用秘密投票,代议机关更适合采用公开投票。二是秘密投票在抗拒贿选、强迫方面更有优势,但也不是绝对的。公开投票在抗拒投票人自私情感方面更有优势。三是代议机关公开投票需要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议员免责制度来支持,投票的公开和秘密性还受到社会大众思想理念的影响。当公开投票的条件不具备时,秘密表决胜过公开投票。为了证明以上观点,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了论证:本文介绍了投票表决这一政治现象的发展演变,梳理了在选民投票领域和代议机关议事领域投票表决的不同特点。选民投票由早期的公开投票演变为秘密投票,代议机关的投票则正好相反,由秘密投票转变为公开投票。投票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的选择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偏好,二是对投票主要是权利还是责任的认识,三是能否抗拒外来非法投票压力的考量,四是能否克服投票人自身的自私情感的考量。选民投票着重保护投票自由和公民隐私,以秘密投票为主,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则以责任为优先考虑因素,以公开投票为主。代议制度运行的政治原理对代议机关投票方式有决定作用。代议制的有效运转在于议员如何通过代表机制实现对人民的代表。选民和议员的关系是代议机关议事公开、投票公开的决定因素。当代代议制国家,除了传统的立法行为,议员的服务行增多,代表和选民的关系也从传统的问责关系向多重关系转变,这一转变削弱了代议机关公开投票的必要性。现代政党政治的的发展,使得议员面临选民和党纪的双重压力,公开投票造成了向政党负责和向选民负责的冲突。英、美、法、日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特点有:一是以公开投票表决为主;二是针对争议不大的事项一般采用举手、呼喊等简单高效的表决方式;三是针对重大事项的决议,则采用正式的公开记名投票;四是投票表决的方式可以灵活转换。以四国为代表的代议制国家的代议机关大多采用公开表决,并且有较完善的议事公开制度和议员免责制度。本文立足梳理并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秘密投票表决为主要形式。港澳台地区民意机关以公开投票为主要形式,并根据表决事项的性质选择表决方式。现阶段的秘密投票基本符合我国国情,但可以借鉴港澳台地区的作法进行公开投票类型化的尝试,对现有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表决方式作规范化、统一化规定,完善程序规则;用足现有制度优势,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对秘密写票处进行规范;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议事公开制度。对制度的完善还需要达成的社会共识有:一是对选民投票和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表决进行区分,二是改变“秘密即民主,公开非民主”的观念,三是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卢作峰[2]（2020）在《法教义学视角下的人大决定权研究》文中认为在现行《宪法》第二条的规定下,我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职权本质上都属于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体现。因而,其权力是极其宽泛的,乃至可以提炼表述为人民概括赋予的“集合性决定权”。这是一种广义上的人大“决定权”,但是,基于职权法定原则,以及制度实践可操作性的考虑,“集合性决定权”须依据不同方面的权能特征细化规定在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中。由此,我国逐渐形成了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监督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任免权”四大权能的理论划分,并在具体条文中带有兜底条款或抽象性规定。基于广义“集合性决定权”和狭义“明文性决定权”的区分,可明辨“决定权”概念的多重含义,各项权能也均有明确的宪法和法律依据。改革开放以来,承接1982年《宪法》颁布前“法令”功能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成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综合运用立法权与决定权,推动改革发展,实现法制变革的重要方式,但其在规范层面上仍缺乏明确的界定。在全面深化改革与发展、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背景下,务必处理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明确“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以及各级人大决定权的实体属性与程序边界。论文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绪论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思路与方向的基础上,引入一种知识与方法相结合的宪法教义学视角,对人大决定职权进行整体上的规范研究。第二章从现有人大职权条文出发,理清人大决定权力展开的理论脉络,基于职能分工与职权法定的角度,区分人大决定权的集合性与明文性,进而梳理出人大决定权的规范依据与内容。第三章聚焦改革实践中颇具争议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从历史维度明晰了其与1982年前的“法令”之间具有的前后承接关系。在此基础上整理出“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实践文本并对其进行内容分类,界定得出其中部分文本带有的立法性、规范性特质,以及适时满足社会规范需求的功能。第四章探讨人大决定权行使的体系整合方向,指出需要在法治改革观的理念指导下,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使进行制度化与明确化的整合。第五章为结语部分。
杨振[3]（2020）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研究》文中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是一项概括性职权,其权力属性难以界定,权力运行范围不明,其权力功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此项权力作出了各种类型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作出过程中的权力运作难免存在失范与失当的问题,因此需要对该种权力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并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实践如何展开提出有效对策。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基本概述。首先,文章界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概念。其次,文章分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规范变迁及其实践发展。最后,文章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决定权的程序进行了梳理。本部分内容的研究旨在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属性、功能等方面的讨论提供基础性的、概念性的认知。第二部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宪制基础和属性分析。首先,文章探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宪制基础,通过研究,概括性地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以人民主权、党的领导、人大主导三个方面的宪法精神和原则为宪制基础,并从源权基础、立权基础和行权基础等三个方面作了具体分析。其次,文章从决定权的性质和特点两个方面分析了决定权的属性,指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具有民主性、国家性、强制性等性质,具有范围的有限概括性、权力的代位执行性、对象的具体事务性、主体的排他性等特点。最后,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宪制基础和属性的研究,将该种权力从规范产生到实践运作的整个过程划分为五个阶段,在各个阶段分别表现为“主权性决定权”“宪制性决定权”“立法性决定权”“过程性决定权”“结果性决定权”等五种权力存在样态。第三部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功能研究。首先,文章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从1954年起至今作出的决定或决议文件做了类型分析,划分出立法性决定、监督纠改决定、任免决定、特定事项决定等四大类共涉及十小项的决定类型。其次,基于决定的类型划分,文章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具有的规范功能作了具体探讨,分析了规范功能层面的立法性功能、监督纠改功能、任免功能、事项决定功能等内容。最后,文章还分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在实践层面的社会功能,其包括解决冲突的功能、为国家改革提供正当性的功能、决定权的权力整合功能等。第四部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实践展开。文章通过分析权力实践过程中存在的合宪性与适当性质疑,讨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实践的合宪性与适当性展开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制约监督决定权的两条思路建议:第一,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五种权力样态建立一套体系化制约框架;第二,适时启动《宪法》第62条第12项规定。
葛翔[4]（2020）在《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文中研究表明在这一轮司法改革过程中（2014年至今）,司法责任制是整个改革的核心,从宏观角度来看,司法责任制改革包含了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司法职业保障、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管等改革内容。从规范层面来看,司法责任制又可分解为两个方面,即“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前者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审判独立问题,后者解决的是独立后如何监督、制约审判权的问题。司法责任制中所谓的“审判责任”,不是一项单一概念,而是包含了审判权、审判管理权、审判监督权的权限划分,管理性责任和结果性责任、内部责任和外部责任等多重范畴的复合性概念。司法审判首先向自我负责,维护审判独立最主要的还是依赖于审判机关本身,审判机关内部应当形成一整套维护审判权独立公正行使的制度性保障。其次,审判权部分程度上要向代议机关负责,即使是西方国家代议机关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在程度上强和弱的区别。最后,审判权要向人民负责。五四宪法第78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第78条之所以不参照当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可以从意识形态因素、现实司法状况和宪法规范体系解释三方面来分析。之所以强调法院审判独立,而不规定法官独立,体现了无产阶级国家观和法律阶级性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又并非唯一因素,通过集体决策的进路保证司法质量,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伴随中国共产党全面夺取政权的胜利,代表国民党政权制度的“六法全书”体系被全面废除,由此造成国家层面法律规范的普遍缺失;于此同时,1952年至1953年开展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司法人员的改造也在客观上从司法人员结构上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具体展开产生了深刻影响。从五四宪法第78条的历史背景来看,政权更替、社会面尚未稳定等客观因素决定了审判工作有较强的政治属性和工具属性,宪法规定“审判员独立审判”是不符合现实的。社会环境,法律的废除、司法人员的调整必然客观影响到审判工作的质量和水平。因此,确立法院作为一个整体来行使审判权,在法律不健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条件下,是保障审判质量的重要途径。革命根据地时期,司法的政策性强调法院是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之一;强调司法审判的人民性,必然会形成分散主义的特征,而要使得审判工作服从政策、服务中心工作、服从群众路线,就必须从组织样态上对司法审判进行必要的约束。在五四宪法制定之初,将民主集中制作为活动原则,那么在审判机关中就主要表现为集体领导的体制。“人民法院能独立进行审判”而不是“审判员独立进行审判”,也就鲜明地体现了集体领导的含义。法院实行民主集中制就民主方面而言,其在组织结构上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审判委员会制度,二是合议制。从组织结构上来看,审判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合议庭合议制度的扩大。院庭长领导负责制与审委会制度相结合,就体现了民主集中制中集中的一面。从我国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审判委员会是从行政机关演化而来的,本质上是党政合一、议行合一、司法和行政混同的产物。所以,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往往体现出深厚的行政色彩。在以五四宪法为制度框架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审判机关的责任只能体现为一种整体性的责任,而非个人责任。由五四宪法所确立的法院整体性的司法责任框架所导出的必然是法院组织内部科层制的运行特征。在法院整体性的责任归属模式和监督制约机制下,造成权责不明,审、判分离,司法决策不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司法审判进入改革时期,十八大以后,审判机关逐渐相对地独立于地方其他机关,尤其是独立于地方党政机构的改革方向愈发明显。“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的论断,突出了审判机关的整体独立性。从狭义的司法权定义而言,所谓司法就是“在个案中‘说出法是什么’,也就是在个案中适用法律。”另一方面,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并非所有的权力活动都属于狭义司法权即审判权的范畴。所谓“中央事权的司法权”实际上指:一,从国家行政管理角度对审判机关人财物实施统一管理;二,审判权的普遍性和国家性。司法改革后,审判行政事权的统一管理有利于法院实现整体独立。审判权的国家性需要对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进行再认识,法院与人大的关系有别于政府与人大的关系,省以下法官人选的统一遴选并不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今后如果由全国人大或省级人大相对统一的行使法官任免权可以更好的实现对审判的监督。法官独立也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司法独立主要指的是独立于行政机关,而并非独立于立法机关,司法独立最主要的仍然是指法官裁判的独立。改革之后,对现行《宪法》第131条的内涵解释,可以从这样几方面进行理解:法院独立审判不等同于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审判独立原则包含法院独立审判和法官审判独立两方面;法官审判独立是审判活动规律的体现。由此,现行《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含义应当是这样的:即审判权专属于人民法院,行政机关等其他主体不能行使审判权;法官在审判中参与审判组织独立履行审判职责,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都不能干涉法院行使审判权和法官履行审判职责。而审委会讨论个案与审判独立原则及法定法官原则仍有距离。基于审判独立原则对审委会制度进行改革,可以取消基层法院审委会讨论个案法律问题的职能;审委会讨论个案法律问题是行使审判权,原则上应当适用诉讼程序;审委会是党对具体审判工作领导的连接点,因此其讨论个案的范围应当是有限的。从法院向人大负责角度来看,一方面,法院向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形式空疏,并没有完全发挥人大在监督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地方人大听取法院报告后对相关决议予以否决,或是对法院审判个案进行质询等等,缺乏法律制度上的支持。法院组织和审判权的内容来源于法律。审判权必须依据法律行使,反过来意味着审判权受到法律的规制,也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制。基于这样的理由,全国人大作为法律的制定机关,法院因适用法律而向全国人大负有法律责任,同时间接地向人民整体负责,全国人大可以对法院个案审判实施法律监督;而地方人大是地方法院组成人员的选举任命机关,基于选举权而对地方法院实施工作监督,主要是对选举任命的组成人员实施监督,地方法院向地方人大负责只是部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属性。人大的工作报告制度实际上来源于党的制度。是法院向人大作报告而并不是法院院长。法院向人大所作的报告反映的是审判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而不是审判本身,其直接体现为审判管理举措实施后的司法效能。人大对法院报告的否决,也只能体现为对法院相关审判管理权行使主体的审判管理工作的否定,而不可能直接指向审判本身。司法责任制框架下法院内部的审判管理、监督和考评,则是一种内部责任制度。我国目前对审判管理的定位是案件管理与审判过程中人员管理的集合,其目的和功能有这样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通过案件的管理来完成对审判人员及其他主体行为的监督,另一维度是通过审判人力资源的调整和对行为的监督实现案件公正高效审理。在审判管理、司法行政管理事项上,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单个法院内部当然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审判管理的功能和目的是为了实现审判的公正和效率。审判流程管理是审判管理中最重要的内容,但是目前在流程管理中混同了管理权和监督权,由此对审判独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可能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审判管理资源天然地向院庭长倾斜。二是,使得审判流程中的个案监督有可能凌驾于审判组织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之上。因此,审判独立原则下个案流程中的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应当分离。审判流程中的管理应当符合预定性和集体性要求。审判管理还包括对法官的考评和惩戒。对法官的考评应当立足于对法官的监督,而非对法官的管理。我国现行法官惩戒机制存在不足。从比较视野来看,域外法制强调惩戒程序的诉讼化审理,我国可以将考评委员会作为完善惩戒机制的切入点。司法公开体现了法院向公众负责。司法改革的立足点是提高司法公信力,其中的一项举措是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司法本身的制度建设和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并不存在一种特定的对应关系,社会公众对司法行为的观感往往有其固有的形成逻辑。司法作为法律实现的途径之一,它在实现法律的社会融合功能的同时,也需要当事人——参与司法的公众——尊重司法并在司法程序中合作。因此,司法审判能否为社会所信任,既取决于司法能否真正促进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同时也受到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本身的影响。而当前社会对司法信任不足,一方面源于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稳定成熟的社会关系尚未成熟;另一方面社会大众意识大多还未能接受公平合作、平等竞争的现代思维。同时,无限制的倡导通过媒体手段对司法过程进行全面的公开,也是涉诉舆论应对的误区。要转变舆论对司法的不当影响,一方面应当加强涉诉舆论应对的规范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强化司法中立,避免司法的道德主义倾向,并注重规则推导,弱化价值判断和经验判断。
朱应平[5]（2019）在《地方人大常委会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的四十年》文中研究说明各级党组织和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提升对地方人大常委会"保证权"重要性和独立性的认识,明确其在整个国家宪法实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地方人大常委会的"保证权"是整个国家宪法实施的重要环节和核心内容。2019年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四十周年,四十年来,地方人大常委会依据宪法法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作出了重大贡献。回顾四十年历程,在全国人
郑庚林[6]（2019）在《新时代加强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权力是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话题,它促使着朝代不停的更迭,在推动着人类历史巨轮不断前行的同时,又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苦难。如何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民的私权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都在探讨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后,成立了人民政府,建立了人民主权国家。如何更好的限制政府的公权力保障人民权利,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在吸取世界各国经验教训的同时,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国情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的当家做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的重大成就证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了要坚持好、发展好和完善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依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并没有充分、有效的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如何更加有效促进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监督制约作用,已经成为我国许多专家学者关心和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将结合笔者在人大工作的实践经验,从实践中遇到和发现的问题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克服人民代表大会在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加强人大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
高陈[7]（2019）在《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宪法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国家的审判权由包括地方人民法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关于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根据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受党的领导和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与行政机关处于平等的地位,通过行政诉讼依法对行政机关监督制约。人民法院具有人权保障、纠纷解决、权力制约、维护法制统一、推进社会治理等职能。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宪法特征。其具有国家性、统一性、独立性等特点。第一、各级法院均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第二、法院的审判权不可分割,审判权的行使具有整体性,法院统一适用国家法律。第三、法院审判权的行使具有独立性,法院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第四、基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特点,地方各级法院由同级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法院院长由同级人大选举、罢免,其他法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免。因此,地方各级法院在权力来源、工作责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地方属性。但是,无论法院由哪一级权力机关产生,其行使审判权时均代表整体意义上的国家,而非代表地方利益。实践中,地方各级法院的机构编制主要由同级地方党委管理,同级地方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干部管理,法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法院财物由同级地方政府财政保障为主、省级和中央财政保障为辅。地方各级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形成和运行,与我国历史传统、基本国情、人民代表大会根本制度等密切相关,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司法体制同样需要完成现代化的改革进程。地方法院人财物受同级党委政府控制的司法体制,产生了“司法受地方干预”、“司法行政化”等诸多弊端,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不相适应。从宪法角度而言,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行政机关监督乏力、地方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同级地方党政机关、部分领导缺乏宪法意识等因素,是产生上述弊端的重要原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旨在提高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的管理层级,改变其对同级地方党委政府的依附关系,有利于在体制上保障其独立审判,是从根源上解决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的有效良策。这项改革符合宪法的基本精神。然而,重大改革必须依法有据。省级统管改革是涉及宪法问题的重要改革,应当遵循宪法,在法治轨道上进行。该项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论断。该论断在内容、逻辑和法理上难以自洽,不完全符合中央事权的基本内涵、特点以及央地事权的通常划分标准,也不完全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征。通过研究发现:央地事务的权力配置,一般奉行“以事定权、权随事配”原则,人民法院处理的事务大部分不属于中央事务;地方各级法院的司法权在权力来源上具有明显的地方属性;央地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宪法规定以及地方法院的工作实际并不支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司法制度国家专属立法不必然表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地方人民法院并非中央或最高法院派设在地方的法院;司法权的产生、发展历史不支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省级统管改革本身的实践表明,司法权在权力来源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地方属性。建立在“司法权是中央事权”基础上的省级统管“去地方化”的论断也不能成立。通过宪法审视,当下省级统管改革存在以下宪法冲突:省以下法院“省级提名、分级任免”的人事权统管改革不完全符合宪法、法律规定,割裂了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法官的任免权;省级统管改革弱化了地方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改变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权力的基本框架,省以下地方人大将难以组织同级法院。同时,上下级法院人财物的行政管理尚缺乏宪法、法律依据;在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省级统管可能会侵犯宪法规定的上下级法院审判业务的监督关系。从境外法院人财物管理的经验看,宪法、法律均严格保障审判独立。法官一般经相对独立的遴选委员会通过民主、公开的程序遴选、审核,由较高层级的主体任命。法院经费通常由中央或州等高层级主体保障,其中,由中央财政保障的居多。法院的行政管理有法院自治型管理、行政机关管理和司法委员会管理三种模式,第一种管理模式是主流模式和发展趋势。各种模式都有着共同的目标:保障法院和法官的独立,提升司法公正和效率。在法院行政管理与审判工作关系上,“以审判工作为中心”是原则。行政管理服从和服务于审判工作,不能影响审判独立。两者归属于不同序列,实行严格分离。境外法院普遍成立法官会议决定行政管理事项,平衡各方利益,弱化上下级法院的领导关系,保障审判独立。为了使省级统管改革在法治轨道上进行,应当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重构改革理论:我国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的管理层级较低,不利于保障其审判独立,故省级统管改革具有必要性,应当深入推进。审判权具有国家性、统一性、独立性等特点。地方各级法院在权力来源、工作责任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地方属性,其司法权不属于中央事权。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由哪一级国家机构统管,应当结合法院及司法权的宪法特征,从“有利于保障审判独立”的角度,根据实际情况科学确定。改革应当坚持合宪性原则,有必要适时修改宪法和法律。改革的路径可以从以下方面完善:第一、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模式选择。根据我国实际,借鉴境外经验,省以下法院法官由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命、财物由省级统管应当是当下较长时间内的重要改革目标。宪法、法律相关规定应当据此作相应修改。时机成熟后可继续深化改革。本文拟订的长远改革目标为:省高级法院人财物由中央统管、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由省级统管;更加长远的目标为:省高级法院人财物由中央统管,省以下法院法官由省级统管、财物由中央统管。第二、省级统管下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法院的监督关系。在“省以下法院法官省级任命、财物省级统管”模式下,有必要调整原有的监督关系。市、县人大将不再听取同级法院的全面工作报告,也不宜采取质询、听取述职报告的监督方式。但可以通过执法检查、询问、特定问题调查,代表议案、建议、视察等方式进行监督。省级人大将拥有全面的监督方式。为应对“省级人大监督力量薄弱、监督能力不足,而市、县人大缺乏有效监督手段”等困境,有必要探索建立“省级人大委托市级人大听取和审查中基层法院工作报告及院庭长述职报告、进行法官任前考察;省级人大其他监督工作由市级人大常委会协助;市级人大常委会定期报告监督情况”等机制。加强省级人大对地方法院财政的监督保障,赋予省级人大财政决定权,法院经费预算经省级人大批准后再由省级财政拨款,以此消除或减少行政机关对法院的掌控。第三、上下级法院宪法关系的完善。一是省级统管改革应当维护上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关系,保障法院和法官的独立审判。二是省法官遴选委员会在省级人大监督下开展工作。委员会应当相对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委员会应当参与初任法官遴选及法官晋升、晋级。立法应当保障委员会的独立性,其审查决定应当具有约束力,委员应当多元化和专业化,法官遴选程序应具有开放性和民主性。以此制约和弱化上下级法院的行政化倾向。三是司法行政管理应当保障上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关系和审判独立。采取法院自治型管理模式,保障法院整体独立。明确上下级法院行政管理与审判工作的界限。建立由各级法院法官代表为主体、兼有社会人士等参与的法官会议,行使经费分配等行政管理决策权,制衡和弱化上下级法院的领导关系。通过完善上述内容,依宪、依法实现省级统管改革的预期目标。
王晓强[8]（2019）在《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提出行政组织法作为内部行政法,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包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在内的诸多基础性理论命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虽然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基本政策要求,但是如何认识和推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为何需要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范围的划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位阶的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程度的判断,这些问题层层推进,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了本文分析、探讨的逻辑框架与基本主题。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进行分析,即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分析探讨,前者主要从主体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机构进行类型化划分,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角度对设置的范围进行界定,所谓行政机构设置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规格变更、名称变更等一系列行政组织行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源于传统的法律保留、制度性法律保留、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等,但是又与其存在差别,其将法律、法规、规章一并纳入法定化的调整范围。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必要性。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总体上经历了萌芽、初创、发展、改革四个阶段,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存在法律、制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行政机构设置之所以要实现法定化,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领域所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法定化的方式予以解决,规则是减少混乱、建立秩序的最有效方式,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是解决行政机构设置随意化、碎片化、行政化、同质化的最有效途径;此外,在理论方面的原因则主要基于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的要求、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以及法规范所具有的一致性、稳定性、权威性等法的一般性特征。第三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进行分析。着重就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实现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尽可能详尽、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控制机制以及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控制等制度和措施,都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第四章,主要划分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即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需要法规范依据,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则不需要法规范依据。重要性理论应作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划分的理论依据,其在法定化范围的判断上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行政机构实施行政职责范围的不同,所有的行政机构可以划分为各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的业务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内设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派出机构四种类型;内设机构可以根据机构功能、结构的不同,再划分为业务、事务、辅助、监督机构及行政职位五种,并以行政机构设置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影响为标准,将业务类行政机构的全部设置行为纳入法定化范围,其他行政机构的设置行为则排除在法定化范围之外。第五章,主要确定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确定应当参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等的设定,对划入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事项分别予以分析,尝试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建立多元多级的法规范体系;而法定化程度的判断,则认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意味着行政机构设置的过程需要尽可能实现法定化,因而将行政机构设置领域的法规范分为程序方面的要素与其他方面的要素,具体包括提案、方案的编制、审核、决定、备案、监督等程序要素和机构设置的规则要素、结构要素、设置的形式要素等,并且从准则性与单行性法规范并行、明确机构设置的程序要素、数字化表达三方面来增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
刘晓辉[9]（2018）在《人大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及理论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人大协商民主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懈探索,并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而日臻完善。目前,人大在立法、选举、人事任免、重大事项表决以及民主监督工作中开展多形式多途径的协商已经成为规定程序。积极探索和开展人大协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10]（2018）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的决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一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的决定》已由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2018年3月28日通过,现予公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几则典型案例引发的思考:代议机关应该采用哪种表决方式?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投票表决的历史发展——公开性和秘密性的演变 |
| 第一节 雅典民主政治中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一、雅典民主的初尝试——以抽签为主 |
| 二、雅典民主的初尝试——投票选举 |
| 三、雅典民主投票的不利影响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选民投票方式由公开到秘密的演变——以英国为典型 |
| 一、英国选民投票方式的变迁 |
| 二、英国议会改革中关于选民投票方式的辩论 |
| 三、英国选民投票方式变迁的启发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国家议会的投票表决方式由秘密演变为公开——以美国为典型 |
| 一、美国国会的秘密会议制度 |
| 二、1970美国国会改革逐步实现了由秘密到公开的转变 |
| 第二章 代议机关的表决方式与代议制度 |
| 第一节 代议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当代特点 |
| 一、代议制度的定义和历史发展 |
| 二、代议制度运行的特点 |
| 第二节 议员-选民关系与表决方式 |
| 一、密尔的思考——“专职代表说”还是“使节说” |
| 二、现代民主社会议员-选民关系的理论学说 |
| 三、议员-选民关系决定了代议制是责任政治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国家代议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及适用依据——以英、美、法、日为典型 |
| 第一节 英、美、法、日四国代议机关投票表决方式 |
| 一、英国议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二、美国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三、法国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四、日本国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二节 公开还是秘密——代议机关适用投票表决方式的考量 |
| 一、公开表决符合代议制责任政治的要求 |
| 二、缺乏公开表决的条件时秘密投票更合适 |
| 三、适用表决方式的具体考量 |
| 第三节 代议机关公开投票表决的条件 |
| 一、议事公开制度 |
| 二、议员免责权 |
| 三、选民的理性判断 |
| 第四章 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一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历史演进 |
|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多种表决方式并存 |
| 二、1954年确立了无记名投票、举手表决方式为主的表决方式 |
| 三、“文革”特殊时期人大制度遭到破坏 |
| 四、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确立了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制度 |
| 第二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的方式 |
| 一、举手表决 |
| 二、投票(无记名投票) |
| 三、电子表决器表决 |
| 四、我国港澳台地区立法机关的投票表决方式 |
| 第三节 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的特点及问题 |
| 一、以秘密性投票表决为原则 |
| 二、尚不具备普遍性公开投票的社会共识和环境 |
| 三、推崇秘密投票表决的原因 |
| 第五章 完善我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方式的设想 |
| 第一节 完善人大及其常委会表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
| 一、由法律固定表决方式 |
| 二、完善举手表决的程序 |
| 三、完善秘密写票处的程序 |
| 第二节 党员人大代表委员投票的党纪和法律的衔接 |
| 一、党内法规没有对党员人大代表委员的投票纪律作针对性的、明确的规定 |
| 二、现行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不利于党纪和法律的衔接 |
| 三、人大及其常委会投票表决方式类型化 |
| 第三节 正确认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投票表决行为 |
| 一、客观对待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 |
| 二、提高人大代表委员的责任意识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及译着类 |
| 二、编着类 |
| 三、杂志类 |
| 四、学位论文类 |
| 五、网站类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法教义学视角下的人大决定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一)学术理论价值 |
| (二)制度实践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权威依托的职权初探 |
| 二、规范框架内的合法依据 |
| 三、法律系统外的合理因素 |
| 四、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法教义学的基本问题与研究地位 |
| 二、宪法教义学视角的引入与适用 |
| 第二章 人大决定权的理论脉络与规范内容 |
| 第一节 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定职权 |
| 一、《宪法》中规定的职权 |
| 二、《地方组织法》中规定的职权 |
| 第二节 人大决定权的理论展开 |
| 一、对“职权四分”的纠偏 |
| 二、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与决定权的集合性 |
| 三、职能分工、职权法定与决定权的明文性 |
| 第三节 人大决定权的规范内容 |
| 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权的职权范围 |
| (一)全国人大决定权的法定范围 |
|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法定范围 |
| 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职权范围 |
| 三、人大决定权行使的程序规范 |
| 第三章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规范属性 |
| 第一节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历史渊源 |
| 一、“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产生的历史背景与路径依赖 |
| 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与“法令”的历史衔接 |
| (一)1954年《宪法》前:“法令”的初创 |
| (二)1954年《宪法》后至1982年《宪法》前:“法令”的变迁 |
| (三)1982年《宪法》后:“法令”的转化与承接 |
| 第二节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文本与分类 |
| 一、文本的来源 |
| 二、特殊文本类别的辨明 |
| (一)修改、废止法律的决定 |
| (二)法律的补充规定 |
| (三)批准下级规范性文件的决议 |
| (四)有关重大问题的决定 |
| 三、“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范围与分类 |
| (一)现行有效的第二层“法令” |
| (二)专属立法权内未经立法程序而直接作出的法律性决定 |
| (三)专属立法权内的立法授权决定 |
| (四)专属立法权外适用明文性决定权的法律问题决定 |
| (五)专属立法权外适用集合性决定权的法律问题决定 |
| 第三节 “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性质与功能 |
| 一、立法权与决定权综合运用的法制变革方式 |
| 二、满足深化改革与社会发展的规范需求 |
| 第四章 人大决定权行使的体系整合 |
| 第一节 观念层面:迈向实质法治的改革观 |
| 一、警惕经验主义与工具主义 |
| 二、法治改革观的要求 |
| 第二节 中央层面:“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制度化 |
| 一、明定“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实体性质 |
| 二、完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程序规范 |
| 第三节 地方层面: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明确化 |
| 一、重大事项决定权与地方立法权的界分 |
| 二、建立完善“重大事项”判定的程序机制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基本概述 |
| 一、决定权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决定的概念 |
| (二) 决定权的概念 |
| 二、决定权的发展历程 |
| (一) 决定权的规范变迁 |
| (二) 决定权的实践发展 |
| 三、决定权的行使程序 |
| (一) 决定权的启动 |
| (二) 决定权启动后的行使程序 |
| 第二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宪制基础与属性 |
|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宪制基础 |
| (一) 人民主权原则 |
| (二) 党的领导原则 |
| (三) 人大主导原则 |
|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属性 |
| (一) 决定权的性质 |
| (二) 决定权的特点 |
| 三、决定权的五种存在样态 |
| 第三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功能 |
| 一、功能研究中的决定类型化 |
| (一) 决定类型化研究的意义 |
| (二)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分类 |
|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规范功能 |
| (一) 决定权的立法性功能 |
| (二) 决定权的监督纠改功能 |
| (三) 决定权的任免功能 |
| (四) 决定权的事项决定功能 |
|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社会功能 |
| (一) 解决冲突的功能 |
| (二) 为国家改革提供正当性的功能 |
| (三) 决定权的权力整合功能 |
| 第四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权的实践展开 |
| 一、决定权的合宪性运行 |
| 二、决定权的适当性运行 |
| 三、规范决定权运行的建议 |
| (一) 建立针对权力实践的体系化制约框架 |
| (二) 适时启动《宪法》第62条第12项规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导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改革开放后司法改革的政策梳理 |
| 三、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 |
| 四、对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五、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与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我国宪法上审判独立条款的历史成因 |
| 第一节 五四宪法第78条的成因 |
| 一、形成第78条的意识形态因素 |
| 二、形成第78条的现实因素 |
| 三、形成第78条的规范因素 |
| 第二节 五四宪法框架下司法责任归属机制的表现与弊端 |
| 一、对司法的监督制约路径和司法责任的整体属性 |
| 二、整体性司法责任框架下的科层制特征 |
| 三、法院整体责任归属和监督制约机制所带来的问题 |
| 第二章 司法改革中的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一节 司法改革后法院作为审判机关的整体独立 |
| 一、司改政策文件中的“司法权”指的是什么? |
| 二、司法权的国家性与同质性 |
| 三、司法改革政策对审判机关整体独立的影响 |
| 第二节 司法改革中的法官审判独立 |
| 一、十八大以来法官审判独立的规范发展 |
| 二、从规范和实践两方面重新解释宪法上的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三节 审判委员会与审判独立原则的调和 |
| 一、审委会讨论个案与审判独立原则及法定法官原则仍有距离 |
| 二、审委会制度与审判独立原则的调适 |
| 三、审委会制度是党对具体审判工作领导的连接点 |
| 第三章 司法责任制实施后法院如何对人大负责 |
| 第一节 人大监督审判权的简要历史梳理 |
| 一、人大监督审判权的历史侧重 |
| 二、《监督法》制定过程中对审判权监督规定的变化 |
| 三、人大对审判权监督的现实问题 |
| 第二节 从审判独立原则出发重新认识法院向人大负责的问题 |
| 一、法院“依照法律”审判的规范意义 |
| 二、法律最高性决定了人大监督法院的二元性 |
| 第三节 重新定义法院向人大汇报工作制度 |
| 一、其他机关向人大报告工作的一般功能 |
| 二、法院工作报告的内在机理分析 |
| 第四章 司法责任制实施后审判管理如何服从于审判独立原则 |
| 第一节 审判与对审判的管理 |
| 一、审判管理的类型概括 |
| 二、审判管理的体系 |
| 第二节 审判流程管理如何服从于审判独立原则 |
| 一、我国审判流程管理的意旨 |
| 二、审判独立原则下个案流程中的审判监督与审判管理应当分离 |
| 第三节 审判独立原则与法官考评和惩戒 |
| 一、法官为什么考评及考评什么? |
| 二、法官的内部监督与惩戒 |
| 第五章 法院如何向公众负责:走出司法公开的误区 |
| 第一节 从司法机制来看司法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关系 |
| 一、司法公信力要素中的悖论 |
| 二、司法机制隐含社会信任决定司法信任 |
| 第二节 舆论裁判的背后:社会信任不足的成因和涉诉舆论治理的误区 |
| 一、社会组织结构的激进变化 |
| 二、社会意识结构的惰性演进 |
| 三、庭审公开反映出的舆论应对之误区 |
| 第三节 双管齐下:从涉诉舆论应对和强化审判中立入手 |
| 一、建立涉诉舆论的应对规则 |
| 二、强化司法中立性 |
| 结论 |
| 附表一:美国部分州、属地法官考评制度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地方人大常委会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的四十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推动地方人大常委会“保证权”的演进 |
| 二、地方人大常委会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的具体途径 |
| （一）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遵守和执行宪法 |
| （二）作出重大的决定或者决议 |
| （三）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的其他形式 |
| 1. 纠正选举、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上的违宪行为。 |
| 2. 加强审查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确保其符合宪法的规定。 |
| 三、问题和改进措施 |
| （一）问题 |
| 1. 尚未重视地方人大常委会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权力的独立性和重要性。 |
| 2. 对于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保证宪法实施的含义不能准确把握，往往把此项职权等同于前述的四项权力。 |
| 3. 从实际情况看，地方人大常委会对于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的方式、体制和机制较少有探讨。 |
| 4. 在现实中，有些地方人大常委会自己违反宪法法律，制定地方性法规。 |
| 5. 对公民、社会组织或者团体提出的审查建议不予处理。 |
| （二）改进措施 |
| 1. 增强对地方人大常委会“保证权”独立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
| 2. 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和工作体制机制，具体开展“保证权”工作。 |
| 3. 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加强指导、督促和监督工作。 |
| 4. 地方人大常委会要在年度工作报告中专门汇报每年“保证权”实施的情况，对于本地违反宪法的行为及其处理情况作出明确的说明，接受人大代表及其社会的监督。 |
| 5. 建立健全地方人大常委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依法分工相互配合的审查监督工作体制和机制，确保地方违宪行为能获得及时有效的解决。 |
（6）新时代加强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课题来源 |
| 1.2 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及不足 |
| 第2章 权力制约思想的渊源 |
| 2.1 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2.2 资本主义权力制约思想 |
| 2.3 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思想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权力制约思想 |
| 2.3.2 列宁权力制约思想 |
| 第3章 我国权力监督与制约的运行机制 |
| 3.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3.1.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涵 |
| 3.1.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 |
| 3.1.3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
| 3.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
| 3.2.1 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基本原则 |
| 3.2.2 人大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方式 |
| 3.2.3 人大对政府权力的制约手段 |
| 第4章 我国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的现状 |
| 4.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民主集中”优势 |
| 4.1.1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设计 |
| 4.1.2 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制约的实践优势 |
| 4.2 实践中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和制约力不强的表现 |
| 4.2.1 监督效果不强 |
| 4.2.2 人大代表未充分发挥作用 |
| 4.2.3 监督体制运行不够顺畅 |
| 第5章 影响我国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力不强的原因 |
| 5.1 对人大监督工作主观认识不足 |
| 5.1.1 人大自身对监督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 |
| 5.1.2 政府相关人员缺少接受人大监督的意识 |
| 5.1.3 人民群众对人大监督工作缺乏信心 |
| 5.1.4 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
| 5.2 法律法规与监督体制有待完善 |
| 5.2.1 相关法律法规具体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 |
| 5.2.2 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有待理顺 |
| 5.2.3 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有待完善 |
| 5.2.4 人大的官员任免制度有待完善 |
| 5.3 人大自身的监督机制需要加强 |
| 5.3.1 人大的机构设置需要进一步优化 |
| 5.3.2 人大行使监督权的资金保障机制有待加强 |
| 第6章 新时代加强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力的实践探索 |
| 6.1 新时代对人大工作的新要求 |
| 6.2 加强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的理论基础建设 |
| 6.2.1 推动人大监督制度理论与时俱进 |
| 6.2.2 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思想与中国具体国情的融合 |
| 6.3 理顺监督体制，强化人大的监督功能 |
| 6.3.1 明确党的领导与人大监督的关系 |
| 6.3.2 明确党政分工为人大监督提供制度的保障 |
| 6.4 改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 |
| 6.4.1 改善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 |
| 6.4.2 改善政府官员的选举工作 |
| 6.5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机制 |
| 6.5.1 建立代表常驻机构 |
| 6.5.2 完善常务委员会机构设置和人员结构 |
| 6.6 改善人大监督的方式 |
| 6.6.1 加强法律上的监督 |
| 6.6.2 加强对政府的工作监督与制约 |
| 6.7 增加人大职能，完善对政府监督 |
| 6.7.1 探索人大监督专员制度 |
| 6.7.2 探索舆论监督与人大监督相结合的新型监督方式 |
| 6.7.3 探索财政、审计与人大合署办公制度 |
| 6.7.4 探索合并信访机构由人大管辖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7）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宪法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二、研究状况及文献综述 |
| 三、论文结构安排 |
| 四、论文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人民法院的宪法属性 |
| 第一节 人民法院的宪法性质、地位及职能 |
| 一、人民法院的宪法性质 |
| 二、人民法院的宪法地位 |
| 三、人民法院的基本职能 |
| 第二节 人民法院审判权的宪法特征 |
| 一、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国家性 |
| 二、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统一性 |
| 三、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 |
| 四、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权权力来源的地方性 |
| 第二章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缘起与进程 |
| 第一节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我国法院的人财物管理制度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法院司法制度 |
|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地方法院法官的任免及管理 |
| 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地方法院的财物管理 |
| 第二节 我国当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地方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出现的问题 |
| 二、地方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出现问题的宪法分析 |
| 第三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进程 |
| 一、中共中央及最高法院的部署 |
| 二、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试点工作 |
| 三、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改革的现状 |
| 第三章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理论的宪法反思 |
| 第一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改革的理论基础：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一、“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理论的提出 |
| 二、“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中央事权的内涵及其特点 |
| 一、关于“中央”的含义 |
| 二、关于“事权”的含义 |
| 三、关于中央和地方事权的划分 |
| 四、我国的“中央事权”及其特点 |
| 第三节 “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理论的宪法、法律障碍 |
| 一、司法权处理的事务大部分并非中央事务 |
| 二、我国宪法体制下地方法院司法权权力本源的地方性 |
| 三、央地国家机构职权划分的宪法规定不支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四、司法制度专属立法不必然表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五、地方法院并非中央或者最高法院派设在地方的法院 |
| 六、司法权行使标准统一、裁判既判力与确定力不代表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七、司法权产生、发展历史并不支持司法权是中央事权 |
| 八、省级统管改革的实践表明了司法权权力本源等方面的地方属性 |
| 第四节 省级统管改革“去地方化”的理论困境 |
| 一、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去地方化”的理论依据 |
| 二、省级统管改革并不能“去地方化” |
| 三、省级统管降低了省以下法院受地方干预的程度 |
| 第四章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宪法冲突 |
| 第一节 省以下法院人事权统一管理不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
| 一、现行宪法和法律关于法官提名权的规定 |
| 二、“省级统一提名”不符合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 |
| 第二节 省以下法院人事统管割裂了地方人大常委会的法定任免权 |
| 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任免权 |
| 二、地方法院院长的法官提名权与人大任免权应当同级行使 |
| 三、省以下法院人事权统管割裂了下级地方人大的任免权 |
| 第三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削弱了地方人大的监督权 |
| 一、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权 |
| 二、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权等权力是监督权行使的基础 |
| 三、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削弱了地方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权 |
| 第四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改变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国家权力框架 |
|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国家权力框架 |
| 二、省级统管改革改变了原有的国家权力框架 |
| 三、省级统管将使得省以下地方人大难以组织同级人民法院 |
| 第五节 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与上下级法院宪法关系的冲突 |
| 一、宪法规定的上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监督关系 |
| 二、上下级法院的人财物统一管理尚缺乏宪法、法律依据 |
| 三、缺乏制度保障时上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监督关系将受到影响 |
| 第五章 境外国家和地区宪法制度下法院人财物管理研究 |
| 第一节 境外国家和地区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一、英美法系发达国家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三、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四、我国台湾地区宪法制度下法官的选任 |
| 五、境外国家、地区宪法制度下法官选任的特点 |
| 第二节 境外国家、地区法院的财政管理 |
| 一、英美法系发达国家法院的财政管理 |
| 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法院的财政管理 |
| 三、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法院的财政管理 |
| 四、我国台湾地区法院的财政管理 |
| 五、境外国家、地区法院财政管理的特点 |
| 第三节 境外国家、地区法院的行政管理 |
| 一、英美法系发达国家法院的行政管理 |
| 二、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法院的行政管理 |
| 三、新兴经济体金砖国家法院的行政管理 |
| 四、我国台湾地区法院的行政管理 |
| 五、境外国家、地区法院行政管理的特点 |
| 第六章 我国宪法制度下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管的路径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宪法制度下省级统管改革的理论重构与模式选择 |
| 一、省级统管改革的理论重构 |
| 二、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模式研究 |
| 三、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管理体制的模式选择 |
| 四、省级统管模式下宪法、法律的完善 |
| 第二节 省级统管模式下地方人大与地方法院宪法监督关系的完善 |
| 一、地方人大与地方法院宪法监督关系的基本特点 |
| 二、省级统管下地方人大与地方法院宪法监督关系的变化 |
| 三、省级统管下地方人大监督地方法院的难题 |
| 四、省级统管下地方人大与地方法院宪法监督关系的完善 |
| 第三节 省级统管下上下级地方法院宪法关系的完善 |
| 一、上下级法院宪法关系的内涵 |
| 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法官遴选制度 |
| 三、宪法原则统领下的上下级法院行政管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一)有利于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构建 |
| (二)有利于发展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理论 |
| (三)有利于指导行政机构改革的实践 |
| (四)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
| 三、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五、研究的结构与思路 |
| 第一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 |
| 第一节 静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机构的内涵 |
| 二、行政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三、作为行政法学术语的行政机构 |
| 四、类型化的行政机构 |
| 第二节 动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权及设置的外延 |
| 二、机构设置与职权配置的关系 |
| 三、机构设置与职位、编制设置的关系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变迁 |
| 一、行政组织法中的法律保留 |
| 二、法律保留不能承受之重 |
| 三、从法律保留原则到行政法定原则 |
| 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中法的内涵 |
| 第二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依据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依据 |
| 一、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 |
| 二、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 |
| 三、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 |
| 四、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 |
| 五、法规范的一般性特征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依据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状况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所面临的问题 |
| 三、个案分析: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机构设置 |
| 第三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状 |
| 一、美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二、德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三、日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四、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第二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基本经验 |
| 一、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 |
| 二、行政机构设置的规定应尽可能详尽 |
| 三、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 |
| 四、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五、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限定 |
| 第四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一、从法律保留原则到制度性法律保留原则 |
| 二、法律保留范围的判断标准:从干涉、全面保留到重要性理论 |
| 三、重要性理论应为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第二节 我国大部分行政机构设置非法定化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层面 |
| 第三节 判断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时须考虑的因素 |
| 一、行政保留产生的影响 |
| 二、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的影响 |
| 三、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任务正确、有效实施产生的影响 |
| 四、行政机构设置行为本身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确定 |
| 一、区分行政决策机构与行政执行机构? |
| 二、业务类行政机构的设置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三、行政机构的所有设置行为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第五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程度 |
| 第一节 法律规范密度的双重性 |
| 一、区分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 |
| 二、法律规范密度在我国法律中的表现 |
| 三、法律规范密度确定的不同标准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不同模式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的现状 |
| 三、如何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一、比较借鉴: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分析 |
| 二、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的现状 |
| 三、行政机构设置的内容要素 |
| 四、如何加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附件:行政组织法规范汇总目录(1949~1999) |
（9）人大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及理论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人大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 |
| (一) 人大协商民主的建立和巩固时期 |
| 1. 宪法起草过程中的协商民主。 |
| 2.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的协商民主。 |
| 3.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协商民主。 |
| (二) 人大协商民主的恢复和发展时期 |
| 1. 立法工作中协商民主的恢复和发展。 |
| 2. 选举工作中协商民主的恢复和发展。 |
| 3. 决定重大事项工作中协商民主的恢复和发 |
| 4. 人事任免工作中协商民主的恢复和发展。 |
| 5. 监督工作中协商民主的恢复和发展。 |
| 二、人大协商民主的主要内容、形式及重要作用 |
| (一) 人大协商的主要内容 |
| 1. 人大立法工作中的协商。 |
| 2. 人大选举工作中的协商。 |
| 3. 人事任免工作中的协商机制。 |
| 4. 重大事项表决前的协商民主。 |
| 5. 人大监督工作中的协商。 |
| (二) 人大协商民主的主要形式 |
| (三) 积极开展人大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 |
| 1. 开展人大协商民主有利于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
| 2. 开展人大协商民主有利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
| 3. 开展人大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 |
| 4. 开展人大协商民主有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 |
| 三、结语 |
（10）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的决定（论文提纲范文）
| 一、将第一条修改为: |
| 二、将第二条修改为: |
| 三、将第三条修改为: |
| 四、将第四条第一项修改为: |
| 五、将第五条第一项修改为: |
| 六、增加一条, 作为第六条: |
| 七、将第六条改为第七条, 删除第一项。 |
| 八、将第七条改为第八条, 删除第一项。 |
| 九、将第八条改为第九条, 第一款修改为: |
| 十、将第十一条改为第十二条, 修改为: |
| (一)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免常务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办公厅主任、副主任, 各工作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其他人员; |
| (二)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 通过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
| (三)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 通过常务委员会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
| (四)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根据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免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 |
| (五) 在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常务委员会主任缺位时, 由主任会议提名, 在副主任中决定代理主任。 |
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代议机关投票表决的公开性和秘密性研究[D]. 刘妤.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法教义学视角下的人大决定权研究[D]. 卢作峰.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权研究[D]. 杨振. 大连海事大学, 2020(11)
- [4]宪法视野下的审判独立与审判责任[D]. 葛翔.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8)
- [5]地方人大常委会保证宪法遵守和执行的四十年[J]. 朱应平. 人大研究, 2019(11)
- [6]新时代加强人大对政府权力监督与制约研究[D]. 郑庚林. 吉林建筑大学, 2019(01)
- [7]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宪法分析[D]. 高陈.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8]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D]. 王晓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9]人大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及理论探析[J]. 刘晓辉.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8(03)
- [10]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工作条例》的决定[J].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2018(04)
标签：法律论文; 法官论文; 人大常委会论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