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sychiatric Disorders:Global Findings,Local Questions（论文文献综述）
许秋利[1]（2021）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背景: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寄生虫病之一,与艾滋病、结核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3大公共卫生问题。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World Malaria Report 2020》显示,2015-2019年全球在减少疟疾负担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疟疾发病率基本停滞在57例/1000高危人口,疟疾死亡率的下降也在放缓。2019年全球估计有2.29亿疟疾病例和40.9万相关死亡病例。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于2010年启动了《全国消除疟疾行动计划（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国消除疟疾的目标。从2017-2020年,中国已连续4年无本地感染疟疾病例报告,如期实现了行动计划的目标。然而,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出入境人数日益增多,输入性疟疾已成为我国巩固消除疟疾成果的主要威胁。2010-2019年,全国共报告疟疾病例37 04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占比高达78.95%（29248/37047）。尽管当前开展了一些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但是较少有研究关注输入性疟疾给患者个人、家庭及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因此,如何评价和降低输入性疟疾带来的经济负担,是我国消除疟疾后期亟需考虑的问题。广西壮族自治区（以下简称广西）位于中国南疆,是中国历史上南方四大疟疾高度流行区之一。2010-2019年广西报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占同时期全国输入性疟疾病例总数的10.70%（3 130/29 248）,且病例以恶性疟（72.88%,2 281/3 130）为主。以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为样本开展经济负担评价,对于控制和降低疟疾疾病负担具有重要意义。目的:1.分析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为消除疟疾后输入性疟疾的监测和响应提供决策依据。2.评价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情况,分析其主要影响因素,为降低病例的经济负担提供参考依据。方法:1.收集整理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中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基本资料,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2.收集2019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广西各级卫生机构诊断并上报的输入性疟疾病例,对经镜检确诊的病例通过医院病案调取、现场走访和电话访谈的方式开展疟疾治疗相关的经济负担调查。对输入性疟疾患者产生的经济负担进行统计描述,并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广义可加模型（GAM）探索疟疾经济负担的影响因素。最后,结合第一部分获取的广西输入疟疾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推算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的总体经济负担。结果:（1）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2012-2019年广西共报告输入性疟疾病例3 011例,其中确诊病例3 005例（99.80%）,临床诊断病例6例（0.20%）。确诊病例中,恶性疟有2234例（74.34%）,间日疟有274例（9.12%）,卵形疟有406例（13.51%）,三日疟有38例（1.26%）,混合感染有55例（1.83%）;病例的感染地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96.84%,2 788/2879）,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2012-2019年广西所有确诊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男性有2 956人（98.17%,2956/3 011）,女性有55人（1.83%,55/3 011）;病例年龄主要集中在30-49岁,占病例总数的66.76%（2010/3011）;职业以在境外务工为主,占比高达92.61%（2671/2884）;除2013年6月上林县发生一起聚集性输入性疟疾事件外,其余各年输入性疟疾病例报告的月份没有呈现明显的季节变化趋势;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市分别是南宁市、河池市和桂林市,占全自治区病例总数的87.61%（2638/3011）;病例数较多的三个县分别是上林县、全州县和大化瑶族自治县,占全区病例总数的 76.56%（2 308/3 011）。2012-2019年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诊断机构中,县级机构占比最高（83.66%,2 519/3 011）,其次是地市级机构、省级机构及乡镇卫生院等;2013年广西疟疾病例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最少（2d）;除2013年外,其余年份病例的发病-确诊天数的中位数均为3d;2017-2019年广西重度（住院）病例在输入性疟疾病例中占比最高（75.91%,624/822）,轻度（门诊）病例次之（22.75%,187/822）,危重病例最少（1.34%,11/822）。（2）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本次经济负担研究共收集202例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信息,其中门诊病例28人,住院病例171人,危重病例3人。门诊病例的直接经济负担较低,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0.00元;住院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 032.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160.00元;危重病例的人均直接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35 000.00元,直接非医疗费用的中位数为600.00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住院病例中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组、不同疟疾种类之间的直接医疗费用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地市级医院的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县级医院;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P<0.01）和直接非医疗费用（P<0.01）均高于住院天数<4天的病例;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直接医疗费用高于发病-确诊天数<3天的病例（P<0.01）,而直接非医疗费用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输入性疟疾患者住院费用的构成分析显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化验费（52.47%,1 515.75/2 888.81）、药物费（21.68%,626.31/2 888.81）和检查费（10.68%,308.50/2 888.81）,而诊查费（2.08%,60.00/2 888.81）、注射费（1.58%,45.65/2 888.81）、护理费（1.31%,38.00/2 888.81）在县级医院住院费用中的占比很小。门诊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353.13元;住院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706.26元;危重病例的人均间接经济负担的中位数为10 123.02元。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住院天数（P<0.01）、发病-确诊天数（P<0.01）、医院等级（P<0.01）之间的住院患者的间接经济负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性别、年龄、疟疾种类的组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广义可加模型结果表明,住院天数（P<0.01）与发病-确诊天数（P<0.01）对经济负担有影响。2017-2019年广西全区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为3 250 375.22元,且总体经济负担呈逐年下降趋势。结论:1.广西输入性疟疾主要来自加纳、喀麦隆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病例多为恶性疟（74.34%,2 234/3 005）,且以 30-49 岁（66.76%,2 010/3 011）、男性（98.17%,2956/3 011）为主;病例职业以在境外务工（92.61%,2 671/2 884）为主;卵形疟病例在逐年增加,当前已超过间日疟占比;输入性疟疾病例初诊机构主要集中在县级机构,其次是地市级和省级机构;输入性疟疾病例中,重度（住院）病例占比最高,轻度（门诊）病例次之,危重病例最少。2.输入性疟疾门诊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低,住院病例和危重病例的人均经济负担较重,其中危重病例的经济负担超过2019年广西人均可支配收入,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住院费用中占比较重的分别是化验费、药物费和检查费,而诊查费、注射费、护理费等在住院费用中的占比较低。住院天数、发病-确诊天数是经济负担的主要影响因素,即住院天数越长、发病-确诊天数越长,患者的经济负担就越重。3.2017-2019年广西全区随着输入性疟疾病例的逐年减少,总体经济负担也呈逐年下降趋势。研究结果显示,为降低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要尽早发现和确诊病例,科学合理地缩短住院时长,同时还要巩固当前消除疟疾成果,防止输入性疟疾疫情暴发及输入性病例引起的本地再传播。
刘爽[2]（2021）在《“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文中认为城市的拓展亦是一个征服高地的过程,从罗马城的“七丘”到帝国境内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也成为多数罗马城市的一大共性,在中世纪的宗教狂热中催生出一座座“山巅之城”,那些在图像中高悬山巅的建筑,成为与神明最为接近的“圣地”,赋予了城市一顶形制特殊的“冠冕”。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理想在“七丘之城”罗马得到极大强化,通过一系列的城市改造、在罗马之劫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圣城,不仅引起境内城市的竞相效仿,更在海权时代再度拓展到地中海的“边缘”,从而在曾经历罗马化的伊比利亚半岛获得了自由,发展出更具适应性的本土化山城格局。但与4世纪已将自身打造成“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不同,这些城市虽与罗马教廷的宗教运动息息相关,却同本国的海外事业有着更大的关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不仅通过系列“重建罗马”的计划向圣城靠拢,更将其改造成以“下城区”为核心的“滨海山城”,以此展现海权时代的核心推动力——跨洋贸易。在这一过程当中,经过葡萄牙“本土化”的山城理念被带往印度洋的各个海岸和岛屿,罗马教廷的强盛势力也通过里斯本王室渗透其中,最终以一座座群山环抱下的新城塑造了葡萄牙帝国的海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果阿凭借绝对的政治、宗教地位被打造成一个东方的罗马,它不仅与地中海的第一罗马遥相呼应,更使“高地建城”的理念进一步向远东传递,借助完备的山地建设和系列适应政策,将“真十字之地”澳门营建成一座特征鲜明的“妈港神名之城”。然而,在这种不断“移动”的圣城背后,是罗马人“从山地到海滨”的城市化进程,并在海权时代“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局势下,经历了建城“媒介”的一次次转变,从而在适应山区、平原、海滨与岛屿的过程中,由古典向近代社会迈进,最终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将遥想中的“真十字之地”（澳门）化作了现实。
李小娟[3]（2021）在《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地区的传教活动研究》文中指出15世纪末,西方向海洋进发,迎来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启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推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动机除了对资源、商路和财富的渴望之外,则是西方对基督教传教的热情。长期以来,中东是西方基督徒憧憬和向往的圣地耶路撒冷的所在。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欧传教士萌生了向中东传教的理念,16世纪以来,西欧传教士的“福音”在这里生根发芽,到了19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已经在中东广泛存在。传教理念是美国对外文化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以来,美国基于西欧早期传教活动的成果,在该地区开启了一个空前的基督教传播的时代。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是美国海外传教活动的一部分,与西方殖民主义全球扩张和基督教复兴运动密切相关。近代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交通工具、经济条件的改善推动基督教大规模的传教运动。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作为美国对外文化扩张和基督教复兴的一部分而存在。其次,19世纪盛行于美国的天命论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为美国海外传教事业提供精神动力。这些思想都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种族优越论之上,将“拯救众生”和向落后民族传播基督教“福音”看作他们的神圣使命。最后,“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和美部会的诞生,直接推动了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的发展。美国在中东传教的主体是美国福音派,他们在美部会的组织和领导下传教。美部会主要由公理会、长老会和归正会的成员组成,总部设在波士顿,致力于实现“全世界的福音化”。其中,长老会在中东的传教贡献尤为突出。美国传教士在中东传教活动的客体包括安纳托利亚地区、黎凡特地区、海湾地区和北非等地区的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起初,美部会将这些地区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作为传教的主要目标。然而,由于伊斯兰教法对穆斯林改宗的严格约束和来自犹太人内部的极力排斥,美部会改变传教策略,集中向所谓的“堕落的东方教会”和“名义上的基督徒”进行精神启蒙,复兴当地的基督教教会,将此作为穆斯林和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序幕。为了达到促进皈依的目的,美部会采取了包括教育、医疗和出版等方式向中东民众传播基督教。其中,教育是美国传教士最主要的传教方法,他们在中东开办各类教会学校,在美国传教士看来,这是影响年轻一代最可行的方法。他们在教会学校推行《圣经》教育,通过在当地创办出版社的方式印刷《圣经》和宗教传单,试图在精神上“唤醒”中东民众。另外,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医疗领域的传教工作也较为突出。中东社会普遍缺乏现代医疗条件,传教医生在当地开办了医院和药房,并开展了医疗培训,对中东医疗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中东社会存在的性别隔离习俗,美国女传教士在向中东妇女的传教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们对当地妇女教育和医疗条件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传教士在中东的传教活动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向中东伊斯兰世界文化扩张的一部分,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生动地诠释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互动的内涵和外延。这场互动是对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互动的继承和延续,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冲突与融合为其基本特点。而美国传教士与中东穆斯林的交往更多地表现出冲突的一面。从交往哲学上讲,宗教冲突源于将己方奉为主体,将他方视为顺从和受支配客体的‘主—客’式的交往观。美国传教士在与穆斯林的互动中往往陷入这样的交往观之中,将基督教文明奉为唯一的文明,将西方价值观奉为唯一的价值观。这种西方中心论的交往观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关系的影响持续至今,这一点也将始终影响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蒋欣桐[4]（2021）在《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文中认为全球地方主义治理是指倡导通过全球层次和地方层次之间的有效协作来治理全球公共事务的理念及实践。全球地方主义、全球地方化和全球地方性是三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全球地方化的世界是全球地方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而具有全球地方性的公共事务是全球地方主义的治理对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地方化的世界。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地方化并行不悖。地方特色从未消失,而是在全球化和地方化的互动中持续地进行自我更新。因此,相比全球化,全球地方化更为全面的描述了当今的现实世界。当前世界上出现的种种全球问题不仅存在于全球空间,更存在于在地场所。在全球尺度中,全球问题是普遍的和抽象的,但是在地方尺度中,全球问题是特殊的和具体的。认识到全球问题全球地方性的意义在于使全球问题的多层性、综合性和人文性得以重新受到重视,从而为治理全球问题拓展了新的思路。全球地方主义治理正是为应对全球问题的全球地方性而提出的治理理念。相对于当前既有的全球治理,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强调治理层次间的相互连通、治理方式上的本土适应以及治理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地方性问题。第一,它存在于全球、国家和地方等不同层次,体现出多层性;第二,它具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附属维度,具有综合性;第三,它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康、文化传统和认知观念等,具有人文性。因此,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对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城市及由其组成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已经采取了越来越多的气候行动,这为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现实可能。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虽然数量较多,类型各异,但是通过对当今三个最具代表性但成立于不同时期的全球性跨国城市气候网络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从历时的视角看,它们前后相继、稳步发展,从共时的视角看,它们各有侧重、合作紧密。因此,可以说,全球性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群共同构成了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方治理层次。以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为分析框架,可以凸显出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治理特色和优势。其一,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将全球气候问题地方化和将地方气候治理全球化的途径连通了不同的治理层次;其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网络治理方式提供的制度保障和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政策框架得以使气候治理适用于不同地方的整体环境;其三,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宣传教育和提供参与渠道促进了公众参与到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并发挥其相应的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作为全球治理层次的国际气候条约体系还是作为地方治理层次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都无法单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发展尤其需要两者之间的相互支持并加强合作。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拥有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前景。第一,多中心的气候治理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非国家行为体的气候行动日益受到重视。城市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认可度与合法性已经不断增强。第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对于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核心机制的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具有补充性:从治理层面上看可以促进国内层面配合国际层面履约;从治理内容上看可以更好地兼顾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从治理方式上看可以推动责任分配与能力建设并重。第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开放性和协调者角色为国际气候条约体系和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之间互动合作关系的合法化、机制化和常态化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保障。
张安然[5]（2021）在《中东呼吸综合征分布预测及其病原的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文中认为研究背景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是由一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呼吸道传染病,2012年9月在沙特阿拉伯首次被发现。该病病死率高、症状不易辨别且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和预防策略,现已从主要流行的中东地区逐渐蔓延至四大洲27个国家,具有全球流行的潜在趋势,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研究难点和热点。2018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决定将MERS纳入WHO研究与发展蓝图计划,以着力推进该领域研究进展。自MERS出现已有八年,目前在流行病学、病原学、诊断防治等方面开展的研究较多并取得一定成果,但在研究内容上多侧重单独研究其流行病学特征或病原学进化动态,研究设计上缺乏对社会经济、气象地理等多种要素时空分布的有效利用,未能综合考虑时空分布异质性等特征,此外欠缺对MERS时空扩散及洲际范围疫源地风险的预测评估。本研究基于最新数据,综合考虑生物、环境、社会学因素的影响,融合空间信息技术、机器学习模型和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技术,从个体、群体和分子层面全面开展对MERS的传播动态、风险评估及其病原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研究结果有助于完善目前对MERS流行病学特征的认识,探索疾病早期扩散的促进因子,识别高风险区域和脆弱人群,为不同区域制定针对性的干预策略与措施提供科学指导,为探索MERS传播机制、实验室检测和疫苗研究提供方向,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研究目的1.描述全球MERS的三间分布特征及地理分区,重点比较接触动物感染和接触病人感染的病例特征差异。2.探讨个体层面影响MERS死亡的危险因素及交互作用,并结合区域环境要素探索群体层面影响MERS扩散的危险因素。3.结合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采用多种机器学习模型量化MERS-CoV疫源地的分布及发病风险,探索主要贡献因子并绘制风险地图。4.利用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技术完成MERS-CoV的进化家系、时空迁移分析和进化压力位点分析,并将家系信息纳入个体群体层面,进一步探索家系进化对MERS流行特征的影响。研究方法1.数据收集收集全球2020年6月1日前所有MERS个案病例,主要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报告,并通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受影响国家的卫生部门网站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完成病例信息检索及补充,形成MERS个案流调数据库。同期动物样本阳性检测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及文献检索。人口数据、骆驼密度数据、气象数据、土地利用数据、海拔数据、交通数据等均来源于相应领域官方网站或数据库。所有数据都遵循数据质控要求完成原始数据的清洗、整理和提取加工,形成区域多要素数据库。检索GenBank数据库中2020年6月1日前发布的MERS-CoV的全基因组序列（>30,000bp）及对应蛋白序列,经过采样地区和采样时间的核实确认,形成MERS-CoV分子序列数据库。2.统计分析（1）描述全球MERS病例的时空分布和流行特征分区,明确不同感染方式（接触动物感染和接触病人感染）病例的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差异。（2）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探索与MERS病例结局相关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时考虑重要变量（年龄组、性别和动物接触史）之间的二元交互作用,结果呈现时分别给出其他变量不同等级时对应的效应值。（3）基于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结合人口学信息、生物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对MERS病例在中东地区的时空扩散特征进行评估并探索危险因素。为了直观展示人类病例的时空扩散情况,借助ArcGIS中趋势表面分析模块,以等值线形式绘制中东地区MERS传播的空间趋势图。（4）结合人口学信息、生物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采用多种机器学习模型对研究范围内MERS-CoV的生态适宜度进行估算。首先按照传统策略,使用增强回归树模型、随机森林模型和支持向量机模型三个基础模型,通过后续模型结果评估比较选择最优模型。其次采用集成学习的策略,使用堆叠方法将上述三种模型做集成学习,以获得比单一模型更优越的泛化性能。基于集成学习模型结果识别出高风险区域,绘制MERS-CoV自然疫源地分布预测图;基于最优基础模型提取重要贡献因子,并运用logistic回归获得重要特征变量的确切效应值。（5）使用Nextstrain框架进行系统发育分析,研究MERS-CoV的遗传多样性和进化历程,通过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明确重要MERS-CoV家系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迁徙模式。使用PAML软件包用最大似然法对蛋白质基因编码序列进行正选择位点分析。应用统计学匹配抽样方法将分子水平的家系信息与群体和个体发病状况相关联,探讨MERS-CoV的致病性是否随遗传进化或家系转变而变化。3.使用软件数据分析使用 ArcGIS 10.5、R 3.6.2、Python 2.7、Nextstrain、MAFFT v7.407、IQ-Tree v1.6.10、PAL2NAL v14、PAML v4.9、CorelDRAWX8等软件和编程环境。研究结果1.建立了包含2450例MERS病例的个案病例数据库（包括150个病例集群）。其中,802例患者死亡,病死率为32.73%,69.35%的病例为男性,发病年龄中位数为53岁（四分位数间距为38-65岁）,医护人员占病例总数的13.67%。在1453名接触史信息明确的患者中,356名（24.04%）报告有动物接触史。空间分布上MERS病例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和北半球,发病数最高的地区为中东地区,以沙特阿拉伯最高,其次为韩国。结合传播模式分类,发现存在接触本地动物感染病例的国家均分布于阿拉伯半岛,虽然欧洲和东南亚地区也报告了具有动物接触史的病例,但均属于输入病例。时间分布上,2014-2015年包含了 3次发病高峰,主要源于沙特阿拉伯和韩国的暴发疫情,季节性分布上发现春季（4-6月）存在发病高峰。接触动物感染和接触病人感染两种传播方式产生的病例在人口学特征和疾病特征上存在显着差异,与没有动物接触史的病例相比,接触动物感染的病例病死率更高,男性患者数量更多,年龄更大,患有基础疾病比例更高,从疾病发作到诊断的时间更长,上述特征的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而医务人员及无症状患者的感染方式基本是接触病人感染。此外两种传播模式的季节性也不同,接触动物感染病例主要出现在在1-3月,而接触病人感染病例发病高峰紧随其后。2.死亡危险因素分析显示,年龄≥65岁、男性、中东居民、患有基础疾病以及发病前具有明确动物接触史的病例死亡风险较高。同时年龄、性别和动物接触史间均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双变量负向交互作用,在没有动物接触史和女性病例中,年龄的危险效应更为明显;研究发现死亡风险对动物接触史的依赖性随年龄和性别而变化,动物接触史是<65岁女性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3.时空扩散趋势分析显示,MERS在2014年4月至2015年底之间自阿拉伯半岛中部迅速传播到周围地区,其中由发源地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阿曼方向扩散速度最快。公路和铁路交通网络在MERS早期陆路区域内的快速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交通因素外,海拔、荒地覆盖面积占比和医院数量也是MERS扩散的危险因素。4.研究中应用的四种机器学习模型在预测MERS-CoV自然疫源地分布上效果均良好,模型应用测试集测试时AUC最低为84.14%,以集成模型效果最优（AUC=91.66%）。以集成模型对整个研究范围做MERS-CoV疫源地风险预测,绘制的风险地图显示自然疫源地主要分布在热带,高风险和中度风险地区跨越中东、西亚、北非和东非小部分,远远大于目前报道的MERS病例或检测到阳性动物样本分布的地理范围;南欧、非洲中部和南部的风险较小,这与在这些地区仅观测到的少数输入性病例或阳性动物样本相符。敏感性分析中,基于仅用阳性数据建模预测的最大熵MaxEnt模型,发现其预测风险分布情况与上述模型基本一致,证明各模型结果合理可信。影响因子贡献度上,我们发现荒地覆盖面积占比是影响MERS-CoV疫源地分布的主要贡献因子,贡献度为30.06%,其次是林地覆盖面积占比（10.74%）,人口密度、年平均温度、耕地覆盖面积占比和骆驼密度均为中等贡献变量,贡献度范围为6.20-7.28%。因子反应曲线显示MERS-CoV疫源地分布与较高水平的荒地覆盖面积占比、人口密度、年平均温度和骆驼密度有关,也与较低的森林和农田覆盖面积占比有关。基于上述贡献因子做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较高水平的荒地覆盖面积占比效应值最高（OR=23.74）,其次为较高水平的年平均温度（OR=4.05）和骆驼密度（OR=1.80）。多因素分析中未纳入森林和耕地覆盖面积占比,由于二者与荒地覆盖面积占比的相关性很高（R>0.6）。此外,多因素研究中未发现荒地覆盖占比、人口密度、年平均温度和骆驼密度之间存在显着的双变量交互作用。5.系统发育分析表明,人类、骆驼（含羊驼）中检测到的病毒序列形成了主要进化枝,而蝙蝠和刺猬来源的病毒序列形成了与之距离较远的进化枝,表明骆驼是MERS动物宿主。在人与骆驼序列构成的主进化枝中,人类和骆驼的序列在整棵树中混合交叉在一起,这提示从骆驼到人类存在多次引入事件。主进化枝包含编号为C1-C5的五个亚进化枝,其根节点可以追溯到2007年1月,根节点来源骆驼的可能性为49.3%,来源人类的可能性为50.7%。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上,主进化枝的时空传播特征主要表现为中东地区内部强烈的局部迁移和偶尔出现的远距离迁移;推断起源地最可能出现的三个位置是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和约旦,其后验概率分别为31%,17%和12%。利雅得是当地和国际输出感染的主要来源,它是亚进化枝C3、C4和C5（覆盖了所收集序列的97.5%）的共同祖先节点位置的后验概率具有99%。根据序列空间迁移图谱,2011-2012年该病毒从利雅得向沙特阿拉伯其他城市、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阿布扎比和欧洲部分城市迁移,阿布扎比很快加入利雅得,成为第二个病毒输出枢纽;2013-2015年病毒传播最为迅速,自中东输出到北美、非洲和东亚,与实际中2014年中东向美国以及2015中东向韩国的输出事件相符合。位点分析上,研究确定了刺突糖蛋白中可能与正向选择相关的八个氨基酸位置,其中三个是现有认知的新发现位点。将平滑后的地区发病率等指标与人类序列关联后,发现系统进化树中各家系对应病例病死率不同,C5的病死率高于其他进化枝。但将家系信息匹配至个体层面进行死因分析时,家系特征对死亡的作用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结论1.MERS具有明确动物接触史的病例比例持续上升,且与人传人病例相比,动物传人病例的病死率更高,加强动物中该疾病的监测、防控和治疗应是今后MERS研究的重点,同时加强动物传人病例监测等。2.MERS病死率较高,其死亡的高风险人群为老年人、男性、中东居民和患有基础疾病的病例,死亡风险对动物接触史的依赖性随年龄和性别而变化,提示应对高危人群加强监测与宣教以预防感染,一旦确诊应及早采取救治措施。3.交通网络在MERS早期陆路区域内的快速扩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MERS高风险区域交通便利或交流频繁的地区,应在重要交通枢纽中持续加强对MERS的监测与防控。4.基于机器学习模型进行的疫源地风险预测提示高中风险区包含中东、西亚、北非和部分东非,远远大于现有病例报告的地理范围,未来应加强对应区域的病例监测与干预措施。5.序列分析发现骆驼是动物宿主,进化中存在骆驼到人类的多次引入事件,检测试剂应该增强对目前占主导的C5家系的识别,刺突糖蛋白中识别到三个现有认知新发现的正向选择位点,可为进一步定位疫苗的潜在靶点和开发MERS-CoV的抗病毒药物提供研究方向。创新性1.开展了跨洲际多要素细尺度MERS-CoV疫源地风险评估研究。在对应研究中,我们不仅构建模型预测了动物宿主骆驼的空间分布,而且将接触本地动物感染患者、感染的宿主动物的分布同时纳入模型作为结局变量,以获得更可靠的MERS-CoV适宜生境分布图。我们创新性地采用堆叠方法将多种基础机器学习模型进行集成学习,得到了最优效果的预测模型,大大提高了自然疫源地预测的精度和准确性。目前上述研究在现有公开文献中尚无报道。2.开展了MERS-CoV空间扩散动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采用空间趋势面分析、系统发育地理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从报告病例和病原核酸序列两个方面相互验证,共同揭示了 MERS-CoV的空间扩散特征,并定量估算了交通、医院分布等因素对空间扩散的影响,研究结果对于明确重点监测方向、指导MERS防控具有重要科学意义。3.从多水平多要素全面探索MERS的时空分布及流行特征。研究结合病原数据及相关的生物、环境、社会学要素,形成个体、群体和分子水平三个现有MERS最新的数据库,关注重要因素间的交互作用,完善了目前对MERS流行病学特征的认识,明确了高危人群与高风险地区,为不同区域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控制措施提供参考。
毛和荣[6]（2021）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通过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及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系统梳理,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征、历史影响、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通过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各历史发展阶段的梳理及传播学分析,以及中国-阿尔及利亚中医中心（中阿中医中心）建设过程回顾及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实践分析,揭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规律,为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提供有益参考,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一带一路”建设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方法1.通过查阅地方志、卫生志、文化志、医学史、学术论着、政策文件等文献资料,并通过实地考察蕲春、荆州、神农架等地,对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发展历史、发展现状、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梳理与考证。2.通过深度访谈荆楚中医药文化专家、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医疗援外项目负责人、医疗援外翻译、医生等,获取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对外交流传播的第一手数据、信息,弥补纯文献资料的不足,为提出有针对性论点和建议提供参考。3.通过河南、江西、荆楚等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比较研究及荆楚本地各次区域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现状的对比,归纳总结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地域特色、历史地位及发展规律,为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发展与对外交流传播提供借鉴。4.通过中阿中医中心这个重要平台建设的过程回顾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案例分析,透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规律,剖析“一带一路”战略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逻辑关联。5.通过将预设的理论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实践相结合,剖析相关理论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为当下及未来中医药文化传播提供有益的思考。结果1.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经历了孕育发展期（远古时代-商朝）、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发展徘徊期（民国-解放前）、恢复发展期（解放后-20世纪末）、全面发展期（21世纪以来）。荆楚中医药文化在每个时期都产生了较重要的历史影响。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经历了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发展滞缓期（民国-改革开放前）、全面发展期（改革开放以来）。每个阶段都留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传播学特征。3.“一带一路”战略推动了中阿中医中心的建设进程。中阿中医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但面临体制不畅、缺乏长远规划、存在潜在传播风险等现实困境。从传播学视角看,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传播在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反馈与评价体系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是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传播效果五大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五大要素又自成体系,构成了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结论1.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为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荆楚中医药文化反过来也为荆楚文化和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荆楚中医药文化呈现出较明显的地域特色,集中体现为开放包容、兼收并蓄、汇通南北、开拓创新、内涵丰富等特征,同时存在地域、科目发展不平衡等问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未来发展应对相关问题给予关切和处理,以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良性和全面发展。2.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对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日益融入世界,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日益频繁。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史上,李时珍中医药文化特别是《本草纲目》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历史上,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以自发为主。随着文化软实力重要性的日益提高,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越来越紧密地与国家外交战略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3.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证明,中医药文化传播的效果不仅与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有关,而且与国家的战略规划、政策支持,特别是中医药临床疗效等因素息息相关。4.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五大要素自成体系,五大要素体系又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完整体系对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的意义。5.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还取决于各级政府在相关事务上的顶层设计,取决于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身内涵尤其是其普适价值的挖掘和现代话语体系的构建。另外,培养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提升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人才在中医药学、外语、跨文化交际、国际政治、当地法律、传播学等方面的综合素质亦显得尤为重要。
梁晓敏[7]（2021）在《精神障碍住院患者自杀风险及其相关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研究背景自杀（suicide）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自杀预防及干预是精神卫生相关医护人员和整个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死于自杀。而在2012年至2015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为6.57/10万人。自杀风险与精神疾病高度相关,精神障碍患者发生自杀行为的风险高于普通人群,高自杀风险患者接受精神科住院治疗是自杀干预的重要手段,医院病房为其提供了即时的安全环境,心理支持和医疗服务。然而,有较多出院后随访的研究提示,精神障碍患者在接受住院治疗后自杀行为的发生率升高,因此对精神障碍住院患者自杀风险的动态监测和高自杀风险相关因素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早期识别高自杀风险住院患者,并及早制定针对性的干预计划,减少自杀行为的发生。2.研究目的目前关于自杀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青少年、大学生等一般人群,以及抑郁障碍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对其他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精神专科住院患者的研究较少。本研究旨在对精神专科医院住院患者在近期发生自杀相关行为的影响因素,住院期间自杀风险的动态变化及其持续高自杀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3.研究方法纳入符合入组标准的1097例精神障碍住院患者,收集基本的人口统计学和临床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保险情况、工作状况等一般人口学资料,以及住院时长、主要诊断、出院时的精神处方药物种类等临床资料;采集入院当天应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Mini International Neuropsychiatric Interview,MINI）自杀模块（简化版）评估的结果,以及自杀风险评估量表（护士版）（the Nurses’Global Assessment of Suicide Risk,NGASR）的3个时间点评估的结果（分别为入院当天,入院后3天以及住院期间第10?30天）;根据近期（最近1周）是否发生自杀相关行为或自杀风险分级进行分组,对相关因素进行比较分析。4.研究结果4.1近期发生自杀相关行为的情况纳入入院当天进行MINI自杀模块（简化版）评估的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共1097例,平均年龄为（37.2±17.2）岁,男性614例（56.0%）,女性483（44.0%）例,其中近期（最近1周）发生自杀未遂者有85例（7.7%）;有自伤自杀想法的患者为302例（27.5%）,近期有自杀计划者为82例（7.5%）。MINI自杀模块（简化版）的总分平均为3.3±7.4。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小、有保险、急诊入院、诊断为重性抑郁障碍和有既往自杀未遂史（均P<0.05）是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发生自杀相关行为的独立影响因素。4.2住院短期（3天）自杀风险变化情况纳入住院期间在2个时间点（分别为入院当天以及入院第3天）进行NGASR评估的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共562例。其中平均年龄为（34.3±26.8）岁,男性为270例（48.0%）,女性为292例（52.0%）;精神障碍患者在入组时表现为中高自杀风险（NGASR量表平均评分为9.2±3.3）,其中66.0%的患者在入院当天处于高自杀风险。评估患者在住院期间的自杀风险动态变化显示,NGASR-5平均得分（仅为入院后可能发生变化的NGASR中5项条目,包括第1、4、5、6、7项条目）从基线的6.3±2.8下降到第三天的4.6±3.0（P<0.001,Cohen’s d=-0.578）。=-0.578)。回归分析显示基线的高自杀风险是患者在住院第3天高自杀风险强有力的预测因素（OR=85.275,95%CI 20.831～349.099,P<0.001）,有工作(OR（OR=0.566,95%CI 0.361～0.886,P=0.013）是精神障碍患者在住院第3天高自杀风险的独立相关因素。4.3住院中长期（10～30天）自杀风险变化情况纳入住院期间在3个时间点（分别为入院当天、入院第3天以及住院第10～30天）进行NGASR评估的精神障碍住院患者共191例。平均年龄为（32.8±16.4）岁,男性90例（47.1%）,女性101例（52.9%）,入组患者总体呈现中高度自杀风险（平均评分为9.8±3.2）,其中73.3%的患者在入院当天处于高自杀风险。评估患者在住院期间的自杀风险动态变化显示,NGASR-5平均得分（仅为入院后可能发生变化的NGASR中5项条目,包括第1、4、5、6、7项条目）从入院当天的6.7±2.7下降到第三天的5.3±2.9（P<0.001）,最后一次评估（住院第10?30天）为2.4±2.4（P<0.001）。回归分析显示入院当天高自杀风险的患者是住院后期持续高自杀风险（13.1%）强有力的预测因子（OR=5.069,P=0.032）。5.结论5.1综上所述,本研究提示精神障碍住院患者近期自杀相关行为的发生率较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中年龄小、无保险、急诊入院、诊断为重性抑郁障碍和有既往自杀未遂史的患者发生自杀相关行为的风险更高。在临床上应对这类患者予以足够的重视。5.2精神障碍患者在住院治疗三天后,自杀风险显着降低,而经过几周的治疗后,高自杀风险患者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基线（入院当天）高风险是住院第3天和最终评估时间点（第10～30天）持续高自杀风险患者的重要预测因素,且有工作是住院第3天高自杀风险患者的独立保护因素。无论是初次入院到安全的环境,还是随后积极的住院治疗,患者都有显着的获益。13.61%的精神障碍患者在住院后期（第10～30天）仍处于高自杀风险,应特别重视对这些患者出院后进一步的管理和护理计划。
杜海龙[8]（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教育部[9]（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指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乔丹璇[10]（2020）在《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STEM课程分析框架构建及案例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基于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ESD）理念优化中小学各学科课程已成为研究焦点。然而,ESD融入STEM课程有何特点,如何从ESD视角构建中小学STEM课程分析框架,目前鲜有研究。据此,本论文聚焦“ESD视角下STEM课程教学原则是什么”“如何构建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框架”“当前优秀的STEM课程内容和实施上主要关注哪些ESD要素”三个问题。本研究通过六个章节展开,首先,通过文献梳理,分析了ESD融入STEM课程的可行性,总结出ESD视角下STEM课程教学原则和应有的ESD理念要素,据此初步构建了《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框架》;随后,笔者借鉴德尔菲法,三次邀请专家小组对《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框架》内容、结构的科学性进行审议,研究通过结构化编制框架、专家咨询、预测试以及多位研究者共同编码等措施保障工具的效度;最后,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运用分析框架对中国香港和美国的四个知名的ESD融入STEM课程的案例文本进行编码,挖掘各课程案例中所包含的ESD理念要素特征,把握优秀的课程案例内容、教学模式、包含的ESD要素及其意义。研究发现,构建的《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框架》具有合理性,可用于从微观层面分析STEM课程方案包含的ESD理念特点,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文本分析发现,四个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的共性在于,课程目标上促进学生社会化和自主思考;课程内容上涉及环境、社会、经济领域的系统化问题;课程实施上将STEM教学模式和ESD理念相融合;课程评价上注重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据此,本研究提出建议,教育工作者可应用《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框架》分析中小学STEM课程案例特点;应借鉴优秀课程经验,将ESD理念融入STEM课程,促进学生发展;提供多元学习支架,提倡多维方法教学;应关注价值观教学内容和策略,持之以恒地施加教育影响;应争取社区、机构等全系统支持,深入社区开展教学。
二、Psychiatric Disorders:Global Findings,Local Questions（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Psychiatric Disorders:Global Findings,Local Questions（论文提纲范文）
（1）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常用缩写词中英文对照表 |
|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1.1我国疟疾流行概况 |
| 1.2 广西疟疾流行概况 |
| 1.3 疟疾经济负担研究 |
| 2 研究目标 |
| 3 技术路线 |
| 4 参考文献 |
| 第一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的流行病学特征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病例分类 |
| 1.2 资料来源 |
| 1.3 统计分析 |
| 2 结果 |
| 2.1 总体情况 |
| 2.2 感染来源 |
| 2.3 三间分布 |
| 2.4 就诊机构 |
| 2.5 发病-确诊天数 |
| 2.6 病情程度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5 参考文献 |
| 第二部分 广西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研究 |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资料来源 |
| 1.2 统计分析 |
| 1.3 质量控制 |
| 2 结果 |
| 2.1 基本信息 |
| 2.2 直接经济负担 |
| 2.3 间接经济负担 |
| 2.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 |
| 2.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3 讨论 |
| 3.1 基本情况分析 |
| 3.2 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3 间接经济负担分析 |
| 3.4 经济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5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分析 |
| 4 结论 |
| 4.1 输入性疟疾病例的经济负担 |
| 4.2 2017-2019广西输入性疟疾总体经济负担 |
| 5 参考文献 |
| 研究小结 |
| 1 结果与建议 |
| 2 研究的创新点 |
| 3 研究局限性与建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附件 |
（2）“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视角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15-18世纪欧亚大陆“罗马城市”图像的研究语境 |
| 一、葡萄牙“罗马城市”景观研究 |
| 二、葡萄牙殖民地城市景观研究 |
| 三、澳门城市图像的跨文化研究 |
| 第五节 问题的提出:罗马圣城景观在里斯本、果阿与澳门? |
| 第一章 、七丘:罗马“圣城”景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罗马早期的山地景观及其演变 |
| 一、“七丘”的建立 |
| 二、城市形象的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七丘之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理想形象 |
| 一、尼古拉五世的“理想城市”图形式规划 |
| 二、利奥十世时期的“重建罗马”建筑计划 |
| 三、耶稣会与保罗三世时期的高地建设 |
| 四、世界的形象:新时期的“七丘之城” |
| 第三节 又见罗马?——圣城景观的转移 |
| 小结 |
| 第二章 、里斯本的山城建设与“水上罗马”的形象 |
| 第一节 背景:葡萄牙的“山城”传统与大航海时期的形象改造 |
| 一、山城传统与基督教的空间理念 |
| 二、高地与内城建筑、道路体系 |
| 三、高地防御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里斯本山城的早期“罗马化” |
| 第三节 曼努埃尔一世的理想城市与高地重心转移 |
| 第四节 若昂三世的“重建罗马”与“七丘之城”形象 |
| 一、罗马教廷与罗马城市图像的影响力 |
| 二、奥朗达的“重建罗马”城市改造 |
| 第五节 水上的罗马:若昂五世时期的“形象转变” |
| 一、耶稣会的高地争夺战 |
| 二、菲利波·尤瓦拉的里斯本“新罗马”计划 |
| 第六节 结束与开始:震后的里斯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果阿与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滨海山城”理想 |
| 第一节 山城理想初探:七城岛与真十字 |
| 第二节 葡萄牙亚洲殖民地中的山城与理想的图形式规划 |
| 第三节 前殖民时期的山城果阿 |
| 第四节 殖民时期果阿的高地景观演变 |
| 一、城市高地与圣城格局的形成(1510-1604年) |
| 二、又见“水上的罗马”:滨水区的建筑景观建设(1605-1759年) |
| 第五节 里斯本还是罗马?——果阿的“七丘之城”形象 |
| 小结 |
| 第四章 抵达远东:澳门半岛上的“东方圣城”景观 |
| 第一节 濠镜澳——被遗忘的“真十字”之地 |
| 一、东亚的“维拉科鲁兹地” |
| 二、“另一端的岛屿”:七洲山 |
| 三、十字与王冠之盟——十字门 |
| 第二节 开埠前的高地景观(1557年之前) |
| 第三节 开埠早期“中央高地”的建立(1558-1582年) |
| 一、“城市制高点”——圣保罗山 |
| 二、澳城的另一面相:本土力量对高地景观的影响 |
| 第四节 “山巅之城”格局的形成(1583-1700年) |
| 一、17世纪“高地建筑”的建立 |
| 二、七个“堂区”,一种格局 |
| 第五节 水上圣城的东方形象:妈港神名之城 |
| 一、“复原”记忆:源自地中海的岛屿“理想” |
| 二、新旧理想的交替:山城形象的革新与没落小结 |
| 小结 |
| 第五章 、从复制到改写:15-18世纪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转移” |
| 第一节 从山地、平原到海滨:罗马山城的“转移” |
| 第二节 “水上的圣城”及其形象的形成 |
| 第三节 从地中海、大西洋到印度洋:岛屿山城的崛起 |
| 一、贸易模式与滨海山城的形成 |
| 二、新媒介中心的出现:“岛屿”上的帝国理想 |
| 三、高地的竞争者——宗教团体 |
| 第四节 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圣城景观的“改写”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葡萄牙东方殖民地所有要塞、城镇平面图之书》图像、部分文本列表 |
| 附录二、果阿、里斯本教区列表、示意图 |
| 附录三、从全景到街景——从里斯本东方艺术博物馆藏“十三行潘趣酒碗”看“长卷式”城市视野的形成 |
| 附录四、由“指针”导向的城市视野——一件东西城市瓷盘上的跨洋航路与家族版图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3）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地区的传教活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重难点 |
| 第一章 美国传教士在中东传教的背景、主体与形式 |
| 第一节 传教活动的背景 |
| 一、美国基督徒的圣地情结 |
| 二、美国基督教“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与福音派的传教活动 |
| 三、美国海外传教活动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 |
| 第二节 传教活动的主体和诉求 |
| 一、以美部会和长老会为核心的传教主体 |
| 二、以复兴基督教和殖民扩张为目的的传教诉求 |
| 第三节 传教活动的主要形式 |
| 一、教会学校和出版社的创办 |
| 二、《圣经》的阅读与教育 |
| 三、医疗机构与女传教士的角色 |
| 第二章 美国传教士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传教历程 |
| 一、美国传教士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传教活动的缘起 |
| 二、美国传教士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传教活动的发展 |
| 三、美国传教士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传教活动的衰落 |
|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与奥斯曼帝国的博弈 |
| 一、美国传教士与哈米德政府的冲突 |
| 二、美国政府对传教活动的干预 |
| 第三节 美国传教士与安纳托利亚地区民众的互动 |
| 一、美国传教士与穆斯林的艰难对话 |
| 二、美国传教士与犹太人的互动 |
| 三、美国传教士与基督徒的互动 |
| 第三章 美国传教士在黎凡特地区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传教活动 |
| 一、美国传教士在巴勒斯坦地区传教活动的缘起 |
| 二、美国传教士与巴勒斯坦地区民众的互动 |
|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在叙利亚地区的传教活动 |
| 一、美国传教士在叙利亚地区传教活动的缘起 |
| 二、美国女传教士在叙利亚传教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
| 三、美国传教士在叙利亚地区遭遇的挑战 |
| 第四章 美国传教士在海湾地区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在伊朗的传教活动 |
| 一、美国传教士在伊朗传教活动的缘起 |
| 二、美国传教士在伊朗传教活动的主要阶段 |
| 三、美国传教士与伊朗民众的互动 |
|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在阿拉伯海湾地区的传教活动 |
| 一、美国传教士在阿拉伯海湾地区传教活动的缘起和发展 |
| 二、美国传教士与阿拉伯海湾地区民众的互动 |
| 三、美国女传教士在阿拉伯海湾地区传教活动中的作用 |
| 第五章 美国传教士在北非的传教活动 |
| 第一节 美国传教士在埃及的传教活动 |
| 一、美国传教士在埃及传教活动的兴衰演变 |
| 二、美国传教士与埃及民众的互动 |
| 三、美国传教士在埃及传教活动的特征 |
| 第二节 美国传教士在摩洛哥的传教活动 |
| 一、美国传教士在摩洛哥传教活动的缘起 |
| 二、美国传教士艾伯特·内森在摩洛哥的传教活动 |
| 三、美国传教士在摩洛哥遭遇的挑战 |
| 第六章 传教士在美国—中东外交关系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宗教扩张与大国在中东的博弈 |
| 第二节 传教士与美国—中东早期外交 |
| 第三节 传教士活动的兴衰与美国中东政策的制定 |
| 第七章 美国传教士在中东传教活动的影响 |
| 第一节 促进中东地区教育、出版和医疗事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促进妇女角色的转变和妇女事业的进步 |
| 第三节 间接助长中东的社会分化和地区冲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起点 |
| 三、论文思路与研究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相关概念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全球地方主义的现实基础:全球地方化的世界 |
| 第二节 全球地方主义的治理对象:具有全球地方性的公共事务 |
| 第三节 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的具体内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地方性分析 |
| 第一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多层性 |
| 第二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综合性 |
| 第三节 气候变化问题的人文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作为地方治理层次的发展情况 |
| 第一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特征和分类 |
| 第二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治理方式 |
| 第三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成就与局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的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实践 |
| 第一节 连通不同治理层次 |
| 第二节 适应地方整体环境 |
| 第三节 促进公众参与治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地方主义气候治理的发展前景 |
| 第一节 多中心气候治理的整体发展趋势 |
| 第二节 跨国城市气候网络对国际气候条约体系的补充性 |
| 第三节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开放性及其协调者角色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5）中东呼吸综合征分布预测及其病原的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第一部分：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流行病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引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范围和空间研究单位 |
| 2.2 数据来源及整合 |
| 2.3 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 |
| 2.4 质量控制 |
| 三、结果 |
| 3.1 全球范围三间分布描述 |
| 3.2 个体层面—死亡危险因素分析 |
| 3.3 地区(群体)层面—时空扩散分析 |
| 四、讨论 |
| 第二部分: 中东呼吸综合征自然疫源地风险预测——基于机器学习模型 |
| 一、引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2.1 研究范围与空间研究单位 |
| 2.2 资料来源 |
| 2.3 研究设计和统计分析 |
| 2.4 质量控制 |
| 三、结果 |
| 3.1 阳性区域分布 |
| 3.2 骆驼密度变量插补 |
| 3.3 纳入模型变量筛选 |
| 3.4 机器学习模型建模预测结果及评估 |
| 3.5 变量贡献度及提取分析 |
| 3.6 敏感性分析 |
| 四、讨论 |
| 第三部分: 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 |
| 一、引言 |
| 二、材料与方法 |
| 2.1 空间研究范围 |
| 2.2 资料收集与整理 |
| 2.3 研究设计 |
| 2.4 质量控制 |
| 三、结果 |
| 3.1 分子序列库特征概述 |
| 3.2 系统发育分析 |
| 3.3 系统发育地理学分析 |
| 3.4 进化位点分析 |
| 3.5 家系与人群疾病相关分析 |
| 四、讨论 |
| 结论 |
| 创新点与局限性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附发表论文两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绪论 |
| 1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1.1 选题缘起 |
| 1.1.1 中医药文化的当代价值凸显 |
| 1.1.2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受到各方重视 |
| 1.1.3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和手段 |
| 1.1.4 地域性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助推“一带一路”倡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有助于推动地域性中医药文化的深入研究 |
| 1.2.2 有助于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 |
| 1.2.3 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 |
| 2 研究对象与概念界定 |
| 2.1 研究对象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荆楚文化 |
| 2.2.2 中医药文化 |
| 2.2.3 荆楚中医药文化 |
| 2.2.4 “一带一路” |
| 2.2.5 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3.1 研究思路 |
| 3.2 研究方法 |
| 4 研究内容与基本框架 |
| 4.1 研究内容 |
| 4.2 基本框架 |
| 5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 5.1 研究重点 |
| 5.2 研究难点 |
| 5.3 创新之处 |
| 第二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历史与发展特征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源流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历史影响 |
| 2.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孕育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1.1 孕育发展期(远古-商朝) |
| 2.1.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定型期与历史影响 |
| 2.2.1 发展定型期(西周-秦朝) |
| 2.2.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快速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3.1 快速发展期(西汉-南北朝) |
| 2.3.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4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4.1 继承发展期(隋朝-元朝) |
| 2.4.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5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高峰期与历史影响 |
| 2.5.1 发展高峰期(明朝-清朝) |
| 2.5.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6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徘徊期与历史影响 |
| 2.6.1 发展徘徊期(1912 年-1949 年) |
| 2.6.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7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恢复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7.1 恢复发展期(1949 年-20 世纪末) |
| 2.7.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2.8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全面发展期与历史影响 |
| 2.8.1 全面发展期(21 世纪以来) |
| 2.8.2 本阶段历史影响 |
| 3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与发展规律 |
| 3.1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特征 |
| 3.2 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 |
| 4 本章小结 |
| 第三部分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理论基础 |
| 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 |
| 1.1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论的提出 |
| 1.2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1.3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内涵要义 |
| 1.4 中医药文化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中的作用 |
| 2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 |
| 2.1 文化对外传播的内涵要义 |
| 2.2 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价值 |
| 2.3 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 |
| 2.4 文化对外传播理论与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第四部分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与启示 |
| 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历史发展阶段与传播学分析 |
| 1.1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孕育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1.1 孕育发展期(明朝以前) |
| 1.1.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黄金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2.1 黄金发展期(明清时期) |
| 1.2.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3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发展滞缓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3.1 发展滞缓期(1912 年-1978 年) |
| 1.3.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1.4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全面发展期与传播学分析 |
| 1.4.1 全面发展期(1978 年以来) |
| 1.4.2 本阶段传播学分析 |
| 2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的经验启示 |
| 3 本章小结 |
| 第五部分 案例分析:中阿中医中心与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 |
| 1 中阿中医中心建立背景 |
| 1.1 历史基础 |
| 1.1.1 中医药医疗实践基础 |
| 1.1.2 中医药文化传播基础 |
| 1.2 现实因素 |
| 1.2.1 阿尔及利亚人民不断增长的卫生健康需求 |
| 1.2.2 中医药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
| 2 中阿中医中心建设概况 |
| 2.1 建设过程 |
| 2.2 建设模式 |
| 2.3 建设成效 |
| 2.4 建设困境 |
| 3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分析 |
| 3.1 传播主体分析 |
| 3.2 传播内容分析 |
| 3.3 传播媒介分析 |
| 3.4 传播受众分析 |
| 3.5 传播效果分析 |
| 4 基于中阿中医中心的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反思 |
| 5 本章小结 |
| 第六部分 构建“一带一路”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1 “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时代意义 |
| 1.1 坚定荆楚中医药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彰显荆楚中医药文化独特魅力 |
| 1.2 增强荆楚中医药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 |
| 1.3 服务“一带一路”民心相通,助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 |
| 2 构建“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对策建议 |
| 2.1 加强顶层设计,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与“一带一路”建设有机对接 |
| 2.2 推动荆楚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挖掘荆楚中医药文化的普适价值 |
| 2.3 增强多元传播要素的协同效应,构建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体系 |
| 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二 荆楚中医药文化发展大事记 |
| 附录三 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交流传播大事记 |
| 附录四 专家官员访谈录 |
| 4-1 温长路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2 吕文亮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3 巴元明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4 周仲瑜教授访谈录(节选) |
| 4-5 胡峰队长访谈录(节选) |
| 4-6 王莎主任电话访谈录(节选) |
| 4-7 胡海涛老师访谈录(节选) |
| 附录五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编(译)着作 |
| 致谢 |
（7）精神障碍住院患者自杀风险及其相关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前言 |
|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
| 三、结果 |
| 四、讨论 |
| 五、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精神障碍住院患者自杀率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8）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10）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STEM课程分析框架构建及案例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问题缘起 |
| 二、研究问题 |
| 三、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ESD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模式研究 |
| 一、ESD的理论内涵与价值 |
| 二、ESD课程特点和实施途径 |
| 三、ESD教学模式和活动类型 |
| 四、ESD融入STEM教育国家/区域实践及研究不足 |
| 第二节 STEM教育理念与实践模式研究 |
| 一、STEM教育的内涵与价值 |
| 二、整合STEM课程目标和课程模式 |
| 三、整合STEM教学模式 |
| 第三节 ESD理念融入STEM教育可行性分析 |
| 一、STEM教育目的、特征等与ESD理念不谋而合 |
| 二、STEM课程为ESD理念落实提供了实现途径 |
| 三、ESD理念为STEM课程增添人文素养维度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课程案例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一节 理论基础 |
| 一、社会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
| 二、情境学习理论 |
| 三、科学发展观理论 |
| 四、有效教学理论 |
| 五、本研究对上述理论观点的具体运用 |
| 第二节 ESD视角下STEM课程案例分析框架的初步构建 |
| 一、ESD融入STEM课程的教学原则归纳 |
| 二、《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框架》的开发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与课程案例分析框架的修订 |
| 第一节 研究方案的设计 |
| 第二节 研究对象的选择 |
| 第三节 案例分析框架的迭代修订 |
| 一、《分析框架(Ⅰ)》的试测与修订 |
| 二、《分析框架(Ⅱ)》的试测与修订 |
| 三、《分析框架(Ⅲ)》的应用与修订 |
| 第四节 研究质量的保障措施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 |
| 第一节 分案例数据采集与分析 |
| 一、美国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 |
| 二、中国香港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 |
| 三、四个课程案例整体特点分析 |
| 第二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一、《ESD融入STEM课程案例分析框架》具有合理性 |
| 二、课程目标上促进学生社会化和自主思考 |
| 三、课程内容上涉及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化问题 |
| 四、课程实施上将STEM教学模式和ESD理念相融合 |
| 五、课程评价上注重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 |
| 第二节 研究建议 |
| 一、应将ESD理念融入STEM课程,促进学生发展 |
| 二、提供多元学习支架,提倡多维方法教学 |
| 三、应关注价值观教学内容和策略,持之以恒施加影响 |
| 四、应争取社区、机构等全系统支持,深入社区开展教学 |
| 第三节 研究创新、局限及改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四、Psychiatric Disorders:Global Findings,Local Questions（论文参考文献）
- [1]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经济负担研究[D]. 许秋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1(02)
- [2]“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D]. 刘爽.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3]19世纪美国传教士在中东地区的传教活动研究[D]. 李小娟. 西北大学, 2021(12)
- [4]全球地方主义治理理念下的跨国城市气候网络研究[D]. 蒋欣桐. 外交学院, 2021(11)
- [5]中东呼吸综合征分布预测及其病原的系统发育地理学研究[D]. 张安然. 山东大学, 2021(11)
- [6]“一带一路”背景下荆楚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研究[D]. 毛和荣. 湖北中医药大学, 2021(01)
- [7]精神障碍住院患者自杀风险及其相关因素分析[D]. 梁晓敏. 广州医科大学, 2021(02)
- [8]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9]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10]可持续发展教育视角下STEM课程分析框架构建及案例分析[D]. 乔丹璇.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