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上市推动港口发展——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2001年月日12月)座谈发言摘要（论文文献综述）
张育群[1]（2020）在《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文中认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伟大实践,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相同的理论依据和历史背景下,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其自身的独特性。新中国成立后,陕西从本省经济和工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恢复和调整,并进行个别企业的试办公私合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为开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从1953年开始,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陕西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和深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方面,深入开展对总路线的宣传学习,另一方面,对工业和商业以及工商业者进行改造,1956年,陕西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陕西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推进了工业基地的建设和国营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为陕西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陕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对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考察,为现今我国经济,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黎皇灵（LE HOANG LINH）[2]（2015）在《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主要考察研究的内容是冷战时期中国援越抗美的情况,并集中以云南省为例。论文通过多国档案文献资料的梳理和探究,并结合国内外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初步深入探究中国地方省区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的援助,评估云南省在中国援越战略中的地位及作用。具体来说,本文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寻求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援越抗美的背后动机、政策起源和实施过程,云南省如何成为中国国防战略中的前沿及越南解放事业的后方,云南对越南经济建设、贸易合作、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帮助,中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越南受援省和受援机构与云南省及其对越援助机构的关系等等,最后总结评述云南省援越抗美的特点。文章主体共分五个部分。第一章,分析冷战背景下中国在1950年至1975年间对越援助方针及其演变过程。第二章,探讨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及越南争取国际援助的方略,重心在于云南省与中国地方省区援越抗美工作以及越劳党对外援和外贸合作的认识。第三章,叙述云南省帮助越南老街、河江、莱州三省发展农业、工业、基本建设等,以及越南对口受援省的反应。第四章,探讨云南省对越南上述三省的技术、后勤援助,重点围绕中方培训越南留学生和实习生的过程和结果展开论述。第五章,对于中国中央政府与云南省地方政府援越抗美进行评估。
王子明[3]（2013）在《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逻辑 ——基于决策溪流分析框架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实施是当代中国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决策过程不仅直接影响到决策的质量和效率,而且直接反映了当代中国政府决策的能力和水平。从理论上分析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对理解和改进当代中国政府大型项目决策过程具有积极意义。决策是一系列的“选择一决定”行为和事件,决策过程更应关注的是决策作为一系列行动、一系列事件的正在发生或正在进行的状态。考虑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具有系统性、层级性、长周期性、影响广泛性等特点,区别于政府日常的、临机的、突发性决策,因此,本文认为科恩等人提出的“垃圾桶”决策模型以及金登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过程溪流理论既关注到决策主体的行为,又关注到与组织特性紧密相联的决策进程,因而提供了总体性考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理论启示。从总体性考察决策过程出发,尝试性地提出“决策溪流论”的理论构想,并作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分析框架。以“决策溪流”一语指称决策过程中一系列行为和事件的发生及其变化,决策过程中存在三条溪流:议题溪流、政策溪流和政治溪流。基于此进行新的理论性拓展,既分析考察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三条溪流本身,又考察决策溪流行进所依凭的更为宏观的时空条件,并从决策要素的角度定义并分析决策渠、决策溪流、决策动力,考察议题构建和决策时机。最后提出“执政部门主导的决策溪流分析框架”是理解当代中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概念性框架的结论性观点,并建议通过扩大决策渠的开放性以提高决策的公众接受度以改进决策过程。决策溪流的行进由特定的时空条件作为支持,本文把支持决策溪流存续的时空条件视作决策语境,即决策溪流的行进是由决策语境所塑造的。参照布罗代尔的历史时段理论,提出决策语境是由结构性力量、局势性力量和事件性力量共同构成的一个多层面的结构,每一层面对决策溪流的存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作为当代中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语境的结构性力量和局势性力量的重要内容,分别重点考察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行政体系结构和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决策溪流行进在一条有限开放的决策渠之中,决策渠由有形构件和无形构件所构筑。决策渠由堤和坝构成,堤承担着束流与导流的功能,坝承担着阻滞与疏导的功能:决策渠的有限开放是通过决策渠各个层级的控制阀实现的。决策溪流行进到某个控制阀时,会积累自身的能量,形成决策势能,一旦某种因素作用于决策主体,迫使控制阀快速打开,势能就会转变为溪流继续行进的动能。一般情况是,各层级执政部门在决策渠中可能既履行着控制阀的功能,又发挥着决策坝的作用,而且决策信息一般需要通过执政部门才能被编码并纳入决策溪流。决策溪流的行进具体体现为决策主体的行为,即若干决策主体的“一组”行为。决策主体在决策溪流行进中承担的角色存在很大差别,诸如决策者、决策关键人、决策利益相关者表明了不同的角色功能。决策主体间的行为互动反映了决策主体间关系,包括有限博弈、民主协商、利益综合等,这些行为互动也体现了决策溪流的行进实质。因为进入决策渠的议题并不是纯粹的关于问题的讨论与酝酿,而是反映着讨论酝酿问题与讨论深化政策建议的一种结合。三条溪流可以辨识,但是它们也是相互转化的,议题溪流和政策溪流在某种情况下也可能转化为政治溪流的表达形式。三条溪流又是相互作用的,政治溪流的行进会促进或阻滞议题溪流、政策溪流的行进,同样,议题溪流和政策溪流的行进又可能“逼迫”政治溪流行进得更快些。因此,就议题进行的政治性评估、经济性评估和技术性评估,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溪流行进的主要方式。决策溪流的行进需要推动力,推动力直接来源于决策主体。决策溪流能够通过决策渠诸多控制阀的关键在于决策时机带来的动力。决策时机是溪流的行进状态与决策主体主动作为的相互契合。每条溪流都有属于自己的“决策时机”在前进的方向上等待。决策时机的形成有赖于决策诱因,决策诱因激发决策主体的反应,这种反应导致决策势能快速地转化为决策动能,决策动能的表现形式既可能是决策溪流顺决策愿景方向行进,也可能逆决策愿景方向行进。如果是逆愿景方向行进,那么就可能出现决策中止的状态。如果决策中止后无法恢复,那么就可以确定为决策终止了,反之,则可确定这种中止状态为决策“冬眠”。本文研究的主要创新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题的角度较为新颖,选取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案例进行决策过程理论分析,并且将例证分析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二是理论分析框架具有创新性,在约翰· W ·金登的“过程溪流”理论的基础上,基于总体性分析视角,构建起决策溪流论的概念性框架,并讨论了决策语境、决策要素、决策渠、决策堤坝、决策势能、决策主体、决策关键人、决策利益相关者、议题、决策时机、决策诱因、决策中止、决策“冬眠”等概念;三是提出适用于理解当代中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执政部门主导的决策溪流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将决策的公众接受度作为评判政府大型项目决策过程优劣的重要标尺,从而为改善政府大型项目决策过程提供政策建议方向。
彭彦强[4]（2010）在《基于行政权力分析的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研究》文中认为地方政府合作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和跨界公共问题的治理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也对如何加强和不断深化地方政府合作提出了各种建议,但对地方政府合作本身却缺乏必要的较为深入的解释。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只有理解了地方政府合作的本质,才能就如何深化地方政府合作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本文从行政权力的视角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经由行政权力及其行使直接和间接控制、支配着大量的资源,正是地方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和间接控制,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偏好来配置资源,从而也就使得地方政府有必要并且能够通过合作来内部化地方政府因竞争所导致的资源配置负效应,即由资源配置的辖区化、碎片化和高成本化向区域化、整合化和低成本化转变,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合作可以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不过,地方政府合作通常不是地方政府之间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而是通过行政权力的相互自愿性调整——包括行政权力行使的对等约束、行政权力的跨行政区衔接、行政权力的让渡、行政权力的横向转移——来实现资源的跨行政区优化配置的,地方政府间行政权力的相互自愿性协调构成了地方政府合作的权力基础。地方政府合作的程度受到地方政府间行政权力协调程度的影响,可以通过深化地方政府间行政权力的协调程度来深化地方政府合作的程度,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跨行政区的配置状态；深化地方政府合作的程度,意味着要逐步降低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在合作事项方面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独立性和自由度,提高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在合作事项所涉权力方面的相互制约程度,甚至形成相对独立于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的区域管辖权。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合作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构建一种普适性的地方政府合作模式和机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交流与互访、合作论坛、行政协议、区域联合会、特别区与共同机构、多功能大行政区等多种合作方式,是一个以完全竞争和行政区划调整为两端的地方政府合作连续谱系,在这一连续谱中,地方政府所涉及的合作事项方面的权力的行使,逐渐由完全自主行使向越来越多的相互约束发展,甚至在区域层面对行政权力进行一定限度的再配置。区域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解决问题的性质,从“合作方式集合”中进行选择几种方式对之“区别性组合”。因而,本文建议,深化我国地方政府合作应该把握对现有的合作组织和机制进行“边际调整”的基本原则和几种合作形式的“区别性组合”的基本思路。具体来说,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研究的背景、问题和意义,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本文中主要的概念进行了简单的界定,介绍了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以及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对地方政府和行政权力进行了探讨,指出行政权力作为政府的一种核心资源,它实质上是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对资源的控制权限是不同的,地方政府控制和支配资源的权限的大小对地方政府间合作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政府经由行政权力对资源的控制构成了地方政府合作的物质基础。第三章主要指出,地方政府合作具有优化资源跨行政区配置的作用,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所导致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地方政府合作来将其内部化。地方政府竞争在改善行政区内部制度环境的同时,也在区域层面导致资源的辖区化控制和资源跨行政区配置的阻隔等不良效应,资源配置受到扭曲,导致跨界公共问题解决的困难；地方政府合作则是通过相互间顾及彼此的利益需求,使合作各方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相互间的成本与收益,对彼此的行为施加一定的限制,使得相互间的决策和内部执行形成一种合意状态,从而将地方政府竞争的负效应内部化,改进资源在更大区域层面的配置状态。本章还指出,不同层级和范围的地方政府合作,分别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对跨界公共问题的解决和资源的跨区域配置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并且,处于不同阶段的地方政府合作对资源的配置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第四章指出,地方政府合作对资源的区域配置状态的改进,是通过地方政府相互间对行政权力的自愿性协调来达到的,它构成了地方政府合作的权力基础。本章对行政权力行使的对等约束、行政权力的跨行政区衔接、行政权力的让渡、行政权力的横向转移等几种权力协调模式,以及地方政府合作中通常涉及的有关经济要素和商品在辖区间自由流动的权力、有关产业发展规划和结构调整的权力、有关提供跨界公共服务和物品的权力三个方面的权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具体分析。另外,本章还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合作的连续谱系,指出地方政府合作的深化往往意味着参与合作的地方政府在合作事项方面的决策权和执行权的独立性的逐渐降低乃至丧失；提出了深化地方政府合作的“边际调整”的原则,以及对交流与互访、合作论坛、行政协议、区域联合会、特别区与共同机构、多功能大行政区等合作形式进行“区别性组合”的基本思路。第五章是以长江三角洲为例的实证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的特征,政府直接和间接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这就使得该区域地方政府按照自己的偏好配置资源的倾向较为明显,在竞争的作用下,重复建设等资源配置的负效应大量存在；不过,研究同时表明,该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分工的合理化以及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与该区域地方政府合作的不断深化具有时间序列上的一致性,并且长三角的各地方政府对行政权力的相互协调对资源在该区域的优化配置具有直接的积极效应。为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地方政府合作的深化,文章提出长主角区域要整合现有的合作组织和机制,建立长江三角洲区域委员会,提高决策权和执行权的让渡程度以及使区域合作事项监督权区域化,同时继续通过对行政权力进行对等约束、跨行政区对接等方式限制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论,即对全文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
高一飞[5]（2008）在《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文中提出为了深入理解中国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的关系,并且探索如何综合使用生物医学与医学人类学视角来解读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预防问题,本研究围绕由滇西某高速公路（以下匿名简称为滇西高速）建设引发的人口流动,在多点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下展开了关于艾滋病风险的民族志调查与写作。通过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多种研究方法关注筑路工地人群、性工作者和工地周边社区,在其特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中深入剖析各个群体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全面展现公路沿途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关系。研究主要发现,与滇西高速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主要引发了两类艾滋病风险。第一类是显性的工地人群与商业性性行为有关的性传播风险。随着公路建设开工,沿线城镇的新建娱乐场所增多,商业性性工作者人数上升,一些性工作者已经形成了跟着基建工程流动的从业习惯。而筑路工地人群中确实存在对商业性性服务的需求,在枯燥、缺乏娱乐、与家庭和固定性伴侣长期分离的工地生活中,寻求商业性性服务作为一种解决生理需求、满足心理需求、促进商业应酬的娱乐元素被合理化。在工地各职业群体中都发现了从事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而且他们普遍具有侥幸心理与低估风险的倾向。第二类,是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隐性风险——工地人群与周边村落艾滋病风险的传递与叠加。滇西高速途经广大的经济发展不均、社会文化特征多元的滇西农村地区,通过对公路沿途的龙村、芒村和马村三个村落的调查,发现了工地流动人口与周边艾滋病风险的多重关系。在高速公路修建之前,由于区位、社会文化和生计结构的不同,这三个村落已经各自具有独特的艾滋病性传播风险与疫情。贫困农业村龙村的疫情与风险主要跟村民前往德宏等艾滋病高流行区的打工传统,以及村里特殊的跨境婚姻“缅婆”现象有关;农业发达的傣族世居村芒村的风险与疫情和当地“汉傣”文化中开放的婚前/外性行为有关;靠近城区的马村的风险与疫情受其高度发展的多元非农经济与快速城镇化的周边环境影响,主要与有序劳务输出有关。高速公路开工以后,三个村寨都与工地人群和新增性工作者产生了各具特点的互动。一方面,工地人员与村民的互动延续和加剧了村寨中原有的艾滋病风险;另一方面,工地人群、新增性工作者、周边村寨村民通过相互之间多种形式的多性伴行为被连接到同一个性的社会网络中,他们的风险也因此传递、叠加,再生产出新的风险。同时,本研究发现工地流动人口面对这些危险因素时绝不是一个均一的群体。以显性风险为例,从艾滋病知识与发生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来看,各个职业人群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工地上人数最多、处于最底层的非技术工人,最缺乏自我保护能力,但也是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最少的群体。技术工人群体发生商业性性行为的比例稍高,自我保护意识也稍强。与之相对的,工地最具有职业优势的群体,如项目部管理人员、监理,虽然艾滋病知识掌握程度最高,却因为与权力滥用商业贿赂有关的各种应酬成为发生商业性性行为较多的群体。包工头、司机由于各自特殊的职业性质,则是工地人群中发生商业性性行为比例最高、且相对缺乏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群体。本研究从多个利益相关群体的角度,全景化、立体化地展示和剖析与滇西高速建设有关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的多种关系。笔者认为与其说是人口流动导致了各种艾滋病风险,不如说是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贫困、不平等权力、社会发展不平衡、特殊文化等多种因素导致了不同形式的艾滋病风险,而人口流动并不是推动艾滋病传播的根本动因所在。在这些主要发现和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对以往生物医学、医学人类学和一些跨学科艾滋病预防理论模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补充,也为艾滋病预防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第一,纯生物医学“知-信-性”模式下的艾滋病预防理论忽略了除了个人理性以外,政治、经济、社会关系、文化等外部因素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和塑造作用。第二,医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派视角,在注意到宏观层面上边缘弱势群体与艾滋病感染的关系同时,还应当在更微观的领域考察相对的、层层嵌套的边缘与中心、弱势与强势的二元关系,在涉及商业贿赂与消费能力门槛的情况之下,最边缘不一定是最高行为风险所在。另外,在使用“艾滋病脆弱性”模型等跨学科理论时,有必要把行为的危险性与应对能力的高低（脆弱性）作为两个概念和指标区分开来,并以此为生物医学与医学人类学艾滋病理论、实践的结合点,更细致地解构人群面对艾滋病时的不同状态,实施具有针对性地预防干预措施。最后,笔者在本研究多点民族志实践的基础上,对这种新型民族志方法提出讨论。虽然多点民族志方法在研究艾滋病问题时可以展现疾病/风险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多个地点/群体之间存在的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有助于拓展人类学艾滋病预防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与合作空间。然而,多点民族志的实践规范与衡量标准,以及研究者在多视角、多身份间进行转换的风险与挑战还是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刘建民[6]（2007）在《华北人民政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40年代末，内战的进程呈现出了对中国共产党有利的趋势。为了使这种趋势转化为胜势，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先后来到西柏坡，使华北地区的政治战略地位越发重要。随着解放军攻占石家庄，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而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终使华北人民政府在两区合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样，不仅华北区有了一个统一的政府，亦使中央为筹建中央人民政府有了一个试验的平台。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透射出从战争状态向和平环境转变的时代印迹。如在其成立之前组建华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过渡之桥梁；成立后的机构设置，较之先前的抗日根据地已大为丰富，但支援战争恢复生产的味道是最浓的。当然，最为明显的还是中央赋予其探索政权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从其实际的权限上可见一斑。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突出地显示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特点，即高度地重视农民之生存状态，重视土地问题，把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和乡村社会的改造与重建联系起来。在华北人民政府的辖区内，既有原已经过土地改革现需进一步深入的老区，又有一部分逐渐攻占的新区；无论是老区接近尾声的土地改革，还是新区需要先稳定秩序再进行改革的地方，都是一个政权在基层社会里建立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有不断的反复和顿痛，又逐步地取得了预期或超过预期的结果。虽存在短短一年有余，但华北人民政府的施政工作还是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民众的认同，这不管是在政治建设、经济发展，还是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其中，军事方面即支援前线的工作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能完成，尤其值得肯定。无论是在支前工作的组织上，还是在各项具体事务的完成上，从政府到基层，华北区的人民付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从支援平津战役中可见一斑。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定位上，能够被称为“共和国雏形”，这是对其作为一个“特殊”大区政府的历史评价。从其筹备成立到结束历史使命这一过程来看，无论是在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等领导人的指示中，还是在部门人员的合并上，抑或是与中央人民政府的比较研究中，华北人民政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开山引路”，并最终完成过渡合并后退出历史舞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黄立[7]（2006）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文中研究指明1949-1965年的中国现代城市规划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时间单元，由于新的社会制度的实验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在思想、理论、技术、体系等方面均呈现了比较独特的形态，是近代城市规划的结束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开始。 论文的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对本文研究对象和范围进行界定，并在国内研究状况、选题意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阐明本研究的目的是力图全面考察1949-1965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地位。第二章在回顾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历史轨迹基础上，对其进行分代、分期、分段的划分，并重点界定1949-1965年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的分段与内容、城市和城市规划的类型；第三、四、五章从城市规划发展的历史背景与城市化发展历程着手，分三个阶段详细考察城市规划从近代规划的自发延续开始，到苏联规划的全面引入，直至规划的摸索与反思的发展历程，对各阶段的典型城市规划活动进行案例分析，并总结各期主要历史特征。 第六章回顾了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考察了二者的辨证关系，探寻了导致历史城市保护失败与旧城改造方式泛滥的根源，认为其发展的历史特征是社会主义的文物保护观、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影响、激进主义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 第七章从城市规划体系建构的角度，对其子系统城市规划法规体系、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城市规划编制体系进行历史考察，从国家政权建构、法律规范颁布、技术编制磨合等方面来综合讨论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行为、法律规范、技术手段的时代特征。 第八章从范型的角度，对苏联、近代与现代城市规划思想、理论和规划活动进行历史比较，指明近代城市规划的隐性延续和苏联城市规划的显性导入两种范型的影响途径，总结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源与流关系，即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是近代与苏联的交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统一的自主过程。 第九章从城市规划学科与教育的历史渊源中，阐明了中国现代学科的城市规划核心内容、学科基础扩展的历程，通过规划教育来疏理城市规划学科在中国的形成脉络，并总结了规划学科与教育的共生关系和历史特征。 第十章对这一时期城市规划历史特征进行全面总结，并探讨了后续研究方向。
夏赞才[8]（2004）在《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旅游史研究在旅游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尚没有深入展开，现代旅游史研究更少有人涉足。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已有20多年的历史，既是中国现代旅游发展的缩影，也是内陆偏远地区现代旅游发展的典型代表。对于21世纪初仍处于高速发展的中国旅游业和张家界自身的可持续旅游发展来说，客观反映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系统总结其经验教训，已经十分迫切。 本文深入分析了张家界现代旅游产生和发展的国际、国内和张家界的背景，将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1982—1991年为国内旅游地形成阶段，1992年以后为向国际旅游地发展阶段，以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和进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作为阶段划分的界标，从旅游地发展的角度，对两个发展阶段的基本进程和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论述。并重点分析了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的经济、环境影响。本文的基本观点和研究结论如下： 张家界现代旅游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我国现代旅游尚未全面复兴的历史背景下开始的，世界级旅游资源赋存与落后的区域经济基础、偏远的地理区位，决定了张家界现代旅游产生、发展进程和方向。以武陵源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为代表的美学价值是张家界旅游资源的核心。现代旅游发展为张家界提供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机会，但工业文明的缺失，始终是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的制约。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标志着张家界现代旅游的开端，现代旅游发展的内在需要推动张家界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变更，催生了张家界市。武陵源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是张家界由国内旅游地向国际旅游地方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从此逐渐成为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 发展旅游业是张家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旅游经济利益是驱动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的核心动力。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20年，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获得了大量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和吸引了区域外资本，在张家界落后的区域经济基础上发展现代旅游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旅游收入的不断增加直接推动了张家界经济增长，并引起了产业结构的根本变化。但是，旅游业的“支柱”地位直到90年代末期才逐渐显现出来，“旅游带动战略”对工业和农业所发挥的作用并没有显现。西方传统的旅游经济理论在评估张家界旅游经济影响时存在适应性问题，尤其在并没有进行“乘数效应”研究的前提下，简单地运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结论对张家界的旅游经济贡献进行评估，并不可靠。 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对武陵源的环境产生了破坏，引人关注的破坏集中在水体和大气污染，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及其程度并没有可信的研究结论可以证实，但是，最严重的破坏是对其美学价值的破坏。导致这些破坏的原因有规划的因素，也有政府管理的因素，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不可能避免的。如何评价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的环境影响，需要一个综合评价体系。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9]（2003）在《2002年宏观经济大事辑要》文中认为 1月1日 我国信守入世承诺下调关税 从2002年1月1日起,我国海关关税总水平由15.3％下降到12％左右。在7000多个税目中,有5300多个税目的关税不同程度降低,降幅面达75％。降低关税后,工业品的平均税率为11.6％;农产品为15.8％;水产品为14.3％。我国还将按照承诺继续分步降低关税税率,
高宝玉[10]（2002）在《以上市推动港口发展——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2001年月日12月）座谈发言摘要》文中研究说明 黄部长在报告中讲到的港口结构调整,从营口港来看,“十五”期间有三个方面的任务:首先,营口港进港航道水深目前只有9.2米,不能满足大型船舶进出港口,通过改造,将挖深到13米,10万吨级船舶可乘潮进港;同时,疏港公路也将由二
二、以上市推动港口发展——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2001年月日12月)座谈发言摘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以上市推动港口发展——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2001年月日12月)座谈发言摘要（论文提纲范文）
（1）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难点和创新点 |
| 1.4.1 难点 |
| 1.4.2 创新点 |
| 第二章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依据和历史背景 |
| 2.1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依据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设想 |
| 2.1.2 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理论 |
| 2.1.3 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 |
| 2.1.4 毛泽东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的必经之路的理论 |
| 2.2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背景 |
| 2.2.1 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 |
| 2.2.2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实需要 |
| 2.2.3 资产阶级固有本性倒逼社会主义改造 |
|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工商业的恢复和调整概况 |
| 3.1 新中国成立前陕西工商业概况 |
| 3.1.1 陕西国统区工商业概况 |
| 3.1.2 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工商业的帮扶与公私合营雏形 |
| 3.2 新中国成立初期陕西工商业的恢复和调整 |
| 3.2.1 以没收官僚资本为先导向社会主义过渡 |
| 3.2.2 打击投机,稳定市场 |
| 3.2.3 以生产为中心市场为导向的工商业调整 |
| 3.2.4 以西安、宝鸡和南郑为重点专搞五反运动 |
| 3.2.5 重点试办公私合营企业 |
| 第四章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内容 |
| 4.1 “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宣传学习 |
| 4.2 对工业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扩展的改造 |
| 4.2.1 公私合营四经验与加工订货三原则 |
| 4.2.2 整顿现有、先大后小扩展公私合营工业 |
| 4.3 对商业按照行业分为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改造 |
| 4.3.1 对私营批发商采取逐步排挤、代替的办法 |
| 4.3.2 对私营零售商采取批购、经销、代销代购的形式 |
| 4.4 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 |
| 4.4.1 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 |
| 4.4.2 妥善地进行清产核资 |
| 4.4.3 实行以发展生产经营为中心的方针 |
| 4.4.4 慎重地进行生产改组 |
| 4.5 对工商业者的改造 |
| 4.5.1 短期讲习与经常学习相结合的多种形式教育 |
| 4.5.2 对私方人员量才使用的安排 |
| 4.5.3 调整公私共事关系,贯彻赎买政策 |
| 第五章 个案考察:安康私营木帆船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 安康私营木帆船运输业的历史概况 |
| 5.2 加强航运管理,建立航运秩序 |
| 5.2.1 建立航运管理机构 |
| 5.2.2 进行民主改革 |
| 5.2.3 组织联合运输社 |
| 5.3 分阶段建立运输合作社试点 |
| 5.4 对私营木帆船运输业整体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六章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评析 |
| 6.1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特点 |
| 6.1.1 抓重点,运用试点示范的工作方法 |
| 6.1.2 宝鸡对回民工商业“因民族制宜”特殊差异化的对待 |
| 6.1.3 重视对企业并厂工作的总结,却没能较好避免盲目性 |
| 6.2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 |
| 6.2.1 生产关系的变化促进了生产和经济的发展 |
| 6.2.2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 6.2.3 推进工业基地建设和国营经济主体地位的确立 |
| 6.3 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不足 |
| 结语: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
| 一、本选题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文献评述 |
| 四、本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战后中越关系与中国对越援助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中国与越南抗法战争的胜利(1950—1954) |
| 第二节 中越对南越斗争方针分歧与中国对越援助(1955—1960) |
| 第三节 中国对越方针调整与加强援越(1960—1965) |
| 第四节 中国全力援越抗美与对越方针新变化(1965—1975)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地方省区与援越抗美 |
| 第一节 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总方针 |
| 第二节 中国政府对越援助政策 |
| 第三节 云南省与中国地方省区援越工作 |
| 第四节 越南争取中国及地方省区援助的政策 |
| 小结 |
| 第三章 云南与越南三省的经济建设 |
| 第一节 农业领域 |
| 第二节 工业领域 |
| 第三节 基本建设领域 |
| 第四节 越南对口受援省的反应 |
| 小结 |
| 第四章 云南省对越三省的技术、后勤援助 |
| 第一节 培养实习生、技术干部领域 |
| 第二节 医疗领域 |
| 第三节 物资运输领域 |
| 第四节 外贸领域 |
| 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第一节 关于中国援越抗美的评价 |
| 第二节 关于云南省援越抗美的评价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逻辑 ——基于决策溪流分析框架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 研究的背景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定位 |
| 1.3 核心概念 |
| 2 研究文献综述 |
| 2.1 关于决策过程的一般性研究 |
| 2.2 关于政府过程的研究 |
| 2.3 关于当代中国重大建设项目决策的研究 |
| 2.4 综合评价 |
| 3 研究方案 |
| 3.1 研究目的 |
| 3.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3.3 研究方法 |
| 3.4 研究案例选择 |
| 3.5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二章 决策溪流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分析的新框架 |
| 1 四种理论资源 |
| 1.1 着眼于决策主体行为的理论 |
| 1.2 关注决策主体与决策环境之间关系的理论 |
| 1.3 着眼于决策“过程”性特征的理论 |
| 1.4 立足于决策系统组织特性的理论 |
| 2 “过程溪流论”的启示 |
| 2.1 “过程溪流论”概述 |
| 2.2 “过程溪流论”的优点 |
| 2.3 “过程溪流论”的借鉴意义 |
| 3 决策溪流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3.1 理论构想的思考基点 |
| 3.2 决策溪流论的理论构想 |
| 3.3 决策溪流论与过程溪流论的区别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决策溪流的行进背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决策语境 |
| 1 决策语境的涵义及其构成 |
| 1.1 语境与决策语境 |
| 1.2 决策语境的构成 |
| 1.3 决策语境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
| 2 结构性力量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行政体系 |
| 2.1 政治～行政权力结构 |
| 2.2 制度:规则与规范 |
| 2.3 重点建设项目决策的程序性规定:一般过程 |
| 3 局势性力量分析:当代中国的时代主题 |
| 3.1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 |
| 3.2 发展与经济发展 |
| 3.3 “五年计划”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决策溪流的构建单元: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决策要素 |
| 1 决策要素概述 |
| 1.1 已有的关于决策要素的观点及分类 |
| 1.2 本文对决策要素的界定 |
| 1.3 决策溪流视角下的决策要素类型 |
| 2 决策渠 |
| 2.1 决策堤坝 |
| 2.2 决策堤坝的构成 |
| 2.3 决策堤坝的功能 |
| 3 决策溪流 |
| 3.1 溪流与决策溪流 |
| 3.2 决策溪流的构成 |
| 3.3 决策溪流的行进 |
| 4 决策动力 |
| 4.1 决策动力的构成因素 |
| 4.2 决策势能 |
| 4.3 决策势能与决策动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决策溪流中的行动角色: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决策主体 |
| 1 决策主体的概念与辨析 |
| 1.1 决策主体的概念 |
| 1.2 决策者 |
| 1.3 决策主体辨析 |
| 2 决策关键人 |
| 2.1 决策关键人的涵义 |
| 2.2 决策关键人的角色定位 |
| 2.3 决策关键人的功能 |
| 3 决策利益相关者 |
| 3.1 决策利益相关者的涵义 |
| 3.2 决策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 |
| 3.3 决策利益相关者的功能 |
| 4 决策主体间关系 |
| 4.1 决策主体间的有限博弈 |
| 4.2 决策主体间的民主协商 |
| 4.3 利益综合:竞争均衡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决策溪流的行进方式: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议题构建 |
| 1 议题的范畴构建 |
| 1.1 政策问题与议题 |
| 1.2 议题与政策议程 |
| 1.3 议题构建 |
| 2 议题的政治性构建 |
| 2.1 经济社会发展与项目建设必要性 |
| 2.2 官员压力与政府回应 |
| 2.3 议题的政治性评估 |
| 3 议题的经济性构建 |
| 3.1 成本与收益 |
| 3.2 成本收益分析的应用及其缺陷 |
| 3.3 议题的经济性评估 |
| 4 议题的技术性构建 |
| 4.1 决策中议题的技术性 |
| 4.2 议题的技术性与技术专家 |
| 4.3 议题的技术性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决策溪流行进的关键节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决策时机 |
| 1 决策时机的形成 |
| 1.1 决策时机的概念 |
| 1.2 决策时机的形成 |
| 1.3 决策时机与决策窗口 |
| 2 决策诱因与决策事件 |
| 2.1 决策诱因的概念 |
| 2.2 决策诱因的类型 |
| 2.3 决策事件 |
| 3 触发机制 |
| 3.1 触发机制的概念 |
| 3.2 触发机制与决策时机 |
| 3.3 决策中断 |
| 3.4 决策“冬眠”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前瞻 |
| 1 执政部门主导的决策溪流分析框架及其适用性 |
| 2 决策渠的开放性与决策的公众接受度 |
| 3 非支持联盟与决策的公众接受度 |
| 4 研究的局限性及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基于行政权力分析的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问题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1.3 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对已有研究的评价及本文的理论假设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1 地方政府 |
| 1.3.2 地方政府合作 |
| 1.3.3 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基本框架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分析思路与基本框架 |
| 第五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本文的主要创新 |
| 1.5.2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与资源控制 |
| 第一节 行政权力与资源控制 |
| 2.1.1 权力与资源控制 |
| 2.1.2 作为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力的行政权力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权限 |
| 2.2.1 新中国建立以来地方政府对资源控制的权限的演变 |
| 2.2.2 现阶段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权限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地方政府合作的物质基础 |
| 2.3.1 政府主导与地方政府对资源的控制 |
| 2.3.2 地方政府资源控制与合作需求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合作与资源的跨行政区配置 |
| 第一节 地方利益的实现与地方政府行为 |
| 3.1.1 地方利益的凸显 |
| 3.1.2 地方利益与地方政府行为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源区域性配置的扭曲 |
| 3.2.1 地方政府竞争的性质 |
| 3.2.2 地方政府竞争行为 |
| 3.2.3 地方政府竞争效应 |
| 3.2.4 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源的辖区化控制及资源区域配置的阻隔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合作与资源区域性配置的实现 |
| 3.3.1 地方政府合作与地方政府竞争行为外部性的内部化 |
| 3.3.2 由竞争到合作:地方政府行为转变的逻辑 |
| 3.3.3 不同层级地方政府间合作与资源的跨区域配置 |
| 3.3.4 地方政府合作的不同阶段与资源的跨区域配置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合作与行政权力横向协调 |
| 第一节 行政权力对资源空间配置的嵌入 |
| 4.1.1 行政权力与政府间区域竞争 |
| 4.1.2 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边缘经济:权力的空间经济效应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合作中的行政权力横向协调 |
| 4.2.1 地方政府合作过程中行政权力自愿性协调的理论和现实可能性 |
| 4.2.2 行政权力行使的对等约束 |
| 4.2.3 行政权力的跨行政区衔接 |
| 4.2.4 行政权力的让渡和授权共同设立的组织 |
| 4.2.5 行政权力的横向转移 |
| 4.2.6 地方政府合作主要涉及的几类行政权力的协调 |
| 第三节 行政权力横向协调与地方政府合作的选择 |
| 4.3.1 从完全竞争到行政区划调整:地方政府合作的连续谱 |
| 4.3.2 地方政府合作机制与组织:行政权力协调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形式 |
| 4.3.3 影响地方政府行政权力横向协调的体制性因素 |
| 4.3.4 地方政府合作方式的选择 |
| 第五章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与演变 |
| 5.1.1 上海经济区的设立 |
| 5.1.2 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重启、扩大与发展 |
| 5.1.3 泛长三角的初步提出 |
| 第二节 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与资源配置 |
| 5.2.1 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与资源控制 |
| 5.2.2 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及其资源配置效应 |
| 第三节 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合作与行政权协调 |
| 5.3.1 长三角地方政府合作组织与机制:行政权力协调的组织化与制度化表现 |
| 5.3.2 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合作中的政策协调 |
| 5.3.3 长三角次经济圈地方政府合作组织与政策协调 |
| 5.3.4 长三角地方政府合作的资源配置效应 |
| 第四节 深化长江三角洲区域地方政府合作的政策建议 |
| 5.4.1 长三角地方政府合作中的不足 |
| 5.4.2 长三角地方政府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部分：开篇 |
| 第一章：引言 |
| 第一节：研究缘起 |
| 第二节：相关理论和研究综述 |
| 第三节：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保山-龙陵高速公路的修建 |
| 第二部分：显性与隐性的风险——风险何在？ |
| 第二章：与滇西高速公路相关的艾滋病风险推测及行动 |
| 第一节：宏观政策环境 |
| 第二节：各种相关群体对滇西高速艾滋病风险的推断及行动 |
| 第三章：显性的艾滋病风险——跟随筑路工程流动的性工作者 |
| 第一节：筑路工地周边的娱乐场所与性工作者 |
| 第二节：工地人群及其与商业性性行为有关的高危性行为 |
| 第三节：与显性风险相关的艾滋病疫情 |
| 第四章：隐性的艾滋病风险——社区与风险 |
| 第一节：滇西高速筑路工地沿线的艾滋病疫情 |
| 第二节：筑路工地与周边社区的互动与相互认识 |
| 第三节：周边社区中的艾滋病风险 |
| 第三部分：工地与周边社区——谁危害了谁？ |
| 第五章：龙陵山区公路边的贫困村——龙村 |
| 第一节：戍边军人与流民的后代 |
| 第二节：交通要道旁的贫困农业村 |
| 第三节：前往缅甸、德宏的打工潮 |
| 第四节：艾滋病与龙村 |
| 第五节：滇西高速开工——村里艾滋病风险的延续与再生产 |
| 第六节：村民们对艾滋病的认知与理解 |
| 第七节：小结 |
| 第六章：美丽富饶的潞江坝傣族村——芒村 |
| 第一节：芒村傣族与外来人口 |
| 第二节：以发达的亚热带农业为主的生计 |
| 第三节：芒村的“汉傣”文化 |
| 第四节：与外来人口和“汉傣”文化有关的艾滋病风险 |
| 第五节：高速公路修建之后的新风险——新增性工作者与准商业性性行为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七章：城区周边的蒲缥马村 |
| 第一节：土地资源紧缺的农业与多元发展的非农经济 |
| 第二节：城区周边乡镇的高城镇化 |
| 第三节：马村的艾滋病风险及其变化 |
| 第四节：小结 |
| 第四部分：结语 |
| 第八章：结果与讨论 |
| 第一节：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 |
| 第二节：工地人群艾滋病传播风险分层与讨论 |
| 第三节：多点民族志实验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一：保山概况 |
| 附件二：滇西高速各标段地理分布图 |
| 附件三：滇西高速工地调查问卷 |
| 附录四：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华北人民政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 |
| 第一节 基础: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的建设 |
| 一、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 |
| 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
| 三、两区之于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借鉴 |
| 第二节 中央工委移驻华北与解放军攻占石家庄 |
| 一、中共中央“一分为三” |
| 二、中央工委在华北开展工作 |
| 三、石家庄的攻克与接管工作 |
| 四、华北人民政府成立的酝酿决策 |
| 第三节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 |
| 一、筹备过程与代表的产生 |
| 二、经过:秘密召开的大会 |
| 三、人民代表大会的雏形 |
| 第四节 华北人民政府区划沿革 |
| 一、初成立时:两区合并后的概况 |
| 二、1949年初:第一次大的区划调整 |
| 三、结束工作前:5省2市的初步确定 |
| 第二章 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机构、人事及权限 |
| 第一节 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1948年5月—9月) |
| 第二节 组织机构的设立与职能 |
| 第三节 重要官员的分析 |
| 一、政府主席董必武 |
| 二、政府第一副主席、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 |
| 三、其他官员 |
| 第四节 与各方的权限关系 |
| 一、与中共中央:中共对中央地方权力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
| 二、与中共华北局:党政体制的进一步尝试 |
| 三、与其他解放区:困难的部分领导 |
| 四、与下级政府:垂直的领导 |
| 第三章 华北人民政府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一节 基层政权建设的先导: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前土改政策的演变与实践 |
| 一、《五四指示》:农民权力的赋予 |
| 二、《中国土地法大纲》:农民权力的扩张 |
| 第二节 土改的进行:乡村权势体系的崩溃与重组 |
| 一、老区半老区的土改运动:政治格局的巩固与发展 |
| 二、新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扫除旧势力，建立新格局 |
| 第三节 基层政权的建设与架构 |
| 一、安国县的典型试验 |
| 二、绥蒙地区:新区政权初步建设的代表 |
| 第四节 基层干部的培养与政权建设 |
| 一、抽调干部南下及其对基层政权建设的影响 |
| 二、权势转换的关键点:村级干部队伍的培养 |
| 第四章 华北人民政府的施政 |
| 第一节 新政治秩序的创建 |
| 一、稳定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风气 |
| 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
| 三、新司法制度的创立 |
| 第二节 社会经济的整合 |
| 一、恢复与发展农业的措施 |
| 二、逐渐恢复的工业 |
| 三、以公路为核心的交通运输业 |
| 四、统一金融，促进贸易 |
| 五、初趋正规的税收工作 |
| 第三节 文教卫生事业的建设 |
| 一、教育事业的促进 |
| 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
| 三、文艺工作的起步 |
| 四、严峻形势下的卫生工作 |
| 第五章 华北人民政府的支前工作 |
| 第一节 支前的组织机构 |
| 一、人民武装的整顿 |
| 二、后勤组织的统一 |
| 三、荣军管理组织与荣校的建立 |
| 四、担架组织的完善 |
| 第二节 如何实现对群众的动员 |
| 一、舆论动员的展开 |
| 二、各种优抚条例的颁布 |
| 第三节 支前工作中的问题与解决的措施 |
| 一、支前工作中的问题 |
| 二、解决的措施 |
| 第四节 支前工作的典型介绍:平津战役 |
| 一、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的部署 |
| 二、华北人民政府的统筹安排 |
| 三、物资的供应与统计 |
| 第六章 华北人民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的过渡 |
| 第一节 华北人民政府逐步结束工作 |
| 第二节 财政经济部门演变的个案分析 |
| 一、华北财经办事处(1947.7—1948.5) |
| 二、华北财经委员会(1948.9—1949.10) |
| 三、中央财政经济部(1948.6—1949.6) |
| 四、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
| 五、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 |
| 结语 |
| 一、华北人民政府之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意义 |
| 二、从华北人民政府看大区体制与中国政治的发展 |
| 附录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课题缘起与经纬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 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回顾 |
| 1.3.1 关于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研究 |
| 1.3.2 关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与重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重点 |
| 1.5 研究方法与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有关概念与用法 |
| 1.6.1 都市计划、城市规划与城乡规划 |
| 1.6.2 苏联与前苏联的用法 |
| 第二章 政治经济脉络之演变与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分期 |
| 2.1 政治经济脉络的演变 |
| 2.2 近现代整体视野下的现代城市规划分段 |
| 2.2.1 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分代 |
| 2.2.2 现代城市规划的分段与分期 |
| 2.2.3 1949-1965年现代城市规划的三大阶段 |
| 2.3 1949-1965年各阶段的内容 |
| 2.3.1 城市规划的恢复与起步阶段(1949-1952) |
| 2.3.2 城市规划的引入与调整阶段(1953-1957) |
| 2.3.3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阶段(1958-1965) |
| 2.4 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建设的类型 |
| 2.4.1 城市类型 |
| 2.4.2 城市规划类型及其性质 |
| 第三章 城市规划的恢复与起步(1949-1952) |
| 3.1 社会背景 |
| 3.1.1 “生产性城市”建设方针 |
| 3.1.2 城市化起步与城市制度 |
| 3.1.3 城市改造与新村建设 |
| 3.2 城市规划的起步 |
| 3.2.1 都市计划方案的迅速出台 |
| 3.2.2 苏联专家参与和逐步影响 |
| 3.3 首都北京城市规划 |
| 3.3.1 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成立 |
| 3.3.2 两种不同的城市建设思想 |
| 3.3.3 行政中心留在旧城——巴兰尼克夫方案 |
| 3.3.4 行政中心移往西郊——梁陈方案 |
| 3.3.5 肯定行政区留旧城——朱赵方案 |
| 3.3.6 规划方案的共识与分歧 |
| 3.4 沿海地区城市规划——以上海与天津为例 |
| 3.4.1 上海都市计划初期草案第三稿与上海市发展方向图草案 |
| 3.4.2 天津的建设计划与城市规划 |
| 3.5 内地地区城市规划——以西安与兰州为例 |
| 3.5.1 西安市都市计划三稿 |
| 3.5.1 兰州市都市建设计划草案概要 |
| 3.6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规划的引入与调整(1953-1957) |
| 4.1 社会背景 |
| 4.1.1 “经济恢复”胜利完成 |
| 4.1.2 “一五”计划开始实施 |
| 4.1.3 城市化与城市制度的发展 |
| 4.2 城市规划的“第一个春天” |
| 4.2.1 苏联规划的全面引入 |
| 4.2.2 城市规划的全面展开 |
| 4.3 “论十大关系”与规划调整 |
| 4.3.1 “一五”计划的总结——“论十大关系” |
| 4.3.2 苏联规划模式的反思——“反四过” |
| 4.4 政治中心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
| 4.4.1 总体规划方案的讨论 |
| 4.4.2 政治中心区的规划 |
| 4.5 工业城市规划与建设 |
| 4.5.1 工业城市与规划的类型 |
| 4.5.2 已有实施规划的工业城市 |
| 4.5.3 首次实施规划的工业城市 |
| 4.6 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1958-1965) |
| 5.1 从“大跃进”到“大调整” |
| 5.1.1 自主探索社会主义道路 |
| 5.1.2 反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
| 5.2 城市规划的波动与徘徊 |
| 5.2.1 城市规划的“大跃进”(1958-1960) |
| 5.2.2 “三年不搞城市规划”(1960-1963) |
| 5.2.3 城市规划的短暂恢复(1963-1965) |
| 5.3 区域规划的高潮——通化与朝阳区域规划 |
| 5.3.1 吉林通化地区区域规划 |
| 5.3.2 辽宁朝阳地区区域规划 |
| 5.4 分散与组团布局——三种类型城市规划 |
| 5.4.1 “工农结合”的分散布局——大庆城市规划 |
| 5.4.2 “三翼伸展、田园楔入”的风车状组团布局——合肥城市规划 |
| 5.4.3 “带状组团”的分散布局——攀枝花城市规划 |
| 5.5 城乡与工农并举——人民公社规划 |
| 5.5.1 农村人民公社规划 |
| 5.5.2 城市人民公社规划 |
| 5.5.3 对首都北京的影响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 |
| 6.1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概念 |
| 6.1.1 历史城市保护 |
| 6.1.2 旧城改造 |
| 6.2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考察 |
| 6.2.1 历史城市保护的开始与城市环境的整治(1949-1952) |
| 6.2.2 文物建筑保护的发展与旧城利用和改造(1953-1957) |
| 6.2.3 历史城市的破坏与旧城改造的“大跃进”(1958-1965) |
| 6.3 历史城市保护与旧城改造的思想理论 |
| 6.3.1 中国专家的历史保护与思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
| 6.3.2 苏联专家的历史古迹保护思想——改建、扩建和新建 |
| 6.4 历史文化保护与旧城改造的历史特征 |
| 6.4.1 社会主义的文物保护观 |
| 6.4.2 实用主义的文化观影响 |
| 6.4.3 激进主义的现代化进程 |
| 第七章 城市规划体系建构与嬗变 |
| 7.1 城市规划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 7.2 城市规划法规体系 |
| 7.2.1 城市规划法规与政策 |
| 7.2.2 土地管理法律规范 |
| 7.2.3 文物保护法律规范 |
| 7.2.4 房产管理法律规范 |
| 7.2.5 建设工程与市政工程管理 |
| 7.2.6 规划法规体系的历史特征 |
| 7.3 城市规划编制体系 |
| 7.3.1 总体规划 |
| 7.3.2 详细规划 |
| 7.3.3 区域规划 |
| 7.3.4 城市设计 |
| 7.3.5 城市规划编制与审批程序 |
| 7.3.6 规划编制体系的历史特征 |
| 7.4 城市规划管理体系 |
| 7.4.1 规划管理建构的起步(1949-1952) |
| 7.4.2 城市规划机构的健全(1953-1957) |
| 7.4.3 规划管理体系的调整(1958-1965) |
| 7.4.4 规划管理体系的历史特征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城市规划范型导入与影响 |
| 8.1 城市规划的思想类型 |
| 8.1.1 中国传统大同思想 |
| 8.1.2 苏联城市规划思想 |
| 8.2 城市规划的理论范型 |
| 8.2.1 古典主义规划 |
| 8.2.2 功能主义规划 |
| 8.2.3 有机疏散理论 |
| 8.2.4 卫星城理论 |
| 8.2.5 带型城市理论 |
| 8.2.6 区域规划理论 |
| 8.2.7 居住区规划理论 |
| 8.2.8 绿地带规划理论 |
| 8.3 城市规划的实践范型 |
| 8.3.1 首都城市的城市规划 |
| 8.3.2 树为典型的城市规划 |
| 8.4 城市规划范型的影响途径 |
| 8.4.1 近代城市规划的隐性延续 |
| 8.4.2 苏联城市规划的显性导入 |
| 8.5 1949-1965年城市规划理论的源与流 |
| 第九章 城市规划学科形成与发展 |
| 9.1 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史背景 |
| 9.1.1 城市规划学科的历史纵览 |
| 9.1.2 城市规划教育的近代背景 |
| 9.2 城市规划学科的基础 |
| 9.2.1 城市规划核心内容的确定 |
| 9.2.2 城市规划相关学科的交叉 |
| 9.3 城市规划教育 |
| 9.3.1 城市规划教育的发展历程 |
| 9.3.2 城市规划院校的发展 |
| 9.3.3 城市规划教材的使用 |
| 9.3.4 城市规划课程的设置 |
| 9.4 小结 |
| 第十章 总结与展望 |
| 10.1 1949-1965年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历史总结 |
| 10.2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后续研究 |
| 附录1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2 论文图表目录 |
| 附录3 1949-1965年中国出版的城市规划书籍与译着一览表 |
| 附录4 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与城市建设大事记 |
| 附录5 《城市规划编制暂行办法》(1956) |
| 附录6 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项目 |
| 后记 |
（8）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 缘起 |
| 二、 研究背景及价值预期 |
| 三、 研究文献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域设定 |
| 五、 论文框架及内容 |
| 六、 地名与名称说明 |
| 第一章 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的历史背景 |
| 一、 世界旅游业的迅速发展 |
| 二、 中国现代旅游的复兴与发展 |
| 三、 张家界世界级旅游资源赋存与落后的区域经济水平 |
| 第二章 国内旅游地形成阶段(1982-1991) |
| 一、 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 |
| 二、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形成 |
| 三、 从“三分”到“一统”:现代旅游发展催生大庸市 |
| 四、 国内旅游地的形成 |
| 第三章 向国际旅游地发展阶段(1992-) |
| 一、 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
| 二、 国内旅游地成熟和向国际旅游地发展 |
| 三、 张家界旅游管理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
| 四、 小结:张家界旅游地发展的阶段性判断 |
| 第四章 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的经济影响 |
| 一、 旅游经济:张家界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选择 |
| 二、 张家界区域经济基础与现代旅游发展 |
| 三、 张家界旅游经济影响 |
| 四、 主流旅游经济影响理论、方法及张家界应用 |
| 第五章 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的环境影响 |
| 一、 张家界旅游环境影响研究 |
| 二、 张家界旅游环境影响 |
| 三、 张家界旅游环境影响的深层原因 |
| 四、 张家界旅游环境影响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图目录(略) |
| 表目录(略) |
四、以上市推动港口发展——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2001年月日12月)座谈发言摘要（论文参考文献）
- [1]陕西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研究[D]. 张育群. 西北大学, 2020(08)
- [2]中国援越抗美研究（1960-1969） ——以云南省为例[D]. 黎皇灵（LE HOANG LINH）.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2)
- [3]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决策过程的逻辑 ——基于决策溪流分析框架的研究[D]. 王子明. 南京大学, 2013(12)
- [4]基于行政权力分析的中国地方政府合作研究[D]. 彭彦强. 南开大学, 2010(08)
- [5]滇西某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沿线的艾滋病风险与人口流动[D]. 高一飞. 中山大学, 2008(09)
- [6]华北人民政府研究[D]. 刘建民. 首都师范大学, 2007(03)
- [7]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949-1965）[D]. 黄立. 武汉理工大学, 2006(12)
- [8]张家界现代旅游发展史研究[D]. 夏赞才. 湖南师范大学, 2004(04)
- [9]2002年宏观经济大事辑要[J].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经济研究参考, 2003(24)
- [10]以上市推动港口发展——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2001年月日12月）座谈发言摘要[J]. 高宝玉. 水路运输文摘, 2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