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1年高校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王文君,李宏,陈晓怡,葛春雷,王婷[1]（2021）在《比较视野下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的学科布局演进发展特点浅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院士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科学体制化的标志性产物,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国家科学的发展和学科的演进。在比较视野下,本研究梳理了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学科发展的历程,对美英德法四国的院士增选制度、学部及学科布局、学部在增选中发挥的影响,以及过去20年院士群体学科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学科布局演进特点,旨在为我国院士群体学科布局及建设提供借鉴。
郭书剑[2]（2020）在《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文中认为当前中国大学人才竞争的主要对象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中国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强势群体亦是制度化学术精英。作为政府与大学协作的产物,制度化学术精英因拥有经官方认证的学术权威与学术声誉而受到大学的强烈推崇与热烈追求。大学围绕制度化学术精英而展开的人才竞争直接刺激并引发学术精英的流动。某种意义上,制度化精英主义愈兴盛则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而大学学术精英竞争愈激烈则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愈频繁。1999年以来,中国大学学术精英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的不同层次大学间进行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大学学术精英在全国的分布格局随各地、各校人才竞争力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总体上,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散中有聚”“聚中有散”;以跨域流动为主,但同域流动现象亦值得关注;众多普通院校和地方城市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具活力的机制、更富成效的举措在学术精英竞争中“异军突起”,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成了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新局面。中国地方政府人才竞争的背后是为经济增长而竞争,更是为政治晋升而竞争。为赢得政治锦标赛,地方政府所出台的人才政策对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具有较强的激发性、引导性与支持性。因地制宜制定人才政策,与时俱进变革人才政策,是地方政府维持人才竞争力、保持人才竞争优势的必要之举。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大学重点建设的逻辑是竞争博弈,而竞争博弈的载体则是学术锦标赛。在市场化大学排名与行政化学科评估的驱动下,中国大学着重以学术管理资本主义的方式吸引海内外学术精英,以不断争取国家的政策关照与政府的重点支持。大学人才竞争所促成的流动,对学术精英学术发展的影响,既有特殊性也存共通性。大部分学术精英流动后的学术生产力、学术影响力和学术竞争力得到提高。这一方面是由于流动对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则与学术锦标赛密切相关,其不仅驱动大学支持学术精英发展学术,还驱动大学要求学术精英发展学术。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是一个复杂现象。由于学术精英吸收能力的异质性与学术精英竞争优势的可转移性,大学学术精英流动对大学发展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可以明确的是,学术精英流入对大学学科发展的积极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学术精英流出对大学学科发展的消极影响也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基于此,学术精英流动不应成为大学间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更不应诱致大学间针锋相对的“人才战争”。在面向世界、追求卓越的发展战略下,需要正确理解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以客观冷静的态度、以历史的、发展的、全球的眼光认识和体察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所具有的阶段性、特殊性和一般性。这对中国大学全面深刻地了解自己,实事求是地制定科学合理的“双一流”建设目标、采取正确有效的学术精英队伍建设策略至关重要。
朱昱,赵千,吴晓东[3]（2019）在《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制度之探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是院士队伍的重要部分,是建设高端学术平台和工程科技思想库的重要力量;外籍院士制度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制度的重要内容。改进完善外籍院士制度,加强外籍院士队伍建设,是促进国际学术和科技交流,充分利用国际高端智力资源的重要途径,是服务国家科技发展和外交战略的重要方式。文章综合分析了外籍院士制度的起源、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制度现状,并对促进外籍院士发挥作用的保障机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改进完善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制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的政策建议。
徐志平[4]（2019）在《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是供给过剩还是不足?结构上又呈现何种特征?已有研究无论是从职业社会学,还是劳动经济学都未给出明确的结论。本文选择从结构的视角,基于学术职业特性、劳动力市场一般均衡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依据宏观的全国数据和中观的高校信息公开数据尝试解答此问题。狭义的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是由四年制本科高校专任教师群体构成的市场。依据高校教师进入和退出学术岗位的阶段,可将学术劳动力市场细分为入职市场、晋升市场、流动市场和退出市场四个部分。本文集中研究学术劳动力入职市场,主要分析我国公立本科高校新教师需求与博士毕业生学术职业供给的结构关系。学术劳动力市场具有需求与供给同为一体、院校与职称双重层级、薪酬与声望两维价格的特性。职业上的学术职业与非学术职业间内外部流动、地理上的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城市间流动、机构上的从顶尖向基层下移的院校间流动是学术劳动力市场实现供求平衡的核心机制。高校学术劳动力需求可以划分为扩张性、替换性和提升性需求三类。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7-2019年公立本科高校教师招聘计划和2015-2016年度《本科教学质量报告》中专任教师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阶段,学术劳动力扩张性需求持续增长,替换性需求不断扩大,提升性需求持续稳定;在学科结构上,理学、工学、医科的专任教师数较多,哲学、史学的专任教师数较少,理学和工学对留学经历和博士后经历的要求更高;在层级结构上,高层的“985工程”高校倾向于招聘海归学者,中层的其他博士授权高校侧重于本土优秀博士的争夺,基层的非博士授权高校依然存在一定数量的硕士师资招聘计划;在区域结构上,依据公立高校数量和博士授权高校占比情况可以将不同省份划分为高标准强需求、高标准弱需求、低标准强需求和低标准弱需求四种类型。高校学术劳动力供给可以细分为脱产的本土供给、回流的海归供给和在职的隐性供给三类。基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公立本科高校2018年拟聘教师公示数据以及2017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中博士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内涵式发展阶段,学术劳动力本土供给和海归供给都在上升,隐性供给正在缩减。在学科结构上,理学、工学和医学博士的授予资源较为丰富,其他学科资源相对较小;在层级结构上,海归博士优先占据着高层供给、“985工程”高校博士聚集在中层供给、其他博士授权高校博士构成了基层供给;在区域结构上,依据本省博士培养力和外省博士流入程度将不同省份划分为高自给高流入、高自给低流入、低自给高流入和低自给低流入四种类型。直接的供求数量比较和间接的基层高校准入标准判断是判定高校学术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基本方法。本文发现,我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供不应求。在学科结构上,我国不同学科供求状况差异明显,更高的本土博士供给和更充足的海归供给使得理工学科相对人文社会学科供给相对充足;在层级结构上,顶尖海归的回流不足和顶尖本土人才供给受限,导致我国高层市场人才供给不足。于此同时,中西部地方本科高校在声望和地域上双重边缘,难以吸引足够的博士毕业生,从而形成了中层均衡、高层和基层供给相对不足的层级结构;在区域结构上,我国博士学位授予资源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少数省份,博士毕业生就业选择又呈现向东部单向流动的特征,从而形成东部均衡、中西部供给相对不足的区域结构。本研究主要从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补助的角度,提出适度提高博士生培养规模,优化博士生招生学科布局,提升本土博士培养水平,均衡博士点区域布局和提升中西部地方高校吸引力的优化建议。本文从结构角度,创新性的利用公立本科高校信息公开的个案数据,分析了国内研究较少涉及的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供求问题。
刘欣[5]（2019）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有关科技精英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社会学交叉研究的议题之一,随着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中国科技精英的规模逐渐扩大,有关中国科技精英的研究也随之增多,但从学科角度进行科技精英的研究相对偏少;物理学是推动自然科学和现代技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整个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中占有较高地位,同时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密切关联,是20世纪以来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学科之一;中国物理学院士是物理学精英的代表,探讨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路径的问题,不仅有助于丰富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结构和发展趋势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为中国科技精英的成长和培养提供相关借鉴;基于此,本文围绕“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这一问题,按照“变量——特征——要素——路径”的研究思路,引入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物理学院士这一群体进行了多角度的计量研究,文章主体由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第一章）以“院士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史为线索,通过对1948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1955年和1957年遴选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两届物理学学部委员、1980年和1991年增补的物理学学部委员、1993年后推选产生的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1994年后的中国科学院外籍物理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的搜集整理,筛选出319位中国物理学院士,构成本次计量研究的样本来源。第二部分（第二至九章）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进行计量研究。首先,以基本情况、教育经历、归国工作,学科分布、获得国内外重大科技奖励等情况为变量,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总体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其次,按照物理学的分支交叉学科分类,主要对中国理论物理学、凝聚态物理学、光学、高能物理学、原子核物理学这五个分支学科的院士群体特征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计量分析,对其他一些分支交叉学科,诸如天体物理学、生物物理学、工程热物理、地球物理学、电子物理学、声学、物理力学和量子信息科技等领域的院士群体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内容主要包括不同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年龄结构、学位结构、性别比例,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发展趋势和师承关系等;再次,在对各分支交叉学科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和研究领域计量分析的基础上,对不同学科间物理学院士的基本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对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进行趋势分析。第三部分（第十章）在第二部分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研究领域和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呈现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近些年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整体学历水平较高,同时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他们科技贡献突出,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这种“集聚性”逐渐被打破等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领域呈现出,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等趋势特征;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代际演化呈现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物理学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政策支持相得益彰,21世纪以来物理学院士个体对从事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等趋势特征。第四部分（第十一章）通过分析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特征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成长路径。宏观层面,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成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中观层面,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微观层面,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可见中国物理学院士受社会时代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直存在,受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导向影响有所减弱,而受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和物理学家个人研究兴趣的导向逐渐增强,进而得出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社会分层总体符合科学“普遍主义”原则的结论。最后,在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发展展望中,提出须优化中国物理学院士年龄结构和培养跨学科物理科技人才,辩证看待中国物理学院士空间结构的“集聚性”和师承效应,发挥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研究优势弥补研究领域的不足,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和完善科技奖励机制,不断加强国家对物理学的支持力度等建议,以促进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良性发展和推动我国从物理学大国发展为物理学强国。
赵坤[6]（2019）在《“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15年10月,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简称“双一流”建设,将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向新的层次不断发展。随后,国家颁布了众多包括人才体制机制改革、简政放权、职称改革等方向的相关文件,以此推进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与完善,逐步形成领先世界水平的现代大学制度。在“双一流”建设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高端人才和科技创新对区域生产力发展、经济规模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高等院校集聚的高端人才与高技术产业注重的科技创新将推动新经济的发展,激发出更多的经济活力,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本文首先对“双一流”建设、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等相关理论及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探究了“双一流”背景下两者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然后,本文构建了“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运用距离协调度模型对两者协调发展度进行度量,结果显示,2011-2017年“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度持续上升,但总体水平较低,引入灰色关联度模型找出影响两者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结果发现,高校人才集聚质量与结构对两者协调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高校人才集聚潜力与规模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高技术产业结构与质量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研究两者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结果发现,两者协调发展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正相关的特点,其中,江苏、上海、浙江为扩散效应区,四川、甘肃为极化效应区,安徽、江西为过渡区,新疆、青海、西藏为低速增长区;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提出对策建议,加快“双一流”高校人才制度创新,持续培养优秀人才;提高区域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高技术产业人才吸引力;加强区域资源共享,促进高校与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
董丽娟,徐飞[7]（2016）在《中国女性科技人才政策的若干评价与思考》文中认为2010年起,我国在科技人才政策的调整中进一步强调和保障了女性科技人才的作用和地位,力图通过政策调整,改善和促进女性科技人才在我国科学界中的地位,这些政策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取得一定成效。分析近年来我国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奖励、杰青基金获得、两院院士性别比例等现状,可以初步评价我国女性科技人才政策的实施效果,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孟德楷[8]（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认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刘菲[9]（2013）在《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文中认为在科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有效的科学研究需要科学家间的合作。近代科学出现的早期,相继出现的是科学家的个体模式和群体模式,这两种模式是产生新知识和保证新知识质量的重要方式,并且从个体模式到群体模式的转向,也是科学研究传统转换的标志。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出现了欧洲历史上最早的科学院,其中,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是1603年的罗马猞猁学院和1657年的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前者是近代早期科学知识传播的最有影响力的方式之一,开创了崇尚自由地探索自然科学的科学理念；后者,确立实验地位的科学精神,预示了现代科学院的诞生和发展。早期科学院的建立标志着科学发展进入了一种新式科学知识生产的关键时期,它们较为成功地将个人的科学兴趣转换为一种共同的、系统的科学观念,为推动科学发展和科学的组织化奠定了基础。发端于16、17世纪的欧洲近代科学体制化进程,是通过科学与社会的互动方式来进行的,以英国皇家学会和法国科学院两种模式相继出现为标志。18世纪末,科学活动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表现为这种新的科学组织形态在欧洲各国同时出现,科学院的建立成为一种潮流。19世纪-20世纪,科学活动在美洲、亚洲、非洲地区的兴起,众多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皇家学会或法国科学院模式建立国家级科学院。至此,科学院体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表明科学院成为一种全球化体制。20世纪中期,随着科学与社会互动的日益密切,科学逐渐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型,科学的研究特点、组织模式、经费来源及奖励机制等均发生了转换。在科学院发展的历史语境和科学运行环境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一方面,传统的科学组织形式——科学院面临着多重困境,如研究功能的弱化、社会各因素的形塑、国家政治主体的‘胁迫’等；另一方面,以第三世界科学院为主的新型科学组织形式——科学家联盟应运而生,这种跨区域、多学科的组织模式较好地适应了科学发展的多样性和科学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呈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TWAS（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于1983年,是发展中国家最大、最具权威的科学家联盟,也是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科学组织,旨在奖赏发展中国家科学家的杰出成就、培育发展中国家的科学能力和弥补这一地区的国际性科学共同体的缺失。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圣贤”——阿卜杜斯·萨拉姆是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起者和创始人,他奠定了科学院的基本格局、发展方向和主要目标。在近30年的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形成了以理事会、院士委员会、地区办公室为一体的现行组织体制,全面决策和负责科学院的日常活动、项目设置、院士的遴选及资金募集等。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无形学院”,TWAS通过设置研究项目和科学奖项来培育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发展,科学院的科学交流与传播模式是以动态型—-TWAS院士大会和TWAS学术大会与静态型——出版物为主,其中TWAS学术大会有着明显的“地方性特征”,表明了对会议举办国家科学的重视。资源整合基础的分散、多元利益诉求、认可激励与培育等是TWAS的主要功能,也为科学院自身积聚了国际影响力,使其成为参与世界重大科学问题对话的重要伙伴。自1983年第三世界科学院成立至今,目前世界上已有13个科学家（院）联盟,即由科学家或科学院组建的跨区域性科学组织,具有主体有限性、目标共同性、知识共享性的特征。在这些科学家（院）联盟中,第三世界科学院是成立时间最早,且建制化较为完善的组织,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表现为明确的目标和定位设定、较为严格的院士准入制度、物质基础体系的建立等。意大利、中国、印度等多国政府和基金会的资助,既保证了第三世界科学院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又提升了科学院在世界重大科学议题中的话语权。以鲁曼的功能-结构方法为理论基础,建构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评价标准。科学院作为一个具体的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的特点；其中自治性包含的内涵和外延是一个系统内部运行机制的主要内容,由于每个科学院的内涵基本一致,但外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而,从外延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分析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我们认为,一个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在时间维度上表现为绵延性,即有能力保持长时间内的相对稳定和相对独立；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扩散机制,即作为一种体制,不仅具有适应性,而且具有学习能力,能在环境的变化情况调整结构和职能。梳理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脉络,发现,科学的组织形式一—科学院在科学中心转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随着科学院国际影响力和地位的提升,将有助于促使这一地区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科学院是一种最古老的科学组织形式和最广泛的科学组织模式,至今已有350多年的历史。随着科学自身的发展以及科学外部环境的变化,科学的学院式组织形式——科学院面临着诸多困境,结成跨国别的区域性的科学院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科学院的发展。科学,既是无尽的前沿也是无尽的资源,是国家利益中的一种关键性投资。科学的运行环境和组织形式等的变化,使得单一的世界科学中心不再成为可能,多元科学中心或许是未来科学发展的趋势。
唐爱国[10]（2012）在《国家科技奖励是通向院士大门的敲门砖吗?》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采用公开的数据资料对两院院士候选人及当选院士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励的比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候选人和当选院士中以第一完成人名义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比例均明显上升;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和当选院士中以第一完成人名义获得国家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的比例均明显上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对两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选有明显的正面影响,但是对第二轮及以后的评选没有明显的影响。获得国家发明奖只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第一轮评选有一定的正面影响。这大概就是圈内所谓获得国家科技奖励是通向两院院士大门的"敲门砖"的真实含义。
二、2001年高校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1年高校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比较视野下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的学科布局演进发展特点浅析（论文提纲范文）
| 1 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学科发展历程 |
| 2 欧美主要国家院士增选制度比较 |
| 3 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学科布局及发展……态势 |
| 3.1 美国国家科学院 |
| 3.2 英国皇家学会 |
| 3.3 法兰西科学院 |
| 3.4 德国国家科学院 |
| 4 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学科发展特点分析 |
| 4.1 各国院士群体学科结构不断优化 |
| 4.2 基础学科院士队伍保持稳定增长 |
| 4.3 近年重视信息及计算科学领域院士人才发展 |
| 4.4 设立较灵活的学部管理机制 |
| 4.5 多数国家院士队伍规模不断扩大 |
| 5 小结 |
（2）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核心概念 |
| 三、文献述评 |
| 四、理论基础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生成 |
| 第一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及其内涵 |
| 一、何谓制度化精英主义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历史溯源 |
| 一、前制度化精英主义时期 |
| 二、制度化精英主义的萌发与成长 |
| 三、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成熟与定型 |
| 四、制度化精英主义的形变与转型 |
| 五、制度化精英主义的新发展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制度化与制度化学术精英 |
| 一、人才计划:制度化学术精英的“温床” |
| 二、多元互动:制度化学术精英的生成 |
| 三、被接受的制度化:学术精英与学术共同体 |
| 第二章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概况与特征 |
| 第一节 “两院”院士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二节 “长江”“杰青”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三节 “四青”人才流动概况 |
| 一、流动规模 |
| 二、流动方向 |
| 第四节 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整体概况与主要特征 |
| 一、整体概况 |
| 二、主要特征 |
| 第三章 政策驱动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人才竞争 |
| 一、为经济增长而竞争 |
| 二、创新驱动与经济发展 |
| 三、政策激励与人才竞争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一、部分省级政府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二、部分非省会中心城市人才政策的要义 |
| 三、地方政府人才政策的主要特征与革新空间 |
| 第三节 人才政策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学术精英是人才政策的重要对象 |
| 二、人才政策势差客观存在 |
| 三、人才政策效力有弱化风险 |
| 第四章 锦标赛制与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一节 学术锦标赛与大学排名 |
| 一、大学为何参与学术锦标赛? |
| 二、大学如何提升大学排名? |
| 第二节 大学声誉竞争与学术精英流动 |
| 一、大学学术精英的市场需求度 |
| 二、大学竞争学术精英的策略 |
| 三、大学引才策略对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竞赛型流动及其效益 |
| 一、学术精英学术流动的效益 |
| 二、学术精英行政调动的效益 |
| 三、竞赛型流动与学术精英发展 |
| 第五章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 |
| 第一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入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引进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学术精英流动对流出大学的影响 |
| 一、“985”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二、“211”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三、普通大学学术精英流出及其影响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学术精英流动与大学发展的理论分析 |
| 一、学术精英流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
| 二、学术精英吸收能力及其异质性 |
| 三、学术精英竞争性优势的可转移性 |
| 第六章 关于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反思 |
| 第一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 |
| 一、深化改革促进的高等教育自主化 |
| 二、快速发展推动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与一流化 |
| 三、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阶段性及其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特殊性 |
| 一、人才计划支配的学术精英流动 |
| 二、事业单位制异化的学术精英流动 |
| 第三节 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一般性 |
| 一、世界一流大学运动与中外大学学术精英流动 |
| 二、加快推进中国大学学术精英流动的国际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3）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制度之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国外籍院士制度的沿革 |
| 2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制度特点 |
| 2.1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群体特征 |
| 2.2 增选方式 |
| 3 欧美主要国家外籍院士制度体系机制、遴选标准 |
| 3.1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 |
| 3.2 英国皇家工程院 |
| 3.3 美国国家工程院 |
| 4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发挥作用的途径 |
| 4.1 参加院士大会等高水平的学术论坛 |
| 4.2 协助创建国际学术期刊、拓展工程院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渠道 |
| 4.3 获评中国政府“友谊奖”等国家级奖项，传播中国影响力，提升中国国际地位 |
| 4.4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项目 |
| 4.5 参与对华团队学术合作、为我国培养人才 |
| 5 政策建议 |
| 5.1 加强外籍院士队伍建设，进一步优化国别、学科结构和行业分布 |
| 5.2 进一步优化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 |
| 5.3 引进国际高端智力，着力打造制度化的学术交流平台 |
（4）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4 文献综述 |
| 1.5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2 相关理论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 |
| 2.1 学术职业独特性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特性 |
| 2.2 劳动力市场一般均衡与学术劳动力市场供求平衡 |
| 2.3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 |
| 2.4 研究设计 |
| 3 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演变 |
| 3.1 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的判定 |
| 3.2 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发展阶段 |
| 3.3 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演变的基本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 |
| 4.1 高校学术劳动力需求总况 |
| 4.2 高校学术劳动力需求的学科结构 |
| 4.3 高校学术劳动力需求的层级结构 |
| 4.4 高校学术劳动力需求的区域结构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结构 |
| 5.1 高校学术劳动力供给总况 |
| 5.2 高校学术劳动力供给的学科结构 |
| 5.3 高校学术劳动力供给的层级结构 |
| 5.4 高校学术劳动力供给的区域结构 |
| 5.5 本章小结 |
| 6 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矛盾 |
| 6.1 供不应求的总体状况 |
| 6.2 供求状况差异明显的学科结构 |
| 6.3 高层和基层供给相对不足的层级结构 |
| 6.4 中部和西部供给相对不足的区域结构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优化 |
| 7.1 适度扩大博士生招生规模 |
| 7.2 优化博士生培养的学科布局 |
| 7.3 提升本土博士生培养质量 |
| 7.4 均衡博士生培养的区域分布 |
| 7.5 提高中西部地方高校吸引力 |
| 7.6 本章小结 |
| 8 结语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研究局限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论文 |
| 附录2 博士生期间参与的课题研究情况 |
（5）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文献综述 |
| 二、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与本土化 |
| 1.1 民国时期中国物理学院士的产生 |
| 1.1.1 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推选产生中国第一届物理学院士 |
| 1.1.2 国立北平研究院推选出与“院士”资格相当的物理学会员 |
| 1.2 当代中国物理学院士的本土化 |
| 1.2.1 中国科学院推选产生物理学学部委员 |
| 1.2.2 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院士与中国工程院物理学院士的发展 |
| 1.3 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华裔物理学院士 |
| 1.4 中国物理学院士名单与增选趋势分析 |
| 1.4.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名单汇总 |
| 1.4.2 中国本土物理学院士总体增选趋势 |
| 第二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总体特征的计量分析 |
| 2.1 中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1.1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 |
| 2.1.2 院士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 |
| 2.1.3 出生地域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 |
| 2.2 中国物理学院士教育经历的计量分析 |
| 2.2.1 学士学位结构 |
| 2.2.2 硕士学位结构 |
| 2.2.3 博士学位结构 |
| 2.3 中国物理学院士归国工作情况的计量分析 |
| 2.3.1 留学物理学院士的归国年代趋势 |
| 2.3.2 国内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2.3.3 物理学院士的国外工作单位 |
| 2.4 中国物理学院士从事物理学分支交叉学科的计量分析 |
| 2.4.1 物理学院士从事分支交叉学科的归类统计 |
| 2.4.2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2.4.3 物理学院士获得国内科技奖励的计量分析 |
| 第三章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3.1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3.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3.1.2 博士占比52.83%,地方高校理论物理教育水平有所提高 |
| 3.2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3.2.1 主要分布于凝聚态理论和纯理论物理等领域 |
| 3.2.2 20 世纪后半叶当选的理论物理学院士内师承关系显着 |
| 3.3 中国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3.3.1 理论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3.3.2 理论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4.1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4.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4.1.2 博士占比57.83%,国外博士学位占比将近80% |
| 4.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 |
| 4.2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4.2.1 主要分布于半导体物理学、晶体学和超导物理学等领域 |
| 4.2.2 凝聚态物理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内师承关系显着 |
| 4.2.3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集聚于若干研究中心 |
| 4.3 中国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4.3.1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4.3.2 凝聚态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光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5.1 中国光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5.1.1 存在老龄化问题,当选年龄集中于“61—70 岁” |
| 5.1.2 博士占比54.84%,本土培养的光学博士逐渐增多 |
| 5.2 中国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5.2.1 研究领域集中分布于应用物理学和激光物理学 |
| 5.2.2 光学院士工作单位的“集聚性”较强 |
| 5.3 光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5.3.1 光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上升趋势 |
| 5.3.2 光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6.1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6.1.1 老龄化问题严重,当选年龄集中于“51—60 岁” |
| 6.1.2 博士占比53.85%,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85% |
| 6.2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6.2.1 高能物理实验与基本粒子物理学分布较均衡 |
| 6.2.2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工作单位集聚性与分散性并存 |
| 6.3 中国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6.3.1 高能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趋势 |
| 6.3.2 高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7.1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学院士基本情况的计量分析 |
| 7.1.1 老龄化问题严重,80 岁以下院士仅有3 人 |
| 7.1.2 博士占比48.84%,国外博士学位占比超过95% |
| 7.1.3 女性院士在原子核物理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
| 7.2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计量分析 |
| 7.2.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在各研究领域的分布情况 |
| 7.2.2 参与“两弹”研制的院士内部师承关系显着 |
| 7.3 中国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发展趋势分析 |
| 7.3.1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下降趋势 |
| 7.3.2 原子核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其他物理学分支和部分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 中国天体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1.1 天体物理学院士本土培养特征明显 |
| 8.1.2 天体物理学院士的增选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 |
| 8.1.3 天体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2 中国生物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2.1 群体年龄较小,当选年龄集中于“41—50 岁” |
| 8.2.2 生物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3 中国工程热物理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3.1 工程热物理院士内部师承关系十分显着 |
| 8.3.2 工程热物理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4 中国地球物理学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4.1 主要分布于固体地球物理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领域 |
| 8.4.2 地球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
| 8.5 部分分支交叉学科院士群体的计量分析 |
| 8.5.1 电子物理学和声学院士的增选呈下降趋势 |
| 8.5.2 中国物理力学由应用走向理论 |
| 8.5.3 中国量子信息科技呈迅速崛起之势 |
| 第九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计量分析的比较研究和趋势分析 |
| 9.1 各分支交叉学科间物理学院士基本情况的比较研究 |
| 9.1.1 一些新兴研究领域物理学院士年轻化趋势明显 |
| 9.1.2 21世纪以来本土培养的物理学院士占比一半以上 |
| 9.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在实验物理领域分布较多 |
| 9.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分析 |
| 9.2.1 各分支交叉学科内的横向发展趋势分析 |
| 9.2.2 各分支交叉学科的纵向年代发展趋势分析 |
| 9.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分析 |
| 9.3.1 第一代物理学院士初步完成了中国物理学的建制 |
| 9.3.2 第二代物理学院士完成了中国物理学主要分支学科的奠基 |
| 9.3.3 第三代物理学院士在国防科技和物理学科拓展中有着突出贡献 |
| 9.3.4 第四代物理学院士在推进物理学深入发展方面贡献较大 |
| 9.3.5 新一代物理学院士科技成果的国际影响力显着增强 |
| 第十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势特征 |
| 10.1 中国物理学院士的群体结构特征 |
| 10.1.1 整体老龄化问题严重,但年轻化趋向较为明显 |
| 10.1.2 整体学历水平较高,本土培养物理学精英的能力增强 |
| 10.1.3 女性物理学院士占比较低,但科技贡献突出 |
| 10.1.4 空间结构“集聚性”较强,但近些年“集聚性”逐渐被打破 |
| 10.2 中国物理学院士研究领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
| 10.2.1 物理学科中交叉性较强的研究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
| 10.2.2 物理学科中应用性较强的研究领域产业化趋势明显 |
| 10.2.3 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与科研实验设施的关系越发紧密 |
| 10.3 中国物理学院士代际演化的趋势特征 |
| 10.3.1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需求导向下的相关物理学科迅猛发展 |
| 10.3.2 20世纪80 年代以来院士研究兴趣与国家支持政策相得益彰 |
| 10.3.3 21世纪以来院士个体对学科发展的主导作用越来越大 |
| 第十一章 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的成长路径 |
| 11.1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宏观要素 |
| 11.1.1 社会时代发展大背景的影响一直存在 |
| 11.1.2 国家发展战略需求导向要素有所减弱 |
| 11.1.3 国家科技管理制度的要素影响有所增强 |
| 11.1.4 中国传统文化对物理学院士潜移默化的影响 |
| 11.2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中观要素 |
| 11.2.1 物理学学科前沿发展需求的导向要素显着增强 |
| 11.2.2 空间结构“集聚性”的影响逐渐在减弱 |
| 11.2.3 师承关系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学科延承方面 |
| 11.3 影响中国物理学院士成长的微观要素 |
| 11.3.1 性别差异对物理学家社会分层的影响很弱 |
| 11.3.2 年龄要素对物理学院士成长具有一定的影响 |
| 11.3.3 个人研究兴趣对物理学院士的成长影响增强 |
| 11.4 结语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6）“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高校人才集聚 |
| 2.1.2 高技术产业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人力资本理论 |
| 2.2.2 “推—拉”理论 |
| 2.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 相关文献综述 |
| 2.3.1 “双一流”建设相关文献综述 |
| 2.3.2 高校人才集聚相关文献综述 |
| 2.3.3 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3.4 高校人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相关文献综述 |
| 2.3.5 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现状及机理分析 |
| 3.1 “双一流”建设现状 |
| 3.2 高校人才集聚现状 |
| 3.3 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现状 |
| 3.4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的影响机理 |
| 3.4.1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对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础支撑作用 |
| 3.4.2 “双一流”背景下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对高校人才集聚的吸引带动作用 |
| 3.4.3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机理分析 |
| 第四章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
| 4.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1 评价指标选取原则 |
| 4.1.2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思路 |
| 4.1.3 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
| 4.2 距离协调度评价模型构建 |
| 4.3 影响协调发展度因素的灰色关联度模型构建 |
| 4.4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构建 |
| 4.4.1 全局自相关分析 |
| 4.4.2 局部自相关分析 |
| 第五章 “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评价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对象与权重计算 |
| 5.2 协调发展度计算 |
| 5.3 影响因素分析 |
| 5.4 空间数据分析 |
| 5.5 实证结果分析 |
| 5.6 对策建议 |
| 5.6.1 加快“双一流”高校人才制度创新,持续培养优秀人才 |
| 5.6.2 提高区域高技术产业竞争力,提升高技术产业人才吸引力 |
| 5.6.3 加强区域资源共享,促进高校与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7）中国女性科技人才政策的若干评价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1 中国女性科技人才的基本状况 |
| 2 中国女性科技人才政策概览 |
| 3 中国女性科技人才政策效果评价 |
| 4 促进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政策建议与思考 |
| ( 1) 促进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政策应注重政策制定的针对性 |
| ( 2) 科技人才政策的制定要注意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避免出现明显的性别倾向 |
| ( 3) 配套构建科学评价标准体系,保障同行评价的公正性 |
（8）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2.1 关于科学院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2 关于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研究述评 |
| 1.2.3 关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研究综述 |
| 1.2.4 有待研究的问题 |
| 1.3 本文研究目标、方法和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第2章 从科学院的发展角度看科学院模式的转向 |
| 2.1 科学研究与科学组织的形式 |
| 2.1.1 科学的内涵与特性 |
| 2.1.2 科学组织的界定与形式 |
| 2.1.3 个体模式与科学家群体模式 |
| 2.2 科学院的早期模式 |
| 2.2.1 意大利罗马猞猁学院 |
| 2.2.2 意大利佛罗伦萨西芒托学院 |
| 2.2.3 学院的历史作用及局限性 |
| 2.3 欧洲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典范 |
| 2.3.1 科学体制化的含义与背景 |
| 2.3.2 科学建制的范式之一——英国皇家学会 |
| 2.3.3 科学建制的范式之二——法国科学院 |
| 2.4 科学院的其它模式——以瑞典、美国、中国科学院为例 |
| 2.4.1 科学研究的孵化型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 |
| 2.4.2 科学研究的咨询型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 |
| 2.4.3 科学研究的政府主导型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
| 2.5 科学运行环境的变革 |
| 2.5.1 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 |
| 2.5.2 科学院模式的新转向——科学家联盟模式的出现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历史语境研究 |
| 3.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建立 |
| 3.1.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建立背景 |
| 3.1.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筹办过程 |
| 3.1.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正式成立 |
| 3.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发展 |
| 3.2.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稳步前进(1983-1994) |
| 3.2.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微改革(1995-1999) |
| 3.2.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角色定位(2000-2006) |
| 3.2.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新进展(2007-) |
| 3.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制度 |
| 3.3.1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构成体系 |
| 3.3.2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的遴选制度 |
| 3.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系统 |
| 3.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设置 |
| 3.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奖励制度特点 |
| 3.5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 |
| 3.5.1 第三世界科学院“动态型”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科学院会议 |
| 3.5.2 第三世界科学院“静态型”科学交流和传播模式——出版物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结构、功能及院士计量对比研究 |
| 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组织体制 |
| 4.1.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决策机构 |
| 4.1.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委员会 |
| 4.1.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地区办公室 |
| 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运行模式 |
| 4.2.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目标设定 |
| 4.2.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行为主体 |
| 4.2.3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活动方式 |
| 4.2.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经费来源 |
| 4.3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计量对比研究——以中国、印度、巴西TWAS院士为例 |
| 4.3.1 年龄构成分析 |
| 4.3.2 性别比例分析 |
| 4.3.3 学科分布分析 |
| 4.3.4 科研成就与国际声望分析 |
| 4.3.5 对比结论 |
| 4.4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 |
| 4.4.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功能 |
| 4.4.2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影响力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从科学院的国际影响力看近代以来世界科学中心转移 |
| 5.1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研究 |
| 5.1.1 尼克拉斯·鲁曼功能-结构理论概述 |
| 5.1.2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一)：时间特征——绵延性 |
| 5.1.3 科学院国际影响力的定性评价标准(二)：空间特征——扩散性 |
| 5.2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传统研究 |
| 5.2.1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规律的常值研究 |
| 5.2.2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现象的推衍研究 |
| 5.2.3 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历史考察 |
| 5.3 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赋值研究-科学院影响力 |
| 5.3.1 英国伦敦皇家学会的建立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3.2 启蒙时期法国科学院的改革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3.3 德国科学组织与世界科学活动中心 |
| 5.4 后学院时代世界科学活动中心的初步研究 |
| 5.4.1 后学院时代科学家(院)联盟的影响 |
| 5.4.2 后学院时代科学家(院)联盟的困境 |
| 5.4.3 世界科学活动的新趋势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本论文的主要结论 |
| 6.1.1 科学院的未来模式：区域性科学院联盟 |
| 6.1.2 世界科学中心的趋势：多元科学中心的并存 |
| 6.2 本论文的创新点 |
| 6.3 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中外人名索引 |
| 附录1 第三世界科学院的主要奖项 |
| 附录2 第三世界科学院中国籍院士名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和奖励 |
四、2001年高校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比较视野下欧美主要国家院士群体的学科布局演进发展特点浅析[J]. 王文君,李宏,陈晓怡,葛春雷,王婷. 全球科技经济了望, 2021(09)
- [2]中国大学学术精英的流动[D]. 郭书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3]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制度之探究[J]. 朱昱,赵千,吴晓东.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08)
- [4]中国高校学术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研究[D]. 徐志平.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1)
- [5]中国物理学院士群体计量研究[D]. 刘欣. 山西大学, 2019(01)
- [6]“双一流”背景下高校人才集聚与区域高技术产业协调发展评价研究[D]. 赵坤. 合肥工业大学, 2019(01)
- [7]中国女性科技人才政策的若干评价与思考[J]. 董丽娟,徐飞. 科学学研究, 2016(02)
- [8]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9]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历史语境和组织模式研究[D]. 刘菲.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3(10)
- [10]国家科技奖励是通向院士大门的敲门砖吗?[J]. 唐爱国.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