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企业家的两次“牺牲”（论文文献综述）
程晨[1]（2021）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经济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经济学家,他常被看作新古典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局部均衡的静态范式受到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极大推崇。不过,他的思想体系中有大量涉及演化、动态范式的思想内容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这些内容虽然受到以均衡理论为框架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冷落,但其中却包含许多真知灼见,更重要的是,它们是理解一个真实、复杂的马歇尔的必经之路。从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马歇尔凭借他的名言——“经济学的目标（mecca）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以及《经济学原理》中包含的生物学隐喻,被一些演化经济学家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鼻祖,但是,对他的评价大多止于他对生物学和经济学学科融合的推崇,一旦涉及具体的理论内容,往往还是将他的思想与新古典理论的静态性与均衡性相联系,马歇尔也因此招致了对他的“不彻底”的演化思想的非议。对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本身来说,无论是主流经济学的冷落,还是新兴经济学分支的部分解读,都不免是一种从已有框架或理论出发的后视之见或评价。这些评价或许具有启发意义,但是从现有的各个理论框架出发,那些“不重要”或“不正确”的内容恰恰可能是理解真实马歇尔的关键部分。只有立足于他的时代与背景,了解他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发展,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经济体系与理论建构,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来说,这点尤为重要。因此,笔者不是从现代主流经济学或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角度重构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体系,而是从马歇尔的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考察马歇尔演化认知的思想源泉,从而发掘他的经济演化思想中最重要的问题意识,以及他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几个方面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对象除了《经济学原理》（1890）之外,还包括马歇尔早期与夫人合着的《产业经济学》（1879）、晚期的主要着作《产业与贸易》（1919）,另外,本文还重点关注了马歇尔在不同阶段的文章、演讲与通信。这些不同时期的文章或演讲主要包括:《机器》（Ye Machine,1868）、《论工人阶级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ing Classes,1873）、《分配与交换》（Distribution and Exchange,1898）、《经济骑士精神的社会可能性》（The Social Possibilities of Economic Chivalry,1907）,1875年马歇尔从美国回国后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美国产业的一些特征”,1885年担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论经济学现状”等。本文首先从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生物学说、历史主义、人道主义四个方面,考察了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源泉。他与亚当·斯密一样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问题,他同约翰·穆勒一样,对当时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充满了同情。在剑桥大学浓厚的道德哲学的学术氛围中,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充满了兴趣,但由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强烈意愿,他逐渐放弃了精神科学的研究,转而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19世纪生物进化学说、有机体论的进展,进一步加深了马歇尔对演化的认识。他用进化概念来说明人的可变性,其重点不是放在人的物种进化上,而是着重于人与其所处环境的相互关系。历史主义进一步加深了他对经济过程连续性、动态性的认识。马歇尔逐渐认识到,人类所处的某个时代的经济生活只是历史发展到一个特定时刻的产物。他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宽泛定义、对经济理论“相对性”的强调、对整体主义的部分认同,以及他所接受的人性演化的观点,都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学派的细心分析。马歇尔是一位人道主义者,他的幼年学习经历,他所看到的工人阶级的现实状况,以及他面临的激烈的社会矛盾,加上上述来自古典的、道德哲学的、进化论的、历史主义的思想一起,共同形成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问题——贫困是否必然。正是现实中的贫困问题使得马歇尔执着于经济长期发展的可能性,他渴望抛弃古典经济学关于工人阶级未来可能性的悲观结论,他用渐进演化的思想取代了悲观的社会静止论。接着,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展现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第一,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中的人性基础,即他对人本身的可演化性的说明。马歇尔致力于打破传统经济学中固定的、外生的人性预设,建立内生的、可演化的人性模型,这是马歇尔经济演化思想的基础与关键所在。贫困是贯穿马歇尔职业生涯的问题,他认为贫困的根源就是贫困本身,而不是所谓的人性中的某些固定要素。他始终关注“人的能力”的发展,这在他早期的心理学文章中已经得到了详细的阐释。在早期心理学文章“Ye Machine”（1868）中,他构造了一个与环境协同演化的人类心智模型,探究了外部环境与机器内部互相作用与演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自由教育与道德教育扩展机器力量的可能性。接着,他从早期心理学中的演化人性,转而对经济学中的人性进行思考。他用“正常”这一概念工具来构建经济学中的人性模型,人的“正常”动机与具体的情景（时间、地点、主体）相联系,是随着具体环境而变化的,“正常”结果也是随着情境而变化的。人是内生于经济变化过程之中的,人的可演化、可发展的前提便是,他不可能是所谓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有血有肉”（a man of flesh and blood）的人。第二,马歇尔专注于研究经济演化过程中的报酬递增,并认为人与组织的演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他将人类看作是抵抗自然界报酬递减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希望、自由、变化能够给人带来的“活力”,“用进废退”意味着才能可以因使用而得到增加,而人类本身就可以因为喜爱发展才能而发展才能,这促使马歇尔坚信人的发展是经济进步的源泉。马歇尔对劳动力的描述,暗含了人类与自然生物的不同之处,即人类可以为了自身卓越而追求“更高的能力”,拓展新的活动,因此养成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包括更好的生育观）与优良品质。这种对人的生产效率的强调,构成了一个以追求“更高的才能”为基础的正向反馈机制。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是有机体论对马歇尔影响的集中体现,在组织演化的过程,知识被创造与组织起来,不断在个别企业内外流动,成为新的知识的基础,这是马歇尔对创新积累性的基本观点。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还强调了人在组织演化中承担的新责任与新角色,这意味着新能力的发展与新活动的产生。这种能力不仅有组织分工所赋予人类的新角色,还包括企业家创造性的活动,马歇尔认为后者的创造往往能够持续几代地发挥难以估计的价值。他还对包括企业家的骑士精神在内的经济骑士精神进行了强调,体现了马歇尔对经济演化过程中人性与道德发展的追求。第三,基于马歇尔的经济演化的理想目标,以及他认为自然自由的演化过程可能带来的危害,他认为国家行为或政府行动有其必要性。他对社会秩序与政治行动的讨论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者,而不是建构某种政治理论的理论家。马歇尔指出,自由放任学说带来了一味强调残酷竞争的流行意识,既成事实的贫困造成了一种自动的恶性循环,维持效率所需的第三类物质需求（新鲜空气、阳光、自然风光）难以依靠个人实现,因此,在经济演化过程中,国家行为是有必要性的。尤其是在改善社会生活方面,政府行动比个人努力更加有效。他主张针对三类不同的人群（社会渣滓、技术性工人、上层中产阶级）,不断提升他们的能力与责任感,以实现阶层的跃升。马歇尔将更高的社会秩序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发展之上,他对于经济骑士精神的强调,都来源于这种道德与责任的发展。他指出,社会制度应与人性相适应,它有时可以稍稍超出一些人性,以激发人的更高发展,但这种超出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社会倾覆。总之,他认同穆勒在论社会主义的残篇中的观点,即社会改革家提出的一切计划,不能因其名称而得到区别对待,应该以坦率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审查,不应预先认为它是荒谬的。最后,基于以上的论述,笔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马歇尔思想中的动态、演化的范式进行了说明,这一动态范式源自于马歇尔对经济学中历史与时间的认识。马歇尔的文本中存在大量的历史分析的内容,他从未将历史方法排除出经济学研究框架,相反,他认为不存在与历史情境无关的普适性经济理论。围绕真实世界展开的经济学应当欢迎任何有建设性的研究工具。马歇尔对历史方法的认同,本质上是其演化原则的体现。马歇尔对演化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长期问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研究中的时间因素是一大难题。他强调要在具体经济问题中,用经济力量的“运作”（社会）时间来界定研究的边界,同时还需考虑时间与经济主体、地点之间的联系。时间是不可逆的、连续的,经济过程也是如此,静态方法虽然可以达到精致而简洁,但是其局限性是致命的,它会使经济学逐渐失去解释力。静态方法只是经济学研究的初级阶段,是更高级的、动态的、演化的研究阶段的辅助工具。在日益形式化的现代经济理论所面临的解释性困境中,这些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通过以上研究:考察马歇尔经济演化问题的思想来源、他围绕经济演化过程所开展的三个方面的研究,以及一些方法论问题,笔者试图展现与“新古典代表人物”这一形象极为不同的马歇尔思想图景,这种对经济演化的过程与未来的思考,与他对人类本身的演化发展的思考紧密相连,这些内容虽然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的呈现,但却是全面理解马歇尔思想的关键。
张翔[2]（2021）在《托宾税与经济波动 ——基于经济仿真模拟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国纷纷放松金融管制,金融自由化加剧,金融创新空前活跃,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加快,这一切都直接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在深刻总结危机爆发的原因之时,许多经济学家再次提出对国际货币交易征收托宾税,以加强全球的管理协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2020年5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期货投资资金管理规定》,标志着我国放松外汇资本管制进入了一个新的试点过程。然而,资本开放同时伴随着风险。外汇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带来的直接后果会是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动以及短期投机行为的增加,一旦成为国际投机者的攻击对象,可能会发生汇率暴跌的结果,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诱发系统性风险。因此中国对资本项目开放保持着审慎态度,在不危害宏观经济健康平稳发展前提下,逐步开放相关项目。在我国逐步放宽资本项目行政管制的同时,有必要选择市场手段对资本项目进行监管,避免外汇资本项目过度膨胀,而影响宏观经济平稳发展。托宾税是一个较好的政策选择。本文构建包含托宾税的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仿真模拟分析托宾税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冲击下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其中经济冲击分为两种国外经济冲击、两种国内经济冲击以及两种市场冲击、两种利率冲击。按照外汇交易目的,把外汇交易分为外贸交易、无风险资产交易和风险资产交易三种类型。在开放经济模型中引入金融加速机制,刻画出外国风险资产交易的过程,拓展了汇率对宏观经济系统影响的一个方面。考虑到政策实施性和有效性,根据征税对象的不同,本文分析了四种不同的托宾税政策组合,然后从四种经济冲击视角分析托宾税的政策效果。脉冲响应图结果表明,在应对国外宏观经济冲击,托宾税起到了一个缓冲剂的作用,能够降低国内经济受到国际重大冲击影响而发生经济过热或者快速衰退概率,提高经济的抵抗能力。在应对其他形式经济冲击,托宾税依旧能够控制住风险资产规模,不会削弱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另一方面,征收交易税对交易量变化的影响较大,托宾税不能一视同仁,应该采取分类分级的形式。如果对所有外汇货币交易都征收托宾税,其经济代价过大,也会导致交易者到其他无税国家交易,而征收全球范围的托宾税又不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在征收国家托宾税时,可以进一步细分征收对象和税率。对经济波动影响不大的外贸交易和无风险债券交易选择不征收托宾税,对完全开放的资本项目征收交易税,对风险较大的征收托宾税。
刘伟岩[3]（2020）在《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文中提出2008年经济危机后,为摆脱经济下行的轨道,美国、日本、德国先后提出了“重振制造业”（2009年）、日本版“第四次工业革命”（2010年）、“工业4.0”（2012年）等战略计划,而我国也于2015年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的行动纲领。这些战略规划的陆续出台拉开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Io T）、人工智能（AI）等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帷幕。而作为第二经济大国,我国应如何借助于这一难得机遇来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则成为亟待思考的问题。回顾日本走过的“路”可知,其也曾作为“第二经济大国”面临过相似的难题,且从中日经济发展历程比较和所面临的“三期叠加”状态来看,我国现阶段也更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而日本却在当时的情况下借助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成功地推动了国内产业的改造升级。基于此,本文以日本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阶段锁定在其取得成功的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进而研究其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接下来要走的“路”提供极具价值的指引和借鉴。在对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新熊彼特学派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产业技术范式理论、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和部门创新体系理论等进行阐述的基础上,本文借助于此从创新体系的视角构建了“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分析框架,即:从整体产业体系来看,其属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该过程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且两者间的匹配性决定着产业升级的绩效;而深入到具体产业来看,其又是通过催生新兴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来实现的,对于此分析的最佳维度则是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同样地,两者间的匹配性也决定着各产业升级的成效。回顾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可知,其呈现出三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重化型”化,70～80年代的“轻薄短小”化,以及90年代后的“信息”化。其中,“轻薄短小”化阶段是日本发展最为成功的时期,也是本文的研究范畴所在。分析其发生的背景可知:虽然效仿欧美国家构建的重化型产业结构支撑了日本经济“独秀一枝”的高速发展,但在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后,这一产业结构所固有的局限性和问题日渐凸显,倒逼着日本垄断资本进行产业调整;而与此同时,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恰为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对于后进国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机会均等”的,该国能否抓住的关键在于其国内的技术经济发展水平,而日本战后近20年的高速增长恰为其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且“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技术发展战略又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其积累了殷实的技术基础。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于上文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后文从创新体系的视角解释了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是如何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以及日本为何更为成功的。就整体产业体系而言,科技革命的发生必然会引致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进而推动产业升级,且这一过程是在由政府、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以及创新主体联盟等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中实现的。战后科技革命的发源地仍是美国,日本的参与借助的是范式转换过程中创造的“第二个机会窗口”,换言之,日本的成功得益于对源于美国的新技术的应用和开发研究,其技术经济范式呈现出“应用开发型”特点。而分析日本各创新主体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创新行为可以发现,无论是政府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等支持创新的行为,还是企业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遵循“现场优先主义”原则、实施“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以及培训在职人员等创新行为,或是大学和科研机构针对产业技术进行研究、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以及培养理工科高科技人才等行为,亦或是“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型的创新主体联盟联合攻关尖端技术、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等行为都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微电子技术发展潜力的。而这种“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间的相匹配正是日本能够更为成功地借力于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根因所在。进一步地从具体产业来看,科技革命引致的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表现为新兴技术转化为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和改造传统产业技术范式的过程,这也是科技革命“双重性质”的体现。而对这一层面的分析则要用到能够体现“产业间差异性”的部门创新体系。在选取半导体产业和计算机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的代表,以及选取工业机器产业（以数控机床和工业机器人为主）和汽车产业作为微电子技术改造传统机械产业的典型后,本文的研究发现:由于这些产业在技术体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所在的技术生命周期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其产业技术范式是相异的,而日本之所以能够在这些产业上均实现自主创新并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日本各创新主体针对不同的产业技术范式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分别形成了与之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而进一步比较各部门创新体系可知,日本政府和企业等创新主体针对“催新”和“改旧”分别形成了一套惯行的做法,但在这两类产业升级间又存在显着的差异,即:日本政府在“催新”中的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均表现出了贯穿始终的强干预性,尤其是在计算机产业上;而在“改旧”中则干预相对较少,主要是引导已具备集成创新能力的“逐利性”企业去发挥主体作用。作为一种“制度建设”,创新体系具有“临界性”特点且其优劣的评析标准是其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日本能够成功地借力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推动国内产业升级的经验就在于其不仅构建了与当时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而且注重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加速推进了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并推动了新旧产业的协调发展。但是,这种致力于“应用开发”的“追赶型”创新体系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如:基础研究能力不足,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以及政府主导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等,这也是日本创新和成功不可持续以致于在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与美国拉开差距的原因所在。现阶段,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在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追赶先进国家的“机会窗口”的同时,也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追跑”“齐跑”“领跑”并行发展的机遇,并为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会。由于相较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因此,必须构建极其重视基础研究且具有灵活性的国家创新生态体系,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以及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等。
苗翠翠[4]（2020）在《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 ——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治理术”是福柯生命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术语,他对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研究贯穿于生命政治学研究过程的始终。这意味着,对生命政治学的研究首先要立足于福柯对资本主义主义治理术研究这一理论视域。但学术界却鲜有专门从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角度研究生命政治学,以此视角剖析和关切当代人的生存境遇的着述也相对较少。资本主义治理术这一原初起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鉴于此,本文以“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为核心论题,并对此进行分析与阐释,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隐而不现的微观权力机制对生命主体的规训与管控、形塑与生产,进一步厘清资本主义治理策略与生命主体之间的真实关系。福柯从历史谱系学的研究视域对西方资本主义权力机制进行考察。资本主义社会权力机制的治理模式与前资本主义社会君主权力的统治权模式相比,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就权力与身体之间的关系看,与君主权力对肉体的专断致死不同,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呈现为对身体的提高。这种提高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主要表现在17世纪的西方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规范对个体性的身体即肉体进行规训与管控,这即为规训权力;另一方面主要表现在18世纪的西方国家,权力治理技术从规训权力升级转型为生命权力,生命权力通过安全机制对人口进行自由放任的调节,让所有人都开心地追逐财富。它激起每个人的自由,并每时每刻生产这种自由。从规训肉体到调节人口,资本主义提高生命的策略既表明资本主义自由治理术的诞生,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对生命主体的隐性干涉和全方位管控的形成。福柯不仅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历史独特性,而且集中阐明了当代主体的生命政治学和对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批判。福柯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探讨的核心问题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把我们变成现在之所是的样子?”。要有效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从某些具体实践出发,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有必要跳出生命政治学的原初框架,自觉回溯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中,揭示资本主义自由治理策略隐匿的逻辑前提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特征。由此才能批判性地分析和最有力的诠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机制对主体的形塑,从而切中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境遇。为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性特征进行新的判定成为本文论证的关键环节。马克思赋予我们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他以“资本”概念洞穿资本主义历史的深处。这昭示着我们要想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质性特征的准确把握,最为根本、最为彻底的方式是建立在对“资本”术语理解的基础上。其一,作为经济权力的延伸,资本权力首先表现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货币购买力。其二,资本购买到“劳动力商品”意味着“货币占有者”对“劳动力占有者”的人身支配与管控的形成。同时,资本以财产权作为中介渗透到法律中,与法律相媾和现实地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训力。其三,资本不仅支配和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以“拜物教”“物化”“合理化”原则渗透到人们的意识领域和灵魂深处。资本具有的这种“同一性”意识形态的功能不仅遮蔽了人们的异质性、多元化,而且深层地塑造了人们的无意识。由此,论证了如下论断:在现代资本社会中,真正支配着我们的主导权力形式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作为政治权力的超验权威和暴力,而是作为社会力量对每个人都形成隐性的社会强制和抽象统治的资本权力。把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权力形式判定为资本权力,资本权力及相应的权力机制对主体的形塑就构成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内涵逻辑。它集中体现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具体实践的维度。生产之维,不仅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不断规训和束缚工人的种生命和类生命,而且资本积累机制不断生产出剩余（产业后备军）、现代性废物。分配之维,工资机制调动人们“自愿”、“主动地”自我投资或自我提升,使人们为获得高工资而不断迎合高标准、高效率;社会保障机制在补偿社会最不利者的同时也标识了最不利者的身份。交换之维,人才市场机制刺激人们成为“人才资源”、“人力资本”、“理性经济人”,并对自我进行投资,实现自我的不断增殖。消费之维,日益精巧的营销机制、广告机制、信贷机制不断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制造和生产大众的消费幻象,并使人们在消费中获得自我确证。在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视域中,四个向度的主体形塑一致性地呈现出以资本增殖为轴心的主体去主体化的生命政治后果。资本主义的自由治理并未真实地激发人们的自由个性和创造潜能。即使主体的能力有所提高,也迥异于资本权力的筹划、塑造与管控。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对主体的去主体化形塑,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独特的治理方式。福柯直言我们并不拒斥治理和规范本身,而是要秉持不被这样治理、不以这样的代价被治理的批判态度。这意味着治理无处不在,但我们可以探索并建构另一种类型的治理方式,它能真实地关切人们的生存境遇,并促成主体的全面发展。为此,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探讨资本主义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第一,制度性建构,即“资本的私人控制”转向“资本的社会控制”。施韦卡特十分推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因为中国是“资本由社会控制”的成功典范。中国不仅避免了拥有过量资本的资本家的出现,而且能够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并竭力基建构建完善的公共性服务体系。第二,伦理性建构,即贯彻“团结”原则,构建基于“共同性”的共产主义。奈格里、哈特把“共同性”建基于意大利居于主导地位的“非物质生产”,这种模式最为独特之处在于凸显诸如情感、符码等产品的非物质维度或关系维度,它们很难被圈定为私有或公有,并以“共有”的形式置于新的实践形式之中。第三,主体性建构,变革资本主义劳动、以人的发展逻辑为轴心建构自身。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将劳动力视为商品,其中施韦卡特考察了西班牙蒙德拉贡联合公司,并认为该公司所采取的工人自我管理提供了一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劳动的西班牙模式。与资本主义企业创造剩余、创造失业不同,他们并未把劳动力当作与土地、资本等量齐观的另一种“资源”,而是以工人的发展为轴心,创造就业,并有效地应对了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失业问题。这样看来,资本主义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并非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模式,而是可以结合各个国家的独特的内在经验、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切实以人的发展为轴心,推进新的治理方式的诞生和主体自我建构的生成。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既熔铸对当下资本主义权力运行机制的分析与反思,又表征对未来人类美好生活方式的探索与追求。资本主义权力机制的理性分析和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批判为切中当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境遇,提供了科学的论证。资本主义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为趋向生命潜能与自由个性的价值旨趣,指明了未来的走向。
王禹耕[5]（2020）在《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文中提出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是20世纪英国着名的历史学家,是继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之后文明形态史观集大成者。其鸿篇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剧烈反响,曾在欧美掀起汤因比思想高潮。汤因比因此成为美国《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在欧美掀起“汤因比热”的同时,汤因比学术思想也遭受到西方史学界的猛烈批判。20世纪50年代,他在欧美的热度逐步退潮。但与此同时,日本却对汤因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者越走越近、频繁互动。大量汤因比着作被引入日本,日本也出现了许多宣传汤因比思想的学者。日本还成立了世界上唯一以汤因比名字命名的民间组织“汤因比市民会”（トインビー市民の会）,旨在宣传和发展汤因比思想。在日本人眼中,汤因比已经成为指导二战后日本文明走向的智者。本文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主要利用历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从历史角度解读日本文化心理。这一过程中,不仅探究和考证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各自动因,阐述和分析了互动过程及汤因比与日本知名人士的谈话内容,力求从两者多角度互动的史实和影响上阐明汤因比思想在日本学界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历次引入外来文明进行分析研究,试图透视出日本引进外来文明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因素。为日本文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本文大体分为引言、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从研究缘起着手,就国内外学术界对汤因比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性梳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学术价值。正文部分由第一至四章构成。第一章为汤因比及其史学思想。本章着重考察了汤因比的生平经历、家庭环境和主要史学思想。着重阐述了汤因比文明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力求从个人经历和家庭环境两个角度透视出对其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同时,在分析汤因比与日本相互关系之前,系统展现出汤因比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后文分析日本引入汤因比思想奠定学理基础。第二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的记述和访问,由两节构成。第一节为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印象,第二节为汤因比三次访日经历,试图通过史学考证透视出双方在二战前后对彼此都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对汤因比日本印象的分析着重于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形象。因为彼时汤因比对日本文明缺乏直观认识,更多受西方日本观影响。对于汤因比在1929年、1956年及1967年三次访日经历的分析透视出汤因比在二战前后对日本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曾在1929年斥责日本重蹈迦太基的覆辙;又在1956年称赞日本是亚洲的先驱。一贬一褒的区别,其内涵值得深思。同时,二战之后日本对汤因比也展现出截然不同于战前的欢迎,在引进汤因比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迫切性。这种态度的反转也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渴求的客观实际。第三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本章旨在从汤因比与日本人士的谈话中透视两者的互动过程。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互动《展望二十一世纪: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谈集》（二十一世纪への対话）早已被国人熟知。然而,在池田大作之外,汤因比还与包括松下幸之助（Matsushita Konosuke）、若泉敬（Wakaizumi Kei）等多名日本社会人士开展过谈话。相比于汤因比的学术理论与访日报道,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对日本社会民众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达到了扩大影响、形成日本“汤因比热”的效果。第四章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接纳与诠释。通过前两章的考证,笔者分析出日本引进和传播汤因比思想的两条主线。即:第一是汤因比着作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第二是汤因比三次访日之旅对日本社会大众的影响。两条主线虽然形式不同,但均以1956年为分界线前后形成巨大差异。在此过程之中,日本涌现出如松本重治（Matumoto Shigeharu）、山本新（Yamamoto Shin）、秀村欣二（Hidemura Shinji）、吉泽五郎（Yoshisawa Goro）等一批富有战后时代性的本土汤因比思想推动者。他们不仅在学术界力主引进汤因比思想,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的面向普通民众的汤因比思想通俗读物。同时,通过分析也可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并非全盘吸收,其吸收内容存在着吸收对日本的褒扬而舍弃对日本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势必存在对汤因比言论的刻意误读。第三部分由第五章及结语构成。第五章为日本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文化心理的影响。本章通过阐述心理史学与文化心理内涵,分析日本在吸收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时存在的文化心理影响因素,透视出日本对外来文明抱有的特殊观点,以及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存在的“自卑-学习-超越-排斥”及“较量-失败-学习-模仿”两个文化心理公式。结语部分从文明交往角度回溯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并从两个文化心理公式角度分析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模式,明晰了日本基本文化心理态度,透视出汤因比思想作为日本战后吸收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一直沿用其文化心理公式,为日本未来国际关系和文明处理行为带来预判性思考。
周莹[6]（2020）在《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文中指出新闻标题是人们接触新闻的第一窗口。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网络新闻愈发成为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最便捷快速的渠道。其中,“今日头条”作为当代在线用户数量最多的门户网站,在传播新闻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利用爬虫技术抓取了2019年3月至2019年5月的今日头条客户端新闻标题作为研究语料。分别从词汇、语法、修辞、语用等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在词汇方面,统计了今日头条新闻标题中的高频词,分类分析后我们发现标题中名词、动词使用最为广泛。在语法方面,新闻标题主要有单句式、组合式、成分缺省式这三类句型结构,在句类的选择上,以陈述句和疑问句为主。在修辞方面,从标题的词语层面的修辞、辞格层面的修辞这两个部分对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进行探讨。最后,从语用角度结合关联理论具体分析语料,我们发现标题创作是制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关键在于激发读者结合语境取得最佳关联。
喻晓[7]（2020）在《任正非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的案例研究》文中认为随着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中国为代表的企业管理模式以及企业家精神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世界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使得东西方管理理论之间需要相互借鉴和补充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企业在其企业家们的带领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家展现出的企业家精神,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添加了中国元素,拓展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企业家群体的规模和水平,高度影响着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社会进步的程度。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刊发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增强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每一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精神”,而每个企业的“精神”都与其创始人的企业家精神特质高度相关。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开展,我国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在40年内,完成了西方国家用几百年来完成的发展进程。谋求发展速度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问题:以牺牲长远利益获取短期利润、资本诱惑下随波逐流、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不择手段的恶性竞争、甚至违法犯罪等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破坏良性商业生态环境、急功近利的现象开始露头。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求,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继承和发扬老一代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光荣传统。企业家们更重要的是致富思源、以义为先,义利兼顾,履行社会责任。华为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成长。32年间,华为在其创始人任正非的引领下,从6人的草台班子,一步步成为了如今拥有十几万员工的全球的通信领域解决方案提供商,代表中华民族的民营企业,引领着世界通信行业发展方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企业文化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中美两国贸易摩擦期间,华为不惧西方国家以举国之力的打压,反而激发了企业的生命力,提前实现了以5G设备为代表的的一系列核心技术的独立自主,走出了中国特色企业发展道路。华为的发展和其创始人任正非先生的管理智慧,彰显了企业家精神对于企业发展的重大作用,吸引了国内外诸多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对其进行学习和研究。华为的成功,是企业管理哲学的成功,是中国管理智慧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功,是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科学管理结合的成功。本文采用文献法、实地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方法,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群体理论和企业家势论等相关角度,对任正非先生自1987年华为公司成立以来,在华为内外部共发表的400余篇演讲稿和5本经华为认可、已出版的主流着作进行研读,整理出大量的文献资料。同时,笔者亲赴华为深圳坂田基地、华为松山湖基地进行实地参观调研,以对包括高层管理人员在内的多名“华为人”进行访谈印证的方式,对任正非先生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发展和升华的过程,以及其中国企业家精神在华为公司初创、国内领先、全面国际化、全球领先和引领全球五个时期的管理实践应用案例进行梳理和确认,从情怀、胸怀、格局、视野和境界五个维度,提炼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先生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的内容,并总结出任正非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普适性,得出作为中国的企业家,应当在思想管理上下功夫,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作用,重视企业家自身情怀、胸怀、视野、格局和境界的培养,关注行业生态的建设和保护的结论,企业家应当把“谋势”定位于企业经营的第一目标,“谋利”次之,才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和要求,才能真正实现企业的基业长青、行业的“绿水青山”,实现企业发展的质的转变。为现在及未来我国其他企业在深度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中,提供启示和借鉴意义,增强中华民族企业家的自信。
池莉[8]（2019）在《大树小虫》文中认为第一章人物表以及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1.俞思语俞思语足月出生。分娩之前医院找了熟人,不料还是呛到羊水吸入胎粪,出生时没了呼吸,窒息十分钟,住进重症监护室。都以为她不行了,傍晚她却有了自主呼吸。次日又发烧、呕吐、四肢僵硬、哭声拉直,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从那时起直至今天,俞思语支气管与肺,都相当脆弱,只要伤风感冒,必久咳不愈,有时还会咯血,粉红色带泡沫痰那种,多年查无因,中西医皆难治愈,对空气要求高,易气短,常需深呼吸。
王仰旭[9]（2019）在《《纺织周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纺织周刊》既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由私人创办发行的纺织行业期刊。中国纺织业是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轻工业之一,关乎社会的衣被民生事业,纺织期刊刊载大量行业讯息和技术介绍,其对纺织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纺织周刊》创始人——钱贯一是热爱纺织事业人士,早年在华商纱厂联合会担任编辑一职,积累丰富的办刊经验。中国近代纺织期刊的出版发行始于20世纪初,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在钱贯一个人努力和30年代办刊热潮的双重作用下,《纺织周刊》应运而生。作为20世纪3、40年代我国纺织人士沟通纺织消息的“桥梁”和供给研究资料的“平台”,《纺织周刊》对我国纺织业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仅为纺织业各界人士了解纺织技术、学习纺织知识经营纺织企业提供宝贵的理论和经验,而且为研究纺织史和经济史的国内外学者们提供丰富多样的一手资料。本文以《纺织周刊》为主要研究对象,论文分为三部分,分别为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从刊物的创办背景、出版者与发行过程、基本概况、刊物与行业之间的联系及报道特点等多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简要阐述《纺织周刊》的创办背景,20世纪30年代的“期刊热”和中国纺织学会的成立,从时代背景和组织机构两个方面论证《纺织周刊》的创办。其次,《纺织周刊》由钱贯一离开华商纱厂联合会后创办,最初为了给中国纺织学会提供舆论平台,刊载技术文章,弥补《纺织时报》不足,其受众面主要是纺织技术群体。后来因为钱贯一个人独力难支、经费不足以及战争环境等原因,《纺织周刊》曾中途停刊十余年,但在纺织周刊社和中国纺织学会的支持和帮助下,于1946年重新复刊,并持续发行至1949年。《纺织周刊》的发行时间见证了20世纪3、40年代中国纺织业的生存和发展。再次,从发刊缘起与宗旨、经费来源、版面与栏目、稿件来源、发行量与受众等方面论述《纺织周刊》的基本概况,认为《纺织周刊》是中国纺织学会会员相互联络的媒介,以及纺织技术界用来维护自身利益和价值诉求的舆论工具。第四,从《纺织周刊》的文字内容及排版栏目分析其报道风格,该刊具有经济性、技术性等报道特点,继而与同时期同行业的纺织刊物——《纺织时报》对同一历史事件的报道风格、侧重点与代表群体的价值取向等方面作比较,探讨《纺织周刊》的独特性。最后,通过《纺织周刊》对1933年中美棉麦大借款、1946年接收与复工日遗纱厂的历史事件及1947年‘纺建’式大牵伸发明的技术的报道,反映其行业立场,探析其对当下史学研究的文献价值。《纺织周刊》作为近代重要的行业刊物,对中国近代纺织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促进纺织业人士的行业信息流通,既为国内纺织生产提供大量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又为国内纺织界技术人员提供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纺织周刊》的发展历程亦与中国纺织业的兴衰密切相关,符合中国近代工业成长的历史规律。此外,作为中国纺织学会的喉舌,《纺织周刊》在报道中体现的舆论导向,彰显中纺学会对纺织时政与纺织行业的观论,代表的是纺织技术团体的价值诉求。
薛冬梅[10]（2019）在《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文中研究指明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结合的产物,即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文化批判。霍克海默认为文化的内涵,即包含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也包含了人类的精神自由,表现为经济基础与文化制度之间的辩证关系。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个体对权力的依赖性不断增强的现实,使得文化批判具有必要性。文化批判的主旨是,保持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张力,使个体成为真正的主体存在。本文围绕着以上主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上,分析文化批判“如何是”的问题,它们包括批判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和启蒙理性的工具化。大众文化的伪文化性导致艺术变成商品,理性的主观化导致宗教成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商品。文化批判通过分析权威与家庭,艺术与时代,宗教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主张保持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张力。文章分为六个部分。导言可视为第一部分。它试图阐明三个问题,即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的缘起和研究的意义、国内外学界对霍克海默思想的研究状况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框架。第一章“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缘起”,主要介绍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创造经历和方法构造。任何哲学思想的提出,都是时代问题和哲学的传统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综合了叔本华和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之后,面对个体遭受不断增强的控制和压抑,霍克海默希望社会哲学恢复它的批判功能,以心理学作为社会哲学的辅助学科,建立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即文化批判理论的形成。第二章“文化、权威与家庭”,主要论述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文化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霍克海默关于文化的自在与自为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揭示了文化批判何以可能的问题。此外,霍克海默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的过渡,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出现,说明了文化批判的必要性。在权威和文化制度之间,家庭是文化批判的中介因素。第三章“大众文化批判”,通过艺术自身包含的反抗力量,表达思想与时代之间张力。大众文化的商品化,使得艺术的使用价值受到高度的重视,艺术创作沦为商品生产。文化工业以大众文化为名将自己合法化,实际上文化工业是技术的产物,它以标准化的生产模式颠覆艺术的个性和风格。文化工业总是把人们塑造为大众社会所需要的样子。第四章“启蒙理性批判”,通过论述宗教的世俗化以及后果,批判启蒙理性的控制原则。启蒙退为神话,人的觉醒变成了人对自然、以及人对自身的控制,理性成为自我持存的手段。工具理性的胜利,宗教离开了与真理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文化商品。宗教的批判功能在于揭示非正义的社会现实,并且抵抗它。第五章“文化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总结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思考文化批判对于发展中国当代文化产业的启示,以及除了探索思想与时代的关系之外,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结语对前面五章进行回顾性总结和反思,评价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的意义。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批判,它坚持历史和心理学相结合的原则,其目标是保持思想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在当代重新肯定文化批判的现实意义,既离不开探索文化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也离不开探讨叔本华和马克思对霍克海默的影响。
二、企业家的两次“牺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企业家的两次“牺牲”（论文提纲范文）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3 创新、难点与不足 |
| 1.4 本文在何种层次上谈论马歇尔的演化思想? |
| 2 国内外相关主题研究现状 |
| 2.1 马歇尔着作与相关文集 |
| 2.2 国外研究 |
| 2.2.1 演化思想的来源 |
| 2.2.2 经济演化思想 |
| 2.2.3 争议与评价 |
| 2.3 国内研究 |
| 2.3.1 介绍性研究 |
| 2.3.2 演化相关的研究 |
| 2.4 小结 |
| 3 经济演化的思想源泉 |
| 3.1 古典传统与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1.1 古典政治经济学 |
| 3.1.2 剑桥的学术氛围 |
| 3.2 生物学说 |
| 3.2.1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 |
| 3.2.2 斯宾塞的社会演化理论 |
| 3.3 历史主义 |
| 3.3.1 德国与英国历史学派 |
| 3.3.2 黑格尔的历史观 |
| 3.4 人道主义者 |
| 3.4.1 马歇尔的现实关怀 |
| 3.4.2 实地考察 |
| 3.5 小结 |
| 4 经济演化的人性基础 |
| 4.1 起因:穷人与贫困 |
| 4.1.1 贫困是堕落之因 |
| 4.1.2 论工人阶级的未来 |
| 4.2 人类心智的演化模型 |
| 4.2.1 一个心理学模型 |
| 4.2.2 扩展机器力量 |
| 4.3 人的正常动机 |
| 4.3.1 何谓“正常” |
| 4.3.2 人的正常动机 |
| 4.4 小结 |
| 5 人与组织的演化:报酬递增的源泉 |
| 5.1 人的发展 |
| 5.1.1 人的“活力”是一切进步的源泉 |
| 5.1.2 教育与“用进废退”法则 |
| 5.1.3 关键在于新活动而非新需求 |
| 5.2 企业家才能与经济骑士精神 |
| 5.2.1 企业家才能 |
| 5.2.2 经济骑士精神 |
| 5.3 组织与有机体 |
| 5.3.1 组织内涵的演变 |
| 5.3.2 组织的分化与一体化 |
| 5.3.3 组织演化与经济扩张 |
| 5.4 小结 |
| 6 国家行为与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1 国家行为的必要性 |
| 6.1.1 自由放任的危害 |
| 6.1.2 已有贫困的恶性循环 |
| 6.1.3 第三类物质需求 |
| 6.2 经济演化的目标 |
| 6.2.1 理想的社会秩序 |
| 6.2.2 通往理想秩序的路径 |
| 6.2.3 政策主张 |
| 6.3 小结 |
| 7 演化思想的方法论 |
| 7.1 马歇尔的历史观 |
| 7.1.1 文本中的历史内容 |
| 7.1.2 历史方法的作用与地位 |
| 7.2 马歇尔的时间观 |
| 7.2.1 依赖于情境的长期与短期 |
| 7.2.2 时间的连续性与不可逆性 |
| 7.2.3 自然没有飞跃与长期来看递增的报酬 |
| 7.2.4 《分配与交换》——静态方法的局限 |
| 7.3 小结 |
| 8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2）托宾税与经济波动 ——基于经济仿真模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3 主要贡献和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托宾税的理论分析文献综述 |
| 2.2 托宾税的国际实践文献综述 |
| 2.3 资本管制和金融加速器文献综述 |
| 第3章 包含托宾税的开放经济DSGE理论模型 |
| 3.1 家庭消费部门 |
| 3.2 零售生产部门 |
| 3.3 金融中介 |
| 3.4 企业家 |
| 3.5 外贸交易部门 |
| 3.6 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 |
| 3.7 外生冲击 |
| 3.8 均衡 |
| 3.9 托宾税不同组合设定 |
| 第4章 参数校准与仿真模拟 |
| 4.1 参数校准及稳态值计算 |
| 4.2 对风险资产项目征收托宾税仿真模拟分析 |
| 4.3 对无风险资产项目征收托宾税仿真模拟分析 |
| 4.4 对资本项目征收托宾税仿真模拟分析 |
| 4.5 对所有对外开放项目征收托宾税仿真模拟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政策思考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菲利普斯曲线方程推导过程 |
| 附录2 对风险资产征收托宾税DSGE模型的Dynare代码 |
| 附录3 对风险资产征收托宾税DSGE模型的稳态文件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3）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答辩决议书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中的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一般分析 |
| 2.1 科技革命的概念与研究范围界定 |
| 2.1.1 科技革命的概念 |
| 2.1.2 战后科技革命研究范围的界定 |
| 2.2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及研究范围界定 |
| 2.2.1 科技革命推动下产业升级的内涵 |
| 2.2.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研究范围界定 |
| 2.3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理论基础 |
| 2.3.1 熊彼特创新理论 |
| 2.3.2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3.3 产业技术范式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基于创新体系视角的分析框架 |
| 3.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机理 |
| 3.1.1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经济本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 |
| 3.1.2 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的传导机制:“催新”与“改旧” |
| 3.2 创新体系相关理论 |
| 3.2.1 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
| 3.2.2 部门创新体系理论 |
| 3.3 以创新体系为切入点的分析视角 |
| 3.3.1 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3.2 部门创新体系与产业技术范式匹配性分析视角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与背景 |
| 4.1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历程 |
| 4.1.1 战前科技革命成果推动下日本产业的“重化型”化(20世纪50-60年代) |
| 4.1.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轻薄短小”化(20世纪70-80年代) |
| 4.1.3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下日本产业的“信息”化(20世纪90年代后) |
| 4.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背景 |
| 4.2.1 重化型产业结构的局限性日渐凸显 |
| 4.2.2 世界性科技革命的爆发为日本提供了机遇 |
| 4.2.3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经济基础 |
| 4.2.4 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战略奠定了技术基础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基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 |
| 5.1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载体:日本国家创新体系 |
| 5.2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5.2.1 传递最新科技情报并辅助企业引进技术 |
| 5.2.2 适时调整科技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发展方向 |
| 5.2.3 制定激励企业研发的经济政策和专利保护制度 |
| 5.2.4 采取措施加速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 |
| 5.2.5 改革教育体制并强化人才引进制度 |
| 5.3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5.3.1 注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
| 5.3.2 遵循技术创新的“现场优先主义”原则 |
| 5.3.3 实行考虑市场因素的“商品研制、推销一贯制” |
| 5.3.4 将资金集中投向开发研究和创新链的中下游环节 |
| 5.3.5 重视对在职人员的科技教育和技术培训 |
| 5.4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5.4.1 从事与产业技术密切相关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
| 5.4.2 重视通识教育和“强固山脚”教育 |
| 5.4.3 培养了大量的理工类高科技人才 |
| 5.5 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5.5.1 产学官联合攻关尖端技术 |
| 5.5.2 建立能够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中介机构 |
| 5.5.3 联合培养和引进优秀人才 |
| 5.6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技术经济范式的匹配性评析 |
| 5.6.1 日本国家创新体系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6.2 “追赶型”国家创新体系与“应用开发型”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战后科技革命催生日本主要新兴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6.1 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与日本部门创新体系 |
| 6.2 微电子技术催生下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
| 6.2.1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2.2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2.3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科研机构的创新行为 |
| 6.2.4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2.5 微电子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3 计算机技术催生下日本计算机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
| 6.3.1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6.3.2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6.3.3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6.3.4 计算机技术产业化中的需求因素 |
| 6.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的匹配性评析 |
| 6.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半导体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2 部门创新体系与计算机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4.3 部门创新体系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形成相匹配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战后科技革命改造日本主要传统产业:基于部门创新体系的分析 |
| 7.1 科技革命改造传统产业的本质: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 |
| 7.2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工业机器自动化的发展 |
| 7.2.1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2.2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2.3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2.4 工业机器自动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3 微电子技术改造下日本汽车电子化的发展 |
| 7.3.1 汽车电子化中政府支持创新的行为 |
| 7.3.2 汽车电子化中企业的创新行为 |
| 7.3.3 汽车电子化中的创新主体联盟 |
| 7.3.4 汽车电子化中的需求因素 |
| 7.4 日本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的匹配性评析 |
| 7.4.1 部门创新体系与工业机器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2 部门创新体系与汽车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4.3 部门创新体系与传统产业技术范式变革相匹配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与教训 |
| 8.1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经验 |
| 8.1.1 构建了与微电子技术经济范式相匹配的国家创新体系 |
| 8.1.2 重视创新体系的层级性和差异性建设 |
| 8.1.3 加速推进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的形成 |
| 8.1.4 借力科技革命的“双重性质”推动新旧产业协调发展 |
| 8.2 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的教训 |
| 8.2.1 创新体系的基础研究能力不足 |
| 8.2.2 创新体系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产生 |
| 8.2.3 政府主导下的大型研发项目模式存在定向失误的弊端 |
| 8.3 本章小结 |
| 第9章 创新体系视角下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对我国的启示 |
| 9.1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我国产业升级带来的机遇 |
| 9.1.1 为我国产业升级提供“机会窗口” |
| 9.1.2 为我国新兴产业“追跑”“齐跑”与“领跑”的并行发展提供机遇 |
| 9.1.3 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机会 |
| 9.2 构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产业升级相匹配的创新体系 |
| 9.2.1 构建国家创新生态体系 |
| 9.2.2 重视部门创新体系的“产业间差异性” |
| 9.2.3 形成与新兴产业技术范式相匹配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2.4 建设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技术范式演化升级的部门创新体系 |
| 9.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 ——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研究主题:主体形塑 |
| 一、“治理术”的概念阐释与原初语境 |
| 二、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研究缘起与研究现状 |
| 三、资本主义治理术的逻辑架构与独特价值 |
| 第一章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诞生 |
| 1.1 统治权模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专断致死权力 |
| 1.1.1 君主权力的独特性:刀刃的权力与司法-法律机制 |
| 1.1.2 君主权力的目标:强力塑造臣民 |
| 1.1.3 治理的实质:对领土的治理 |
| 1.2 治理术模式的转型:从君主权力转向规训权力 |
| 1.2.1 规训权力的治理工具:管治与规训机制 |
| 1.2.2 治理的目标:塑造驯顺的肉体 |
| 1.2.3 治理的实质:对身体的微观管控 |
| 1.3 治理技术的升级转型:从规训权力转向生命权力 |
| 1.3.1 生命权力的治理策略:放任与安全机制 |
| 1.3.2 治理的目标:人口的利益 |
| 1.3.3 治理的实质:对人口的自由调节 |
| 第二章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前提:资本权力发生机制的衍生 |
| 2.1 当代权力形式溢出传统政治权力的理解框架 |
| 2.1.1 规训社会:监狱装置与规训权力 |
| 2.1.2 主权国家:集中营结构与至高权力 |
| 2.1.3 私人政府:工厂体系与资本权力 |
| 2.2 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
| 2.2.1 政治经济学脉络中“看不见的手” |
| 2.2.2 “看不见的手”的真正秘密 |
| 2.2.3 现代社会的“资本”范畴 |
| 2.3 当代权力的典型形式:资本权力 |
| 2.3.1 作为经济权力延伸的资本权力:货币购买力 |
| 2.3.2 与政治权力媾合的资本权力:资本支配力与规训力 |
| 2.3.3 具有文化权力功能的资本权力:“拜物教”与“同一性”意识形态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内容:形塑主体 |
| 3.1 生产之维:“机器附属物”和“人才储备军” |
| 3.1.1 前资本主义社会手工业生产方式的裂变:“片面器官”的形成 |
| 3.1.2 资本主义社会“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工人成为“机器附属物” |
| 3.1.3 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机制:产业后备军的历史生成及当代的人才储备军形态 |
| 3.2 分配之维:“最不利者” |
| 3.2.1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机制:等级与特权 |
| 3.2.2 资本主义社会工资机制:“雇佣劳动者”被塑造成“人才资源” |
| 3.2.3 资本主义社会保障机制:“被保障者”被标识为“最不利者” |
| 3.3 交换之维:理性经济人 |
| 3.3.1 前资本主义狭小市场的独特面向:人与人之间“温情”的依赖关系 |
| 3.3.2 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独特性: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
| 3.3.3 劳动力市场的当代形态:“理性经济人”之生命体的自我投资和自我增殖 |
| 3.4 消费之维:“消费符号” |
| 3.4.1 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形式:节制消费、节俭消费 |
| 3.4.2 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意识形态机制:膨胀消费欲望 |
| 3.4.3 消费社会系列营销机制:消费幻象与符号消费 |
| 第四章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批判与超越 |
| 4.1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界限 |
| 4.1.1 治理理由的界限:政治民主与经济专制并置 |
| 4.1.2 治理方式的界限:自由的伎俩 |
| 4.1.3 治理旨趣的界限:权力生产性与主体去主体化 |
| 4.2 资本主义治理术的根本症结 |
| 4.2.1 制度结构:财产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 |
| 4.2.2 内在逻辑:资本增殖逻辑和资本抽象统治 |
| 4.2.3 实践形式:资本主义劳动 |
| 4.3 资本主义治理术可能的替代方案 |
| 4.3.1 驯服资本:废除雇佣劳动制度、资本的社会控制和构建公共性服务 |
| 4.3.2 主体生产性:主体建构与人的发展逻辑 |
| 4.3.3 生命政治生产:构建基于“共同性”的共产主义 |
| 结语 资本主义治理术批判的价值旨趣:生命潜能与自由个性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攻读博士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汤因比史学思想内容研究 |
| (二)《历史研究》相关研究 |
| (三)汤因比宗教思想研究 |
| (四)关于汤因比中国观的研究 |
| (五)关于汤因比的其他研究 |
| (六)日本对汤因比的研究 |
| (七)日本与汤因比互动关系的研究 |
| 第一章 汤因比及主要史学思想 |
| 1.1 汤因比生平及主要经历 |
| 1.1.1 汤因比的家族 |
| 1.1.2 汤因比的父母 |
| 1.1.3 汤因比生平 |
| 1.2 汤因比主要史学思想 |
| 1.2.1 汤因比文明观的主要内容 |
| 1.2.2 汤因比宗教观的主要内容 |
| 1.2.3 汤因比自然观的主要内容 |
| 1.2.4 汤因比和平观的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汤因比对日本的记述和访问 |
| 2.1 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印象 |
| 2.1.1 《历史研究》中的日本形象 |
| 2.1.2 其他着述中的日本形象 |
| 2.2 汤因比三次访日经历 |
| 2.2.1 斥责日本侵略:汤因比第一次访问日本 |
| 2.2.2 重塑日本自信:汤因比第二次访问日本 |
| 2.2.3 登上日本神坛:汤因比第三次访问日本 |
| 第三章 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 |
| 3.1 汤因比与松下幸之助的谈话:对文化传承的思考 |
| 3.2 汤因比与若泉敬的谈话:对青年困惑的解答 |
| 3.3 汤因比与松冈纪雄的谈话:对日本发展的建议 |
| 3.4 汤因比与池田大作的谈话:对东方文明的展望 |
| 第四章 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接纳与解读 |
| 4.1 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 |
| 4.2 日本关于汤因比思想的接纳 |
| 4.2.1 日本学术界对汤因比思想的接纳与评价 |
| 4.2.2 日本民间对汤因比思想的接纳 |
| 4.3 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解读与价值判定 |
| 第五章 日本吸收外来文明中的本土文化心理影响 |
| 5.1 心理史学与文化心理 |
| 5.1.1 心理史学 |
| 5.1.2 文化心理学 |
| 5.2 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及其特点 |
| 5.2.1 日本对中国文明的吸收 |
| 5.2.2 日本对西方文明的吸收 |
| 5.3 文明吸收特点及文化心理变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研究对象 |
| 1.3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1.3.1 研究现状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基础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语料来源 |
| 1.5.1 建立小型语料库 |
| 1.5.2 依据爬虫程序,滚动抓取标题 |
| 1.5.3 标题信息处理 |
| 第二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汇语法特点 |
| 2.1 网络新闻标题的词频特点 |
| 2.1.1 词频统计 |
| 2.1.2 词频分布分析 |
| 2.2 标题词汇的语义特点 |
| 第三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法特点 |
| 3.1 句法结构形式 |
| 3.1.1 单句式结构 |
| 3.1.2 组合式结构 |
| 3.1.3 成分缺省结构 |
| 3.2 句类特点 |
| 3.2.1 陈述句标题 |
| 3.2.2 疑问句标题 |
| 3.2.3 感叹句标题 |
| 3.2.4 祈使句标题 |
| 第四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 |
| 4.1 引言 |
| 4.2 网络新闻标题的修辞策略 |
| 4.2.1 词语修辞 |
| 4.2.2 辞格修辞 |
| 第五章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用特点 |
| 5.1 关联理论与网络新闻标题 |
| 5.2 网络新闻标题的“明示—推理”交际 |
| 5.2.1 明示行为 |
| 5.2.2 推理过程 |
| 5.3 网络新闻标题的语境效应 |
| 5.3.1 认知语境假设 |
| 5.3.2 语境效果 |
| 5.4 网络新闻标题的最佳关联 |
| 第六章 结语 |
| 6.1 主要研究过程和结论 |
| 6.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6.3 后续研究的设想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7）任正非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4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2 相关概念及基础理论概述 |
| 2.1 相关的概念 |
| 2.1.1 情怀 |
| 2.1.2 胸怀 |
| 2.1.3 视野 |
| 2.1.4 格局 |
| 2.1.5 境界 |
| 2.2 相关基础理论概述 |
| 2.2.1 企业家精神理论 |
| 2.2.2 企业家群体理论 |
| 2.2.3 企业家势学理论 |
| 3 华为任正非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形成背景 |
| 3.1 时代背景 |
| 3.1.1 改革开放的机遇 |
| 3.1.2 信息时代全球化的风口 |
| 3.1.3 知识经济时代的复兴使命 |
| 3.2 行业背景 |
| 3.2.1 建国初期的百废待兴 |
| 3.2.2 家门口与国际巨头竞争 |
| 3.2.3 多元化的“不确定”未来 |
| 3.3 公司成长背景 |
| 3.3.1 初创时期的华为 |
| 3.3.2 国内领先时期的华为 |
| 3.3.3 全面国际化时期的华为 |
| 3.3.4 全球领先时期的华为 |
| 3.3.5 引领全球时期的华为 |
| 4 华为任正非中国企业家精神的主要特质 |
| 4.1 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 |
| 4.1.1 科教兴国根植企业基因 |
| 4.1.2 实业立国的企业责任感 |
| 4.1.3 爱国主义要从小事做起 |
| 4.1.4 理想主义赋能脚踏实地 |
| 4.2 海纳百川的胸怀 |
| 4.2.1 自我批判精神驱动企业前进 |
| 4.2.2 “集体英雄”铸就华为之魂 |
| 4.2.3 不拘一格降人才吸引“凤凰” |
| 4.2.4 乐观和开放才能度过危机 |
| 4.3 世界领袖的格局 |
| 4.3.1 “以人为本”理念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
| 4.3.2 “深淘滩,低作堰”重塑行业生态 |
| 4.3.3 品质诚信打造“匠人精神” |
| 4.3.4 勇猛精进之心做世界领军企业 |
| 4.4 极限生存的视野 |
| 4.4.1 “独立自主”渗透企业文化 |
| 4.4.2 “活下去”目标引导艰苦奋斗 |
| 4.4.3 “战略备胎”实现绝地反击 |
| 4.4.4 敏锐的市场嗅觉征战全球 |
| 4.5 有为无为的境界 |
| 4.5.1 颠覆传统的企业“新”利润观 |
| 4.5.2 家国使命就是企业使命 |
| 4.5.3 “以客户为中心”实现价值 |
| 4.5.4 “以奋斗者为本”回馈大众 |
| 5 华为任正非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的实践价值 |
| 5.1 信念管理是企业制胜的法宝 |
| 5.2 战略制胜是企业长胜的关键 |
| 5.3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决胜的灵魂 |
| 5.4 行业生态是企业共赢的保障 |
| 5.5 “谋势”是企业长青的秘诀 |
| 6 结论 |
| 6.1 研究的启示 |
| 6.2 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8）大树小虫（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人物表以及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 |
| 1.俞思语 |
| 2.钟鑫涛 |
| 3.钟欣婷 |
| 4.格瑞丝 |
| 5.钟永胜 |
| 6.高红 |
| 7.俞亚洲任菲菲 |
| 8.俞爷爷俞奶奶 |
| 第二章故事只是男女主角2015年度实施造人计划始末 |
| 1.2015年1月没怀上 |
| 2.2015年2月没怀上 |
| 3.2015年3月没怀上 |
| 4.2015年4月没怀上 |
| 5.2015年5月没怀上 |
| 6.2015年6月没怀上 |
| 7.2015年7月没怀上 |
| 8.2015年8月没怀上 |
| 9.2015年9月没怀上 |
| 10.2015年10月没怀上 |
| 11.2015年11月没怀上 |
| 12.2015年12月真相大白 |
（9）《纺织周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及研究现状 |
| (一)《纺织周刊》在已有论着成果的引用情况 |
| (二)关于《纺织周刊》创办者钱贯一的研究 |
| (三)关于纺织周刊社的研究 |
| (四)关于中国纺织学会的研究 |
| (五)中国近代纺织刊物的整体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框架、史料与基本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史料构成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点与局限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局限之处 |
| 第二章 《纺织周刊》出版者研究 |
| 第一节 创刊人:钱贯一 |
| 第二节 继办方:纺织周刊社 |
| 第三节 支配者:中国纺织学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纺织周刊》概况 |
| 第一节 近代纺织刊物发展历程与《纺织周刊》创办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纺织周刊》发展概述 |
| 第三节 《纺织周刊》的创办 |
| 小结 |
| 第四章 《纺织周刊》的报道风格 |
| 第一节 《纺织周刊》的报道特点 |
| 第二节 《纺织周刊》的舆论导向性 |
| 小结 |
| 第五章 《纺织周刊》与纺织行业 |
| 第一节 《纺织周刊》关于1933年中美棉麦大借款的报道 |
| 第二节 《纺织周刊》关于1945年战后国民政府对日遗纺织企业的接收与复工的报道 |
| 第三节 《纺织周刊》关于“纺建”式大牵伸技术的报道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文化批判——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核心 |
| 第一章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的缘起 |
| 第一节 文化批判理论的理论来源 |
| 一、霍克海默的成长经历 |
| 二、叔本华对霍克海默的影响 |
| 三、马克思对霍克海默的影响 |
| 第二节 文化批判理论的创造经历 |
| 一、逃离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迫害 |
| 二、遭遇美国现代社会的冲击 |
| 三、对苏联从希望到绝望 |
| 第三节 文化批判理论的方法构造 |
| 一、社会研究所以及理论转向 |
| 二、社会哲学的任务 |
| 三、跨学科研究之心理分析法 |
| 第二章 文化、权威与家庭 |
| 第一节 文化的自在与自为 |
| 第二节 霍克海默的权威理论 |
| 一、权威的产生 |
| 二、权威的发展 |
| 三、权威的发生机制 |
| 第三节 家庭塑造权威人格 |
| 一、家庭的演变 |
| 二、家庭的功能 |
| 三、家庭与权威人格 |
| 第三章 大众文化批判 |
| 第一节 文学与现实的张力 |
| 一、现实世界的遭遇 |
| 二、早期批判理论的文学表达 |
| 三、论新的主体 |
| 第二节 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对立 |
| 一、大众文化 |
| 二、艺术与现代生活 |
| 第三节 闲暇与文化工业的对立 |
| 一、文化工业 |
| 二、闲暇 |
| 第四章 启蒙理性批判 |
| 第一节 启蒙与神话的辩证法 |
| 一、神话走向启蒙 |
| 二、启蒙退为神话 |
| 第二节 工具理性的起源及其后果 |
| 一、客观理性和主观理性 |
| 二、主体的兴起和衰弱 |
| 第三节 霍克海默的宗教批判理论 |
| 一、宗教的世俗化 |
| 二、宗教的批判功能 |
| 第五章 文化批判理论的当代意义 |
| 第一节 文化批判与中国大众文化 |
| 一、被“否定”的大众文化 |
| 二、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 |
| 第二节 文化批判理论的启示 |
| 一、探索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
| 二、运用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霍克海默文化批判理论研究综述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企业家的两次“牺牲”（论文参考文献）
- [1]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演化思想研究[D]. 程晨. 浙江大学, 2021(01)
- [2]托宾税与经济波动 ——基于经济仿真模拟分析[D]. 张翔.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战后科技革命推动日本产业升级研究 ——基于创新体系的视角[D]. 刘伟岩. 吉林大学, 2020(03)
- [4]主体形塑的生命政治学 ——资本主义治理术研究[D]. 苗翠翠. 吉林大学, 2020(08)
- [5]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D]. 王禹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网络新闻标题的多角度研究 ——以“今日头条”为例[D]. 周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7]任正非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的案例研究[D]. 喻晓.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8)
- [8]大树小虫[J]. 池莉.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9(06)
- [9]《纺织周刊》研究[D]. 王仰旭. 东华大学, 2019(01)
- [10]霍克海默的文化批判理论[D]. 薛冬梅. 武汉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