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玄学对南朝佛教流行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朱韬[1](2021)在《“坐忘”思想史论》文中研究表明“坐忘”是庄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后世好道者、庄学阐释者的关注。南北朝时期,“坐忘”被道教人士接受,并将之改造为道教众多炼养方术的一种,随着道教义理研究的逐渐深入,道教人士对于“坐忘”的认识也不断变化;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借鉴老庄思想展开译经活动,“坐忘”“槁木死灰”等术语便借此机会进入佛教视野,而“坐忘”“槁木死灰”等带有特定思想内涵的理论术语,一旦被借用,也意味着思想上的交流,站在特定立场的借用,必然要以赋予其新的意义为前提;又因“坐忘”是庄子借孔子和颜回之口讲述的,所以儒者对“坐忘”较为重视,在构建自身学术理论时也常借用“坐忘”。“坐忘”受到儒释道三家广泛关注,承载着儒释道三家的独特思考,本文在探讨“坐忘”在中国思想史上发展演变的同时,也试图描绘更为立体的儒释道交流图景。作为修养论的庄子“坐忘”,具体展开为“坐而忘”的修养方法和“坐于忘”的修养境界;其中“坐而忘”的修养方法包括与庄子独特认识论相匹配的“忘仁义”“忘礼乐”“隳体黜聪”的次第性修养,和“心斋”一类的“坐式行气”两方面;“坐于忘”的修养境界,即“离形去知、同于大通”的身心状态,落实到日常生活,最终呈现为游于世的“庸人”。魏晋玄学主要发展了“坐忘”的修养境界义。郭象消解了庄子“坐忘”的修养方法义,将“坐忘”视为圣人统合“内圣外王”的最高境界,“自得”“应物”是圣人“内圣外王”的特质。韩康伯以“坐忘遗照”注解圣人“神”的境界,将郭象以“坐忘”境界塑造“圣人”理想人格时所隐含的神秘性体现得更为突出。道教更重视“坐忘”的修养方法义。早在南北朝时期,道教徒已开始从方术的角度去理解“坐忘”,随着佛道论衡的不断深入,道教认识到自身理论的不足,庄子“兼忘”的思维方式受到道教徒的重视,并由此发展出重玄思潮,“坐忘”也因其心性修养义的解读空间,成为与重玄学相匹配的修养方法;到了唐代,道教徒思考的问题,从义理深化转移到如何将新兴的重玄义理与传统修养实践的肉身成仙说相协调,也就是“心”“形”如何沟通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探索,最终“坐忘”被主张性命双修的内丹学所吸收。“坐忘”与佛教“禅”的交流、融合,以及与理学“静坐”的渊源,也值得重视。“禅”在印度包含繁琐的名相分析和复杂的实践步骤,但这种“禅”,自传入中国始便为适应中国文化土壤逐步简化,最终在完全中国化的禅宗那里,“禅”的理论核心已被庄子“坐忘”的思想内涵所取代,反而是强调“坐禅”时,常被斥责为小乘“枯木禅”。在佛道教的影响下,很多儒家学者也采用“静坐”这一修养形式,但为理学作出开拓性贡献的二程兄弟不满足于此,他们既批判“静坐”,又以儒家“主敬”说重新定义“静坐”,并最终使“静坐”这一修养形式在理学中得以传承。
林雪儿[2](2021)在《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元嘉三大家”是指刘宋元嘉时期的颜延之、谢灵运和鲍照,他们自发地在诗歌中运用时序感模式。时序感模式是一种诗歌结撰技术,也是一种审美经验模式,即它是一种较稳定的表达策略,是一种较一致的主观认知,它的审美意义既有文化方面的,也有诗歌艺术方面的。诗歌中的时间意识最早在《诗经》中出现,在汉末文人五言徒诗处形成以“感物缘情”为审美经验、有稳定的表达技巧的时序感模式。太康时期,“感时生情”成为时序感模式的审美经验核心。元嘉三大家将时序感模式继承下来,并主要在哲学与世俗两个范畴对其内容进行扩充,使其审美经验更加丰富,并将其发展成纯熟的诗歌结撰技术。而三人各自的文化认知与处时态度也在他们表达时间的过程中得到体现。元嘉三大家的时序感模式在内容上包括哲学时间、世俗时间、审美时间三类,分析其诗歌的哲学问题、人事遭际、美学意义,能梳理出时序与志、情、理等主题的联系。刘宋时期,“缘情说”的内涵发生变化,“物”的限制减少,“感物”不是必须的传情途径,时序感模式直接成为主题表现的工具。元嘉三大家以诗的时间作为内核,以时空溶合、今昔对比、虚实相生等结构手段,多角度描写、夸饰、比兴、象征等手法,排比、反问、对举等句式,巧用叠词、联绵词、副词、动词等炼字技巧表现这种诗性的时间。如果从时序感模式的角度切入元嘉诗运转关的论题,考察元嘉三大家诗歌创作的复古与创新,那么时序感模式就有了更丰富的美学意义。复古主要指再度恢复了诗歌缘情言志的功能,具体而言是牢牢抓住感时生情的抒情内核、时与情的联系更加灵活。而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最大的两处新变是情感浓度的提高以及对物色的关注。前者体现在生死别离与韶华易逝两大主题在诗歌中频繁出现,甚至在表达上多直抒胸臆、直接议论与诘问时序。而对物色的关注则出于化解时序压迫的需求,其主要特点是时序中的节物成为了主要的表现对象,甚至为了更好地表现物与情的关系,丰富了比兴的表现技巧。第一章叙时序感模式发展前史,手绘先秦至刘宋诗歌时序感模式发展史作为背景板。以时序感模式的诞生标志《古诗十九首》为界,分先秦两汉诗歌的时间意识与魏晋诗歌的时序感模式两部分,考虑到元嘉三大家的复古取向,重点落在建安、太康时期。再在元嘉文学的背景中考察三大家复古出新的诗学实践与时序感模式的联系。第二至四章根据时序感模式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从哲学向度、历史向度、抒情美学向度分别展现三大家中以理、情为取尚的各类诗歌的审美经验架构,从“浓情”与“物色”两个角度突出元嘉三大家时序感模式在美学上的新变,既对三大家诗歌创作中的复与变均有所关涉,又显现时序感模式在诗史中的演变状况及在中古后期的形态。
于海燕[3](2021)在《唐代女性服饰与社会文化思潮的结合》文中指出正如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所言,唐代是“上汲汉、魏、六朝之余波,下启两宋文明之新运。而其取精用宏,于继承旧文物而外,并时采撷外来之菁英。”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兴盛繁荣的时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关于唐代文化的丰富博大,在很多方面都得以展现和彰显,从唐代的古建筑,到唐三彩艺术,从丰富的莫高窟壁画到多种音律艺术,无不展现出唐代蓬勃发展的民族文化和强大的民族自信心,而服装服饰则是社会文化中最显层也最直观,同时也是与社会文化思潮结合最紧密的一个方面。本文主要是从女性服饰这一领域,着重分析了唐代服饰的风格特色与当时的社会文化思潮的结合。无论古今,如何民族的服饰特征都不是单一社会因素的影响的结果,既有对于自身服饰文化的传承,也有对于异族、异地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它也是多种因素下共同交融、作用和影响的结果。唐代服装也不例外,本文主要分别从儒家文化的微衰、礼教束缚的减弱;佛教文化的兴盛和影响;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主要是胡服文化的影响;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背景下的玄学遗风对唐代文化等影响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分析。正是因为以上种种内外因素、古今文化等交融、互通和影响,才使得唐代文化,尤其是在服饰文化上体现出一种丰富、多样又绚烂、大胆的风格特点。我们通过对唐代服饰文化的剖析和研究,能更深入地了解唐朝时期的丰富的文化瑰宝以及历史继承性,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开发现代服饰的文化传承和风格创新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朱寒青[4](2021)在《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与会稽社会》文中认为佛教初传中国以后,在魏晋南北朝进入中国化的重要时期,奠定了此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佛教与地区社会的结合,是佛教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具体实践。中国各地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地方特色,佛教在不同地方的传播自然要采取不同的路径。南北朝政治的多变,又使佛教在社会中的建设历史更为复杂多绪。以南方的会稽地区为例,东晋南朝会稽佛教曾一度为人所称道,但佛教渗入地方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表现的动态性和地区特性却罕见关注,值得做更深度的考察。除绪论与结论外,本文正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梳理史籍中会稽地区僧尼与佛寺这两个传播载体的踪迹,发现二者形成了适应会稽人口结构与信仰需求的时空分布。第二章讨论东晋南朝僧团逐渐纳入国家管控的过程及其对会稽僧团的影响。在佛教知识流动和皇权复兴的背景下,南方统治者通过征召高僧、设立僧官和编修官方经藏等方式,以建康权力为主导,确立了全国僧团在组织、行为和心理上的秩序。第三章分析会稽主要的佛教义学与崇拜活动。会稽地区除法华学一直特为发达以外,先后流行过般若、毗昙、涅盘、成实等佛理学说,以及弥勒、弥陀的净土崇拜,显示会稽佛教在东晋以后迅速世俗社会化,适应民众的信仰心理。第四章关注会稽地区儒、道、佛三教关系。会稽士族曾保有汉儒学风和道教信仰的遗留,但随着家风家学的转变以及与政治利益的考量,以余姚虞氏和山阴孔氏为代表的大族渐渐以儒兼佛、以道兼佛,发生信仰转向。在会稽的山岳信仰空间中,佛道二教势力则有意保持距离,尽量避免直接冲突。第五章论述东晋南朝会稽佛教为后一历史阶段的隋唐越州留下的历史遗产。大一统的新局势打破了建康对地方佛教的结构性压力,借助深入地方社会的建设基础,隋唐越州义理佛教强势复兴,成为江南佛教中心。而在唐人的精神世界中,有关东晋南朝会稽佛教的记忆大多脱离了宗教观点,与当时文化风尚相联系,真实的历史经历了文化意涵的再塑造。本文通过分析东晋南朝佛教与会稽社会的结合的条件与方式,旨在从一个侧面对这时期的宗教、地区与国家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做更深入的研究。
高亮[5](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周春雨[6](2020)在《魏晋南北朝形神美学观研究》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释、儒三家基于自己理论系统对“形神”问题作出了不同阐释,但人们在作出新的阐释时已经将之前的形神观念当作自己的前理解。所以,即使在一个动态的阐释过程中仍然存在清晰的线索,使得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厘清形神观念的发展脉络,进而发觉“形神”之美到美学范畴的“形神”这一建构过程,也是中国人审美与中国美学的建构过程。首先,在审美观念层面上:玄学视域下,何晏、王弼对有名、无名等一系列概念的辨析,使得哲学转向了对本体的探索,客观上构成了一种以符号逻辑层层推演的理性模式。之后,魏晋时期对于人物“形神”的广泛品评以及嵇康《养生论》中对人之形神的集中探讨,使得人们形成了注重生命之和的观念,并且认为人身体与精神的平和能呈现出自然之道与宇宙之美。二者相结合形成了以人的生命为核心,以符号为表现形式的玄学形神观念。在佛学视域下,在佛经传译的过程中,形神观实现了由“无”到“空”的转变。表现形神的方式除却玄学正向的推演方法外,更增添了“中道”的负的方法,这一变化丰富了中国人的艺术思维方式。慧远在“神不灭”的基础之上立论,实现了“神”的独立,人可以与万物通过精神相感应,故万物都是有灵性的审美对象,这便极大的拓宽了中国人的审美范围。宗炳和谢灵运等人在肯定神的独立存在的同时,力图实现对“神”的超越,希望通过内观心灵,或诗性直觉,达到容宇宙万物于一心的境界以实现心灵的超越。儒家视域下,儒家形神观讲求人的伦理性,注重实用性,形神观念的又回归到汉朝“形”由气化的朴素唯物观点。不同的是,儒家与佛教思想融合,广泛提倡精神与情感的联系。寒门士人或如范稹为国疾呼,主张“浮屠害政,形灭神灭”;或如刘勰希望“宗经明道”,寄托风骨于文辞之中借文章以安国兴邦;在民间故事中也反映出人民并不在乎形神的本源是什么,而是讲求实用理性在儒家形神观下从“仁孝”的情感中汲取力量,可见无论何种观念都是将形神问题与伦理情感相联系。其次,在艺术理论中:从“形”的方面来看,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评与王弼玄学理论所形成的中国审美的言象意三层审美结构相结合,形成“肉——言”“骨——象”“神——意”的一一对应关系的人化批评方式;从建安诗歌中之“风骨”气韵开始到嵇康的以死明志构筑的中国士人的风骨,再到刘勰的对于“风骨”的系统总结,使得“风骨”逐渐的成为文学评论中厚重、蕴藉的核心概念之一。从“神”的方面来看,在佛学“神不灭”思想影响下,宗炳的山水画理论中“卧游万里”呈现出相由心生的重心灵、重表现的创作方法;以及谢灵运诗歌中的用顿悟的方法由空间入时间,呈现了诗性直觉的创作方法;再到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阐述了相对完善的精神思想不受客观身体的限制的文学创作理论。可见,由“神”引发的创作论使中国的艺术创作突破了现实中的时空限制。最后,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音乐形象具有形式美,使音乐艺术也不再是政治礼教的附庸。他剥离了音乐定名的符号限制,让音乐重回审美活动,从而实现了美的自觉;顾恺之的“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确立了艺术中“神重形轻,形神统一”的关系引申出了虚实相生的美学观念;谢灵运诗歌中的“池塘生春草”所展现的情景猝然相遇,由景入境,初步显露出情景交融的审美趣味;志怪小说中形神相离的艺术手段寄托着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离魂故事范式中投胎转世的大团圆结局极大的影响了中国观众的审美偏好。在大团圆的结局中的情感触动根源乃是儒家“和乐”的审美文化,和乐的审美文化造就了中国艺术整体暖色的色彩风格。在对“形神”问题的不同层面的讨论中“形神”逐渐由哲学范畴演变为了一对美学范畴,并且在艺术实践中引申扩展与其他美学范畴一道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的艺术传统,最终推动了中国美学的发展。
张烨[7](2020)在《两晋文章文学论》文中认为两晋文章“出语必隽,恒在自然”,代表了两晋文学的最高成就。它与周代歌诗、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的地位一致,是两晋时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之文学”。两晋文章兼具形式上的精美与思辨上的精纯,既是这个特殊时代的必然产物,又与两晋文人玄学思想的发展密不可分。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对后世的文学和文人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论文以两晋文章为研究对象,以两晋私家文语和语体文章为研究重点,以文学、思想和审美作为主要考察维度,力图通过观照两晋文章来理解两晋文人的思想与审美,明确两晋文章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全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论说两晋文学的思想开篇。这一部分从魏晋易代中文士分道扬镳这个背景入手,以竹林七贤特别是阮籍、嵇康、向秀的文章为研究重点,通过分析他们的文章来揭示这一时期文人任诞背后的苦闷与反抗,并总结这一时期文人思想的转向。第二章考察西晋士风与西晋文章的形式新变。这一部分从西晋党争与士风的转变这个背景入手,重点关注二十四友这一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以裴頠、郭象、潘岳、陆机的文章为典型范例分析本时期的思想新变与文学新风。第三章比照南渡前后的文章与文人心态变化。这一部分从仕与隐的选择,南与北的地域,上与下的地位三个角度论述了两晋文人过江前后的四种心理变化,从而明确衣冠南渡对晋人思想的重大影响。第四章分析东晋玄佛合流的新风与东晋文风的清雅化。这一部分从东晋的荆扬之争、南北之争的内耗与偏安的时代风气入手,论述东晋玄佛合流思想背景下的文章理论与创作及本时期的文学活动。将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审美倾向和精神格局进行专门论述,从而明确其作为两晋文学、思想与精神集大成者的重大意义。第五章总结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这一部分将总体论说与例证分析相结合,论述两晋文章作为有晋“一代之文学”的历史地位和两晋文人对后世的深远影响。论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文本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辅之以目录分析和地理分析法。此外,论文在考察部分问题时运用了音乐学和中医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和分析方法。文中包含如下创新点:首先,将语体文章纳入两晋文章中进行研究。这不仅丰富了研究对象,也是思路上的创新。其次,从六朝之中将两晋独立出来,将之看作一个整体。通过文章观照两晋文人的思想、情感与审美发展史。此外,研究者多谓魏晋风流“越名教而任自然”,事实上,魏晋文人生活非但不“自然”,反而颇多矫伪之气。与其说两晋文人生活自然化,不如说两晋文人生活艺术化。从两晋文章中将两晋文人风采尽力还原,而非人云亦云,也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提到两晋文人时,人们最先想起的除陶渊明外,往往便是两晋文人群体性格上的种种亏缺。说到两晋文学,人们大多关注的是两晋的诗歌,而对两晋文章的关注远远不够。因之,论文在两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张筱彬[8](2020)在《桓温文学集团研究》文中指出东晋中期,桓温崛起,众多有才华之士纷纷依附于他,在桓温的组织和影响下,成为了一个文学集团,即胡大雷为之命名的“桓温文学集团”,它是一个具有多重性质的文学集团。这个集团中的成员,大多来自东晋世家大族,他们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风家学的影响,文武兼善。加之身处“儒学复兴”、“玄佛合流”、“文艺繁荣”的时代背景之下,桓温文学集团成员的思想、心态及文学作品内容都呈现出多样性。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桓温文学集团进行研究。第一章“桓温文学集团概论”,通过分析桓温的仕宦经历、东晋中期的政治形势、魏晋时期“文学自觉”的产生和“文学集团”的形成要素,论述“桓温文学集团”的形成背景。同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考证文学集团成员里贯、门第、入幕时间及途径。由于幕府成员思想成分复杂,加之“幕府”的性质,文学集团呈现出了政治性和文艺性的双重属性。第二章“桓温文学集团文学创作”,主要分析集团成员诗歌、辞赋和散文三种文体的创作情况。集团现存作品中,以袁宏的文章居多。此外,集团成员的诗歌和辞赋多采取“以玄对山水”的模式,以“玄言诗”和“山水赋”的创作居多。散文则以论体文为主。第三章“桓温文学集团成员的思想及心态”,探讨了集团成员与东晋中期士风相同或相异的三种思想。即儒学思想、玄学思想和佛学思想。同时论述了集团成员三种不同的心态。分别是以习凿齿为代表的“忠于晋室的正统心态”、以袁乔为代表的“渴求建功立业的事功心态”、以谢安为代表的“清静玄虚、亦仕亦隐”的心态。第四章“桓温文学集团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其成因”,探讨了集团文人创作中体现出的以“雅”为美的审美追求、与游宴及战争有关的创作题材、浓厚的“重情”意味。之所以呈现出以上三个特点,主要是由于幕主桓温及当时流行江左的玄学和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
黄玉[9](2020)在《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古典园林与生活密不可分,使历代书籍都对园林有着丰富的记载。而六朝时期士人园林的出现成为中国古典园林史的重要转折点,是后代园林审美范式的基础。本篇论文正是抓住六朝园林这一特征,从六朝士人园林诗切入,系统地梳理出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发展过程。笔者不局限于个别作家作品分析,而是将视线扩大到整个六朝园林诗中,从更宏观的角度评析诗歌全貌。论文主体共四部分:绪论部分首先是对六朝时间段和士人园林、园林诗概念的界定;整理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探讨论文的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从六朝时期文化背景切入。首先以客观的社会思想基础开头,分析六朝士人园林诗的思想土壤,即阐述玄与儒、佛与道在六朝的发展过程,并同时分析其对园林诗创作的影响;接着从主观的六朝士人“文化园林观”着眼,论述在士人园林中,关于家国观、雅俗观和地域观三个矛盾性思维的体现和解决过程。这不仅解释了六朝士人产生“园林情结”原因,也呈现出六朝园林诗人的思想渊薮。第二章主要从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创作的互动关系入手。第一节探讨六朝士人园林对园林诗创作的影响,士人园林的筑造、园景四要素、宴席观览和园林的荒废成为园林诗的诗歌内容主题;六朝以闲散为主调的园居心态造就了清朗的诗风,士人的玩物审美又使园林诗带有游戏性的语言和娱乐性体式;并且园林诗在园林中反映出记录生活、唱和交际和娱乐三个功能。第二节以园林诗与六朝士人园林的互动出发,论述士人将园林景观入诗成为寄托诗人情感的诗歌意象,而这些意象又成为典型的园林景观并与园林诗形成并存关系;意象的有机组合形成意境,六朝的诗歌创作热潮使士人们有意识地进行诗歌意境的营造,并实践于构园活动中,在六朝“尚清”意识的主导下,诗境与园境在营造手法与审美追求上具有相通之处,这推动了写意园林的诞生。第三章主要从六朝士人园林诗的文学价值和文献价值着眼,以此总结士人园林诗的文本地位。首先在园林诗的文学价值上,介绍了园林诗对诗歌题材的拓展和体式风格的丰富。接着在园林诗的文献价值上,除了对构园历史的记载,诗歌中还反映出士人的生活状态、乐园心态、仕宦生涯乃至性别观念。最后以士人园林诗的影响结尾,通过唐及以后的代表园林诗人的举例和诗中“中隐”思想的延续,展现出六朝士人园林诗对后世的渗透性作用。通过本篇论文,可以从六朝诗歌中了解到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之间的互通互融关系,士人园林由此逐渐抽象成为一个蕴含文人文化艺术体系的象征。通过六朝士人园林诗,不仅能了解六朝士人的审美趋向、生活方式、隐逸文化,也能认识到园林诗本身的文学价值,从而表明园林文学研究的必要性。
何凯[10](2020)在《两晋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两晋赋诸多特征的形成深受社会政治、学术思潮影响。两晋帝王、权贵对辞赋普遍缺乏兴趣,导致赋家既无尊贵荣宠的社会地位,亦无诸如邺下赋家与丕、植昆仲的诚挚友谊。帝王、权贵的喜好对两晋赋的影响微乎其微。政治动荡,使两晋赋家无大国臣民的自豪意绪,故无美颂政治的意愿。乱世“帝功”的匮乏,帝王于“润色鸿业”亦无迫切的需求。两晋赋家对京殿苑猎等宏大题材缺乏兴趣,美颂意图普遍消失。在学术的层面。经学体系的崩溃,使赋的价值不再一准于经学的绳尺,擅赋可为士人炫才的资本。玄学自嵇康、阮籍之后淡化了对政治的批判,经乐广、裴頠等人的努力,至郭象而完全融合“名教”与自然。阔谈老、庄成为弥漫朝野的风气。受此影响,两晋赋家的学识素养及精神面貌与两汉赋家迥异。好老、庄之学而对经学普遍缺乏兴趣,长于义理而疏于诂训,少有坚实的学术素养。阔论玄虚、遗世高蹈、恣情山水是两晋赋家普遍的精神面貌。赋家缺乏担当精神,少有“兼济”之志,对社政治亦无尖锐批判,而多对个体逍遥、畅适的追求。在玄学的浸润下,士人对现实的关怀转向自我,审视当下的生存。玄学对“道”的探讨,使“玄”这一语词带着“玄远之学”的高格,被普遍运用于描绘事物。“玄”之“正色”体现出人们光明与黑暗的遥远记忆;“道”之“玄远”则赋予事物奇异、深奥的品质。但凡以“玄”限定指称的事物及其属性,都因“玄”义的发现而值得美颂。“道”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则禀受“气”“道”的事物便为可贵。由“体道”而“体物”,是玄学对两晋赋的重要影响。老、庄的哲思则影响赋家的处世主张、生活理想。在禀承“气”与“道”的层面标举事物的意义,阐发贵柔、通变的处世智慧,抒写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几个方面,体现出玄学思潮对两晋赋的全面渗透。陆机《遂志赋》《豪士赋》、挚虞《思游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李暠《述志赋》各自体现玄学影响的不同侧面。陆机之“贵柔”与“通达”,挚虞以“天命”否定“骚怨”、陶渊明因“质性自然”的执着,于生活有“不遇”的困扰;李暠以老、庄“风度”为立国的“正名”之用。是玄学思想在两晋言志赋中的不同表现。两晋赋的题材变化明显。都邑、蒐狩赋的政治主题淡化,言志、纪行赋“骚怨”丧失,咏物赋多表现日常生活。以“水”为主要对象的山水题材在两晋赋中别具一格。赋家对山水的描写涵盖了人们面对山水时的各种心态。郭璞《江赋》、木华《海赋》代表两晋山水大赋的最高水平。其对江、海的描摹一仍汉代散体大赋的模式。图绘空间,虚夸物产,表现出浩瀚水域的雄奇壮丽。对江、海的描写中随处可见珍奇名物的堆砌铺陈。赞美江、海“兼包化产”的意义,同时体现赋家对江、海世界的畅想与敬畏。两晋大赋的“水”,或与汉大赋相类,由《诗》《骚》的“山水阻隔”转化为“物产地利”,或如郭璞《江赋》直接资取《山海经》“虚实参半”的山水名物。行途所见的山水并未成为两晋赋家的审视对象,于赋中多为空间衔接的点缀之物,并因“流寓”的普遍感伤而色调黯淡。赋家于行途山水的情感体验与《诗》《骚》相似。两晋思辩的水赋多援取儒、道关于水德、水性的经典议论。或论“水”之功用,或论“水”之“自然”,从学理思辩的层面确认水的品格,是山水审美发生的必要前提。“归田”“闲居”“嘉遁”主题的多将山水作为“宜居”环境的考量因素,甚或根据需求布置、经营。不再论证山德水性,而赋家“乐在其中”,是真正的山水审美。两晋大赋、小赋分途演进。左思《三都赋》、庾阐《扬都赋》、郭璞《江赋》、木华《海赋》等都沿用汉大赋的铺陈程式。左思、挚虞主张“征实”,而有左思《三都赋》的实践。郭璞《江赋》尚奇尚怪、寓虚于实及木华《海赋》则未离“凭虚”,就是《三都赋》的名物取用,亦有不实。观念主张与创作的矛盾,是基于《诗》“用”的标准与大赋“凭虚”夸饰的体制要求背道而驰。完全保持楚辞面貌的纯骚体赋减少,传统骚体赋纪行、言志等题材大多不用骚体的形式。保持楚辞面貌骚体或半骚体作品,则无《离骚》的愤怨及由《离骚》衍生而来的“不遇”,多抒通脱情志。咏物小赋蔚然勃兴,对象纷繁。“庶品杂类”“草区禽族”,无一不可入赋。两晋赋家咏物既重声口享受的实用意义,也赞美色彩、质地等“无用”的审美愉悦。淡化汉魏咏物赋的“感遇”色彩,对物态的描摹追求逼近“真实”,并在“体物”的过程中隐喻“摄生”的智慧,是两晋咏物小赋的典型特征。在语用的层面,两晋赋仍以四、六言句式为主体,但在提示铺陈内容转换的衔接部位新变明显。“尔乃”“其上”“于是”等提示语之后多为与下句字数相等结构,并融入偶对的句群,极少散语单行的语句。废弃“楚语”特征明显的“兮”字,成为两晋赋句式运用的主流趋向。通篇运用“兮”字句式的作品极少,杂用“兮”字句式与非“兮”字句式的“半骚体”也不多。“兮”字对句通常用于间破句式通篇一律的板滞,且在一至二个对句之后随即转入非“兮”字句。“兮”字的弃、用,都体现出两晋赋家于句式“文学化”的自觉追求。诗体的五、七言在两晋赋中仅是极为个别的运用,说明赋的“诗化”尚未发生,而以偶对为基础的骈化则极为盛行。语词的运用上,地名词作为叙事要素参与文本的构建,提示“观察”空间的转换,或体现赋家对“世界”的认知。名物词的作用仍在堆砌铺陈,炫示富博。偏正式的名词结构则于色彩、质地、线条、空间态势的范畴体现两晋赋家“体物”的细腻,并见以“柔”“弱”为美的倾向。作为喻体的名词普遍用于写物图貌、夸饰性状。虽非两晋独有,但在两晋赋中更加鲜明。繁难生僻的字面减少,联绵相对、叠音相对,体现出两晋赋字面趋简,而属对趋严的用字讲求。在典事的运用上,随着“骚怨”精神的丧失,两晋赋对典事的援引普遍缺乏强烈的情感。潘岳《西征赋》“刺取史事为赋”,其“旁观”的叙事特征,及其对典事的隐括、处置,既体现两晋赋“援事”的新变,又为后世赋的典事运用提供范式的借鉴。
二、玄学对南朝佛教流行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玄学对南朝佛教流行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坐忘”思想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庄子“坐忘”义辨析 |
第一节 “忘仁义”“忘礼乐”解 |
一、“坐忘”寓言文本辨正 |
二、“忘”之意蕴 |
三、“仁义”“礼乐”所指 |
第二节 “隳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解 |
一、“隳肢体、黜聪明”与“离形去知”的关系 |
二、“一受其成形”的痛苦 |
三、“聪明”与“知” |
第三节 “同于大通”与“化则无常” |
一、何谓“大通” |
二、“同则无好,化则无常” |
三、“坐忘”与“逍遥游” |
第四节 何谓“坐忘” |
一、解“坐” |
二、“坐忘”与“心斋” |
三、“坐忘”与“吾丧我” |
第二章 魏晋玄学对“坐忘”修养境界义的发展 |
第一节 郭象“坐忘”思想研究 |
一、郭象对“坐忘”修养方法义的消解 |
二、“坐忘”与“内圣外王” |
三、“坐忘自得” |
四、“坐忘而后能应务” |
小结 |
第二节 韩康伯“坐忘遗照”研究 |
一、“坐忘遗照”出处 |
二、韩康伯“坐忘”义辨析 |
三、韩康伯“遗照”义辨析 |
四、韩康伯“坐忘遗照”义辨析 |
余论 |
第三章 道教对“坐忘”修养方法义的发展 |
第一节 方术化的“坐忘” |
一、“众术”中的“心斋坐忘” |
二、“斋”中的“心斋坐忘” |
三、“存思”与“坐忘” |
第二节 “坐忘”与重玄思潮 |
一、重玄学溯源 |
二、成玄英对“坐忘”的理解 |
三、王玄览以“坐忘”“舍形入真” |
第三节 性命双修视野下的“坐忘” |
一、《天隐子》的内在矛盾 |
二、云本《坐忘论》将“坐忘”系统化 |
三、石刻《坐忘论》:“坐忘”是“求道之阶” |
四、钟吕金丹道体系下的“坐忘” |
第四章 “坐忘”与儒释修养论 |
第一节 “坐忘”与“禅” |
一、“禅”义溯源 |
二、“枯木死灰”与“灰身灭智” |
三、“枯木龙吟” |
第二节 “坐忘”与“静坐” |
一、二程“静坐”说的渊源 |
二、二程对“静坐”“坐忘”的矛盾评价 |
三、二程对佛教修养论的批判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第三节 思路和方法 |
第一章 时序感模式发展前史 |
第一节 先秦两汉诗歌的时序意识 |
第二节 建安诗歌言志主题与时序表现 |
第三节 感物缘情经验下诗歌的时序感模式 |
第四节 玄言诗对崇情的反思 |
第五节 元嘉三大家对诗歌时序感模式的自发关注 |
第二章 谈时论理: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中的哲学内容 |
第一节 元嘉时期的玄学与佛学 |
第二节 开阔的宇宙视野 |
第三节 颜诗时序中的王权正统思想 |
第四节 谢、鲍诗歌中的感时生理 |
第三章 由时入世: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中的世俗内容 |
第一节 元嘉时期诗歌题序记时的发展 |
第二节 以时序为叙事标尺 |
第三节 时序内容功利化 |
第四节 集结与孤立:自我回忆显现生命态度 |
第四章 感时生情: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的美学意义 |
第一节 “感物缘情”的发展 |
第二节 物色论与时序描写 |
第三节 时序与比兴 |
结论 |
附录 |
一 颜延之诗歌时序表达一览表 |
二 谢灵运诗歌时序表达一览表 |
三 鲍照诗歌时序表达一览表 |
参考文献 |
后记 |
(3)唐代女性服饰与社会文化思潮的结合(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背景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目的与意义 |
四、研究内容、方法与思路 |
第一章 儒学的微衰与礼教约束的宽松 |
第一节 儒学在唐代特有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
第二节 唐代社会礼教宽松在服装上的表现 |
第三节 唐代社会对女性观念的双重性在服装上的体现 |
第二章 胡风与民族融合对唐代女性服饰的影响 |
第一节 唐代时期的民族融合 |
第二节 唐代女装胡服盛行的原因 |
第三节 民族融合下唐代女性服饰的特点 |
第三章 佛教文化对唐代女性服饰的影响 |
第一节 唐代佛教盛行的社会背景 |
第二节 佛教文化影响下的唐代女性服饰 |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遗风——玄学对唐代女性服饰的影响 |
第一节 玄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遗风——玄学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装对唐代女性服饰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目录 |
(4)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与会稽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学术史回顾 |
(一)地区视角下的研究 |
(二)宗教视角下的研究 |
三、基本史料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会稽郡佛寺与僧尼概况 |
第一节 会稽郡佛寺概况 |
第二节 会稽郡高僧概况 |
小结 |
第二章 政教关系中的会稽僧团 |
第一节 会稽僧团的产生土壤 |
一、僧人的最初集中 |
二、僧人独立于皇权的意识 |
第二节 游方盛况与僧团组织 |
一、知识、游方与僧团建设 |
二、皇权控制下的都城优势 |
三、会稽僧团对刘宋皇权的认同 |
第三节 知识权威与政治权威 |
一、南齐会稽佛学的衰落 |
二、梁朝建康教团的政教权威 |
小结 |
第三章 会稽郡佛教的义学与崇拜活动 |
第一节 从《般若》性空到《涅盘》《成实》妙有 |
第二节 《法华经》中的救济与修行实践 |
一、义理研究:各家宗旨频出 |
二、经卷崇拜:字纸的神奇力量 |
三、观音信仰:救苦偶像的流行 |
四、药王信仰:焚身燃臂的宗教热情 |
第三节 弥勒与弥陀净土信仰 |
小结 |
第四章 会稽郡的三教关系 |
第一节 会稽士族的三教取向 |
一、儒学世家虞氏对佛教的接受 |
二、孔氏通源三教 |
第二节 共同空间中的佛道关系 |
一、会稽郡佛道山岳空间分野 |
二、东晋南朝天台山宗教关系 |
三、东晋南朝白山的佛道关系 |
小结 |
第五章 会稽佛教传统在隋唐越州的影响 |
第一节 隋唐前期越州佛教新格局 |
第二节 作为文化意象的会稽佛教景观 |
小结 |
结论 |
参考文献 |
后记 |
(5)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解题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一 选题意义 |
二 研究思路 |
三 创新点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一 写本学方法 |
二 诠释学方法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一 单疏本 |
二 合会本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一 出文 |
二 科段 |
三 诠释结构 |
四 问答 |
五 诠释表徵 |
六 总序 |
七 小序 |
小结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小结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一 律疏 |
二 儒疏 |
三 佛疏 |
四 道疏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一 学术史梳理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小结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二 合会时代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三 聚集模式 |
四 集散模式 |
五 分栏模式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小结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一 科段之概念 |
二 科段之特徴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一 佛疏科段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小结 |
结语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後记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魏晋南北朝形神美学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对象 |
二、研究现状 |
三、文章结构 |
第一章 玄学视域下的形神建构 |
一、魏晋形神观与玄学哲思 |
(一)两汉三国时期的形神观 |
(二)以无为本的正始玄学形名观 |
(三)王弼言、意、象的符号逻辑 |
二、人的“形神”之美转向美学的“形神” |
(一)身体的“形”“神”之美 |
(二)嵇康“以心为主”的听觉形象 |
(三)嵇康形神之“和”对士人精神世界的建构 |
三、顾恺之“形神兼备”的艺术观 |
(一)顾恺之的绘画实践与“以形写神”的美学命题 |
(二)“有情而无累”与顾恺之的“传神写照” |
(三)“形神兼备”与“虚实相生” |
小结 |
第二章 佛学背景下的形神新变 |
一、佛教思想对传统形神观的否定 |
(一)龙树的中观美学对玄学形神美学的瓦解 |
(二)慧远的神本体佛家形神观 |
(三)“形”与“神”....现象与空间的重释 |
二、佛学形神思想与山水艺术的建构 |
(一)佛学“神不灭”思想与宗炳的形神美学 |
(二)澄怀味象与山水画理论的艺术形象建构 |
(三)神超理得与山水画论艺术精神构建 |
三、“理”与“悟”.....谢灵运山水诗对形神的超越 |
(一)道生的顿悟形神观 |
(二)谢灵运山水诗“由景到境”的形象超越 |
小结 |
第三章 儒家传统形神观的融合新解 |
一、士人阶层的情本形神美学观 |
(一)范缜与《神灭论》 |
(二)刘勰论文章之“神思”与“物象” |
(三)《文心雕龙·风骨》中的“形神”美学观 |
二、南北朝民间志怪小说中的儒家形神观 |
(一)儒家以人为中心的理性化形神观 |
(二)儒家以孝文化为核心的伦理形神观 |
(三)和乐思想统摄下的形神审美范式 |
小结 |
结语 |
注释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7)两晋文章文学论(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与明确 |
一、两晋起止时间 |
二、两晋文章的范围 |
三、本文对“文学”一词的理解与讨论范围 |
小结 |
第二节 两晋文章文学研究综述 |
一、两晋文章宏观性文学研究 |
二、两晋文人心态与文艺综合研究 |
三、两晋文章相关专门文学研究 |
四、两晋文章文献资料整理 |
小结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目标和创新之处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目标 |
三、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广陵绝响与两晋文学的思想开篇 |
第一节 魏晋易代与文士的分道扬镳 |
一、司马氏夺权引发的思想裂变 |
二、嵇书绝交:文人与士人的分化 |
三、向秀失途:文人向士人的回归 |
第二节 任诞背后的苦闷与反抗 |
一、竹林文人:当时任诞的群像 |
二、阮籍佯狂:行不对心的悲怆 |
三、嵇康疏放:心口不一的狷狂 |
本章小结 混乱之中的文人思想转向 |
第二章 西晋士风与西晋文章的形式新变 |
第一节 西晋党争与士风的转向 |
一、西晋立国以来的朝局分庭 |
二、二十四友:貌同神异的短暂浮华 |
三、金谷之集:自我觉醒的别样风雅 |
第二节 西晋文章思想与艺术的新变 |
一、东施效颦:从行事任诞到放纵欲望 |
二、破而后立:从裴頠崇有到向郭注庄 |
三、妙笔逞才:从华章繁缛到理论之光 |
本章小结 短暂安宁中的纤巧玄思 |
第三章 南渡前后的文章与文人心态变化 |
第一节 从和平时的不问国事到战乱时的匡世救亡 |
一、临危受命匡扶国邦的国士心态 |
二、戎马倥偬乱世救亡的英雄心态 |
第二节 从和平时的积极入世到战乱时的隐遁山林 |
一、战乱之前的入世心态 |
二、战乱之时的避世心态 |
第三节 从北上文人的不得遂志到南渡文人的委屈慷慨 |
一、南渡之前:北上南人的备极辛酸 |
二、南渡以后:北方文人的委曲求全 |
第四节 君权与父权在文人心中的淡化 |
本章小结 衣冠南渡对晋人思想的影响 |
第四章 东晋玄风与东晋文风的由绮至清 |
第一节 东晋偏安与再度奏响的玄远之音 |
一、东晋的官场对峙与偏安之风 |
二、玄佛合流:超逸绝尘的文章审美 |
三、兰亭之会:辉映千古的风雅情怀 |
第二节 陶渊明与两晋文学的精神格局 |
一、陶渊明的生平及其所处时代背景 |
二、集大成者:轻绮至极的返璞归真 |
三、有晋高风:仁民爱物的思想精神 |
本章小结 山水田园滋养的思想之光 |
第五章 两晋文章与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 |
第一节 一斑见全豹:两晋文章的历史地位 |
一、两晋文章的特色 |
二、《芙蓉女儿诔》与曹雪芹对两晋文章气象的继承 |
第二节 一沙一世界:两晋文人的后世影响 |
一、《世说新语》中的两晋文人风骨 |
二、《王粲登楼》与郑光祖对两晋风神的追慕 |
本章小结 两晋文章与文人的重要意义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8)桓温文学集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综述 |
二、选题意义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桓温文学集团概论 |
第一节 桓温文学集团形成的背景与过程 |
一、桓温文学集团形成的背景 |
二、桓温文学集团形成的过程 |
第二节 桓温文学集团成员构成 |
一、门第和里贯构成 |
二、入幕途径及官职构成 |
第三节 桓温文学集团的性质 |
一、政治性 |
二、文艺性 |
第二章 桓温文学集团的文学创作 |
第一节 桓温文学集团的诗歌创作 |
一、玄言诗 |
二、咏史诗 |
三、咏物诗 |
四、其他诗作 |
第二节 桓温文学集团的辞赋创作 |
一、山水赋 |
二、纪行赋 |
三、咏物赋 |
四、宴饮赋 |
第三节 桓温文学集团散文创作 |
一、论体文 |
二、书信 |
三、碑铭 |
四、表疏 |
第三章 桓温文学集团成员的思想及心态 |
第一节 桓温文学集团成员的思想 |
一、儒学思想 |
二、玄学思想 |
三、佛学思想 |
第二节 桓温文学集团成员的心态 |
一、忠于晋室的正统心态 |
二、渴求建功立业的事功心态 |
三、清静玄虚、亦仕亦隐的心态 |
第四章 桓温文学集团文学创作的特点及其成因 |
第一节 桓温文学集团文学创作的特点 |
一、以“雅”为美的审美追求 |
二、多与游宴、战争有关的创作题材 |
三、浓厚的“重情”意味 |
第二节 桓温文学集团文学创作特点的成因 |
一、桓温的影响 |
二、佛教的影响 |
三、玄学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后记 |
(9)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 |
(一)六朝的界定 |
(二)士人园林诗的界定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一)园林诗的研究现状 |
(二)六朝士人园林的研究现状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意义 |
(二)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六朝士人园林诗的文化背景 |
第一节 六朝士人园林诗与社会思想 |
一、玄学的诞生 |
二、佛教的兴起 |
第二节 六朝士人园林诗与士人园林观 |
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对话——“家”与“国” |
二、贵族文化的产物——“雅”与“俗” |
三、园林中权力与情感的融合——“南”与“北” |
第二章 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创作的互动关系 |
第一节 六朝士人园林对园林诗创作的影响 |
一、对园林诗内容的丰富 |
二、对园林诗体式风格的影响 |
三、对园林诗功能的拓展 |
第二节 园林诗与六朝士人园林的互动 |
一、园景物象与诗歌意象的互存并生 |
二、诗境与园境的互通共融 |
第三章 六朝士人园林诗的地位和影响 |
第一节 六朝士人园林诗的文学地位 |
一、诗歌题材及描写手法的拓宽 |
二、诗歌体式风格的丰富 |
第二节 六朝士人园林诗的文献价值 |
一、载录六朝园林的建构历史 |
二、再现六朝士人的生活状态 |
第三节 六朝士人园林诗的文学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硕士阶段论文发表情况 |
(10)两晋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章 时世变易与汉晋辞赋的嬗变 |
第一节 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旨趣 |
一、帝王的好尚与辞赋的境遇 |
二、汉晋赋家的身份地位与归属 |
三、动荡政治与赋的巨变 |
第二节 学术的转向与赋家主体的变化 |
一、现实关怀的内转 |
二、赋家的学识素养 |
三、赋家的精神面貌 |
第二章 玄学思想对赋作品的渗透 |
第一节 “玄”以状物的文化意蕴 |
一、色彩的集体记忆 |
二、好“奇”的心理 |
三、玄学的基本概念 |
四、陈词的祖述 |
第二节 玄学思想对两晋赋的多维影响 |
一、禀“气”与“道”的物性标举 |
二、居卑贵柔、随顺变通的处身之智 |
三、自适逍遥与出尘之想 |
第三节 言志赋的玄学表现 |
一、陆机:“贵柔”与“通达” |
二、挚虞:“天命”对骚怨的否定 |
三、陶渊明:“质性自然”与困扰 |
四、李暠:老、庄“风度”别有用途 |
第三章 题材的演变与山水赋兴盛 |
第一节 题材的延续与新变 |
一、两晋赋题材概况 |
二、都邑、蒐狩:政治主题的淡化 |
三、言志、纪行:强烈骚怨的摒落 |
四、咏物小赋:从政治到生活 |
五、题材新变的内生动力 |
第二节 江海赋:宏富浩博的空间世界 |
一、空间与水态的描摹 |
二、江海世界的物产呈现 |
三、水质世界的敬畏与畅想 |
第三节 两晋赋与山水审美 |
一、前审美:行途山水的黯然点缀 |
二、山水审美的前提:思辩与山水品格的确认 |
三、审美的享受:闲居、嘉遁的山水畅适 |
第四章 大赋、小赋的分途演进 |
第一节 散体大赋的体制因革 |
一、大赋铺陈程式的延续 |
二、左思、挚虞等论赋的“征实”导向 |
三、《三都赋》:“征实”主张的实践 |
四、《江赋》《海赋》:寓虚于实与尚奇尚怪 |
五、大赋题材铺陈空间的萎缩 |
第二节 骚体赋的衰落 |
一、《楚辞》对赋的分途影响 |
二、汉代骚体赋对《楚辞》的全面承袭 |
三、渐趋黯淡的两晋骚体赋 |
四、骚体赋巨变的原因考察 |
第三节 咏物小赋的图绘与思辩 |
一、先秦至魏晋咏物小赋的变迁 |
二、庶品杂类:物欲、物感中发现自身 |
三、品物图绘:“渐近自然”的审美观照 |
四、事物进程、动态的展示 |
五、物性物理:托身的隐喻 |
第五章 两晋赋的语用考察 |
第一节 句式 |
一、赋体句式的《诗》《骚》、散源流 |
二、四、六言句式的主体与新变 |
三、“兮”字弃用:赋用句式的文学化演进 |
四、诗化的准备与骈偶的盛行 |
第二节 语词 |
一、地名词:标记与认知 |
二、名物词:物产与炫示 |
三、偏正式名词:细腻与“柔”美 |
四、喻体名词:图绘与夸饰 |
五、联绵、叠音:字面尚简与属对趋严 |
第三节 典事 |
一、赋之用典与夸饰 |
二、“援事”的情感弱化 |
三、潘岳《西征赋》:赋用典事的新变及范式意义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四、玄学对南朝佛教流行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坐忘”思想史论[D]. 朱韬. 西北大学, 2021(12)
- [2]元嘉三大家诗歌时序感模式研究[D]. 林雪儿. 中山大学, 2021(08)
- [3]唐代女性服饰与社会文化思潮的结合[D]. 于海燕.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21(02)
- [4]东晋南朝时期的佛教与会稽社会[D]. 朱寒青. 华东师范大学, 2021(12)
- [5]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6]魏晋南北朝形神美学观研究[D]. 周春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1)
- [7]两晋文章文学论[D]. 张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12)
- [8]桓温文学集团研究[D]. 张筱彬.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六朝士人园林与园林诗研究[D]. 黄玉. 西南大学, 2020(01)
- [10]两晋赋研究[D]. 何凯.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