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一、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论文文献综述）

宋学勤,李青青^[1]（2021）在《分野与贯通：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强对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想起点和重心的中共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是拓展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内在学术需求和回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客观现实需求。开展中共社会思想史研究,有必要在吸收和借鉴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积累的丰富资源的基础上,从中共社会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相互形塑的总体性特征出发,围绕社会主义社会的构建、运行与秩序这一主线,将其发展流变置于古今中外的时空方位中进行诠释,以推动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共社会思想史的贯通和发展,进而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思想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古宏韬^[2]（2021）在《明清祭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祭文是礼仪活动中人与鬼神互动的告祝文本,在历史发展中逐渐以表达情感或思想主张见长,兼具礼仪功能和文学价值。论文以明清时期的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明清祭文的文本整理、分析,深入到礼仪文化与各社会阶层的历史和内涵之中。在传统文学研究基础之上,侧重发掘明清祭文所具备的社会、思想价值。根据祭文的功能与对应的社会领域,划分出国家礼仪祭文、儒家士人祭文、民间祭文等类型,主要探讨明清时期祭文所反映的社会思潮或历史趋势等问题。最后,对明清祭文的总体特征得出一些结论。明清祭文的体例和文风基本继承唐宋,而文学创作水平有所停滞。但与此同时,明清祭文比较突出地展现了一些人文主义关怀和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出当时人对社会现实以及人类幸福的关注。全文内容如下:第一章对明清之前中国祭文历史作简要回顾。祭文产生于上古“祝”的传统,在先秦和秦汉时期是国家礼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在魏晋南北朝后,抒发情感的哀祭文兴起,并在唐宋发展成熟。祭文在礼仪功能和文学形式上的丰富,为此后时代的这类文本创作打下了基础。第二章梳理明清国家礼典中常见的祭文,包括对其功能、种类的分析。国家礼典、礼书保存了多种礼仪文本,其中就包含了各种礼仪场合中使用的祭文。在天地、社稷、宗庙、孔子以及各种神只的祭祀礼仪中,祭文反映了礼制或政治事件的变迁。明朝建国初期、嘉靖时期“大礼议”对祭文制度的建立和改造,乃至清代满人对祭文的利用方式等,均是加强国家祭文与政治联系的重要节点。第三章在国家礼典祭文的基础上,讨论明清皇权与祭文书写之间的关系。明清时期是中国帝制时代一个高峰,专制权力对国家、臣民的生活产生重大作用。祭文作为权力叙事的工具,反映了多种历史事件的走向。清代满人祭文还与多民族事务的处理方式存在关系。通过一系列清代祭文的制度规定和实施手段,清人多民族视域下的政治权威得以展现。祭文在这些国家权力的层面体现出较强的实用、功利性。第四章关注对象为儒家士人阶层,涉及包括哀祭与祷神在内的多种祭文形式和体裁。士人祭文主要含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信息。明清士人祭文的文学特征及其与唐宋以来文风的关系,是探索明清祭文之文学价值的核心。明清士人祭文还反映了一些思想史的现象,例如理学、阳明学、乾嘉汉学崛起、三教会通等风潮,以及政治上的“学统”和民族矛盾等问题。与此同时,明清中国文化与欧洲文明发生互动,“礼仪之争”里中国士人围绕祭文的往来争论,使中国文化重视人世、排斥鬼神迷信的价值观得到重新阐释。此外,明清士人的祭文中,具有较多的对个体生死的关怀,这些方面都是展现人文精神价值的重要内容。第五章谈明清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下移、传播。祭文在民间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是儒家主流的礼文化发生下移的过程。通过考察儒者在民间的礼文实践,以及日用书籍、大众文学等知识载体中的祭文信息等,将有效揭示民间文化在世俗化上的发展方向。民众在祭文中寄托的现世追求,同样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丁震寰^[3]（2020）在《东汉顺桓灵时期社会变迁与诗歌演进研究》文中提出东汉顺桓灵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影响了诗歌演进。这段时期,诗歌本身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对诗歌演进产生影响。本文拟以东汉顺桓灵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为大背景,细读诗歌文本,分析重点作家作品,剖析诗歌创作的内容,探寻诗歌的艺术特征及其演变规律。全文分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介绍了论文研究的范围、交代了选题的缘由,通过对研究史进行梳理,提出了论文的创新之处。正文部分,分三章展开。第一章,就汉顺帝时期社会变迁对诗歌演进的影响进行研究。剖析顺帝时期的社会状况,把握外戚与宦官共同把持朝政和“儒风渐衰”这两个主要特点。这时期的诗歌与其他文学体裁（特别是抒情性小赋）结合密切,体现了“以悲为美”的艺术特色,由东汉前中期注重歌功颂德,转变为注重描写具体的事物、抒写个人主观感受。第二章,就汉桓帝时期社会变迁对诗歌演进的影响进行研究。政治上,桓帝在位前期,梁太后专权,桓帝在位后期,桓帝利用宦官从外戚手中夺取权力,宦官由此深得信任并干预朝政。与此同时,儒士与宦官开展了激烈的斗争,皇帝打压儒士,第一次党锢之祸形成。文化上,桓帝信奉佛教与道教,儒家文化进一步衰微。诗歌创作上,这一时期的五言诗趋于成熟。体现在语言上,质朴无华而感情深蕴;诗歌意象上,更加丰满;表现手法上,更强调情与景的混融。秦嘉的五言诗正体现了这一特点。当然,此期诗歌在突出抒情性的同时,隐藏着诗人对黑暗政治的担忧与失望。第三章,就汉灵帝时期社会变迁对诗歌演变的影响进行研究。灵帝时期,外戚联合士人,与宦官展开了激烈斗争,最终以外戚和士人的失败而告终;宦官弹劾士人,开启了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创立鸿都门学,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鸿都门学的创立使擅长绘画、篆刻艺术的人执掌权力,进一步打击了儒士的心态。这一时期汉灵帝提倡诗歌应该重视艺术审美,但实际创作却与之相反。这时期的优秀诗歌重在抨击社会黑暗,抒发突出怀才不遇之情。诗歌风格激昂慷慨,言辞急切,以开建安风气之先。结语部分总结东汉顺桓灵时期社会变迁对诗歌演进的影响,以及这段时期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

胡鹏凯^[4]（2020）在《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文中指出理学名臣一词诞生于明代,但在清初尤其是康熙朝最为着名。明清之际,历经王朝更迭,汉族士大夫开始反思明代灭亡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于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掀起由王返朱和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康熙朝理学名臣们或推崇程朱理学,或继续笃守陆王心学,都将躬行实践的思想主张融入自己的学说中,以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为己任,积极参与清王朝的政治实践。康熙皇帝也从政治角度出发,大力扶持理学名臣,以理学治理国家,选择理学名臣思想学说中有利于清王朝统治的内容加以利用。理学名臣们投身政治实践,既有符合理学思想利国利民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有违背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折射出儒家理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本文主要内容共有六个部分,简介如下:绪论部分主要进行了概念界定,相关研究成果的总结,以及介绍了本论文的选题缘由及意义。第一章探究了理学名臣这一名称兴起的原因与衍变过程。南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朱熹因为政治立场的原因,其学说被政敌污蔑为“伪学”,引发一系列弹劾朱熹及要求封禁“伪学”的事件。到南宋末年,程朱理学成为官方认可的主流学说,李幼武撰写《皇朝道学名臣言行录》,将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理学学者视为圣贤道统的传承者,将他们称为道学名臣,为道学正名。明代杨濂模仿李幼武撰写出《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将道学名臣改为理学名臣,从而使得理学名臣成为一个重要的史学编纂条目。到清初理学名臣的评价标准逐渐清晰。第二章主要归纳康熙朝理学名臣在历史上着名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康熙朝理学名臣受明末清初学术风气转变的影响,将实学思想融入自身理学之中,使得理学思想由虚转实。二是清王朝着眼于政治上的需要,将理学名臣作为重建社会秩序、树立清王朝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大力扶持。三是理学名臣作为支持康熙皇帝的汉族官僚,在康熙皇帝对抗八旗传统的挑战、强化封建君主专制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三章概述了康熙朝理学名臣们的师承及理学思想。该章主要简述了本文所选取的几位理学名臣理学师承以及其主要理学思想。这样罗列的目的在于能够鲜明地展现理学名臣们的思想渊源,他们虽然信仰不同的学派,但是在推崇理学、躬行实践等众多方面颇为相似,表明他们的思想有着共通之处。第四章主要论述康熙朝理学名臣们在理学思想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理学名臣们既有符合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如移风易俗、平定战乱、整治河工等。又有不符合理学思想的政治实践,如玩忽职守、贪公冒领、互相攻击等现象。第五章主要探究了康熙朝理学名臣理学思想与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康熙皇帝以理学治国,对理学名臣只是利用其对清王朝统治有利的地方,对于理学名臣坚持理学思想而与清王朝统治政策相抵触的地方,则大加批判。使得理学名臣们所追求的儒家理想形象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梁云清^[5]（2019）在《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文明国家之一,我国农业在漫长的时间内发展、成熟,进而也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农业文明。农业作为古人安身立命之本,不论是在生活还是在艺术创作中,都得到了先民极大的关注。从上古时期的农业神话到《诗经》中的农事诗,我们都能感受到先民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对农业、土地以及血缘宗族的关注与重视,作为与农业、与土地密切相关的思乡怀人诗,更是深受农业文明的影响。诗人离家时总是通过思乡怀人诗来表达对于故土家园、对于家中亲人的思念。除此之外,农业文明也影响着思乡怀人诗抒情模式、意象运用等艺术表现方式。长期农业生产生活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使诗人们感物而动,自然万物都是能够触发诗人情感的契机;“冬窟夏庐”的农业生活方式以及农业祭祀活动也影响着秋冬怀归、日暮思亲等抒情模式的形成;思乡怀人诗所运用的意象也大多与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总而言之,品味先秦两汉时期的思乡怀人诗,我们总是能够感受到农业文明的深刻烙印。

刘爱广^[6]（2019）在《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文中认为甲午一役,使得中国社会各阶层深切感触到“千年变局”意涵,此后,外患愈趋愈烈,国亡无日之感时时萦绕在中国上空。面对此一危局,传统知识体系营构出的思想资源,难以应对;中西海通后,欧风美雨携带各式西方知识涌入中国,晚清士人藉此编制出繁复多样的知识空间以御艰危时局。既往研究对于晚清民族建构思想来源的讨论多集中于传统资源与西方理论两者之间,实则两者之外,诸如波兰、朝鲜、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域外亡国,亦在晚清中国思想脉络中充当了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亚非亡国中,埃及与中国同为“文明”古国,近代又因“外债”亡国,与晚清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为国人关注。甲午至武昌起义间,埃及亡国史透过报刊、教科书等媒介,借以弹词戏曲、竹枝词等表达形式广为流传,化为亡国象征,时常出现在政治讨论、启蒙话语塑造中。就讨论主题而言,“外债”“文明”“改革”是中心话题。埃及曾经的改革,因借“外债”终致失败亡国,成为时人形塑“外债”等于“亡国”象征的重要凭藉,推动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画卷的展开;埃及改革故事,也促使国人思考在主权沦丧、民族帝国主义思潮盛行背景下,改革似不是唯一救亡途径,尊西与恐西之间,体现出世人对民族不能竞于世界之忧思。在对西方文明敬畏游移间,国人接受了“文明”进化沉沦论说,同时,祭起“文明”大旗,创造出埃及、中国、印度为“文明古国”的传统,借此展开中国“文明”再造重生、凤凰涅盘的想象旅程。而如何认知英国统治下埃及的近代性问题,背后却存在着难以回避的内在矛盾,若英国占领统治埃及在进化秩序中是值得赞美的合理行为,是否意味着侵略行迹具有正当性;若不合理,则需要破解西方话语中建构出的占领—进步模式。这种对西方“文明”及侵略的矛盾态度,恰是晚清民族主义表陈中矛盾、两难状况的反映。以埃及亡国史为载体讨论晚清民族主义,不仅有利于突破“兴亡史鉴”认知视角的局限,通过这一载体亦可称呈现晚清民族主义歧异多元的画卷,触及民族国家建构进程中核心问题。体悟晚清中国致力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艰辛历程,展现通往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终极目标的不同路径与取向。

岳天明^[7]（2019）在《中国社会学史研究40年:历程、共识和展望》文中指出恢复重建以来,可以分为3个阶段的40年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取得了基本共识。人们普遍认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社会学史"的内涵基本形成了较为一致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是中国社会学史的主要内容。展望未来的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在研究指向上,既要向现当代延展,更需要向以前拓深;在研究体系上,多样性并存的现状并不能阻止更加丰富和完善的研究追求;在研究内容上,对曾经主要争鸣问题的趋同化认识已基本形成,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将会更为个案化、专门化和精致化;在研究视角上,反思性的视角将会进一步得到延续和强化。

何昆^[8]（2018）在《《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文中研究指明《诗经》自结集起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关注的重点,历代的《诗经》研究论着可谓汗牛充栋,但“五四”之前对《诗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学、文字训诂、名物制度等方面,对《诗经》民俗的研究尚未成为关注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西文化的交融碰撞激发出学者们的新思想,将传统《诗经》学研究中对民俗的关注大力发扬,使《诗经》民俗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1919——1949年间,学术界名家辈出,学贯中西的学者们以新的观念重新审视《诗经》研究,在研究观念、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多有创见。《诗经》不再被视为顶礼膜拜的经典,而是被视为民间歌谣总集。学者们开始采用新的研究视角、新的研究方法来阐释《诗经》,尤为突出的是对《诗经》民俗事象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篇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三个部分。绪论包括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所涉及的研究内容与创新之处。第一章主要从近代社会转型与《诗经》新阐释;中西文化碰撞与《诗经》学研究新变;新式出版与《诗经》研究新风向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的文化背景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从新译今译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文学史教科书与《诗经》民俗学阐释;民国期刊与《诗经》民俗学阐释三个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第三章主要从由经到俗的《诗经》研究新局面和经俗交汇的《诗经》民俗学阐释特色两方面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价值进行了论述。第四章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意义和《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的局限进行了分析。结语主要对《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情况进行简要总结和展望。

孙鸣晨^[9]（2017）在《《周易》结构论》文中研究表明“结构”的概念,并非结构主义的独专之物,也是中国历代文学批评理论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结构讲究一定逻辑,是文学、哲学内各个层次、要素之间系统组织关系的体现,是构成意义完整体的关键。对于结构的解析,就是要揭示并说明隐藏在意义背后、致使该意义成为可能的形式和阐释程式系统。《周易》的独特结构是一个承载意味的形式,是其绚丽的文学特征与深邃的哲理内涵的内在支撑。整体观之,《周易》各层级的意义与形式之间互相渗透和影响,形成了一个富有意蕴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让我们从固化的思维中解放出来,看到作为非孤立系统的多解性和蕴藏其中的复杂而微妙的本质。因此,对《周易》的结构进行解析,指出各组成部分的构建和律则,有利于我们更为明悉、完整地把握其哲学条理和文学形象,从而突破直接的、显性的象数、义理功用,深度理解它与中国语言文学,乃至文化的复杂关系。《周易》的本体包含哲学形态和文学形态。其哲学形态包括象、数、理三个基本要素,主要是通过构建以象表意的卦爻符号系统来呈现,文学形态则是以语辞表意来实现文本形式组织。而《周易》哲学形态和文学形态的内在各部分、各层级之间的建构又遵从着一定的规律性和调适性,这是《周易》意味丰富的根本所在。述第一章“《周易》结构的本体形态”。从历史演进的角度而言,《周易》的成书是一个结构渐全、思想渐丰的过程。经历了这一过程,《周易》也从万流汇聚成卜筮之书,最终走向了群经之首,成就了最具中国文化、思想特色的经典之一。《周易》结构的演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在历程上,占筮形态、语素来源、理论准备等范畴都经历了从混沌到系统的变更。其次,在形式上,文学文本逐渐深化和建设也是历经从经传编纂的经典化、符号爻题称名的形式化等历史演化。再次,从八卦到六十四卦符号化的过程而言,具有明显的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周易》巧妙地将深微复杂的内容以简单的形式、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一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更是将诸多易理赋予结构、符号之中,以应用形态来涵盖生命经验。述第二章“《周易》结构的历史意味演进”。《周易》象征系统的独特性就在于,它不仅仅包含本体符号,更是将语言文字与符号象征紧密结合,于“文象并构”的独特表意结构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基于此,象征形态的构建可概括为“取象--立象--释象”,其中取象部分为“仰观吐曜、俯察含章”和“观物取象、观象取法”两大原则;立象思想则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和“引而伸之,触类长之”两大原则;在“释象”系统中更是具有明显的言象互动的象征结构特征,在突出“立象以尽意”的同时,将象征形式和语辞释象紧密勾连。述第三章“《周易》结构的象征形态”。从语言角度来看,《周易》的语体体现了诗性的结构形式。这与中国文化中文学与哲学相融、诗歌与思想同源的精神特征相一致。首先,卦爻辞具有明显的诗体结构特征,体现了从诗到思的诗性智慧。其次,经、传分别处于新旧文言变革的历史之中,所以从语言形式上来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再次,《周易》的文辞、理论和篇章构造形式,在文学史、诗学、艺术、历史、文体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典范作用。述第四章“《周易》语体的诗体结构形式”。从意义的生成角度而言,《周易》意蕴的呈现是以结构为基础的,而结构中的思想原则作为现象的深层本质,对其文学、哲学的构建路径起着决定的影响。第一,整体性思想不仅保证了《周易》象数在千变万化的历史中保持了稳定的形态,也使其能够宏观地审视自然与社会,把握世界的变化规律。第二,衍申性思想使得《周易》本体和观念上都具有发展延续的特征。第三,分析性思维致使《周易》能够通过分析和归纳,遵循一定的形式和法则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第四,象征性思维使《周易》的象征从观上升到观念。第五,交互性思想原则保证了结构内在各因素能够相互衔接。述第五章“《周易》结构与意义的生成”。在审美意蕴层面,无论是在判断吉凶的标准、理论建设和应用实践中,《周易》的审美精神总是保持中和特性。在语言和符号两方面都存在着对称性结构或者对偶性艺术表现。《周易》的语言和数理从整体到局部的构建中,都体现了严密的秩序性,这种秩序性既能够贯穿于天地、自然、人伦的普遍精神,同时也具有理性之光。《周易》结构的和谐特质作为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能够从生命问题出发,在效法自然的基础上,强调了主体的能动创造,构建了生命活动和艺术活动相和谐的宇宙观。述第六章“《周易》结构的审美艺术蕴含”。

徐倩^[10]（2017）在《日本明治时期的阳明学研究 ——以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为核心》文中研究说明19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兴起了第一次阳明学研究的热潮。1893年,三宅雪岭的《王阳明》问世,开启了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之先河。高濑武次郎继之而起,拓宽了阳明学近代转化的路径,明治官学首领井上哲次郎进一步推动阳明学研究高峰的到来。他们三人开创的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范式,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阳明学研究,可谓是东亚近代阳明学研究的起点。如今中日阳明学界一些流行观点仍可被视为他们核心观点的变形。不仅如此,他们勾勒的阳明学形象几乎成为常识,被中国、日本社会的一般民众所接受,成为民众了解阳明思想的窗口,例如“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纲领快餐式解读法。但是,对他们筚路蓝缕的开拓之旅,中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不仅缺乏相关专着论述他们的阳明学思想体系,且在近代思想史论着中也多是标签化的解读,难以全面展现其复杂的思想脉络。本研究聚焦于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明治时期的阳明学成果,试图采用哲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在东亚近代化的视角下,全面、客观地评价他们的研究成果,勾勒出日本近代阳明学发展的线索,为当下的阳明学研究热潮提供参考。论文主要由引言、正文、结论三个部分构成。引言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契机、研究综述、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特别是对论文中所采用的“日本阳明学”概念进行了界定。正文部分主要有四个章节:第一章概观了日本江户时代的阳明学传播情况、明治及以后的阳明学研究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开创者三宅雪岭的阳明学研究情况,主要从四点展开:一从学术经历来看,汉学与洋学并重的家风奠定了雪岭理论思想的底色,同时经过东京大学哲学科的专业训练,雪岭形成了自己东西并重的哲学观、以及独特的哲学研究方法;二从儒教观来看,雪岭与明治学界流行的儒教批判展开了正面交锋,进而在东西洋哲学的对比研究中突出阳明思想的哲学性、近代性价值,并将其置于世界哲学的巅峰;三宅雪岭的阳明学创树来看,其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三纲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体系,及维新思想原动力说;最后,本文归结出三宅雪岭阳明学研究中的三大倾向,即国粹主义、普遍主义、实用主义,客观评价其在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史中的地位。第三章考察了高濑武次明治时期对于阳明学研究的拓展。本章在总体梳理高濑武次郎学术生涯的基础上,从两方面分析其阳明学研究体系:一是对“日本阳明学”的构建,高濑由国民性出发区别出“事功性”的日本阳明学与“枯禅性”的中国阳明学,以凸显日本阳明学优越的主体性,进而纵向构建起江户至明治时期庞大的日本阳明学系谱,位于该系谱哲学顶峰的便是大盐中斋;二是对中国阳明学理论发展,高濑武次郎深化了“三纲领”的哲学性诠释,借用康德哲学将“良知”解读为自然法则与道德律的统一,从而从本体论到修养论构筑起更为完整的阳明思想体系,与此同时他还拓展了阳明学的实践伦理层面,突出阳明学在“涵养心术”、“陶冶品性”等方面的特殊作用。此外高濑在朱王之别、中国阳明学系谱等问题上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最后,本文从整体架构、直觉主义、中日阳明学二分法、朱王对比等四个方面探讨了高濑武次郎与张君劢在阳明学研究中的理论延续性,并客观评价了高濑在阳明学近代转化中的贡献与不足。第四章考察了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高峰井上哲次郎的阳明学研究成果:第一节以“东京帝国大学启蒙时期—德国留学时期—归国后成为官学泰斗时期”为线索纵向考察了井上哲次郎的学术生涯,概观其在明治时期主要的研究趋向;第二节尝试从学理建构（即“东洋哲学史的研究”）与价值重构（即“由伦理修身走向国民道德”）两方面来探讨井上哲次郎的儒学观,这两点亦是其阳明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第三节中,笔者在理清井上哲次郎的“江户儒学三部曲”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从日本阳明学系谱的构想、日本阳明学特殊性的凸显、作为两种思想武器的阳明学、与武士道的关联等四个方面阐释井上哲次郎日本阳明学研究的独创性;第四节客观评价了井上哲次郎阳明学研究的贡献及不足。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在结语部分从学术背景、研究视角、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缺陷不足等五个方面总结归纳出三位先生明治时期阳明学研究的相似性。总体来看,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的阳明学研究不仅推动了日本近代阳明学研究的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阳明学在近代中国乃至东亚文化圈的复兴。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面对当今中国之现实选择性吸纳其合理部分,促进阳明学在当代社会的新生。

二、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论文提纲范文）

（1）分野与贯通：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论文提纲范文）

（2）明清祭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东汉顺桓灵时期社会变迁与诗歌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社会学史研究40年:历程、共识和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8）《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论文提纲范文）

（9）《周易》结构论（论文提纲范文）

（10）日本明治时期的阳明学研究 ——以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四、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与瞻望（论文参考文献）

• [1]分野与贯通：中国社会思想史与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J]. 宋学勤,李青青. 社会学研究, 2021(04)
• [2]明清祭文研究[D]. 古宏韬. 武汉大学, 2021(02)
• [3]东汉顺桓灵时期社会变迁与诗歌演进研究[D]. 丁震寰. 广西大学, 2020(07)
• [4]康熙朝理学名臣思想渊源与政治实践研究[D]. 胡鹏凯. 西南大学, 2020(01)
• [5]农业文明与先秦两汉思乡怀人诗研究[D]. 梁云清. 青岛大学, 2019(02)
• [6]知识旅行：埃及亡国史在晚清中国[D]. 刘爱广.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7]中国社会学史研究40年:历程、共识和展望[J]. 岳天明.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1)
• [8]《诗经》民俗学阐释研究（1919-1949）[D]. 何昆. 黑龙江大学, 2018(06)
• [9]《周易》结构论[D]. 孙鸣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7(09)
• [10]日本明治时期的阳明学研究 ——以三宅雪岭、高濑武次郎、井上哲次郎为核心[D]. 徐倩. 武汉大学, 2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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