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

一、《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总目（论文文献综述）

鹿晓燕^[1]（2021）在《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八股文是中国文化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它存在的500余年和废除后的100余年里,与其一直相伴的是优劣、功过、存废的巨大争议。而经义化的内容取向,程式化的写作方式,单一化的选才路径尤其为后人诟病。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产生和消亡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无论把它作为遗迹供后人凭吊,汲取教训;还是作为遗产供后人继承,取其精华,都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意义。因此,有必要对八股文进行客观、全面、科学、辩证、历史地考察。八股文的盛极一时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对中国政治、文化确实有极大的负面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继承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训练逻辑思维、培养写作能力、推动文体融合等方面还是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极尽汉语言文字一切可能性的美质、美形建构方面,至今仍有重要价值。论文试图建立一个套叠式结构:由“争议”引出“定义”,由定义引出“演进逻辑”（动因）,由“演进逻辑”分化出“审美阈值”,进而再分化为“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最后细化为“韵律”、“结构”、“修辞”三个维度,进而推演出“八股文在形式美学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的结论。如图:韵律审美内涵争议→定义→演进逻辑→审美阈值一 结构→结论审美价值修辞分述如次:“导论”从八股文的巨大争议切入,对“育才兴国”还是“毁才误国”、“禁锢思想”还是“开阔眼界”和“集诗文之大成”还是“僵死如木乃伊”三大焦点争议作概要介绍。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和如此对立的争议呢,主要源自八股文的区别性特征,于是引出八股文的科学定义来。本文在八股文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和功用定义的基础上,对八股文做了全面的描述,即描述性定义:八股文是明清两代选拔尊儒合用人才而创制的科举考试专用文体。明高祖朱元璋参考宋、元考试的命题方式,因题目均取自于《四书》,故又称作四书文;因要求考生阐释经书中的义理,故又称经义;因要求考生“代圣贤立言”（也有解释为奉诏敷陈经义）,故又称作制义;因八股文因时而变（也有解释为与古文相对）,故又称作时文;因明成化后渐成定式,必须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组成,而主体部分则是起二股、中二股、后二股和束二股共八个具有对比排偶形式的语段,故又称作八股文或八比文;或因八股文的文学表现方式,故又称作制艺、时艺。正因为有如上特征,所以第一章首先讨论了八股文存在与发展的逻辑动因:它虽积弊甚巨,但不失为“不良之良法”,在维护统治、统一思想方面无可替代;它虽不涉实用,但不失为“无用之大用”,在弘扬儒家文化、培养官员素质、训练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方面功不可没;它虽文体驳杂,但不失为“破体之合体”,在整合历代文体技法,兼容各体之长方面多有可取之处,其中包括这一章的第二部分“八股文的审美阈值”:其最大值就是它对汉语言文字诗性功能的张扬,其最小值就是在语言规矩和文体规矩之内的自由发挥,所谓严肃的游戏或戴着脚镣跳舞。第二章分析了八股文形式的发展及其审美内涵,侧重从八股文审美特征的形成厘析八股文体式的发展历程。起承转合与排偶等八股文体式的要素逐渐凸显的过程,也是八股文美学特征逐步形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股文体式演变出各种变格,具有了不同的美学取向;八股文自身蕴含着各种文学性的因子,其与古典文学、古代艺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都丰富了八股文的审美内涵。第三章从声音层面探讨了八股文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所蕴含的音乐性,涉及八股文中几种重要的节奏形式如音顿律,平仄律,声韵律,分析了平仄调配,音顿与停延的运用,头韵和韵脚的运用与八股文音乐性之间的关联,以及八股文中的语气词所带来的轻重交错的节奏感,从而发掘出八股文文本在语言单位的各个层次上所体现出的音乐美。第四章从八股文的体式方面探讨了八股文的结构艺术。八股文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带来一种固定的行文节奏;骈散结合的体式体现出寓多样于统一的和谐;排偶的平衡与对称充分利用了汉语的优势,配合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长短句式、肯定句与否定句等对立因素的交错使用,构成了独特的参差美。第五章探讨了八股文的修辞问题。八股文的表达,需要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表现出自己对经典理解的深度、学术功力的深厚以及驾驭文字的才能,因此需要很高的修辞技巧。一方面,八股文作品总是会充分利用各种修辞技术,特别是一些汉语中形式感很强的修辞格,如顶针、对偶、复叠、错综等等,去制造独特的审美效果;另一方面,代言体的形式使得八股文的写作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想象性成分的加入,为作者文学才情的发挥提供空间;而戏剧化的修辞又使八股文与戏剧、小说等民间艺术形式发生了互喻。浩瀚深厚的文化底蕴,经典传统的文体融合,赋予八股文以独特的艺术魅力。从形式美学角度研究八股文,可以揭示它得以流传五百年,至今还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深层次原因。

周丽威^[2]（2020）在《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文中研究指明教科书建设是育人育才的重要依托,小课本大启蒙已经成为教科书研究领域的共识。教科书不仅是知识载体,更是价值载体。习近平关于“教科书是国家事权”的重要论断为我国教科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当前新时代教科书建设面临大众化、全球化等诸多困境,教科书建设必须积极回应时代挑战,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实基础。因此,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地融入教科书建设,如何保持我国教科书建设方向的正确性等重要问题亟须各学科加强教科书价值取向方面的研究。目前,语文、政治等科目的中小学教科书的价值溯源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研究尚处于缺位状态。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上强调广泛借鉴国内外优秀文化成果。近年来,怀特海有机哲学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怀特海全集翻译与研究”成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选题之一,世界着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认为有机哲学是解决哲学乃至社会科学问题的突破口。再者,我国着名学者王南湜提到“将怀特海与马克思有机结合”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鉴于怀特海有机哲学价值理论深刻的洞见性,其对教科书理论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选择、确定和改进具有理论指导作用。本研究主要以文献法、内容分析法、历史比较法为研究方法。通过文献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出版概况进行梳理,提炼不同时期教科书出版总体特征。通过内容分析法,依据构建的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分析框架,从教科书内容、教科书呈现方式、课程标准、教科书编写主体四个维度,探寻不同时期教科书的价值取向。运用历史比较法,对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做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概括其嬗变特点和存在问题,并进一步指出有机哲学视阈下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的编写旨趣。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经历了偏重结构主义取向的教科书、侧重实用主义取向的教科书和走向多元取向的教科书三个阶段。我国现代意义上的中学生物教科书,始于清朝末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急于求成的应用心理下,教科书被赋予了“救世”的价值。这一时期国人主要将西方教科书的结构“舶来”,呈现出“依葫芦画瓢”的结构主义取向;之后,生物学经历了短暂的学科大发展,特别是实用主义在我国大行其道的时期,生物教科书的体验性、实用性理念被提出;自新中国成立到新课改前夕,生物教科书发展历经波折,从仿苏的一元取向到兼收并蓄各方文化,生物教科书也进行了一纲多本式的形态学和知识论的改变。纵观我国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变迁历程,呈现出典型的从本质到多元的发展特点:在课程目标取向上,从知识取向到素养取向;在生物教科书内容取向上,从博物到生物学;在生物教科书编写主体取向上,专业性、学术性日益凸显;在教科书呈现方式取向上,由教材取向转向学材取向;在坚持的宏观理念上,政治取向贯穿始终。从目标、内容、编写者取向、呈现方式以及理念上均体现出了本质到多元的路向。通过文本分析,发现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主要有以下问题:本质主义视阈下对结构的过度强调;反本质层面过于强调科学的浪漫精神;在二者融合的视角下看,本质和反本质的均质化造成取向的平均主义。最后,本研究从有机哲学视阈对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进行前瞻,提出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多种可能路径:在目标建构上,生物教科书要凸显生物圈命运共同体;在编写思维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注重关系性思维;在课程理解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融合逻辑理解和审美理解;在课程愿景上,有机哲学价值取向的生物教科书要回归五彩缤纷的生活。在此基础上,指出生物教科书的编写需要注重整体性维度、生态性维度、生活性维度和教育性维度。厘清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嬗变的历程、特征及问题,不仅需要一种历史学视角的经验总结,更需要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透视,从价值取向的视角进行一种有机哲学式的审思既能助益我国教科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能为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理论的完善注入新的活力。

梁钰颖^[3]（2020）在《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文中提出科学教育是近代以来伴随着科学的传入而兴起的一种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内容的教育,是近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及方向。民国以来,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我国建立,并逐渐实现了由学术领域向社会生活领域的传播,科学大众化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趋势,因此与科学大众化相适应的科学教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民国以后我国科学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山西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也积极发展科学教育,并逐渐实现了建制化,在促进山西社会各方面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解放了民众思想,加快了山西的现代化进程。1912-1937年,山西的科学教育是在清末科学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清末“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颁布,科学教育在修业年限、课程方面有较为具体的规定,为民国科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随着西方科学知识的不断传入、教会学校的兴办都为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与示范作用。进入民国后,科学在社会发展中所显现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山西出于社会的需要积极发展科学教育。民国前期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处在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渡阶段,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虽遇到一些问题,但也在积极发展与探索,并逐渐走向现代化。在小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的发展是随着义务教育的推广逐渐发展起来的,因而山西小学科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在于其推广度得到了提高,但质量却由于现实因素没有跟上步伐,尤其是乡村小学的科学教育非常落后,在师资、设备、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比较欠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不断进步,1920年代后科学教员短缺、科学教育设备落后等情况有所缓解,小学科学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相较于小学阶段发展较好。中学科学教育在师资、课程设置、教科书的使用等教育教学方面有显着的提高,但在科学教育设备、教学方法等方面受传统旧教育的影响较大,特别是部分县立、私立中学几乎没有得到发展,但随着社会的发展,1920年代后山西中学科学教育随社会的发展在整体上都有所提升,中学科学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大学阶段,山西科学教育发展较为平稳。民国山西高等科学教育是在清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而民国山西高等科学教育起点高,开始早,发展势头较猛,尤其是师资状况、专业设置、课程设置等方面发展较好,虽由于经费等原因使得而科学教育设备等方面有所欠缺,但也在逐渐改善,总体来说发展较为平稳。而且从山西高等科学教育学生的就业情况来看,山西高等科学教育培养了一大批科技、教育人才,为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通过对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的考察,再现了民国前期山西科学教育的基本面貌与发展特点,为之后科学教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教训,同时通过对山西科学教育的考察见证了科学在培养人才、发展经济、解放思想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科学文化在山西的发展与传播过程,展现了山西社会的现代化历程。

邢昊^[4]（2020）在《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民国时期,上海绘画社团蜂起,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上海绘画社团由萌芽走向成长、兴盛、衰落的历程,见证了民国上海绘画业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在民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士阶层自古就有“以文会友”的传统,“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的雅集现象是文人之间的群体性艺术活动。古代的文人雅集,以游山玩水、书画遣兴与文艺品鉴为主要形式,多以吟诗作赋为主要题材,随意性和自娱性是其主要特征,属于志同道合的松散型结合。进入近代后,以西方列强入侵和西学东渐为外因,国内的重大事件和政治变革为内因,加之地域性的经济文化优势,为上海绘画社团的兴起提供了条件。至1911年清亡前的上海,以文会友的文人雅集还在延续,但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的带有商业气息的绘画社团。民国以来,上海绘画社团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初期发展、繁荣两个阶段。1912—1928年间,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使得传统的美术观念和绘画艺术遭受巨大的冲击。一批海外学子陆续留学归来,积极投身绘画创作,一批绘画社团得以诞生。这些社团大多借鉴西方,制定章程,组建机构,开展活动,带有了西方近代社团的特征。但这一时期上海绘画社团的数量并不多,延续时间长者少,昙花一现的社团比比皆是。1929—1937年间,随着大量绘画人才的聚集、成长,上海绘画社团进入了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绘画社团数量多,当中不乏持续时间长、影响大的绘画社团如决澜社等。民国上海的绘画社团,既有西画社团,也有国画社团,还有为数不少的社团追求“中西融合”。这些绘画社团,大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被迫停顿。自成立以来,上海绘画社团开展了大量的活动,主要是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召开年会、组织演讲、举办画展。除此之外,还积极助赈救灾、宣传抗战等。绘画社团所开展的活动,为绘画“体制化”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民国时期上海的绘画社团,许多是从学校中诞生的,如振青社、东方画会、天马会、摩社产生于上海美专,时代美术社、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产生于中华艺术大学等。人才密集的美术院校成了绘画社团滋生的沃土。晨光、艺苑、白鹅画会等绘画社团,投身美术教育,为推进民国美术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的创建者,大多接受过西方熏染,或曾留学日本,或曾求学于欧美。国外各类画派及其理念无疑对这些留学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留学生回国后组建或参与绘画社团,将其在国外所学向国内进行了传输,并积极投身“美术革命”。他们大多并不盲目媚外,而是试图结合中国实际,努力探索中国自身的绘画创作,积极探索中国自身的绘画理念。民国时期的上海绘画社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民国美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限于政局、经费以及内在的一些历史局限,上海绘画社团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发展亦存在诸多的问题,并直接制约了其发展。上海绘画社团兴衰历程,是近代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其经验教训对今天如何发展民间绘画组织,进而推进中国绘画业的健康发展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张梦茹^[5]（2020）在《大革命激荡下的自由书写 ——白薇创作论》文中提出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白薇无论其人还是其作品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自1922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到1975年搁笔,白薇留下了包括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等在内的共3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戏剧、小说成就最高,影响较大。本论文尝试重返历史现场,按照白薇文学创作的时间顺序,从大量文本入手,客观、全面地把握白薇的创作历程,通过对她生命历程与其创作的关系来探寻她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并分析其写作在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本论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白薇作品的接受过程,从个人生命经验的角度对白薇的创作进行系统阐释和具体分析,试图在个人与时代的复杂关系中,挖掘白薇个人心灵自由书写的困境及其成因,并分析其文学价值与意义。第一章（1922——1928）:分析白薇思想资源的形成与五四时期其初登文坛的创作。“五四”精神、留日经历以及个人独特的生命经验构成了白薇思想资源的核心。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位女戏剧家,正是因为具有时代先声的“娜拉”式出走姿态和浪漫的美学情调,初登文坛的白薇是以“新女性”的面貌得到高度肯定与评价的。但独特的个人生命体验也使得她的创作除立足于“五四”反封建的启蒙话语之外,还对父权制予以揭露与批判,对女性命运予以关注与反思。因此,《打出幽灵塔》的诞生,并非新女性的轻松抉择,而是出走后两难的产物。白薇作品中流露出的自觉女性意识,以及成为历史主体的诉求在盛誉的同时被遮蔽,这让她从创作的初始阶段就面临着精神困境。第二章（1928——1936）:分析三十年代文坛转向后至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白薇的文学创作。革命的时代潮流中,在“走向集体”与坚持个人话语之间,白薇充满困惑与挣扎。首先,《炸弹与征鸟》与同时代作家笔下的“革命+恋爱”作品存在着一定差异,白薇作品传达出了对革命与爱情的双重质疑,但又不得不投身革命寻求救赎的悖论。这种悖论是时代的困境。其次,考察《姨娘》《北宁路某站》等作品,这一时期白薇的创作具有话语杂芜特点,对主流话语即有趋同又有疏离,显示出一定程度的不合时宜。最后,分析长篇自传体小说《悲剧生涯》。《悲剧生涯》是白薇在动荡时代挣扎并苦苦追寻女性自我和女性解放之路的心灵独语,是个人话语与时代主流话语矛盾激化的产物。第三章（1937——1975）:主要讨论抗日战争后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白薇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解放成为时代主题。此时白薇创作了许多慷慨激昂的长诗,表现了颂歌时代的激情,然而由于颠沛流离的生活、羸弱多病的身体、文稿的大量遗失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仍不可避免地逐渐成为革命阵营中的边缘者。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白薇主动请愿,试图用劳动改造自我,重新寻找自我的位置,以融入新的时代。然而艰苦的环境、高强度的劳动使得她几乎无暇写作。同时,文本的单调与破碎也反映出她的困惑与无奈,创作个性逐渐消泯于时代的宏大话语中。白薇的创作无法引起读者与评论界的关注。结语:作为跨越现代、当代两个时期的女性作家,白薇的创作始终努力坚持着在追随时代大潮的同时潜隐着基于生命经验之上的个人话语,展现了现代进程中革命女性的精神历程。文学场域中个人话语与时代话语的纠葛与冲突决定了她在文学史中早早成名却又逐渐湮没的宿命,而这也正是她与作品的意义与价值所在。白薇现象不是偶然的,对于中国现代第一批浮出历史地表的女作家而言,进入历史的过程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与圆满。当下时代,伴随着写作空间的巨大变化,较为充分的“个人化”写作具有了一种可能性。

韩敏^[6]（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孙韬^[7]（2020）在《《唐话纂要》词汇研究》文中认为日本江户和明治两个时代（1716—1912）开启了日本汉语教学的鼎盛阶段,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影响的汉语教科书,其中,冈岛冠山编纂的汉语口语教材《唐话纂要》于1716年付梓,用以教授日本的汉语初学者或来往商贾掌握汉语基本口语,生动又详尽地描述了社会风貌、风土人情,口语性强,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本文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对《唐话纂要》词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就特色词汇进行了专门考察,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唐话纂要》词汇的研究价值进行概述。首先以《唐话纂要》的文本为载体,阐释了该书的时代性和语料的真实性;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唐话纂要》所收录词汇的丰富性和层次性;最后,从词汇角度看《唐话纂要》的语言特点,进一步探讨《唐话纂要》的词汇价值。二、对《唐话纂要》词汇进行穷尽式考释。将其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在唐以前产生而在近代汉语中继续使用的词语,二是在近代汉语时期才产生的词语。从这些词的构成来看,有些是口语词,有些是方言词,有些词语历经了词汇化的过程。继而,我们将一部分词语置于现代汉语的方言层面进行共时分析,探求《唐话纂要》词汇的南方官话特点。三、对《唐话纂要》的中日流向词进行研究。《唐话纂要》中的中日流向词指的是通过以《唐话纂要》为代表的日本汉语官话教科书借入日语的汉语词汇,这些词汇产生于汉语史的各个阶段,包括“借形词”“改造词”“假名词”。同时,运用概念化的理论,对借词的词义概念进一步探讨。中日流向词在《唐话纂要》中的使用状况,反映了汉语借词对现代日本词汇系统的深远影响。四、针对《唐话纂要》词汇的产生与发展展开论述。《唐话纂要》词汇有着显着的双音化趋势,从双音词的演变角度观察,首先是缀词和同素异序词的发展;其次是部分词汇的双音化进程,主要有短语、句法结构以及跨层结构的词汇化,体现了《唐话纂要》词汇在汉语史上产生与发展的总体规律。

黄娇^[8]（2019）在《近代萍乡城市发展研究（1892-1945）》文中研究说明萍乡自古以来长期是县治所在,明清时期还是道治城市。萍乡一直以来便是一个传统的行政中心城市,由于受自然条件、政治地位等因素的限制,城市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落后于东南沿海其他城市。直至1892年张之洞开始运作萍乡的煤炭资源,1898年萍乡煤矿的创办开启了萍乡城市的近代化。1905年株萍铁路的建成,1908年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成立,这些都不断推动萍乡向新兴工矿业城市转型。尽管如此,萍乡也无法避免时代动乱造成的破坏,特别是抗日战争,萍乡城市各个方面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本文主要以城市史研究为视角,同时结合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知识理论对近代萍乡城市发展进行了初步研究。本文以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为中心线索,通过对近代萍乡城市发展作长时段考察和分段研究,揭示近代萍乡工业化与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演进的脉络、过程和特点,进而揭示萍乡城市化及其近代化的根本动因。首章对萍乡城市发展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了简单说明,分析萍乡城市发展的自然条件;萍乡城市发展历史沿革与城市建设;不同时期萍乡的行政区划变迁以及晚清以前萍乡城市的资源开发。第二、第三、第四章分别从萍乡城市发展的各个阶段:近代萍乡城市的兴起阶段（1892—1908）、近代萍乡城市的较快发展阶段（1909—1936）和近代萍乡城市的曲折发展阶段（1937—1945）进行论述。此外,本文还分别论述了这三个时期的城市公用事业,如通信方式、城市给排水、电灯、新式公共建筑物等。通过分析可以得知:萍乡城市近代化相对东南沿海其他城市起步较晚,城市发展不协调;煤炭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占有重大比例,城市功能有着浓厚的产业色彩。最后的结语和余论也简要论述了影响萍乡城市发展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有促进其城市发展的铁路和煤矿事业的发展等积极因素,也有阻碍其城市建设发展的战争因素等。

毛志萍^[9]（2019）在《汉语方言名量词研究》文中认为汉语方言的名量词纷繁复杂,历史层次交叠不一,量词对名词的语义分类范畴极具特色,通用量词地域性特点突出,量词重叠语义多样,量词表量形式类型繁芜,量名结构中多种解读,可见汉语方言的量词“功能显赫”,因此为了更系统地观察汉语方言中名量词的异同,本文从跨方言的视角,以量词的显赫功能为经、各方言区为纬对汉语名量词的整体面貌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调查、描写、分析、比较和解释,以期呈现出汉语方言中名量词的共性及个性特征。鉴于汉语方言的名量词如此庞杂,我们选取了汉语方言名量词最为显赫的五个功能进行专题研究。第一是名量词的语义分类:量词是给名词语义分类的一种形式,可见汉语量词的类别和数目的设立并非是随意的,而是深刻的反映了汉语认知上的范畴化。范畴化又叫类别化,认识事物就是划分范畴,量词属于语义分类范畴。在方言中不同的分类范畴选取的量词有所不同。具有普遍意义的量词对名词的语义分类层级是,第一层级按生命度分为有生物和无生物,第二层级有生物分为人类、动物和植物,无生物按形状属性分为条状细长物、块状扁平物和圆状颗粒物,以此分类范畴为基础,从跨方言的角度来考察方言中的量词语义分类表现,从而了解量词语义分类参项在各方言中是否区分,如何区分,揭示不同方言量词的语义分类范畴差异和共性,最终明确汉语方言量词普遍意义的语义层级分类并不明确,并非按照“范畴化导向”形成量词,而是以象似性思维方式按照形状对事物进行分类,这是是汉语方言量词的一大特点。第二是汉语方言的通用量词:通用量词是指可以称量不同语义范畴的事物,没有语义分类功能,使用频率极高使用范围极广的量词。首先对通用量词的定义、特征和分类进行了界定和介绍,然后梳理出汉语方言中“个、只、块、条”等通用量词的方言分布特征,并论证了通行于晋语和四川灌赤片的“块”类读音的通用量词,可能是量词“个”的上古音存留。此外对通用量词“个”的在方言中的语法语义功能进行了考察,提出南方方言“只”的兴起与“个”的语法化有关,随着南方方言中“个”不断语法化不断虚化,最终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只”取代了“个”成为了新的通用量词。第三汉语方言量词重叠:考察了量词重叠的历史、形式、性质、语义四个方面。量词重叠经历了 AA式到一 AA（AXA）再到—A—A历时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层次。然后我们考察了量词构词重叠的方言分布、语音变化及其词汇意义的特点。量词的构形重叠从广义上说包括量词重叠和数量词重叠,其量词重叠的形式有“AA”式、AAA（AAAA）式、AXA式、数AA;其数量词重叠有:一 AA式和一 A—A式,我们也梳理了不同形式的方言分布,并归纳量词重叠的六种语义类型,即表周遍、次序、大量、小量、计量单位、离散状态。同时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分析了量词重叠语义的动因,既有语言的“象似性”动因,也有模仿儿语的动因。第四对量词表量功能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量词作为量范畴,表量是它非常重要的功能。我们把量词表量首先分为表小量和表大量,既包括数量多少,也包括维度的大小,还包括语气量的大小。汉语方言中量词表小量（即数量小称）的语法形式主要有:音变型、加缀型、重叠型和混合型这四种形式,不同类型其方言点分布各不相同,附加型是方言中最为普遍的量词表小量的方式,附加的后缀主要有“儿”“子”“仔”“囝”“叽”缀等,其本义都和“人子”有关,蕴含着[+小]这一语义特征,最终虚化表示量小的后缀。汉语方言中量词表大量的情况比其表小量的情况要少得多,可见量词表量的不对称性。量词通过加缀、重叠、加缀重叠、重叠后加缀等的形式上的增长和叠加,表现了量上的加大或叠加,正是语言的“象似性”的表现。最后对量名结构的数量解读和指称解读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量名结构句位和指称关系之间的7种的不同类型,并对定指“量名”结构的方言分布、类型、音变进行全面的描写和梳理,并对“量名”结构的定指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不同类型的量名结构定指义来源不一,指示词型量名结构定指义来源于指示词的省略,这种结构往往带有指示词省略的痕迹即量名结构发生语音的变化;可独用的准冠词型量名结构来源于指示词省略后的准指示词量名结构的进一步需要而来;不可独用的准冠词型量名结构定指义来源量词的个体化功能和量词前限定性修饰语。

张光润^[10]（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研究表明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二、《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总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总目（论文提纲范文）

（1）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论文提纲范文）

（3）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5）大革命激荡下的自由书写 ——白薇创作论（论文提纲范文）

（6）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唐话纂要》词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近代萍乡城市发展研究（1892-1945）（论文提纲范文）

（9）汉语方言名量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总目（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式美学视角下的八股文研究[D]. 鹿晓燕. 山东大学, 2021(11)
• [2]百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价值取向研究 ——基于有机哲学价值论的审思[D]. 周丽威.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0(03)
• [3]困窘与求索：1912-1937年山西科学教育研究[D]. 梁钰颖.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4]民国上海绘画社团研究（1912-1937）[D]. 邢昊. 河北大学, 2020(03)
• [5]大革命激荡下的自由书写 ——白薇创作论[D]. 张梦茹.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6]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唐话纂要》词汇研究[D]. 孙韬. 兰州大学, 2020(12)
• [8]近代萍乡城市发展研究（1892-1945）[D]. 黄娇. 江西师范大学, 2019(03)
• [9]汉语方言名量词研究[D]. 毛志萍.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10]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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