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功利主义对秦统一六国的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邹芙都,孔德超[1]（2021）在《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文中指出自汉以来历代先贤对秦短祚而亡的原因作了诸多方面的评价与探讨,整体而言,多不出严刑役重的"暴秦"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制"说两种归因倾向,但事实上秦亡原因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如果我们从制度变迁视角来考察,秦亡原因可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正式制度设计存在"制度漏洞",皇帝制度下缺乏必要的监督制度,加之秦始皇个人的认知局限,在面对新的国家形势时未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导致国家整体制度框架失衡;二是秦始皇"急政"强制剥夺了制度变迁进程中的"制度试验"环节,忽略了分封制的路径依赖性需要一定的缓冲周期,未把握好新旧制度转型或过渡的基本规律;三是制度运行机制的失效,导致制度成本不断增加,国家负担日益沉重。不可否认,缺仁暴酷作为导火索加速了秦的灭亡,但其根本原因则仍需从制度设计层面和制度适应性效率等方面综合考察。
苏静[2]（2021）在《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文中提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重要一页。地处西北偏僻之隅的秦人,不断奋斗东进而逐步统一中国,开启了一个伟大国家的新纪元。近几十年来在中国考古学家的努力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不断发现,特别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让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考古呈现出序列化、体系化的成果。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当前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展示依然处于分散化各自为政的局面,严重影响其遗产价值的释放。本文以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为研究对象,以其整体性保护与展示方法为研究重点。通过对比类似的文化遗产概念,分析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集群特征,将其称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并基于其历史、考古研究的系列成果,运用文化遗产“关联性”概念,揭示其集群空间格局与整体关联机制。其次,在历史、艺术、科学、文化、社会价值维度,凝炼其整体价值内涵,并以此架构其价值体系。再次,针对其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运用整体系统的研究方法,基于其整体关联性和整体价值研究,在阐释整体价值目标下,初步建构其保护和展示体系。本文研究主要取得了如下结论,首先揭示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遗址片区-遗址整体”层级构成及其“功能性关联”、“文化性关联”和“历史性关联”机制。其次,凝炼出其“见证统一国家创立过程”、“形成古代国家发展完整实物链”、“反映多元一体格局形成”、“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秦文化核心”四项整体价值内涵。再次,初步建构了以“建立遗址体系信息库和管理平台”、“构建保护规划体系”为保护程序,遗址体系的“价值体系认知方法”、“完整性认知及评估方法”、“保护区划划定方法”为保护方法,“遗址点纳入制度”、“保护总体规划制度”、“联合管理制度”等为保护制度,并以“精准补充、注重关联和勘察环景”考古研究建议、“国-省-市/县”分级保护、“特区-分区-园区”分类保护、整体立法保护为保护建议的整体性保护体系。最后,建构了以“制度之始”、“国家之成”、“民族之基”为阐释主题,以“点-面-线”多层主题叙事结构为阐释框架,并以“建立阐释与展示总体规划制度、统一视觉识别系统、融媒体平台”为整体连贯强化措施的整体性展示体系。本文研究的创新体现在运用整体系统研究方法,揭示了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针对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单点、分散的保护展示现状,建立了其整体保护策略集成框架,构建了其多层级主题叙事型阐释框架,实现了秦崛起及统一历史进程的完整阐释。同时,论文所提出的研究方法不仅可以用于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也可以应用于其他文化遗址类型及地区,以期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从碎片化、分散化状态,走向整体化、系统化的成熟阶段。
吴龙宪[3]（2021）在《《史记》纵横家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横家因战国诸侯兼并的形势而产生,复杂的时代背景为追溯其源流带来困难,因此在未经学术梳理总结的情况下,有诸多对纵横及纵横人物的理解。司马迁撰述《史记》,对纵横这一学派的认识还处于初步的整理阶段,因此以司马迁“从衡”观念去梳理和认识纵横家的时代背景、历史作用以及《史记》叙事的深层思想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旨在探究《史记》叙写纵横家的内容特点、原因以及司马迁对纵横家的思想认识三个方面,试从文、史、哲三个层面进行解读。绪论部分对《史记》纵横家叙事及纵横家研究的概况进行梳理,说明本文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纵横家学”方面的研究,以及《史记》中纵横人物形象的研究方面,都没有对《史记》叙事体系中纵横家群体的作用尤其是历史地位及客观影响进行探究,为本文提供可供开拓的研究空间。第一章重点探讨《史记》中“从衡”的内涵,界清“从衡人”的范围。司马迁《史记》将战国“从衡”活动理解为“纵横策士”使用“权变”之术在各国之间进行的本质相同,但形式相反的政治联盟活动,这种“从衡”的观念更加切近于历史现实中利益攸关的政治考量,以及纵横家在最初产生和活动的现实情况,这符合对事物认识处于初级阶段的特点。“从横”的观念则经过地缘形态的形象化加工,属于学术成熟阶段的观念认识,因此二者之间具有渐进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第二章探讨《史记》中的纵横家所展现出的特点及此特点形成的原因,突出表现在他们关注形势变化的“外因”,善于利用“势”这种相对于事物本质的外在属性即“外向性”上。纵横家“外向性”的特点是由产生他们的历史条件所决定,而“外向性”也深刻地影响了纵横家的人生价值观、历史命运等多个方面。第三章探讨《史记》叙写纵横家承载的历史作用及意义即:客观上构造了在“国际”之间的历史命运之“衡”,而他们也成为左右时势摆动的历史之“权”。在历史作用方面,“从”的“防御性”客观上在维护多国并存的秩序,“衡”的“进攻性”客观上有利于一统的开展。第四章探讨《史记》叙写纵横家的思想内涵,反映了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理解认识:历史整体的发展变化可以分为两条线索在齐头并进,一条是根本性的“天”之必然趋势;另一条是直接的人的智力和行动对现实的作用和影响。这两条历史线索存在着“离”、“合”的情况,“离”“合”本身又决定了历史主体自身的历史命运,在纵横家的叙写上,司马迁非常注重刻画他们“智变”的特点,这凸显了“人”在“天人关系”中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这对中国哲学思想偏重于对“人”的自我认识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曹志阳[4]（2020）在《《吕氏春秋》战争思想与秦统一战争正当性的构建》文中研究说明战国尾声,七国间均衡的局势被打破,秦国即将进入统一战争阶段。吕不韦为了做好发动统一战争和组织战后新政权间的衔接,获得六国民众的接纳,针对秦国现有战争思想中的不足,组织门客编撰了《吕氏春秋》,试图建立起一套适合秦国新国情的统一战争思想。在这个思想体系中,战争有其存在的价值,正义之师为了确保民众利益的实现,对于胡作非为的君王,需要用义兵加以惩治。与此同时,《吕氏春秋》将君主和民众分别作为战争的主体和客体,论证了由秦国来完成统一战争的正当性。君主有维护社会安定和保障民众利益的职责,周天子因自身的无能和失职而被历史淘汰,平定战乱需要新的天子,秦国比山东六国更具备产生新天子的能力和资格。为了获得六国民众对秦国统治的认同,《吕氏春秋》塑造了秦国国君的新形象,对秦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治理模式做出了调整,传递出秦对民众利益的尊重,以降低战争中的阻力和六国对秦国的抗拒心理。吕不韦死后,秦虽然对《吕氏春秋》中的战争理念有所借鉴,却并没有沿着书中构想的路线走下去,在统一前缺少宣传战争正当性的准备,统一后对政权合法性的说明忽略了秦灭六国正当性的论述,战后的政治建设中更漠视了民意,这或许亦可视为秦朝速亡的原因之一。
田帅[5]（2020）在《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出土文献为切入点,结合传世文献,以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根据出土文献中所见的诸子及儒家典籍文献情况,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学术概况和儒学流变发展进行研究,本文由以下六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战国后期的学术概况。战国后期,百家争鸣进入尾声,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的学术中心,诸子宣扬学说的方式由春秋及战国前期的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开始转变为进行集中的学术交流,同时也开始进行了学术政治化实践的尝试。以儒学、黄老之学、法家及阴阳家为代表的学派内部的整合和学派间互相交流融合的趋势愈发明显,以韩非、邹衍为代表进行的学术政治实践化,也使得法家、阴阳家思想更具有政治实践性。第二部分,出土文献所见的儒学传播。自孔子殁后,儒家后学开始向各地进行儒学传播,对中原及南方列国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出土文献中发现的儒家文献分析,战国后期的儒学已经对三晋地区、吴越地区、秦楚地区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保留了诸多儒家经典文献。战国后期,荀子对诸子学和儒家内部诸学派提出了批判与整合,提出了独特的天人观、礼法观,激发了儒学的实用性,开创了儒法融合之先河。第三部分,秦统一后的学术思想与制度。秦始皇统一后延续了秦国的重法传统,并辅以阴阳家思想来证明秦统一的合理性与正统性,从出土《秦律》中可以看到秦统一后的法家思想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调整,其中所体现的思想也延续了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高度融合状态。但是这一时期的出土文献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篇中的儒学因素及《秦律》中的伦理观,结合传世文献中记载秦礼内容和秦始皇陵出土的相关文物中也可以看到秦人对儒学的应用。第四部分,秦代儒学的生存样态及影响。由于秦始皇统治中期采用了严苛的文化政策,限制了民间儒学的发展,导致秦代儒学生存样态被迫发生了变化。除官方的博士官及其保存的儒家典籍外,民间儒生的生存空间遭到了挤压,儒生选择了隐居或入仕秦政府;民间儒家典籍或藏入壁中保存,或因遭焚毁而只能口耳相传;为秦亡之后儒学重新发展和儒家典籍重新流传提供了契机。第五部分,汉初出土文献对秦代儒学传播的印证。由于汉初的文化政策有所放宽,汉惠帝废除了挟书律,文景时期重新设立儒学博士且放宽民间学术限制,同时汉初政府积极向民间征集图书典籍,促进了儒家的重新发展;同时,汉初的儒生多从秦代的严苛法令下生存而来,故汉初儒生的生存样态可以反证秦代儒学的发展;此外,近年来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和定州汉简《论语》也可以看到秦代至汉初的儒学虽然受到了极大的阻碍,但是向南北方向均有了充足的发展,且儒家典籍文献也得到了保护。最后的结语部分,对战国后期至秦代的儒学流变研究进行了总结。在战国后期诸子学开始进入内部整合和相互融合阶段,儒学在这一时期由荀子对儒家思想及黄老之学、法家思想等诸子学术进行了较高程度的整合,提出了独到的礼法观、天道观和天人关系理论。秦统一后,儒学在秦代的严苛文化政策下艰难发展,儒生和儒家典籍得以保存。儒学主动地与诸子学进行融合,不仅丰富了先秦儒学,同时为汉代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心怡[6]（2020）在《出土法律文献所见秦朝家庭伦理观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秦统治者重视法家思想,以法律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手段,因此本文以出土秦代法律文献作为主要依据,结合传世文献中法家学说中的相关思想,对秦代法律思想中的家庭伦理观念展开探讨。全文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的选题依据、研究方法、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研究状况等,第一章至第四章是本篇论文的主体部分。第一章至第三章分别从父子、夫妻、主奴伦理观念展开分析,第四章则对秦王朝以法律规范家庭伦理的背景及目的展开探讨,结语部分是对本文的综合性总结。正文部分始自第一章,该章以秦律中的父子伦理观念为主要考察对象,分别从父子法律地位对比、秦律中的“不孝”罪两方面展开分析。其中,父子法律地位的对比,主要从诉讼权、送惩权和父子间互相侵害三方面来探讨;对“不孝”罪的分析表明,这一罪名多用于指家内卑幼侵犯尊长的罪行,因而“孝”的内涵进一步扩大为家内尊卑秩序的象征。第二章主要以秦律中的夫妻伦理观念为研究对象,秦代以法律手段确认夫妻关系的有效性,法律意义上的婚姻解除便意味着夫妻伦理的消解,且秦律对女子逃嫁、奸罪等行为皆予严惩,体现了维护婚姻稳定的意图。此外,从秦律规定来看,无论是刑事责任、亲属观念还是财产权,都体现了以夫为主,夫尊于妻的伦理特色。第三章主要以主奴伦理观念为研究对象,包括私奴婢的来源与放免、私奴婢的生存状况与法律地位等主要部分,论证了秦代私奴婢在伦理意义上作为家庭成员的合法性。秦代私奴婢对主人的人身隶属关系并不十分严格,则反映了“事功”氛围下各社会阶层流动的灵活性。第四章则主要对秦统治者以法律手段推行家庭伦理观念的背景以及目的展开研究。背景方面,主要论证了政治统一后秦王朝移风易俗的需要、采取法家学说的必然以及以法律推行道德教化的理想等问题,而在施行目的这一部分,主要论述了孝以忠为先的追求、夫妻和睦的提倡以及尊卑秩序的构建三个命题。
李隽莹[7]（2020）在《简牍所见秦新地统治政策研究》文中认为秦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开端,在战国末期与东方六国不断征战,开辟疆土,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领土出现了“故地”与“新地”之分。秦人观念里的“新地”最晚应是自秦惠文王更元九年之后开始所占领的地区,这些地区在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与秦不同,所以秦制定了一套适用于新地的统治政策。简牍的出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秦新地政策的大量信息,就其内容而言,包括人口迁徙和管理、户籍、官吏选用、文化匡正等。针对新地的人口迁徙包括迁出新地民和迁入故秦民两种,经过这种调整后的新地居民不仅有本地人,还有故秦人和其他新地的百姓。除故秦人外,其他居民都被称为“新黔首”。秦对新黔首的管理是宽猛相济的,在给予赐爵、适当减刑、不分异等优待的同时,也没有放弃严刑峻法。统治者对新地居民的管理还要依靠地方官吏,这些官吏在文献中被称为“新地吏”。其选拔对象不仅有新地居民,还有故地废免有过官吏,这与秦故有的置吏规定大不相同,相信是受到当时故秦和新地的现实状况影响。新地原有的风俗文化也是影响现实政治的因素之一。秦大致制定了文化渗透、严刑峻法、打击破坏这三种政策对新地文化进行匡正。秦制定新地文化政策不仅是要实现文化的统一,也是为了避免文化心理的差异对秦在新地的统治造成阻碍。新地政策作为大一统国家第一次对曾经长期分裂的多个地区进行统治的政策尝试,必然会对新地乃至秦的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新地政策采取了因地制宜、宽猛相济的理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秦与新地的矛盾。但国家在制定新地政策时,也会带入功利性、压迫性、排外性等秦故有的统治特征,在执行过程中这些特征被强化,使得秦与新地的隔阂不断加深。到了秦二世时期,新地与秦的矛盾被越来越暴虐的统治激发到极致,以南方新地为代表的反秦势力纷纷起身抗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就这样走向了灭亡。
马欣[8]（2020）在《宝鸡市金台区秦文化主题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严重,我们逐渐感受到在历史长河中积淀的传统文化对我们的召唤。秦代是我国漫长文明史中重要的节点之一,秦的统一为大一统王朝奠定了政治基础,对历史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秦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起源文化,代表着历史文化的源泉对现代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秦的建筑大气、古朴、简洁,秦的园林崇尚自然神学,倡导天人合一,这些璀璨的文化和精神特征对我们现代的艺术手法有着深刻的影响,尤其对当代的景观设计与历史文脉融合有着强力的暗示作用。论文以秦文化为研究对象,围绕如何将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景观中与如何挖掘地域文化特色两个问题,以宝鸡市金台区秦文化主题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为例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实地调研的方式对相关的场地现状,文化特征等进行总结,参考国内外的优秀案例,得出属于自己的设计方法,并进行规划设计。本文选取宝鸡市金台区蟠龙塬的一块绿地作为课题研究的项目地,通过调研现状、地理条件等得出合理的设计理论。对秦文化的文化分析与相关元素提取,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结合设计,使公园在提供休闲娱乐的基础下,发挥出文化科普与教育的功能,进而满足人们对文化景观的需求。
宋清员[9]（2019）在《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文中指出《韩诗外传》一书,为西汉初年诗经博士韩婴所编着,大致属今文学一类。《外传》引《诗》,多属象征层面的“诗教”运用,与《诗》之本义关联不甚密切。因之,《外传》一书所反映出的是,韩婴本人立处秦汉鼎革之际,承接汉初百家余绪的“杂家”学术立场,经世致用的旨趣十分明晰。如此,则为我们透过《外传》,以观察汉初政治思想的逻辑演绎理路,提供了坚实基础。汉承秦制与儒法争鸣是韩婴及其《外传》,所处的政治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想背景。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奠定了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制度规模。秦汉之际,关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思想争鸣,共有三次,但均以郡县制的最终确立而完成。郡县制的实然确立标志着,单一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形塑。加之,定都关中和叔孙通“起朝仪”这两项举措的实施,使得汉制对秦制的因袭基本完成。然而,强秦任用苛法二世而亡的亲身经历,使得汉初儒生士人不得不吸取秦亡教训,以维系汉家长治久安。这是汉初儒生士人的共同问题意识。因之,求治、求一、求变,成为汉初政治思想的基本特点。从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整合层面言之,秦亡故事,反映出三晋秦法家思想在整合政治文化、塑造主流政治价值层面的乏力感。在这一政治情境下,转向儒生和儒家政治思想的助益,实属自然。儒家政治思想在攻取天下之时发挥功用有限,而在既定政治秩序建构完成后的治国理政方面,则显现出立处君主政治立场下的中庸权变特点。景帝时期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的廷争,即显现出儒家政治思想重视权变调节之优长。儒法争鸣的最终结果,形塑为法家霸政取天下和儒家王道守天下的汉家制度。因之,以改朝换代的更迭时刻为界,称制之前倚赖重典刑罚的法家进取之术,称制以后依赖仁义礼制的儒家守成之道。这一权变战略,有为汉以后的王朝立“法”的典范意义,循为常道。故而,儒、法两家互补,以代法家独大,是秦汉之际的第一个“变”。从政治学视角言之,这是国家层面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的抉择转向。延继儒、法互补的国家策略转向,以礼代法、以礼实法、礼法同治,是为儒、法互补从国家层面向社会层面的纵深转向。这是秦汉之际的第二个“变”。通过这一转变策略,促使政治权力统治基础下移,得以伸向社会层面。礼的礼制、礼仪、礼节等丰富意蕴基本涵括国家、社会、人心等各级层面,改变了秦法单一刻板的刻薄形象。这一进程的推进,最终通过君子人格得以改造。以礼制明尊卑,防止地方势力坐大以威胁中央,确立明确的中央地方关系。以礼仪化风俗,将尊卑等级观念渗透于社会层面,完成政治社会化进程。同时在心理层面确立以礼节文的内部规范,沿袭了孔子讲礼内化于仁的内在向度。总之,礼治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治理层面的主要手段,其与国家层面的“法制”一道,共同形塑了传统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建构了“国家-社会”基本格局。假若礼法合治在乎国朝一隅,则移孝作忠,是为礼治思想在社会层面的积极转向。移孝作忠,部分反映出礼治尊卑向家族伦理层面的继续渗透。与法家对家族伦理的忽视不同,儒家向来重视家族伦理,并通过移孝作忠以之为统治基础。政治权力深入到“家”,将家族伦理改造为政治伦理,使得对社会组织的控制加强。同时通过移孝作忠,防止家族的宗族化倾向。总之,政治斗争的场域由上层国家层面,转向家族层面。对利益的即时性要求化解为亲情化的孝慈,处理利益的方式由利益争夺变为情感维系下的礼让,隔绝了国家社会难以交流带来的猜忌。基于政治争夺的利益分配,转化为家族伦理,政治伦理化了。从礼法合治角度言之,则移孝作忠亦可看作礼治对法制的改造和变通,是为国家层面对社会层面的政治吸纳。除却礼治法制在朝堂层面的争胜、忠孝在家族领域的互嵌外,在学校领域有所谓道统与政统的抗争。然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君子士人,终究没能在政治实践领域,完成政治思想对政治权力的规训与制约。君子固穷的政治人格及对道义的学术追循,终使得君子士人成为维系王权的社会力量。刑不上大夫乃君臣共治之基,使得君尊臣卑的君臣一体成为可能。君主政治扩大治理基础,臣属成为缓和君、民矛盾的中间层。臣子士人在国家政治和社会民生之间,既需承担来自前者的权力压制,又需在社会层面完成人生价值。位处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势与道义之间,颇为踌躇。但就是在这一动态拉锯过程中,化解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压力,防止秦法家严厉吏治带来的激变。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共治是对礼法同治治理结构和移孝作忠政治伦理的逻辑演绎,君、臣、民需在既有基本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腾挪转移,找寻适宜自我的政治角色。顺沿王有天下的政治资源占有、礼法同治的政治治理手段、移孝作忠的政治伦理规范和君臣一体的政治角色肯认这一逻辑,则在学术思想领域自然逼出天人合一政治思维。天人合一致思逻辑在政治合法性层面,论证了传统政治结构中王有天下、礼法同治、忠孝互济和君臣一体等,并与这四者形成封闭循环,相互佐证,进而使得这一政治系统更具稳固性。至此,一个围绕王权政治的政治系统形成,这一系统涵摄核心价值、规范制度、社会伦理、政治角色和思维模式等五层面,构筑一副传统政治结构的有机图景。最终,经由董仲舒对“春秋大一统”的理论申述,完成“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的学术转向。汉初百家余绪的学术时代至此完结,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亦于此终止。通过以礼实法、移孝作忠、以臣实君和天人合一等四方面的思想申述,汉代对秦朝的强化型调节完成,儒法互补的政治格局形塑。王权主义借助“阴阳组合结构”的力量,使得自身具有更为强劲的适宜性。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这一目标,得以达成。
吕紫禾[10]（2019）在《《吕氏春秋》研究》文中提出《吕氏春秋》是秦统一天下前夕,由秦相吕不韦召集天下智略之士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王朝建构理论,对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资源进行总结吸收而着就的一部集大成之书。本文从该书所呈现出的体例特征、思想特征入手,分析这种前所未有的严整书体结构和自成一派的杂家思想特色的形成原因,由此发现《吕氏春秋》独特的着书期许和编撰方式。同时,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考察书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和大一统文化意识,从而识见《吕览》丰富的文化意蕴及对此后的影响。最后,继承中有创新的文学特色和承前启后的文艺思想,彰显出《吕氏春秋》独具一格的文学价值。全文由这样三部分内容组成:第一章探究《吕氏春秋》的体例、思想特征及其成因等问题。百川归海、枝叶繁茂式的书体结构,依类成章的编次结构和篇章有法的章法结构,体现了该书在着述体例上的严密整齐与系统条贯。而体例总体设置所显露出的“法天地”意味以及以“春秋”名书、指向未来王治的体例寓意,既彰显着《吕氏春秋》独具一格、自有树立的成书体例,又透露出彼时成书环境中的若干信息。在服务于治道的基础上扬弃诸子,审征古以鉴今图治,这是《吕氏春秋》思想特征的突出表现,也是撰着者在特定着书期许下立言发论的应有之义。这些体例特征、思想特征的形成原因,则在于《吕氏春秋》的作者欲整合百家、建立大一统文化的着述意图,以及“集论”而成的编撰方式,于此便可一窥《吕氏春秋》的创作心态和成书过程。第二章研讨《吕氏春秋》所具有的独特文化意蕴。该书诞生于秦国,自然会对秦地的地域文化特色有所反映。贯穿于秦人性格中的开放进取精神、尚实重用的功利性价值取向,以及秦国社会务本尚武的习俗、流行于其地的特殊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都或直接或曲折地显现于书中。特定的着书期许也使得此书的大一统文化意识十分突出,这种意识在书中的表现,便是既致力于统一事业的多方实现,又有对统一后的王治政府工作和局面进行积极规划和设想。此外,作为建构大一统文化的首次尝试,《吕氏春秋》的着述理想和政治主张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文化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第三章透视《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书中的百六十篇文章几乎都是论政说理之文,这种文体在诸子笔下不断得到发展,而在战国后期趋于成熟,于是,《吕氏春秋》在篇章组织结构、说理手法、文章风格等方面所凸显出的文学特色,既是其书文学价值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先秦说理散文成就的集大成展现。该书对文艺思想相关内容的涉及并非自觉着论,但书中所提出的言意观、音乐政教思想及对创作手法、艺术鉴赏等问题的探讨,仍可见出此书作者对文学、文艺的基本认识,与对先秦文艺思潮的吸收采纳。
二、功利主义对秦统一六国的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功利主义对秦统一六国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一、正式制度设计存在漏洞:皇帝制的设立与监督制度的缺失 |
| 1．皇帝制的制度设计与秦始皇的认知局限 |
| 2．监督制度的缺失与制度均衡的失调 |
| 二、非正式制度的路径依赖:“急政”对“制度试验”环节的强制剥夺 |
| 1．分封制的“路径依赖” |
| 2．“急政”对“制度试验”环节的强制剥夺 |
| 三、实施机制的失效:制度成本不断增加 |
| 四、结语 |
（2）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论文的研究背景 |
| 1.1.1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的历史 |
| 1.1.2 关陇地区先秦之秦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 |
| 1.2 论文研究对象的界定及其保存、保护、展示现状和问题 |
| 1.2.1 研究对象的界定 |
| 1.2.2 研究对象的保存、保护与展示现状 |
| 1.2.3 研究对象保护与展示存在的问题及缺失 |
| 1.3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意义 |
| 1.3.1 论文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 1.3.2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4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动态分析 |
| 1.4.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考古研究 |
| 1.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历史研究 |
| 1.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的保护研究 |
| 1.4.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概念及其保护研究 |
| 1.4.5 文化遗产保护与展示体系及相关研究 |
| 1.4.6 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方法研究 |
| 1.5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5.1 系统科学研究方法 |
| 1.5.2 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法 |
| 1.5.3 问题史学方法 |
| 1.5.4 类比、归纳和演绎研究法 |
| 1.5.5 研究框架 |
| 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构成研究 |
| 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概念的提出 |
| 2.1.1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群的文化遗产的概念发展 |
| 2.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概念 |
| 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遗址点——组成型遗址与关联型遗址 |
| 2.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都邑 |
| 2.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秦公、王、帝陵 |
| 2.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离宫别馆与苑囿 |
| 2.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组成型遗址——祭祀处所 |
| 2.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关联型遗址——道路 |
| 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关联机制 |
| 2.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关联机制 |
| 2.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关联机制 |
| 2.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关联机制 |
| 2.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空间格局 |
| 2.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环景(Setting) |
| 2.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环景 |
| 2.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片区的环景 |
| 2.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环景 |
| 2.6 本章小结 |
| 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研究 |
| 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认知 |
| 3.1.1 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价值类型及定义 |
| 3.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价值内涵认知逻辑 |
| 3.2 相关价值研究综述 |
| 3.2.1 秦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究 |
| 3.2.2 秦统一的历史观照 |
| 3.2.3 相关秦文化遗址的价值研究 |
| 3.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整体价值 |
| 3.3.1 历史价值:秦崛起与统一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中国大一统制度、统一国家的创立过程 |
| 3.3.2 科学、艺术价值:古代中国国家形成的完整经历——形成了古代中国国家形态发展的完整实物链 |
| 3.3.3 文化价值:华夏民族形成过程的映射——反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
| 3.3.4 社会价值: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秦文化核心 |
| 3.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片区价值 |
| 3.4.1 西垂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2 雍城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4.3 咸阳片区的价值分析 |
| 3.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单点价值 |
| 3.5.1 大堡子山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2 雍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3 咸阳城遗址的价值分析 |
| 3.5.4 秦始皇陵的价值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认识 |
| 4.1 文化遗产“完整性(Integrity)”的概念发展 |
| 4.1.1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发展脉络 |
| 4.1.2 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衡量标准 |
| 4.1.3 文化遗产“完整性”概念的定义层面 |
| 4.1.4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完整性”讨论 |
| 4.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认知 |
| 4.2.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级 |
| 4.2.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层面 |
| 4.2.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评估框架 |
| 4.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完整性评估 |
| 4.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完整性评估 |
| 4.3.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整体层级的完整性说明 |
| 4.4 本章小结 |
| 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建构 |
| 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存、保护和管理现状及缺失 |
| 5.1.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存现状 |
| 5.1.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保护管理现状 |
| 5.1.3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管理的缺失 |
| 5.2 类似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文化遗产对象的保护经验 |
| 5.2.1 系列遗产(Serial Properties)的保护方略 |
| 5.2.2 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保护方略 |
| 5.2.3 美国国家遗产区域(National Heritage Areas)的保护方略 |
| 5.2.4 系列遗产、文化线路与美国国家遗产区域保护管理方式的异同 |
| 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构成逻辑 |
| 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程序 |
| 5.4.1 建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信息库和管理平台 |
| 5.4.2 构建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保护规划体系 |
| 5.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方法 |
| 5.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价值的认知方法 |
| 5.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完整性的认知和评估方法 |
| 5.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保护区划的划定方法 |
| 5.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制度 |
| 5.6.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遗址点纳入制度 |
| 5.6.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总体规划制度 |
| 5.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联合管理制度 |
| 5.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保护建议 |
| 5.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考古研究建议 |
| 5.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级保护建议 |
| 5.7.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分类保护建议 |
| 5.7.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体系的整体立法保护建议 |
| 5.8 本章小结 |
| 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建构 |
| 6.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概念、原则和内容 |
| 6.1.1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定义与辨析 |
| 6.1.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原则 |
| 6.1.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内容 |
| 6.2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的方法 |
| 6.2.1 文化遗产阐释规划的编制 |
| 6.2.2 文化遗产主题阐释框架的构建 |
| 6.2.3 文化遗产阐释与展示方法、方式的其他探索 |
| 6.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的展示利用现状及缺失 |
| 6.3.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体系遗址点的展示利用现状 |
| 6.3.2 整体价值观照下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利用的缺失 |
| 6.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组成内容 |
| 6.5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框架 |
| 6.5.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阐释主题 |
| 6.5.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垂直建构(主题/价值—分解) |
| 6.5.3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的水平建构(主题—叙事线索) |
| 6.5.4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阐释框架遗址展示点的甄选 |
| 6.6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叙事结构 |
| 6.6.1 整体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2 片区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6.3 单点层级的“主题—叙事”结构 |
| 6.7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展示方式 |
| 6.7.1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节点展示方式 |
| 6.7.2 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展示体系的整体展示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 图录 |
| 表录 |
| 附录论文中相关评估及综述表录 |
| 致谢 |
（3）《史记》纵横家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史记》“从衡”观念下的纵横家 |
| 第一节 《史记》“从衡”观念的内涵及意义 |
| 一、《史记》对纵横家的称名用字 |
| 二、古今对纵横及纵横家的理解与认识 |
| 三、《史记》“从衡”的意涵 |
| 第二节 《史记》中的纵横家 |
| 一、《史记》叙写的“从衡人”辨析 |
| 二、战国时代的纵横家 |
| 三、秦季汉初纵横家 |
| 第二章 纵横家“外向性”特征及影响 |
| 第一节 纵横家的“外向性”特征及原因 |
| 一、纵横家自身及活动的“外向性” |
| 二、纵横家思想认识的“外向性” |
| 三、形成纵横家“外向性”特征的原因 |
| 第二节 纵横家“外向性”之内涵——“势” |
| 一、道、兵、法三家“势”的观念 |
| 二、“势”观念对纵横家思想的影响 |
| 三、纵横家对“势”观念的发展 |
| 第三节 纵横家“外向性”特征对其人生及历史作用的影响 |
| 一、极端功利的人生价值观 |
| 二、人生境界与人格的缺陷 |
| 三、历史作用的局限 |
| 四、造成纵横家人生缺陷与历史局限的原因 |
| 第四节 纵横家“外向性”特征对自身兴衰的影响 |
| 一、“外向性”特征对纵横家兴盛的作用 |
| 二、“外向性”特征对纵横家衰落的影响 |
| 第三章 《史记》纵横家叙事的历史意义 |
| 第一节 战国的“衡”与“权” |
| 一、苏秦与战国之“衡”的开创 |
| 二、纵横家与战国之“权” |
| 三、“权”、“衡”对战国历史的影响 |
| 第二节 秦汉纵横家 |
| 一、秦末——合纵与一霸多强秩序的建立 |
| 二、秦汉之际纵横家的活动与行迹 |
| 三、纵横家“一霸多强”政治理想的历史局限 |
| 四、汉初纵横家消亡的历史本质 |
| 第四章 纵横家叙事在司马迁“天人”思想中的意义 |
| 第一节 司马迁观念中“天”的含义与影响 |
| 一、“天”的含义 |
| 二、“天”的影响 |
| 第二节 纵横家叙事对司马迁“天人”思想的阐释 |
| 一、纵横家之智的意义 |
| 二、人谋之“智”与天运之“规”的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吕氏春秋》战争思想与秦统一战争正当性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吕氏春秋》创作的背景及目的 |
| (一)秦国发动统一战争的时机已成熟 |
| (二)秦国发动统一战争前面临的挑战 |
| 1.攻伐对象的变化 |
| 2.亟待改善的“虎狼”形象 |
| (三)《吕氏春秋》战争思想服务于秦国统一战争 |
| 二、《吕氏春秋》对战争的认识 |
| (一)《吕氏春秋》对战争存在的认识 |
| 1.战争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
| 2.战争的可控性 |
| (二)战争的惩戒性与义兵的正义性 |
| 三、《吕氏春秋》对秦国统一战争正当性的构建 |
| (一)君王的职责与统一战争的正当性 |
| 1.维护社会稳定是君主的职责 |
| 2.周天子式微与以秦代周合理性的塑造 |
| 3.君道缺失与秦灭六国的正当性 |
| 4.秦王新天子形象的塑造 |
| (二)民众观的调整与统一战争的合理性 |
| 1.“民”概念的扩充 |
| 2.治民方式的调整 |
| 3.人性观念的改造 |
| 四、秦对《吕氏春秋》中战争思想的使用与局限 |
| (一)秦国统一战争中对德义的轻视 |
| (二)秦统一后政治宣传中存在的问题 |
| 1.以秦国为中心的战争评判 |
| 2.秦灭六国正当性在政权合法性论证中的缺失 |
| 3.战后政治建设中民性的缺失 |
| (三)《吕氏春秋》战争思想在秦朝的短暂回归 |
| 1.迟到的统一战争合法性声明 |
| 2.战后法家治理模式的隐患与秦朝的速亡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5）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的基本资料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与阐述 |
| 第一章 战国后期的学术概况 |
| 一、稷下学宫与战国后期的学术交流 |
| (一)稷下学宫的兴衰及作用 |
| (二)稷下学宫的学术交流 |
| (三)稷下学宫对战国诸子学的意义 |
| 二、黄老之学的兴起——以上博简《恒先》与《三德》为例 |
| (一)黄老之学的产生 |
| (二)从出土文献看黄老之学 |
| (三)黄老之学对诸子学的融合及影响 |
| 三、韩非对法家的整合与贡献 |
| (一)韩非以前法家发展概况 |
| (二)韩非对法家的总结与贡献 |
| 四、邹衍的阴阳五行思想 |
| 第二章 出土文献所见的战国后期儒学的传播 |
| 一、儒学传播的中心——邹鲁地区 |
| 二、儒学的南传 |
| (一)子张对孔子之学的传播 |
| (二)子游、子贡向吴越传播儒学 |
| (三)楚地战国简帛所见楚国的儒学传播 |
| 三、儒学的北进 |
| (一)邹鲁儒学向齐国传播 |
| (二)子夏西河设学与魏国的儒学流传 |
| (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与儒学向赵国传播 |
| (四)中山王墓“平山三器”所见中山国儒学的流传 |
| 四、儒学的西传——秦国儒学的艰难发展 |
| 五、荀子对先秦学术的总结及对儒学的贡献 |
| (一)荀子对诸子学的批判与整合 |
| (二)荀子礼法思想与战国儒法融合的趋势 |
| (三)出土文献所见的儒家经典与荀子传经 |
| 第三章 秦统一后的学术思想与制度 |
| 一、从出土秦简看秦代学术思想 |
| (一)从出土《秦律》简牍中看秦代法家思想的应用 |
| (二)秦代《日书》与阴阳家思想 |
| 二、秦代的礼制 |
| (一)皇帝制度与封禅制度的制定 |
| (二)秦代考古材料所见的秦代礼制 |
| 三、出土秦简中所见的儒学因素 |
| (一)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与秦吏的培养 |
| (二)出土秦律中所见的儒家伦理观 |
| 第四章 秦代儒学的生存样态及影响 |
| 一、秦代重法思想下儒家的生存样态 |
| (一)秦代统治层与儒学的关系 |
| (二)秦代的博士制度 |
| (三)焚书坑儒后儒学的存在形式 |
| 二、秦代儒家经典的流传状况 |
| 第五章 汉初出土文献对秦代儒学传播的印证 |
| 一、汉初儒生与博士反映的儒学传承 |
| (一)汉初的儒生 |
| (二)汉初的博士 |
| (三)汉初的经典传授 |
| 二、马王堆帛书《周易》、《五行》等篇与儒家的南传 |
| 三、定州汉简《论语》、《儒家者言》等篇与北方儒学的传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出土法律文献所见秦朝家庭伦理观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概念界定与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出土法律简牍所见秦代父子伦理观念 |
| 一、出土秦律所见父子法律地位对比 |
| (一) 法律诉讼所见父子地位对比 |
| (二) 父子间互相侵犯之刑罚对比 |
| 1、有关父子间人身侵犯的律令 |
| 2、父子间侵犯财产的法律规定 |
| 二、从“不孝”罪看秦律中的孝道伦理 |
| (一) 秦律中的“不孝罪”与提倡孝亲伦理的律文 |
| (二) 秦及汉初司法实践中的“不孝”罪 |
| 三、秦律中的父子伦理观念及特点 |
| 第二章 出土法律简牍所见秦代夫妻伦理观念 |
| 一、秦律中有关婚姻成立与解除的规定 |
| 二、秦律中保障婚姻稳定的规定 |
| 三、秦律中夫妻地位的对比 |
| 四、秦律中的夫妻伦理观念及特点 |
| 第三章 出土法律简牍所见秦代主奴伦理观念 |
| 一、“奴婢”的含义及秦代私人奴婢的来源 |
| 二、秦代私奴婢的放免 |
| 三、秦律所见私奴婢的生存状况与法律地位 |
| (一) 秦律所见私奴婢的生存状况 |
| (二) 户籍登记与法律规范所见秦代私奴婢家内地位 |
| 1、户籍登记以奴婢为家内人口 |
| 2、“非公室告”与“家罪”所见秦代主奴伦理 |
| 3、从主奴相犯看秦律中的主奴伦理 |
| 四、秦律所见主奴伦理观念及特点 |
| 第四章 道德的法律化——秦代家庭伦理观念再认识 |
| 一、秦以法律推行伦理观念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渊源 |
| 二、秦律推行家庭伦理观念的目的 |
| (一) 合同父子——孝以忠先的追求 |
| (二) 男女礼顺——夫妻和睦的提倡 |
| (三) 尊卑有别——主奴秩序的构建 |
| 三、结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简牍所见秦新地统治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思路 |
| 第1章 新地居民的变动与构成 |
| 1.1 新地原住民的迁徙:从新地流向其他地区 |
| 1.1.1 东方六国统治阶层的迁徙 |
| 1.1.2 庶民与商人的迁徙 |
| 1.2 故秦民的迁徙:从故地流向新地 |
| 1.2.1 庶民的迁徙 |
| 1.2.2 刑徒的迁徙 |
| 第2章 优待与少恩并举——秦对新黔首的统治和管理 |
| 2.1 秦对新黔首的优待 |
| 2.1.1 赐予爵位 |
| 2.1.2 减轻刑罚 |
| 2.1.3 户籍管理方面的优待 |
| 2.1.4 其他优待 |
| 2.2 秦对新黔首的苛政 |
| 第3章 新地吏与新地的统治 |
| 3.1 “新地吏”的人选 |
| 3.1.1 故秦吏 |
| 3.1.2 本地新黔首与其他地区迁徙民 |
| 3.2 秦政府对新地吏的管理及其原因 |
| 第4章 天下同风——秦对新地风俗的匡正 |
| 4.1 新地旧俗——以南方新地为例 |
| 4.2 秦匡正风俗的策略 |
| 4.2.1 文化渗透以明秦德 |
| 4.2.2 严刑峻法以行秦制 |
| 4.2.3 打击破坏六国文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8）宝鸡市金台区秦文化主题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前言 |
| 1.2 研究的现状、背景、目的及其意义 |
| 1.2.1 研究的现状 |
| 1.2.2 研究的背景 |
| 1.2.3 研究的目的 |
| 1.2.4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内容与论文结构 |
| 1.3.1 研究的内容 |
| 1.3.2 论文的结构 |
| 1.4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1.5 研究的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秦文化概述及基本特征分析 |
| 2.1 秦文化的起源 |
| 2.2 秦的精神特征 |
| 2.3 秦的建筑特征 |
| 2.3.1 建筑思想 |
| 2.3.2 建筑形式 |
| 2.4 秦的园林特征 |
| 2.5 秦的艺术文化成就 |
| 2.5.1 军事文化 |
| 2.5.2 物质文化 |
| 2.5.3 艺术文化 |
| 2.6 秦的色彩分析 |
| 2.7 秦文化概况总结与应用 |
| 第三章 相关案例分析 |
| 3.1 秦二世遗址公园分析 |
| 3.2 大唐芙蓉园分析 |
| 3.3 案例总结 |
| 第四章 设计研究—宝鸡市金台区秦文化主题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与研究 |
| 4.1 秦文化主题公园设计的价值 |
| 4.1.1 生态价值 |
| 4.1.2 文化保护价值 |
| 4.1.3 艺术价值 |
| 4.1.4 经济价值 |
| 4.2 实地调研分析 |
| 4.2.1 区位分析 |
| 4.2.2 资源分析 |
| 4.3 场地分析 |
| 4.3.1 自然条件分析 |
| 4.3.2 地理条件分析 |
| 4.4 秦文化主题公园设计定位 |
| 4.5 秦文化主题公园设计原则 |
| 4.6 秦文化主题公园景观规划设计方案 |
| 4.6.1 平面布局 |
| 4.6.2 功能分区规划 |
| 4.6.3 交通系统分析 |
| 4.6.4 节点分析 |
| 4.6.5 公共设施分析 |
| 4.6.6 色彩分析 |
| 4.7 秦文化主题公园景观节点设计 |
| 4.8 秦文化主题公园铺装设计 |
| 4.9 秦文化主题公园城市家具设计 |
| 4.10 秦文化主题公园植物配置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及研究问题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述评 |
| 一、有关《外传》与诗之关联的研究 |
| 二、有关《外传》思想内涵的研究 |
| 三、《外传》与《孟子》《荀子》及道家法家思想的关联 |
| 四、有关《外传》政治思想史地位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
| 一、政治学的方法论转向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秦汉鼎革儒法争鸣视域下的《韩诗外传》 |
| 第一节 汉承秦制的制度沿革与革秦之弊的文化变革 |
| 一、汉制对秦制的因袭 |
| 二、汉初士人群体对秦之政治形象的型塑 |
| 三、革秦之弊的政治文化变革 |
| 第二节 汉初士人的问题意识及其对策 |
| 一、汉代秦的政治合法性析论 |
| 二、汉初政治思想中的求治、求一、求变特点 |
| 三、韩婴及其《韩诗外传》 |
| 第二章 礼法同治 |
| 第一节 《外传》礼治思想 |
| 一、基于等级分化的一统秩序 |
| 二、欲望的节制:治身心以礼 |
| 三、君子人格的教化功用 |
| 第二节 礼法合治的治理结构 |
| 一、礼法关联 |
| 二、国法与家礼的治理结构 |
| 第三节 先秦秦汉时期礼之“义”的演绎理路 |
| 一、道、德、仁、义、礼、法的演变 |
| 二、《仪礼》到《礼记》的内在演绎理路 |
| 三、礼通国家、社会、人心 |
| 四、孔子之仁到礼之义 |
| 第三章 忠孝矛盾与道君张力 |
| 第一节 忠君与孝亲间的结构性张力 |
| 一、立处忠孝之间的《外传》 |
| 二、忠孝矛盾的历史演进 |
| 三、移孝作忠的政治逻辑分析 |
| 第二节 尊道学与尊君间的张力 |
| 一、士尊道义而不与富强 |
| 二、身处道学与王权之间的士人 |
| 第四章 君臣一体 |
| 第一节 君道思想 |
| 一、政治价值的核心 |
| 二、政治决策的主体 |
| 第二节 臣体思想 |
| 一、任贤与纳谏 |
| 二、政治体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 |
| 第三节 民本思想 |
| 一、政治系统的从属者 |
| 二、社会资源的供给者 |
| 第五章 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模式 |
| 第一节 《外传》中的天人关系 |
| 一、天人二分思想 |
| 二、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二节 “天人合一”比类逻辑析论 |
| 一、天人相类与比类逻辑 |
| 二、天人合一政治思维消解人的主体性建构 |
| 三、基于方法论反思的天人合一思想 |
| 第三节 重建天人关系与“春秋大一统” |
| 一、先秦时期的天人观 |
| 二、向“春秋大一统”的过渡 |
| 结语: 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吕氏春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吕氏春秋》的体例、思想特征及其成因 |
| 第一节 《吕氏春秋》的体例特征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思想特征 |
| 第三节 《吕氏春秋》体例、思想特征之成因 |
| 第二章 《吕氏春秋》独特的文化意蕴 |
| 第一节 《吕氏春秋》所反映的秦地文化特色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透露出的大一统文化意识 |
| 第三节 《吕氏春秋》对秦汉大一统文化形成的影响 |
| 第三章 《吕氏春秋》的文学价值 |
| 第一节 《吕氏春秋》的文学特色 |
| 第二节 《吕氏春秋》的文艺思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介及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论文发表情况 |
四、功利主义对秦统一六国的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J]. 邹芙都,孔德超. 中州学刊, 2021(10)
- [2]关陇先秦时期秦文化遗址保护与展示体系研究[D]. 苏静.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3]《史记》纵横家叙事研究[D]. 吴龙宪. 吉林大学, 2021(01)
- [4]《吕氏春秋》战争思想与秦统一战争正当性的构建[D]. 曹志阳. 内蒙古大学, 2020(10)
- [5]出土文献视野下战国后期至秦代儒学流变研究[D]. 田帅.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6]出土法律文献所见秦朝家庭伦理观念研究[D]. 赵心怡. 山东大学, 2020(10)
- [7]简牍所见秦新地统治政策研究[D]. 李隽莹. 吉林大学, 2020(08)
- [8]宝鸡市金台区秦文化主题公园景观规划设计与研究[D]. 马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2)
- [9]在政治调节中强化王权：《韩诗外传》政治思想研究[D]. 宋清员. 山东大学, 2019(02)
- [10]《吕氏春秋》研究[D]. 吕紫禾. 宁夏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