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届“文明史中的权力与等级”国际会议将于2004年在莫斯科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成向东[1]（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认为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李言实[2]（2019）在《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文中研究指明塞缪尔·贝克特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以其“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精神困乏中得到振奋”而获得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贝克特在人物形象、语言使用、戏剧结构、叙事风格等方面实现了独特的创新,颠覆了西方戏剧传统,推动了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成为世界戏剧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以“贝克特戏剧在中国”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文学的接受研究和影响研究为基本方法,结合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文本细读等方法,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状况以及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进行总体梳理和系统分析。这些章节构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首先从译介开始,通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历时考察和研究,发现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经历了从拒斥到谨慎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翻译是译介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某一特定社会历史语境的内在需求,本文以《等待戈多》为个案分析,阐明“以文本为导向的翻译”和“以舞台为导向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接受者和阐释者的的主体作用,并分析翻译过程所展现的两种文学的认同与拒斥、理解与误读。唯有在译介的基础上,中国的研究者才能开展对贝克特的研究,因此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是接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历时、共时两个角度对中国的贝克特戏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详细分析,全面回顾、总结、反思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体现了处于某一社会思潮中研究者对异质文化的个体判断。戏剧的最终完成是在舞台上,因此演出成为戏剧接受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它表现了导演对原剧作的理解和对所处时代的思考。通过大量一手材料的收集和整理,本文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演出进行分析,旨在研究贝克特戏剧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下,不同的导演手法和不同的受众所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和表现形式。接受和影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的影响,最终会在中国本土剧作家或导演的作品中得以体现。通过剧作家访谈、文本细读等方法,本文发现,在荒诞观的形成、等待主题、语言消解等方面,贝克特戏剧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此过程中,中国接受主体发挥主体作用,使得接受和影响产生变异,变异后的内容融入中国戏剧创作中,使得中国本土创作呈现出与原来不同的风貌,可以与世界戏剧进行对话。最后对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进行总结,认为贝克特在中国经历了从政治性批判到批判性接受再到全面接受的过程,贝克特最终以其独特的戏剧观念和创作手法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为中国当代戏剧创作提供了艺术与美学意义上的助力和借鉴,不断推进中国当代戏剧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汇入世界戏剧发展的洪流。
吕文菁[3]（2019）在《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在对世界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成果进行综合了解的基础上,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走向有着深刻的思考,形成了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习近平世界文明观是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根源于马克思的世界文明思想。马克思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他从生产的性质以及产品的消费方式的演变与革命来理解和论证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认为工业与资本、商业与贸易、战争与征服在世界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习近平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为理论视野,吸收了新中国以来外交理念关于文明交往的相关思想,对马克思的文明思想进行了创新性的发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科学的预测和阐释,形成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实践特色的世界文明观。新时代以来,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并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不断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应答“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他高屋建瓴地预测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提出构建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新理念,强调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近平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是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扩大的基础上,以持续推进中华优秀文明的创新发展;是立足于不同文明共同进步的需要,以实现文明之间的交融互鉴;是基于人类文明走向命运共同体的需要,以推进全球治理秩序的更新。习近平对于世界文明的思考,在现实推进中体现了针砭时弊的时代性、创新作为的实践性、中国智慧的深刻性、高瞻远瞩的系统性。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经过了“丛林法则”的艰难过程,走过了世界文明冲突的极端形式,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依然笼罩着世界文明格局。中国承诺打破“国强必霸”的强盗逻辑,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启示和认知中寻求世界文明共生共存、交融发展的历史经验。平等互尊是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多样性平等、发展权利平等。因此,不同文明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交融互鉴,是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在文明平等的前提下,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是文明的相互交融。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当前,世界文明交流仍然困扰在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陈腐观念的泥沼之中,必然要以新的世界文明观取而代之。开放包容,这是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下,世界文明正能量与负能量同比增长,局部地区因文明冲突激发的冲突愈演愈烈,要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必然需要新的引领力量。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践行互尊互鉴的新文明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增进人文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为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习近平继承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精髓,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纵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扣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从共生共存、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等方面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从时代主题、开放包容和全球治理等方面全面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和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等方面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马冬[4]（2019）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文中指出《大公报》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具有重要影响的知名报纸,从创刊开始历经3个阶段,成为中国近代大众媒体的典型代表,其刊登的新闻、社论、短评、文章都已经成为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宝贵资料。本文主要围绕1932年8月至1935年7月国民党直接统治华北地区时以《大公报》新闻、短评为主构成的公共舆论内容,辅之以《申报》和其它刊物的声音,结合此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为核心的垄断意识形态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和约束,主要研究二者之间形成的正向关连、悖论反衬及屈从权威、教育外延的关系。全文共32万余言,除绪论和结语外共计四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历经孙中山建立政治基础、戴季陶重构哲学方向、蒋介石推进制度体系,基本以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为标志,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完成了核心思想的解读和确立,并实现了向统治阶级核心意识形态转变。与之同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作为政治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其社会化也提到了国民政府的政治日程,由于政治文化社会化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大众媒体宣传和通过校园教育普及,所以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就开始了“党化新闻界”和“党化教育”的过程,分别采用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约束和教育熏陶的潜移默化式影响。二、《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即“以主义治国”,所以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孙中山思想是其核心内容,《大公报》对孙中山的符号化、仪式化推崇和宣传就成为了其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第一个舆论焦点取向。同时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掌握了对孙中山思想的权威解读以及对国民政府党政权力的控制,所以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和权威拥护也是《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另一个舆论焦点取向。此时期《大公报》的新闻报道和短评点评都表现了对国民党“制度时间”的重视、对孙中山符号化的承认、对蒋介石的拥戴。三、《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三民主义”是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核心,作为对其支持和宣传的重要表现,对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进行多方面的新闻报道和媒体点评,成为了《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重要表现,尽管现实中国民政府在民族主义方面更多表现为“弱国无外交”和疲于奔命,在民权主义方面乏善可陈,在民生主义方面踯躅前行,《大公报》依然给予了积极配合和主动宣传。四、《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和束缚,作为大众媒体代表的《大公报》表现出了积极灵活的态度和方法,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展现公共舆论的立场。面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直接控制,《大公报》可以借用“第三方”的口吻间接表达公共舆论的立场和态度;面对新闻检查的直接压迫,她也可以给予直接的批评和当面的抨击;面对形势和时局的风云变幻,她也借助“短评”栏目迅速直接的摆明态度和立场。
殷眳[5]（2019）在《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的作用研究》文中指出里根政府（1981-1988年）参与八次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亦称为七国峰会,G7 Summit）,主要探讨了经济领域的美元与自由贸易问题;政治领域的苏欧天然气管道和战略防御计划、全球性问题和文化领域的价值观宣言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以及之后达成的相关协议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里根时期在七国峰会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里根政府借用七国峰会的外交平台,既促进了西方国家间的紧密联系,也缓解了国内紧张经济形势,并在这八次峰会中形成了里根政府独有的风格。本论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作用即主导、协调、示范和制约作用进行分析和阐述。首先介绍七国峰会的历史演变,分别包括介绍七国峰会产生、简述了七国峰会的组织结构、议事流程和美国参加七国峰会的历史演变——对比福特、卡特时期参加七国峰会时的议题内容和概述里根政府对峰会的态度变化。其次列举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上发挥的四种作用。主导作用体现在利用美元汇率和高利率推行新的经济规则、在经济峰会中引入针对苏联的政治议题以及推行“民主”价值观。协调作用表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阐述了里根政府参加七国峰会后将峰会制度化并且推动了美苏首脑会议的示范作用。里根政府对七国峰会的制约,体现在其试图借用七国峰会来“遥控”联合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破坏了七国峰会的非正式性以及受国内舆论压力食言自己的承诺——破坏了七国峰会的国际信誉等。最后从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切入,探究了前文中四个作用生产的原因。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通过发挥主导、协调、示范和制约作用,究其深刻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国际背景下的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国际组织的日益官僚化、资本主义国家团结的需要。美国国内原因如经济上的货币主义、政治社会因素上的保守主义以及里根的个人因素等。七国峰会中里根政府所充当的作用是多重的甚至矛盾的。而这种多重性和矛盾性正反应了80年代西方工业国之间权力结构的转折性变化。
黄德凯[6]（2018）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全球化、地区集团化的深入发展,地理相邻空间范围内的整合进一步加强。然而,依据一种什么样的规则或秩序来进行有效整合,它既不能损害该地区国家行为体的任何利益,达到共同受益的效果,同时也具有长期稳定的特性,是目前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区域合作摸索和探讨的主要问题所在。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快速上升,正从一个地区大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任何一个大国要实现国家对外战略,都是首先从周边地区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通过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开展区域次区域合作,营造一个和平与发展的周边环境,是中国经营周边的重要路径,同时也是适应中国周边地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需求。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次区域合作进程中,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并进行深入研究。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主要是基于地缘条件构建的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但实际上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区域合作的进程,甚至决定着合作的成败。在区域政治权力结构系统中,存在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按照行为体实力大小可分为三种类型:强-强模式、强-弱模式和弱-弱模式。不同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对行为体在区域合作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各不相同。目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则主要是强-强模式、强-弱两种模式。在“强-强”模式中,大国关系是区域合作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涉及中印两个大国,是典型的“强-强”模式。由于印度强烈的地缘政治担忧,对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乃至“一带一路”倡议逐渐采取模糊甚至抗衡的态度,导致了该经济走廊建设的停滞不前。而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过程中因中俄两个大国基于共同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安全利益协商一致都有意推进区域合作,合作就较为顺利。而在“强-弱”模式中,大国不仅是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是区域合作的主要推动者。在这种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下,区域合作所推进的效率是比较快的。如2016年3月由中国在三亚牵头成立的“澜湄合作机制”,使中国成为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主导者,进而推动澜湄合作快速高效的开展。对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区域经济合作来说,主要的启示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在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影响下,通过经济合作增大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依存度、并以此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发展的“以经促政”战略的效应已出现递减,而政治互信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因此在推进经济合作时,需要从“以经促政”转向“政经兼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以政促经”。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强的经贸合作固然会提升其对中国的依存度,但周边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地缘政治关切和安全疑虑也在不断销蚀经贸方面的努力和成果。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通过安全合作及其向经济、政治领域的“外溢”,才能实现区域合作的良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三是中国在在推进周边区域合作时应根据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模式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路径和相应的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的政策组合,以减小合作的阻力和实现合作效益的最大化。
刘艳峰[7]（2018）在《规范扩散视角下的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规范扩散为指导,运用谱系分析、历史主义、文献解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南海安全秩序进行了研究。南海安全秩序指南海地区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社会规范的驱使下相互作用,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相互合作或共同构建南海安全机制,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关系形态。南海安全秩序研究中的均势和平论、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伙伴关系互动等权力视角,东盟和东盟共同体等制度视角以及国际法视角都有各自的倾向与不足,规范扩散视角可以弥补。关于美国主导下的南海安全秩序,从内容来看,航行自由规范、国际规则和国际法规范、反恐和反海盗合作规范,是美国在南海主要扩散的规范。然而,这样的规范扩散是霸权主导的和自上而下的。从其路径来看,故意夸大威胁和进行社会动员的“社会框定”以及将国际规范国内化是主要方式。这样的扩散方式获得了南海域内国家和域外国家的支持与追随,并且联合对中国进行规范施压。从规范扩散的影响来看,其中的单向性和自上而下导致了规范冲突并且提升了军事冲突的风险,对其追随反而加剧了中国与东盟的外在制度冲突并致使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尤其中美在南海围绕国际规则的博弈使得南海规范困境日益严峻。关于南海安全秩序的重塑,一些自下而上的规范成功得到辨识并且与自上而下的规范形成双向互动,无疑是有助益的。我们耳熟能详的东盟规范是以协商一致和照顾彼此舒适度等为内容的,实践表明它有助于克服美国规范扩散中的弊端。东盟规范在南海的扩散主要体现为东盟组织的扩大与功能的扩展,以及以东盟规范为核心的地区多边框架的不断扩展。然而,东盟规范虽影响了南海域内和域外大国行为,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其作用也受到大国政治的影响。与东盟规范相适应,南海地区也存在中国规范的扩散,主要包括南海维权中的历史性权利,以及符合南海安全治理中公平正义、善治、普惠和南海维稳中克制和道义等价值导向的行为标准。然而中国规范在当前面临障碍,主要是西方国家垄断国际规则制定权并进行排它因此在南海的规范影响力较大而中国规范的影响力较小。此外,南海地区也存在一些既有规范,它们主要是南海相关国家间的社会合作规范:多元性、多样性、多边性。具体表现为南海各方多元的利益考量、多样化的身份认知及多边的关系交往,因此一直以来各方都重视政治、经贸和文化等社会结构并强调对中国的去中心化理解,这降低了权力博弈、军事冲突、双边与多边的外在制度冲突及中国威胁,因此要重视其已发挥的及未来可期的作用。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的重点在于如何进行有效的双向规范扩散。首先,南海区域间安全机制可以成为规范扩散的平台,以克服自下而上规范扩散中的阻碍。我们要推进中国-东盟区域间制度,推动南海机制建设按“均势安全-安全机制-安全共同体”的路径发展。区域间对话与交往增进了自下而上的规范的作用,促进了冲突后的立即协商,增强了地区行为体意识,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了中国。然而,区域间机制在何种程度上将规范转化为合作议题应得到考查,是否缓解了大国政治对自下而上的规范的影响也要得到谨慎思考,能否弥补自下而上的规范自身的缺陷还有待实践检验。其次,中等强国印尼或可成功担当规范扩散的支持国。为了更好地推进中国印尼南海安全合作,中国要客观看待印尼在南海的规范诉求及转变:中国应清醒认识到印尼基于全球海上大国的身份定位的规范诉求是虚幻的,要尊重基于中等强国身份定位的规范诉求,客观认识其规范诉求的目标与方式。最后,中国要有具体行动来推进自下而上的规范在南海的扩散。具体地,可通过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和构建人类共同体来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及谈判。此外,中国要在南海构建海洋法治新秩序:维护联合国海洋法规则的权威,促进国际法与南海相关国国内法的交流,逐步增强他们在海洋法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弱化与美国在南海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法博弈。还有,中国要在南海树立新型海上安全观:展现大国责任并继续提供海上公共服务,促进南海安全合作并积极推动构建合作机制,努力塑造南海海上安全态势并维护中国南海权益。
朱伟婧[8]（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推动其进入从由“西方主导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历史性转变过程。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要求进一步提高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危机后进一步展现中国实力,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多次提出要提升新兴经济体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了“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中国在提升制度性话语权的路径有两方面:一是在原有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内进一步提升,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世界贸易组织（WTO）、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等机制内;二是另辟蹊径提出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如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丝路基金”和亚投行。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首次提出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中,目前学界对于制度性话语权尚无公认的定义。笔者把福柯对于话语权的研究与施密特的“话语性制度主义”理论相结合,分析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的联系、国际制度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国际制度设计和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从而对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制度性话语权是指行为体以自身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制度为平台,对其他行为体产生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即在全球机制维护、全球决策参与和全球机制创设三方面掌控与行为体经济实力相一致的权力。具体到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是指主权国家及其建立的国际经济机制,以正式和非正式国际制度为平台,解决当前全球性经济问题,并依据自身经济实力在全球经济机制的维护、全球经济决策参与、全球经济机制创设三方面享有与其相一致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本文侧重研究经济领域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的制度性话语权,即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正式机制进行的全球货币治理、全球金融治理、全球监管治理和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及以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为代表的非正式机制治理以上领域的话语权,同时还包括作为国际经济机制有益补充的“一带一路”倡议、“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治理涉及的话语权。本文对以上领域机制的建立、发展均有详细梳理,对于份额改革、投票权改革、份额公式的改革过程也均有详细说明。对于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世界贸易组织下的多哈回合谈判取得的进展和困境、谈判内容、现状和发展也有详细说明。此外,对于非正式机制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产生、发展、历届峰会的议题和成果、新机制的建立等历史均有梳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先后经历了起步阶段（1980-2001年）、全面参与阶段（2001-2009年）和主动作为阶段（2009年-目前）。尤其在第三个阶段,中国开始积极争取并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进一步要求增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在二十国集团中主动参与并设定议程、推动多哈会谈判和出台“巴塞尔III”、推动人民币入篮。此外,中国还为国际社会提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设立。本文对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取得的进展和身份转变有详细论述。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先后提出了以下外交理念:亲、诚、惠、荣的周边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同时也提出了与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相关的外交理念,即坚持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过程中,体现了以下新理念、新思路:创新、共商共建共享、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思路是:维护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以上理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归纳。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如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回潮、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化和碎片化、美国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掌控、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矛盾、全球及中国经济不确定的严峻形势等。为此,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要通过以下两个路径:一是在原有国际机制内提升,如客观看待全球化、处理好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要求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代表性和发言权改革;促成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推动二十国集团机制化;完善并强化金砖国家机制;加强议题设定能力;培养全球经济治理人才;讲好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故事等。二是另辟蹊径建立新机制,如根据“国际制度理性设计”理论提出亚太自贸区制度设计构想,推进亚太自贸区早日建立;以欧洲金融监管机制为参考,提出建立亚洲金融监管委员会构想;加强“一带一路”顶层设计,促进沿线国家合作;完善风险评估、加强亚投行与金砖国家银行、应急储备机制和“丝路基金”的互动,加强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顶层设计;以“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丝路基金”为平台,进一步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等。
张晶萍[9]（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研究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龙玫[10]（2017）在《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性的升华、社会的净化,都有赖于无私、利他的品德。教育,尤其高等教育作为文明传承、知识传授的重要系统,天然地承担着这种净化的使命。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国际组织的教育政策及理念已经对各国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经合组织（OECD）在高等教育政策领域更是具备了 "无可争议的品牌识别",相关研究尚且有限。它的"软权力"与布尔迪厄所称的"符号权力"颇为相似。本研究对经合组织教育工作发展历程、高等教育政策的缘起、政策生成过程、政策文本特征及其对各国高等教育领域的影响作了剖析,并从符号权力的视角分析了其高等教育政策生成与发挥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自组织成立至今,教育工作经历了萌芽期对教育与经济关联的求证、初创期的地位认可、发展期的重新定位,业已进入成熟期,逐渐成为组织的核心事务之一。高等教育领域的工作,虽然起步稍晚,但也从对高等教育机构管理的关注,不断拓展、深化,发展到对质量保障、大学功能、学习成果等各个领域的重视。以项目为依托,涌现出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出版物（政策文本）,承载着经合组织的理念,传播到各国。教育政策评议项目（高等教育部分）和国际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AHELO）可行性研究项目,作为经合组织高等教育领域工作的范例,其运行过程较好地展现了项目式运作的优势,同时也完整地诠释了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生成中的符号权力:符号权力以应需而生为现实基础;符号结构的形成中倚重知识分子（专家）的独立性;高效、务实的工作风格是为符号权力的主体结构。通过运用MAXQDA软件对经合组织23个高等教育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文本在语气、内容与价值取向上体现出相似的特征:在高等教育发展上强调"质量为本",对高等教育功能的定位具有经济化倾向;注重营造危机感与竞争、革新的氛围,语气表述多委婉、缜密而客观;通过对术语的界定与不断重复,以及评价权力的使用来强化组织权威。这些特征,凸显了经合组织政策文本的重要性、客观性或是权威性,有助于增强其文本内容、观念乃至相关术语的传播。以英国、爱尔兰、美国和中国为案例,各国的媒体报道、学术研究、政策文本与实践中,均可寻觅到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影响的踪迹。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的若干报道中或称扬或贬损的态度,有形无形中彰显着经合组织的影响;爱尔兰高等教育评议项目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它当今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由于与经合组织的独特渊源,一方面对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发挥着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媒体报道、政策报告中见到经合组织带给它的印记。作为非成员国,中国也在逐步引入经合组织高等教育出版物、研究其高等教育政策及项目、积极参与它的高等教育项目,并在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中表现出采纳相关建议及采用有关术语的种种端倪。从符号权力的视角分析,经合组织在高等教育政策领域的符号资本来自经济资本,由此带来的影响可谓利弊并存;承载着组织符号结构的高等教育政策文本是借助文化资本生成、籍由社会资本传播的;这种结构再生产的过程是组织有意引导、各国选择,再加上历史趋势推动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第三届“文明史中的权力与等级”国际会议将于2004年在莫斯科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三届“文明史中的权力与等级”国际会议将于2004年在莫斯科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价值和意义 |
| 四、研究内容及重点难点 |
| 五、研究思路及方法 |
| 六、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作为剧作家的贝克特 |
| 第一节 贝克特:从小说家到剧作家 |
| 一、从小说到戏剧 |
| 二、贝克特的戏剧创作 |
| 第二节 贝克特的继承与创新 |
| 一、贝克特对传统的继承 |
| 二、贝克特对西方戏剧的创新 |
| 三、贝克特对西方戏剧的影响 |
| 第二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译介 |
| 第一节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译介历程 |
| 一、1962—1999:初始期 |
| 二、2000—2015:发展期 |
| 三、2016年之后:鼎盛期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翻译研究——以《等待戈多》为个案 |
| 一、关于戏剧翻译的若干理论问题 |
| 二、学者型翻译:异化翻译策略 |
| 三、导演型翻译:归化翻译策略 |
| 四、贝克特其他戏剧的翻译 |
| 第三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研究 |
| 第一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历时研究 |
| 一、文革之前:政治挂帅,思想批判 |
| 二、1978—1999:改革开放,二元接受 |
| 三、2000—2019:纷繁时代,研究多元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共时研究 |
| 一、贝克特研究分析 |
| 二、贝克特戏剧研究分析 |
| 第三节 中国贝克特戏剧研究反思 |
| 一、研究范围有待拓展 |
| 二、研究视角与方法有待丰富 |
| 第四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演出 |
| 第一节 《等待戈多》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狂躁的颠覆和反抗:孟京辉《等待戈多》 |
| 二、主题的拼贴转化:林兆华《三姐妹·等待戈多》 |
| 三、被同性别化和物化的女性身体:任鸣《等待戈多》 |
| 四、身体政治的隐喻抗争:罗巍《等待·戈多》 |
| 五、跨文化戏曲实验:吴兴国《等待果陀》 |
| 六、小结 |
| 第二节 贝克特其它戏剧在中国的演出 |
| 一、真实的荒诞: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终局》 |
| 二、具象化的身体:中央戏剧学院贝克特短剧 |
| 三、荒漠上的中国色彩:国家话剧院《美好的日子》 |
| 四、小结 |
| 第三节 国外剧团在中国演出的贝克特戏剧 |
| 一、喜剧效果:爱尔兰盖特剧团《等待戈多》 |
| 二、悲剧意蕴:法国利摩日剧团《等待戈多》 |
| 三、视觉戏剧:美国威尔逊《克拉普最后的碟带》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贝克特戏剧的中国影响 |
| 第一节 贝克特对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影响 |
| 一、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荒诞观”的形成 |
| 二、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的“等待主题” |
| 三、贝克特与中国当代戏剧的语言 |
| 第二节 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变异学思考 |
| 一、聚焦单一《等待戈多》 |
| 二、戏剧创新,误读荒诞 |
| 三、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
| 四、接纳变异,走向世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贝克特生平创作年表 |
| 附录B: 贝克特戏剧中国演出年表 |
| 附录C: 贝克特戏剧作品中译资料年表 |
| 附录D: 贝克特戏剧相关采访录 |
| (一) 田本相教授访谈 |
| (二) 吴兴国采访录 |
| (三) 张献访谈 |
| (四) 冯远征访谈 |
| (五) 喻荣军访谈 |
| (六) 萨拉·简·斯凯弗导演访谈 |
| (七) 朱迪·海格特·拉维特谈如何理解贝克特 |
| (八) 罗伯特·威尔逊谈制作《克拉普最后的碟带》 |
| 附录E: 国外学习总结报告 |
| (一) 2016“贝克特的残余”会议及“贝克特暑期学校”学习报告 |
| (二) 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访学总结报告 |
| 在校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方法及创新之处 |
| 四、基本概念阐释 |
| 第一章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 |
| 二、马克思的世界文明观 |
| 三、新中国外交中关于文明交往的核心理念 |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产生的现实基础 |
| 一、“普世价值”与“共同价值”交锋 |
| 二、世界文明向何处去 |
| 三、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文明治理体系变革 |
| 第二章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维度与特征 |
| 第一节 习近平思考世界文明走向的三个维度 |
| 一、改革开放的维度 |
| 二、交融互鉴的维度 |
| 三、全球治理的维度 |
| 第二节 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的鲜明特征 |
| 一、针砭时弊的时代性 |
| 二、创新作为的实践性 |
| 三、中国智慧的深刻性 |
| 四、高瞻远瞩的系统性 |
| 第三章 以史为鉴:从世界文明的艰难发展中汲取智慧 |
| 第一节 “丛林法则”的残酷 |
| 一、文明形态产生发展的差异性是一个历史存在 |
| 二、资本的扩张性必然导致文明的扩张 |
| 三、“丛林法则”留给世界文明的沉重教训 |
| 第二节 “国强必霸”的恶果 |
| 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粉墨登场 |
| 二、“国强必霸”逻辑下的欧洲区域文明冲突 |
| 三、“国强必霸”逻辑下的世界文明浩劫 |
| 第三节 零和博弈的陷阱 |
| 一、冷战格局与冷战思维 |
| 二、“零和博弈”陷阱中的美苏争霸 |
| 三、冷战思维阴魂不散 |
| 四、冷战思维孕育着世界文明发展的新冲突 |
| 第四节 中华文明发展的启示与认知 |
| 一、古代丝绸之路的文明典范 |
| 二、近代中华文明遭遇的灾难历史 |
| 三、和平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 |
| 第四章 平等互尊:世界文明共生共存的相处之道 |
| 第一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历史平等 |
| 一、不同文明形态的共生共存引发价值评判的严重分歧 |
| 二、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的三个误区 |
| 三、不同文明形态价值评判必须坚持的三个原则 |
| 第二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平等 |
| 一、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思想渊源 |
| 二、世界文明多样性平等的内涵意蕴 |
| 第三节 不同文明形态的发展权利平等 |
| 一、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根据 |
| 二、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多重指向 |
| 三、不同文明形态发展权利完全平等的自觉与自为 |
| 第四节 相互尊重是不同文明形态交融互鉴的必然规律 |
| 一、价值认知决定交往立场、态度、手段 |
| 二、相互尊重决定交融互鉴的含金量 |
| 三、相互尊重实现文明共同发展 |
| 第五章 交融互鉴:世界文明繁荣进步的必由之路 |
| 第一节 交流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存在形式 |
| 一、文明的交流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
| 二、文明交流的四大效应 |
| 三、文明交往的两种形式 |
| 第二节 世界文明交流亟需观念更新 |
| 一、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根深蒂固 |
| 二、世界文明交流中陈腐观念存在的突出表现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唤文明交流观念推陈出新 |
| 第三节 交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趋势 |
| 一、“交”与“融”的辩证关系 |
| 二、交融是交往路径的历史选择 |
| 三、交融聚合人类文明的正能量 |
| 第四节 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
| 一、“交融”与“互鉴”的辩证关系 |
| 二、互鉴的诉求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
| 三、互鉴的基础是彰显价值个性 |
| 第六章 开放包容:破解世界文明发展困境的“中国方案” |
| 第一节 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的“喜”与“忧” |
| 一、新世纪世界文明发展取得突出成果 |
| 二、新世纪世界文明交流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
| 三、现代文明问题已然成为全球问题 |
| 第二节 世界文明进程呼唤中国担当 |
| 一、世界格局的变化与全球治理赤字凸显 |
| 二、世界文明发展的四大困境 |
| 三、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自觉与中国自信 |
| 第三节 世界文明治理的中国作为 |
| 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二、践行互尊互鉴的文明观以超越文明冲突与隔阂 |
| 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实现文明平等互尊 |
| 四、助推全球化趋势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
| 五、倡导“丝路精神”、“上海精神”推动区域文明交流进步 |
| 六、增进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的广度与深度 |
| 结语 习近平对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视野 |
| 二、提升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高度 |
| 三、创造了马克思世界文明观的新境界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二、论题研究的现状和分析 |
| 三、重要概念及研究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公共舆论影响的形成和实施途径 |
| 第一节 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历史回溯 |
| 一、孙中山建立“以党治国”的政治基础 |
| 二、戴季陶重构“以党治国”的哲学方向 |
| 三、蒋介石推进“以党治国”的制度体系 |
| 第二节 国民党“党化新闻界”有关法规的制定 |
| 一、确立蒋介石对于孙中山思想的垄断解释地位 |
| 二、执行国民党训政时期“以党治国”的宣传制度 |
| 三、严控“新闻纸” |
| 第三节 国民党“党化教育”在教育领域的渗透 |
| 一、课堂中的“党义”教育 |
| 二、校园中的“党化”控制 |
| 三、时间上的“党国”记忆 |
| 四、空间上的“总理”符号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公报》适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舆论焦点取向 |
| 第一节 以制度时间为核心的符号宣传 |
| 一、总理纪念周的舆论推广 |
| 二、革命纪念日的媒体教化 |
| 三、孙中山陵寝的精神崇拜 |
| 第二节 以蒋介石为中心的向心宣传 |
| 一、对国民党其它重要人物和势力的轻视 |
| 二、对镇压共产党行动的支持 |
| 三、对“新生活运动”的拥护 |
| 小结 |
| 第三章 《大公报》顺应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以民族主义为内核的抗争宣传 |
| 一、对被动抵抗日本侵略的无奈宣传 |
| 二、与苏联关系曲折恢复的尴尬报道 |
| 三、借美国政治外交支持的自惭宣传 |
| 四、维护民族地区国家统一的重点报道 |
| 第二节 以民权主义为内涵的政治宣传 |
| 一、烘托推进民权的氛围 |
| 二、展现间接民权的完善 |
| 第三节 以民生主义为旨向的发展经济及社会文化宣传 |
| 一、主张改善生产环境 |
| 二、疾呼充实粮食生产 |
| 三、展示交通建设发展 |
| 四、列举文化建设措施 |
| 五、号召顺应服饰潮流 |
| 小结 |
| 第四章 《大公报》应对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束缚的舆论立场 |
| 第一节 间接阐释公共舆论的立场 |
| 一、呼吁挽救民族危亡 |
| 二、要求实现国内统一 |
| 三、号召促进民生进步 |
| 第二节 直接反对“以党治国”政策的控制 |
| 一、应对国民党新闻检查的策略性 |
| 二、展现新闻纸遭受检查的普遍性 |
| 第三节 利用短评坚守“文人论政” |
| 一、涉及国计民生全方位的议题设置 |
| 二、代表公共舆论守门人的价值立场追求与原则 |
| 小结 |
| 结语 |
| 征引与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5）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综述 |
| 三、本文的资料基础与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里根政府之前的七国峰会 |
| 第一节 七国峰会的产生 |
| 第二节 七国峰会的组织结构与议事流程 |
| 一、七国峰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七国峰会的议事流程 |
| 第三节 美国参加七国峰会概述(1975——1988 年) |
| 一、福特时期(1975—1976 年) |
| 二、卡特时期(1977—1980 年) |
| 三、里根时期(1981—1988 年) |
| 第二章 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的作用 |
| 第一节 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的主导作用 |
| 一、美元汇率的挟持者 |
| 二、峰会议题的推动者 |
| 三、天命昭彰的传道者 |
| 第二节 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的协调作用 |
| 一、国际方面的协调员 |
| 二、国内方面的协调员 |
| 第三节 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的示范作用 |
| 一、合作与信任：朗布依埃精神的延续 |
| 二、首脑外交与集体领导 |
| 第四节 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的制约作用 |
| 一、对国际组织的制约 |
| 二、对其他国家的制约 |
| 三、对七国首脑峰会的制约 |
| 第三章 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形成作用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背景的变化 |
| 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 |
| 二、国际组织的日益官僚化 |
| 三、资本主义国家团结的需要 |
| 第二节 国内原因的促使 |
| 一、经济和政治社会因素 |
| 二、里根的个人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6）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一) 区域合作是中国推行周边外交和多边外交的重要路径 |
| (二) 中国周边地区国际体系处于变动时期 |
| (三) 周边区域合作面临巨大挑战 |
| (四) 地区治理发展趋势的结果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 |
| (二) 区域合作的相关理论研究 |
| (三)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现状、目标及前景 |
| (四)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挑战 |
| (五) 关于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 四、研究重点、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重点 |
| (二)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三) 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和存在的困难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困难 |
| 第一章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区域合作的理论解析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溯源及含义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理论来源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含义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与形成机制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特征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方式 |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的建构机制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及特征 |
| 一、强-强模式 |
| 二、强-弱模式 |
| 三、弱-弱模式 |
| 第四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区域合作 |
| 一、区域合作的内涵及类型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区域合作的特征 |
| 三、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不同类型下的区域合作 |
| 第二章 “强-强”模式: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困境与前景 |
| 第一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历程及现状 |
| 一、中印缅孟地区合作时期 |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时期 |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现状 |
| 第二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及其特征 |
| 一、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强模式”的构建历程 |
| 二、孟中印缅地缘政治权力结构模式的构成特点及互动特征 |
| 三、孟中印缅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前景 |
| 第三节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根源 |
| 一、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建设成效 |
| 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
| 三、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面临问题的根源 |
| 第四节 重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思考 |
| 一、合作是唯一出路 |
| 二、新型国际关系下孟中印缅的合作原则 |
| 三、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路径 |
| 第三章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及其经验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上海合作组织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 |
| 二、上海合作组织设立的缘由及发展历程 |
| 三、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 |
| 第二节 “强-强模式”下上海合作组织的运转与调试 |
| 一、主导大国间的互动 |
| 二、主导大国与成员国之间的互动 |
| 三、引入新成员保持活跃 |
| 四、构建多层级立体式合作框架机制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效分析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取得积极成效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风险 |
| 第四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与成功经验 |
| 一、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前景 |
| 二、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功经验 |
| 第四章 “强-弱模式”:澜湄合作发展迅速 |
| 第一节 澜湄地区合作秩序的形成 |
| 一、澜湄地区秩序重塑的缘由 |
| 二、澜湄地区秩序的重建历程 |
| 三、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意义 |
| 第二节 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特点及运行机制 |
| 一、澜湄地缘政治权力结构“强-弱模式” |
| 二、澜湄地区权力结构体系的运行机制 |
| 第三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快速发展 |
| 一、三大支柱 |
| 二、五个优先领域 |
| 三、3+5+X合作框架 |
| 第四节 “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前景 |
| 一、澜湄合作的前景 |
| 二、“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挑战及困难 |
| 三、“强-弱模式”下澜湄合作的应对策略 |
| 第五章 地缘政治视角下推进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 第一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意义 |
| 一、周边区域合作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具体体现 |
| 二、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阶段 |
| 三、周边区域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 第二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
| 一、周边区域环境复杂多变 |
| 二、周边区域合作的实际合作程度与预期目标存在差距 |
| 三、遭到某些国家的抵制和反对 |
| 四、域外力量的介入与阻扰 |
| 第三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推进周边区域合作的路径 |
| 一、周边地区体系的长期分散且碎片化是根本原因 |
| 二、重塑新时代地缘政治中国与周边国际体系的机遇 |
| 第四节 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的思考 |
| 一、国际体系的内在属性将给区域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
| 二、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区域合作范式 |
| 三、“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原则提升积极性 |
| 四、中国周边区域合作将迈入发展的快车道 |
| 五、中国周边区域合作体系将更具开放包容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文献 |
| 二、英文文献 |
| 三、主要网站 |
| 致谢 |
（7）规范扩散视角下的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s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及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文章结构 |
| 第一章 南海安全秩序的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新视角提出:规范扩散 |
| 一、单向规范扩散的弊端及反思 |
| 二、双向规范扩散:平台、支持国及行动 |
| 第三节 南海安全秩序的规范扩散分析 |
| 一、双向规范扩散与南海安全秩序的塑造 |
| 二、南海安全秩序的规范扩散分析的意义 |
| 第二章 美国主导下的南海安全秩序:自上而下的规范扩散及弊端 |
| 第一节 美国在南海规范扩散的内容及表现 |
| 一、航行自由规范在南海的扩散 |
| 二、国际规则与国际法规范在南海的扩散 |
| 三、反恐和反海盗合作规范在南海的扩散 |
| 第二节 美国在南海规范扩散的路径与影响 |
| 一、美国在南海规范扩散的路径 |
| 二、美国在南海规范扩散的影响 |
| 第三节 域外大国支持和追随美国的南海规范 |
| 一、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且对中国进行规范施压 |
| 二、中美国际规则博弈及南海规范困境 |
| 第三章 南海安全秩序的塑造:自下而上的规范扩散及阻碍 |
| 第一节 中国规范在南海的推进及障碍 |
| 一、南海安全治理中的公平正义、普惠、善治 |
| 二、中国在南海维权中的历史性权利 |
| 三、中国在南海维稳中的克制和道义 |
| 四、中国规范面临的困难及挑战 |
| 第二节 东盟规范在南海的扩散及瓶颈 |
| 一、东盟规范的扩散及表现 |
| 二、东盟规范的缺陷及问题 |
| 第三节 南海地区的既有规范及影响 |
| 一、明清易代对南海相关国家间交往的影响 |
| 二、南海相关国家间的社会合作规范 |
| 三、既有规范影响下的南海安全合作 |
| 四、小结与未来发展方向启示 |
| 第四章 南海安全秩序的塑造:双向规范扩散 |
| 第一节 规范扩散的平台:南海区域间安全机制 |
| 一、南海区域间安全机制与规范 |
| 二、南海区域间机制建设的内容及特征 |
| 三、南海区域间安全机制的发展前景 |
| 第二节 规范扩散的支持国:印尼中等强国角色的再思辨 |
| 一、印尼中等强国角色及相关认识 |
| 二、印尼外交战略演进中的结构性因素 |
| 三、结构因素影响下的印尼南海规范诉求 |
| 四、中印尼南海安全合作的未来发展 |
| 第三节 规范扩散的具体行动 |
| 一、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
| 二、构建南海海洋法治新秩序 |
| 三、在南海树立新型海上安全观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内容和框架结构 |
|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全球经济治理和制度性话语权理论及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界定 |
| 一、全球治理、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及联系 |
| 二、中国视角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三、本文对于全球经济治理的界定 |
|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构成要素 |
| 一、全球经济治理的目标 |
| 二、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 |
| 三、全球经济治理的客体 |
| 四、全球经济治理的平台 |
| 五、全球经济治理的工具 |
| 六、全球经济治理的评估 |
| 第三节 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界定及相关理论 |
| 一、话语权的概念 |
| 二、制度性话语权的概念及理论来源 |
| 三、话语权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 |
| 四、国际制度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 |
| 五、国际制度设计与制度性话语权的联系 |
| 六、本文对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概念的界定 |
| 第二章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及发展 |
| 一、二战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1945-2008年) |
| 二、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特点 |
| 三、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现状 |
| 第二节 全球货币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 |
| 二、牙买加货币体系 |
| 三、美元霸权体系 |
| 四、SDR的重要性及作用 |
| 第三节 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一、IMF份额改革 |
| 二、IMF投票权改革 |
| 三、IMF份额公式的改革 |
| 四、理事会代表席位的改革 |
| 五、美国国会对IMF的影响 |
| 六、WB份额和投票权改革 |
| 第四节 全球贸易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一、多哈回合谈判的进展和困境 |
| 二、多哈回合谈判内容 |
| 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和发展 |
| 第五节 全球监管治理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一、FSB机制的建立及功能 |
| 二、新巴塞尔协议的现状和演进 |
| 三、G20MAP的形成 |
| 第三章 全球经济治理非正式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
| 第一节 非正式机制的产生及发展 |
| 一、非正式机制的概念及特点 |
| 二、2008年后非正式机制的发展 |
| 第二节 Gx机制的形成及演变 |
| 一、G7、G8的形成及发展 |
| 二、海利根达姆进程：G8+5 |
| 三、2008年之前G20机制的形成及运作 |
| 四、2008年后G20机制的运作及成果 |
| 五、对G20的评价 |
| 第三节 新南南合作的典范：金砖国家的形成及发展 |
| 一、金砖国家的演进 |
| 二、金砖国家历届峰会取得的成果 |
| 三、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和运作 |
| 四、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的建立 |
| 五、对于金砖国家的评价 |
| 第四章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历程和身份转变 |
| 第一节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起步阶段(1980-2001年) |
| 一、恢复WB和IMF合法席位 |
| 二、艰难加入WTO |
| 三、参加G20部长级会议 |
|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全面参与阶段(2001-2009年) |
| 一、初步要求对IMF和WB进行改革 |
| 二、参与G20机制下的全球经济治理 |
| 三、在WTO内开始发挥积极作用 |
| 第三节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主动作为阶段(2009年-目前) |
| 一、进一步要求增加在IMF和WB的份额和投票权 |
| 二、在G20中主动参与治理并设定议程 |
| 三、引领新兴经济体和金砖国家发挥更大作用 |
| 四、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和出台“巴塞尔III” |
| 五、推动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 |
| 六、“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落实 |
| 七、设立亚投行和“丝路基金” |
| 第五章 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现状 |
| 一、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取得的进展 |
|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中身份的转换 |
| 三、取得与本国经济实力相称的制度性话语权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存在的机遇 |
| 一、金融危机促使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
| 二、西方国家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不足 |
| 三、新兴经济体及中国的实力和治理能力增强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面临的挑战 |
| 一、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回潮 |
| 二、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和碎片化 |
| 三、美国对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掌控 |
| 四、新兴经济体内部存在矛盾 |
| 五、全球动能不足,不确定性增加 |
| 第六章 中国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对策 |
| 第一节 中国外交理念与全球经济治理思想 |
| 一、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外交理念与全球治理思想 |
| 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思想的梳理 |
| 三、提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
| 四、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
| 第二节 在现有国际机制内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对策 |
| 一、客观看待经济全球化,处理好中美经济关系 |
| 二、进一步要求对IMF和WB进行代表性和发言权改革 |
| 三、促成多哈回合谈判早日达成 |
| 四、推动G20制度化 |
| 五、完善并强化金砖国家机制 |
| 六、加强议题设定能力 |
| 七、培养全球经济治理人才 |
| 八、讲好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故事 |
| 第三节 另辟蹊径建立新机制提升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对策 |
| 一、推进FTAAP早日建立 |
| 二、建立AFSB构想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顶层设计，促进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合作 |
| 四、加强亚投行和金砖银行顶层设计 |
| 五、推动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国际机制英汉对照表 |
| 致谢 |
（9）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 一、外交研究会 |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 二、外交部实习 |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 三、外交实务研究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10）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界定 |
| 一、教育政策 |
| 二、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 |
| 三、研究视角界定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经合组织特征及教育历程的研究 |
| 二、关于经合组织(高等)教育项目的研究 |
| 三、关于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研究 |
| 四、关于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影响的研究 |
| 五、关于其他国际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 |
| 六、关于经合组织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研究 |
| 七、相关研究述评 |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主题 |
| 二、研究框架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的缘起 |
| 第一节 成立背景与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机构设置与工作方式 |
| 一、机构设置的演变 |
| 二、工作方式 |
| 三、经费来源 |
| 第三节 教育工作溯源 |
| 一、萌芽期:求证教育与经济关联 |
| 二、初创期:认可教育工作的地位 |
| 三、发展期:教育工作的重新定位 |
| 四、成熟期:教育逐渐成为核心事务 |
| 第四节 高等教育工作进展 |
| 一、高等教育机构管理项目(IMHE) |
| 二、高等教育着作及报告 |
| 三、高等教育期刊 |
| 第三章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的生成:项目运行 |
| 第一节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评议项目 |
| 一、项目覆盖范围:协商确定 |
| 二、评议过程:流程清晰 |
| 三、评议专家:知识分子主导 |
| 四、信息采集:背景报告与实地调研并重 |
| 五、评议报告:理念一致,重点各异 |
| 第二节 国际高等教育学习成果评估可行性研究 |
| 一、项目背景:高等教育扩张与国际化 |
| 二、项目范围:自愿参与,统筹规划 |
| 三、经费筹措与管理:开源与节流并重 |
| 四、项目开展:倚重专家团队 |
| 五、管理方式:分工协作 |
| 六、项目报告:详尽而客观 |
| 七、项目的外界评价与反馈 |
| 第三节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项目运行特征的符号权力解读 |
| 一、符号权力的现实基础:应需而生 |
| 二、符号对象的形成:倚重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
| 三、主体结构:科学、务实的工作方式 |
| 第四章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文本分析 |
| 第一节 话语、文本与政策分析 |
| 第二节 政策文本的选取及其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内容特征 |
| 一、高等教育发展:"质量为本" |
| 二、高等教育功能:经济化倾向 |
| 第四节 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语气特征 |
| 一、氛围营造:强调危机感与竞争、革新 |
| 二、语气表述:委婉、缜密而客现 |
| 第五节 高等教育政策文本的价值取向 |
| 一、术语的界定与强化 |
| 二、对政策优劣的评判 |
| 第五章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对欧洲成员国的影响:以英国、爱尔兰为例 |
| 一、媒体影响:《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关于OECD的报道分析 |
| 二、爱尔兰高等教育评议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对非欧洲成员国的影响:以美国为例 |
| 一、美国与经合组织关系的特殊性 |
| 二、美国对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 |
| 三、经合组织对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对非成员国的影响:以中国为例 |
| 一、经合组织高等教育出版物逐渐引入 |
| 二、关于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与项目的研究起步 |
| 三、参与经合组织高等教育项目 |
| 四、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借鉴 |
| 第六章 经合组织在高等教育领域的符号权力 |
| 一、从经济资本中滋生的符号资本 |
| (一) 成员国经济资本带来的符号资本 |
| (二) 组织在经济领域积累的符号资本 |
| (三) 高等教育政策的社会经济背景 |
| 二、借助文化资本生成的符号结构 |
| 三、籍由社会资本传播的符号结构 |
| 四、结构的再生产:经合组织与国家关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OECD使命陈述的变迁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四、第三届“文明史中的权力与等级”国际会议将于2004年在莫斯科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2]永恒的等待：贝克特戏剧在中国[D]. 李言实. 山西师范大学, 2019(06)
- [3]习近平世界文明观研究[D]. 吕文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4)
- [4]国民党“以党治国”政策对于公共舆论的影响研究 ——以新记《大公报》（1932-1935）为中心[D]. 马冬. 中央民族大学, 2019(10)
- [5]里根政府在七国峰会中的作用研究[D]. 殷眳.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 [6]地缘政治权力结构下的中国与周边区域合作研究[D]. 黄德凯. 云南大学, 2018(04)
- [7]规范扩散视角下的南海安全秩序重塑研究[D]. 刘艳峰. 南京大学, 2018(02)
- [8]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的中国视角研究[D]. 朱伟婧.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经合组织高等教育政策研究[D]. 龙玫. 华东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