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部大开发与新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文文献综述)
王琴[1](2021)在《西部大开发视域下《人民日报》涉疆报道的策略及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
马蓓[2](2020)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的新疆口岸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几代领导人积极致力于对外开放的实践推进与理论探索,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党的对外开放理论”,且自成体系并具理论与现实的重大指导意义。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尤其对中国口岸建设产生了特殊而重要的指导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口岸的形成过程是我国对外开放成长的缩影。中国口岸的建设进程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而行,中国口岸发展史就是我国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史,蓬勃发展的中国口岸已成为践行中国共产党对外开放理论的“排头兵”。新疆口岸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本文选择新疆与周边国家毗邻的边境陆地口岸、国际航空口岸中的一类口岸(包括15个陆路边境口岸和2个航空口岸)作为研究对象,将“新疆口岸”置于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予以深入研究,通过霍尔果斯口岸、红其拉普口岸、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口岸等重点案例的分析,探索新疆口岸的发展,旨在探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进一步提升新疆口岸战略地位这一重大现实命题,重点论述新疆口岸区域经贸、安全、人文合作的发展现状,以及在参与全球治理方面所发挥的重要而特殊的带动作用。循此基本逻辑框架,本文详述党的对外开放理论形成与发展,说明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继承而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指导对外开放实践,在新时代助力新疆口岸及其周边地区的建设。通过梳理新疆口岸发展历程,解读新疆口岸基本要素,分析新疆口岸地区发展现状,从口岸经贸、安全、人文三大功能出发,阐述口岸经贸往来之于地区经济繁荣、口岸安全防控之于区域和平稳定、口岸人文交流之于丝路沿线“民心相通”的重要角色,并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解读口岸发展与新疆发展的互促关系:从国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形成、开放型地区合作新体制深化以及经济走廊建设中节点作用出发,集中讨论新疆口岸的经贸往来对区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将口岸安全放在国家安全观语境中解读其内涵,深入剖析新疆反恐新常态下口岸安全的影响因素,并简要评述新疆口岸安全防控体系成效,阐述新疆口岸的安全防控对保障区域稳定的意义;从跨境旅游、跨境教育、跨境医疗以及多元创新的角度,彰显口岸作为中华文化表达载体的作用,体现口岸地区通过加强人文交流拓宽我国对外开放深度与广度的战略意义,以及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中国文化与中国形象,促进丝路沿线“民心相通”所做出的贡献;探讨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口岸发展与新疆发展如何相互促进,并展望口岸地区未来的发展路径,通过分析新疆口岸地区现行政策方针,说明口岸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党的对外开放实践反哺新疆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分析新时代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与主要挑战,为进一步提升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的新疆口岸战略地位提出对策建言。本文从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角切入,结合新疆特殊地缘政治环境,重点探讨新疆口岸在经贸往来、安全合作、人文交流等实践中对口岸及其周边地区社会发展的联动作用,新疆口岸在区域经济中节点作用渐显、新疆口岸安全防控体系成效初显,新疆口岸人文交流日趋完善。未来,新疆口岸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地位得以提升。新时代,新疆口岸以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为方向,为落实新疆工作总目标,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重要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力争使新疆在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中发挥“桥头堡”作用,为新时代党的对外开放理论建设提供学理依据。
刘建颖[3](2020)在《新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成功案例研究 ——以沙湾县安集海镇为例》文中指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到2020年,在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贫困全部解决。精准扶贫的这六年来,已经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实践证明,要想富民强区,实现精准脱贫,必须大力发展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区域特色经济,这是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的有效举措。新疆地处中国西北地区,是边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到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各种优惠,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与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加快了新疆依靠特色产业实现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沙湾县安集海镇位于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欧亚大陆桥横穿而过,区位优势明显,是着名的“中国辣椒之乡”。近年来,沙湾县安集海镇依靠辣椒产业实现了区强民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随着辣椒产业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经济合作的不断扩大,逐步实现了辣椒产业的跨区域合作,并以此使镇区农户脱贫致富。但是放眼新疆其他地区,尤其是新疆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精准扶贫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特色产业的发展水平还较低、产业的规模还很小、将区域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区域经济优势的能力还很弱,实现产业的跨越式发展还有一定的差距等,这些都是新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遇到的现实问题。本文将通过对沙湾县安集海镇发展辣椒产业的成功因素进行分析,从而为新疆其他地区进行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提供经验。基于这一目的,本文综合了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精准扶贫背景下,以民族发展理论为指导,以马克思区际分工理论、“国家的视角”发展理论与现代化理论为依托,对特色产业的内涵、特征、新疆特色产业的发展等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将个案分析与总体分析相结合,将田野调查与文献分析相结合,利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对沙湾县安集海镇辣椒产业在沙湾县如何依靠政府主导、政策依托、龙头企业带领、合作社聚合等各方面进行剖析,构建出沙湾县安集海镇特色产业成功发展的基本框架,总结出具有特色发展经验的“安集海模式”,这对新疆其他地区培育、发展、壮大特色产业从而实现精准脱贫具有指导意义,对新疆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在此之下,笔者将“安集海模式”对新疆特色产业扶贫工作从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四个维度作出经验推广。
苏杰[4](2020)在《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对口援藏、对口援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类型。如果以1979年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正式确立改革开放时期全国性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为开端,迄今为止该政策已经走过40余年的发展历程,其中以1994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藏、1996年正式启动的对口援疆工作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纵观整个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和实践不难发现:它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缩小民族与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之一,一直是我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法制、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工作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受到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质疑和批评,需要从学理层面对该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基本内涵、实施绩效等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必要的辨析与澄清。全面、科学、系统地认识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是当前我国民族理论界和实际民族工作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为理论工具,在对有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考察基础上,通过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学科的研究视角,同时借鉴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在“理论——政策——实践”的分析框架下,首先从区域协调发展、政府间关系、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两个共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相关理论的源头去认识和考察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进而结合对口援藏、对口援疆等典型案例的分析,对其基本内涵以及实践过程等进行全面论述,并提出如何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总体上力图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理论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理论支撑是什么?二是从政策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基本内涵、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及其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三是从实践层面回答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发展过程、经验与挑战以及如何推进政策的完善和创新等方面的问题。文章主要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选题缘由与价值、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重点难点与可能的创新之处等进行分析。第二章为理论阐释,主要包括对口支援概念界定、类型划分、基本属性、理论支撑等。第三章为政策内涵分析,主要包括政策文本内容、政策工具使用、价值取向、制定背景与原因、典型特征等。第四章主要围绕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论述。第五、六章为实践检视,从当代中国民族工作实践的角度分析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沿革、实践经验与挑战,提出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思考和建议。第七章为结语,提出本文的初步研究结论,阐述关于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中国特色”的认识,指出研究不足之处以及可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研究方向。本文认为,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立场出发,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是基于国家责任和情感道义的兄弟民族之间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守望相助、命运相依是大家庭的“家规”,在经济生活方面给予特别扶持、在文化生活方面给予特别尊重,在社会生活等方面给予特别照顾,是大家庭的“家教”。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集中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体现了“四海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传统观念下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是在我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国情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一项重要宏观民族政策。同时该政策也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广泛运用于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其它经济战略或政策措施中,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体系中共同构成一个政策主体相同、政策目标相近、政策效果相辅相成的特色政策群,成为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呈现出鲜明的理论特色、制度特色、道路特色与实践特色。坚持、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必须讲两分法、两点论,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硬件与软件、物质与精神、供给与需求、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交钥匙”与“交支票”、“见物”与“见人”、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等十个方面的重要关系问题。
李杰[5](2020)在《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文中认为“对口支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基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及中部地区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发展水平存在的较大差距,以及地区之间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互补性的客观实际,为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最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于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实施并不断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政策、制度。对口支援的实施,在控制和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较快发展,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及其破解、“一带一路”的实施与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持续进行和发力,特别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为对口支援的创新、完善以及全方位、深层次的有效实施,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提供了新导向和新路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以《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为题,在充分借鉴现有理论成果及其观点的基础上,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府际关系理论和政策网络理论,经济学区域发展理论以及民族学民族发展理论,展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通过梳理对口支援政策的提出、发展历程、基本类型及其推广应用,明确对口支援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民族政策体系中的地位,探寻对口支援的价值目标、意图以及功能、作用,并对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绩效进行检视。研究发现,对口支援政策在促进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和作用。同时,存在着造血功能不足、援助效率不高以及制度激励不足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受一些因素使然:既有政策因素的影响,没有使多元主体形成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以及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又受任务设定的制约,诸如任务扩界、任务累加、任务分配、路径依赖以及利益博弈导致的目标分歧等;还有环境条件的约束,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经济发展滞后、社会环境独特以及国际环境条件复杂,等等。问题产生的原因,决定了问题解决的方式及其路径。对口支援中存在的问题,是由政策因素、任务设定以及环境条件等因素所致,这就决定了这一问题的解决应当遵循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等基本原则,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以及探寻其有效性的实现路径。首先,构建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长效机制。包括:一是对口支援目标机制,全面认识对口支援政策的特殊性和阶段性、强化“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以及产业支援要帮扶受援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二是对口支援动力机制,实现“互惠共赢”的利益分享、鼓励援助的“利益补偿”以及强化有关主体“利益共同体”意识等。三是对口支援约束机制,完善相关法律约束制度、建立严格的行政问责制度以及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等。四是对口支援协调机制,发挥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协调功能、坚持“科学规划”的工作方针以及建立健全“政府——市场——社会”统筹协调机制等。其次,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选择。一是紧紧围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加大对口支援的力度和有效性,破解当代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之间、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二是充分借力“一带一路”的实施和推进,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在两个“互联互通”中发挥对口支援的政策功能和作用。三是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围绕人力资源开发,加大教育、卫生、文化对口支援力度;深化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投资环境;通过“双向交流”、干部支援、在职培训等多种方式,加强西部人才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四是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在对口支援中推进西部民族地区制度建设的现代化: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并且有效发挥制度效能,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和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间的良性互动,提高行政效能,优化资源配置。
顾超[6](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白证尹[7](2020)在《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99年9月,中共中央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2019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制定西部大开发新的指导意见”,这表明,西部大开发和开放工作即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节点,本文整理西部大开发政策研究的相关理论、实践经验和研究方法,对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的政策进行阶段性梳理,从理论层面分析政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运用合成控制法来测度和分析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程度。同时,从资源禀赋、市场化水平、地方政府效率等方面探究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深层次原因,为研究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考察视角。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对西部整体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通过省际比较,发现对陕西、内蒙古、重庆、青海和宁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显着的促进作用;对云南、新疆和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而对四川的影响并不显着。通过对西部地区39个地级市的考察,发现政策效应呈促进、抑制、不显着作用的城市个数比为5:4:4。第二,通过对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影响因子进行测度和分析,发现自然条件成本系数降低了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边际效用,而市场化水平和地方政府效率则提高了政策的边际效用,而且三个影响因子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第三,西部大开发提高了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缩小了区域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但对市场化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在逐渐减弱,对地方政府效率和人力资本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差异显着。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建议,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需要从总体性政策转向差异化区域政策;继续增加西部地区基础建设投资,同时加强西部各省市“软环境”的建设;提高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扩大对外开放,把握“一带一路”发展机遇;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地方政府效率,建立官员长期绩效考核机制。
王小宁[8](2019)在《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文中指出健康是人的基本诉求与权利,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公众健康水平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两大因素。合适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能通过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提高环境质量进而有效改善公众健康,因此探索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遵循“文献评述—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环境规制的现状及问题—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实证检验—对策建议”的逻辑展开研究,以西部地区为研究对象,从环境规制工具视角,基于经济增长的多维度,首先全面评估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继而将经济增长作为促进公众健康的主要路径,揭示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作用机理,并由此得出优化环境规制保障公众健康的路径。具体来说,本文研究主要内容如下:从保障公众健康是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出发,本文将环境规制概念界定为:环境规制是指政府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而保障公众健康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从我国当前环境政策实践来看,环境保护法主要关注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两个目标,保障公众健康虽然列入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但由于缺乏具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撑,尚未真正进入法律制度安排,而学术界主要关注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和环境效应,对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关注相对薄弱。人类发展的真正目的是长寿且健康的生活,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将保障公众健康作为环境规制的根本目的,更能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理论分析。在梳理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理论和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从理论的角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首先从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四个经济增长维度,分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其次分析经济增长的四个维度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最后分析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实践,以及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及效果,将环境规制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开创、发展、深化和成熟阶段,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支持。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采用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分别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绿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显着正相关,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都显着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数量增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抑制经济增长绿色水平,整体上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U型关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均显着地负相关,整体上抑制了经济增长。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经济增长不同维度的差异化影响证明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渠道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存在多重路径,需要分别考察。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实证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运用Baron和Kenny的三步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就总体效应而言,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效应为正但不显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显着地改善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显着地降低了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就中介效应而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三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但总效应为正,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这个中介变量增强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通过经济增长数量、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绿色水平这四个中介变量削弱了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公众健康效应,且总效应为负。从经济增长综合指数来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都通过抑制经济增长缓解了公众健康的恶化,不同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改善效应,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公众健康净效应为恶化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效果优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判断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处于环境规制演变的第三阶段,公众参与型市场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处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期。这对于下一步如何调整环境规制政策以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提供了较为明确的思路和方向。西部地区改善公众健康水平的政策建议。首先需要优化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来改善公众健康水平,论文提出从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和优化环境管理体制三个方面来优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和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两个方面优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从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进行优化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其次重点从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和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方面促进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环境规制—经济增长—公众健康”的研究路径分析环境规制的健康效应,并构建以经济增长为中介变量的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具体作用机理,是对“环境规制—环境污染—公众健康”传统研究思路的完善,有助于厘清环境规制对公众健康的影响路径,对优化环境规制政策实现“环境—经济—健康”系统协调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张军谋[9](2019)在《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文中指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大问题,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跨越“中等发展陷阱”的重要途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建设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制度性大变革往往会带动一系列生产要素的高效流通和社会公平的大发展,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关系向更高级的形态演化。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疆,是我国疆域中远离国家核心区域且与邻国相接的特定地域组成部分。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确立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党和国家在这一地区通过不断深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领域的体制改革,为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加速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转型升级进程。然而,由于新疆地缘政治、民族构成、经济发展条件以及人文社会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在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体制改革中,许多由经济社会发展引发的区域问题常常会与当地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恐怖主义、外交争端、国际霸权等交织叠加,对新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构成了巨大的阻力。这种局面不仅严重阻滞了新疆经济社会体制现代化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影响了我国小康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和安定团结的大局,使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当地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为了能更加明确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联互动关系,为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确立一个分析框架,研究选取我国西北边疆民族社会特征典型的新疆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2006-2015年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领域的面板数据,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两个维度,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从机制构建视角对新疆经济社会协同发展问题展开研究,揭示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演化机制规律,从经济社会的价值理性角度,对新疆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调节提供合理的秩序,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形成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力求通过各种制度的综合机制作用,减少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创新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发展模式,提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绩效,有效改变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互动发展过程中由于创新性不足而形成的“路径依赖”现象,为新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构建和谐边疆提供参考和科学建议。研究的思路遵循问题提出-方法构建-实证分析-问题出路的技术路线,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关联度、耦合度、协同发展度展开计量研究分析。研究进一步运用自组织理论构建了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的哈肯模型,并对两者的演化机制展开定量分析,计算推导出不同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系统的序参量演变特征。分析结果表明:这一时期,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主要参数随时间的推移产生的综合效应正在逐步呈现出来,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正在成为一个彼此关联的复合型系统,整个系统的发展愈加依赖两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质量的不断提高,而不是依赖单纯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某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提高。但在这两者协同关系演化过程中,还存在各自发展水平相对滞后和不平衡、两者的矛盾冲突有所加剧、边界不清相互侵犯干扰、协同内生动力作用不足、“路径依赖”现象严重等问题。通过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的多层次测评分析,以及对协同机制演化困境及产生原因的综合判断,提出了完善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的构想和具体内容。研究在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相关问题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1)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整体处于中等协同水平;(2)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评价体系不完善;(3)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较大的结构性矛盾;(4)新疆经济发展制度与社会稳定制度供给不完善;(5)新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协同机制体系不完善;(6)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内生动力不足;(7)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模式处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过渡阶段;(8)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关系处于“帕累托改进”状态。针对以上问题,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1)树立协同发展理念,倡导质量兴疆战略;(2)克服形式主义,构建多层次和多元化的协同发展评价体系;(3)强化自身调节,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4)加强政策设计,保障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制度的有效供给;(5)避免“路径依赖”,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协同绩效;(6)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内生动力;(7)强化协作关系,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协同创新能力;(8)加大跨领域信息沟通,提高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公共价值;(9)加快经济社会建设的步伐,打击“三股”势力的破坏活动。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1)在研究思想方面,弱化各种经济社会管理手段工具理性,强调经济社会价值理性在新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且将两者产生的正向作用力传导于双方系统。在此基础上,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由冲突转向统一,由外部相关转向内部相关,由静态关联转向动态关联,由政策性的稳定转向价值性的稳定。从而提升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内生性发展动力,最终使新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走向长期自觉契合的状态。(2)在研究观点方面,采用结构性的观点,把新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置于两者结构特征与功能作用发挥的统一整体中,分别从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中进行研究,揭示新疆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质和运动规律。其次是研究观点从传统的族际主义治边观点向区域主义治边观点转变。把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统一于区域和谐发展的视角,研究两者双向互动均衡发展的途径,这与对这类问题常见的“历史/政治”或“民族/政治”的研究范式有所不同。(3)在研究方法方面,突出了对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定量研究手段,使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能够得到科学的反映。
王璟谛[10](2019)在《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合理的财税体制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统一有序、社会公平公正、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我国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区域自治是我国基于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安排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推进民族自治地方治理必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也是民族自治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自治地方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并提出了加大力度支持革命地区、民族自治地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给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边疆民族自治地方带来了新发展机遇。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坚实的财力保障和规范的制度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和原来国家战略大局安排,民族自治地区财政经济发展还明显地落后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自主财力还较为薄弱,目前中央支持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政策还欠稳定欠规范,转移支付力度与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需要深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背景下,加强在国家治理视角下开展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建立符合民族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收集八个民族省区的财政经济资料的基础上,针对民族自治地方存在的财政问题开展一定范围的实地调研,从国家治理视角对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历史文化和财政运行的特殊性进行再认识,按照“理论分析—统计描述—实证分析(案例分析)—改革设计”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全面分析了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体系、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政策、民族自治地方财政管理制度和债务管理制度等财政体制问题,以及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建设和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规建设问题,并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本论文主要的创新点和突破点为:一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现代财政制度框架(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和地方税体体系)的基础上进行论证和修订,并提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框架(财政收支体系、财政体制、财政管理制度和财政法律)。二是用历史唯物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分析,得出受国家发展战略影响,民族自治地方存在基本公共服务历史欠账,自身定位不准发展滞后等多重因素制约,在一定时期内,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优先于地方组织收入工作。三是论文提出民族自治地方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体现历史补偿原则,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持是民族自治地方成功从“输血”转向“造血”的重要保障。四是通过研究中央部委不当政策干预造成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优、资金使用绩效不高的案例,得出结论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重赋金、轻赋权的指导思想应该要调整,并进一步指出财政法制建设任重道远。五是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先试先行天然试验区,根据建设现代财政制度需要,先行全面深化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率先试行预算编制、执行、监督三分离的机构改革,尤其是突破人大机关职能职责的改革,率先推进财政大数据。
二、西部大开发与新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西部大开发与新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2)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的新疆口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导论 |
1.1 问题的提出 |
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1.3.1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开放理论”的研究 |
1.3.2 关于“新疆口岸”的研究 |
1.4 核心概念、相关理论及方法、创新点解读 |
1.4.1 核心概念 |
1.4.2 相关理论 |
1.4.3 研究方法 |
1.4.4 创新点 |
注释 |
第2章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与新疆口岸发展概述 |
2.1 新疆口岸发展概述 |
2.1.1 新疆口岸建设的历史与现状 |
2.1.2 新疆对外开放发展概述 |
2.1.3 新疆口岸基本要素解读 |
2.2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形成与发展 |
2.2.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 |
2.2.2 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 |
2.2.3 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 |
2.2.4 江泽民、胡锦涛对外开放思想 |
2.2.5 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 |
2.3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的新疆口岸建设与发展 |
2.3.1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中国改革开放 |
2.3.2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新疆口岸建设 |
2.3.3 新疆口岸建设完善党的对外开放理论 |
小结 |
注释 |
第3章 新疆口岸经贸往来推动全面开放新布局 |
3.1 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布局 |
3.1.1 铁路互联互通建设现状 |
3.1.2 公路互联互通建设现状 |
3.1.3 航空互联互通建设现状 |
3.1.4 管道互联互通建设现状 |
3.2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区域互利共赢 |
3.2.1 “一带一路”与周边国家战略对接 |
3.2.2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共建区域合作 |
3.2.3 凸显经济特区特殊地位 |
3.2.4 口岸金融改革先行先试 |
3.3 口岸助力新疆在经济走廊建设中节点作用凸显 |
3.3.1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打造能源通道 |
3.3.2 新亚欧大陆桥建设互联互通网络 |
3.3.3 中巴经济走廊助力中巴安全合作 |
小结 |
注释 |
第4章 新疆口岸安全防控保障边境地区安全与稳定 |
4.1 国家安全观语境中的口岸安全内涵解读 |
4.2 新疆反恐新常态下口岸安全影响因素剖析 |
4.2.1 国际安全局势的影响因素 |
4.2.2 周边地区安全局势的影响因素 |
4.2.3 新疆长治久安的影响因素 |
4.3 新疆口岸安全防控体系的形成及其成效 |
4.3.1 口岸反恐、去极端化机制 |
4.3.2 口岸助力中巴安全合作 |
4.3.3 口岸通关便利化 |
4.3.4 国家风险布控 |
4.3.5 新疆社会治理方案策辅助口岸构建安全环境 |
小结 |
注释 |
第5章 新疆口岸人文交流促进丝路沿线文明互鉴 |
5.1 新疆口岸人文交流的战略意义 |
5.1.1 口岸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
5.1.2 文化自信助力边境地区文化融合 |
5.1.3 文化传播加强边境民族国家认同 |
5.2 人文交流项目促进口岸地区“民心相通” |
5.2.1 跨境旅游拓展对外开放方式 |
5.2.2 跨境教育深化对外开放内涵 |
5.2.3 跨境医疗卫生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5.3 新疆口岸人文交流的创新性拓展 |
5.3.1 跨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和保护 |
5.3.2 依托丝路发展的特色文化产业体系 |
5.3.3 政府主导下的国际交流文艺演出 |
小结 |
注释 |
第6章 对外开放视角下的新疆口岸及其周边区域协调发展 |
6.1 口岸建设与周边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6.1.1 北疆口岸对地方经济持续辐射作用明显 |
6.1.2 南疆中心城市带动口岸发展 |
6.2 新疆口岸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
6.2.1 对口援疆之于新疆口岸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
6.2.2 乡村振兴之于新疆口岸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
6.3 口岸发展与新疆发展互促效应展望 |
6.3.1 政策引领边境口岸及其腹地城镇化发展 |
6.3.2 口岸核心城市拉动周边地区城镇化发展 |
小结 |
注释 |
第7章 在党的对外开放理论指导下进一步提升新疆口岸战略地位的思考 |
7.1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重大机遇 |
7.1.1 新时代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经贸机遇 |
7.1.2 新时代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安全机遇 |
7.1.3 新时代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人文机遇 |
7.2 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新疆口岸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
7.2.1 对外开放进程中新疆口岸面临的主要经贸挑战 |
7.2.2 对外开放进程中新疆口岸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 |
7.2.3 对外开放进程中新疆口岸面临的主要人文挑战 |
7.3 进一步提升新疆口岸战略地位的对策建言 |
7.3.1 以口岸经贸合作为抓手,推动新疆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 |
7.3.2 以口岸安全防控为抓手,提高新疆与周边地区安全治理能力 |
7.3.3 以口岸人文交流为抓手,助推新疆与周边地区的“民心相通” |
小结 |
注释 |
参考文献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致谢 |
(3)新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成功案例研究 ——以沙湾县安集海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1.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1.1 选题背景 |
1.2 选题意义 |
2.国内外研究现状 |
2.1 国外研究现状 |
2.2 国内研究现状 |
2.2.1 特色产业相关研究 |
2.2.2 精准扶贫相关研究 |
3.相关概念界定 |
4.内容概括和研究方法 |
4.1 内容概括 |
4.2 研究方法 |
第一章 田野点概况 |
1.1 新疆沙湾县县情 |
1.2 安集海镇简介 |
1.2.1 安集海镇人口情况 |
1.2.2 安集海镇自然气候 |
1.2.3 安集海镇主要农作物情况 |
1.2.4 安集海镇经济情况 |
第二章 沙湾县安集海镇贫困原因与扶贫历程 |
2.1 沙湾县安集海镇前期贫困的原因 |
2.1.1 自然灾害原因 |
2.1.2 文化原因 |
2.1.3 多民族贫困户自身原因 |
2.2 沙湾县安集海镇扶贫的发展历程 |
2.2.1 第一阶段:粗放式扶贫——政府兜底,纳入低保 |
2.2.2 第二阶段:政府相关活动扶贫——扶贫又“扶智” |
2.2.3 第三阶段: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
第三章 沙湾县安集海镇辣椒产业扶贫发展优势 |
3.1 政府政策 |
3.1.1 国家层面 |
3.1.2 自治区层面 |
3.1.3 沙湾县层面 |
3.2 精准的区域特色产业选择 |
3.2.1 相对比较优势 |
3.2.2 专业化程度 |
3.2.3 竞争能力 |
3.3 龙头企业——以新疆安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例 |
3.3.1 市场引导作用 |
3.3.2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
3.3.3 推进农业产业化 |
3.4 “合作社+”的农户参与模式 |
3.4.1 强化镇区多民族农户的市场主体地位 |
3.4.2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
3.4.3 降低小农户的交易成本 |
3.4.4 跨区域发展 |
3.5 多民族贫困户社会方面的转变 |
第四章 沙湾县安集海镇特色产业扶贫成功经验 |
4.1 政府发挥着特色产业扶贫的主体地位 |
4.1.1 精准定位辣椒产业 |
4.1.2 加大跨区域合作,增加项目引进 |
4.1.3 建设产业基地,完善辣椒基础设施 |
4.2 “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
4.2.1 龙头企业的引进与培育 |
4.2.2 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
4.2.3 辣椒专业合作社的帮扶作用 |
4.3 各民族贫困者内生发展动力 |
第五章 “安集海模式”对新疆扶贫的特色经验推广 |
5.1 政府要发挥组织和领导作用 |
5.1.1 立足资源禀赋,选准特色产业 |
5.1.2 加大投入,引入优势项目 |
5.1.3 加大力度,打造县域品牌 |
5.1.4 加大对外开放,提高特色产业外向度 |
5.2 龙头企业要发挥特色产业扶贫帮扶作用 |
5.2.1 延长产业链,推动产业集约化发展 |
5.2.2 实现订单农业,提高农户抵御风险能力 |
5.2.3 扩大销售市场,提高企业实力 |
5.3 农业专业合作社发挥对各民族贫困户的集聚作用 |
5.3.1 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5.3.2 构建以农业合作社为核心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
5.3.3 形成完善的监管体制 |
5.3.4 扩大合作社与市场的联系 |
5.4 不断提高各民族贫困户的信心和决心 |
5.4.1 转变思想,积极投身于脱贫攻坚战 |
5.4.2 掌握技术,提升能力 |
5.4.3 确定贫困人口主体地位,提高素质技能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作者简介 |
附件 |
(4)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缘由与价值 |
1.2 研究现状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1.3 研究范围思路与方法 |
1.3.1 研究范围 |
1.3.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1.3.3 研究方法 |
1.4 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1.4.1 重点难点 |
1.4.2 可能的创新之处 |
第2章 对口支援的理论阐释 |
2.1 对口支援的概念 |
2.1.1 对口支援概念的界定 |
2.1.2 对口支援的类型划分 |
2.2 对口支援的属性 |
2.2.1 公共政策属性 |
2.2.2 制度与体制机制属性 |
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理论支撑 |
2.3.1 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
2.3.2 政府间关系理论 |
2.3.3 民族政策与民族工作原则相关理论 |
2.3.4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 |
第3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内涵分析 |
3.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
3.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文本的概况 |
3.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政策工具 |
3.1.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价值取向 |
3.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原因 |
3.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背景 |
3.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制定的原因 |
3.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典型特征 |
3.3.1 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相统一 |
3.3.2 互帮互助与互惠互利相统一 |
3.3.3 民族政策与政策工具相统一 |
第4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及民族关系的互动 |
4.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法规建设的互动 |
4.1.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的成效 |
4.1.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存在的问题 |
4.1.3 在依法治国中推进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法律化 |
4.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互动 |
4.2.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实践中的民族关系意蕴 |
4.2.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与民族关系发展的辩证关系 |
4.2.3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中的民族关系调控机制 |
第5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与基本经验 |
5.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实践过程 |
5.1.1 初步萌芽时期(1949—1978年) |
5.1.2 初步探索时期(1979—1982年) |
5.1.3 快速发展时期(1983—1991年) |
5.1.4 优化提升时期(1992—2009年) |
5.1.5 纵深推进时期(2010年至今) |
5.2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
5.2.1 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 |
5.2.2 资金和项目是重要基础 |
5.2.3 对口支援干部人才是关键 |
5.2.4 科学规划是重要前提 |
5.2.5 改善民生和产业带动是着力点 |
5.2.6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根本 |
第6章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挑战与对策建议 |
6.1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面临的挑战 |
6.1.1 兼顾发挥发达地区优势与增强民族地区内生动力 |
6.1.2 兼顾满足民族地区共性需求与特殊需求 |
6.1.3 兼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提高社会力量有效参与 |
6.1.4 兼顾加强政策执行与强化政策绩效评估 |
6.2 完善和创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的对策建议 |
6.2.1 正确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 |
6.2.2 正确处理好硬件与软件的关系 |
6.2.3 正确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 |
6.2.4 正确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
6.2.5 正确处理好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 |
6.2.6 正确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 |
6.2.7 正确处理好“交钥匙”与“交支票”的关系 |
6.2.8 正确处理好“见物”与“见人”的关系 |
6.2.9 正确处理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
6.2.10 正确处理好对口支援与互利合作的关系 |
第7章 结语 |
7.1 初步研究结论 |
7.2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深化之处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致谢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R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文献梳理与述评 |
一、文献梳理 |
二、文献述评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一、研究思路 |
二、结构安排 |
第二章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基本认识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一、对口支援 |
二、西部民族地区 |
三、府际关系 |
四、财政转移支付 |
第二节 理论资源准备 |
一、区域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二、府际关系理论及其适用性 |
三、政策网络理论及其适用性 |
四、民族发展理论及其适用性 |
第三节 对对口支援的科学认识 |
一、政策地位:对口支援已是事实上的国家战略 |
二、政策价值:对口支援是中国特色的政策创新 |
三、政策本质:对口支援是地方政府间的帮扶与合作 |
四、实施结果:对口支援使中央实现对地方治理的嵌入 |
第三章 历史考察: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化历程 |
第一节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的历史图卷 |
一、孕育与萌芽阶段 |
二、提出与实施阶段 |
三、发展与检验阶段 |
四、完善与提高阶段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重心的转换 |
一、重政治功能、轻经济功能 |
二、重经济功能、轻政治功能 |
三、政治、经济、社会功能并重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意图 |
一、维护边疆稳定 |
二、培育市场经济 |
三、协调区域发展 |
四、促进民族发展 |
第四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拓展 |
一、重大工程建设 |
二、重大灾害救助 |
三、东西扶贫开发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
第四章 制度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制度体系 |
第一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文本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法律依据 |
二、对口支援的行政依据 |
三、对口支援的政策配套 |
第二节 对口支援的政策主体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主体结构 |
二、对口支援政策中的府际关系 |
三、对口支援政策中主体利益的实现 |
第三节 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动力机制 |
二、对口支援的工作机制 |
三、对口支援的协调机制 |
第四节 对口支援政策的功能分析 |
一、对口支援的现实功能 |
二、对口支援的根本功能 |
三、对口支援的价值功能 |
第五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具有制度的可能性 |
第五章 实践检验: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绩效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政策实施状况 |
一、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作概况 |
二、对口援疆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三、对口援藏的规模与实施过程 |
第二节 对口支援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
一、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三、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测量 |
第三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政策实施中的问题 |
一、造血功能不足:受援地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
二、援助效率低下:资金的投入——产出比不高 |
三、制度激励不足:支援方的援助积极性不高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实践的现实需求 |
第六章 制约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绩效的因素分析 |
第一节 政策因素: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制度不完备 |
一、政策主体:没有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工作格局 |
二、运行机制:没有形成具有足够内驱力的政策运作机制 |
三、政策工具:没有形成一整套精细化的政策工具 |
第二节 任务设定: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任务繁杂 |
一、任务扩界:政策实践不能承受的“任务之重” |
二、任务累加:支援方政府陷入“两难的境地” |
三、任务分配:结对关系固化造成“厚此薄彼” |
四、路径依赖:对口支援使中央“责任感下降” |
五、目标分歧:利益博弈导致工作“敷衍了事” |
第三节 环境约束: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环境复杂 |
一、政治环境: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环境特殊 |
二、经济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 |
三、社会环境: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独特 |
四、国际环境:西部民族地区国际背景复杂 |
第四节 小结:对口支援“再制度化”是政策发展的必然选择 |
第七章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 |
第一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基本原则 |
一、中央统筹与地方联动 |
二、规划先行与科学发展 |
三、软硬结合与突出重点 |
四、坚持互利与加强合作 |
第二节 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机制构建 |
一、构建合理的对口支援目标机制 |
二、构建有效的对口支援动力机制 |
三、构建严格的对口支援约束机制 |
四、构建完善的对口支援协调机制 |
第三节 新时代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的路径优化 |
一、新背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 |
二、新机遇:借力“一带一路”倡议 |
三、新定位:助力“西部大开发”战略 |
四、新路径:走“现代化治理”之路 |
结语 |
一、本项研究的主要结论 |
二、本项研究的特色与创新 |
三、本项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口支援府际关系的动态演化 |
附录二:基于“合成控制法”对援藏、援疆工作经济性产出的测算 |
附录三:对口援藏重大项目情况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价值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致谢 |
(7)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
1.2.2 研究方法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1.4 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2.1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评价的研究 |
2.2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区域差异的研究 |
2.3 西部大开发区域异质性影响因素的研究 |
2.4 西部大开发对区域均衡发展的影响研究 |
2.5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西部大开发政策演进轨迹与理论分析 |
3.1 西部大开发20年政策梳理及理论分析框架 |
3.1.1 西部大开发政策阶段性梳理 |
3.1.2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3.2 西部大开发政策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
3.2.1 影响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因素 |
3.2.2 资源禀赋差异影响产出的作用机制 |
3.2.3 市场化水平差异影响产出的作用机制 |
3.2.4 地方政府效率差异影响产出的作用机制 |
第四章 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评估以及区域异质性测度 |
4.1 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评估方法 |
4.1.1 方法选择和模型设计 |
4.1.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4.2 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评估结果 |
4.2.1 西部各省份合成控制拟合情况 |
4.2.2 西部地区各城市合成控制拟合情况 |
4.3 净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测度和分析 |
4.4 有效性与稳健性检验 |
4.4.1 稳健性置换检验 |
4.4.2 双重差分法稳健性检验 |
第五章 净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的作用机制检验 |
5.1 区域异质性影响因子数理统计分析 |
5.1.1 要素禀赋的测度和分析 |
5.1.2 市场化水平测度和分析 |
5.1.3 地方政府效率值测度和分析 |
5.2 西部大开发政策效应区域异质性影响因子检验 |
5.2.1 模型设定 |
5.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5.2.3 影响因子对政策效应的边际影响程度 |
5.2.4 稳健性检验 |
5.3 西部大开发政策作用机制分析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6.1 结论 |
6.2 政策建议 |
6.3 文章不足之处与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8)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
1.1.1 选题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1.2.1 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
1.2.2 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3 环境规制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4 环境规制、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的研究 |
1.2.5 文献评述 |
1.3 研究方法 |
1.4 技术路线 |
1.5 内容安排 |
1.6 创新之处 |
第2章 基本概念界定与相关基础理论综述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2.1.1 环境规制 |
2.1.2 经济增长 |
2.1.3 公众健康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2.2.1 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 |
2.2.2 经济增长理论 |
2.2.3 健康生产函数 |
2.3 本章小结 |
第3章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和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3.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 |
3.1.1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假说 |
3.1.2 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
3.2 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 |
3.2.1 经济增长数量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2 劳动生产率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3 产业结构升级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2.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对公众健康的影响机理 |
3.3 环境规制影响公众健康的机理分析—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3.3.1 基于经济增长四个维度的中介效应 |
3.3.2 基于经济增长中介效应的总体分析 |
3.4 本章小结 |
第4章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状况分析 |
4.1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演进历程 |
4.1.1 环境规制的起步阶段(1949-1978年) |
4.1.2 环境规制的发展阶段(1979-1999年) |
4.1.3 环境规制的深化阶段(2000-2020年) |
4.2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1 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2 西部地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2.3 西部地区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度量 |
4.3 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 |
4.3.1 地方政府在思想上对环境保护重要性认识不足 |
4.3.2 地方政府在行动上对环境规制政策执行力度不足 |
4.3.3 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体制上权责不清 |
4.3.4 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工具上重政府、轻市场 |
4.3.5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上对公众参与重视不够 |
4.4 本章小结 |
第5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
5.1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现状 |
5.1.1 经济增长数量 |
5.1.2 劳动生产率 |
5.1.3 产业结构升级 |
5.1.4 经济增长绿色水平 |
5.1.5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综合指数 |
5.2 环境规制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5.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5.2.2 实证结果分析 |
5.3 本章小结 |
第6章 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公众健康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 |
6.1 西部地区公众健康水平 |
6.2 环境规制基于经济增长影响公众健康的中介效应实证分析 |
6.2.1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
6.2.2 实证分析结果 |
6.3 本章小结 |
第7章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的政策建议 |
7.1 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1.1 深化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
7.1.2 强化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政策的执行力度 |
7.1.3 优化环境管理体制 |
7.2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2.1 完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运行的制度基础 |
7.2.2 健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执行中的监管体系 |
7.3 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工具的优化 |
7.3.1 增强西部地区公众环境保护意识 |
7.3.2 健全西部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
7.3.3 完善西部地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保障 |
7.4 西部地区保障公众健康水平的其他政策建议 |
7.4.1 坚持环境规制的健康优先责任原则 |
7.4.2 改进经济增长考核指标 |
7.4.3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
7.5 本章小结 |
第8章 结论、不足与研究展望 |
8.1 主要观点与研究结论 |
8.2 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9)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问题的缘起及提出 |
1.1.1 问题的缘起 |
1.1.2 问题的提出 |
1.2 研究背景 |
1.2.1 国际背景 |
1.2.2 国内背景 |
1.3 研究意义和目的 |
1.3.1 理论意义 |
1.3.2 实践意义 |
1.3.3 研究目的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1.4.1 研究方法 |
1.4.2 研究思路 |
1.5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1.5.1 研究的创新 |
1.5.2 研究的不足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2.1 研究综述 |
2.1.1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
2.1.2 国内外对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 |
2.1.3 国内外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的研究 |
2.1.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2.2 理论基础 |
2.2.1 边疆研究理论 |
2.2.2 经济发展理论 |
2.2.3 社会稳定理论 |
2.2.4 协同发展理论 |
第3章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理及方式 |
3.1 核心概念内涵 |
3.1.1 经济发展 |
3.1.2 社会稳定 |
3.1.3 协同 |
3.1.4 协同机制 |
3.2 协同机理分析 |
3.2.1 系统的开放性特征形成演化的交换机制 |
3.2.2 非平衡性动态势能是经济社会协同演化的重要动力 |
3.2.3 涨落促进协同演化关系从无序到有序 |
3.2.4 非线性作用的整体性发展 |
3.3 协同方式 |
3.3.1 矛盾个体之间的分化与统一 |
3.3.2 共治共建的集体行动 |
3.3.3 多元组织实现经济社会资源共享配置 |
3.3.4 博弈运动中实现新的均衡 |
3.3.5 现实的整体性发展 |
第4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水平测评 |
4.1 协同机制建设的现状 |
4.1.1 思想政治建设现状 |
4.1.2 组织基础建设现状 |
4.1.3 制度建设现状 |
4.1.4 发展格局现状 |
4.2 协同水平测度 |
4.2.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4.2.2 数据来源及评价方法 |
4.2.3 变量的选取及计算 |
4.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关系分析评价 |
4.3.1 关联度分析 |
4.3.2 耦合度分析 |
4.3.3 协同发展度分析 |
4.3.4 总结评价 |
第5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演化及困境分析 |
5.1 序参量演化模型的构建 |
5.2 变量选取及计算 |
5.3 协同机制演化分析 |
5.4 协同机制演化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5.4.1 困境分析 |
5.4.2 原因分析 |
第6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发展的构思 |
6.1 对现有协同机制进行优化 |
6.2 构建新的协同机制 |
6.3 协同机制构建的原则 |
6.3.1 人本性原则 |
6.3.2 价值理性原则 |
6.3.3 正义性原则 |
6.3.4 成本原则 |
6.3.5 实效原则 |
6.4 丰富协同机制的内涵体系 |
6.4.1 理念的转化 |
6.4.2 环境的优化创新 |
6.4.3 组织体系的创新 |
6.4.4 方法的革新 |
第7章 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的完善 |
7.1 经济发展机制完善 |
7.1.1 构建科学的资源开发机制 |
7.1.2 制定合理的产业协调机制 |
7.1.3 建立长效反贫困机制 |
7.1.4 加大科技创新机制 |
7.1.5 实现经济均衡发展机制 |
7.2 社会稳定机制完善 |
7.2.1 优化社会日常管理机制 |
7.2.2 强化流动人口管理机制 |
7.2.3 推行风险社会监管机制 |
7.2.4 完善民族社会公平机制 |
7.2.5 加强民族团结机制 |
7.3 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完善 |
7.3.1 优化协同动力机制 |
7.3.2 调整协同运行机制 |
7.3.3 完善协同保障机制 |
第8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8.1 研究结论 |
8.2 对策建议 |
8.3 未来展望 |
结束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1.1 选题背景 |
1.2 主要研究范围和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
1.3 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1.4 文献述评 |
1.5 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
1.6 研究的难点与创新 |
第二章 国家治理与财政相关理论基础 |
2.1 国家治理 |
2.2 财政分权理论 |
2.3 财政职能划分 |
2.4 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财政相关理论 |
2.5 构建符合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意义 |
第三章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再认识 |
3.1 .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特殊性的再认识 |
3.2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3.3 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发展特殊性的再认识 |
3.4 民族自治地方地理生态和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再认识 |
3.5 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对财政问题的影响 |
第四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问题分析 |
4.1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支出情况分析 |
4.2 民族自治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水平分析 |
4.3 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补助收入分析 |
4.4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支关系的实证分析 |
4.5 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
第五章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的制度分析 |
5.1 加强民族自治地方财税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
5.2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财政关系分析 |
5.3 民族自治地方分级财政体制问题 |
5.4 民族自治地方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5.5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收入制度的低效与缺失 |
5.6 民族自治地方债务管理制度缺失 |
第六章 建设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体系的政策建议 |
6.1 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现代财政制度总体构想 |
6.2 建立并完善财政收支体系,夯实民族自治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
6.3 坚持并完善符合民族区域自治的财政体制机制,理顺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政府间关系 |
6.4 .构建现代财政法律体系,提升民族自治地方财政法治化水平 |
6.5 创新配套地方性法规和制度 |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一、已公开发表的论文 |
二、主持或参与研究的课题 |
后记 |
四、西部大开发与新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论文参考文献)
- [1]西部大开发视域下《人民日报》涉疆报道的策略及优化研究[D]. 王琴. 湖南理工学院, 2021
- [2]党的对外开放理论视阈下的新疆口岸研究[D]. 马蓓. 新疆大学, 2020(06)
- [3]新疆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成功案例研究 ——以沙湾县安集海镇为例[D]. 刘建颖. 石河子大学, 2020(08)
- [4]中国特色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政策研究[D]. 苏杰. 西南民族大学, 2020(03)
- [5]对口支援西部民族地区研究[D]. 李杰.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6]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7]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的区域异质性研究[D]. 白证尹. 西北大学, 2020(07)
- [8]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D]. 王小宁.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9]新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协同机制研究[D]. 张军谋.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10]国家治理视角下民族自治地方财政问题研究[D]. 王璟谛.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