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农民负担需要“三休”和“三站”

一、减轻农民负担要“三破”、“三立”（论文文献综述）

万茵^[1]（2015）在《时政记者》文中指出引子《柳志忠:从部长到死囚》在《深度调查》栏目播出之后,神州电视台的出镜记者李晓婧便一夜成名。一个初闯京城的姑娘,轻而易举地就浪得如此虚名,作为她的伯乐,短暂的欣慰过后,我在心中升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愤怒。在电视台一楼大厅一角的咖啡座里,我约见了李晓婧。"你成名了,祝贺你。"本想调侃一下她说"你成‘名记’了",但话已滚到舌尖,觉得不够庄重,临时就咽了回去。"应主任,谢谢,您不给我机会,我今天什么都没有。"

范明,胡宗洪^[2]（2015）在《欠发达地区推动农民创业的思考——以江西省瑞金市为代表》文中指出推动农民创业,是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根本途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当前农民创业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趋势,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破解欠发达地区在推动农民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千方百计激活农民创业热情,建立创业指导机制,改善农民创业环境,打造农民创业平台,全面掀起农民创业的热潮,实现解放农民、转移农民、富裕农民的目标,推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刘岩^[3]（2013）在《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文中提出1949年中共建国后,农村运动连绵不绝,但没有任何一场运动能像“农业学大寨”那样对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生活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大寨在起初能够引起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重视,主要还是靠大寨人苦干得出的实在成就,这对于引领国人走出由于“大跃进”而造成的粮食恐慌阴影是十分必要的。自始至终,大寨人一直坚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学大寨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场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动的学先进的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它主要是当权者用政治运动的强制办法来维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高度集体化的体制。论文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来探讨农业学大寨的原因及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共建国后的农村农业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与实践,深入总结其中的经验与教训。从全国范围来看,学大寨运动以文革为界分为两个时期。1964-1965年间,主要是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推广他们在建设“大寨田”、科学种田、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经验；1966年文革爆发后,“大寨红旗”逐步从一个发展生产的先进典型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经验被不断神化,对“大寨”的态度成为评判每个干部功过优劣,评判农村工作成败得失的唯一标准。学大寨运动变成了一场席卷全国农村无所不包的强制性政治运动,“穷过渡”、“割尾巴”、收自留地、取消家庭副业、关闭集市贸易等在全国得到推广。本文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来探究学大寨的前后经过及其影响。宿迁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体现了当时动员、传播、控制的有效性。宿迁地处欠发达地区,生产条件的恶劣使当地群众产生强烈的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学大寨的十几年时间里,宿迁在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粮食增产等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75年还被评为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这也表明宿迁在学大寨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由于领导人缺乏经济建设经验,普通的群众政治文化水平低,而动员、传播控制引起宿迁基层权力组织出现结构性变动,导致利益分配出现偏差,过分侧重领袖意识和组织、宣传技巧在社会动员中的作用,突出具体执行者和人为树立的典型的行为后果,而忽略了众多参与者的行为和意愿。于是宿迁成为大寨在全国的翻版之一,几乎毫无保留的继承了大寨的“硬伤”,尤其是突出了大寨在阶级斗争、铲除资本主义等方面的经验,使这场运动带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从总体上看,宿迁县在学大寨运动中,成绩显着,问题不少。

刘宝吉^[4]（2013）在《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文中指出作为鲁南地方居民对1925年至1931年间严重的社会生态灾难（集中体现在泛滥成灾的匪患上）的应激反应,大刀会的传播与扩散是一种地方性的文化迁移现象。这一社群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再造了地方社会结构,修复了被土匪所破坏的地方社会生态,而莒县、沂水大刀会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典型。然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鲁南旗会事件以一系列冲突的形式发生,并最终导致了黄石山惨案,莒沂大刀会由此走向了它的终点。鲁南旗会事件发生在韩氏主鲁初年,一个全新的地方社会秩序正处于重建之中。在这一国家主导的过程中,莒沂青旗会不仅面临着合法性的困境,还在自卫和自治两个方面上与政府发生了冲突。作为一种强势的文化权力网络,国家的归来对地方社会场域产生了微妙变化,地方政府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员能力,而莒沂青旗会的悲剧性结局正与此密切有关。不过,国家的扩张也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境,最终导致了地方社会生态的再度恶化。大刀会在鲁南的出现与消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地方性社会文化现象。一方面,作为地方居民的一场社会文化实践,大刀会的启动方式是地方社会生态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大刀会的消失是它与国家这一巨大的文化系统个体在地方社会场域中冲突、斗争的结果。鲁南大刀会的遭遇不仅折射了“近代”以来（特别是民国以来）地方民众一些共同的遭遇,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一些深层互动,更是一场地方性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对话,而这种对话一直持续至今。

罗义云^[5]（2012）在《侗族社会结构与生存策略 ——桃源村的个案研究》文中提出侗族生活在黔、桂、湘三省交界地带，历史上，这一区域的人们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侗族社会的生存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性的危机，主要表现在战乱、匪盗、械斗、苛政等方面；二是自然性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农业灾害、粮食短缺、瘟疫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粮食短缺。因为持续的生存危机的存在，可以说侗族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族群，安全原则成了社会建构的基本准则。本文以一个村落为个案，从聚落形态、村与村的关系、村与寨的关系、主体信仰、社会分层、民间权威、家庭结构、社会网络、生育观念、婚姻观念等方面对侗族社会结构进行了剖析，揭示了侗族社会的一整套生存策略和生存伦理。无论是社会性危机还是自然性危机都促成了这一区域人口不断地迁徙。人口的迁徙不仅形成了多民族杂居的格局，也使侗族融入了相当程度的外族血统。落荒而来的移民从两个方面构建了自身的生存保障系统，一是个人（家庭）层面的保障，主要应对的是自然（物质）性的生存危机；二是村寨（族群）集体层面的保障，主要应对的是社会性的生存危机。当一个社会过于强调某种需求时，它很容易丧失或忽视其他的机会，安全与发展的两难在侗族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得以体现。当人们面对严峻的生存压力时会自然依赖群体性的力量，侗族人民从三条路径获得这种力量。首先是建立地域共同体。零散的移民通过高度的聚居构建了一个个规模巨大的村寨，一座村寨就是一座防御性的堡垒。这种在“安全第一”原则下选择的聚落形态严重背离了生态原则，最突出的问题是加重了农耕的负担和严重的火灾威胁。其次是建立社会共同体。各方而来的移民通过结拜兄弟、共同的村落祖先崇拜——萨崇拜构建了一个村落整体的拟制血缘宗族，从精神层面形成了统一的社会认同。在这个拟制的宗族体内，根据落寨（定居）的先后、经济的贫富、鬼蛊的有无建立社会等级秩序，贫穷的、后落寨的移民则可能沦入半人半鬼的境地处于社会底层。村落祖先的祭祀仪式体现了这种社会等级安排。寨老权威的存在维持了村落在行动上的统一性，是维护村落公益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寨老行为也强烈体现了个人意志而可能违背集体利益。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存在不断的迁徙，后来的移民为了获得村落的庇护归附于迁入地的社会体系，村落社会的主体架构依然稳定。最后是村落联盟的建立。当生存的压力足够大时就需要建立超越一村一寨的地域（族群）性的行动单位，村落联盟——款便是这样的行动单位。一个村寨会根据具体的情势需要参加多个（多次）的合款。合款根据事本主义的原则建立村与村的关系，不受村寨关系好恶的影响。除合款之外，侗族村寨之间还存在两种持久性的互动关系：互访和械斗。互访建立村际世交关系；械斗则形成世仇。村寨集体层面的世交或世仇关系基本上不影响个人层面的交往。个人（家庭）层面的生存策略主要是为获得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很大程度也受到集体生存策略的限制。农民通过囤积粮食来防备可能的歉收，通过维持大家庭模式为老人、单身汉等弱势成员提供生活保障，通过生育儿子为自己的老年贮备体力，这些是在个人（家庭）可控的范围内所做的选择。超越个体家庭能力所及的生活难题则要依赖结拜兄弟、姻族、歌班所建构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为了建立更有力的社会网络，村民倾向于在村内通婚，同时社会的等级观念又限制了婚姻选择，由此造成了包办婚姻与青年人自由恋爱的严重冲突，出现了“不落夫家”和“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模式。新中国建立以来，因为国家控制力量的增强，社会危机得以解除，集体层面的生存压力可以说已经消失。由此我们看到，原本紧密的聚落开始向外围扩散，传统的社会等级观念在年轻一代变得淡化，寨老的权威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村寨间的合款也仅限于娱乐性的内容。但是，目前来说这些变化都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村民的社会认同，村寨社会的内聚力依然强大，经常性的民间集体行动为我们展示了这种力量。随着村民大规模的外出打工和国家对农村的一系列扶持性政策的出台，他们开始有机会从村落之外获得物质资源，基本的温饱有了保障。现在的问题是，饥荒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村民试图通过囤积粮食和生育儿子来应对近期和长远的饥荒，这种策略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不仅限制了他们生活的改善也使出生性别比畸高，大量的男人失去了婚配的机会。

陈恩虎^[6]（2009）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区域农业经济研究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热门课题,至今已有许多成果问世。相对而言,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的研究较为滞后,并且研究领域和成果比较分散,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研究体系,其主要原因应当是学术界常常会以明清时代的巢湖流域与全国其他区域相比不具备“典型性”为由,漠视了对巢湖流域的经济研究。因此,努力填补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经济研究的空白,正是选题的学术价值所在。论文以明清时期（1368-1911年）巢湖流域农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探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人口和农作物种植结构、亩产水平的变化,农田水利兴修和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土地占有形态、租佃关系的发展演变和农村社会分层的变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区域特点等问题,进而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进行总体评价。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历史学的分析和综合、演绎和归纳之实证研究法,成为课题解释历史和行文的基本工具。同时,还借助历史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由于研究对象囿于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业经济,因此特别注重运用历史地理学的方法来考察农业变迁,从时间序列与空间差异方面对于研究所需资料进行详细的清理与考辨。把定量统计分析方法和定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通过定量分析,对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作物产量、劳动生产率作定量的分析。通过定性分析,全面考察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程度与水平。利用历史学中的比较法,分析巢湖流域与安徽省其它区域、本地区前后期的关系、异同和兴衰。选题研究的主干性材料为地方志、家谱一类的地方文献,并充分发掘现存的文书资料,对《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和第2卷收录的300份文书进行了学术辨正。从某种程度上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乃至辛亥革命以后,巢湖流域农村社会依然基本沿袭着固有的道路前行,基于这种原因,论文运用了民国前期的一些调查和统计资料。文中大量图表的运用,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的说服力。论文前有导言后有结语,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明清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占有形态与租佃关系；第三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四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圩田建设；第五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作物种植与亩产水平；第六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农村商品经济；第七章、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评价。其主要内容如下：巢湖流域在地理条件、地方行政和文化类型上,具有较多的一致性,是一个比较完整、边界清晰、较为独立的地貌单元,可以划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综合区域,为我国东部地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的研究提供一个相对理想的案例。在优越的自然条件,发达的水陆交通条件,重视水利的兴修,移民对巢湖流域农业的开发以及成熟的农业耕作技术、耕作制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的运动总体上呈发展状态,传统农业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超过前代的成就,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最高峰,对近代乃至现代巢湖流域农业和整个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生产力的因素之一劳动对象来看,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土地得到了深度的垦种,经历了抛荒-垦复-开拓的过程,嘉庆、道光时期,农业垦殖和耕地总数达到高峰。在巢湖流域水旱耕地结构中,圩田面积在本区耕地总面积中占有重要比例。土地开发与利用的特点体现在屯田以军屯为主；出现了沙田、塘涂田、湖田围田等多种新的垦殖方式；巢湖流域人民在开发和利用丘陵山区的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本地区相适宜的兴修小型塘坝水利形式。从生产力另一个因素劳动者的情况看,巢湖流域农业人口在明清之际增加得很快。至19世纪初,巢湖流域人口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绝对人口数字增加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已出现若干人口超百万的县。巢湖流域的人口构成中,外来移民一直占有较大比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的提高。巢湖流域在长期的传承和积淀中,逐渐形成了以水稻种植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链和农事活动。水稻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品种的繁多和优良品种的推广上。亩产量基本在二石左右,大约三百市斤／市亩,丰腴圩田亩产可达三四石,大约五六百市斤／市亩。明清时期巢湖流域的耕作方式、土地利用率,都已超过国内的平均水平,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稻田耕作技术,并有与生产各环节相匹配的生产工具。水稻耕作制度有明显进步,除双季稻是一个重大突破外,复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间作制和套种制也在不断发展,一年多熟的耕作制度已十分普遍,开始形成水、旱两种土壤耕作体系,实行水耕、旱耕结合,水旱轮作。土地的合理利用技术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利用山岗、湖溪、旱地、房屋田隙间等荒闲土地种植杂粮和经济作物上。巢湖流域经济作物品种齐全,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种植面积零星分散,单产低,产量少,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劳动人民因地制宜地创造了多种多样的水利设施,圩田是能够集中体现本区水利特点、反映本区水利问题、成为影响本地区农业生产的一种重要的农田水利形式,圩田的兴筑、维护、经营和管理,在防洪、排涝、灌溉、降渍等方面均起了积极作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是安徽重要产粮地区之一,粮食是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稻米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输出物品,粮食商品率有着显着提高,巢湖流域对保证江南粮食安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巢湖流域农村墟镇增长和发展过程中,众多的墟镇分处于不同层级的市场,在各种商业活动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通过商品的上下流通,这些墟镇互为一体,基本形成了以集市与庙会相结合的、且具有多样性为特色的农村市场网络。农村市镇的发展和粮食作物的商品化,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市场网络体系中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大部分。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商业活动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值得重视,即异常活跃的是以徽州商人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着商人,巢湖流域市场几乎为其所垄断,徽商对巢湖流域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村土地制度、土地租佃关系和借贷关系等农业生产关系发生了些微变化。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的主要特点,是大规模的土地占有与小规模的土地经营同时并存,土地较本省其他地区占有相对集中,土地大量集中于乡绅之手。在晚清土地兼并中,以淮系军阀为主的军功地主的兴起,对巢湖流域土地制度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它构成了巢湖流域晚清土地关系变化的另一显着特征。明清时期巢湖流域自耕农经济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之一,佃农也是巢湖流域从事传统农业的主力之一。租佃制是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农业租佃关系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从租佃期限看,出现了永佃制；二是从地租剥削率来看,有不断增长的趋势；三是从地租形态看,有力租、物租、钱租等三种主要形态,钱租的比重有微弱的增加；四是农业经营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巢湖流域土地利用出现了以垦殖公司为标志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方式。在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缓慢地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由封建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变异性。清代巢湖流域的喜礼俗例不仅存在于土地买卖过程中,而且存在于住宅交易过程中,对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俗例的探讨,有助于了解巢湖流域田宅交易中各种习俗的现象和本质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的轨迹具有着鲜明的区域特征。其内涵为：发展形式以渐进积累,数量缓慢增长为主,发展方向以内敛形式为主。从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着眼,巢湖流域应属于封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地域上属传统农业区的已发展地区,农业是最主要的门类,水稻生产在农业中占有最重要的份额。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有明显的提高,农村市场发生了变化,区域市场网络基本建立起来,并且和省内外市场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农民的市场行为是被动的选择,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整个市场容量的扩大主要以农民“藉资生计”的温饱需求为界限,巢湖流域的农民生活是“节俭”型的糊口型消费,巢湖流域粮食商品化的程度存有一定虚假性。生产技术惯性渐进是以日积月累的经验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往往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换取些许的技术变革。这一特点的出现,既反映了巢湖流域农业生产力基础的薄弱性；同时也反映了巢湖流域社会不同阶段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对其运动变化的制约性。在巢湖流域安土重迁、农耕为本习俗的背后,人们容易产生重农抑商,安贫乐道,不思进取开拓的小农意识,不利于先进农业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数百年来发生在巢湖流域的多次战争造成政局不稳,江河不治,水利失修,大量人口亡徙,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巢湖流域频繁而严重的水旱灾害对灾地的农业生产力系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加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由于巢湖流域农业开发模式的单一性、掠夺性,一味地追求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产量的增加,导致和放纵了人们对土地的滥垦,致使河湖面积日益缩小,水道堵塞,水流因无处宣泄而导致河堤决口的现象经常发生,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增加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破坏程度。土地兼并的加剧和租佃关系的扩大,高额的地租和繁重的捐税,加重了农民的贫困破产,农民生活日趋恶化。足以表示农村经济特质的农具、水利及肥料等农业生产技术,在明清时期的巢湖流域停滞明显。总之,巢湖流域在发展速度、规模和方式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区域特征。农业经济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对具体区域农业经济历史特点的研究和揭示,有助于理解不同区域现代化发展的差异,也有助于研究巢湖流域在这经济形态转型过程中的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巢湖流域明清时期的农业发展轨迹,对巢湖流域现代和未来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的历史启示。

付兴林^[7]（2006）在《白居易散文研究》文中指出白居易的散文，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体裁种类的多样化，或是反映内容的广泛性、深刻性，抑或是艺术成就的鲜明性、突出性，均取得了令唐人和后人仰视、钦羡的伟大成就。白居易在判、策、诏诰、奏状、表、赋等文体中，将艺术视野拓展到了诸多生活领域，为我们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中唐的政治面貌、军事形势、经济状况、生活图景、风俗画卷、伦理道德、哲学思潮，以及作家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他试图以文学影响生活、改变现状的思想轨迹。 白居易散文研究是完善白居易研究的重要一环。本论文共分五章，主要选取了白居易散文中与唐代科举体制紧密相关的赋、判、策以及与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政治生活颇为密切的诏诰、奏状、表等文体进行了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从中探寻白居易散文所以风靡的原因，揭示白居易散文在文体学方面的贡献，透视白居易散文与唐代科举、政治生活的关系，确立白居易散文在中唐文体革新运动中的地位。 第一章为《百道判》研究。“判”是唐朝科考中的一种特殊文体，凡欲入仕为官或继续为官者，必然要与“判”发生关系。《百道判》是白居易于贞元十八年（802）参加“书判拔萃”试前，自拟考题、自作解答的习笔，它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较大的学术价值，且是透视白居易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百道判》所反映思考的问题，诸如家庭婚姻、科举教育、丧葬礼仪、为政之道、军界生活、品行操守、触律犯禁等，是中唐社会生活的真实缩影。《百道判》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突出而多方面的，诸如体制精巧、穷极变化，情理相兼、条清缕析，按经据典、博奥典雅，抑扬起伏、委婉达意，对仗精工、比喻贴切等等。 第二章为《策林》研究。唐代制举科，试策乃是主要试项，甚至可说是唯一试项。为解决罢停校书郎后必须守选的常限，并以“优与处分”的方式获得好官美职，白居易于元和元年（806）参加制举试前，独自拟作了七十五篇《策林》，以自砺自试。《策林》从时务政治出发，主要探讨了为君为圣之道、施政化民之略、求贤选能之方、整肃吏治之法、省刑慎罚之术、治军御兵之要、矜民恤情之核、礼乐文教之功等八方面宏观与微观的问题。《策林》的精神特质体现在以民为本的儒家情怀、重振国威的使命意识、有犯无隐的批评精神、尚明崇圣的复古理念、客观理性的辩证色彩等五个方面。《策林》是白居易早期思想的结晶，更是其一生

日照市政府调研室^[8]（2004）在《日照市镇域经济发展调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镇域经济是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加快镇域经济的发展,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重大举措,对加快县域经济乃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农村税费改革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日照市政府调研室于10月下旬到区县和部分乡镇对镇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调研。

刘光溪,陈泰锋^[9]（2003）在《构建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

何家举^[10]（2003）在《推进三个创新 提高政研水平》文中研究表明

二、减轻农民负担要“三破”、“三立”（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减轻农民负担要“三破”、“三立”（论文提纲范文）

（1）时政记者（论文提纲范文）

（2）欠发达地区推动农民创业的思考——以江西省瑞金市为代表（论文提纲范文）

（3）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论文提纲范文）

（5）侗族社会结构与生存策略 ——桃源村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白居易散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日照市镇域经济发展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四、减轻农民负担要“三破”、“三立”（论文参考文献）

• [1]时政记者[J]. 万茵. 百花洲, 2015(05)
• [2]欠发达地区推动农民创业的思考——以江西省瑞金市为代表[J]. 范明,胡宗洪. 经济研究导刊, 2015(10)
• [3]农业学大寨运动 ——以江苏省宿迁县为个案的研究[D]. 刘岩. 南京大学, 2013(01)
• [4]巨灵与藤蔓：鲁南大刀会及黄石山惨案研究1900-1940[D]. 刘宝吉. 复旦大学, 2013(12)
• [5]侗族社会结构与生存策略 ——桃源村的个案研究[D]. 罗义云. 中南民族大学, 2012(06)
• [6]明清时期巢湖流域农业发展研究[D]. 陈恩虎. 南京农业大学, 2009(05)
• [7]白居易散文研究[D]. 付兴林. 陕西师范大学, 2006(11)
• [8]日照市镇域经济发展调查[J]. 日照市政府调研室. 山东经济战略研究, 2004(12)
• [9]构建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J]. 刘光溪,陈泰锋. 发展论坛, 2003(12)
• [10]推进三个创新 提高政研水平[J]. 何家举. 办公室业务, 2003(06)

标签：冲突管理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三农论文;  明清论文;  白居易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