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道感染和抗生素的选择

一、胆道感染和抗生素的选用（论文文献综述）

曾甫梅,钱文楷,纪安来,倪庆^[1]（2021）在《453例胆道感染胆汁培养阳性患者病原菌分布及影响因素、耐药性分析》文中指出目的探讨胆道感染胆汁培养阳性患者病原菌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耐药特征。方法回顾性分析453例胆道感染胆汁培养阳性患者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收集并整理患者年龄、性别、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高脂血症、既往胆道手术史、术前抗生素使用时间、疾病性质等临床资料,探讨其是否影响胆道感染病原菌分布。结果 453例患者胆汁中共分离出476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380株（79.83%）、革兰阳性菌88株（18.49%）、真菌8株（1.68%）。主要革兰阴性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唑林等药物耐药率高,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庆大霉素等药物较敏感。主要革兰阳性菌对青霉素G、头孢西丁、庆大霉素、妥布霉素、阿米卡星、红霉素、克林霉素、夫西地酸、利福平、甲胺苄啶等药物耐药率较高,对庆大霉素（高浓度）、糖肽类抗生素、利奈唑胺、奎奴普丁等药物较敏感。年龄、高血压病、术前抗生素使用时间是胆道感染病原菌分布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胆道感染胆汁培养阳性患者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居多,年龄、高血压病、术前抗生素使用时间是胆道感染病原菌分布的影响因素,临床可参考影响因素先进行经验性用药,此后再根据细菌学检查结果调整治疗方案。

邓雅文,林海雄,钟日辉,代鑫露,段朝晖^[2]（2021）在《457例不同胆道疾病胆汁微生物培养及抗菌药物耐药性比较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分析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近3年不同胆道疾病胆汁中微生物分类及药敏情况,指导胆道感染疾病的合理用药。方法 457例胆汁进行微生物培养,鉴定及药物敏感性试验,分析胆汁微生物学分布及药敏特点。结果 249例胆汁细菌培养阳性,共分离鉴定出370株细菌,革兰阴性菌234株（63.3%）,革兰阳性菌123株（33.2%）,真菌13株（3.5%）。其中,胆石症组206株（55.7%）,胆道恶性肿瘤组146株（39.5%）,其他良性疾病组18株（4.8%）。胆石症患者推荐选择碳青霉烯类和酶抑制剂复方制剂类抗生素,胆道恶性肿瘤患者可选择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第四代头孢或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胆道良性疾病选用碳青霉烯类和酶抑制剂复方制剂。结论本院不同胆道疾病胆汁微生物分布相似但耐药谱存在差异,不同的胆道疾病胆道感染应选择不同的抗生素进行治疗。

陈潇远^[3]（2020）在《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术后感染及胆漏的临床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目的探讨PHCC（Perihilar Cholangiocarcinoma,肝门部胆管癌）患者接受根治性手术后发生术后感染和临床相关胆漏（ISGLS分级B-C级胆漏）的危险因素以及围手术期细菌学病原谱,为临床早期识别、早期诊断和有效干预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9月至2019年7月南京鼓楼医院肝胆胰外科收治并由同一组外科医师实施根治性手术的连续73例肝门部胆管癌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向前最大LR（Likelihood Ratio,似然比）检验进行多因素分析确定术后感染及临床相关胆漏的独立危险因素,统计并分析围手术期细菌学病原谱。结果本研究共纳入连续73例肝门部胆管癌患者,其中男性50（68.5%）例,女性23（31.5%）例,平均年龄60±10岁（36-81岁）,Bismuth分型包括Ⅰ型2（2.7%）例、Ⅱ型13（17.8%）例、Ⅲa型17（23.3%）例、Ⅲb型21（28.8%）例、Ⅳ型20（27.4%）例。55（75.3%）例患者行术前胆道引流,其中PTBD（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Biliary Drainage,经皮经肝胆道穿刺引流术）19（34.5%）例,ENBD（Endoscopic Nasobiliary Drainage,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33（60.0%）例,ENBD+对侧EBS（Endoscopic Biliary Stenting,经内镜胆管支架置入术）2（3.6%）例,外院手术引流1（1.8%）例。所有患者均接受根治性手术（包括肝部分切除、肝外胆管切除、区域淋巴结廓清、9组和16组淋巴结活检及Roux-en-Y胆肠吻合等）,其中65（89.0%）例患者接受大范围肝切除（≥4个Couinaud肝段）。45（61.6%）例患者发生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其中手术部位感染35（47.9%）例、菌血症4（5.5%）例、肺部感染3（4.1%）例、胆管炎10（13.7%）例、真菌感染性口炎2（2.7%）例。其他并发症包括胆漏22（30.1%）例（ISGLS分级A级8例、B级12例、C级2例）、胰瘘4（66.7%,N=6）例（ISGPS分级生化瘘1例、B级2例、C级1例）、乳糜漏7（9.6%）例、肝功能不全6（8.2%）例（ISGLS分级A级1例、B级3例、C级2例）、急性肾功能不全3（4.1%）例、腹腔出血2（2.7%）例。发生术后感染的患者临床相关胆漏的发病率（26.7%）高于未发生术后感染的患者（7.1%,P<0.05）。同时,发生临床相关胆漏的患者感染性并发症发病率（85.7%）也高于未发生临床相关胆漏的患者（55.9%,P<0.05）。两种并发症的发生具有相关性（Spearman相关系数=0.241,P<0.05）。男性（OR=8.273,95%CI=1.568-43.652,P=0.013）、PTBD引流（OR=15.341,95%CI=1.335-176.284,P=0.028）、术后第一天RBC（Red Blood Cell,红细胞）计数(OR=0.139,95%CI=0.034-0.574,P=0.006,最佳截断值3.99×1012/L)、术后第一天TC（Total Cholesterol,总胆固醇）（OR=0.247,95%CI=0.090-0.679,P=0.007,最佳截断值3.1mmol/L）和围术期同种异体输血（OR=5.926,95%CI=1.007-34.878,P=0.049）是发生术后感染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预测模型ROC（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受试者工作特征）AUC（Area Under Curve,曲线下面积）=0.894（P<0.001,95%CI=0.808-0.979）。从313份术前、术中胆汁样本中共培养出病原体214株。胆汁培养最常见的病原体依次是葡萄球菌属、肠球菌属、不动杆菌属、克雷伯菌属和假单胞菌属等。从术后潜在感染部位送检的627份样本中共培养出病原体246株.术后感染部位最常见的病原体依次为肠球菌属、克雷伯菌属、葡萄球菌属、埃希菌属和念珠菌属等。31例发生感染性并发症且胆汁培养阳性的患者中,19（61.3%）例患者术后感染部位病原学培养结果与胆汁培养结果一致。本研究中,ENBD和PTBD两种引流方式术前引流时间分别为28±12天（12-55天）和39±34天（10-162天）,首次引流成功率分别为91.4%和94.7%,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ENBD组双侧引流率（5.7%）低于PTBD组（52.6%,P<0.05）。术前行胆道引流患者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发病率（63.6%）与未行胆道引流患者（55.6%,P>0.05）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接受PTBD引流的患者术后感染发病率（84.2%）高于ENBD组（54.3%,P<0.05）。共有26（72.2%,N=36）例患者发生ERCP（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后胰腺相关并发症,但仅有3（11.5%）例为ERCP术后胰腺炎（轻度2例,重度1例）,其余23（88.5%）例均为一过性的高淀粉酶血症。1（5.3%）例患者接受PTBD引流后经病理学明确为肿瘤瘘道种植转移。另有1（5.3%）例患者接受PTC（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graphy,经皮经肝胆管造影术）引导下ENBD后发生直肠和乙状结肠交界处肠腔外种植转移,考虑可能与PTC操作有关。两种引流方式引流效果（引流时间、首次引流成功率、引流方式转换率、引流不佳再次置管率）和对手术治疗的影响（手术时长、出血量、R0切除率、术后住院时间、除感染外主要术后并发症发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第一天GGT（γ-Glutamyl Transpeptidase,γ-谷酰转肽酶）（OR=1.005,95%CI=1.001-1.010,P=0.015,最佳截断值209.4U/L）、胆肠吻合口数量（OR=3.101,95%CI=1.161-8.288,P=0.024）、胆汁培养肺炎克雷伯菌阳性（OR=6.791,95%CI=1.254-36.783,P=0.026）和术前胆管炎（OR=4.662,95%CI=1.045-20.804,P=0.044）为术后临床相关胆漏的独立危险因素。预测模型ROC-AUC=0.822（P<0.001,95%CI=0.678-0.967）。结论1.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术后最常见的术后并发症为感染性并发症,其次为胆漏,两者的发生具有密切联系。2.男性、围手术期同种异体输血、术后第一天RBC、术后第一天TC和术前PTBD引流是发生感染性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术前或术中胆汁培养肺炎克雷伯菌阳性、术前胆管炎、胆肠吻合口数量以及术后第一天GGT则是发生术后临床相关胆漏的独立危险因素。3.肝门部胆管癌患者胆汁培养最常见的病原体依次为葡萄球菌属、肠球菌属、不动杆菌属、克雷伯菌属和假单胞菌属等。从术后感染部位培养出最常见的病原体依次为肠球菌属、克雷伯菌属、葡萄球菌属、埃希菌属和念珠菌属等。对于肝门部胆管癌患者,术前、术中和术后积极监测病原学培养结果对围手术期抗生素的选择有积极的指导意义。4.对于经过选择的肝门部胆管癌患者行术前胆道引流并不会增加术后感染的风险,但不同胆道引流方式间存在差异。与ENBD相比,PTBD可能导致术后感染和肿瘤瘘道种植转移的风险增加。ENBD即使是对于Bismuth分型Ⅲ型和Ⅳ型患者也能取得不逊于PTBD的引流效果。因此,在有条件的医疗中心,ENBD应作为肝门部胆管癌患者术前胆道引流的推荐方式。

李秋玲^[4]（2021）在《胆道感染患者致病菌中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革兰氏阴性杆菌危险因素及耐药性分析》文中指出目的:了解我院胆道感染患者致病菌中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β-lactamase）革兰氏阴性杆菌感染的分布情况,分析相关的危险因素和抗生素耐药性,用于临床治疗参考。方法:使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电子信息化病历系统,收集胆汁细菌培养阳性结果的病例。结果显示革兰氏阴性杆菌有105株,占比为56.45%,根据是否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分为ESBLs（+）组和ESBLs（-）组。记录两组患者的各项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糖尿病史、胆道基础疾病及操作史、侵入性置管术、合并肝硬化、培养前3个月内抗生素使用史、此次发病是否导致感染性休克、ICU住院天数、术前血常规及生化、入院后胆道感染治疗方案和胆汁培养后药敏试验结果等资料。比较两组的各项资料。结果:单因素分析发现其中年龄（≥60岁）、性别（男）、卧床史、侵入性置管术、血白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容、尿素氮、白蛋白共9项为革兰氏阴性杆菌产ESBLs的危险因素（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发现细菌培养前有抗生素使用史、合并肝硬化是胆道感染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革兰阴性杆菌的危险因素（P<0.05）。头霉素类、碳青霉烯类和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对产ESBLs的革兰阴性杆菌有较高的敏感性。结论:大肠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鲍曼不动杆菌是胆道感染最常见的致病菌。既往有抗生素用药史、合并有肝硬化是产ESBLs的独立危险因素。产ESBLs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对阿米卡星、头孢替坦、碳氢霉烯类、替加环素敏感度较高,而二代头孢菌素均耐药,三代头孢菌素如头孢曲松钠、头孢他啶、头孢哌酮/舒巴坦钠、四代头孢菌素以及喹诺酮类耐药率很高。

陈圣开,李剑波,张涛,王淑玲^[5]（2019）在《胆道产ESBLs细菌感染的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文中提出目的了解胆道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细菌感染的现状及有关危险因素,便于指导临床治疗。方法回顾性收集肝胆外科胆汁细菌培养所得101株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产酸克雷伯菌的药敏试验资料及相应患者的有关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和多因数分析。结果 101株胆道细菌产ESBLs发生率为34.7%（35/101）,其中大肠埃希菌产ESBLs发生率为54.2%（32/59）。产ESBLs胆道细菌在总体上较敏感的抗生素包括氨基糖苷类（阿米卡星敏感率100.0%、妥布霉素敏感率82.9%、庆大霉素敏感率80.0%）和碳青霉烯类（厄他培南敏感率94.3%、亚胺培南敏感率88.6%）,另外头孢替坦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也较高（88.6%、77.1%）。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60岁）、高脂血症、入院前100 d内曾经使用抗生素、本次感染发作后使用抗生素≥7 d和胆道感染细菌种类与胆道细菌产ESBLs有关（P<0.05）。多因数分析发现年龄（≥60岁）、入院前100 d内曾经使用抗生素、本次感染发作后使用抗生素≥7 d和胆道感染细菌种类与胆道细菌ESBLs有关（P<0.05）。结论胆道细菌产ESBLs发生率较高,对胆道产ESBLs细菌较敏感的抗生素包括阿米卡星、厄他培南、亚胺培南、头孢替坦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胆道产ESBLs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60岁）、入院前100 d内曾经使用抗生素、本次发作后使用抗生素≥7 d、胆道感染细菌种类。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加速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中华外科杂志编辑部^[6]（2019）在《胆道外科抗菌药物规范化应用专家共识（2019版）》文中研究指明抗菌药物规范化应用在胆道外科疾病的治疗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加速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外科杂志编辑部组织相关专家,在国内外相应指南和共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胆道感染特点,采用问题导向的方式,对胆道外科感染分级、标本检验规范、抗菌药物使用、停药指征、耐药菌感染及特殊情况下的药物使用策略等问题提出了推荐意见,以便在遵循细菌学和耐药监测信息的前提下,指导临床准确判断胆道感染的严重程度,制定规范的抗菌药物使用方案。

周虹文^[7]（2019）在《青海地区梗阻性黄疸患者胆汁细菌学及药敏临床研究》文中指出目的:研究青海地区梗阻性黄疽患者发生胆道感染的高危因素及明确胆汁细菌分布和药物敏感情况,从而指导地青海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预防和控制胆道感染并发症的发生。方法:收集2017年9月至2018年12月在青海省人民医院行ERCP治疗的梗阻性黄疽患者150例,收集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包括胆汁细菌学培养和药敏检测,分析胆道感染常见细菌及抗菌药物敏感情况,统计分析本地区梗阻性黄疸患者发生胆道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150例梗阻性黄疸患者中,共有91例检出细菌感染,感染率为60.6%,其中有5例检出2种细菌感染,占全组的5.5%,共分离出微生物96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66株、占68.7%,革兰氏阳性菌30株、占31.3%,排名前三位的革兰氏阴性菌为大肠埃希菌、产酸克雷伯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亚种,排名前三位革氏兰阳性菌为屎肠球菌、粪肠球菌、铅黄肠球菌。胆道感染主要革兰氏阳性菌对利奈唑胺、万古霉素敏感性极高,对左氧氟沙星、氨苄西林也保持着较高敏感性;胆道感染主要革兰氏阴性菌敏感的抗生素从高到低为亚胺培南、厄他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左氧氟沙星。胆汁细菌检出相关因素单因素分析:年龄≧60岁（P=0.042）、胆红素水平>300umol/L（P=0.030）、恶性梗阻（P=0.045）是梗阻性黄疸患者发生胆道感染的高危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TBIL>300umol/L、年龄≧60岁是梗阻性黄疸患者发生胆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1.青海地区梗阻性黄疸患者胆道感染细菌以革兰氏阴性菌为主;2.本地区胆道感染革兰氏阴性菌对左氧氟沙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尚可,且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敏感性高于左氧氟沙星,对亚胺培南、厄他培南高度敏感（100%）;胆道感染主要革兰氏阳性菌对左氧氟沙星部分敏感,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敏感性极高。3.年龄、TBI水平、恶性梗阻是本地区梗阻性黄疸患者发生胆道感染的高危因素,其中TBIL>300umol/L、年龄≧60岁是梗阻性黄疸患者发生胆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赖雪平^[8]（2019）在《肝衰竭合并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目的肝衰竭患者存在较为严重的肝功能障碍,具有免疫力低下、病情危重、进展迅速、预后差、死亡率高且难以治愈的特点,需长时间及反复多次的住院治疗,易出现医院感染。肝衰竭患者一旦合并医院感染,可进一步导致肝功能恶化,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及死亡风险也随之增加。为有效降低肝衰竭患者医院感染的发生率,更为精准治疗肝衰竭合并医院感染患者,改善肝衰竭患者的预后,我们对肝衰竭合并医院感染患者的临床特征、病原菌分布与危险因素等数据进行分析及讨论。方法回顾性调查2015年1月-2018年9月于我院收治住院治疗的肝衰竭患者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本研究收集的主要内容包括:性别、年龄、住院天数、有创操作、人工肝治疗、抗生素使用种类、抗感染治疗时间、白蛋白（albumin,ALB）、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凝血酶原活动度（prothrombin activity,PTA）、相关并发症、医院感染患者的感染部位及病原菌种类等。本研究涉及的肝衰竭相关并发症主要包括:电解质紊乱、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hepaticenc ephalopathy,HE）、腹水、脾功能亢进、肝肾综合征（hepatorenal syndrome,HRS）、肝肺综合征（hepatopulmonary syndrome,HPS）等。本研究将对肝衰竭并医院感染进行临床特征性分析,对以上收集的可疑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对可能的危险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349例肝衰竭患者中肝衰竭并发医院感染患者68例（19.48%）,肝衰竭的病因有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感染者37例（54.41%）,酒精性13例（19.12%）,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C virus,HCV）感染者2例（2.94%）,药物性1例（1.47%）,其他（原因不明）2例（2.94%）,2种及以上重叠者有:HBV+酒精7例（10.29%）,HBV+药物4例（1.47%）,HCV+酒精1例（1.47%）,HBV+自身免疫性1例（1.47%）;68例合并医院感染的肝衰竭的类型有:ALF5例,SALF9例,ACLF48例,CLF6例。医院感染发生部位分别为:肺部感染39例（57.35%）;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28例（41.18%）;胆道感染17例（25%）;血流感染9例,（13.24%）;上呼吸道感染5例（7.4%）,肠道感染2例（2.94%）;尿路感染1例（1.47%）;其余部位感染（如口腔、皮肤软组织）共2例（2.94%）。有40例出现了单处感染,有21例出现两处的感染,7例出现三处感染。通过对患者血液、痰、尿液等标本的培养,有16例患者培养出阳性结果,培养阳性率为23.53%,获取到病原菌为22株,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共有14株,占63.64%,其中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各有4株,分别占18.18%,阴沟肠杆菌3株,占13.64%,铜绿单胞菌、鲍曼氏不动杆菌、伤寒沙门菌各1株,分别占4.55%;革兰阳性菌4株,占18.18%、葡萄球菌3株,占13.64%,草绿色链球菌1株,占4.55%;真菌4株,占18.18%,念珠菌、霉菌各2株,占9.09%。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腹水程度、脾亢、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电解质紊乱、人工肝治疗、有创操作、住院天数>14天为发生医院感染的相关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住院天数及有创操作是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合并医院感染的肝衰竭患者主要是HBV感染引起的,类型主要为ACLF。医院感染的部位以肺部感染、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最多见,致病菌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主要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肝衰竭合并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上消化道出血、肝性脑病、住院天数及有创操作,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应尽量缩短住院天数,积极治疗原发病及并发症,严格遵守无菌原则并掌握有创操作适应症,避免不必要操作。

胡洋^[9]（2019）在《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对ERCP治疗胆总管结石的影响》文中提出背景: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是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常常在行钡餐或胃镜检查时发现,多无任何症状。但其会机械性压迫胆管,使胆汁流出不畅,增加逆行感染机会,导致胆汁淤积及胆管感染;憩室还可能会导致十二指肠乳头括约肌功能异常,而引起胆道感染及胆总管（common bile duct,CBD）结石;憩室内残留的食物易滋长细菌,也会造成乳头水肿而导致胆石排出困难。故其存在会增加胆胰系统疾病的发生率。经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是诊治胆胰疾病的重要手段。ERCP也和许多手术操作一样,并不是绝对安全的,有时也会引起一些术后并发症,主要包括消化道出血、穿孔、术后胰腺炎、胆道感染等。尽管如此,ERCP仍是治疗CBD结石的首选方法。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存在是否会增加ERCP取石手术难度,降低手术成功率,增加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目的:探讨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对ERCP治疗CBD结石的一次性取石成功率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方法: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在我院行ERCP治疗的CBD结石患者病例,根据是否合并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将病例分为憩室组、非憩室组,比较两组之间的ERCP一次性取石成功率及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结果:共收集因CBD结石于我院行ERCP取石的病例183例,包括憩室组72例,非憩室组111例。憩室组男性有42名,女性有30名,非憩室组男性有57名,女性有54名,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憩室组年龄分布于28岁至9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71岁;非憩室组年龄分布于23岁至92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1岁。进行统计学分析,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憩室组ERCP一次性取石成功59例（81.9%）,非憩室组ERCP一次性取石成功102例（91.9%）。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憩室组并发消化道出血0例（0%）、消化道穿孔0例（0%）、术后高淀粉酶血症13例（18.1%）、术后胰腺炎3例（4.2%）、胆道感染4例（5.6%）;非憩室组并发消化道出血1例（0.9%）、消化道穿孔0例（0%）、术后高淀粉酶血症18例（16.2%）、术后胰腺炎5例（4.5%）、胆道感染11例（9.9%）,各并发症差异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因CBD结石行ERCP取石的病例中,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发病率与性别无关,而与年龄有关,且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的存在会降低ERCP一次性取石成功率,但对术后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无影响,包括消化道出血、消化道穿孔、术后高淀粉酶血症、术后胰腺炎、胆道感染。

黄继续,黄浩南^[10]（2014）在《胆道感染患者196例胆道细菌培养及耐药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了解胆道感染患者胆汁中主要致病菌的分布及其抗生素敏感情况。方法对福建医科大学附属龙岩第一医院2008年1月至2012年1月间收治的196例胆道感染患者进行胆汁细菌培养和抗生素敏感情况分析。结果从164例患者的胆汁中共分离171株需氧菌,总阳性率为83.67%（164/196）。171株中革兰阴性菌112株,占65.50%;革兰阳性菌59株,占34.50%。革兰阴性菌的主要致病菌包括大肠埃希菌（35.00%）、肠球菌（27.49%）、肺炎克雷白菌（10.00%）和铜绿假单胞菌（4.00%）。革兰阴性菌对碳青酶烯类药物、阿米卡星、头孢哌酮/舒巴坦仍比较敏感,耐药率分别为低于1.8%、3.5%、11.1%;革兰阳性菌对氨苄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的耐药率分别为低于6.1%、0。耐万古霉素的肠球菌（VRE）检出率依然较低,粪肠球菌、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2.6%、0。结论头孢哌酮/舒巴坦、阿米卡星可作为治疗胆道感染的首选用药。当革兰阳性菌如肠球菌或耐甲氧西林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为致病菌时,应根据胆汁培养结果选用窄谱抗生素。

二、胆道感染和抗生素的选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胆道感染和抗生素的选用（论文提纲范文）

（1）453例胆道感染胆汁培养阳性患者病原菌分布及影响因素、耐药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2）457例不同胆道疾病胆汁微生物培养及抗菌药物耐药性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3）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术后感染及胆漏的临床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胆道感染患者致病菌中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革兰氏阴性杆菌危险因素及耐药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5）胆道产ESBLs细菌感染的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青海地区梗阻性黄疸患者胆汁细菌学及药敏临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肝衰竭合并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9）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对ERCP治疗胆总管结石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0）胆道感染患者196例胆道细菌培养及耐药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四、胆道感染和抗生素的选用（论文参考文献）

• [1]453例胆道感染胆汁培养阳性患者病原菌分布及影响因素、耐药性分析[J]. 曾甫梅,钱文楷,纪安来,倪庆.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21(24)
• [2]457例不同胆道疾病胆汁微生物培养及抗菌药物耐药性比较分析[J]. 邓雅文,林海雄,钟日辉,代鑫露,段朝晖.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2021(01)
• [3]肝门部胆管癌根治性术后感染及胆漏的临床分析[D]. 陈潇远. 南京医科大学, 2020(07)
• [4]胆道感染患者致病菌中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革兰氏阴性杆菌危险因素及耐药性分析[D]. 李秋玲.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5]胆道产ESBLs细菌感染的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J]. 陈圣开,李剑波,张涛,王淑玲. 广东医学, 2019(18)
• [6]胆道外科抗菌药物规范化应用专家共识（2019版）[J].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加速康复外科专业委员会,中华外科杂志编辑部. 中华外科杂志, 2019(07)
• [7]青海地区梗阻性黄疸患者胆汁细菌学及药敏临床研究[D]. 周虹文. 青海大学, 2019(04)
• [8]肝衰竭合并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D]. 赖雪平. 福建医科大学, 2019(07)
• [9]十二指肠乳头旁憩室对ERCP治疗胆总管结石的影响[D]. 胡洋. 大连医科大学, 2019(04)
• [10]胆道感染患者196例胆道细菌培养及耐药分析[J]. 黄继续,黄浩南. 中华普通外科学文献(电子版), 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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