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着文选》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苏彬[1]（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付晓杨[2]（2020）在《1902-1937年北京回族新式小学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清以来,在北京内外城、关厢及京郊地区形成了多处回民聚居区。清末,随着中国近代教育的转型,新式教育应运而生,各级各类新式学校开始出现,其中小学是设立数量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新式学校。此时,私人办学风气兴盛,在回民聚居区内也开始出现新式小学。1908年,牛街地区出现了第一所由回民自办的新式小学,即京师清真公立第一两等小学堂,该学校于1912年被京师学务局接收,正式变成了由官方出资办理的学校。民国成立后,国家继续鼓励私人办学,回民聚居区内相继出现多所新式小学,办学形式多样,包括同业公会小学、中学附属小学以及短期小学。20年代后期出现的回族新式中学,如西北公学、成达师范学校,均附设小学部,并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经费来源稳定,吸引众多力量单薄的小学纷纷向其靠拢,或归并或改隶。这些小学成为附属小学之后,每月都可得到中学的固定补助,使其运营基础稳固。30年代,在国家普及义务教育政策的推动下,一批短期小学也开始出现于回民聚居区内。这些新式小学的设学点在回民聚居区中,均为私人创办并经营。阿訇作为传统回族社会中的仪式专家,动用清真寺公产,在寺内创办学校,并吸引众多回民子弟入学接受新式教育。回族军政商界人士亦参与其中,为创办新式学校提供支持。回族新式小学虽然保留了部分回族传统文化,如教授阿文课程、周五下午休假等,但是其招生时却没有明显的民族区分,采用“回汉兼收,不分畛域”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回汉隔阂,拉近了回汉民众之间的关系。出现于1902-1937年的回族新式小学,不同于以往回族社会中专门教授儿童阿拉伯语拼读和民族日常生活礼仪的传统教育,而是在教育改革的形势下,为满足国民教育需求而创办的,培养了新式人才,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但是这些在国家普及义务教育的背景下创办的新式小学,修业年限为4年,过多重视对于儿童书本知识的传授,忽略了对其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使多数学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局面。
冯峰[3]（2019）在《皓首丹心，坚持为人民做学问——冯今源研究员访谈》文中研究指明学者档案冯今源Feng Jinyuan回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当代中国宗教研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获1990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主要学术成果有:专着《中国的伊斯兰教》（有汉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三种文版）《中国伊斯兰
陈亮[4]（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根明[5]（2019）在《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王静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伊斯兰教界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宗教史、中国民族史以及中华民国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一生译着颇丰,着作等身,首次翻译《古兰经》和《伟嘎业》为中文,还翻译波斯文学名着《真境花园》,编译《中阿双解中阿新字典》等,他还主编《伊光月报》,历时19年发行129期。“九一八”事变之后,王静斋以笔为旗,奔走呼号,为动员回民大众积极参加抗战做出了极大贡献。抗日战争时期,王静斋全身心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发起成立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创办抗日爱国报刊,以伊斯兰教教胞喜闻乐见的方式,译释经典,阐明教义,宣讲抗日,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大爱国教长”之一。王静斋在民国十年（1921年）首次提出了爱国爱教的主张,这个主张很快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共识,也迅速成为中国宗教界的共识,影响深远。王静斋是中国伊斯兰教着名的教长、翻译家、报人、社会活动家。本论文研究了王静斋的爱国思想及其实践活动。本论文的绪论部分阐述了研究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活动的缘由和意义,以及学界相关研究综述,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第2章简述了王静斋的生平与学术活动;第3章为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发轫,论述了王静斋对爱国主张的宗教解读以及国民党中央对王静斋爱国活动的肯定,用珍稀史料解析了王静斋对20世纪初叶中国国弱民贫的思考和对国家强盛的渴望,以历史事实证明王静斋深明大义,爱国爱教,守正不阿。第4章和第3章一脉相承,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理,人的认识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实践活动,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形成自然也是如此。第4章侧重社会实践活动,这两章的主旨是一以贯之——阐述了王静斋创立爱国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创办会刊（《中国回民救国协会通告》《伊光月报》）及其历史贡献。第5章以民国史料为依据阐述了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以伊斯兰教教义宣传爱国——首次为中国伊斯兰教同胞确立“爱国属于信仰”为教义;以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为楷模,鼓舞信仰伊斯兰教的民众奋勇抗战;以伊斯兰教经典《古兰经》的阐释为依据,积极号召全体伊斯兰教教胞积极抗战。王静斋在抗战时期以身作则,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最后总结了王静斋爱国思想的特点。第6章是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影响与启示,主要论述了王静斋对中国宗教界的影响、人格魅力以及王静斋着述的学术贡献;总结了王静斋爱国思想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对当今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启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启示和对构建爱国思想理论的启示。王静斋的爱国思想,发轫于国难当头,为抗日救国而唤醒民众;其实质是以教义号召教胞热爱祖国。近百年来对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华民族大家园中,爱国主义始终是各民族和各宗教的永恒主题,引导民族宗教界人士热爱和报效祖国,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共同建设美好家园,王静斋的爱国思想与实践堪称是时代的丰碑。
王智[6]（2015）在《王静斋译《回耶雄辩录》与《回耶辨真》关系考辨》文中提出《回耶雄辩录》与《回耶辨真》是民国回教学者王静斋的两本译着。学界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持有不同的看法。部分学者认为二者是同一本书,也有学者认为二者处于从属关系。笔者在依据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比对《回耶辨真》及其英译本《Izhar ul-Haqq》（The Truth Revealed）二书的内容,认为《回耶雄辩录》和《回耶辨真》是王静斋早期两本独立的译着,并不存在任何形式上的关系。
王丽霞[7]（2014）在《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乡村社区治理状况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生活的改善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而社区治理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在市场化和现代性不断渗入到农村和农民生活之中的背景下,为农民和他们在村庄的生活找到依据和理由。国家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地将制度、政策和法律等嵌入乡村社会的目的就是要建构一元化的国家权威。与此同时,却忽略了我国区域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一定程度上导致国家对乡村社区的治理出现不同程度的“社会式微”。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民族、宗教互动共存的镜像,乡村民族社区比一般人想象的要复杂,实际上很难用一元化的国家权威力量实现善治。本研究基于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三个村庄的调研,对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进行整体性研究。首先,对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认为历史上的治理就是国家基层组织力量与地方社会宗教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次,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保安族乡村社会阶层分化、人口流动等对社区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社区经济能人的出现是否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治理格局?再次,结合实证调研资料,对当前村级组织通过符号、话语表达和权力运作等形式实现对社区的有效治理以及存在困境给以详细论述；并对保安族乡村社区内生性宗教力量对社区秩序、社区自治等发挥的重要作用做了详细阐释,认为在乡村民族社区特定的场域下,地方性的宗教文化也是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手段和资源。最后,通过对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的整体性研究,提出保安族乡村社区二元权威协调治理的特征,并就如何实现保安族乡村社区的“善治”之路给予尝试性建议。认为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治理的模式与中东部地区治理模式有较大差异,要以场域和地方性知识为理论基础,来建构西部乡村民族社区的治理模式。在西部乡村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建构过程中,只有理解乡村民族社区治理本身的特征,才能在治理中获得有效的社会支持。因此,在当前和谐新农村的建设过程中,国家现代制度与“乡土”制度必须相互协调,既是社区治理的必然需求,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马楠[8]（2012）在《《古兰经》中的环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古兰经》中的环境思想包括真主创造万物、万物有序、生物具有多样性、人与自然关系密切等内容。其基本原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依存。它对我们构建文明的现代生态观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杨晓春[9]（2011）在《《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发生在中国回族穆斯林和基督教传教士之间的"回耶对话",是历史上文明对话研究的生动个案。而促成两方积极对话的《回教考略》（《四教考略》有关伊斯兰教部分的单行本）一书,则是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关节点。通过《回教考略》的出版以及版本状况的查询、《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批评的具体状况的分析、回族穆斯林学者针对《回教考略》有所反响的八个个案的收集（在回族穆斯林学者中有相当的代表性）,我们可以认识到《回教考略》一书在引起回族穆斯林学者注意到并起而反驳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批评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而从文明对话的角度进行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围绕着《回教考略》的回耶对话的一些特点:其一,这一回耶对话总体上是因为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明确批评及试图传教引起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对基督教方面所描述的有关伊斯兰教内容的辩驳和对基督教的批评,具有必然性;其二,对于伊斯兰教方面而言,这一回耶对话有着相当的"卫教"色彩;其三,虽然当时基督教处于一种主动的且是强势的地位,但这一次回耶之间的对话,却大抵是在一种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
马丽静[10]（2011）在《回族穆斯林捐赠制度研究 ——以伊斯兰教汉文文献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不论从伊斯兰教经典来说,还是从日常生活中来看,穆斯林都具有捐赠好施的传统。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这种传统被很好地保留并延续了下来,且以文字的形式被大量地记录了下来。可以说,捐赠体制是伊斯兰教得以生根发芽必不可少的保障。然而,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内,以捐赠这一线索来进行探索研究的成果尚不充分,因此有必要探讨之。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以捐赠为主线,主要对回族穆斯林的捐赠制度展开分析,旨在探讨穆斯林所构建的这种捐赠体制背后所隐藏的信仰伊斯兰教群体、财产、清真寺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其在社会服务中所体现出的现实意义。全文从伊斯兰教之经典、清真寺汉文碑刻来入手,并借助其他相关成果加以考察。首先,简单论述了穆斯林捐赠制度的初步建立及其完善,是为探讨伊斯兰教在中国回族中所确立的捐赠制度埋下伏笔；其次,较为细致和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捐赠制度,且运用不同形式的图表将有关“天课”制度、“卧格夫”制度、捐赠主要来源等材料进行了系统的检索,并对捐赠钱物的使用和特点做了初步归类分析。因此笔者认为回族穆斯林为求得全善而捐出个人的财产,对捐赠者而言,使自身体现出世俗性和神圣性这种一体双元的特性；对所捐财物而言,使得这部分财产脱俗转圣；对接收者——伊斯兰教机构而言,是支撑其运行及其延续的财产保障。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最后,粗略考察了回族穆斯林捐赠体制的类型,其主要包括节日捐赠、人生礼仪捐赠、忌日捐赠、济贫捐赠等,并做了简要分析,进而得出回族穆斯林是通过一种仪式来达到他们和真主之间的沟通,以获得后世的厚赏。通过上述捐赠制度的考察,笔者以为这些内容恰恰是伊斯兰教将世俗和宗教相结合的产物。穆斯林在其捐赠制度范围内所承担的宗教义务,对于他们自身而言,是通过物质的支出去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同时,这种制度也是伊斯兰教得以存在的经济保障；作为中国大地的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体,在客观上为人们树立了一种公益典范,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着文选》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着文选》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理论基础 |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 1.4.1 无神论 |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 8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1902-1937年北京回族新式小学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地域范围与文章框架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及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晚清民国学制的完善与定型 |
| 第一节 晚清小学教育学制初定 |
| 第二节 民国初年的学制改革 |
| 第三节 1922年壬戌学制 |
| 第四节 民国学制的定型 |
| 第三章 清末北京回族新式小学滥觞——两等小学堂 |
| 第一节 两等小学堂的创立 |
| 第二节 两等小学堂课程设置 |
| 第三节 两等小学堂的经费来源及运作 |
| 第四节 两等小学堂由京师学务局接办 |
| 第四章 1912-1937年间回族新式小学 |
| 第一节 1912—1937年间小学发展 |
| 第二节 同业公会小学 |
| 第三节 附属小学 |
| 第四节 短期小学 |
| 第五章 近代中国教育转型与北京回族新式小学教育 |
| 第一节 回族新式小学教育中的精英群体 |
| 第二节 回族新式小学教育特点 |
| 第三节 回族新式小学教育的得与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由和研究的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3 研究的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1.5 相关术语的界定 |
| 2 王静斋生平与学术述略 |
| 2.1 生平事略 |
| 2.2 学术述略 |
| 2.3 小结 |
| 3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发轫 |
| 3.1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萌芽 |
| 3.2 王静斋对爱国主张的阐释 |
| 3.3 国民党中央对王静斋爱国活动的肯定 |
| 3.4 小结 |
| 4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实践活动——创办爱国组织与报刊 |
| 4.1 创立爱国组织中国回民救国协会 |
| 4.2 创办爱国会刊 |
| 4.3 《伊光月报》的爱国报道 |
| 4.4 小结 |
| 5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内容和特点 |
| 5.1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内容 |
| 5.2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特点 |
| 6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影响与启示 |
| 6.1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影响 |
| 6.2 王静斋爱国思想的启示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6）王静斋译《回耶雄辩录》与《回耶辨真》关系考辨（论文提纲范文）
| 1《回耶雄辩录》述略 |
| 2《回耶辨真》述略 |
| 3《回耶雄辩录》与《回耶辨真》二书关系考辨 |
（7）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陈述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与述评 |
| 一、社区治理与乡村治理相关研究及述评 |
| 二、保安族相关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理论视角和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田野点图景及其所在区域概况 |
| 第一节 保安族概况 |
| 一、历史沿革 |
| 二、风俗习惯 |
| 第二节 田野点人文生态图景 |
| 一、选点依据 |
| 二、田野点概况 |
| 第三节 田野点所属区域概况 |
| 一、自然地理 |
| 二、人文生态 |
| 三、区域文化类型 |
| 第三章 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的历史演变 |
| 第一节 传统社会的国家与地方(1868——1911) |
| 一、传统国家对保安族乡村的控制 |
| 二、传统社区社会组织的治理 |
| 第二节 社会变革时期的乡村社区治理(1912——1949) |
| 一、“八大家”对保安族的控制 |
| 二、马步芳时期对保安族的统治 |
| 第三节 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震荡(1949——1978年) |
|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权力下沉 |
| 二、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社区的组织结构与权力网络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格局 |
| 第一节 乡村社区社会分化与农民生计方式的多元化 |
| 一、乡村民族社区的社会分化 |
| 二、农民生计方式多元 |
| 第二节 保安族农民就业与流动 |
| 一、社区内部就业 |
| 二、外出务工 |
| 三、妇女的流动及影响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对乡村民族社区治理的影响 |
| 一、乡村秩序的震荡 |
| 二、治理格局的变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中的国家基层组织力量 |
| 第一节 村级组织的结构与功能 |
| 一、村级组织的结构 |
| 二、村级组织的功能 |
| 第二节 村政权威及其治理策略 |
| 一、国家权力的“身体”“延伸”——村政权威 |
| 二、村政权威的社区治理策略 |
| 第三节 送法下乡与社区秩序的维系 |
| 一、“送法下乡” |
| 二、法律对乡村社区治理的作用 |
| 第四节 村政权威在乡村社区治理中的“焦虑” |
| 一、村政权威的行为“失范” |
| 二、德行治理的“不充分在场” |
| 三、村政权威的威信弱化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中的宗教力量 |
| 第一节 宗教权威及其社区社会规训 |
| 一、作为社区内生性力量的宗教权威 |
| 二、宗教权威对社区的规训 |
| 第二节 宗教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
| 一、清真寺(拱北)与社区稳定及和谐 |
| 二、寺管会与社区自治 |
| 第三节 宗教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尴尬 |
| 一、宗教权威的进退两难 |
| 二、宗教组织运行的失调 |
| 第四节 宗教力量在社区治理中的有效性与合法性问题 |
| 一、治理的有效性——基于结构功能的分析 |
| 二、治理的合法性——基于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现代化进程中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模式 |
| 第一节 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的特点 |
| 一、多重身份的叠合 |
| 二、二元权威协调治理特征 |
| 第二节 现代化背景下保安族乡村社区“善治”的路径探索 |
| 一、立足民族社区,合理吸收宗教文化作为治理资源 |
| 二、协调村政权威与宗教权威间的权力关系 |
| 三、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 |
| 四、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
| 第三节 乡村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探讨 |
| 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发展的非均衡性与乡村社区治理的区域差异 |
| 二、场域与地方性知识：乡村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基础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清真寺民主管理办法 |
| 附录二：村“一事一议”管理制度 |
| 附录三：积石山县村级产业发展互助社工作实施细则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古兰经》中的环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 一、《古兰经》中环境思想的主要内容 |
| 1. 真主创造万物 |
| 2. 万物有序 |
| 3. 生物具有多样性 |
| 4. 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密切 |
| 二、《古兰经》中保护环境的具体原则 |
| 1. 要节约自然资源 |
| 2. 禁止乱砍滥伐，保护动植物 |
| 3. 要珍惜并保护水资源 |
| 三、《古兰经》中环境思想的现代意义 |
| 1. 人类应该尊重并保护自然 |
| 2. 应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建立文明的生活方式 |
| 3. 促进了穆斯林世界的进步与发展，在现代社会能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 |
（9）《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论文提纲范文）
| 一、《四教考略》、《回教考略》的出版 |
| 二、《回教考略》对伊斯兰教的批评 |
| 三、回族穆斯林学者针对《回教考略》的反响 |
| 1. 马介泉《回教考略书后》 |
| 2. 许友义《回教辨真》 |
| 3. 哈德成与《回教考略》 |
| 4. 蓝宗鲁《回教臆说》 |
| 5. 王静斋《〈回耶辨真〉自序》 |
| 6. 马魁麟《〈回耶辨真〉跋》 |
| 7. 《真道溯源》 |
| 8. 山国庆《漫驳〈回教考略〉》 |
| 四、小 结 |
（10）回族穆斯林捐赠制度研究 ——以伊斯兰教汉文文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及研究概况 |
| (一) 研究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三) 研究概况 |
| 二、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本研究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穆斯林捐赠制度的历史演变 |
| 一、穆斯林捐赠制度的初步建立 |
| (一) 捐赠制度建立的目的 |
| (二) 捐赠制度的分类 |
| 二、穆斯林捐赠制度的完善 |
| (一) 捐赠制度与法律定制 |
| (二) 捐赠制度与公益事业 |
| 第二章 中国回族穆斯林的捐赠制度 |
| 一、中国回族穆斯林捐赠制度的类型及其来源 |
| (一) 中国回族穆斯林捐赠制度的类型 |
| (二) 中国穆斯林捐赠制度的主要来源 |
| 二、捐赠钱物的使用 |
| (一) 修建公共设施 |
| (二) 救助个体 |
| (三) 办学 |
| 三、捐赠钱物的特点 |
| (一) 神圣性 |
| (二) 自愿性 |
| (三) 灵活性 |
| (四) 救赎性 |
| 第三章 回族穆斯林捐赠类型分析 |
| 一、节日捐赠 |
| (一) 圣纪(Mawlid al-Nabiy) |
| (二) 开斋节(‘Id al-Fitr) |
| (三) 古尔邦节(‘Id al-Qurban) |
| 二、人生礼仪捐赠 |
| 三、忌日捐赠 |
| (一) 追念先贤、道祖、教主的"尔麦里" |
| (二) 为自家亡人所过的"尔麦里" |
| (三) 姑太节 |
| (四) 其他 |
| 四、济贫捐赠 |
| (一) 捐金、物 |
| (二) 捐地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三元集——冯今源宗教学术论着文选》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2]1902-1937年北京回族新式小学教育研究[D]. 付晓杨.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3]皓首丹心，坚持为人民做学问——冯今源研究员访谈[J]. 冯峰. 中国穆斯林, 2019(06)
- [4]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5]王静斋爱国思想与实践之研究[D]. 王根明. 南京理工大学, 2019(01)
- [6]王静斋译《回耶雄辩录》与《回耶辨真》关系考辨[J]. 王智. 艺术科技, 2015(09)
- [7]保安族乡村社区治理模式研究[D]. 王丽霞. 兰州大学, 2014(08)
- [8]《古兰经》中的环境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马楠. 科技信息, 2012(16)
- [9]《回教考略》与清末民初的回耶对话[J]. 杨晓春. 世界宗教研究, 2011(03)
- [10]回族穆斯林捐赠制度研究 ——以伊斯兰教汉文文献为中心[D]. 马丽静. 陕西师范大学, 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