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百年传播史——流浪发展，历经磨难

一、风雨百年通信史解放前──徘徊发展,历尽艰辛（论文文献综述）

张家豪^[1]（2019）在《“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文中提出随着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共同体,也是晚清民国生产知识、思想的重要载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的提出,也促使大学史研究不断升温。中国近代大学有国立、省立、私立、教会等多种形式,其中国立大学是高等教育的主体。然而各个国立大学的规模建制及教研水平差距甚大,位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学拥有各种资源优势,但也有一些校史较短、与中央关系疏远的国立大学历经坎坷,教学成就有限。若欲全面了解民国高等教育的多般面相,应对此类带有地方性、边缘性的国立大学抉隐索微,探讨其困境成因,借此透视不同地区政府、社会与大学的互动以及民国高等教育的不平衡性。在这方面,国立山东大学便是一个恰当的样本。作为传统文化大省,近代山东在文教事业方面的成就并不突出。虽然当地政府曾借清末新政之机第一时间成立了新式大学堂,但教学成绩有限。而且在其后近30年时间里,山东陷于内乱、灾荒和政争,省内社会环境混乱,亦无法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教育资源稀缺,因而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除教会大学外,1927年前山东各类高校从未培养出合格的本科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环境暂时趋于和平稳定。在蔡元培、何思源、傅斯年等官员学者的提议下,行政院批准在山东创设国立大学。1930年,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青岛成立。作为中央平衡全国教育布局的计划之一,国立山东大学是近代山东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国立大学,却带有浓厚的“地方性”:该校虽然位于经济大市,但其自身基础不固,与中枢较为疏远,在当时13所国立大学中相对边缘化。山大自中央所得拨款极其有限,多数时间依赖省府“协款”及其他零碎款项勉力维持,师资设备得以不断添置,但由此也造成学校自身发展计划时常受到省府干预;学校周边环境安谧、商业发达,是教学研究的福地,也使学校在发展海洋生物等学科方面具有先天地理优势;山大员生数量稀少而关系融洽,大部分师生很少介入政治或社会运动,学风朴实而不流于浮躁。经多年勠力经营,至1937年前山大已成为具有3院8系,文、理、工科均衡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并顺利培养出200余名合格的本科生,对省内文教事业贡献颇着。不过在此期间,部分学生受国难的刺激而发起数次学潮,虽然规模有限,亦表现出学生强烈的民族情感,但也使得杨振声、赵太侔两任校长及部分教员离职,造成了师资流失。高等教育的良好发展态势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而中断。卢沟桥事变后,沿海战区大学大多在日寇侵逼下陆续迁徙至西南、西北地区办学,民族文化命脉在战时得以赓续,而山大则没有这么幸运。因韩复榘应战不力,日军很快沿津浦线侵入山东,山大本来历史浅短,设备未周,校方对战事应变迟缓、准备仓促,且与教育部联络不畅,师生西迁数千里后,校产已丢弃大半,人员流失严重。由于学校仅成立数年,规模有限,经此一役实已耗尽办学资本,不得不接受教育部停办的指令,并入中央大学,成为唯一一所因战争解散的国立大学。剩余校产也被其他教育机构“借用”。重庆政府时期,山大校友多次向中央政府呼吁恢复母校,但学校在战时复员并不易实施,直至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不久,该建议方得到教育部批准。经过近一年的接洽校舍、添购设备、招徕师资、招收新生等繁杂工作,山大于1946年底成功在青岛复员开学。此时全校为5院14系建制,师生人数较之前倍增。而且学校真正实现“国立”的名义,校款全由教育部提供;但另一方面,战争对山大以及山东本省环境的摧残却一时不易恢复,学校解散时“借用”给各机关的校产也难以索回或损毁,原校区亦被强占。1946年的复校工作无异于“新创”:适龄学生人数大增,学校科系相应增加,但校舍需重新争取;图书仪器多为现购,教员须多方接洽;以周边环境而言,山东自战后便不断爆发国共两党的武装冲突,交通路线时常瘫痪,内战阴影笼罩青岛,导致市内难民云集,物价高过平沪,山大师生教学、生活大受影响,离职退学者亦所在多有。直到1949年6月青岛解放前,山大有不少课程仍无法顺利开出,日常教学工作也不时因罢课罢教和课外活动而中断,复校之初即筹划的两个研究所亦徒具空壳,未培养出研究生。在1927-1937年间的13所国立大学中,多数学校能借助自身政治背景、文化环境、办学基础方面的优势或特殊情形下的机遇取得较为出色的教学成绩,除个别特例外,各校在战争中尚能延续办学,并循序扩大规模。相比之下,山大的发展轨迹却相当曲折,洵属罕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该校在地域环境、文化积淀、教育基础和政治背景方面的劣势。山东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配置不佳,省内政局混乱,缺乏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民间社团来扶助教育事业,高等教育发展缓慢,造成山大建校基础薄弱;国民党政权自两广起家,政府内鲁籍乃至北方人士较少,缺乏话语权,加之山东地方政府与中央不睦,导致山大不受南京政府重视;国立大学的经济实力一般与其政治地位相关,因此山大在战前难以获得教育部的拨款以及其他基金会等团体的支持,大多数时间依赖省政府“协款”维持办学,学校规模有限,在和平环境中尚有发展之机,而一旦遭遇战争则不堪侵毁;在1946年复员后,山大得以获教育部供款,且成功聘到一些知名学者,不过由于山东政治经济形势恶劣,这种变化成效一时未能彰显,直至青岛解放前学校一直处于恢复整顿的状态。总之,虽然山大在全校师生的筹划运作下,教学成绩尚属中规中矩,且还能在战后重整旗鼓,扩大规模,但由于办学根基不固、缺乏优势资源,导致山大在民国时期教学成就有限。梳理国立山东大学在民国年间的办学历程,了解地方性、边缘化的国立大学的运作经验,有助于还原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曲折性和不平衡性,为今日大学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提供一定参考。

朱一帆^[2]（2017）在《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文中提出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是现代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浮沉轨迹和艺术演变趋势与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嬗变密切相关。因此,为呈现出百年来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流变,本文特选取现代女性意识作为核心进行观照与统摄。通过揭示现代女性意识流变下,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在题材、艺术风格等方面的表现,最终彰显百年来女性旧体诗词的历史浮沉与演变趋势。在本文的第一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转型期（1912-1936）,由于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历史语境的转型,造就现代中国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由传统的闺阁意识向现代女性意识转变。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促使她们一面向外观照,或书写着女性视域下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或以审美无功利视角审视大自然;一面向内审视自身,抒发现代女性友谊。现代女性意识觉醒、女性对公共空间的拥抱,也促使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突破了传统诗词题材的局限,拓展了现代女性旧体诗词题材在公共空间方面的表现。至于诗艺变革方面,她们或大胆用现代语言入旧体诗词、或“用旧瓶装新酒”激活古典意象,从容表达女性现代感受。在本文的第二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中兴期（1937-1949）,由于抗战现实政治时势的影响,女性诗词创作主体的女性意识进一步深化。她们向外进一步拓展叙事视域,着重表达了女性视域下的抗日救亡理念;她们也向内进一步审视自身,或书写女性流亡体验、或书写现代爱情体验、或书写现代母女关系。在题材方面,现代女性意识的深化,促使她们不再满足于将视线放置在对旧体诗词空间的拓展上,她们开始将视线转向时间领域,通过以线性时间观念观照现代战争,她们书写了女性自身的成长历程、书写了现代战争的宏大叙事、抒发了对故乡“往事不可追”、现如今乡村生活“今日难停留”的苦涩。在诗艺取向方面,深化的现代女性意识,明晰的女性自我主体身份,促使她们在旧体诗词中以高频的疑问句式,醒目表达自身观点,或者直接以女性身体意象表现自身独立看法。在本文的第三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分流期（1949-1976）,大陆与海外华裔女性旧体诗词创作中出现了现代女性意识的异化与认同,形成了二水分流的女性诗词艺术景观。具体就中国大陆而言,“延安经验”在建国后的延续,促使大陆中国女性的现代女性意识异化。她们或书写“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政治豪情、或书写花木兰式女英雄、或书写被压抑的生命体验,这表现在艺术风格上,便是主流女性诗词的政治化写作特征与边缘女性诗词的个人化写作特征。具体就港澳台及海外地区而言,相对宽松的历史语境,使得她们多彰显出明晰的现代女性意识认同感。她们或书写漂泊困境与女性生命焦虑、或书写离散体验与中华文化认同、或书写异域风情与西方文化认同。在本文的第四章,也就是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的复兴期（1977年以来）,由于中国内地旧体诗词创作中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尤其是新世纪进入网络文学时代以来,当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语言、意象、题材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而言,现代女性意识的全面复苏过程,伴随着女性诗词创作主体重新探索由“人”向“女人”再向“个人”的女性意识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她们或书写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反思、或书写对现代爱情的呼唤与反思、或书写对现代女性个体生命体验的感悟。这在题材方面的表现,便是突破了“毛泽东时代”单一化的旧体诗词题材局限,逐渐走向多样化。至于艺术特征方面,也呈现出诗歌语言的日常化以及古典意象重塑的特点。在本文的余论部分,着重以“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视角观照了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的创作,揭示了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创作在“创化”方面的成果,并以“天人合一”传统创化为代表集中进行阐释。最终指出,现代女性旧体诗词对于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现代中国小说、散文、诗歌一道,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研究,而这一研究路径,同时也是重现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古今维度的必由之路。

刘昕^[3]（2016）在《明清时期莱阳士人群体研究》文中认为莱阳以“梨乡”之美誉闻名于世,然其文化底蕴之深厚却鲜为人知。明清两朝莱阳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共有进士一百三十二名,居山东县级地域中进士数量第三位,登莱各县中无出其右者。邑内望族张氏、赵氏、左氏、宋氏、姜氏、王氏等皆乃诗书传家、一门数进士,其中赵、张两大家族中进士数量甚至各达到十几个。科第联翩的莱阳士人与仕宦不绝的世家大族彼此间过往频密,连络有亲,俱有照应,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明清莱阳文化圈”。除文进士和世家大族以外,武进士、乡宦乡贤、女性文人等也同样是构成明清莱阳士人群体的重要部分。一时之间,名儒硕彦,煊赫山左。明清两朝莱阳士人群体有其独到的时空分布特征。从时间分布来看,最为鼎盛时期乃“隆万以后,实在启祯”;从空间分布来看,具有代表性的士人大多分布于邑内诸冠盖相望的科举世家之中。由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山东地区的西部衰落与东部崛起;经书院发展而带动起来的明清时期莱阳地区的精英教育;外来移民世家迁徙定居落户莱阳后对当地文化发展的催化。如是种种,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莱阳士人群体在明清时期的异军突起,对莱阳文化在明清时期的兴盛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在光辉灿烂的明清莱阳士人群体中,既有诸如左懋第、姜埰、宋应亨的忠节之士,也有诸如宋琬、宋玫、宋继澄的文学大家,既有诸如崔子忠、姜实节的书画名家,也有诸如姜晟、初彭龄、王垿的政坛高官。宋继澄、宋玫等人联络以莱阳为主的胶东士人组建“山左大社”,以砥励名节、切磋学问相标榜,与复社相呼应,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左懋第、沈迅、姜埰三位同年进士,不仅以清正和才干闻名官场,而且后来都以身殉节,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一代诗宗”宋琬留下大量瑰丽的诗篇,与当时宣城的着名诗人施闰章齐名,获“南施北宋”之誉;名动天下的大画家崔子忠与江南大画家陈洪绶齐名,号称“南陈北崔”。莱阳士人群体藉此积极引领着莱阳的文化风潮,为明清时期莱阳文化的繁荣和科举事业的兴盛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不仅对推动莱阳当地的地域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其影响甚至逐渐突破了莱阳的地域局限,扩展到整个山左乃至全国范围。明清之际,莱阳士人出于不同的政治心态在新旧政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以左懋第为代表的抗清志士忠贞守志,殉节旧朝;以姜埰为代表的遗民诗人抱德守贞,隐居避世;以宋琬为代表的愤懑贰臣无奈之下投身新朝。不同的原因造成了他们不同的政治心态,继而在明清易代的时代拐点上做出了完全不同的抉择。这种抉择既使他们自己从此走上了方向不同的人生道路,也让其家族各自受到了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更留下了截然不同的生前身后名。

赵慧^[4]（2016）在《论晚年孙犁文学创作中的忧思意识》文中认为晚年孙犁的文学创作大多收录在《孙犁全集》（5—9卷）中,共计十部,又称为《耕堂文录十种》。书中记录着晚年孙犁的忧思意识,书写着对故土的追忆,对士人的哀惋,对艺术的坚守。晚年孙犁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在《乡里旧闻》系列中勾画了半百之数的乡民影像。在为故土作百年（自晚清至文革）乡民史传的同时,孙犁忧思百年乡土的贫困,忧思百年乡土伦理的崩塌,他思索着如何教化乡民,重塑乡魂。孙犁晚年浸淫古籍,通读中国士人史传,忧思千百年来士人生存境遇之残酷,忧思社会环境的恶劣。他探寻古今“士之非正命”的缘由,为改善士人的生存境况,孙犁思索着士人应注重以“修身为本”,培养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尊严,再者劝勉士人追求人格与文格的统一。“文革”结束后,“四人帮”炮制的虚假历史仍旧存在,孙犁有感于当时文学创作的虚假文风,自身推崇并践行“信史实录”的写作原则；“扫四旧”的余毒犹存,人们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孙犁身体力行,继承并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学文体,自成一格；孙犁忧思于当时“古文已是古玩,应当扫除”的言论,他坚信古人历史智慧的现实价值,坚信古人所创造的语言文字的现实价值,汲取古文言中依旧具有生命力的成分。这既是晚年孙犁对于当时几乎被破坏殆尽的优秀传统文化刻意守护的一种姿态和文化立场的抉择,也是晚年孙犁有意地促使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能够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晚年孙犁在追忆乡土、哀惋士人、坚守艺术的忧思意识中承担着总结经验,留存记忆,传承人类文化的重要责任,这份忧思时常以亡者之失劝谏生者,它带有显而易见的现实关怀。本文将利用新批评的细读法,在精读文本的基础上,力图做到知人论世。采取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并举,历时和共时两条线索并行的逻辑结构,对孙犁晚年创作进行多维度的解析和阐释。通过具体的案例分析检验论述的可行性,并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和建议。针对现在的研究状况,本文的研究将进行必要的继承与创新,以晚年孙犁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合理论证晚年孙犁文学创作中在追忆乡土,哀惋士人和坚守艺术方面的忧思意识。

韩彬^[5]（2013）在《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传是一个兼及文史的文类，中国虽然历来史传文学都很发达，但是自传文学则一直处于贬抑之境。直到进入20世纪以后，伴随着人的发现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西方自传的传入，具有现代意识的自传才发展起来。在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传写作出现了两次高潮。但是由于自传本身的难以界定、自传理论的匮乏，自传研究则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自传研究的专着和硕博士论文比较匮乏，尤其是从整体上论述20世纪中国作家自传的硕博士论文尚属空白，因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的作家自传进行整体研究，并将其纳入“现代中国”的学术视野。“现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对照，涵盖了我们通常文学史界定的“现代”和“当代”两个阶段。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绪论部分首先对论题“自传”和“现代中国”做出了界定。本文以勒热讷对自传的定义作为自传讨论的范围，并将侧重于个人书写的回忆录纳入研究视野，同时本文的论述还涉及了日记、交代材料等少量准自传文本，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被作为自传文本的参照。尤其是20世纪50到70年代，作家自传整体缺失的年代，对这些准自传的研究，有利于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发展历程的整体建构。绪论部分还对自传理论和创作的研究现状做出了分析，自传创作的繁荣和研究成果的匮乏，为自传研究既带来了难度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第一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流变研究从整体上论述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发展历程，并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从1927年到1937年，标志着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勃兴，在这一节中主要论述了30年代自传热潮出现的原因及呈现的特点，1937年到1949年，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从兴盛走向了沉寂，这一部分主要分析了自传走向沉寂的时代原因，但同时也指出了这一时期的自传并非毫无发展，虽然自传创作锐减，但是30年代出版的作家自传在这一时期仍在大量再版，这说明自传仍存在着稳定的阅读群体。另外这一时期男性和女性自传的创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这一时期男性作家自传较为鲜明地表现了由“小我”走向“大我”的时代主题，但是女性作家自传则主要延续了30年代自传中的个性解放，争取婚姻自由的个人化言说。1949年到1978年，这是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缺失期，在这一时期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作家正式自传的出版，因此本文在这段时期的论述中加入了少量日记和交代材料的准自传文本进行探讨。将这一时期的自传分成了以《高玉宝》为例的历史正面认同的书写，以《牛棚日记》、《郭小川1957年日记》为例的历史背面的另类书写和罪感意识中的自虐表演——交代材料的书写。以此保证了自传历史建构的完整性。从1978年至今是自传发展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节中论述了自传重新崛起的原因、特点及不足。第二章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研究，这一章主要从传主身份预设的角度探讨了传主自我形象的建构和认同以及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的关系，传主身份预设与读者阅读期待的关系。身份指的是个人在他人眼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所有自传都包含了一个自我阐释、探寻自我在他者和社会中价值的过程。因此自传不是一面平面镜，它不可能成为传主生命的自在再现，任何传主形象经过自传的折射都会出现形象的变形。而传者塑形的依据则是传主的身份预设。在这一章首先探讨了传主身份预设与寻求认同的关系。所谓的传主身份预设就是传主对自我独特性以及在社会中的身份地位的预想。一部自传可以说就是传主自我身份预设的具象化。作者通过传主身份的塑造以求得传主对个体、社会群体以及民族身份的认同，从而获得情感的依附和归属。当传主的自我预设与社会他人发生分歧之时，传主的自传文本就会表现出一定的认同危机和身份焦虑，而这种身份焦虑既可能是一种自我身份焦虑也可能是一种民族身份焦虑。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自传真实性则从传主身份预设的角度探讨了自传中的隐讳、夸饰和辩解。自传真实性是自传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但是传统的真实性研究往往停留在对史料的考辨之上，本文则引入了身份的新视角，分析了传主的避讳、夸饰和辩解与传主自我身份建构的关系。当事实不利于传主身份建构时，传主自然会对之避而不谈，而当事实有利于传主身份建构时，传主则会对此大加夸饰，当然还有一种关涉他人或社会的历史事实，作者难以采取完全避讳的态度，此时作者为维护自我身份的建构则要对其加以辩解。因此作者在自传中讲什么，如何讲都与其对传主的身份预设密不可分。第三节现代中国作家传主身份预设与读者阅读期待，则主要从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读者对自传的满意度。通常自传的阅读者不可能对传主一无所知，他的认知情感的“前见”构成了他的阅读期待视野，当自传的作者基于传主身份预设和维护所讲的事实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时，读者就会对传主提出质询，而当作者的讲述与读者阅读视野发生遇合甚至超出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此时读者就会因震撼和折服与传主形成亲密的信任关系。因此自传的好坏并不以现实的善恶为其判断的标准，而是与作者的坦率程度密切相关。第三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叙事研究主要探讨了自传叙事的独特性。从自传叙事的不可靠性，自传叙事的对话性和自传叙事的故事性三个方面论述了自传的叙事特征。第一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不可靠叙述借鉴了布斯《小说修辞学》和许德金《自传叙事学》的理论成果，主要探讨了自传叙述的三种不可靠性：一是文本内的叙述间隙，二是文本间的叙述歧义，三是自传文类的叙述间隙。在自传文类的叙述间隙一部分中探讨了自传和小说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某些文本介于自传和小说，纪实和纪虚之间的两栖性特征。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对话性探讨了对话性对于自传的重要意义。并将自传中的对话进行了分类：一是自传中人物间的显在对话，它增强了自传叙述的场景性，增加了自传的真实感，而且自我和他者的对话还可以分别表达传主的不同意识。二是叙事主体与经验主体的对话，自传中的回顾性叙事决定了叙事主体和经验主体虽为同一自然人，然而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叙事主体往往在更加清明的状态下对经验主体展开质询，评价和反思。两者的认知差异使彼此产生一种张力，构成两者的对话。三是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四是在口述自传中，采访者与受访者的对话。口述自传作为自传的特殊类型，其采访者和受访者构成双主体性，两者在口述文本中会因认知的差异产生对话性和叙述张力。故事性并非虚构文本所独有，自传叙事也需要故事性，不过自传中的故事是指实有其事，将偶然无序的事件加以铺排点染使其连贯有序，自传中的故事既包括自我的故事也包括他者的故事。尽管当代西方自传的创作取向是反故事，反意义化的，但是记忆一旦形诸于文字就已失去了本来之貌，因此试图完全还原记忆只能是一种徒劳，根据人生意义和身份建构的需要，来选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是将过去形诸文字的必然，因此从实践的层面来说摒弃自传的故事性是没有必要也不可能的。第四章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主题研究，主要探讨了自传书写中的三个基本主题。一是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婚恋主题，在这一节中主要以自传文本为依托论述了现代中国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在爱情婚姻选择上的差异。与男性作家受母亲影响及自我历史中间物意识影响下对旧式婚姻的屈从相比，女性作家在婚姻问题上表现出了反抗的决绝性，当然在成功组建的自由婚姻中女性作家又面临了从父权到夫权的新的困惑。第二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反思主题主要探讨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中几种不同的反思，一是指向个体的反思，这其中既包含了纠缠于具体人事的对他者的反思，也包含了指向忏悔的自我反思，自我反思是最接近于西方忏悔精神的。二是指向群体的反思，在这一部分中重点探讨了“五七反右—文革受难者”的群体反思和“红卫兵—知青”群体的反思，由此透视了知识分子对体制和权势的依附，自我独立性的丧失，以及混迹于群氓中的暴力和残忍。第三节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励志主题这一节主要探讨自传作为一种催人向上，导向乐观的文类，传主的励志奋斗历程及其作为人生表率的重要意义。结语部分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一是现代中国作家的自传观，这一部分主要是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探讨了三种不同的自传观，包括和盘托出，无条件坦露事实；虽然尊重事实，但是更加尊重他人的隐私权，认为真实抵不过隐私；三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认为自己有选择说与不说的权利。二是论述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文史价值，首先探讨了自传的史料价值：为作家生平研究提供背景资料，与作家作品构成互文性，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佐证，为评价他人提供旁证。其次探讨了自传的文学价值，包括自传所塑造的颇具个性的人物形象，风景情致的书写和对文学想象的加入，小说笔法的运用。三是探讨了现代中国作家自传创作的缺失，包括现代中国作家自传中性爱书写的缺失、反思中主体力度的孱弱和反思主体情感的缺失。尽管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的创作和研究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方面，但是自传无疑是一个具有生存和发展潜力的现代性文体，随着中国自传理论的建构和发展，自传研究必将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刘晨^[6]（2012）在《萧朝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没有上帝教和太平天国,萧朝贵或将一辈子做着种山烧炭的营生,终老于山林。时势造英雄,这偏偏是个唯美的神话般的英雄时代。庚戌金秋,天兄耶稣在萧朝贵的敦请下,来到人间,传布福音。自此,作为“帝婿”、“贵妹夫”的萧朝贵,游离于神人之间,代天言事,动辄鞭笞教首,邀功揽权,神威大振。洪秀全、冯云山的默许,杨秀清的配合,都有各自不得已的苦衷。其中萧朝贵与杨秀清的关系长期以来为人忽视。萧朝贵与杨秀清之间,既非纯粹的战友、同盟,又非单纯的对手、仇敌。二人在合作与团结的主流下,暗藏着鲜为人知的矛盾和危机,归根结底,是利益的冲突与权力的角逐。两者微妙的政治、宗教关系以及太平天国生存的主客观环境,都决定了萧朝贵的“夺权”仅是一股无法逾越地表的政治暗潮。在天兄的高压政策下,在萧朝贵的精心装潢下,太平天国迎来它飞速发展的“萧朝贵时代”。萧朝贵本人则以其特有的能量对太平天国的宗教权力格局和世俗权力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这层意义上说,萧朝贵才是太平天国的真正锻造者。但是,萧朝贵时代太平天国的权力架构建立在在萧、杨之间客观实力相对均衡的基础上,是各种势力相互妥协和利用的产物。萧、杨之间的冲突与斗争,暴露了太平天国宗教和世俗权力系统运作不良或者畸形发展的祸根。后来在韦昌辉的转接和滋长下,成为泯灭数十万民众“人间天堂”理想的罪恶渊薮。因此,不稳定的二元架构体系,各种势力的政治角逐,不和谐因素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决定了萧朝贵时代太平天国权力格局的短暂命运。它在获得起义进军的胜利,迎来太平天国攻克永安的辉煌的同时,也在一步步走向坍塌的深渊。上层精英人物关系的研究,并非全是政治的。萧、杨之间的家庭私人恩怨也是矛盾的具体体现。关于“天父第六女”杨宣娇的沉浮和萧朝贵养父因“私通”罪被处死两件事,萧、杨间的激烈交锋,把斗争的烈焰推向顶端,涌动的暗流,已亟待喷出地表,一场大的风暴或将到来。可历史总是会出现奇迹,当萧朝贵几乎取得和杨秀清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可以有机会有能力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最高权力的时候,这年十月在永安城外发生的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使得其政治生涯告一段落。水窦村之战,萧朝贵身受重伤,有生命之虞。七天后,永安封王,杨秀清总揽大权,一场无声无息的政治变动悄然发生。“天兄”长达五个月的缄默,使萧朝贵丧失获得更高权力的机会。当萧朝贵从重伤中醒来,“天父”独裁的局面已然形成,“天兄”下凡的意义也被“天父”频繁的出现湮没。继之而来的,是“天兄”和萧朝贵又一次长期的沉寂,缄默中表达出无奈、不满以及抗议。政治上的失落,迫使萧朝贵投身战场。长沙鏖兵,石马铺大捷,萧朝贵踌躇满志地要速克省城,为太平天国开疆拓土、再立功勋,却不料死神业已降临。妙高峰一番疯狂的炮战,结束了萧朝贵的生命。耶稣归天,却另有蹊跷。它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是郴州决策重大失误的惨痛教训。杨秀清对萧朝贵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萧朝贵的死,是太平天国的巨大损失,标志着上帝教宗教神学体系的部分塌陷,永安封王以来形成的权力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但即使萧朝贵不死,也无法杜绝天京内讧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也无法挽救太平天国最终倾覆的命运。对洪秀全来说,他却是一定程度上的受益者,至少是获得了一次重整太平天国宗教权力体系的机会,或是在原本密不透风的天父、天兄森严等级体制下得到一丝间歇性的喘息。也许萧朝贵未能见到定鼎天京的那一天是幸运的,他的早丧,使他没有机会像杨秀清那样迈出夺取最高权力的步伐,洪秀全才对他保留一丝诚挚的且罕有的好感和怀念,为他在太平天国神话中塑有一席不朽的神位。上帝教世俗化了基督,同时神化了萧朝贵。萧朝贵生前的自我神化,除了操纵天兄话语权等途径,萧朝贵的神性还得自于他出色的“巫术”表演。经研究,萧朝贵的“法术”实系催眠术,其中吸收了不少深奥的科学原理,但也必然包含一定的欺诈行为。正如我们不能否定数十万太平军民投身反抗浪潮的正义性,我们也不能否定萧朝贵的“法术”在太平天国起义孕育阶段所起到的积极作用。萧朝贵真正获得神格,是在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授予萧朝贵太平天国至高神的神位,一方面是因为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神圣身份,有着互相印证各自神性和维系天王“父子公孙”永坐江山神学理论体系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一个死神制衡另一个死神的阴谋。人作为社会元素,本身即有复杂性。“非此即彼”的历史窠臼,不适用于历史人物的人性透视。长沙战役的战略战术和战役指挥,证明萧朝贵并非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纵观他一生的军事活动,只能算得上平庸。萧朝贵的英勇却形成于“大战妖魔”的平台——桌面。一百余年来,他的假象错误地引导了无数治史者和读史者。揭下萧朝贵脸上的神秘面纱,我们发现,一切都有变数。神性的背后,还暴露着人性赤裸裸的自私与贪婪。即使再为“谦和”的语言和神态,也遮掩不住他专权跋扈、嚣张自负的丑陋面庞。萧朝贵二十六年的短暂一生,见证了太平天国巨大神话的兴衰始末,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历史的发展变迁。

聂还贵^[7]（2011）在《中国,有一座古城叫大同》文中认为课本上读历史,历史很遥远,来大同看历史,就走在历史里;书本上读大同,大同像传说,来大同看大同,大同美丽而神奇。序1一座城市,应当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传记。一座历史文化积蕴深厚的城市,有可能成为其所属民族与国家的鉴照。大同,拥有这样的资格。--北魏、大辽、金国,三代京华之地,厚土旷野,浩气烈风;雁门关、北岳恒山

刘雪平^[8]（2006）在《《剑虹居古文诗集》校注》文中指出秦焕（1818年-1891年），字文伯，江苏山阳人。清咸丰十年（1860年）中进士，授户部主事，光绪年间，任职于广西，先后担任过桂林知府、广西盐法道、广西按察使。他生活在风云突变的晚清时期，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中法战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局面，他和当时许许多多经邦济世的士子一样，有着一份力挽狂澜的热情，但同时又有一种无奈和避隐的心态；有着洋务新事的刺激，但同时又固守着中国传统的封建道统。 秦焕的散文，时而短小精悍，结构紧凑，时而才雄笔异，任意挥洒，句式骈散相间，总体上骈体气息较浓。作者在其《病说》万余言中，以“病”这一现象为论说对象，用拟人化的手法将“病”写得奇妙灵活，随意的文笔深刻地揭示了处于封建末世的士子们伤时忧己的精神困境和心路历程；秦焕的诗歌，时而沉雄激昂，时而飘逸疏野，其令人伤感的时代背景让他的诗歌有着和宋诗类似的情感基调和艺术风格，既是学问之诗，又是议论之诗，同时又有点平实简易。 秦焕诗文集的校注以清光绪三十一年的修补本为底本，参校原来的刻本，并采用理校法，力图还原诗歌的真实和作者的原意。

吉春阳^[9]（2005）在《秦宣夫研究 ——美术史论研究的贡献及其画风演变》文中提出秦宣夫（1906—1998年）是中国近现代颇有成就的美术家、美术史论家和美术教育家。本文以秦宣夫先生为研究对象,着重阐述和分析秦宣夫先生的美术史论研究及其画风演变。 首先,本文从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变革以及人材培养观念的转变出发,分析了秦宣夫在受教育过程中所构建的知识结构,指出秦宣夫所具备的知识结构是他进行美术史论研究的基础;同时,本文在近代美术教育发展的情景中分析了他与艺术结缘的原因及其过程。以上述分析为基点,本文还从文化的角度从两个方面对秦宣夫进行了分析,即秦宣夫作为新型人才的批判性性格分析和有别于传统文人的显与隐的意识的分析。本文认为,这两个部分是秦宣夫在艺术理论和实践上作出成就的基础。 其次,本文阐述了秦宣夫美术史论研究的历程和涉及的范围,将他的研究分为美术批评、美术史研究以及个案研究三个部分。本文以解读秦宣夫遗留下来的美术史论文献为基础,结合近现代美术史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观念,对秦宣夫美术史论研究的观念、方法和特色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梳理。指出,秦宣夫各历史阶段的美术史论研究、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他的研究代表了中国艺术史论研究在特定历史阶段所达到的水平。 其三,本文认为,由于经历多次时代变革,秦宣夫等第一代西画家的艺术创作受到了极大影响而几乎被历史遮蔽。本文从秦宣夫艺术创作的三个时期出发,以作品分析为途径,并结合美术史和时代发展的特征,揭示出秦宣夫风格演化的原因、艺术特色以及各个时期绘画风格的差异和联系。 最后,本文指出,在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发展显示出新的特点背景下,应该对于秦宣夫先生在美术史论、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等领域作出的贡献和成就,重新进行估价并给予正确的历史定位。这对于当代的美术史论研究、美术教育研究以及创作实践研究,都具有现实的意义。

鲍明^[10]（2004）在《满族文化模式 ——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文中认为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的社会观念体系，是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满族文化模式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观念体系，研究属于满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传统的文化模式研究范式主要是与原始民族文化模式相适应的。满族是一个不同于原始民族的复杂民族，研究其文化模式，必须改进和发展传统的文化模式研究范式。只有将传统的社区观察法、个人访谈法、文化比较法、历史文献研究法、思想史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从宏观上全面地阐述满族文化模式，把满族的思维方式、行为心理、价值观念和思想理论融为一个整体。 《满族文化模式》（manju uksura i （?）u wen i muru）共分八章，其中包含的主要观点如下： 满族家庭的住宅结构、房间配置和环境的特点，对满族人的行为方式、心理意识、价值观念有很大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满族形成了重视群体的意识、内外有别意识、卫生意识、社会开放心理、公共监督意识、包容与吸纳心理。满族家庭属于父系制家庭，在对家庭成员的资格认同上，主要强调血缘的共同性，但也不排除共同生活的“场”，在父母在世时，嫁出去的女儿的家庭成员身份没有完全丧失。在满族家庭中，妻子常常居于主导地位，父母重长更重少，重男不轻女，儿子或儿媳也会成为父子联合家庭里的一家之长。满族尊敬老人，注重孝道，但父母之爱并非对子女全程服务，子女孝行与父母之爱相挂钩。清代满族人将忠孝结合，忠高于孝，守法爱民即为孝，愚孝不为孝。儿子成家即分出单过，谁养老谁继承遗产。满族人通过婚嫁的方式解决青春期问题，满族的政府积极帮助国人成家立业，宣布婚姻自由原则。满族注重保护孕妇和婴儿，对幼儿养育有强制束缚的一面。他们认为儿童不同于成人，有待于成熟，到了该管教的年龄才可管教。满族教养儿童注重德育；强调亲属集团的重要性，但也鼓励孩子静处和自我控制；依据儿童的不同性格来教管儿童；采取“习得式”和“参与式”来实现儿童的社会化。满族创世神话对人类起源的看法，不回避性，但采取了隐喻的形式表达生育，对性的表达比较含蓄。满族妇女有严重的性嫉妒心理。满族把性限制在婚姻和夜晚之内，性行为不应影响工作，夫妻行为不能妨碍别人的行动和观瞻。 满族的家族制度以宗亲为中心，注重姻亲，具有一定的双系制亲属制度的特点，并对东北社会民间“亲族”制度产生重大影响。满族的父系家族亲属称谓有七个亲等（jalan），对母系亲属的称谓有五个亲等，直系与旁系亲属称谓有明显的区别，无错位现象，没有抢婚和赘婿婚俗的痕迹，但姑舅亲、两姨亲称谓区分不严。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在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中记录的许多满族亲属称谓是间接称谓，不是直接称谓。满族的宗族成员的身份是明确的，但又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并非漫无边际。满族同宗个体家庭之间是平等的，宗族组织不发达，功能不全，人们主要祭拜近祖，因此宗族的凝聚性和团结心不强，关注组织生活超过缔结宗族集团，易于入乡随俗，牺牲本族文化。 女真-满族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非亲属组织，是金代的猛安谋克、清代的八旗组织，对女真-满族人的行为和心理意识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满族缔结社会团体的重要文化心理基础。女真-满族人缔结“猛安谋克”及“八旗牛录”遵循“亲属-邻里-契约-命令”原则，这种非亲属组织能融亲属集团与非亲属集团于一体。在发展社会经济过程中，满族人应充分利用传统的组织文化资源。 满族的民族认同意识体现为对满族的历史、传说、神话、民族始祖、民族习俗、八旗历史、民族象征、民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认同上。这种认同意识是有层次性的，有人认同满洲，有人认同旗人，有人认同女真。在乾隆皇帝整顿旗务以后，将旗人等同于满洲人的新的满洲观开始形成。讲北京话、东北话成为满族新的民族特征。满族人心直口快，性情刚烈，具有组织本位意识、级别意识和注重功绩的意识，重名声和面子，有尚武精神，喜好引进外族文化，长于民族联合和统一战线。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大国意识和大中国观。 女真人的生计方式从渔猎转向农耕以后，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增加了，但食物中脂肪、动物性蛋白质减少了。女真一满族人的食物观和政府的政策影响了女真-满族人摄入的动物脂肪和蛋白质的数量。通过引进和学习，他们发展了农业和生产技术，完善了纺织业和铁业:他们有官营企业和商业的传统，清末恢复了经济自由的原则。在工作和劳动观上，女真一满族人重视农业生产，但仍喜欢渔猎活动。明代女真人重视贸易，积极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发展直接和间接的国际贸易。满族社会中以行商为主，以自由贸易为主要交易原则。清政府限制和取消满族行商和禁止满族经商，是造成八旗生计困难的重要原因。 满族关于教育目的、课程、教学、教育管理的思想比较丰富，认为对教育的需要性是人性之一，并据此提出自己的教育思想，制定国家教育政策，以推动满族社会成员和大清国民的发展。他们认为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工具、生活工具、社会化教育工具、塑造国家主人的工具。?

二、风雨百年通信史解放前──徘徊发展,历尽艰辛（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风雨百年通信史解放前──徘徊发展,历尽艰辛（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2）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论文提纲范文）

（3）明清时期莱阳士人群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论晚年孙犁文学创作中的忧思意识（论文提纲范文）

（5）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萧朝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有一座古城叫大同（论文提纲范文）

（8）《剑虹居古文诗集》校注（论文提纲范文）

（9）秦宣夫研究 ——美术史论研究的贡献及其画风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0）满族文化模式 ——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风雨百年通信史解放前──徘徊发展,历尽艰辛（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性”国立大学的困境 ——国立山东大学研究（1930-1949）[D]. 张家豪. 华中师范大学, 2019
• [2]现代中国女性旧体诗词流变论[D]. 朱一帆.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3]明清时期莱阳士人群体研究[D]. 刘昕. 山东师范大学, 2016(12)
• [4]论晚年孙犁文学创作中的忧思意识[D]. 赵慧.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5]现代中国作家自传研究[D]. 韩彬. 山东师范大学, 2013(09)
• [6]萧朝贵研究[D]. 刘晨. 山东大学, 2012(02)
• [7]中国,有一座古城叫大同[J]. 聂还贵. 中国作家, 2011(20)
• [8]《剑虹居古文诗集》校注[D]. 刘雪平. 广西大学, 2006(01)
• [9]秦宣夫研究 ——美术史论研究的贡献及其画风演变[D]. 吉春阳. 南京师范大学, 2005(03)
• [10]满族文化模式 ——满族社会组织和观念体系研究[D]. 鲍明. 中央民族大学, 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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