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疆牧区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浅议（论文文献综述）
翟洪江[1]（2021）在《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研究 ——基于黑龙江五县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经过脱贫攻坚,中国在2020年底实现所有贫困县脱贫摘帽,所有贫困人口退出贫困,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消除了绝对贫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彻底解决,而是以相对贫困形式表现出来。202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提出设立5年过渡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出2025年和2035年贫困治理的新目标。可以预见,五年后中国农村全面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那么,对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将面临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如何瞄准与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特征如何?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有哪些?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扶贫战略重点在哪里?因此,有必要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期间,对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遵循“理论分析—实证研究—对策研究”的研究思路,分析了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总结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基本经验和主要问题,使用黑龙江省五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贫困线方法和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对相对贫困家庭进行识别,分析了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特征与致贫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和治理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有:（1）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发生既有农户生计资本匮乏,也有社会制度对农户社会排斥的原因。在分析经典理论对相对贫困本质认识的基础上,形成对中国相对贫困理论分析的框架,从农村制度安排和农民生计的视角分析中国农村家庭产生贫困的根源。分析发现,农户生计资本匮乏,尤其是人力资本匮乏,致使其只能选择小农农业经营生计模式或者资产型生计模式,难以获得较高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具有一定的社会排斥,致使农民缺少与城市居民相一致的发展机会,农村社会基本保障制度对农民的保障能力相对不足。这些是中国农村发生贫困的根本原因。（2）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形成了很多有益经验值得在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借鉴,但也面临一些问题需要在贫困治理阶段解决。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贫困治理的演进历程,总结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分析了脱贫攻坚后面临的问题。中国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主要有坚持党领导和政府主导、坚持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贫困治理战略、坚持以经济增长带动脱贫、坚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普惠性制度与政策、坚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脱贫人口具有一定的返贫风险、贫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长期存在、贫困治理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有机衔接、多元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尚需强化、贫困格局仍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等。（3）贫困线方法和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中各有优缺点,需要结合两种方法优点,提出更具实践性的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识别方法。使用黑龙江省五个县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贫困线法和多维贫困识别方法对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进行识别,从精准性、可行性、认同度等几个方面对识别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分析两种识别方法的优劣。研究表明,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贫困线识别方法简单可行,但可能遗漏那些在脱贫攻坚阶段收入获得大幅增长而无劳动能力的农村家庭。多维贫困识方法比较复杂,认同程度和可行程度较低,但能够反映相对贫困的多维性。在实践中,可以吸收两种方法的优点,既考虑收入,又考虑其他贫困指标,创造更具实践性的相对贫困识别方法。（4）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较弱,但比建档立卡贫困户稍有所改善。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识别后的相对贫困家庭特的区域分布特征、人力资本特征、家庭生计与收入、健康状况等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相对贫困家庭人力资源状况、务农经营、外出务工、健康状况都要弱于非相对贫困户,但强于建档立卡贫困户,说明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可持续生计资本与能力较弱,但比建档立卡贫困户稍有改善。（5）人力资本因素、生计与收入因素、健康因素是相对贫困家庭致贫的主要因素。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贫困线方法识别的相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患有慢性病、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打工比重、务农比重、劳动力比重、家庭成员患有大病等变量对农户致贫有显着影响,说明人力资本因素、生计因素和健康因素是主要致贫因素。使用A-F多维贫困分解方法对多维识别方法识别的相对贫困家庭的致贫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均纯收入、户主受教育程度、慢性病、大病、住房等指标的贡献率较高。进一步比较了这两种方法的结果,本文认为人力资本因素、生计与收入因素、健康因素是相对贫困家庭致贫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论,系统的提出了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识别与治理的对策。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方面,提出基于农村家庭的人力资本建立两类不同的相对贫困识别方法。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主要瞄准三类人群: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家庭,有一定劳动能力但收入特别低的农村家庭,有一定劳动能力、收入较低且收入以外存在较强的社会剥夺的农村家庭。在贫困治理方面,根据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类型和政策的指向性,系统的提出了相对贫困治理的具体对策,包括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小农户发展支撑政策、继续实施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战略、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参与的多元主体多元主体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等。
马无疆[2]（2021）在《朗赛（rNm Srs）与边茶 ——一项西藏茶企的民族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史晓玲[3]（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马存亮[4]（2019）在《1949—1965年甘肃民族贸易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从新中国成立至1965年,甘肃民族贸易经历了起步、发展调整、再发展的过程。即1949-1952年的积极开创时期、1953-1957年的蓬勃发展时期、1958-1961年的挫折困顿时期、1962-1965年的稳步发展四个阶段。在这四个阶段中,甘肃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国家的民族贸易方针政策,结合甘肃省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开展民族贸易工作,成立国营民族贸易机构,成立民族贸易公司,普遍建立民族贸易的商业网点,实行一系列的经营,做到供应和销售相结合。并且在国营贸易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专门的公司。与此同时,积极组织发展供销合作社,灵活采取民族贸易的方式,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场,掌握主动权,维护民族地区市场秩序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执行“不赚不赔、有赚有赔、以赚补赔”的贸易方方针,采取公平合理的价格政策,坚持“发展、维持、代替、淘汰的原则,积极做好民族商品的生产和供应,实行价格、资金、利润方面的三项照顾政策,有效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的安定。培养大批的民族干部,壮大民族贸易的队伍,建设一支具备政治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民族贸易队伍,更好的促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刘星[5]（2018）在《新疆改革开放历程回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疆各族人民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结合新疆实际,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坚持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经济实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首位,不断开拓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里程。40年来,自治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项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回顾总结4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增强我们对进入新时代的改革开放不断前行、必须前行的信心和决心;可以强化我们牢记使命担当,聚焦总目标、聚力总目标、实现总目标的信心和决心。
唐淑娴[6]（2016）在《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研究》文中提出新疆乌孜别克族是中国西北跨国民族和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乌孜别克族人口只有14502人,大多数人口与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散杂居在新疆南北的不同市镇。在历史上,他们曾以“布哈拉人”、“安集延人”和“浩罕人”的身份流动在中亚—中国的贸易网络中,形成了建立其上的移民网络和金融网络,并通过“以商居边、以商融边”的发展脉络最终成为中国新疆的一个群体。在近500年的跨国贸易和移民实践中,乌孜别克族在客观外力的压力下,不断适应着新疆地方性文化和汉文化为主流文化的中国多元文化,并通过各种行为调适进行着社会融入,在漫长的文化适应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乌孜别克族的“中国化”。如果说抗日战争时期至三区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的族群意识和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形成时期,那么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全面解构时期,也是乌孜别克族对中国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重塑阶段。在整个过程中,乌孜别克族主动采取了文化“整合”的适应策略,即一边积极主动地与主流社会成员建立并保持良好的社会关系,同时也为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身份和特征做出一定的努力。通过文化整合,其最初的群体文化被解构,语言文字、生计方式、服饰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仪轨、家族封号等也逐渐趋同于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文化的边界变得模糊的同时族群意识也逐渐趋于淡漠。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面对中国汉文化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西方话语时,在统一的教育体系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乌孜别克族边缘化特征开始受到本民族精英的关注,一部分人通过主动修改民族称谓的方式去模糊化处理在社会资源占有和市场竞争中出现的劣势,也有一部分人借助西方话语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和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机遇,重新强调族群边界和文化差异,并通过延续乌孜别克族社团组织的社会功能与主流社会进行互动。总之,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是在政权变迁和部分客观外力作用下,进行的压力下求适应,适应中求整合,整合中求认同的过程,且始终伴随着坚持和突破,逾越与维持。
战英杰[7]（2011）在《中国羊毛生产和外贸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羊毛是人类在纺织史上最早利用的天然纤维之一,羊毛纤维柔软而富有弹性,羊毛制品具有手感丰满、吸湿性强、保暖性好、穿着舒适等优点,它越来越成为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20世纪80年代,世界羊毛业飞速发展,自90年代开始,出现快速滑坡,2009年原毛产量仅有208万吨,绵羊存栏下降到不足11亿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毛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羊毛产业的发展。目前绵羊存栏量约1.2亿只,原毛产量约35万吨,是世界最大的绵羊饲养国和第二大羊毛生产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羊毛加工国,每年加工羊毛35～40万吨（净毛）,占世界羊毛加工量的35%。本研究在分析世界羊毛生产及贸易格局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羊毛的生产、消费、加工、流通、国家标准和质量管理等相关问题,在此基础上,选取1999～2010年中国和主要羊毛出口国的季度平均价格数据对国际市场羊毛价格和国内羊毛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国内外原毛市场价格相关性较大,存在显着的协整关系。中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原毛市场之间存在误差校正机制;国际市场引导中国原毛现货市场。据此,本文利用进口需求模型对国际市场价格变化与国内原毛供给和进口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从对原毛进口需求模型估计结果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中国的原毛需求增加以后,受益最大的是澳大利亚;其次是南非和新西兰,中国自产原毛在国内消费数量中增加幅度最小。这对中国原毛生产者来说是一个警示信号,即中国加工企业对国产原毛的偏好很弱,国内原毛需求增长主要通过进口满足。从进口弹性系数看,中国对来自主要出口国的原毛进口需求都是有弹性的。对中国羊毛进出口格局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世界羊毛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每年有大量的羊毛进口,出口量相对较少,进口商品中又以原毛为主,净毛进口量相对较少。对羊毛市场国际竞争力的分析表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个国家在世界羊毛市场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其中,澳大利亚在世界原毛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新西兰在世界净毛市场上一直具有最强的竞争力。在国际原毛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还有乌拉圭、南非和阿根廷,在国际净毛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国家还有蒙古、乌拉圭、土库曼斯坦和阿根廷。中国尽管是羊毛生产大国,但是在国际羊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羊毛进口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中国的经济规模是影响羊毛进口最重要的因素,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带动了中国纺织业的发展,进而显着地促进了羊毛进口;其次,国际市场上的羊毛价格也是对中国羊毛进口影响较大的因素,价格提高则进口减少;中国的羊毛产量也对羊毛进口呈现出显着的负相关,说明中国羊毛产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中国对世界羊毛市场的依赖程度;主要羊毛出口国的经济规模、人口数量以及与中国的距离对中国羊毛进口的影响不显着。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合理调整羊毛产业结构和规划布局;（2）大力发展优质细羊毛生产,统一羊毛质量标准;（3）制定并实施羊毛进口战略。首先是建立羊毛进口信息预警机制,其次调整羊毛进口关税,第三要部门联动,商务部的配额管理和质检总局形成管理合力。（4）充分发挥产业和行业协会的作用。（5）推动羊毛拍卖市场建设,不断完善市场体系。
刘鑫渝[8]（2011）在《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以建国后土地制度变迁为着眼点,探讨哈萨克牧区社会在土地变革中的土地实践。由于自然条件、生产资料的差异与技术手段选择的不同,中国游牧地区的土地实践与内地农村存在着较大差异。民主改革以前,牧区牧地公有,即为部落、氏族共有,但实质上草场所有权归部落贵族、头人所有。而牧业民主改革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公营,牲畜私有私营。新疆草原的民族公有制延续了大约6年（1952～1958）。这6年中,牧民对自己的草牧场可以全面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牧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化阶段未触动草原集体所有和牲畜家庭经营的根基,符合哈萨克族游牧社会互帮互助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侵略的传统,受到了牧民的普遍欢迎,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尽管牧业初级合作社是对互助组的替代,但在初期牧场集体所有,牲畜私有,牧民拥有比较充分的退出权,且退出的自由度与合作社的经营风险呈正相关。牧民不仅可以实施对合作社的监督,使管理者改善制度绩效,还可以参与对合作社的监督,对于社员来说,拥有较完整的退出权意味着有完整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初级社既成功地分割了部分私有产权,又通过给予社员较完善的退出权,有效化解初级社解散的风险。人民公社化实行草原全民所有,牲畜集体所有。变牲畜家庭个体经营为集体统一经营,加上国家控制商业和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牧民没有退社自由,降低了劳动的机会成本以维持牲畜及畜产品生产的低成本,也迫使牧民放弃了可能的边际生产和可能取得的边际收益。牲畜及畜产品国家征购及诸如关闭集市、限制区域交换等一系列规则,剥夺了牧民对其产品——牧业剩余价值的支配权。草原集体所有和集体经营,牲畜集体所有,牧民不再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人民公社时期,国家权力全面侵入农村。对单个牧民来讲,草原和牲畜都是一种公共物品,他不拥有相对于其它成员的对土地和牲畜的排他性使用、转让、收益和处置权,牧民土地和牲畜产权都出现“残缺”。人民公社、大跃进、公共食堂、牧业学大寨、牧民定居是与土地制度相伴生的国家自上而下理性设计的社会改造工程。这些体现了控制与改善逻辑的社会工程通过重新设计力图使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加简单与清晰,以便更加有效地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治理。这些项目始于官僚知识分子、革命精英作为“立法者”的远大抱负和无限雄心,他们不仅主张“人为自然立法”,而且主张通过行动来对自然界或整个社会秩序进行彻底和理性的改造;而在这种雄心的背后,则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知识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以及对自然甚至人类本性的控制能力的超强自信。“致命的自负”注定要走向失败。即使失败了的项目也并非没有任何积极的成效。我们是各种现代化项目的受益者,改善的目的本意是良善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是把自然和社会改造为容易被国家识别和控制的清晰而又简单的对象,还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福祉。国家将建基于农耕社会的土地制度实施于牧区是国家强力推行下的简单化实践。在这一实践中牧民成了没有性别、传统和价值、特定个性的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个体。这种简单化设计因为忽视了牧民的生存传统、地方性知识的重要性而遭遇失败。草原生态恶化与牧民生计两难困境成为新项目实施的挚肘。为了避免仍然存活着的“国家乌托邦”,需要在牧区现代化现实路径选择的实施中,关注地方性知识和传统文化、注重项目谨慎推进、规划要有弹性,利用互助传统建设“新公共性”,建立完善的牧民参与机制。
陈国裕[9]（2008）在《新疆农牧区改革的回顾与思考（1978—1992）》文中提出新疆农牧区的改革,是国家整个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含了全国改革实践中共性的方面,也表现出自身的某些特点。回顾和思考1978年至1992年新疆农牧区的改革可以看出,坚持把党和国家关于改革的大政方针与新疆的实际紧密结合,这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农牧区经济稳步发展的关键。
陈国裕[10]（2008）在《1978～1992年新疆农牧区改革的回顾与思考》文中研究表明新疆的农牧区改革,既体现了全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共性,也反映出自身的某些特点。改革以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为先导;改革从农村起步,这符合新疆作为农牧业自治区的实际;改革首先从抛弃"大锅饭"入手,权力下放,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使农牧民得到实惠;改革与开放相伴而行,互相促进;尊重群众,尊重实践,关注农牧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从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二、新疆牧区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浅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疆牧区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浅议（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研究 ——基于黑龙江五县农户调查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英文摘要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2 农村相对贫困的基本理论分析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相对贫困 |
| 2.1.2 贫困识别 |
| 2.1.3 贫困治理 |
| 2.2 相对贫困的本质 |
| 2.2.1 收入视角的相对贫困 |
| 2.2.2 相对剥夺与社会排斥视角的相对贫困 |
| 2.2.3 能力视角下的相对贫困 |
| 2.3 中国农村相对贫困的根本原因分析 |
| 2.3.1 分析框架 |
| 2.3.2 制度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相对贫困 |
| 2.3.3 生计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相对贫困 |
| 2.3.4 小结 |
| 3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基本经验与面临的问题 |
| 3.1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演进 |
| 3.1.1 体制改革扶贫阶段(1978-1985) |
| 3.1.2 区域开发扶贫阶段(1986-2000) |
| 3.1.3 整村推进扶贫推进阶段(2001-2012) |
| 3.1.4 脱贫攻坚扶贫阶段(2013-2020) |
| 3.2 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 |
| 3.2.1 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 |
| 3.2.2 坚持实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贫困治理战略 |
| 3.2.3 坚持以经济增长带动脱贫 |
| 3.2.4 坚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等普惠性制度与政策 |
| 3.2.5 坚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 |
| 3.3 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3.1 脱贫人口具有一定的返贫风险 |
| 3.3.2 贫困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将长期存在 |
| 3.3.3 贫困治理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有机衔接 |
| 3.3.4 贫困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尚需强化 |
| 3.3.5 贫困格局仍具有较强的区域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4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的实证研究 |
| 4.1 数据来源 |
| 4.2 基于贫困线法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与分析 |
| 4.2.1 识别方法 |
| 4.2.2 识别结果 |
| 4.3 基于多维贫困识别方法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与分析 |
| 4.3.1 识别方法 |
| 4.3.2 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的构建 |
| 4.3.3 识别权重 |
| 4.3.4 识别结果与分析 |
| 4.4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结果的比较分析 |
| 4.4.1 判定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方法优劣的原则 |
| 4.4.2 不同识别结果的比较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5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基本特征分析 |
| 5.1 区域分布特征 |
| 5.2 家庭人力资本特征 |
| 5.2.1 户主特征 |
| 5.2.2 家庭人口构成 |
| 5.3 家庭生计特征与收入结构 |
| 5.3.1 家庭生计特征 |
| 5.3.2 收入结构特征 |
| 5.4 健康状况 |
| 5.5 本章小结 |
| 6 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致贫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贫困线方法识别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致贫影响因素分析 |
| 6.1.1 变量选取 |
| 6.1.2 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描述 |
| 6.1.4 计量结果与分析 |
| 6.2 多维贫困识别方法识别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致贫因素分析 |
| 6.2.1 分解方法 |
| 6.2.2 分解结果与分析 |
| 6.3 结果比较与讨论 |
| 6.3.1 不同识别方法识别的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致贫因素比较 |
| 6.3.2 相对贫困家庭致贫因素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治理对策 |
| 7.1 科学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家庭 |
| 7.1.1 建立科学的农村相对贫困识别方法与标准 |
| 7.1.2 改进农村家庭收入核算方法 |
| 7.1.3 优化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程序 |
| 7.1.4 健全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识别的监督机制 |
| 7.2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
| 7.2.1 提升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能力 |
| 7.2.2 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减少农村居民医疗支出 |
| 7.2.3 瞄准无劳动能力家庭,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 |
| 7.3 完善小农户发展支撑政策 |
| 7.3.1 增加小农户生计资本 |
| 7.3.2 拓展小农户收入来源 |
| 7.4 继续实施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战略 |
| 7.4.1 大力推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 |
| 7.4.2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文化扶贫 |
| 7.4.3 继续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和生态扶贫 |
| 7.5 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贫困治理体系 |
| 7.5.1 坚持政府在相对贫困治理中的主导作用 |
| 7.5.2 积极发挥市场的减贫效应 |
| 7.5.3 壮大社会扶贫力量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创新之处与不足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研究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1949—1965年甘肃民族贸易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新中国成立之初甘肃民族贸易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之初甘肃的基本状况 |
| 第二节 甘肃民族贸易形成的政治经济条件 |
| 第二章 甘肃民族贸易的机构建设和政策实施 |
| 第一节 甘肃民族贸易机构的设置 |
| 第二节 贸易政策的实施 |
| 第三章 甘肃民族贸易的发展 |
| 第一节 1949-1952 年民族贸易的积极开创 |
| 第二节 1953-1957 年民族贸易的蓬勃发展 |
| 第三节 1958-1961 年民族贸易的困顿时期 |
| 第四节 1962-1965 年民族贸易的调整发展 |
| 第四章 甘肃民族贸易的基本经验和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民族贸易的基本经验 |
| 第二节 当代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致谢 |
（5）新疆改革开放历程回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农村牧区经济体制改革 |
| (一) 农村改革。 |
| (二) 牧区改革。 |
| (三) 农畜产品收购政策和流通体制改革。 |
| (四) 人民公社改乡 (镇) 。 |
| 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
| (一) 国有企业改革。 |
| (二) 流通体制改革和市场建设。 |
| (三) 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 |
| 1. 计划体制改革。 |
| 2. 投资体制改革。 |
| (四) 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
| 1. 财政体制改革。 |
| 2. 税收体制改革。 |
| (五) 价格体制改革。 |
| (六) 劳动用工及工资分配制度改革。 |
| (七) 金融体制改革。 |
| 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
| (一) 发展供销合作经济。 |
| (二) 发展乡镇企业。 |
| (三)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
| (四) 发展“三资”企业。 |
（6）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选题的意义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理论的开发和实践 |
| 二、乌孜别克族历史文化研究概况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历史文献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第五节 田野点介绍 |
| 一、中心田野点 |
| 二、参照田野点 |
| 第六节 难点和创新 |
| 第二章 乌孜别克族的源流及其形成 |
| 第一节 乌兹别克民族的形成 |
| 一、13 世纪以前西域族群的融合 |
| 二、术赤兀鲁斯的兴衰 |
| 三、乌兹别克族的形成和壮大 |
| 第二节 乌兹别克族人口分布 |
| 一、16－20 世纪中亚的政治格局 |
| 二、16－20 世纪欧亚交通线上贸易网络和移民网络 |
| 三、乌兹别克族人口分布的世界格局 |
| 第三节 乌兹别克族东迁中国的历史 |
| 一、内外部环境 |
| 二、东迁原因和时间 |
| 三、新疆乌孜别克族形成的过程 |
| 第三章 跨国迁徙过程中的社会环境及生计适应 |
| 第一节 初到新疆 |
| 一、记忆中的跨国迁徙过程 |
| 二、早期的居住模式及其特征 |
| 第二节 政权变迁下的生计方式转型 |
| 一、被改造的生计方式 |
| 二、错位年代的生存策略 |
| 三、夹缝中的语言文字适应 |
|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裂变和重构 |
| 一、战火中的“自我实现” |
| 二、和平年代重构的社团 |
| 三、第一个地方性行政组织的诞生 |
| 第四章 社会关系及职业的选择性适应 |
| 第一节 解组后家族组织的一般形态 |
| 一、中国第二代乌孜别克族家庭 |
| 二、中国第三代乌孜别克族家庭 |
| 三、中国第四代乌孜别克族家庭 |
| 四、中国第六代乌孜别克族家庭 |
| 第二节 代际职业演化中的选择及不适应 |
| 一、第一次代际职业演化中的适应 |
| 二、第二次代际职业演化中的适应 |
| 三、代际职业适应中的“不适应” |
| 第三节 社会关系网络的维系及表现形式 |
| 一、海外社会关系的演化 |
| 二、族内社会关系的维系 |
| 三、族际社会关系的选择 |
| 第五章 风俗习惯的变异及文化隐喻 |
| 第一节 礼俗的变迁与适应 |
| 一、诞生礼和割礼的变迁及特征 |
| 二、婚俗革新及文化隐喻 |
| 三、葬俗文化中的仪式及意义表达 |
| 四、节庆文化的变异及其涵义 |
| 第二节 特殊语境下变迁的服饰文化 |
| 一、服饰文化变迁探微 |
| 二、服饰的文化符号及寓意 |
| 三、特殊语境下的“衣冠之治” |
| 第三节 居住习俗中的坚持和突破 |
| 一、居室建筑的外形变化与内容表达 |
| 二、室内陈设和饰物的传统与革新 |
| 三、起居礼仪中的传承与跨越 |
| 第六章 宗教适应语境下的社会融入 |
| 第一节 伊斯兰教的社会存在与中国的政治互动 |
| 一、宗教处境演变与主流意识形态互动 |
| 二、伊斯兰教的本土化实践及表现形式 |
| 第二节 宗教适应机制及社会融入现状 |
| 一、中亚伊斯兰教的适应机制演变及现状 |
| 二、新疆的宗教适应及乌孜别克族的社会融入 |
| 第三节 社会融入的困境和选择 |
| 一、宗教意识的断裂与表达 |
| 二、世俗化与去极端化中的选择和困境 |
| 第七章 政权变迁中的族群认同 |
| 第一节 政权变迁中的群体文化建构 |
| 一、身份认同与群体文化解构 |
| 二、文化边界的逾越与维持 |
| 第二节 社交情景中的传统再造及现实处境思考 |
| 一、民俗村寨的传统再造 |
| 二、一场“复古婚礼”的演绎和再现 |
| 第三节 族群意识的重塑及文化内涵 |
| 一、乌孜别克族“族群意识”的建构 |
| 二、乌孜别克族族群边界的维持与互动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7）中国羊毛生产和外贸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标 |
| 1.3 研究内容和概念界定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数据来源 |
| 1.4.3 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和困难 |
| 1.5.1 创新说明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论文相关基础理论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 2.1.1 马克思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 |
| 2.1.2 比较成本理论 |
| 2.1.3 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
| 2.1.4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 |
| 2.1.5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关于我国羊毛生产现状的研究 |
| 2.2.2 关于我国羊毛市场需求的研究 |
| 2.2.3 关于我国羊毛流通体系的研究 |
| 2.2.4 关于我国羊毛对外贸易的研究 |
| 第三章 世界羊毛生产及贸易格局的演变 |
| 3.1 世界羊毛生产格局的演变 |
| 3.1.1 世界羊毛产量变化 |
| 3.1.2 世界羊毛产地分布 |
| 3.1.3 世界羊毛品种及养羊技术变迁 |
| 3.2 世界羊毛贸易格局变化 |
| 3.2.1 世界羊毛贸易量变化 |
| 3.2.2 世界羊毛市场贸易结构 |
| 3.3 羊毛主要进出口国家的羊毛生产和贸易政策 |
| 3.3.1 澳大利亚的羊毛及其制品的生产和贸易政策 |
| 3.3.2 新西兰的羊毛及其制品的生产和贸易政策 |
| 3.3.3 乌拉圭的羊毛及其制品的生产和贸易政策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羊毛生产和对外贸易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我国羊毛生产情况分析 |
| 4.1.1 我国毛羊品种类型 |
| 4.1.2 我国绵羊产地分布 |
| 4.1.3 我国绵羊饲养方式 |
| 4.1.4 我国羊饲养量变化 |
| 4.1.5 我国羊毛产量变化 |
| 4.2 我国羊毛需求分析 |
| 4.2.1 我国羊毛需求量变化 |
| 4.2.2 我国羊毛需求与毛纺工业 |
| 4.2.3 我国羊毛需求缺口制约因素 |
| 4.3 我国羊毛加工情况分析 |
| 4.3.1 中国纺织力量格局的重组和浮现 |
| 4.3.2 本地低附加值制造商 |
| 4.3.3 现代高质量和国际市场导向的制造商 |
| 4.4 我国羊毛流通体制 |
| 4.4.1 我国羊毛流通体制的历史沿革 |
| 4.4.2 我国羊毛流通渠道格局 |
| 4.4.3 我国羊毛拍卖和南京羊毛市场 |
| 4.5 我国羊毛的国家标准和质量监督管理 |
| 4.5.1 我国羊毛的国家标准 |
| 4.5.2 我国羊毛的质量监督管理 |
| 4.6 我国羊毛的对外贸易管理 |
| 4.7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市场羊毛价格对中国羊毛进口需求影响分析 |
| 5.1 国际市场羊毛价格与国内羊毛价格之间的关系 |
| 5.1.1 相关性分析 |
| 5.1.2 协整检验 |
| 5.1.3 误差修正模型 |
| 5.1.4 格兰杰因果检验 |
| 5.2 国际市场羊毛价格与中国羊毛进口需求关系研究 |
| 5.2.1 相关研究 |
| 5.2.2 研究方法 |
| 5.2.3 研究数据和研究结果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羊毛进出口格局与国际竞争力分析 |
| 6.1 我国羊毛进出口格局 |
| 6.2 世界羊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 |
| 6.2.1 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MS） |
| 6.2.2 贸易竞争力指数（TC） |
| 6.2.3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
| 6.3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羊毛进口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 |
| 6.3.2 我国羊毛贸易引力模型构建 |
| 6.3.3 模型估计结果及解释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应合理调整羊毛产业结构和规划布局 |
| 7.2.2 大力发展优质细羊毛生产，统一羊毛质量标准 |
| 7.2.3 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羊毛进口战略 |
| 7.2.4 充分发挥产业和行业协会作用 |
| 7.2.5 完善羊毛拍卖市场和物流体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缘起 |
| 1.2 牧区社会研究的知识谱系 |
| 1.2.1 关于游牧社会的研究 |
| 1.2.2 土地制度变迁与乡村社会的研究 |
| 1.2.3 研究的贡献与缺憾 |
| 1.3 典型个案、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1.3.1 个案简介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资料来源 |
| 第2章 本研究的理论资源、概念和分析框架 |
| 2.1 牧区社会：边缘社会研究的切入点 |
| 2.1.1 土地改革与牧区社会 |
| 2.1.2 土地制度变迁：牧区社会研究的新视角 |
| 2.2 相关理论资源 |
| 2.2.1 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与“失败的逻辑” |
| 2.2.2 F·A·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与“限制国家权力” |
| 2.2.3 何·彼特的“空制度”理论 |
| 2.2.4 诺思的“制度及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 |
| 2.3 核心概念界定 |
| 2.3.1 土地制度 |
| 2.3.2 土地制度变迁 |
| 2.3.3 牧区社会 |
| 2.4 基本观点与基本思路 |
| 2.4.1 本研究的基本观点 |
| 2.4.2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
| 2.5 论文结构 |
| 第3章 哈萨克族群背景与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1 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历史演进 |
| 3.1.2 牧区民主改革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1.4 草原承包时期的哈萨克族群 |
| 3.2 哈萨克牧区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演进 |
| 3.2.1 清代以降哈萨克族群的土地制度 |
| 3.2.2 民主改革时期的草原民族公有制 |
| 3.2.3 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哈萨克牧区的土地制度 |
| 3.2.4 草原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共存时期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民主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民主改革 |
| 4.1.1 新疆哈萨克牧区的民主改革 |
| 4.1.2 新源县哈萨克牧区民主改革 |
| 4.1.3 草原民族公有：关照地方性的土地实践 |
| 4.2 牧业合作化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2.1 农业合作化的理论渊源 |
| 4.2.2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性设计 |
| 4.2.3 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路 |
| 4.3 牧业人民公社时期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4.3.1 大跃进和牧业人民公社：激进现代主义的牧区实践 |
| 4.3.2 公共食堂：牧民生活方式的乌托邦实践 |
| 4.3.3 阶级斗争：历史与传统的决裂 |
| 4.3.4 牧业学大寨：激进现代化意识的表现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土地承包责任制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
| 5.1 牧业生产责任制下草原改革的时间序列 |
| 5.1.1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开端（1978-1984 年） |
| 5.1.2 家庭承包牧区实践的深化（1985-1991 年） |
| 5.1.3 从国家战略出发的产业调整（1992-2001 年） |
| 5.1.4 草原制度改革的战略转型期（2002 年以后） |
| 5.2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草原产权制度及其变迁 |
| 5.2.1 《草原法》符号化背景下的草原产权 |
| 5.2.2 牧区草原产权制度 |
| 5.2.3 新疆哈萨克牧区草原产权制度的变迁及启示 |
| 5.2.4 草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与法律期望 |
| 5.3 牧民定居：强制村庄化运动 |
| 5.3.1 哈萨克游牧社会的终结 |
| 5.3.2 哈萨克牧民定居的运作逻辑 |
| 5.3.3 牧民定居模式的考量：以新源县为个案 |
| 5.3.4 游牧定居的生态后果 |
| 5.4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两难 |
| 5.4.1 草原生态状况：忽略牧民生存逻辑的土地实践结果 |
| 5.4.2 草原承包：草原生态退化根本原因 |
| 5.4.3 草原管理制度对牧民生计的影响 |
| 5.4.4 兼顾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的相关措施 |
| 5.5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与整合 |
| 5.5.1 哈萨克牧区社会的结构分化 |
| 5.5.2 哈萨克牧区的社会整合 |
| 5.5.3 草原承包制后哈萨克牧区社会的变迁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现牧区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
| 6.1 牧区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
| 6.1.1 哈萨克牧区现代化现状 |
| 6.1.2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现实路径 |
| 6.1.3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状况 |
| 6.1.4 社会主义新牧村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2 牧区现代化与哈萨克牧民的现代化 |
| 6.2.1 新牧村建设与人的现代化 |
| 6.2.2 哈萨克牧民的综合素质状况 |
| 6.2.3 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牧民 |
| 6.2.4 新牧村建设与农牧民权益保障 |
| 6.3 新牧村建设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1 明晰草原产权与草原生态保护 |
| 6.3.2 新牧区建设中草原生态保护的措施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相关学术成果 |
（10）1978～1992年新疆农牧区改革的回顾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疆农牧区改革的进程 |
| 1.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十二届三中全会前的六年。 |
| 2.第二阶段——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到十三届三中全会前的四年。 |
| 3.第三阶段——十三届三中全会召开至1991年的两年多。 |
| 二、新疆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化 |
| 1.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 改变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⑦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为主体的生产经营责任制。 |
| 2.面向市场, 大力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 促进农牧业协调稳定发展。 |
| 3.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合作经济体制, 增强农牧业的服务功能。 |
| 4.加强土地的管理、保护和开发, 鼓励农民进行开发性生产, 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
| 5.改革农村流通体制, 进一步搞活流通, 培育市场, 提高整个农村市场化水平。 |
| 6.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初步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生力军和重要力量。 |
| 7.新疆农村牧区改革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为新疆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支持。 |
| 三、新疆农牧区改革的若干特点 |
| 1.改革以解放思想和观念更新为先导。 |
| 2.改革从农村起步, 这符合新疆作为农牧业自治区的实际。 |
| 3.改革首先从抛弃“大锅饭”入手, 权力下放, 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 推动经济发展, 使农牧民得到实惠。 |
| 4.改革与开放相伴而行, 互相促进。 |
| 5.尊重群众, 尊重实践, 关注农牧民的利益和愿望, 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 |
| 6.从实际出发, 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
| 四、新疆农牧区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应注意的问题 |
四、新疆牧区供销合作社体制改革浅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家庭相对贫困识别与治理研究 ——基于黑龙江五县农户调查数据分析[D]. 翟洪江. 东北农业大学, 2021
- [2]朗赛（rNm Srs）与边茶 ——一项西藏茶企的民族志研究[D]. 马无疆. 西南民族大学, 2021
- [3]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4]1949—1965年甘肃民族贸易发展研究[D]. 马存亮.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
- [5]新疆改革开放历程回顾——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J]. 刘星. 新疆地方志, 2018(03)
- [6]新疆乌孜别克族的文化适应研究[D]. 唐淑娴. 兰州大学, 2016(11)
- [7]中国羊毛生产和外贸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分析[D]. 战英杰.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1(10)
- [8]土地制度变迁视野下的哈萨克牧区社会 ——以新疆新源县为例[D]. 刘鑫渝. 吉林大学, 2011(08)
- [9]新疆农牧区改革的回顾与思考（1978—1992）[J]. 陈国裕. 中共党史研究, 2008(02)
- [10]1978～1992年新疆农牧区改革的回顾与思考[J]. 陈国裕. 新疆社科论坛, 20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