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俄罗斯Vologda地区为新项目寻求投资者（论文文献综述）
钱玲玲[1]（2021）在《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大陆与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贸易和金融联系日益紧密,其金融市场呈现出非线性、非对称性、尾部相依性等复杂的相依关系。与此同时,风险在国际金融市场间的传导速度也在不断加快,风险度量和管理的难度日益增加。因此,准确地描述金融市场相依性、有效地度量金融风险以及合理地检验风险溢出已成为现代金融分析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究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对于促进我国大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金融市场相依性和风险管理的研究和实践中,金融市场的非线性相依、尾部相依等特征已导致传统的相依性与风险溢出分析方法不再适用,Copula理论的出现及其成功应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基于此,本文综合利用Copula函数等计量方法来描述金融市场间复杂的相依性,更准确地进行风险度量和风险溢出检验。具体而言,为了研究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大陆股市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本文首先构建了四种边缘分布模型,从而选取描述样本股市收益率边缘分布的最优模型,为正确利用Copula函数进行分析奠定了基础。研究发现,非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最适于描述样本股市的边缘分布。其次,在相依性建模阶段,本文利用了9种静态Copula函数、3种时变Copula函数和DCC-GARCH模型对上证综指与其他样本股指两两组合的相依结构进行刻画。结果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整体较弱,且具有显着的时变性与区域性特征。进一步,结构突变点的诊断结果表明,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受到金融危机等事件的影响,表现出显着的阶段性特征。再次,在经济基础说、资本流动说和市场传染说的基础上,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共同冲击、宏观经济状况和股市特性四个方面探究了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相依性的影响因素。面板回归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和利率差异显着降低了股市相依性,而全球金融危机和贸易依存度产生了正面影响。此外,本文在考察股票这一类资产内部不同国家（地区）相依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股票资产与其他金融资产的相依性。具体而言,本文以近年来新兴的数字货币资产为代表,利用Copula函数、DCC-TGARCH和DCC-MIDAS模型探究了全球股市与数字货币市场的跨资产类别相依性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其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股市组合与数字货币市场指数CRIX间的相依性较低,说明数字货币对股市具有一定的风险对冲能力,并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新冠肺炎疫情有一定影响。最后,考虑到Vine Copula模型在描述多变量间复杂相依结构方面的优势,本文利用三种Vine Copula模型进行分析建模,以确定最优模型。结果表明,R-Vine Copula最适于描述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高维相依结构,且样本股市的相依性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基于R-Vine Copula模型,本文结合蒙特卡洛模拟法和基于滚动时间窗的估计样本外预测方法估计了各股指及其组合的在险价值（Va R）,进而选用Va R-Granger因果检验与Diebold&Yilmaz溢出指数探究了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风险溢出。结果表明,从中国大陆股市到美国、法国和德国股市均表现出了极端风险的溢出效应。从风险溢出强度的结果来看,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美国、英国、日本股市是风险溢出的净输出者,而俄罗斯、巴西、德国、韩国、印度、法国与澳大利亚股市是风险溢出的净接受者。本文主要有以下三点启示:其一,制定相关政策,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加快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其二,改善宏观基本面,加强金融市场建设,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其三,充分考虑全球股市间及其与数字货币市场的相依性与风险溢出以及当前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更准确地预测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
黄锦南[2]（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认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徐曼[3]（2021）在《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北极问题在21世纪伊始就已成为国际社会的热门话题,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融化以及国际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使该地区凸显出的经济价值引起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对北极地区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缘政治地位的再认识使环北极国家和域外国家开始围绕北极发展勾织蓝图。在经济发展仍然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北极地区的发展是环北极国家整体实力的综合表现,国家能否采用合理开发政策来适应经济变化趋势、充分发挥本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北极开发的关键问题。俄罗斯作为北极地区面积最大、拥有最长海岸线的国家,在北极开发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出台了积极的开发政策,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实际上,俄罗斯北极开发在21世纪初的酝酿阶段到至今的强化运行阶段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试图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北极开发进行宏观性研究以窥探其开发路线与逻辑,并将重点放在21世纪以来的开发政策,主要研究对象为具有代表性的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发以及“支撑区”建设领域。本文以要素禀赋、“增长极”以及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对俄罗斯北极地区十多年的开发演变进行归纳与剖析。本文发现,俄罗斯北极开发是在北极战略背景下进行的,它的核心实质上是安全与发展两大主题,两者之间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其中,北极地区核战略威慑的军事安全、北极大陆架划分的领土安全、北方航道通行控制的航道安全、自然资源开采的能源安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社会安全以及对气候环境进行保护的生态安全,都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在这种战略逻辑下,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路径主要表现在开发动因和现实目标指导下的经济、社会、生态以及安全的政策实施。在这一路径下,俄罗斯北极开发也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由笼统向重点领域展开、开发范围由宽泛向某些具体项目展开,开发方式由粗放向可持续发展展开,开发措施由单边管控向寻求国际合作展开。目前,北极开发的某些领域向良好的态势发展。21世纪以来,俄罗斯联邦在采取投资和税收等优惠经济政策,数字化医疗、住房安置和教育等社会保障政策,加强生态监控、消除积累污染物和保护居民传统生活方式等环境保护政策以及强化军事力量部署和应对开发中的紧急事故等地区安全政策的背景下,对北方航道通行、油气资源开采以及“支撑区”建设三个方面采取了既具共性也具特性的领域开发。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三个领域的开发与本国经济水平、世界格局和整个全球经济发展相关,经济的繁荣程度决定着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其次,由于北方航道运输的主要货物集中在能源资源领域,能源资源开采程度以及“支撑区”项目建设的进展直接影响了航道通行的效率,三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特性则主要表现在,航道通行、油气开采和支撑区建设的模式、方向和评估的方法完全不同。首先,在开发模式和方向上,根据资源禀赋的特点,俄罗斯对航道进行了管理框架的构建、通航法律制度的规范以及发展一切与运行相关的运输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信息支持。利用资源禀赋的特点对北极地区陆上和大陆架的油气资源进行分析,总结了油气综合体战略管理模式和国际勘探开发模式,并探究油气未来发展的方向。运用增长极理论方法继续对推进北方海航道建设和能源资源开发两个战略目标而规划出的重点建设区域,虽然区域轮廓模糊,但也是旨在实现俄罗斯北极战略利益和保障国家安全的前瞻区域;其次,在评价方法上,北方航道采用了总货物运输量、过境货物运输量及货物、重要港口货运量以及破冰船运行时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收入分析了航道的利用率。油气资源开发从北极地区资源开采所占份额、开采量、对主要合作伙伴国的运输量以及促进本国技术和设备进口替代化的角度分析开采效率。因“支撑区”概念落实较晚,仅取得了一些效果,而它是以总体规划的实施阶段和项目开发进程以及是否建立以矿产资源为核心的产业集聚为评判标准。通过对航道、油气和支撑区建设三个层面的开发过程和成效分析,俄罗斯北极的主要开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与取得的成果相比,实际上面临的阻碍因素更多,这些因素主要由整体上存在的短时间难以解决或调和的矛盾以及各领域在开发中面临的问题所组成。从整体来看,国际经济制裁的延长、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劣、劳动力资源的不断减少、爆发地区冲突的预期以及生态环境的脆弱,这些都加大了俄罗斯北极开发难度,影响了北极开发进程。从重要领域来看,在航道通行方面,国际航运业危机、油气价格下跌、与传统航线的竞争以及气候条件的恶劣等降低了北极航道通行的红利;在油气资源开采方面,油气项目开采风险高以及俄联邦为保障能源安全而限制国内外企业参与油气使原本规划好的项目举步维艰;在“支撑区”建设方面,俄联邦对各支撑区投入的融资结构差距大、项目建设的资金筹措难度大和地区间发展水平差距太大使“支撑区”难以均衡发展。俄罗斯北极地区开发对本国经济的重要作用为其他国家发展进行北极活动提供了依据,为了最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北极开发的国际环境和氛围,俄罗斯以和平、开放的姿态加强同北极域内外国家的合作,可以说,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效果和克服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合作的发展。但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与美欧开发合作的项目或推迟或停滞。在此情况下,中俄北极合作存在着利益诉求的一致性和互补性、实现全方位战略对接的可行性以及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的必要性,虽然两国合作存在一定的制约,但从长远来看,中俄北极合作不仅有利于成为两国关系中合作的新亮点,更有助于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时,树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大国典范。
李园园[4]（2021）在《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俄关系近年来不断升温,2019年双方领导人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地区合作是中俄关系十分重要的部分,远东地区更是由于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丰富等原因在中俄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远东地区开发已有长期历史,但是在普京第三任期执政以来,随着东进战略的加速实施,远东大开发才真正进入了“黄金时期”。本文以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开发作为研究对象,旨在探讨本轮远东地区开发的背景、过程、影响因素及其对中俄地区合作产生的影响。俄罗斯为开发远东先后出台了多版规划与纲要,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将普京第三任期前后的远东开发政策进行对比,认为第三任期以前的远东开发政策存在发展目标模糊、缺乏统筹管理机构、对外开放水平低等问题。普京第三任期以来在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加强远东地区交往等方面实施了系列开发政策,本文认为与之前相比呈现出了注重制度规范化保障、明确开发重点、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特点。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政治经济意义重大,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具有较高的开发价值。除远东地区本身发展潜力外,普京第三任期以来加快远东开发也是为了执政期内“突破性发展”目标的实现。乌克兰危机之后,西方对俄罗斯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制裁不断加剧,俄罗斯在西方的生存战略空间受到挤压,一定程度上被迫转向东方,加之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重心不断向亚太地区转移,俄罗斯更是加快了东进的步伐,加快了远东地区开发。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开发政策为中俄地区合作提供了优先合作方向。充分运用联邦政府出台的有利政策,双方可在经贸、能源、农业和人文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但是,也不可忽视中俄地区合作中面临的消极因素。日韩积极参与远东地区开发,三个国家在远东地区的竞争加剧,需妥善应对。此外,中国威胁论在远东依然盛行,如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也是中国企业投资时面临的问题。最后运用案例分析法,以贝加尔湖水厂项目为例,分析了保护当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及应对措施。
贾培[5]（2021）在《《纽约时报》新闻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实践报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报告精选《纽约时报》第一版块七篇最新的新闻及其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借助Deep L翻译工具对源文本进行机器翻译,并以德国功能翻译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 Nord）提出的功能文本分析为理论依据,对此进行译后编辑处理。首先,根据诺德在《目的行为性》一书中提出的四大文本功能对源文本进行分类,总结翻译要求并明确翻译目的;其次,从语言、语用、文化相关和特定文本等方面归纳总结机器翻译的翻译问题;最后,针对主要的机器翻译问题,并基于诺德的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策略,归纳总结了具体的翻译技巧,如直译翻译法、注释翻译法、意译翻译法、地道翻译法等。通过研究整个文本:一是,找出研究文本存在的诺德提出的所有四类机器翻译问题,归纳总结机器具体翻译问题出现的规律,这将成为新闻译后编辑翻译工作关注重点,有助于提高译后编辑的效率;二是,在诺德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策略的指导下,针对每一类翻译问题,归纳总结具体的翻译技巧,以保证译后编辑的翻译工作有据可循。由于新闻特点鲜明,讲求客观真实时效,译者首要原则就是尊重事实,把握新闻要点,明确新闻立场,采取不偏不倚的翻译态度。因此,如何恰到好处地进行译后编辑的翻译工作是对译者能力全方位的考量,译前准备工作以及译文的质量把关也必须纳入整个新闻翻译的流程。
蔡琬琳[6]（2021）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性缺陷,是全球经济危机频发的根源所在。因此,国际社会纷纷主张对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推动国际货币的多元化发展,这为人民币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强,人民币逐渐在世界经济及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自2009年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以来,人民币的崛起态势十分瞩目。但是,人民币国际化绝非一日之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货币锚的本质是货币合作框架下的汇率协调机制,在一国货币向国际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通常会成为其他国家货币的参照标准。因此,促进人民币在更广的区域范围发挥货币锚效应,能够为未来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创造条件,是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我国塑造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自2013年提出以来逐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一带一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已经进一步延伸至大洋洲、非洲及美洲等地区。“一带一路”所引领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之于人民币崛起具有重要意义,故而被视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平台。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探究我国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既能够拓展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又能够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把握重点方向,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实现了一定的边际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遵循“提升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这一逻辑主线,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出发,以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为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深层次研究的不足。第二,研究范围的拓展。本文将研究样本从东亚或者亚洲一隅扩展到“一带一路”区域,使得研究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能够对空间分布特征有更加全面的把握。第三,研究方法的适度突破。本文在第4章、第5章、第6章的实证研究中,对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和创新,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有效。本文按照“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基础、研究的核心、研究的落脚点”这一思想脉络展开,全文共由八章构成。从研究的出发点来看,本文第1章对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重点阐述,紧紧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这一研究主题,提出了四个关键问题,即人民币是否具备发挥货币锚效应的条件?人民币是否在“一带一路”国家发挥了货币锚效应?如何进一步提升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以及我国是否具备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现实基础?从研究的基础来看,本文第2章对最优货币区理论、货币替代理论和计价货币选择理论进行梳理,为后文研究的展开提供理论支撑。同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从而更好地把握国内外研究动向,明确已有研究的局限以及可拓展的方向。从研究的核心来看,本文第3章、第4章、第5章、第6章分别对提出的四个核心问题进行了逐一回答与分析。首先,本文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进行了探究。一方面,对货币锚的演进历程进行总结。从中发现,货币锚随着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信用锚需要以货币发行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坚实的贸易基础作为支撑。在牙买加体系下,虽然美元仍是主导货币锚,但世界各国对于货币锚的选择已出现多元化的趋势。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货币锚效应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分别对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外部机遇以及制约因素进行了研判。结果发现,虽然机遇与挑战并存,但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前景依然明朗。我国应在经济实力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深化、汇率制度灵活性增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一定成果的基础上,抓住大好国际机遇,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更加乐观的心态发展新型经济全球化,以更加合作的态度共建“一带一路”。同时,通过积极拓宽人民币的流通渠道、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成为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计价货币等,破除资本账户不完全开放的限制、消除内部短板、突破美元霸权的外部制约。其次,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区域作为隐性货币锚的现状,本文通过使用改进的外部货币锚模型,分阶段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进行测度,并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四大国际货币进行对比。结果显示,从整体变化趋势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得到了显着提升,美元的主导货币锚地位始终十分稳固,欧元的货币锚地位有明显的削弱。自“8.11汇改”以来,人民币的货币锚地位,虽然仍不及美元,但已可以与欧元相较。对于样本国家来说,美元和人民币的辐射范围明显高于其他三种货币,而欧元则更多地表现出区域性货币的性质。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虽然人民币在某些国家的货币锚效应仍然较弱,但其影响范围已覆盖五大洲,不存在真空区域。伴随着人民币的崛起,国际货币体系的外部驻锚正从美元和欧元的“二极系统”,朝着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三极化方向发展,且货币锚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多样化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再次,鉴于人民币在“一带一路”不同国家的货币锚效应存在差异,本文使用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对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首先,通过对“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可知,政府合作、贸易、投资、金融四个层面对人民币发挥货币锚效应存在较为重要的影响。为了验证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实证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应用面板有序Logit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基础回归分析和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政府合作层面,一国与中国的政府合作越紧密,其选择人民币作为货币锚的可能性越大。在贸易层面,贸易依赖度对人民币锚效应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且影响主要来源于样本国家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在投资层面,双向投资依存度均对促进人民币锚效应的发挥有积极作用,说明建立人民币良性“流出-回流”机制,对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从金融层面来看,当前人民币“走出去”的推进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扩大金融开放,并不能显着提升人民币成为其货币锚的可能性,而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提升人民币货币锚地位的重要保障。最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遵循“经济融合、到金融合作、最终到货币合作”这一推动区域货币合作的渐进式路径,本文先后从经贸合作现状、金融合作进展,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货币合作的基础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态势较好,并且致力于寻求经贸合作的新突破,未来的合作潜力巨大。同时,贸易和投资的良好发展势头催生了金融合作需求,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有益探索,为开展深层次区域货币合作创造了条件。考虑到东盟所具有的最坚实的贸易与投资基本面支持,是我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优先方向和突破口。因此,本文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使用OCA指数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结论显示,中国及东盟各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逐渐提升,且中国具有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潜力。目前,最适合与中国开展区域货币合作的国家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而缅甸和文莱是潜力最小的国家。从研究的落脚点看,本文第7章基于全文的研究,为我国走出一条平衡本国国情与国际标准,统筹发展效益与风险防范,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提出政策建议。本文认为,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行稳而致远,我国应遵循如下路径:在政策上依托“‘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和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协同,按照“短期、中期、长期”的时间路径,在模式上采取“政府作用与市场需求”的共同驱动,在空间上完成“东盟、‘一带一路’、全球”的分区域拓展,在程度上实现“探索、加强、突破”的分层次推进,在目标上达成“提高货币锚地位、深化区域货币合作、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阶段性提升。具体来看,一方面,可通过政府合作渠道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通过金融渠道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以实现人民币在“一带一路”货币锚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应在与我国合作基础较好的区域,如东盟区域,优先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同时遵循经济合作先行的渐进式发展路径,在其他区域,根据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合作现状,夯实经济合作基础。最后,第8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作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张嘉友[7]（2021）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兼论民族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策略》文中提出面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完善对外投资体系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意义重大。同时OFDI是连接中国与其他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区域交流等重要方法,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基于此背景,本文探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进而为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开放、合作、共赢的经济共同体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从而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对外合作经济基础。研究内容如下:首先,本文探析了有关营商环境的相关概念和OFDI的相关理论,梳理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情况、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因素、营商环境对OFDI的影响。其次,分别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与营商环境的现状,以及中国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对外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再次,根据营商环境指标探寻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程度;最后,探寻营商环境对民族地区对外投资的影响。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OFDI选择国家完成后,营商环境可以促进中国企业的OFDI。第二,市场寻求型的OFDI、战略寻求型的OFDI更偏好营商环境优越的国家;资源寻求型OFDI偏好营商环境相对落后的国家。第三,获得施工许可便利度、开办企业便利度对获得外资有正向影响。第四,获得信贷便利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着的负向影响;司法便利度和办理破产财产清算便利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着;投资者保护力度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着。第五,民族地区企业OFDI更倾向于流入营商环境总体情况较好的国家,更倾向于规避风险。综上所述,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是影响中国对其进行OFDI的重要因素,需要趋利避害,提升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益。本文创新点在于,在数据分析方面,通过整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和《营商环境报告》等多种途径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比较,在数据的多维度对比分析上有一定的贡献。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利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周边国家营商环境对OFDI的影响,还研究了营商环境对民族地区OFDI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切入点和研究结论较已有研究成果有一定创新。
朱逸杰[8]（2021）在《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当今世界,管道作为能源输送的一大重要通道,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作为一个能源进口大国,油气资源是我国进口的主要能源产品,因此我国的国际油气管道技术以及项目数量都有显着的提高。目前,我国开辟了中缅、中亚、中俄以及海上石油管道四条能源通道,并且通过这四条通道进行油气资源的运输,给我国不仅带来了经济利益,也带来了政治上的利益。随之而来的,则是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与能源贸易相关的大量争端,如中俄输油管道运输争端等。虽然目前我国相关项目的争端并不多,但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关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需求也会进一步提升,对争端解决机制的使用以及架构要求也会提高。而国际油气管道相关的争端相对于其他的国际投资争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通过当前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有效解决此类争端。分析当前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问题,以及做出对策,对我国今后的油气管道项目以及其他大型国际投资项目都能有所帮助。目前有关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是本文的创新之处所在。文章撰写研究使用文献研究法和访问调查法。文献调查法即为通过阅读大量文献进行学习,了解国内外研究动态,进而分析文章所需研究的问题。而访问调查法,则是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访问调查,进行提问,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全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国际油气管道的起源、分类,并且对国际油气管道项目投资争端进行了分类与介绍,说明了国际油气管道项目争端的特点与复杂程度,即:项目规模大,涉及多国国家利益,与政治问题紧密相关。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分为以《能源宪章条约》为代表的多边条约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特许协议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这些争端解决机制,最后都指向三个方向,即协商、当地救济以及国际投资仲裁。第三部分分析了国际油气管道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即容易产生平行程序,政治色彩浓重的争端难以解决以及当地救济难以实现或者无法有效解决争端。该部分通过举奥尼斯与罗恩诉格鲁吉亚案和“北溪-2”天然气管道争端案例,说明了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面临的问题。而第四部分,则提出了对国际油气管道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首先是对平行程序进行规避,其次,加入缔约国间争端解决机制以平衡争端双方的地位,有效解决政治色彩浓重的争端。最后,完善并推广相比于国际投资仲裁而言更公平的投资法庭机制对解决国际油气管道乃至其他国际投资争端都有正面影响。
张媛媛[9]（2021）在《“一带一路”下北京企业OFDI策略选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北京市OFDI快速上升。“一带一路”倡议为企业走出国门搭建了良好合作平台,在持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企业恰当的OFDI策略能充分利用双方资源,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研究企业OFDI策略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首先分析企业对沿线国家OFDI情况,再从行业选择、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三方面分析北京企业OFDI策略。关于OFDI行业选择,以促进北京市产业升级为OFDI行业选择基准,通过灰色关联模型测算发现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较强的行业是制造业、建筑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同产业升级的关联度存在地域异质性,因此,企业可分地域有针对性的选择投资行业以促进北京产业结构升级。关于OFDI区位选择,基于投资动机构建区位优势评价体系并以此测算各国区位优势指数,评价结果表明新加坡、印度、俄罗斯、卡塔尔以及科威特等地综合区位优势最为明显,其中东道国经济政治环境是影响区位优势得分的主要影响因素;在推动产业升级的基础上,结合商务部公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对综合区位优势明显的国家作进一步分析,将投资国别与投资行业匹配。关于OFDI进入模式选择,本文从东道国和企业层面选取影响因素,采取多元Logit模型判断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的优先次序,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大的企业优先选择新建或独资方式;国有企业优先选择并购合资方式;进入市场规模大的东道国,企业优先选择并购或独资方式;对于资源富裕、技术水平较高或企业所投项目为第三产业,企业优先选择新建合资;对于经济自由度或文化差异大的沿线国家,企业优先选择并购独资。最后,就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从政府和企业两层面提出以下建议:对政府而言,支持带动北京市产业升级的海外投资;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帮助企业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营造良好投资环境,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对企业而言,明确企业自身优势,推动OFDI高质量发展;投资前充分调研,及时掌握东道国信息;重视企业及东道国因素,选择合适的市场进入模式。
聂世坤[10]（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二、俄罗斯Vologda地区为新项目寻求投资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俄罗斯Vologda地区为新项目寻求投资者（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问题提出与研究内容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相依性 |
| 1.4.2 风险溢出 |
| 1.4.3 概念间的关联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股票市场相依性研究 |
| 2.1.1 发达国家股市间的相依性 |
| 2.1.2 发达国家股市与新兴经济体股市间的相依性 |
| 2.1.3 中国股市的相依性 |
| 2.1.4 中外股市间的相依性 |
| 2.1.5 股市的跨资产类别相依性 |
| 2.2 金融市场相依性的影响因素 |
| 2.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 2.2.2 其他影响因素 |
| 2.3 金融市场风险溢出研究 |
| 2.3.1 不同国家(地区)同一金融市场 |
| 2.3.2 同一国家(地区)不同金融市场 |
| 2.4 文献述评 |
| 3 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
| 3.1 金融市场相依性与风险溢出的理论基础 |
| 3.1.1 资产定价理论 |
| 3.1.2 Copula理论 |
| 3.2 金融市场相依性与风险溢出的成因 |
| 3.3 金融市场相依性与风险溢出的影响机理 |
| 3.4 研究设计 |
| 3.4.1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边缘分布模型 |
| 3.4.2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静态与时变相依结构 |
| 3.4.3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相依性的影响因素 |
| 3.4.4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高维相依结构、风险测度与溢出 |
| 3.5 本章小结 |
| 4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边缘分布模型 |
| 4.1 边缘分布模型构建与择优标准 |
| 4.1.1 参数ARMA-GARCH族模型 |
| 4.1.2 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 |
| 4.1.3 非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 |
| 4.1.4 非参数核密度函数 |
| 4.1.5 模型择优标准 |
| 4.2 数据选取与基本分析 |
| 4.2.1 数据的选取及其说明 |
| 4.2.2 数据的基本统计分析和相关检验 |
| 4.3 边缘分布模型的估计与择优 |
| 4.3.1 基于参数ARMA-GARCH族模型的边缘分布估计 |
| 4.3.2 基于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的边缘分布估计 |
| 4.3.3 基于非参数ARMA-GARCH族-EVT模型的边缘分布估计 |
| 4.3.4 基于非参数核密度函数的边缘分布估计 |
| 4.3.5 最优边缘分布模型 |
| 4.4 本章小结 |
| 5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静态与时变相依结构 |
| 5.1 数据与方法 |
| 5.1.1 数据选取 |
| 5.1.2 实证方法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静态相依结构 |
| 5.2.2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时变相依结构 |
| 5.2.3 基于时变Copula函数的结构变点诊断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相依性的影响因素 |
| 6.1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相依性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分析 |
| 6.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 6.1.2 共同冲击 |
| 6.1.3 宏观经济状况 |
| 6.1.4 股市特性 |
| 6.2 数据与变量选取 |
| 6.3 实证分析 |
| 6.3.1 面板单位根检验 |
| 6.3.2 面板数据模型的构建与估计 |
| 6.3.3 稳健性讨论 |
| 6.4 全球股市与数字货币市场的跨资产类别相依性与影响因素 |
| 6.4.1 数据与变量选取 |
| 6.4.2 全球股市与数字货币市场的跨资产类别相依性 |
| 6.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球股市与数字货币市场相依性的影响 |
| 6.5 本章小结 |
| 7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高维相依结构、风险测度与溢出 |
| 7.1 数据与方法 |
| 7.1.1 数据来源与统计描述 |
| 7.1.2 实证方法 |
| 7.2 实证分析 |
| 7.2.1 样本间的Kendall’s tau秩相关系数 |
| 7.2.2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高维相依结构 |
| 7.2.3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风险测度 |
| 7.2.4 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风险溢出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8 总论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启示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2）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3）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北极地区开发的研究 |
| 1.2.2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总体研究 |
| 1.2.3 关于俄罗斯北极开发具体领域的研究 |
| 1.3 研究框架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概念 |
| 2.1.1 北极地区范围及开发概念 |
| 2.1.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围 |
| 2.1.3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范畴 |
| 2.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增长极理论 |
| 2.2.2 要素禀赋理论 |
| 2.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动因 |
| 3.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历史沿革 |
| 3.1.1 探索发现-奠定基础阶段(1917-1990) |
| 3.1.2 机制重组-机制转型阶段(1991-1999) |
| 3.1.3 政策酝酿-实际启动阶段(2000-2011) |
| 3.1.4 政策强化-全面开展阶段(2012-至今) |
| 3.2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现实动因 |
| 3.2.1 北极开发的经济利益动因 |
| 3.2.2 北极开发的社会环境动因 |
| 3.2.3 北极开发的政治安全动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与政策 |
| 4.1 俄罗斯北极开发目标 |
| 4.1.1 促进俄罗斯北极地区经济增长 |
| 4.1.2 推动俄罗斯北极地区社会发展 |
| 4.1.3 保护俄罗斯北极地区生态环境 |
| 4.1.4 保障俄罗斯北极地区国家安全 |
| 4.2 俄罗斯北极开发政策 |
| 4.2.1 北极开发的招商引资政策 |
| 4.2.2 北极开发的财政税收政策 |
| 4.2.3 北极开发的社会保障政策 |
| 4.2.4 北极开发的环境保护政策 |
| 4.2.5 北极开发的地区安全政策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重点领域及推进措施 |
| 5.1 挖掘地理禀赋:完善北方海航道运营管理体系 |
| 5.1.1 构建联邦、区域、公司三级管理架构 |
| 5.1.2 遵循无害通行和过境通行的法律制度 |
| 5.1.3 建设“北方海航道”通行的运营模式 |
| 5.2 利用资源禀赋:加强油气资源开发 |
| 5.2.1 北极陆上及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开发现状 |
| 5.2.2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模式 |
| 5.2.3 俄罗斯北极油气资源的开发方向 |
| 5.3 培育新增长极:建设“北方发展支撑区” |
| 5.3.1 “支撑区”构想的政策出台 |
| 5.3.2 基于经济地理方法探究的“支撑区”内项目选择标准 |
| 5.3.3 “支撑区”的规划:打造北极开发增长极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
| 6.1 俄罗斯“北方海航道”通行的效果评估 |
| 6.1.1 “北方海航道”的物流运输成效显着 |
| 6.1.2 “北方海航道”开发面临的困境 |
| 6.2 俄罗斯北极地区油气开采的效果评估 |
| 6.2.1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占比逐年提升 |
| 6.2.2 北极油气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 |
| 6.3 俄罗斯北极“支撑区”建设的效果评估 |
| 6.3.1 北极“支撑区”建设实施效果尚未明显体现 |
| 6.3.2 北极“支撑区”建设面临的局限性 |
| 6.4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制约因素 |
| 6.4.1 投资环境较差影响北极项目运行潜力 |
| 6.4.2 劳动力潜力弱难以支撑北极开发力度 |
| 6.4.3 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加大“资源诅咒”风险 |
| 6.4.4 生态环境脆弱增加可持续发展难度 |
| 6.4.5 西方国家制裁严重延缓北极开发进程 |
| 6.4.6 对北极地区爆发冲突的担忧降低合作意愿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 |
| 7.1 俄罗斯北极开发的国际化趋势 |
| 7.1.1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
| 7.1.2 俄罗斯北极开发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
| 7.2 中俄北极开发的重点合作领域 |
| 7.2.1 依法并合理利用北极资源的合作 |
| 7.2.2 建设并开发北极航道通航的合作 |
| 7.2.3 开拓并实现北极旅游休闲的合作 |
| 7.2.4 保护北极气候与生态环境的合作 |
| 7.2.5 积极探索并认识北极科考的合作 |
| 7.3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制约因素 |
| 7.3.1 中俄关于“冰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分歧 |
| 7.3.2 航道通行问题制约合作项目的收益 |
| 7.3.3 积极寻求北极合作的国家间竞争带来的压力 |
| 7.4 中俄北极开发合作的模式探索 |
| 7.4.1 本国资金投入与多方资本参与相结合 |
| 7.4.2 北极项目开发与生态理念相结合 |
| 7.4.3 选择可行建设项目与模块化架构相结合 |
| 7.4.4 支撑区建设与中俄“冰上丝绸之路”相结合 |
| 7.4.5 中俄北极“公域”合作与参与俄罗斯国内建设相结合 |
| 7.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地区与地区发展 |
| 二、一区一港 |
| 三、“向东看”战略 |
| 第二节 理论概述 |
| 一、地缘经济学理论 |
| 二、中心—边缘理论 |
| 第二章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发展 |
| 第一节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开发背景 |
| 一、远东地区开发的意义 |
| 二、普京第三任期以前的远东开发政策评价 |
| 三、普京第三任期以来东进战略中的远东地区定位 |
| 第二节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开发举措 |
|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 |
| 二、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
| 三、扩大远东地区对外开放 |
| 第三节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开发特点 |
| 一、注重规范制度化保障 |
| 二、明确开发重点 |
| 三、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
| 第三章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发展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普京政府“突破性发展”目标与远东地区开发 |
| 一、普京政府的“突破性发展”执政目标 |
| 二、远东地区发展与国家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 |
| 第二节 俄罗斯在西方战略围堵下寻求发展空间 |
| 一、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美关系 |
| 二、乌克兰危机后的俄欧关系 |
| 第三节 亚太新一轮力量整合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 |
| 一、亚太地区蓬勃发展 |
| 二、俄罗斯积极融入亚太地区 |
| 第四节 俄罗斯对远东地区周边国家的防范心理 |
| 第四章 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远东地区发展对中俄地区合作的影响 |
| 第一节 中俄深化地区合作的方向 |
| 一、经贸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
| 二、能源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
| 三、农业领域合作优势互补 |
| 四、人文领域合作方兴未艾 |
| 第二节 中俄地区合作中消极因素及应对 |
| 一、积极应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威胁论 |
| 二、妥善处理当地环境保护问题——以贝加尔湖水厂为例 |
| 三、合理应对日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竞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纽约时报》新闻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1 Introduction |
| 1.1 Background of the Study |
| 1.2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
| 1.2.1 Academic Value |
| 1.2.2 Practical Significance |
| 1.3 Task Description |
| 1.4 Outline of the Report |
| Chapter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2.1 Introduction of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
| 2.2 Functional Text Analysis by Christian Nord |
| 2.2.1 A Translation-Oriented Model of Text Functions |
| 2.2.2 The Role and Function of ST Analysis,Translation Brief |
| 2.2.3 Translation Problem |
| 2.2.4 Documentary Translation and Instrumental Translation |
| 2.3 Functional Text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
| Chapter 3 Translation Problem in MT |
| 3.1 Linguistic Translation Problem in MT |
| 3.2 Pragmatic Translation Problem in MT |
| 3.3 Convention-related Translation Problem |
| 3.4 Text-specific Translation Problem in MT |
| 3.5 Summary |
| Chapter 4 Translation Strategy of PE for Translation Problems inMT |
| 4.1 Translation Technique of PE for Linguistic Problems in MT |
| 4.1.1 Combination of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
| 4.1.2 Literal Translation |
| 4.1.3 Free Translation |
| 4.2 Translation Technique of PE for Pragmatic Translation Problems in MT |
| 4.2.1 Free Translation |
| 4.2.2 Idiomatic Translation |
| 4.2.3 Literal Translation |
| 4.2.4 Philological Translation |
| 4.3 Translation Technique of PE for Convention-related Translation Problem in MT |
| 4.3.1 Idiomatic Translation |
| 4.3.2 Free Translation |
| 4.4 Translation Technique of PE for Text-specific Translation Problem in MT |
| 4.4.1 Free Translation |
| 4.4.2 Idiomatic Translation |
| 4.5 Summary |
| Chapter 5 Conclusion |
| 5.1 Major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and Expectations |
| References |
| Acknowledgements |
| Appendix |
（6）“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结构安排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相关理论基础 |
| 2.1.1 最优货币区理论 |
| 2.1.2 货币替代理论 |
| 2.1.3 计价货币选择理论 |
| 2.2 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货币锚的概念及特性 |
| 2.2.2 货币锚效应测度的实证方法 |
| 2.2.3 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 |
| 2.2.4 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5 文献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现实背景 |
| 3.1 货币锚的演进历程 |
| 3.1.1 金本位时期:黄金锚 |
| 3.1.2 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黄金-美元锚 |
| 3.1.3 牙买加体系时期: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锚 |
| 3.2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内部基础 |
| 3.2.1 经济实力的显着增强 |
| 3.2.2 对外开放程度的持续深化 |
| 3.2.3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
| 3.2.4 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序推进 |
| 3.3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外部机遇 |
| 3.3.1 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 |
| 3.3.2 全球经济格局面临多元化调整 |
| 3.3.3 “一带一路”引领国际合作新格局 |
| 3.4 人民币成为货币锚的制约因素 |
| 3.4.1 资本账户的不完全开放 |
| 3.4.2 金融体系的不完善 |
| 3.4.3 美元强大的计价货币惯性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锚效应测度 |
| 4.1 基础分析框架 |
| 4.1.1 模型的设定 |
| 4.1.2 样本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
| 4.2 模型的扩展与改进 |
| 4.2.1 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处理:辅助回归 |
| 4.2.2 样本区间的划分:基于Bai-Perron方法的多重结构突变检验 |
| 4.2.3 回归方法的选择:似不相关模型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平稳性检验及结果说明 |
| 4.3.2 回归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 |
| 5.1 “一带一路”建设中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及作用机制 |
| 5.1.1 政府合作渠道 |
| 5.1.2 贸易渠道 |
| 5.1.3 投资渠道 |
| 5.1.4 金融渠道 |
| 5.2 变量的选取及模型设定 |
| 5.2.1 变量及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及回归方法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基础回归结果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进一步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以人民币为货币锚主导区域货币合作的可行性 |
| 6.1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经贸合作基础 |
| 6.1.1 贸易和投资的合作现状 |
| 6.1.2 贸易和投资的发展潜力 |
| 6.2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进展 |
| 6.2.1 货币合作的初步成果 |
| 6.2.2 金融服务的网络化布局 |
| 6.2.3 资本市场合作的有益尝试 |
| 6.2.4 开发性金融合作的突破进展 |
| 6.3 基于OCA指数的区域货币合作潜力分析:以东盟为例 |
| 6.3.1 中国与东盟货币合作的背景 |
| 6.3.2 模型设定、变量与数据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区域货币合作推动欧元国际化的经验借鉴 |
| 6.4.1 欧元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
| 6.4.2 欧元国际化模式的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政策建议 |
| 7.1 继续提升人民币在“一带一路”的货币锚地位 |
| 7.1.1 在政府合作层面为人民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
| 7.1.2 在贸易和投资层面培育人民币的真实需求 |
| 7.1.3 在金融层面促进人民币的良性循环 |
| 7.2 分区域、分层次推进区域货币合作 |
| 7.2.1 东盟区域:开展深层次货币合作 |
| 7.2.2 其他区域:夯实经济合作基础 |
| 第8章 总结及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兼论民族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营商环境 |
| 二、对外直接投资(OFDI)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中国OFDI的关系 |
| 第四节 文献评述 |
| 第三章 营商环境影响企业OFDI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
| 一、垄断优势理论 |
| 二、内部化理论 |
| 三、制度基础观 |
|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五、边际扩张理论 |
| 第二节 营商环境影响企业OFDI的机制分析 |
| 一、营商环境中监管程序的影响机制 |
| 二、营商环境中法律制度的影响机制 |
| 三、营商环境中政治环境的影响机制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及中国OFDI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分析 |
|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基本情况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现状 |
| 一、中国OFDI总体概况 |
| 二、中国OFDI存量全球占比持续提高 |
| 三、第三产业为投资主要流量 |
| 四、大型公司投资比例增加 |
| 五、国家分布广、投资增长迅速 |
| 六、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面临的问题 |
| 第三节 发达地区与民族地区OFDI现状 |
| 一、发达地区OFDI现状 |
| 二、民族地区OFDI现状 |
| 第五章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时期和数据选取 |
| 第二节 变量设置 |
| 一、被解释变量 |
| 二、解释变量定义 |
| 三、区分投资动机的控制变量 |
| 四、其他控制变量 |
| 第三节 总体模型建立 |
| 第四节 总体模型检验 |
| 一、描述性统计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
| 二、基准回归结果 |
| 三、稳健性检验 |
| 第五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民族地区OFDI影响的实证分析 |
| 一、模型建立 |
| 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
| 三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四、多元回归结果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一、中央政府角度 |
| 二、民族地区政府角度 |
| 三、民族地区企业角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个人简介 |
（8）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动态及文献综述 |
| 1.国内研究综述 |
| 2.国外研究综述 |
| (三)拟采取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研究方法 |
| 2.技术路线 |
| 一、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概述 |
| (一)国际油气管道起源与分类 |
| (二)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分类 |
| 1.因东道国政府违反约定的待遇标准而引起的争端 |
| 2.因东道国的征收行为而引起的争端 |
| 3.因违反合同而引起的争端 |
| (三)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的特点 |
| 1.争端涉及的项目规模大 |
| 2.争端涉及多国国家利益 |
| 3.争端的政治色彩较重 |
| 二、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 |
| (一) 《能源宪章条约》等多边条约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
| (二)特许协议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
| 1.定期讨论 |
| 2.争端审查委员会 |
| 3.仲裁 |
| 4.司法诉讼 |
| (三)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 |
| 1.当地救济 |
| 2.专设仲裁庭 |
| 3.常设仲裁庭与地区性仲裁中心 |
| 三、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缺陷 |
| (一)可能导致平行程序 |
| (二)国际投资仲裁难以解决政治色彩浓厚的争端 |
| (三)当地救济的现实困难 |
| 四、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
| (一)对平行程序进行规避 |
| 1.岔路口条款 |
| 2.弃权条款 |
| (二)ISDS 机制与SSDS 机制相结合 |
| (三)完善并推广投资法庭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在读期间完成的研究成果 |
（9）“一带一路”下北京企业OFDI策略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OFDI行业选择相关研究 |
| 1.2.2 OFDI区位选择相关研究 |
| 1.2.3 OFDI进入模式选择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一带一路”下北京企业OFDI现状 |
| 2.1 北京企业OFDI投资主体分析 |
| 2.2 北京企业OFDI投资行业分析 |
| 2.3 北京企业OFDI投资区位分析 |
| 2.4 北京企业OFDI进入模式分析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一带一路”下北京企业OFDI行业选择 |
| 3.1 北京企业OFDI行业选择基准分析 |
| 3.2 北京企业OFDI行业选择实证分析 |
| 3.2.1 模型选择及构建 |
| 3.2.2 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
| 3.2.3 全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
| 3.2.4 分样本回归结果分析 |
| 3.3 沿线国家行业投资规定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一带一路”下北京企业OFDI区位选择 |
| 4.1 北京企业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
| 4.1.1 市场寻求型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
| 4.1.2 资源寻求型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
| 4.1.3 技术寻求型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
| 4.1.4 效率寻求型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
| 4.1.5 东道国其他影响因素 |
| 4.2 北京企业OFDI区位选择实证分析 |
| 4.2.1 区位优势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因子分析 |
| 4.3 主要投资国别选择与行业匹配 |
| 4.3.1 东北亚主要国家与OFDI行业选择 |
| 4.3.2 东南亚主要国家与OFDI行业选择 |
| 4.3.3 南亚主要国家与OFDI行业选择 |
| 4.3.4 西亚北非主要国家与OFDI行业选择 |
| 4.3.5 中东欧主要国家与OFDI行业选择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下北京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 |
| 5.1 北京企业OFDI进入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企业因素 |
| 5.1.2 东道国因素 |
| 5.2 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 5.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及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建议 |
| 6.2.1 政府层面的政策建议 |
| 6.2.2 企业层面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四、俄罗斯Vologda地区为新项目寻求投资者（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大陆股市与国际主要股市的相依性、风险溢出与影响因素研究[D]. 钱玲玲. 浙江大学, 2021(02)
- [2]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3]俄罗斯北极开发及其效应研究[D]. 徐曼. 吉林大学, 2021(01)
- [4]普京第三任期以来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战略研究[D]. 李园园.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0)
- [5]《纽约时报》新闻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实践报告[D]. 贾培.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6]“一带一路”建设中人民币的货币锚效应研究[D]. 蔡琬琳. 吉林大学, 2021(02)
- [7]“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兼论民族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策略[D]. 张嘉友. 北方民族大学, 2021(09)
- [8]国际油气管道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研究[D]. 朱逸杰. 云南财经大学, 2021(09)
- [9]“一带一路”下北京企业OFDI策略选择研究[D]. 张媛媛. 北方工业大学, 2021(02)
- [10]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