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辟有效贷款新途径是银行业面临的紧迫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王永仓[1]（2021）在《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文中认为数字经济是当前全球发展的主流趋势,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时代创新活动最为活跃的领域。数字金融以先进的底层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为实现普惠金融发展和社会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新的途径。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增加农民创业就业机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是“三农”领域的热点议题,也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依然较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社会经济发展失衡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年放缓,农村居民外出就业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生产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下,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面临较大的压力,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也对农民收入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发展是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渠道,但是中国传统农村金融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支持乏力,需要寻求新的动力以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然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可能为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新机会。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社会逐步迈入数字金融时代。数字金融作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高度融合的产物,具有低成本、广覆盖、可持续等优势,降低了信贷服务对财务报表、信贷记录、抵押担保等传统信贷技术的依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通过促进消费投资、激励创新创业、支持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等途径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善了农村居民创业就业环境,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带来更多的机会。数字金融有望通过金融组织与金融服务等方面的创新,不断缩小数字鸿沟,解决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长期面临的低收益、高成本、效率与安全难以兼顾等瓶颈问题,可以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有助于缓解他们的金融约束,获得便利低成本的支付、投资理财、融资、保险等金融服务,并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促进他们的创业、投资、经营及就业活动,提高农村资金配置效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进而促使农民收入增长。鉴于此,本文以数字金融为切入视角,着重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本文遵循提出问题、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与政策研究的逻辑思路,基于中国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实际情况,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为促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推动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地,本文在深入分析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及结构变化、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及演变趋势的基础上,重点构建了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综合采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法、中介效应模型、门槛估计法、面板半参数估计、空间计量、最小二乘法、倾向得分匹配法、Iv-probit等方法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最后基于结论提出发展数字金融以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结如下:第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差距日趋缩小,但是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依然存在问题,带来了新的风险并产生新的金融排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收入结构表现出显着的时空差异,各省农民收入差距日渐缩小,农民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呈现出分块集聚的特征;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具有普遍的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加速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推动金融发展提质增效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各类数字金融业务的应用与普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省域间的数字金融发展差距日渐缩小,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明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显着增强。但是数字金融发展本身及服务实体经济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部分传统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并非因为数字金融而化解,有些问题在数字金融领域反而进一步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风险,并产生了新的金融排斥。中国数字金融在短期内将会强化监管,长期将会防范风险与鼓励创新并重,以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并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收入增长及收入结构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收入形态已经高度货币化,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工资性收入超越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主要的来源,转移性收入成为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的亮点,财产性收入水平依然较低。省域间的农民收入差距总体上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近年来农民收入差距的收敛速度正在放缓。各省份农民收入增长表现出显着的空间依赖性,农民收入较高的省份、农民收入较低的省份存在分块集聚的特征。伴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数字金融各维度、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与农民收入具有正相关性,且具有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均具有正相关性,且表现出非线性特征。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之间具有正相关性,且存在非线性特征。第二,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等各项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处于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较多,在不同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存在显着的差异。首先,无论是数字金融总指数还是各维度指数都与农民收入增长显着正相关,并具有显着的滞后效应。采用过度识别的工具变量GMM和LIML方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的估计结果表明上述结论具有稳健性。支付、信贷、保险等各类数字金融业务均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其次,数字金融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增长均有显着的正向促进作用。再次,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存在显着的地区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对西部地区的增收效应最强。最后,各收入分位数上的人群均能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体现出包容性特征。第三,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基于自身非线性特征,并存在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均存在双重门槛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具有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水平越过相应的门槛值,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当前所有省份的数字金融发展均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其次,总体上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明显,但其各维度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覆盖广度存在双重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农民增收效应逐步增强。进一步分析表明,覆盖广度与农村人力资本的交互耦合有助于促进农民增收。使用深度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存在单一人力资本门槛效应,随着人力资本跨越门槛值,增收效应有所减弱。在样本期内大部分省份的人力资本仍然处在数字化程度增收效应较大的阈值范围内。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均存在显着的空间集聚特征。总体上数字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着,数字金融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差异。具体来看,覆盖广度不仅有利于本省的农民收入增长,还能提高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使用深度有利于提高本省农民收入增长,但对邻接省份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不显着。数字化程度对本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不显着,但是对邻接省份的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第四,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并主要通过城市化进程进而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在控制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本身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有效渠道。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除了通过中介变量传导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首先,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着而稳健的正面影响。进一步考虑到各省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在中西部地区,以及在初始互联网普及率、居民高等教育比例相对较低省份,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强;在初始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私营企业比重较高的省份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其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发展可以通过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农民增收。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城市化途径来实现,而产业结构的变迁和城市化也是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再次,数字金融及各维度除了通过中介变量影响农民收入增长之外,还能直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最后,数字金融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存在区域差异。第五,数字金融促进家庭创业,进而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活动,提高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农户增收,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成员的非农就业,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水平影响更为显着。首先。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收入增长,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农户家庭增收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具体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了农户的农业收入,提高了非农收入,即数字金融促进农户家庭增收并改变收入结构;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提高对所有农户的家庭增收均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对异质性农户,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存在差异。总体上,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的增收效应随分位点的上升表现出先下降后缓慢增强的特征,对非贫困农户、东部地区的农户以及低社会资本和低金融知识农户的家庭增收效应更强,对贫困农户和中西部地区农户的增收效应较弱。其次,数字金融使用有助于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提高非农就业水平,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和非农就业水平具有显着的正向溢出效应。从创业活动来看,相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尤其是提高机会型创业的概率,并改善非创业家庭的创业意向;对于不使用数字金融的农户,社区数字金融水平提高对其创业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对创业意向的影响则不显着。从创业绩效来看,数字金融使用能显着提高项目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营业收入和经营利润具有正向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还能改善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水平,相对于创业家庭,数字金融使用和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非创业农户的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更为显着。相较已有研究,本文创新在于:（1）研究视角方面。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数字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实证验证,现有研究通常从某一个方面的来展开。宏观层面,从赋能实体经济的角度讨论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逐步检验经济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传递路径。研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经济增长主要通过吸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来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微观层面从支持农户家庭创业的视角讨论数字金融对农户家庭增收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家庭创业活动,尤其是机会型创业,并提升了创业绩效,从而促进家庭增收。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经济对自雇型就业和受雇型就业的影响,但是很少从微观的角度考察,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创业家庭和非创业家庭就业活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非创业家庭的非农就业影响力度更大。即是说,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增加受雇型劳动者的非农就业机会。（2）研究内容方面。没有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能否从数字金融发展中获得好处,这一点很少有文献进行考察。本文从社区层面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不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收入、家庭创业及非农就业均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关于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增长的影响,目前关注的文献也较少。本文比较了数字金融对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增收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社区数字金融水平促进了非贫困户的家庭增收,但是对贫困家庭的增收效应不显着。现有文献关注到数字金融对非农收入的影响,但是对农业收入的关注比较少。本文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提高了农户家庭非农业收入,减少了农业收入。（3）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将面板门槛模型、二次项面板模型及面板半参数模型结合起来以研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将面板门槛模型与交互耦合协调度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数字金融的人力资本门槛效应,在研究数字金融农户增收效应时使用了OLS、2SLS及PSM方法。现有研究在处理同类问题时通常只考虑了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方法,本文尽可能把这些方法结合起来,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邵江波[2]（2020）在《昌黎家银村镇银行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6年起,由政府和监管部门主导,农村逐步放开对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的限制,村镇银行在全国出现并蓬勃发展,成为服务当地农户的重要金融机构。然而,村镇银行发展历史较短,各项管理仍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在内部控制、风险防范、科学技术支持和产品服务创新等方面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当前经济环境下,如何实现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为当地“三农”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是当前村镇银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昌黎家银村镇银行成立于2017年7月,是由张家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发起的,注册资金为0.3亿元,是当地成立的首家村镇银行,主要客户群体是县域内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养殖户、农户。本文以昌黎家银村镇银行为例,以大量真实数据为依托,运用PEST分析方法和五力分析模型,从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两方面分析了家银村镇银行的外部因素,找出家银村镇银行发展过程中宏观环境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从基本情况、产权结构、业务组成、人力资源等方面对家银村镇银行的内部环境进行了分析,找出其内部优势和劣势。运用SWOT分析和QSPM矩阵,确定家银村镇银行应优先选择WO战略,应从深耕农村经济、扩大知名度和完善企业管理体系三方面取措施,从而在激烈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论文最后从强化内部管理、加强软硬件平台建设、推进金融创新三个角度,提出保障家银村镇银行战略实施的思路。
张相刚[3]（2020）在《互联网金融下的商业保理创新机制研究 ——以A公司为例》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我国保理业务虽发展时间较短,但发展迅速。目前保理企业大多为自有资金融资,企业股东的实力和企业的原有筹集资金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互联网金融日新月异,呈现高速发展,资金流大、用户覆盖范围较广的特点,为保理业务提供了发展的平台。互联网金融的出现为保理企业融资注入了新的活力,两者的合作将利于推动各自行业的发展。本文以A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比较分析方法,在详细分析了A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保理业务基础上,研究了互联网金融与商业保理的融合发展问题。首先介绍选题背景及意义,然后对保理业务的相关理论以及发展历程和现状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对保理的内涵进行概述。其次,对保理业务的服务内容、特征和分类进行界定,分析商业保理的价值、比较优势和一般风险。再次,介绍互联网金融模式、特点以及互联网金融下商业保理发展动因和运行机制。然后,阐述了A公司商业保理业务发展的现状,分析A公司所开展的保理业务类型及其操作条件,并归纳A公司保理业务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不足之处。分析互联网金融与商业保理的案例,并阐述互联网金融下商业保理发展问题,得出发展的结论和启示。最后针对互联网和商业保理融合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的促进发展建议。本文研究发现:1.商业保理公司利用互联网发现新的用户资源;2.改变传统保理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节约成本;3.商业保理公司利用互联网金融业务扩大了业务领域。两者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商业保理业务中可能存在上游企业的信用风险和平台风险,而在P2P平台融资中则可能存在合规性问题、应收账款问题以及平台问题,两者的合作可能会增加关联风险。基于此,本文建议:1.建立更为完善和规范的监管体系,明确各部分门的监管职责和权限;2.加强行业内的信息交流,建立征信平台,将公示作为一项重要内容;3.建立责权利相配的保障机制,确保在支付公司出现问题时,原有的合作业务能在相应的平台继续进行。4.引入第三方进行责任担保。
许创强[4]（2020）在《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创新研究》文中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国有企业发展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深化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治理架构,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更好地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进一步坚持与完善党的领导。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发展形势以及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就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论述与新方略,为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方向指南。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国有企业的独特优势。金融业是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命脉,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业的中坚力量,坚持党的领导是国有商业银行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应主动把握新时代金融业发展新形势、新常态与新机遇,充分认识到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创新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增强做好国有金融企业党建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此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当前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在党建任务与银行业务融合、党建功能与企业治理均衡、政治优势与经济效率发挥、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兼顾等方面,尚存在不少棘手问题与现实挑战。鉴于此,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新理念、掌握党建工作新要求、把握党建工作新目标。通过创新和优化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多重机制,探索系统、有效的党建工作新路径,将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打造成为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示范与标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贡献应有力量。本文以“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创新研究”为主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南,立足于我国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业代表性,综合应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与系统分析法,较为全面地展开分析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业特性及其党建工作的历史变迁;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所面临的机遇、瓶颈及成因;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内容创新、机制创新以及路径创新。论文第一章以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业特性及其党建工作的历史变迁开篇。国有商业银行在行业属性、历史脉络与功能定位的差异性,使得其党建工作呈现自身独特性。首先,从经营对象、经营业务、经营原则、经营风险等方面的差异,认识国有商业银行相对于一般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其次,以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区间为划分尺度,分阶段回顾党的领导下国有商业银行变革历程及其党建工作变迁。再次,从稳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银行制度的现实选择以及国企改革发展、走向世界的内在需求,指出加强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创新的迫切性。论文第二章以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机遇、瓶颈及成因为主题。把握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机遇,分析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瓶颈及其成因,才能找准找对其党建工作创新的抓手。首先,从经济新常态下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面对的新环境、新特点、新格局,发掘其重要机遇。其次,从党建工作未能有效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未能深度融入银行经营管理、未能完全遏制金融腐败、未能有力约束金融行业薪酬过高等方面,指出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主要瓶颈。再次,从党组织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功能定位模糊、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结构脱节、国有商业银行领导人员监督与管理滞后、党组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领导方式分化等方面,分析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瓶颈的成因。论文第三章以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内容创新为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内容创新提供基本指引,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与深入贯彻落实。首先,坚持科学理论指导、科学方法推进、改革创新精神培育与正确价值理念引导,深化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新认识。其次,掌握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在强化政治领导核心、防范金融风险、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肩负历史重任等方面的新要求。再次,以中央部署为引领、以基层网点为抓手、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提高党建工作质量、推进党建工作覆盖面、破解党建工作难题,把握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新目标。论文第四章以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机制创新为主题。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多重机制创新,是包括运行、激励、制约、联络、保障等环节的相互整合与结构优化,贯穿于党建工作融入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全过程,有效支撑总行、分行、支行党组织与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相辅相成和有序运作。首先,将国有商业银行党建与经营相结合,以党建提升经济效率,优化运行机制。其次,将国有商业银行党建与政绩相结合,健全考核体系,完善激励机制。再次,将国有商业银行党建与纪检相结合,加强廉洁自律建设,夯实制约机制。其四,促进不同层级的党组织互动以及党员职工之间的人文沟通,增强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活力,构筑联络机制。最后,以全面的制度建设为后盾,为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保驾护航,形成保障机制。论文第五章以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路径创新收篇。加强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路径创新,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国有企业全面深化改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内在需求。首先,致力纠正党务领导者对党建工作认识不到位的状况、扭转党建队伍政治理论学习和组织生活不深入的局面、克服党建工作者能力不足的本领恐慌、提升银行党员职工综合素质水平,锻造国有商业银行高水平党务工作队伍。其次,从创新党建工作形式、增强党建工作技术含量、加强校企合作、引进党务专员等方面,创新发展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方式。再次,通过发掘党建工作的特色与优势、细化党建品牌构建方法与增强党建品牌传播,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品牌化。最后,通过提升党组织引领力、强化党建工作落实力、扩大党建工作影响力、夯实党建工作监督力,加强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机构的党建工作。
应远马[5]（2020）在《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文中提出在法国近现代史及其历史编纂学当中,始则担任第二共和国总统,继而又作为第二帝国皇帝执掌政坛20多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亦即人们更耳熟能详的拿破仑三世,由于第二帝国“以政变始,以色当终”的特殊历史等众多因素,不时成为人们抨击乃至嘲讽的对象。但毋庸讳言,正是在此人统治法国时期,尤其是近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阶段,法国不仅获得了大革命以来鲜见的政局长久相对稳定,还出现了史上少有的经济持续扩张局面,迎来名副其实的“繁荣时代”。凡此种种,当和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直以充当“圣西门主义力行者”为己任密不可分。作为拿破仑一世侄子,他对“伟大伯父”的思想既有推崇、继承的一面,更有因应时势,及时扬弃,大胆创新的一面。他在对其伯父思想观念进行系统梳理、全面阐述的《拿破仑的观念》中的不少主张,清楚地昭示了这一点。进而言之,如果说拿破仑一世是“马背上的罗伯斯庇尔”,那么,其侄儿则可谓“马背上的圣西门”。后者的思想导师乃是圣西门之类的人物,而并非像其伯父那样尊奉孟德斯鸠、卢梭为思想导师。由此,在圣西门等人影响之下,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早年即在关注波拿巴家族荣耀、法兰西国家兴衰同时,不仅极为关注“双元革命”发生后势必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还着力寻求它们的解决之策,《食糖问题剖析》、《消灭贫困》等他在上台之前出版的着述即为明证。因其独特身世素有家国情怀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仅喜欢写作,勤于思考,还引人瞩目地更有所行动。他在上台后,力求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其间,不仅肯定大革命主要原则,赞同“人民主权”,还敢于、善于像伯父那样以人民主权化身自居,借助“公民投票”等手段去完成统治法国的大任。同时,既没有一味沉迷于政治纷争,更没有拘泥于政体形式,而是在同样信奉圣西门主义的得力助手辅助下,致力于让法国尽快具有现代国家的面貌。就此而言,不管是他作为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重要讲话,还是在称帝后写给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件,无不表明其对于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视程度,以及具有的国际视野和现代意识,在同期欧洲国家领导人当中位居前列。本文的核心观点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在建构圣西门倡导的“实业社会”方面不仅具有现代观念、开放意识和切实可行的举措,而且实际成效更可圈可点的“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非但幅度大、速度快,其影响更是既深又远,不容低估。有鉴于此,本文从经济-社会史维度出发,首先通过细致考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显赫家世和早年经历,特别是逐一细致研读其上台前撰写的各类着述,探究其在圣西门影响下的治国理念及其思想渊源;继而力图揭示他如何深知现代社会扩展经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通过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平衡点来谋求“帝制下的繁荣”。在这一基础上,然后再从以下几大方面入手分别梳理、评判其相关举措和成效:推进工业革命在法国的完成;让第二帝国时期成为法国“农业文明的巅峰”阶段;以让法国真正进入“铁路时代”为抓手,实现法国交通运输业的快速发展和巨大变革;在让法国国内市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的同时,如何顶住压力让法国在贸易自由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通过将巴黎打造成“19世纪的首都”来引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等等。希冀通过上述努力,提出若干具有一定新意的观点,从而能有助于人们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长期被“污名化”的拿破仑三世的历史作用,丰富和深化对在19世纪法国史中承上启下,其研究至今尚相对薄弱的第二帝国史相关问题,以及在当今法国政治谱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的波拿巴主义的认识。
陈玉婷[6]（2020）在《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表明本文是基于《新兴市场大趋势》的翻译实践报告,该书属于经济类型文本,正式程度较高,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大量使用动词名词化结构,而笔者在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发现学者们对名词化结构的分类不能完全解释笔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因此笔者在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翻译实践中名词化结构所在的语境以及其与其它词汇的搭配,对名词化结构进行重新分类,并且探讨不同的名词化结构的翻译方法。未来二十年,新兴市场的消费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我们还应密切注意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许多地区的新兴市场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挑战,例如贫困﹑不平等﹑社会治理薄弱和基础设施不足。《新兴市场大趋势》一书介绍了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该书可以帮助读者更多地了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以及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状况。本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该翻译项目的简要介绍,包括源文本和作者的介绍等。第二部分介绍了翻译过程,包括译前准备工作、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等。第三部分是这篇报告的主要部分,作者讨论了不同名词化结构的翻译,并举例以佐证其观点。第四部分是针对本次翻译实践得出的结论。通常,动词名词化结构可以译为动词或者名词,本报告的目的在于探究在何种情况下动词名词化结构应该译为动词、何种情况下该译为名词。分析发现,当动词名词化结构用作术语或与实义动词搭配时,通常译成名词或名词短语;当动词名词化结构被用在“动词名词化+介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中或者与乏词义动词搭配时,动词名词化结构通常被翻译成目标语言中的动词。“动词名词化+介词+名词/名词短语”结构通常可译为主谓结构或者动宾结构,具体取决于动词名词化词语与名词/名词短语之间的关系。
柏青华[7]（2020）在《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文中认为作为金融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借贷有效地填补了我国传统金融服务供给的不足,获得了高速发展的空间,不过风险也随之不断叠加,并最终导致问题爆发。2018年集中兑付危机导致多家借贷平台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市场信心受到严重打击。2019年,监管部门强化了对网络借贷行业的监管,在经历整改、备案、检查后,基础设施建设和规范体系建设日渐成熟,发展规划、行业标准稳步推进,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在网络借贷行业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刻,对行业的现状及问题进行总结归纳,以整个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生成机理为切入点,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行业风险的生成机制进行建模,总结出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特征和风险生成机制,非常有必要。近几年,网络借贷平台存量大幅下降、平台交易量持续减少和平台产品收益率下降。一方面是行业监管力度跟不上,具体表现为对资金存管方面的监管仍然不健全、平台备案的细节不完善和行业规范程度不系统。另一方面在于网络借贷平台本身是信息中介但是为了逐利而违规经营信用中介的业务,而且由于互联网基础和多方参与,网络借贷具有风险的强叠加性和复杂度多元多维性的特征,使网络借贷风险积累速度和烈度远超传统金融借贷。从风险影响的对象看,网络借贷风险冲击的对象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人,风险承担能力较弱。本文从整个网络借贷行业的角度,分析了网络借贷行业作为信用中介的风险生成机制,理清了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和行业本身对网络借贷行业冲击造成风险的传播路径,构建了风险生成机制的指标体系,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风险传播路径进行建模分析。本文在简化原则的基础上忽略个别中介变量,就风险起源的主体进行建模研究,发现宏观经济环境直接对网络借贷行业造成的冲击是网络借贷行业波动的最大诱因。小微企业是网络借贷行业的主要客户,小微企业生存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巨大,因而小微企业的生存艰难会对网络借贷行业造成致命打击。本文实现以下几点创新:第一是扩宽了网络借贷监管的研究视角。现有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单一的监管制度讨论或者单个案例的分析,缺乏契合网络借贷特点具有宏观行业视角的研究思路。本文跳出单个网络借贷机构案例的研究和网络借贷行业内部的研究,将网络借贷行业放在整个社会宏观经济运行背景下讨论,结合宏观经济环境、金融市场环境等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尝试理清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生成的源头以及生成机制,扩展网络借贷行业监管的广度和深度。第二是深入分析了网络借贷机构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来源及其演化机制,并采用实际数据进行验证,将传统金融风险管理的框架引入网络借贷行业风险分析,在成熟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分析,从而为风险监管机制的建立提供了可实施的路径。第三是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描述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的形成机制。相比普通的回归模型或者时间序列模型,结构方程适用于含有潜变量、相关关系更加复杂的模型结构。由于本文将网络借贷行业置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体系下进行研究,所涉及到的领域不止一个,各领域之间的相关关系、因果关系较为复杂、不存在一个单一指标就能将网络借贷风险领域完整描述,所以结构方程模型的引入就显得尤为合适,为网络借贷行业风险分析开辟了新思路。第四是本文的大部分理论分析都有数据支撑,并用统计学方法加以验证,使得对网络借贷行业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落实到了实际的数据证据。而且,本文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对理论分析的结论进行修正,使得理论和实践得以真正地深入结合,相互指导,也从方法层面上丰富了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监管的研究手段和分析思路,扩充了相应的理论体系。
华清君[8]（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王飞[9]（2020）在《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文中认为本文对清代张家口经贸发展与商帮情况进行了研究,具体描述了张家口的历史沿革,清代张家口商业、张家口手工业、张家口交通运输业、张家口金融业的发展情况以及清代张家口商人主体的构成情况。最早张家口是北部边塞一座因军事目的而修建的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北部“转口贸易”的中心城市,着名的“张库商道”的起点城市。张家口的名称始于明代,在明宣德四年（1429年）,指挥张文始筑城堡,名张家堡（下堡）。明成化十六年（1480年）增筑关厢。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兵部尚书余子俊筑边墙,即外长城,大境门为要隘。明嘉庆八年（1529年）,守备张珍开筑下堡小北门,俗称张家口。内地出口俄罗斯和蒙古的货物,俄罗斯和蒙古进口的货物,都是先运到张家口集中,然后再发往各地。为了管理商务以及处理民族事务,清政府在上下二堡设置了很多衙署机构。张家口的对蒙贸易、对俄贸易的商品种类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由俄、蒙输入张家口的商品以毛皮、纺织品、牲畜、土碱为大宗。由俄国输入商品种类繁多,其中输入毛皮数量最多。熊皮、狼皮、海獭皮、狐皮是较为贵重的毛皮。数量居第二位的商品是纺织品。在19世纪20年代以前,各类贸易货物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毛皮类产品。从1820年开始,毛皮类产品所占的份额才开始下降,纺织品所占比例逐渐增多。由旅蒙山西商人在牧区市场收购并贩运内地的牲畜是蒙古输入内地的大宗商品。每年由蒙古经张家口运往内地的马、牛、羊数量达数百万头。土碱也是从蒙区输入的大宗商品,张家口碱商在察哈尔正蓝旗和镶白旗的牧地收购土碱,运回张家口进行再加工,清除杂质,制成碱砖,运销京、津,再转售各地。经张家口流转输出的主要是对俄贸易货物,货物的种类主要是:棉织品、丝绸、茶叶等。最初,中国向俄国出口的主要是棉织品和丝绸商品。从1802年开始,棉织品输出比例不断下降,茶叶输出比例不断增加。茶叶输出额最终超过棉布、丝绸输出额,占据中俄商品贸易的主体。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主要包括皮毛业、制碱业、制革业、蒙靴业等几个行业。明清时期,张家口是全国有名的皮毛集散地,仅经营毛皮的商号就有几千家。大境门外的西沟街,是繁华的皮毛交易市场,街道两旁商号林立。张家口皮毛加工系统主要向纵横两方面延伸、扩展。横向是各种毛制品和皮制品的生产,纵向是从皮子鞣制到下脚料综合利用。张家口的制碱业属于民办官商性质,须经官府授权,才允许民间经营。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碱逐渐充斥国内市场,张家口口碱业便开始走下坡路。张家口的制革业主要分为三类:白皮行、黑皮行和皮鞍业。白皮行以生产各种皮条和车马挽具为主,张家口的皮条铺主要集中在边路街。北起玉带桥南至深沟口。车马店和骆驼店都在西沙河、三合店巷、元台子、长胜街、福兴里一带。张家口黑皮行的数量比较多,产品主要是:黑熟底皮、白熟底皮等,主要集中在元台子、沙院、通兴巷、福兴里、宋家大院、隆昌巷一带开设手工作坊。张家口的皮鞍业,以生产皮马鞍为主。所生产的皮鞍通过旅蒙商运销到蒙古牧区以及内地官衙骑兵和商贾各界,供马鞍上装配使用。蒙民需要蒙靴数量比较多,在清代时张家口的蒙靴生产达到兴盛。靴铺机构,有的是自财独资经营,有的是合资合伙经营。大境门内外的几十户大旅蒙商京外馆,在外蒙地区都有座庄外号,每年运往库伦的蒙靴约有二十多万双。张家口的交通运输起源比较早,商周时期商王朝经常出兵征伐鬼方,这就说明当时坝上张北至商王朝都邑殷（今河南省安阳市）就有了道路。清代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了全国的道路网。康熙帝曾选派台官治理驿务,并从张家口至库伦间整修了驿道,沿途设立了台站。张家口地区在清代的邮驿,基本上可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是宣化府范围所属驿站和暖铺,归属于直隶省。另一大部分是口北三厅,除张家口和独石口各有一个汉驿外,都是通往蒙古的军用台站。张库商道是指张家口到蒙古高原库伦城（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贸易运销路线,这一贸易路线还延伸到俄国的边境城市恰克图,是我国北方连接蒙、俄的一条国际商品运输线。恰克图的开埠,商业互市的发展,使张库商道继续向北延伸,这条国际运输线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逐步繁盛起来。西伯利亚铁路建成通车,中俄商品运销经海参崴转口,这对张库商道运输是致命的打击。随着外蒙的独立,张库大道路断人稀,商品运销趋于绝迹。张家口的金融业主要包括典当业、账局、票号、钱庄、银行业等。典当是一种以互利为目的的金融活动,这种活动俱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根本功能在于以这种临时融资形式调剂资金的缓急余缺。到了清代,典当业的发展势头是空前的,典当服务于商品流通,典商的繁荣,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账局,是雍乾之际在北京、张家口等北方商业城市产生的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的金融机构。账局的主要业务对象是私营商业。从清雍正、乾隆之际到咸丰年间,是账局发生及不断发展的时期,从咸丰末年到民国初年,是账局由鼎盛到衰败的时期。票号是19世纪20年代初期产生的一种金融机构,它的产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票号从道光年间兴起,同治年间,票号发展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到光绪年间,票号发展达到鼎盛阶段。张家口的钱庄前身是钱铺,钱铺是我国实行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的产物。钱庄开始大部为商号兼营,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变为专营性质。钱庄本身靠信用吸收存款,再向具有信用的商号发放贷款。张家口历史上设立最早的一家国家银行是大清户部银行张家口分行。清末民初张家口当地银行机构大小合计有二十二个。主要的银行机构有中国银行张家口分行,交通银行张家口分行、边业银行张家口分行和察哈尔兴业银行四家。这些银行都经办汇兑、存款、贷款业务。张家口外国银行方面主要有华俄道胜银行、远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等。张家口的商人群体主要有晋商、京帮、口商。张家口的晋商是商人的主体,晋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有盐业、粮食、棉布、棉花、丝绸、茶叶等。张家口的晋商使当地人有了商品经济的观念,他们重信誉,以诚信取胜,晋商经商有道使得张家口人学到了经营之道。张家口的京帮主要是拿着国家俸禄的旗人组成的商帮。张家口京帮从事的贸易主要是自北京、张家口输往蒙古牧区砖茶、面粉、丝绸、布匹等商品,自蒙古牧区输往张家口、北京地区羊毛、驼毛、羊皮、狼皮等商品。张家口的口商主要是指张家口本地的阳原、蔚县、怀安人组成的本地商帮。张家口晋商所组成的商业行社或把持的商业行社在清后期成为张家口工商业行社的主要力量。从清嘉庆至民国时期张家口商业行社多数是商贸业、手工业的组织,也有地方乡谊性质的组织。总之,在清代张家口是我国北部边境重要的贸易城市。张家口最初只是因军事目的修建的一座小城镇,随着对蒙、对俄贸易的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北方贸易中心城市之一。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对蒙贸易、对俄贸易。张家口最初的道路也是因战争而修建,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在张家口、库伦等地修建了几条官方驿道。随着贸易的发展,张家口地区的商道逐渐发展完善。张家口商贸的发展、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张家口金融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金融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其商业和外贸的发展。这种良性的互动效应使得明清时期张家口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的功能不断丰富。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的产生就是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使得对商品的需求数量的增加而引起的。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在北部边境城市中是比较发达的。张家口的商人主体主要是晋商、京帮和口商,其中以晋商居多,并且晋商主要从事贸易和票号的经营。这其中有地缘文化上影响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晋商具有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传统,具有敏锐的商业嗅觉,经营上讲究经营谋略,这使其能够在商业竞争中不断壮大自己,进而占据张家口商人群体的主体地位。
孟娜娜[10]（2020）在《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路径与机制研究 ——基于银行业竞争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健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与社会福利的有效增进。作为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于2015年12月底发布的《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指出“普惠金融应该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完善金融体系建设,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这使得普惠金融正式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与金融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战略内容之一。近年来,金融科技的产生与兴起直接促进了新兴信息技术与金融业的不断融合,并使之迅速发展成为与传统金融业并存的一门新兴产业。金融科技在扩大金融服务边界,提高金融供给能力的同时,也给普惠金融的重要供给者——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风险承担、市场势力、经营绩效,甚至发展战略带来一定程度影响,并进一步深入影响整个银行业竞争格局。那么,金融科技是否会对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产生影响?产生了哪些影响?影响机制是什么?能否有助于商业银行破解其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这些都将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的影响路径和影响机制为研究对象,通过现状分析、理论分析以及实证检验多视角研究了我国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与趋势、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的微观银行业竞争影响路径与宏观银行业竞争影响路径以及金融科技通过银行业竞争路径,进一步对于普惠金融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在我国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现状的研究中,首先,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可获得性调查》数据,从金融服务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视角分析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及其与不同类型国家（经济体/大区域）的差距,发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其次,本文利用世界银行《全球普惠金融数据库》和中国互联网络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等数据分析我国金融科技产业以及金融科技渗透率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两方面研究说明:我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依然任重道远,且商业银行作为正规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金融科技产业,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金融科技影响普惠金融的理论分析中,首先,基于金融排斥理论与金融发展理论构建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为金融科技的普惠金融影响路径与影响机制分析奠定理论基础。其次,从微观银行业竞争和宏观银行业竞争两个视角分析金融科技的普惠金融影响路径。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信息溢出效应”作用下的内在机制和“市场挤出效应”作用下的外在机制影响微观银行业竞争。另一方面,金融科技通过产业竞争效应和空间地理效应影响宏观银行业竞争。最后,分析金融科技的普惠金融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产业竞争带来的“挤出效应”和技术溢出带来的“鲶鱼效应”两个方面。在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路径实证分析中,一方面,从微观银行个体层面,利用185家商业银行微观数据和地市级层面经济金融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于微观银行业竞争的影响机制,以及对于不同类银行微观竞争水平的影响效果。研究显示:（1）金融科技对于微观银行业竞争存在显着影响。（2）金融科技对于不同类型银行的微观竞争水平影响存在异质性。当银行微观竞争水平由非市场化的市场势力决定时,金融科技的内在影响机制会促进微观银行业竞争,外在影响机制不利于微观银行业竞争,该结论在6大行和12家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金融机构等内资银行分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中得到了有力证实。金融科技有助于促进不同类型内资银行的市场化市场势力形成与演化。另一方面,从宏观银行业层面,利用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经济金融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方法实证分析金融科技对于地区银行业竞争的影响机制。研究显示:（1）在省际之间,金融科技对于地区银行业竞争存在显着的空间地理效应,且表现为显着的空间依赖效应。（2）金融科技对于地区银行业竞争存在显着的产业竞争效应,金融科技有助于降低银行业集中度,并促进地区“最优银行业结构”的形成,从而促进地区银行业竞争。（3）金融科技通过“产业挤出”和“技术溢出”两个作用渠道影响地区银行业竞争,且两个渠道对于地区银行业竞争均发挥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在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机制实证分析中,利用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经济金融数据,运用迭代GMM回归方法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的影响机制与影响效果。研究显示:（1）金融科技会通过产业竞争机制给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带来“挤出效应”,也会通过技术溢出机制给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带来“鲶鱼效应”。其中,“挤出效应”给普惠金融带来显着的负面影响,而“鲶鱼效应”有助于促进普惠金融发展。（2）金融科技对于商业银行普惠金融的边际影响会受到银行业竞争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随着银行业竞争增强,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的“鲶鱼效应”逐步减弱。换言之,金融科技能够降低银行业集中度过高给普惠金融带来的不利影响。（3）在金融科技的三个维度中,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发挥的“挤出效应”和“鲶鱼效应”相对更强。在金融科技的三类典型业务中,数字支付和互联网信贷的“挤出效应”和“鲶鱼效应”相对更强。（4）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的覆盖率水平存在显着的“挤出效应”和“鲶鱼效应”,但是对于其实际使用情况的影响不显着。最后,根据现状分析、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等研究结论提出商业银行在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金融科技利用率、制定差异化金融科技战略以及建立与金融科技企业多渠道合作机制等方面的对策建议。本文首次从金融排斥和金融发展等基础理论出发,基于银行业竞争视角探讨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的影响路径与影响机制。与已有的文献相比,本文的实证设计细致深入,从影响路径和影响机制两个方面构建金融科技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从微观银行个体和宏观银行业两个层面实证检验金融科技促进商业银行市场化的市场势力形成与演化,缓解银行业存在的“马太效应”,促进不同类型银行之间有效竞争,进而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路径与作用机制。本文研究对于商业银行运用金融科技手段突破普惠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有效发挥其服务实体经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开辟有效贷款新途径是银行业面临的紧迫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辟有效贷款新途径是银行业面临的紧迫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回顾与评述 |
| 1.3.1 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
| 1.3.2 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3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相关文献 |
| 1.3.4 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模式及政策措施研究 |
| 1.3.5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数据来源 |
| 1.5 研究框架与路线 |
| 1.5.1 研究框架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研究创新与局限 |
| 1.6.1 研究的创新 |
| 1.6.2 存在的局限 |
| 第2章 理论回顾与借鉴 |
| 2.1 金融中介理论 |
| 2.1.1 交易成本理论 |
| 2.1.2 信息不对称论理论 |
| 2.1.3 风险管理理论 |
| 2.1.4 简要评述 |
| 2.2 金融发展理论 |
| 2.2.1 金融结构理论 |
| 2.2.2 金融深化理论 |
| 2.2.3 金融功能理论 |
| 2.2.4 普惠金融理论 |
| 2.2.5 简要评述 |
| 2.3 经济增长理论 |
| 2.3.1 新古典增长理论 |
| 2.3.2 内生增长理论 |
| 2.3.3 包容性增长理论 |
| 2.3.4 简要评述 |
| 2.4 网络经济理论 |
| 2.4.1 网络商品理论 |
| 2.4.2 双边市场理论 |
| 2.4.3 长尾理论 |
| 2.4.4 简要评述 |
| 第3章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假说 |
| 3.1 核心概念界定与辨析 |
| 3.1.1 数字金融 |
| 3.1.2 农民收入增长 |
| 3.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间接作用机理 |
| 3.2.1 农户创业 |
| 3.2.2 经济增长 |
| 3.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直接作用机理 |
| 3.4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与空间溢出机理 |
| 3.4.1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作用机理 |
| 3.4.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人力资本门槛作用机理 |
| 3.4.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机理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数字金融的特征事实与农民收入增长分析 |
| 4.1 数字金融的业务形态 |
| 4.1.1 网络支付 |
| 4.1.2 网络融资 |
| 4.1.3 财富管理 |
| 4.1.4 网络保险 |
| 4.1.5 互联网征信 |
| 4.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 |
| 4.2.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脉络 |
| 4.2.2 中国数字金融指标体系 |
| 4.2.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特征评价 |
| 4.3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及趋势 |
| 4.3.1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问题 |
| 4.3.2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趋势 |
| 4.4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演变历程 |
| 4.4.1 超常规增长阶段(1978-1984 年) |
| 4.4.2 波动低速增长阶段(1985-2003 年) |
| 4.4.3 高速增长阶段(2004-2012 年) |
| 4.4.4 新常态增长阶段(2013-2019 年) |
| 4.5 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构变化 |
| 4.5.1 农民收入结构变化 |
| 4.5.2 结构变动的收入增长贡献 |
| 4.5.3 农民收入的形态结构分析 |
| 4.6 农民收入增长的地区差异及空间分布特征 |
| 4.6.1 各地区农民收入增长时期差异 |
| 4.6.2 农民收入增长的变异系数分析 |
| 4.6.3 四大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差异 |
| 4.6.4 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 |
| 4.7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分析 |
| 4.7.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7.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的相关性分析 |
| 4.7.3 数字金融与各区域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
| 4.8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总效应分析 |
| 5.1 引言 |
| 5.2 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估计策略 |
| 5.2.1 模型构建 |
| 5.2.2 变量选取 |
| 5.2.3 估计策略 |
| 5.3 计量结果分析 |
| 5.3.1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
| 5.3.2 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结构 |
| 5.3.3 区域差异分析 |
| 5.3.4 分位数回归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1 引言 |
| 6.2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
| 6.2.1 模型与变量 |
| 6.2.2 数字金融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2.3 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
| 6.3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
| 6.3.1 空间相关性检验 |
| 6.3.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3 空间计量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增长渠道 |
| 7.1 引言 |
| 7.2 模型设定、变量选择与统计分析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变量选择 |
| 7.2.3 统计分析 |
| 7.3 数字金融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3.1 基于总体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3.2 基于细分样本的计量分析 |
| 7.4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的计量分析 |
| 7.4.1 数字金融、经济增长与农民收入增长 |
| 7.4.2 拓展性讨论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农户创业渠道 |
| 8.1 引言 |
| 8.2 模型、变量与数据 |
| 8.2.1 模型设定 |
| 8.2.2 变量选择 |
| 8.2.3 数据来源 |
| 8.2.4 描述性统计 |
| 8.3 数字金融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1 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户家庭增收 |
| 8.3.2 社区数字金融水平对农户家庭增收的溢出效应 |
| 8.3.3 农户家庭异质性分析 |
| 8.4 作用机制分析 |
| 8.4.1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活动 |
| 8.4.2 数字金融与农户创业绩效 |
| 8.4.3 拓展性讨论:数字金融与农户非农就业 |
| 8.5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推进农村数字金融有效普及 |
| 9.2.2 加快数字金融发展 |
| 9.2.3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 |
| 9.2.4 加强消费权益保护 |
| 9.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2）昌黎家银村镇银行发展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本文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村镇银行的概念 |
| 2.1.2 村镇银行的特征 |
| 2.2 战略管理理论 |
| 2.2.1 波特竞争战略理论 |
| 2.2.2 核心竞争力理论 |
| 2.3 金融发展理论 |
| 2.3.1 早期金融发展理论 |
| 2.3.2 金融约束理论 |
| 2.3.3 金融创新理论 |
| 2.4 农村金融理论 |
| 2.4.1 农业信贷补贴论 |
| 2.4.2 农村金融市场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家银村镇银行外部环境分析 |
| 3.1 宏观环境分析 |
| 3.1.1 政治环境 |
| 3.1.2 经济环境 |
| 3.1.3 技术环境 |
| 3.1.4 社会文化环境 |
| 3.2 行业环境分析 |
| 3.2.1 供给商和购买者的议价能力 |
| 3.2.2 行业潜在进入者 |
| 3.2.3 其他替代品 |
| 3.2.4 行业内竞争 |
| 3.3 外部因素评价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家银村镇银行内部环境分析 |
| 4.1 家银村镇银行基本情况分析 |
| 4.2 家银村镇银行内部资源分析 |
| 4.2.1 产权结构分析 |
| 4.2.2 管理能力分析 |
| 4.2.3 业务组成分析 |
| 4.2.4 经营指标分析 |
| 4.2.5 人力资源分析 |
| 4.3 内部因素评价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家银村镇银行战略选择 |
| 5.1 家银村镇银行SWOT战略矩阵分析 |
| 5.1.1 SO战略 |
| 5.1.2 ST战略 |
| 5.1.3 WO战略 |
| 5.1.4 WT战略 |
| 5.2 家银村镇银行战略规划 |
| 5.2.1 企业愿景 |
| 5.2.2 发展目标 |
| 5.3 家银村镇银行战略选择 |
| 5.4 家银村镇银行战略实施 |
| 5.4.1 深耕农村经济 |
| 5.4.2 扩大社会知名度 |
| 5.4.3 完善企业管理体系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家银村镇银行战略实施的保障措施 |
| 6.1 强化内部管理 |
| 6.1.1 完善治理体系 |
| 6.1.2 加强人力资源管理 |
| 6.1.3 强化风险管理 |
| 6.2 加强软硬件平台建设 |
| 6.3 推进金融创新 |
| 6.3.1 创新经营理念 |
| 6.3.2 创新金融产品 |
| 6.3.3 创新服务模式 |
| 6.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家银村镇银行外部因素评价调查问卷 |
| 附录二:家银村镇银行内部因素评价调查问卷 |
| 致谢 |
（3）互联网金融下的商业保理创新机制研究 ——以A公司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保理研究的发展动态 |
| 1.2.2 互联网金融的研究发展动态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案例分析法 |
| 1.3.3 比较分析方法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商业保理的理论及发展现状 |
| 2.1 商业保理的内涵与界定 |
| 2.1.1 商业保理的内涵 |
| 2.1.2 商业保理的界定 |
| 2.2 商业保理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
| 2.2.1 商业保理的发展 |
| 2.2.2 商业保理的现状 |
| 2.3 商业保理的优势与风险 |
| 2.3.1 商业保理的优势 |
| 2.3.2 商业保理的风险 |
| 第3章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保理的创新机制研究 |
| 3.1 互联网金融模式 |
| 3.1.1 互联网金融模式的特点 |
| 3.1.2 互联网金融的模式 |
| 3.2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保理发展的动因 |
| 3.2.1 提高互联网金融信息利用效率 |
| 3.2.2 提高保理效应 |
| 3.2.3 提高资源配置效应 |
| 3.2.4 降低投资风险 |
| 3.3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保理的运行机制 |
| 3.3.1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保理的运行方式 |
| 3.3.2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保理的运行过程 |
| 第4章 互联网金融下商业保理案例研究 |
| 4.1 A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现状 |
| 4.1.1 A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概况 |
| 4.1.2 A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保理业务优势及风险 |
| 4.1.3 A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保理业务风险的影响因素 |
| 4.2 A公司与P2P平台合作案例分析 |
| 4.2.1 A公司与上市系平台P2P平台（B平台）合作优势及问题分析 |
| 4.2.2 A公司与民营系P2P平台（C投资平台）的合作优势及问题分析 |
| 4.2.3 爱投资及电e金服案例分析及启示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建议 |
| 5.2.1 完善法律法规 |
| 5.2.2 完善监管体系 |
| 5.2.3 设立征信平台 |
| 5.2.4 建立保障机制 |
| 5.2.5 引入第三方进行责任担保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业特性及其党建工作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国有商业银行的行业特性 |
| 一、经营对象特殊性 |
| 二、经营业务特殊性 |
| 三、经营原则特殊性 |
| 四、经营风险特殊性 |
| 第二节 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历史变迁 |
| 一、改革开放前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变迁 |
| 二、改革开放后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变迁 |
| 第三节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创新的迫切性 |
| 一、稳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 |
| 二、构建中国特色银行制度的现实选择 |
| 三、国企改革发展和走向世界的内在需求 |
| 第二章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机遇、瓶颈及成因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机遇 |
| 一、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新环境 |
| 二、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新特点 |
| 三、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新格局 |
| 第二节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主要瓶颈 |
| 一、党建工作未能有效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
| 二、党建工作未能深度融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 |
| 三、党建工作未能完全遏制金融腐败 |
| 四、党建工作未能有力约束金融行业薪酬过高 |
| 第三节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瓶颈的成因 |
| 一、党组织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功能定位模糊 |
| 二、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结构脱节 |
| 三、国有商业银行领导人员监督与管理滞后 |
| 四、党组织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领导方式分化 |
| 第三章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内容创新 |
| 第一节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新理念 |
| 一、坚持以科学理论指导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 |
| 二、坚持以科学方法推进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 |
| 三、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激发国有商业银行党组织活力 |
| 四、坚持以正确价值理念引导国有商业银行党员职工 |
| 第二节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新要求 |
| 一、强化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
| 二、将防范金融风险摆在党建突出位置 |
| 三、引导金融服务向国家重大战略倾斜 |
| 四、明确国有金融企业党组织要有历史担当 |
| 第三节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新目标 |
| 一、以中央部署为引领,提高党建工作质量 |
| 二、以基层网点为抓手,推进党建工作覆盖面 |
| 三、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破解党建工作难题 |
| 第四章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机制创新 |
| 第一节 运行机制:将党建与经营结合 |
| 一、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
| 二、推进党员职工理论学习与业务培训结合 |
| 三、发挥党建文化对生产经营促进作用 |
| 第二节 激励机制:将党建与政绩结合 |
| 一、抓好党建事关金融改革开放大局 |
| 二、把党建工作对接国有商业银行防风险稳发展目标 |
| 三、将党建工作成效纳入国有商业银行领导政绩评价体系 |
| 第三节 制约机制:将党建与纪检结合 |
| 一、确立国有商业银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底线 |
| 二、建设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内新监督机制 |
| 三、多措并举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党建与纪检结合 |
| 第四节 联络机制:促进网点互动与人文沟通 |
| 一、构建国有商业银行联动化党建工作机制 |
| 二、致力密切国有商业银行党群干群关系 |
| 三、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党组织人文关怀机制 |
| 第五节 保障机制:以制度建设为后盾 |
| 一、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制度创新 |
| 二、将制度建设贯穿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 |
| 三、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制度实施细则 |
| 第五章 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的路径创新 |
| 第一节 锻造国有商业银行高水平党务人才队伍 |
| 一、纠正党务领导者对党建工作认识不到位状况 |
| 二、扭转党建队伍理论学习和组织生活不深入局面 |
| 三、克服党建工作者能力不足的本领恐慌 |
| 四、提升党员职工综合素质水平 |
| 第二节 创新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方式 |
| 一、丰富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形式 |
| 二、提高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技术含量 |
| 三、通过校企合作方式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 |
| 四、引进党务专员助力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 |
| 第三节 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品牌化 |
| 一、遵循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品牌构建原则 |
| 二、发掘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特色 |
| 三、促进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品牌传播 |
| 第四节 加强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党建工作 |
| 一、提升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党组织引领力 |
| 二、强化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党建工作落实力 |
| 三、扩大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党建工作影响力 |
| 四、夯实国有商业银行海外机构党建工作监督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5）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言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史料概况和研究综述 |
| 1.4 研究思路和论文框架 |
| 1.5 本文创新和不足 |
| 2.“马背上的圣西门”的家世与思想渊源 |
| 2.1 “马背上的圣西门”的显赫家世 |
| 2.2 早年的经历及其影响 |
| 2.3 “圣西门主义力行者”治国思想探源 |
| 3.“圣西门主义力行者”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 |
| 3.1 以稳定求发展,用繁荣保秩序 |
| 3.2 寻求国家干预和自由主义经济之间的平衡点 |
| 4.完成被社会动荡延宕的法国工业革命 |
| 4.1 被社会动荡延宕的工业革命得以在法国完成 |
| 4.2 以信贷作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推进器” |
| 5.近代法国农业发展“黄金时代”的到来 |
| 5.1 广受农民拥戴的“农民皇帝” |
| 5.2 复苏农业、振兴乡村:愿望和举措 |
| 5.3 拿破仑三世和法国“三农”现代转型的起步 |
| 6.交通运输:经济飞跃另一“推进器”的大发展 |
| 6.1 以进入“铁路时代”作为让经济走出低谷的突破口 |
| 6.2 传统交通手段在“铁路时代”的新发展 |
| 7.“商业政府”扩大内外贸易的举措与成效 |
| 7.1 以生产性消费促进商业的发展和转型 |
| 7.2 借力“关税政变”使法国走上自由贸易之路 |
| 8.以打造“世界之都”引领法国城市化进程 |
| 8.1 改造乃至“重建”巴黎的必要性 |
| 8.2 打造“世界之都”: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计划” |
| 9.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生平大事记 |
| 附录2. 1852年10月9日路易-拿破仑总统在波尔多发表的讲话 |
| 附录3. 1860年1月5日拿破仑三世致国务大臣富尔德的信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6）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ABSTRACT |
| 摘要 |
| LIST OF ABBREVIATIONS |
| 1.TASK DESCRIPTION |
| 1.1 Introduction to the project |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writer |
| 1.3 Reasons for selecting the source text |
| 2.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translation preparations |
| 2.1.1 Schedule |
| 2.1.2 Parallel texts |
| 2.1.3 Translation Principle |
| 2.2 While-translation |
| 2.3 Post-translation |
| 3.CASE ANALYSIS |
| 3.1 An Overview of Nominalization |
| 3.1.1 Definition and Functions of Nominalization |
| 3.1.2 Classification of VN structure |
| 3.2 Translation of VN Structure |
| 3.2.1 Terminology |
| 3.2.2 Non-terminology |
| 4.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PPENDICES |
| Appendix A |
| Appendix B |
| Appendix C |
| Appendix D |
（7）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 理论意义 |
| 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目的对象及内容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对象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及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4.1 理论创新 |
| 1.4.2 方法创新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金融创新的风险研究现状 |
| 2.1.1 金融创新的风险来源 |
| 2.1.2 金融创新的系统性风险 |
| 2.2 网络借贷研究现状 |
| 2.2.1 网络借贷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
| 2.2.2 网络借贷的微观层面研究 |
| 1. 关于参与决策的研究 |
| 2.关于违约行为的研究 |
| 2.2.3 网络借贷的宏观层面研究 |
| 1.基于金融体系视角的研究 |
| 2. 基于宏观经济视角的研究 |
| 2.3 网络借贷风险研究现状 |
| 2.3.1 网络借贷行业发展及现状 |
| 2.3.2 网络借贷风险研究进展 |
| 第三章 网络借贷风险理论 |
| 3.1 网络借贷的本质 |
| 3.2 网络借贷的理论基础 |
| 3.2.1 基于产业经济学的研究 |
| 1.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出发 |
| 2.从长尾理论出发 |
| 3.2.2 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
| 1.从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 |
| 2.从声誉理论出发 |
| 3.2.3 基于金融中介理论的研究 |
| 3.3 不同视角的风险研究 |
| 3.3.1 基于业务视角 |
| 3.3.2 基于技术视角 |
| 3.3.3 基于法律视角 |
| 3.4 网络借贷运行风险理论研究 |
| 3.4.1 信用风险 |
| 3.4.2 流动性风险 |
| 3.4.3 操作风险 |
| 3.4.4 法律风险 |
| 第四章 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的现实研究 |
| 4.1. 网络借贷行业发展现状 |
| 4.1.1 网络借贷平台存量大幅下降 |
| 4.1.2 平台交易量持续减少 |
| 4.1.3 行业利率下降贷款期限增长 |
| 4.1.4 区域集中度持续上升 |
| 4.1.5 行业发展环境规范化 |
| 1. 继续动员和部署专项整治工作 |
| 2. 对网络借贷机构全面开展合规检查 |
| 3. 不断完善行业各项基础设施 |
| 4. 日益健全自律管理体系 |
| 5. 行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态势 |
| 4.2 风险监控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
| 4.2.1 资金存管制度仍有漏洞 |
| 1. 借贷资金存管系统持续升级的操作风险 |
| 2. 银行自行退出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业务带来的经营风险 |
| 3. 借贷资金存管专用账户查扣风险 |
| 4.2.2 平台备案细节尚待完善 |
| 4.2.3 行业缺乏长效监管政策 |
| 4.2.4 恶意逃废债行为较为严重 |
| 4.2.5 尚未形成立体监管格局 |
| 4.2.6 缺少行业系统监管法规 |
| 4.3 网络借贷行业专项治理的发展趋势 |
| 4.3.1 专项整治要求更为严格 |
| 4.3.2 行业良性退出及转型加快 |
| 4.3.3 网络借贷平台经营压力上升 |
| 4.3.4 各项制度落实更为细化 |
| 4.3.5 金融科技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
| 第五章 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的生成机制及指标体系 |
| 5.1 网络借贷风险的特征与分类 |
| 5.1.1 与传统金融相同的风险属性 |
| 5.1.2 网络借贷风险的新属性 |
| 1. 强叠加性 |
| 2. 多元多维性 |
| 5.1.3 作为信用中介的风险 |
| 1. 流动性风险及其特征 |
| 2. 信用风险及其特征 |
| 3. 操作风险及其特征 |
| 4. 政策风险及其特征 |
| 5. 市场风险及其特征 |
| 5.1.4 作为信息中介的风险 |
| 5.1.5 网络借贷行业风险的特征总结 |
| 5.2 参与者风险分析 |
| 5.2.1 投资者风险 |
| 5.2.2 借款者风险 |
| 5.2.3 借贷平台风险 |
| 5.3 行业风险的影响 |
| 5.3.1 行业风险的宏观影响 |
| 1. 网络借贷行业对宏观经济的冲击 |
| 2. 宏观经济对网络借贷机构的作用 |
| 3. 金融环境对网络借贷机构的作用 |
| 5.3.2 行业风险的微观影响 |
| 5.4 行业风险生成机制分析 |
| 5.4.1 微观层面 |
| 5.4.2 宏观层面 |
| 1. 信用风险上升 |
| 2. 流动性风险上升 |
| 3. 政策性风险上升 |
| 5.5 构建网络借贷风险监管指标体系 |
| 5.5.1 风险传导路径 |
| 5.5.2 风险监管指标体系 |
| 第六章 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模型分析 |
| 6.1 模型选择分析 |
| 6.1.1 模型比较 |
| 1． 回归模型分析 |
| 2. 路径模型分析 |
| 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6.1.2 模型选择 |
| 6.2 模型理论介绍 |
| 6.2.1 测量方程 |
| 6.2.2 结构方程 |
| 6.2.3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2.4 参数估计及模型选择 |
| 1. 适配统计量的选择与介绍 |
| 2. 模型选择 |
| 6.2.5 模型结论及结果解释 |
| 第七章 总结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1. 建立网络借贷行业产品审查机制。 |
| 2. 建立小微企业生存健康评估指标体系。 |
| 3. 建立系统化的行业共治体系。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一 网络借贷行业总体情况表 |
| 附录 二 网络借贷行业总体情况时序表 |
| 附录 三 网络借贷运营平台数量以及借贷余额和期限分类情况表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9）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思路 |
| 1.5 创新之处 |
| 1.5.1 史料创新 |
| 1.5.2 研究视角的创新 |
| 1.5.3 研究方法的创新 |
| 第二章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1 张家口概况 |
| 2.2 张家口的历史沿革 |
| 2.2.1 张家口的城镇布局 |
| 2.2.2 张家口人口的聚集 |
| 2.2.3 张家口市场的发展 |
| 2.2.4 张家口税关的发展 |
| 第三章 张家口的商业活动 |
| 3.1 张家口的茶马互市 |
| 3.1.1 张家口的马市交易 |
| 3.1.2 晋商商帮茶叶贸易 |
| 3.2 张家口的旅蒙商业 |
| 3.2.1 对蒙贸易 |
| 3.2.2 恰克图贸易 |
| 3.2.3 经张家口流通货物的演变 |
| 第四章 张家口的手工业经济 |
| 4.1 张家口的皮毛业 |
| 4.1.1 张家口皮毛贸易的兴起 |
| 4.1.2 张家口皮毛业的发展 |
| 4.1.3 张家口皮毛业的衰落 |
| 4.2 张家口的制碱业 |
| 4.3 张家口的制革业 |
| 4.3.1 白皮坊 |
| 4.3.2 黑皮坊 |
| 4.3.3 皮鞍业 |
| 4.4 张家口的蒙靴业 |
| 4.4.1 蒙靴业的形成 |
| 4.4.2 蒙靴业的鼎盛 |
| 4.4.3 蒙靴业的衰落 |
| 第五章 张家口的交通运输业 |
| 5.1 清代以前的道路 |
| 5.2 清代的道路 |
| 5.2.1 官道 |
| 5.2.2 张库商道 |
| 第六章 张家口的金融业 |
| 6.1 典当业 |
| 6.1.1 概述 |
| 6.1.2 典当业与社会经济的关系 |
| 6.2 账局 |
| 6.2.1 产生的历史背景 |
| 6.2.2 账局的功能与发展 |
| 6.3 票号 |
| 6.3.1 票号的产生 |
| 6.3.2 票号的兴衰 |
| 6.3.3 票号兴衰对现代金融的启示 |
| 6.3.4 票号信用对我国当前信用问题的启示 |
| 6.4 钱庄 |
| 6.4.1 钱庄的创立 |
| 6.4.2 钱庄的组织 |
| 6.4.3 钱庄的业务 |
| 6.4.4 钱庄的账务制度 |
| 6.5 银行业 |
| 6.5.1 大清银行 |
| 6.5.2 其他银行 |
| 6.5.3 外国银行 |
| 6.6 各金融机构间的相互关系 |
| 6.6.1 票号与钱庄 |
| 6.6.2 典当与票号 |
| 6.6.3 典当与钱庄 |
| 6.6.4 钱庄与外国银行 |
| 6.6.5 账局与典当和钱庄 |
| 第七章 张家口的商人主体 |
| 7.1 张家口的晋商 |
| 7.1.1 晋商崛起的原因分析 |
| 7.1.2 晋商经营的行业 |
| 7.1.3 晋商的“晋义社” |
| 7.1.4 晋商对张家口社会的影响 |
| 7.2 张家口的其他商帮 |
| 7.2.1 张家口的京帮 |
| 7.2.2 张家口的口商 |
| 7.3 张家口的商业行社 |
| 第八章 总结 |
| 附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10）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路径与机制研究 ——基于银行业竞争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主要概念的界定 |
| 1.3.1 金融科技 |
| 1.3.2 普惠金融 |
| 1.4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1.6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6.1 研究创新 |
| 1.6.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2.1 普惠金融的文献综述 |
| 2.1.1 普惠金融的提出与内涵 |
| 2.1.2 普惠金融的测度 |
| 2.1.3 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作用与“现实困境” |
| 2.2 金融科技的文献综述 |
| 2.2.1 金融科技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
| 2.2.2 金融科技的普惠金融效应 |
| 2.3 银行业竞争与普惠金融的文献综述 |
| 2.3.1 银行业竞争的测度与衡量 |
| 2.3.2 银行业竞争影响普惠金融 |
| 2.4 金融科技与银行业竞争的文献综述 |
| 2.4.1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市场的影响 |
| 2.4.2 金融科技影响银行业竞争 |
| 2.4.3 金融科技对不同类型银行的差异化影响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我国普惠金融和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分析 |
| 3.1 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与国际比较 |
| 3.1.1 来自世界银行《Global Findex Database》的数据分析 |
| 3.1.2 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financial Access Survey》的数据分析 |
| 3.2 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
| 3.2.1 我国金融科技应用的现状与国际比较 |
| 3.2.2 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金融科技影响普惠金融的理论分析 |
| 4.1 普惠金融理论分析框架的建立 |
| 4.1.1 金融排斥带来普惠金融发展诉求 |
| 4.1.2 金融发展与普惠金融的关系 |
| 4.1.3 普惠金融发展的突破策略:金融科技 |
| 4.2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影响路径的理论分析:银行业竞争路径 |
| 4.2.1 微观银行个体层面的理论分析 |
| 4.2.2 宏观银行业层面的理论分析 |
| 4.3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影响机制的理论分析:银行业竞争视角 |
| 4.3.1 产业竞争带来的“挤出效应” |
| 4.3.2 技术溢出带来的“鲶鱼效应”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路径分析:微观银行个体层面的实证检验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 5.2.2 数据来源 |
| 5.2.3 模型构建 |
| 5.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5.3.2 金融科技影响微观银行业竞争的实证结果:全样本 |
| 5.3.3 金融科技影响微观银行业竞争的实证结果:分样本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路径分析:宏观银行业层面的实证检验 |
| 6.1 问题的提出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变量选择与说明 |
| 6.2.2 主要变量的空间自相关检验 |
| 6.2.3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 |
| 6.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3.2 SLM模型和SEM模型的选择检验 |
| 6.3.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机制分析:银行业竞争视角的实证检验 |
| 7.1 问题的提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变量的选择与说明 |
| 7.2.2 数据来源 |
| 7.2.3 模型构建 |
| 7.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7.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7.3.2 金融科技影响普惠金融水平的回归结果分析 |
| 7.3.3 进一步分析:金融科技对于普惠金融不同维度的影响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推进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 |
| 8.2.2 提高商业银行金融科技利用率 |
| 8.2.3 制定合理的金融科技战略 |
| 8.2.4 建立商业银行与金融科技企业多渠道合作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2006-2018年度各国普惠金融指数综合测度值 |
| 附录B 2011-2017年度微观银行业竞争(lerner)测度值 |
| 附录C 2011-2016年度各省银行业竞争(HHI)测度值 |
| 附录D 2011-2016年度各省普惠金融(findex)测度值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开辟有效贷款新途径是银行业面临的紧迫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D]. 王永仓. 西南大学, 2021(01)
- [2]昌黎家银村镇银行发展战略研究[D]. 邵江波. 燕山大学, 2020(06)
- [3]互联网金融下的商业保理创新机制研究 ——以A公司为例[D]. 张相刚. 昆明理工大学, 2020(05)
- [4]新时代国有商业银行党建工作创新研究[D]. 许创强. 中央财经大学, 2020
- [5]圣西门主义力行者 ——拿破仑三世和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经济发展探究[D]. 应远马. 浙江大学, 2020(01)
- [6]经济类文本名词化结构的英汉翻译 ——《新兴市场大趋势》（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陈玉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08)
- [7]网络借贷行业的风险研究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D]. 柏青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9]清代张家口经贸与商帮研究[D]. 王飞. 山西大学, 2020(08)
- [10]金融科技对普惠金融的影响路径与机制研究 ——基于银行业竞争视角[D]. 孟娜娜.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