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记者眼中的高淳

一、台湾记者眼中的高淳（论文文献综述）

贾峰^[1]（2021）在《明郑文人群体研究》文中提出

马春霞^[2]（2021）在《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文中认为近代中国的通俗教育是以通俗直观的方式向普通民众授以浅显易懂的常识,以增进民众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以及革新社会习俗的社会教育活动。通俗教育肇始于清末,兴盛于民初,衰弱于20世纪20年代。它是近代中国政府及知识界在内忧外患环境下探讨教育救国之策的产物。与此同时,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语境下,通俗教育致力于将过往被排除在教育体系外的底层民众形塑为国家的合格国民,描绘出近代中国大众教育肇始阶段的图景。近代江苏地区的有识之士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历时较久、影响深远的通俗教育实践活动。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经历了兴起、发展与式微的历程。在这一变迁过程中,通俗教育在行政建制、实践运作等方面渐成体系。通俗教育的行政建制从无到有、从散乱到系统,为通俗教育在地方的顺利实施奠定行政管理的基础。通俗教育实践从清末的阅报、讲报、识字、宣讲等方式,逐渐拓展到民国时期形成覆盖讲演、展览、识字、谋生技能传授等切合民众实际需求的综合立体的教育网络。通俗教育实践主体也从清末地方人士的“单打独奏”到民国设立各类社会团体并建立专门的通俗教育场馆的拓展模式。尽管通俗教育缘于种种原因最终为民众教育所取代,然而其开展社会教育的思路与途径对后续民众教育发展不无启示与镜鉴作用。通俗教育团体的擘画与导航影响了民国时期江苏通俗教育的发展方向与内容。由着名通俗教育家伍达牵头创立的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通过广泛募集会员、召开会议、发行会刊等途径传播通俗教育理念,借助会刊向各地征集有关通俗教育发展基本问题的建议,引导各界深入探讨实施通俗教育的路径,普及通俗教育。尽管上海通俗教育研究会存续时间不长,然而其对于通俗教育的开创之功不容忽视。江苏省教育会将通俗教育提案上达于政府,并将通俗教育实践下播于民间,在民国十数年间引领了江苏通俗教育潮流。江苏省教育会下设的通俗教育研究会在连续六届常年大会议案多围绕通俗教育在地方的实际问题展开,使这些问题加以讨论,甚至获得解决,促进了通俗教育在基层社会的发展。通俗教育团体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活动推动了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深入有序的开展,也使形塑国民的理念进一步广泛传播。江苏通俗报刊在传播国家观念、卫生常识等方面以及在谋求自身发展的调适过程中参与了对国民的观念塑造。为了培养现代国民的观念,通俗报刊运用大量篇幅引导民众认识“欲爱身家,先爱国家”的道理,灌输从日常生活中做“爱国的实事”——“尽本分”。当然,为了吸引读者,维持报业生存,通俗报刊亦夹杂以轻松、休闲、娱乐的内容。宏大的国家主题在通俗、休闲的内容配置中,得以稀释,散落在各版块的编排中,既展现了通俗报刊塑造国民的隐衷,亦满足了民众的娱乐需求,巩固了报刊的读者。通俗报刊对卫生常识的传播,彰显了通俗报刊在向国民传播卫生观念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及其影响。在通俗报刊的阐释下,民众与国家的距离被拉近,民众的个人健康等同于国家机体的健康,民众与国家被建构起唇齿相依的联系。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藉由课本较为系统地启蒙民众。清末,江苏政府及民间人士通过设立简易识字学塾,开始了培养宪政国民的尝试。民初,以董景安为代表的知识界藉由“六百字编”通俗教育丛书、开办通俗教育学校,向“陇畔耕夫”、“市廛手民”普及国民常识。民间团体还创办了能让民众获得一技之长的通俗夜校,引导民众在提升谋生能力的基础上增长常识,增进政治觉悟,承担国民义务。江苏地区的学校式通俗教育的发展历程体现了政府及知识界对通俗教育认识的逐渐深入,凸显了国民常识普及的民众取向,更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通俗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馆是在采择日本经验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式国民启蒙场馆。通俗教育馆通过选址文庙消弭了传统精英文化空间与大众文化空间的隔阂,体现了通俗教育的本旨。通俗教育馆的馆内常识演示及巡回讲演活动使民众在“耳闻馆之声”的过程中接受国民常识普及。通俗教育馆的展览引导民众在“目睹馆之物”的过程中获得常识。江苏地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创办通俗教育馆的尝试,在启蒙定位、设馆建制方面对其他地区多有影响,亦对其后民众教育馆的建立颇有启示。不过,经济、人事、观念方面的困境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通俗教育馆教化功能的发挥。近代江苏地区的通俗教育界人士,在形塑国民的时代主题下,结合地方情势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通俗教育实践。它以民间力量为先导,在官方的政策支持下,秉持底层视角,借助大量的通俗教育媒介,着力于培养具有国家观念、国民意识及现代常识的国民。通俗教育将普及国家观念、国民意识、科学常识等作为国民塑造与知识启蒙的切入点,将下层民众纳入近代国家共同体中,赋予其政治属性,开启了普及国民教育的历程。在建构近代国家的大背景下,通俗教育体现出鲜明的工具性,在形塑国民的同时亦凸显了民众在国家中的重要性,加速了民众时代的来临。

程河清^[3]（2021）在《清末新式官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政治改革重要一环,官方媒介是改革时期涌现的新兴事物。新政前后创办的新式官报,构筑了清廷官方信息传播系统,起到舆论宣传、开通风气的作用。新式官报创办始末、内容取舍、权力博弈以及传播网络搭建等实际运作情况,既反映出媒介与政治相互影响、彼此纠缠的过程,又体现了新政改革面临的新旧兼容、半新半旧的制度性困境。晚清官报思想形成深受内外、新旧多重理念影响。古代中国传播制度为新式官报思想形成提供内在基础。西方新闻纸传入后打破了官方信息垄断,形塑着新的舆论环境。受此影响,统治者同意开设官报,将信息公之于众。官方的办报理念在实践中不断成型,并借鉴了日本官报经验。以《官书局报》为代表的第一批官报办于戊戌前后,受政治斗争影响,这些官报效果甚微。1901年清廷宣布新政改革上谕后,以《北洋官报》《南洋官报》为代表的地方官报成为样板,在全国各地推广。1906年“预备立宪”前后,各地新式官报从数量到种类增多,迎来地方官报“高峰期”。1907年中央官报《政治官报》创办后,成为中央政府第一份面向大众发行的官方报纸。1910年内阁成立后,改《政治官报》为《内阁官报》。新式官报成为公布法律命令机关,开始具备行政属性。新式官报内容、人事与传播各方面交织着新旧势力、思想以及管理方式的种种博弈。官报舆论传播的最大特征是在新旧观念中摇摆。报纸对当时热议的教育改革、改良风气以及“预备立宪”等议题多有涉及,宣传了先进思想、理念,试图深入推动改革。但,标榜灌输新思想、新智识的官报在本质上贯彻了“中学为体”的思想理念,多用“比附”的方式将西学约化为中国传统文化,意在以新思想服务旧体制。官报局人事结构受到报局内部机构、督抚——中央权力以及民间团体三股力量约束。报局内部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主笔总纂在一定范围内能够主导内容取向。地方官报凭借督抚行政资源创办,督抚本人可以决定报局人事变动、内容题材等事项,报纸即为督抚喉舌。与此同时,中央政府试图掌控官方媒介,并将官报性质由媒介改为行政机关,减少督抚对报纸的干预与控制。然而,当官报局开始涉足印刷业后,逐渐抢占了民营印刷业的生产空间,引发民间工商业主反对。各派新旧势力对媒介的利用与争夺贯穿新式官报发展始末,体现出政治改革复杂性与多面性。直到1911年,中国各省皆建立起完备的官报宣传体系,实现了从空间到内容上全方位覆盖。这一成果与派销制度大有关系,订购官报成为各地、各级官员政治任务。辅之以邮政系统助力,新式官报在短短十年间实现了“在地化”。地方政府通过宣讲、阅报以及创办白话官报等新型宣传方式不断拓宽官报的传播范围,将其引入民间。但是,这些推广措施忽视了基层财政、人力物力奇缺等现实情况,导致官报局面临报费拉锯、经费不足的困难。官报派销发行过程中,官报局既与基层政府、官员摩擦不断,又与新式邮局屡有冲突,时有出现互相推诿现象,导致报纸推广过程中存在诸多积弊。新式官报发展始末彰显了新政改革中“新”“旧”冲突的困境。在改革政策支持下,新式官报能够以崭新的媒介形态迅速、大量发行与传播,但是官僚体制本身的惰性拖累了报纸后续发展,引发一系列财政、发行危机。夹在新旧之间的矛盾不仅出现于新式官报的生命历程,更体现在新政改革各个面相,反映出新旧交接时代下官方政府渴望改革又难以破釜沉舟的复杂处境。

高菘^[4]（2020）在《城市电影对重庆城市形象的塑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电影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介之一,观看电影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我国年观影人次与年票房收入逐年上升,电影产业也创造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建设进入高峰期,城市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在电影与城市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城市电影在此期间获得了极好的发展契机。本文选择重庆市为研究个例,缘于城市电影在重庆市的发展尤为突出并具有典型性。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与逐步完善,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城市化开始加速,逐渐摆脱了此前城市化进程停滞、缓慢的状态,重庆在这时期也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现代化建设。在1997年正式挂牌直辖市后,重庆在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引领下,城市化发展更是得到大力推进。超速发展下的重庆开始发生剧变,城市空间改旧造新,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显着提升,城市化所引发出的问题也日益尖锐……这样的背景为关注城市变革的电影导演提供了绝佳的创作环境,重庆成为城市电影的主要取景地之一。自此,在重庆创作的城市电影开始将“城市”作为表达重点,“城市”成为电影叙事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本文将研究范畴定位于1997年至2019年在重庆拍摄的城市电影。现今,我国城市现代化水平大幅提升,各城市将发展重点转向引进优质资源,“抢人大战”愈演愈烈,而如何利用传播媒介塑造良好城市形象成为各城市在竞争中获胜的关键因素之一。电影的传播功能在近几年不断被放大,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渠道,电影塑造良好城市形象在当前也颇具现实意义。本文以重庆市作为研究个例,以李普曼“拟态环境”为基础研究理论,并将该理论的两个重要主体（“媒介”与“受众”）设定为研究方向,从“媒介内容”与“受众”两方面探讨城市电影对重庆城市形象的塑造力与传播力。本文各部分内容概况如下:第1章:绪论。阐明本文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难点、研究创新点、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与基础理论。第2章:城市电影与重庆城市形象综述。对城市电影、城市形象进行概念界定,阐述我国城市电影发展史、重庆市区域特征,总结电影媒介呈现重庆城市形象的三个阶段,并依此细分研究范畴。第3章:城市电影对重庆元素的呈现。选取对重庆城市形象塑造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城市电影为目标样本进行内容分析,提取重庆景观符号、城市群体符号进行意象解读,表明城市电影中重庆元素的呈现与运用情况。第4章:城市电影对重庆城市形象的塑造。以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论”作为研究框架,从“物质形象”、“精神形象”、“社会形象”三个维度阐述城市电影所塑造的重庆城市形象。第5章:城市电影对重庆城市形象的塑造效果。透过问卷数据从电影受众的视角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出城市电影对城市形象的塑造效果及传播效果。第6章:城市电影对重庆城市形象塑造的优势、不足及优化策略。基于前文研究提出现阶段城市电影在“媒介内容”与“传播”方面的优势及不足,并针对不足提出相应优化策略。

郝玲^[5]（2020）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中国获奖电影底层形象建构研究》文中认为国际电影节是各国展现自己国家独特文化和社会风貌的重要窗口,其中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合称为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是A类电影节中最权威、最受关注、最具影响力的三个电影节。参赛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影片、导演和演员来自全球各国,不限定区域,有严格的艺术评选标准,关注边缘和底层题材。中国改革开放道路进程中的现代化转型促使不同社会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呈现不同的分层与流动,而其中最不可忽视的变化就是中国底层群体的扩大。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导演将被遮蔽的底层人物遭遇社会的阴暗、人性的扭曲等经历呈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对底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关怀。本文对中国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的获奖电影总数量、获奖题材和获奖人物角色进行了细致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获奖电影符合三大电影节设置的获奖标准,体现了三大电影节共同的批判现实主义审美偏好。获奖影片将镜头聚焦于底层人民和底层女性的生存方式和悲剧命运,折射出我国为西方观众所呈现的社会面貌和民族特点。底层话语的塑造对社会的转型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形成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等刻板印象亦是进一步确认了西方制度与文化的优越感,我国底层人物形象在对外传播中仍有很多不足之处,这都需要影视工作者对中国获奖电影底层形象的传播策略进行深入的思考。描述底层人物的电影反映了社会现实中阶层固化、贫富不均和性别偏见等现象,鞭挞麻木丑恶的人性,引起观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增加底层话语的发声渠道,这样的艺术电影具有艺术批评的社会功能,以人文关怀为落脚点的导演们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获奖是实至名归。但也要看到,在全球多元文化的竞争与融合中,西方文化帝国主义思潮和价值观念不断对东方进行渗透,我国的文化安全和审美安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我国导演应致力于在欧洲三大电影节上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丑化想象和误解,这就需要在宏观上把握全球现代性的特殊语境,在微观上从电影文本入手来重构底层普通小人物的形象,打造中国特色国际电影节掌握审美主权,让获奖电影真正蕴涵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感与独特的精神气质。

李岩^[6]（2020）在《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文中研究表明1987年以来,东亚社会在政治、文化、经济、技术等方面都经历了剧烈的转型,社会生存环境的变化必然带来新的创作形式和认同体验,进而使电影创作中的性别观念、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关键的文化政治的转向。本文紧抓性别政治研究的三大脉络,即男性、女性和性少数,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考察各阶段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生产以及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受到文化研究、演化心理学、后人类和赛博女性主义等理论的启发,并综合借鉴性别文化研究如男性研究、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性别身份、性别表演等最新成果,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中的性别气质、性别心理、性别隐喻、性别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从认识论层面,性别政治不应简单地被视为一种女性主义运动的文化建构,而是以种族、阶级、地域、年龄等多元文化分析范畴共同形成的、交织性的多元文化视角,这使性别成为一种主体性身份建构的力量。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也同时在解构和颠覆传统观念对性别乃至人本身之概念的理解,由后人类理论而发展出对传统性别政治观念的挑战。因此,本文在对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现象进行梳理和研究时,将把性别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物本能与文化行为的综合性产物,并结合影视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对东亚新电影相关视听表征进行解码。本文主要分为六部分:绪论部分阐述本文选题依据与背景,概括国内外研究进展,并在分析目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研究切入点;第一章通过对人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分析,厘清人类社会身份政治内生性矛盾的发生原理;并以赛博女性主义和后人类理论为基础,为性别政治问题的终结提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并对后冷战以来,东亚社会中,政治、经济和电影政策历史转型背景和后浪潮下与性别政治相关的东亚新电影作品进行梳理,归纳出东亚新电影的大致格局。第二章以东亚新电影中的父权的主体性危机及其权力结构的消解,对其从弑父到无父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探索男性主体形象建构和变迁以及主体性危机的原因,阐释传统父权叙事的危机和父权关系转化的原理;再从从寻父到崇父,讨论新父权结构再确立的路径。从传统秩序的解体及其话语转向,探索东亚男性权力主体的建构方式,以及男权衰落和男性形象的弱化转型的发生机制。第三章从全球化和后殖民语境下的女性电影中的权力置换进行分析,阐释被客体化的和被物化的女性形象,分析东亚和女性双重他者视域下的女性主体叙事;并通过换装与换体电影中的主体身份置换建构,分析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关系从诞生到崩解过程;并以女性作为导演的电影生产与主妇权力战场下的突围相结合,分析东亚新电影中女性受难、荡妇羞辱和女性复仇的镜语表达,突出女性权力话语转换下对主体观视结构的挑战和否定。第四章从政治正确的话语建构范式出发,以“去他者化”的性别语境,回应性少数题材东亚新电影的诞生与崛起的历史原因。并从生物学角度,区分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差异,建构起性少数平权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相关社会环境与具体文本的分析,探索“LGBTQIA+”群体中真性少数的平权;由社会审美的性少数转向,探索百合、耽美等伪性少数的禁忌趣味,并以其禁忌文本的消解与建构模型,探索性少数文化群体符号学游击战的运行机制,最后,从文本出发,探索不同性别、性向与性认同主体间欲望的共通之处。结论部分分别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层面对本文进行总结,提炼研究创新点,指出性别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薛耀^[7]（2020）在《当代影视作品中的南京意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论文以当代影视作品中的南京意象为研究对象,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为理论依据,运用文献研究、文本分析、跨学科研究等研究方法,通过对涉及南京符号的当代电影和电视剧进行梳理,试图厘清并解答三个问题,一是南京的城市意象具体是什么?二是南京意象在影视作品中是如何表现的?三是南京意象是怎么形成的?第一章对意象和城市意象的概念作出界定,梳理城市意象的两大构成元素,分析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元素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对影视作品中的南京人文意象进行考察,选取南京独特的人文景观,结合影视作品中的明城墙、秦淮河影像,分析其延续的文化内涵及符号意义。第三章对影视作品中的南京战争意象进行考察,基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史实,分别梳理南京大屠杀题材和民国题材影视作品中的战争意象。第四章对影视作品中的南京当代意象进行考察,分别以第六代导演娄烨的电影作品、青春题材影视作品、现代都市题材影视作品为样本,探究其中的南京当代都市意象,找寻不同作品间当代意象的个性和共性。第五章把南京视为多元符号的集结体,承接前四章论述,揭示南京的影像审美特质,从政治、经济、文化、个性四个维度,探寻南京与南京意象两者间的内在联系,分析南京丰富的符码意义是如何推动南京意象的生成和表达的。论文指出,南京的自然地貌、历史人文、市民市井、传统风俗等诸多因素影响着南京的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而南京独特的城市意象是解读南京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的重要途径。影视作品中的南京意象是创作者用影像建构出一种纪实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南京城市形象。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国四大古都之一、中华民国旧都,南京是一座饱经沧桑的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的南北融合,造就了南京城市文化和城市精神的多元性,对应在影视作品中便是多元化的南京意象。其次,南京意象也是多变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南京意象在建构和表达南京城市空间时,必然也是在被不断更新和完善的。

徐瑞阳^[8]（2020）在《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研究》文中指出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体系日臻成熟,也意味着国家和政府对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理念的不断深化。促进乡村的经济振兴、生态振兴以及文化振兴,重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是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发展目标。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乡村题材纪录片在记录、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历史发源于农耕文明,乡村对于中国来说,奠定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同时乡村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乡村题材纪录片见证了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以真实性为原则,用镜头展现乡村中的真实事件,反映出农村的自然风光、人文风俗、历史传统,同时体现出城乡冲突矛盾下乡村的变迁以及对于人物个体命运的思考。在乡村题材纪录片中体现出乡村污名化、乡村记忆的缺失、现代性误区以及审美单一化的乡村等问题,为解决当下的现实问题,重新建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乡村题材纪录片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本论文从乡村题材纪录片的界定和特点出发,通过对相关影视作品和电视节目的研究,探讨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误区,分析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审美形象呈现,从而探索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田野调查法四个方法,在分析研究大量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基础上对审美价值建构研究。本文分为四个章节对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研究。第一章乡村题材纪录片的界定和特点。分析叙事理论、审美意象理论以及差序格局理论。对乡村题材纪录片、纪录片的审美价值进行概念界定,分析本文所运用的理论基础。从叙事学理论到后经典叙事学理论、学习文德尔班的美学理论内涵,探讨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对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影响,精英意识带动乡村本土化的发展,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探索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特点。以时间发展的脉络,梳理乡村题材记录片在不同时期的特点,从早期的注重人文情感的流露与文化寻根的记述,逐渐演变到注重农民生存的思考与城乡关系的矛盾,最后发展到对乡土记忆的追寻与乡村生态的保护,乡村题材纪录片的特点变化体现出国家对乡村政策的重视与理念的变化。第二章研究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误区。通过苦难叙事与底层困境、记忆缺失与身份错位、城乡混淆与现代性误区三个层面,全方位分析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困境。在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误区中,苦难叙事与底层困境通过中国乡村的“苦难叙事”形象、夹缝求生的弱势女性形象以及乡村“污名化”的伦理问题展现出来,体现出底层社会的心酸与无奈。记忆缺失与身份错位通过乡村记忆的淡漠、民间文艺的消逝、国家形象的差异解读三个方面展现,体现出乡村记忆的缺失,他者眼中对于国家形象的解读差异。现代乡村的生态危机、乡村的“城市化”再造以及千篇一律的“小康村”模式所形成的城乡混淆与现代性误区,造成了乡村城市化形象的建构背景下,对生态在理念、表达方面的缺失,形成了审美偏离和单一化的问题。第三章对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审美形象呈现进行分析。从乡村题材纪录片中的个体形象、家园形象、文化形象以及国家形象四个方面为出发点。其中,个体形象体现了在乡者的期盼与无助的群体形象、离乡者追梦与漂泊无依的群体形象、还乡者追梦失败与回归的群体形象,充分展现出乡村社会中的人物性格和特点。家园形象通过诗意的田园、失落的乡村以及复兴的故园,展现出乡村从原始和谐的秀美景观,到文化和村落的湮灭,再到文化振兴和生态的美丽乡村的变化过程,体现出乡村形态的变化。文化形象通过宗族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展现出乡土文化的根源与脉搏、乡土传统的传承与灵魂、乡土文化的多样与繁荣的文化特点。国家形象的展现从传统形象、探索形象、当代形象三个层面,表现出宏观的叙事与民族的多样体现、底层的呐喊与现实的记录、主流价值观与乡村振兴的融合的国家形象特点,展现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形象特点。第四章结合具体纪录片,研究对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通过生活的田园、生态的田园、文化的田园共同建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在生活的田园审美价值建构过程中,通过对乡村生活的立体记录刻画,用原生态的镜头拍摄以及故事化的叙事手法,表达更为真实的现代化乡土社会。通过乡村题材纪录片对人物形象的多元化表达,形成正确的伦理道德价值,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对底层人物进行自我表述。摆脱刻板的的女性主体形象,为新时代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提供更多的关爱。通过体制内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的对比建立共同的记忆空间,形成民族文化层面上的身份认同,为国家形象获得他者身份的认同。在生态的田园审美价值建构中,深入理解美丽乡村的发展理念,了解新田园的生活理念,注重绿色的田园生产方式,与乡村生态的建设与保护相结合,遵循天人合一的田园景观建设。乡村题材纪录片对于文化的田园审美价值建构,形成对乡村记忆的文化重构,注重民间文艺的保护,追寻乡村记忆的本源。延续乡土文化的社会继承,将乡愁文化融入乡村记忆,建构文化的归属感,推进新农村文化建设。通过自我形象和他者形象的分析,展现出乡土中国形象的自我塑造和他者塑造,打造具有中国主流价值观的乡土中国形象。将田园的理念融合乡村的生活、生产、文化与生态等方面,实现乡村的生活的田园、生态的田园、生产的田园在乡土社会中的永续发展。本文通过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研究,探索建构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体系,并将其放置在历史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生产与生活、经济与生态的格局下进行关照,为乡村题材纪录片更好的呈现乡村图景、参与乡村振兴、推动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意义探索和策略支持。

吴盛杰^[9]（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指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张任伸^[10]（2019）在《1918年南京地区鼠疫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17-1918年,中国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山西一带发生鼠疫。疫情迅速扩散到周边多个省市,逐步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人民深受其害。北洋政府高度关注,下令各地方政府制订卫生防疫章程,切实开展卫生防疫工作。南京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从多个方面着手开展防治鼠疫的检疫工作,尤其是对进入南京的津浦铁路的浦口站加强防控,以期阻止鼠疫传入。由于种种原因,南京地方政府未能阻止鼠疫侵袭金陵,造成民众死亡、人心惶恐。此后,南京地方政府在防疫总局的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鼠疫防治措施,引导南京居民积极参与、配合,最终成功遏制了鼠疫的传播。探究1918年南京鼠疫发生的原因及南京地方政府的应对措施,既可以考察南京地方政府在防治鼠疫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又能够通过南京鼠疫防治这一案例折射出近代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的整体水平及其存在的薄弱环节。目前,学术界对1918年南京鼠疫鲜有研究,只是相关论着中偶有提及,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因此,研究1918年南京鼠疫具有一定的学术原创意义。本文以1918年南京地方政府防治鼠疫为研究对象,概括了民国初年南京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现状,分析了鼠疫在南京发生及扩散的原因,剖析了南京地方政府鼠疫防治过程中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总结了南京鼠疫防治取得的成绩及不足。本文认为1918年鼠疫在南京发生及其扩散,与南京的交通发达、人口稠密、民众卫生意识淡薄、公共卫生设施简陋及鼠疫传播自身特点有着密切关系。南京地方政府针对鼠疫发生及扩散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相对有效,是防治鼠疫取得阶段性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南京鼠疫防治整个过程则充分反映当时中国公共卫生防疫存在着严重不足,南京鼠疫防治成功具有一定的幸运成分。

二、台湾记者眼中的高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台湾记者眼中的高淳（论文提纲范文）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论文提纲范文）

（3）清末新式官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城市电影对重庆城市形象的塑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欧洲三大电影节中国获奖电影底层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论文提纲范文）

（7）当代影视作品中的南京意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10）1918年南京地区鼠疫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台湾记者眼中的高淳（论文参考文献）

• [1]明郑文人群体研究[D]. 贾峰. 闽南师范大学, 2021
• [2]形塑国民：近代江苏通俗教育实践研究（1905-1929）[D]. 马春霞. 扬州大学, 2021
• [3]清末新式官报研究[D]. 程河清.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城市电影对重庆城市形象的塑造研究[D]. 高菘. 成都理工大学, 2020(05)
• [5]欧洲三大电影节中国获奖电影底层形象建构研究[D]. 郝玲. 华侨大学, 2020(01)
• [6]东亚新电影中的性别政治研究（1987-2020）[D]. 李岩. 南京大学, 2020(09)
• [7]当代影视作品中的南京意象研究[D]. 薛耀.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8]乡村题材纪录片的审美价值建构研究[D]. 徐瑞阳.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9]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10]1918年南京地区鼠疫问题研究[D]. 张任伸. 扬州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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