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思”中总结黄河防汛工作的经验教训

一、从“反思”中总结黄河防凌防汛工作的经验教训（论文文献综述）

陈伟^[1]（2021）在《黄河天桥库区“1.24”壅冰事件成因及对策》文中研究表明文中总结了运用水利工程的科学调度,成功处置黄河天桥库区"1.24"壅冰事件的应急处置过程,分析造成壅冰事件成因为黄河河曲段河道特殊的河床及来水特性,局部气候异常和枢纽工程调节。通过对此次事件的回顾与分析,改变了当地对防凌工作的认知,对今后的防凌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陈伟^[2]（2020）在《地理学科课程审议研究 ——以高中地理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3年国家颁布《国务院休闲纲要（2013-2020）》推行研学旅行,如今八年过去,时间已至2020年,新的一轮政策也即将颁布,在过去的时间里,研学旅行快速发展,可以说在“量”的方面上已经远远超过其初始值,而在“质”的方面,还需要我们静下心费些功夫来致力于研学旅行的长远发展。本文是以高中地理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为背景进行的课程审议研究。笔者以青海省X市S中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得出了当下高中地理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过程中存在角色错位、地理学科性不足和地理核心素养凸显不足等弊端,笔者针对这些弊端进行了研学旅行课程审议流程建构,并在S中学对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课程审议流程进行了实践。最后得出了本研究的结论。本研究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明课程审议研究、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理论基础等。第一章阐明研学旅行、课程审议、课程资源开发等相关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施瓦布实践性课程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第二章以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调查当下高中地理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与实施现状,得出了现有的弊病,并针对弊病提出了以建立以学生为主体的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课程审议策略。第三章以施瓦布实践性课程理论为基础建立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课程审议流程,包括审议前、审议时、审议后三个阶段。第四章是以青海省X市S中学为研究对象,将之前所建立的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课程审议流程进行实践,并得出相应的结论。第五章是结论与展望,通过调查与研究得出了当下地理学科视角下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而笔者在青海省X市S中学实践中得出了施瓦布实践性课程理论有助于解决当下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陷入的困境,且在审议中得出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可以作为青海省地理学科视角下研学旅行课程的优选之地。

冯佳^[3]（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说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路其首^[4]（2019）在《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水资源是制约西北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探讨一定时期内西北地区人民水资源利用方式,并对农业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可深化对该时期人民在水资源利用中体现的智慧与经验的理解,以更好地为现实提供借鉴。自然降水状态下的西北地区,除少数山地之外,绝大部分地区不适宜于农作物生长及农业发展。明代西北地区比现在干冷,降水量比现在小。对水的利用除雨养农业区外则是灌溉区的形成。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将西北地区分为陕北高原、陇中盆地、渭河平原、宁夏平原、秦巴山地、河湟谷地等,各区内自然环境及地表径流不同。农业水资源利用主要为地表水,其中以地表径流为主;地下水次之,地下水或地表积水可作为地表径流的补充。灌溉是利用地表水最主要的方式,明代西北地区的灌溉工程建设在不同地区表现的不同,通过整理不同地区的灌溉工程及其建设方法,其工程特点是:以中小型水利工程建设为主、兴废较为频繁、军事性因素强、水利技术有一定发展。灌溉工程有不同分类:以投资者分类,分为军事因素的灌溉工程、官民合修和民间自修三种;以引水方式分类,可分有坝引水和无坝引水两种。灌溉工程修建较高的花费、政治环境的不利、引水方式的不同对农业经济发展造成一定影响。灌溉工程建设对农业经济发展影响很深。一是灌溉面积的扩大。边地军镇卫所的屯田活动对耕地面积扩大起到很大作用,但并非水利建设的直接结果。其发展速率主要依靠地理环境及农业发展基础,还包括人口的增减。腹里地区耕地面积在明中后期出现增长,这与农业发展基础、灌溉工程中小型化、政策推行、种植结构改变等有密切关系。不同地区灌溉面积扩大与灌溉工程建设的相关程度也不同,并存在空间与时间差异。二是农业技术的选择。作物引进方面,旱地作物对种植结构改变作用有限,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小且零星分布,大部分地区仍然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水资源利用对作物周期以及包括不同作物的轮作、间作在内的种植结构变化起了一定作用。农业生产工具多样,尤其以水资源利用方面的水车、水磨、船磨的出现为代表,但只是在陇中部分地区出现。农业增产措施中,肥料使用普遍;而以陇中砂田为代表的保水措施是一种创举,但二者更新费用较高。总之,与水资源利用相关的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方面未取得重要突破。不同水资源利用途径会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状态,并存在区域性差异。明代西北地区农业经营方式多种并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肥力保持模式、诱导性技术-制度模式,而肥力保持模式与诱导性技术-制度模式有一定交叉,水资源则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农业经济区域性差异与水资源的区域性差异有紧密相关性,水资源的分布格局深刻影响着农业经济发展格局。总之,通过对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的探讨上,可供借鉴处是在工程技术创新、农业增产措施、水资源分配、利用的多样化发展趋势上,而不足之处则是水资源利用来源过于单一,水资源利用工具未广泛普及且技术相对滞后,部分地区盲目扩大耕地面积等。当今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仍有一些问题与历史相似,在今后用水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通过一系列相关措施努力达到水资源的合理使用。

杨晶晶^[5]（2018）在《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文中认为长期以来,长江流域作为中国人口集聚多、经济体量大、发展潜力足的经济地带,在协调区域发展、培育增长动能、优化空间结构中发挥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伴随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沿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减弱、沿岸居民的生产生活面临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2014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标志着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整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并列为新时期中国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三大支撑带战略”。随后,习近平提出“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五大关系”,明确“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赋予了长江经济带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的历史重任。因此,探索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发展的可能路径,进而为中国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提供成功经验,不仅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本文是基于重大现实问题而开展的经济史研究,综合运用历史学、生态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关方法,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与环境政策演变轨迹为背景,以长江经济带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演变的互动关系为主线,分阶段考察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的原因,进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出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第一章,主要是考察历史上的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情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梳理长江流域历史环境演变及流域开发进程。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长江流域开发与保护进程中,秦汉时期尽管华夏文明以黄河流域发展为主,但对长江流域有意识的开发活动逐渐增多。到宋代中后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终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流域。明清时期,奉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长江流域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人地矛盾突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期,长江流域始终以农耕文明为主,农业发展是流域开发的基础形态和主要经济活动。长江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比较协调。近代以来,随着手工业的兴起,长江流域内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且没有大规模、持久性的工业生产,生态环境状况总体尚好,但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显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受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大跃进”运动、“文革”等影响或冲击,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出现产业发展极度不平衡的问题,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也呈现出“重数量增长,轻质量提升”的局面。在中国工业大发展背景下,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污染特征表现为从农业污染向农业、工业污染源并存转变,流域全域性、系统性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第二章,主要是研究1979-1991年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变化。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借助改革开放政策,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和环境优势,取得显着经济社会效益。各省市经济增长均取得明显提升,宏观经济产业结构整体上向第二、三产业倾斜,但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规模较小。与此同时,来自长江流域城市和工矿企业的点源、农业面源及航运流动源的污染迅速增加。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污染主要来自农业生产中化肥使用数量的增加,及流域工矿企业排污时未经处理的三废（废水、废气和废渣）污染物排放影响的加剧。其间,尽管治理污染的投资不断加大,但仍无法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趋势恶化。同时,水土流失亦不断加重,长江流域洪涝灾害在爆发次数和破坏程度上位于中国七大水系之首。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上看,尽管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整体进入了快车道,探索出了一条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新路子,但未能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此前的赶超型经济发展思维,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经济表现。于是,在工业尤其是乡镇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化学化的快速推进和掠夺性资源开发的多重压力下,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进入快速恶化期。第三章,主要研究1992-2001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加剧的情况。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方向的确立和开放区域由沿海地区向广大内陆地区的推进,极大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长江流域各种污染源及其污染强度随之快速增加。受国际环境形势及国内生态环境状况的快速恶化的影响,国家在1990年代中期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受到更多重视。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有目标地加大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力度。但实践中,长江流域地区各级政府仍过于追求经济效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仍显不足。而且,随着长江流域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和产业规模的快速扩大,流域生态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日益激化。第四章,主要考察2002-2015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行推进与互动。中国加入WTO以后,长江沿江区域的区域开发、人口集聚、工业化、城市化和港口建设高速推进,下游地区的污染密集型传统产业开始向中上游转移。长江流域水环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生态压力。这一时期,中央和长江流域管理机构均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制定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环保政策,显着提高了环保投入水平。但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在总体上呈加速恶化趋势,极大地制约了流域乃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在长江流域已难以为继,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尽快完善可持续发展实现机制,彻底扭转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真正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五章,主要分析导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原因。本文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生态环境容量与特性认识不足,虽然存在自然因素的天然属性差异,但是人类对环境不合理地开发和干扰,才是加剧失衡趋势的主要因素。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的双重效用。长江流域经过多年开发后,可利用资源已日趋减少,有限的资源与快速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原因是未能有效建立协调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实现机制。即使中国已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十余年,长江经济带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依然是“两张皮”,“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仍未从概念落实为行动。深层原因是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所采取的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从根本上制约了环保认知水平、环保投入水平和环保制度体系建设水平的提升。不从根本上彻底扭转这种发展方式,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原则,将难以得到有效贯彻落实。第六章,主要提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与环境绿色协调发展的思路。本章首先简要梳理了长江流域开发的历史进程,回顾了长江经济带战略演变的过程,总结其演变特征。其后,考察了国外大河流域发展经验和经济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阐明长江经济带从过去的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体现了发展理念的根本性转变,有其重要的内涵意义,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必须采取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即以着力构建保护优先、全面保护的大保护体制和中央与流域区域共抓、共管的大保护机制,实施以重大项目为依托、以生态修复为核心的大保护工程。通过观念、制度、机制上的彻底转变,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心从大开发转变为大保护,进而实现绿色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赵子豪^[6]（2018）在《历史三调叙述框架下的75·8洪灾研究》文中指出1975年8月,受3号台风影响,在驻马店地区持续五天的特大降雨,导致这一地区接连几十座水库垮坝,下游群众被奔涌的洪水席卷,死伤惨重,财产损失不可胜数,被称为75·8洪灾。本文以这场洪灾为写作对象,嵌套美国史学家柯文的历史三调叙述框架,分别使用事件、经历与神话三种研究途径,旨在建立一个立体饱满的框架来阐述75·8洪灾的前因后果,在总结其原因及经验教训的同时,也验证了历史三调叙述框架下的三种不同的研究途径,可互为补充,是值得应用于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2两章。重点阐述选择75·8洪灾作为研究对象的背景与意义,以及75·8洪灾在史学领域的研究现状与不足,介绍文章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创新点,进行历史三调叙述框架的概念界定与驻马店地区的历史、地理介绍。第二部分,第3章,作为事件的75·8洪灾。本章主要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水利方面的论文、地方史志、原始档案等,讲述75·8洪灾作为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从20世纪50年代兴修治淮工程始,到1975年驻马店地区旱情严重,“久旱逢甘霖”,却酿成惨绝人寰的人间惨剧:水库垮坝,干流洪河与汝河决堤,洪水凝滞在洪汝河中下游平原。中央十分重视灾情,派遣中央慰问团前来主持前线救灾工作,全国各地伸出援手,灾民脱险,并展开了灾后重建。第三部分,第4章,作为经历的75·8洪灾。这一部分利用笔者所搜集整理的原始档案、报告文学以及田野调查而来的口述史料,讲述亲历75·8洪灾的人们的遭遇。依照身份,将其分为三类:工作人员、受灾群众与救灾人员,用他们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身份所导致的不同境遇,织构一张细节丰富的75·8洪灾全景图。第四部分,第5章,作为神话的75·8洪灾。讲述不同群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对75·8洪灾做出的不同解读。最后列举事实,驳斥网上所谓“政府掩盖75·8洪灾”的谣言。第五部分,第6章,结语。该部分对本文整个行文框架做出总结,认为相关论述可以证明历史三调叙述框架的科学性,并进一步总结75·8洪灾的原因及相应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减灾救灾工作提供镜鉴。

王军权^[7]（2017）在《黄河流域水权配置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认为近年来,世界各国开始越来越普遍地关注水治理及水资源使用权的配置与管理。如果没有全球性的气候变暖趋势、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及经济的高速发展,水资源不会出现短缺。而随着水资源短缺危机的加剧,如何配置日益稀缺的水资源使用权,已经成为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华民族数千年发展的过程中,黄河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中国历代都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历史上黄河是一条利害相间的河流,在中国古代黄河治理的重点是如何在除害的同时兴利。明清以来,随着农业的发展及沿岸人口的增多,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问题开始凸显,关中地区及豫西地区开始频繁发生因争抢黄河之水的严重群体性冲突,政府对黄河的治理,不得不纳入对引水纠纷的解决。1949年以来,新中国政府在黄河流域兴建的许多大型水利枢纽及引水工程,在调蓄洪水的同时,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早于新中国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也对黄河的治理发挥了关键的主导作用。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黄河流域的经济开始快速发展,人口规模也急剧膨胀,但流域内水资源短缺危机日益严峻。从上世纪70年代起,黄河开始出现连年断流,断流的长度与持续时间逐年增加,单纯依靠政府不断的巨额资金投放,建造水利工程的工程水利治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工农业生产、人们生活及生态环境用水持续增长的需求。而许多建国初期建设的水利工程,设计或施工十分落后,部分引水渠系年久失修已濒临报废。黄河流域的水资源短缺危机,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影响了沿岸人们的正常生活。但一方面,黄河流域存在严重的用水短缺危机,另一方面,部分地区,尤其是上游地区的用水浪费十分严重,行政区之间、左右岸之间的争水、抢水的混乱无序状态长期持续。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危机,同时结束长期的引水混乱与无序,国务院于1987年颁布了《黄河可用水量分配方案》,将黄河干流可引水量在流域内的各省（区）间进行了分配。1999年《方案》开始正式实施,自2000年起,即使在历史罕见的大旱之年,黄河再未发生断流。2010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因在组织实施《方案》中的突出成就,于新加坡召开的国际水周会议上获得大奖。但由于政府计划的刚性,加上制度的约束,使黄河流域的水权配置模式过于僵化,且因市场激励机制的缺乏,造成公众节水积极性不高,黄河流域用水短缺与浪费并存的局面并未改观,黄河断流的危机并未真正解除。可见政府的计划配置模式,虽然缓解了断流危机,但是效果仍然有限。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内、外的研究与调查也发现,引入市场及价格机制,对于调节水的供求、鼓励节约用水的效果非常明显。如果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配置过程,引入市场机制鼓励节水,并通过市场将节余的水量配置到能产生更高经济绩效的领域,对于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意义巨大。有学者通过对黄河断流原因的研究,也指出水资源短缺表面上看是自然原因,事实上是体制原因所造成。所以在黄河流域引入水权交易,对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维护生态的意义巨大。但通过对国、内外水资源利用与管理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单纯采用政府计划模式或市场模式,并不足以解决水资源的短缺危机。2014年7月,水利部在全国七省区启动了水权交易试点,涉及到黄河流域的内蒙、甘肃及河南三省区。在黄河流域发展水权交易市场,应当贯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降低水权市场的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节约交易费用,在政府确权及有效监管的基础上,合理设置水权市场各交易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使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充分发挥,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并维持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黄河流域水权配置的过程中,应采用政府与市场并重的“混合模式”,在政府主导的水权初始配置环节,引入更多的市场与价格机制;而在水权市场配置环节,加强政府的调节与监管,以遏制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相信如此的水权混合配置模式,可使黄河流域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更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

刘晋萍^[8]（2017）在《张含英治黄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张含英是我国久负盛名的水利专家,也是20世纪黄河治理事业的重要开拓者和见证人之一。他一生都在孜孜以求地探寻治黄的真理,研究治黄方略和理论,既注重对古代治黄历史经验的借鉴,又努力借鉴西方近现代水利科学技术,积累了丰富的治黄基本资料,并开展系列水文调查和实验研究,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治理黄河做出了重要的探索和贡献。本文通过论述张含英治黄的缘由、治理黄河理论的形成、治黄理论内涵及其在新中国的实践,来分析张含英治黄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利建设的影响及对当代水利专家的影响。指出张含英的治黄理论是李仪祉治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王化云的治黄思想有启示作用。张含英的治黄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发展性、综合性和传承性等特征。张含英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把黄河看成一个整体来认识和治理,提出上中下游统筹,干、支流兼顾,除害与兴利结合,多目标开发,有关部门协作配合,以促进全流域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作为治河目标的规划理论。新中国成立后,张含英积极参与水利建设,并将其治黄理论付诸实践,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尤其是治黄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蒋勇军^[9]（2015）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文中提出工赈,即以工代赈,是“工”与“赈”的矛盾统一体,是以“工”为手段,以“赈”为指归,既是消极救济,亦是积极善后。它一般是指灾害发生后,政府或民间力量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灾民出工投劳,参加公共工程的兴建而获得赈济的一种自救方式。其内容囊括清除淤积、疏濬河流、开凿水渠、打造水井、修筑堤坝、兴修公路、修筑铁路、建造机场、修缮房屋、推广农事、植树造林、举办工厂、创办识字班诸项;其类型亦呈现出多样化的时代特征,覆盖水利工赈、交通工赈、房屋工赈、市政工赈、农林工赈、实业工赈等方面。它既可赈济灾民,亦可举办工程,奠定了灾区可持续发展的永久基础,实为一举两得,不失为“授人以渔”、祛灾除荒之至善良策。本文简要地回顾了国民政府以前工赈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梳理了这一时期工赈运作的基本流程,论述了这一时期工赈管理的基本情况,并对这一时期举办的工赈事业进行了总体评价。本文由绪论、主体及结语三部分构成,主体部分共包括六章。绪论部分简明扼要地交代了选题的意义,系统地回顾了工赈的研究现状,对工赈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科学地界定,详细地介绍了本文相关史料的搜集情况。最后,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一章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以前的工赈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工赈的萌生与成长、晚清时期工赈的转型和进化、北洋政府时期工赈的演进与发展三个部分,基本上勾勒出国民政府以前工赈事业发展的大致轮廓,阐明了工赈作为传统的赈灾救荒举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第二章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主要从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思想因素、国际因素四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考察。并详细地阐述了国民政府前期工赈事业全面勃兴的表现,包括施行科层制管理体制工赈救灾组织的建立、工赈筹资方式承续创新、工赈救灾事业全面推进。并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所举办的工赈事业作了简要地评价。第三章详细地论述了抗战时期、复员时期这两个时期我国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首先,运用生态史观、现代化史观从宏观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我国工赈事业曲折发展的表现,一方面,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遭受挫折,在曲折中前行。最后,运用唯物史观、现代化史观对抗战后我国工赈事业走向全面兴盛作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介。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运作的大致流程,其程序虽琐碎繁杂,但有规律可循、有迹可觅。其运作流程具体包括准备、施工、验收三个阶段。其中施工前的准备阶段囊括成立工赈管理机构、审批工赈项目、进行实地勘察、制订征地拆迁制度、拟定工赈计划和开展招标承包业务;工赈的施工阶段包括施工前准备和工赈计划的实施;工赈的验收阶段包括提交工程竣工报告书、进行工程验收及整理工赈档案资料三个方面。第五章从“人”的管理和“物”的管理两个层面详细地论述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的大致情况,并分门别类地对这两个层面的管理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首先,从“人”的管理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管理进行了探究,从工作管理、生活管理、卫生管理、教育管理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说明。其次,从“物”的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从质量管理、资金管理和物料管理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论述。第六章综合运用各种史观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进行总体评价。首先,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特点;其次,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方面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以及这一时期制约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最后,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影响进行了客观公正地评价。余论部分在综合考察国民政府时期工赈历史的基础上,从工程建设、人事管理、关系处理、依托条件四个方面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启示进行了归纳总结,以便为后人提供殷鉴。

袁博^[10]（2014）在《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文中认为水是一种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它在人类生产、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大禹治水起，中国历史就与水有不解之缘，在这几千年中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把治水放在治国的重要位置，形成治水文化。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历史是一部关于水的历史。因此关于水的研究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当今水资源紧迫的形势下，中央多次发布文件，号召全社会重视水、解决水问题。选题的研究可为建设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加快水文化的建设步伐。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利益的驱使下，纷至沓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惊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人。在这炮声的背后，资本主义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也随之东传，与传统国人的守旧、保守思想发生碰撞和冲突，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西方思想的先进性。近代中国社会对水的态度、认识和利用的转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国古代历史便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水文化，不仅形成了一套管理高效的水政系统，保存了大量有关水文的记录，还涌现出诸多杰出的水利着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经验。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神秘力量，人们把水不断神化，形成各种水神，在日常尤其是水旱灾害发生时便会祭祀、祈佑。除此之外，还形成许多关于水的哲学、文学艺术及建筑、民俗等。这些构成了传统水文化的主要内容。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打开，近代中国的水文化内容也日渐体现出科学、现代化的特征。首先是各届政府逐步引进西方制度，形成现代化水政，对水的管理不断规范化。第二，随着教育救国论的兴起和传播，近代教育体系日臻完善，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因此水利教育在晚清出现后，在民国时期逐步确立并发展。不仅各级工科学校课程得到完善，还出现多所专门水利学校，为近代水利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第三，近代水利事业得到发展，不仅近代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利建设的重要性，还形成全社会讨论各地水利建设的现象，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同时也推动了近代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第四，传统文化中的水神崇拜在科学日兴的近代中国仍继续存在，并体现出新特征。虽然水神信仰在近代逐渐式微，但由于民间信仰的依赖性和根深蒂固性，并不容易消除，从而形成了迷信与科学、传统与现代并存的局面。第五，通过发掘近代出版的书籍、报纸、期刊、名人着作等史料，探究近代民众对水的认识的变化。由于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传入，民众对水尤其是江河湖海、瀑布等自然事物的形成、变化有了更科学的认识和解读。近代各类报纸、杂志流行，不断向民众传播各类科学常识，其中关于各种形式的水的科学知识、文学作品等改变了人们对水传统认知，也改变了生活习惯，提升了国人素质，表现了中国水学的近代化。最后，作为特殊水体的海洋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地位。近代中国的侵略者都是从海上入侵的，这就促使了近代中国海洋意识的觉醒。加之西方海权思想的传入，近代中国海防、海权思想也得到发展和完善。总之，水文化在近代中国既保留了传统社会的内容，又接纳了西方文化的内容，使水文化在“变”与“不变”中的不断发展。这体现了近代水文化对传统水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方近代先进水文化的引进与吸收；也既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又体现了近代文化的先进性。在二元文化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科学文化等呈现出多元化、近代化的趋势，中国社会也向着现代、文明、科学的方向前进。

二、从“反思”中总结黄河防凌防汛工作的经验教训（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反思”中总结黄河防凌防汛工作的经验教训（论文提纲范文）

（1）黄河天桥库区“1.24”壅冰事件成因及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2）地理学科课程审议研究 ——以高中地理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3）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4）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5）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6）历史三调叙述框架下的75·8洪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黄河流域水权配置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8）张含英治黄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反思”中总结黄河防凌防汛工作的经验教训（论文参考文献）

• [1]黄河天桥库区“1.24”壅冰事件成因及对策[J]. 陈伟. 山西水利科技, 2021(01)
• [2]地理学科课程审议研究 ——以高中地理研学旅行课程资源开发为例[D]. 陈伟. 青海师范大学, 2020(06)
• [3]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明代西北地区水资源利用与农业发展[D]. 路其首.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6)
• [5]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生态关系演变的历史分析（1979-2015年） ——以水环境为中心[D]. 杨晶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6]历史三调叙述框架下的75·8洪灾研究[D]. 赵子豪. 武汉理工大学, 2018(07)
• [7]黄河流域水权配置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D]. 王军权. 华中科技大学, 2017(01)
• [8]张含英治黄理论研究[D]. 刘晋萍. 福建师范大学, 2017(08)
• [9]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D]. 蒋勇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4)
• [10]近代中国水文化的历史考察[D]. 袁博. 山东师范大学, 201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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