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辩证思维和工作方法

一、周恩来的辩证法思想和工作方法（论文文献综述）

车宗凯^[1]（2021）在《新进展、新亮点、新趋向——2020年国内学界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论》文中提出2020年度国内学界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议题多元、内容丰富、主线鲜明。从特点上看,2020年度国内国际热点议题与毛泽东思想研究呈现融合趋势,许多新维度、新视角、新方法方兴未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比较研究成为新的热点。但是,目前学界在研究视域、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存在的诸多薄弱点同样不容忽视,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研究思路、紧扣热点议题、深挖史料资源、扩展研究对象。

关泠^[2]（2020）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文中指出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以“编纂”为核心的创造性精神劳动,是社会科学文化活动中的专业实践活动。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是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也是军事辞书编纂的重要领域。编纂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它是中国军事科学发展史和辞书编纂史上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第一版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第二版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军事百科全书、辞典,系统介绍古今中外军事领域知识,全面总结军事理论与军事实践,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体现了中国当代军事科学发展水平,在传播军事知识,推动军事科学发展,服务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对于编纂实践,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的探索虽然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还不够丰富,特别是近10年鲜有系统的研究。本文以近代以来世界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谱系为框架,将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置于该框架中研究与考量。以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为主线,通过回顾不同历史时期编纂机构、编纂人员、编纂成果的发展,总结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经验。通过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的理论依据和基础,军事知识秩序的建立过程,编纂系统工程的运行方式,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讨编纂的政治性与客观性的科学考量,以及文献资料研究在编纂中的作用,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规律。以中国当代3部大型军事百科全书为个案,从其编纂内容、编纂实践、编纂现代化着手,研究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特色与创新。本文运用军事学、辞书学、史学、编辑出版学及传播学理论和专业知识,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作了系统研究。从“学科论”出发,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的知识分类及其与军事学科的建立与发展的关系。从文化缔构的角度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系在建立新的军事知识秩序,实现军事知识的规范化、标准化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以辞书框架理论考察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主体与编纂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本文首次对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查阅了1980年至2016年军事百科全书编纂原始文件、资料、档案、会议记录等,访谈了部分直接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和重要事件亲历者,厘清了编纂中的重要事件、节点及发展脉络。通过考察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体制和机制的形成与发展,并与国内外其他百科全书编纂进行比较,提炼并总结了编纂特点、作用和贡献。通过对军事百科全书编纂与军事学科的建立及发展进行系统探索,认为编纂活动为军事学相关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和深化了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首次集中对编纂中若干重要历史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进行探究,通过文献梳理、档案整理、访谈记录等,重点研究了解放军军战史、重要人物若干问题的编纂原则、标准,以及表述、评价标准（准则）的形成,如长征“密电事件”、抗日战争中人民军队战绩等表述的形成及我军36位军事家的确定过程等,集中反映了编纂工作与科学研究的相互促进及其统一。本文拓展了军事百科全书研究的领域,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与借鉴。

田天亮^[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占据支配地位、发挥主导性作用的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形式和外化表现,是标注社会发展历史方位、揭示国家基本国情、体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特定范畴。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基础上,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开辟中国特色社主义新道路、迎来民族复兴新征程,才能推进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党和人民面临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依然十分繁重,要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就必须深入研究和掌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规律,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党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成功经验。本文坚持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为研究目标和任务,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共党史等学科研究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认识的发展历程、理论内涵、价值评价、基本特征及经验启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引言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概念、范畴及相关命题,概括了选题缘起、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与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同时对“矛盾”、“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等概念及相关命题进行了科学界定。第一章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产生的基本条件。本章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要矛盾相关理论、中国古代哲学的矛盾思想等其他思想理论,是认识产生的理论渊源;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探索,特别是在认识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问题过程中推进了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历史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时代主题和国际形势、我国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共产党自身状况及认识能力的变化,是认识产生的现实条件;东欧和苏联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探索社会矛盾问题的经验教训,是认识产生的重要国际借鉴。第二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进程。本章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程度作为划分阶段的标准,集中对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所经历的“重新认定”、“逐步深化”、“重大突破”三个比较大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概述,重点分析了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两次重大判定”,力求既能从整体上揭示党对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历史全貌,又能凸显不同阶段的认识特点。第三章归纳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所涵盖的理论内涵。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双方及其关系变化的揭示,阐明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揭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与我国发展历史方位的关系;通过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地位及其作用、变化规律等问题的总体把握,揭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属性及其表现;围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所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则从多重向度上回答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路径。本章还对“新旧”社会主要矛盾的关系、“社会主要矛盾同初级阶段、新时代的关系”以及“党在十八大前后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内在关联”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第四章阐释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矛盾认识的价值意义与基本特征。本章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评价理论,建构起融理论创新、实践论证、揭示现实、引领未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评价体系,从多重向度上分析和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阐明了完善和发展这些认识所应坚持和努力的方向。在认识特征的把握上,从前进性与上升性、总体性量变与阶段性质变、党性与人民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世界性与本土性相统一的角度,归纳了认识的基本特征。第五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经验启示。本章认为,准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的根本指导,坚持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变化为主要现实依据,坚持在我国社会矛盾全局中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坚持以不断推进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主要目的,坚持将中国共产党作为认识和把握社会主要矛盾问题的领导核心。结论部分在对全文内容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观点,同时也对深化本研究作出了进一步的展望。

薛鑫^[4]（2020）在《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及实践运用（1913-1938）》文中研究指明周恩来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是新中国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周恩来为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实践却不是一蹴而就,他的世界观并不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为开始,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周恩来是在逐步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与实践之后,信仰开始转变,主要经历了朴素的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三个阶段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研究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接受及实践过程有助于我们在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有利于更好地指导实践活动。正文主要以青年周恩来的着作和实践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作为依托,对相关史料及其他研究成果进行学习,以青年周恩来的思想和实践为主要线索,详细探究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及运用的具体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思考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运用过程对当代青年的经验启示,启发当代青年继续发扬爱国主义传统,时刻牢记中国梦的理想愿望,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矢志奋斗。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接受及运用的各类因素主要包括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客观因素以国内外的时代背景、传统的家庭教育、东西文化兼收并蓄的新式学校教育为主,主观因素以个人理想、个人意志为主。其中时代背景包括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旋律,欧洲、俄国、日本情景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内背景包括当时政治制度的变化,文化观念的变化。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从朴素的爱国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过渡;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以马克思主义学说阐述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淮安到沈阳读小学期间,周恩来形成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在南开求学时期,他初具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赴日留学期间,周恩来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五四运动时期,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萌芽,直到旅欧学习期间,他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刘清扬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学说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问题进行全面剖析。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具体运用过程主要体现在对统一战线观点的实践、武装斗争观点的实践、人民战争观点的实践、军队建设观点的实践、妇女解放观点的实践等方面。同时,青年周恩来通过报刊、学校机构等媒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接受和实践的历程对我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意义重大,我们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这也对当代青年具有重要的榜样示范作用,以期当代青年能够坚持辩证法,合理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坚定爱国主义信念,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增强民族责任感,凝心聚力共筑中国梦;积极投身实践,将精神动力转化为现实力量,不断探索求新,努力学习理论知识,积累扎实的理论基础,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磨练坚毅品质。

张文毓^[5]（2020）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举足轻重的事件,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都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考察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于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传播具有借鉴价值。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发展史角度,考察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恩格斯的着作《自然辩证法》是其自然辩证法思想最主要的文本体现,因此,本文以这一着作为主线进行考察。按照事物的发生学原理,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及其早期传播（19世纪2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主要在党内和先进分子中传播,传播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传播范围相对狭窄。二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在我国的初步建制化（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初步建制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形成了服务国家的优良传统。然而,由于“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阻碍,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建制化进程被迫中断。三是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全面制度化和规范化（1978年至今）。相对于上一阶段开启的建制化进程,我们把此阶段称为自然辩证法思想传播的再建制化。在此阶段,自然辩证法思想奠基于现代科技发展成果之上,吸收融合了系统科学中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以及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最新研究成果,由恩格斯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为主的内容体系,逐渐扩展到以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技术观和技术方法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全新框架。此外,自然辩证法思想与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相结合,奠定了我国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本文通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传播和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1）自然辩证法思想传入我国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方面,我国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自然辩证法思想有迫切的时代需求,为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自然辩证法是科学的理论,它是在自然科学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是自然科学上升为哲学的典范;它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理论品质,在内容上适合我国国情。（2）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相互交织的过程。思想在传播中发展,同时在发展中传播,很难将思想传播与思想发展二者截然割裂开来。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受众群体、传播对象、传播渠道等不断扩大,传播方式从偶然性、不确定性逐渐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3）自然辩证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播,是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以来,我国持续的现代化进程要求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指导。进入新时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仍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指导意义。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这更需要自然辩证法思想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赵乐^[6]（2018）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既忠实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又积极倡导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全国人民以思想文化的觉醒、理论创造的成果、文化建设的成就推进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向前发展。较之任何一段党的历史,延安时期的特殊之处在于,这是兼具救亡图存、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决战时期,也是一个确立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全党达到空前团结与统一的时期,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犹如一面旗帜,引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中国共产党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犹如一座灯塔,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指明方向。纵观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13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艰难卓绝的实践探索,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理论成果,取得了全党思想空前统一,统一战线凝聚广泛力量,文化影响辐射全国的辉煌成就。因此,从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化建设的观点开始,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具体内容,探寻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基本规律是本论文的意义所在。论文第一章主要阐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中国共产党建立陕甘宁边区,不单作为政党再获局部执政地位,更以合法执政者身份被承认,从而由单一的、割据一方的军事组织向全面的、稳固的执政组织过渡。因此,既要在边区实现社会的统合以及政治权利的集中,又要将地盘做大、实力做强为夺取全国政权做准备,中共就必须将打造文化力量放在与加强军事力量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正如毛泽东所言“一手握笔,一手握枪”。论文第二章着重论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所处的外部文化环境,以及陕甘宁边区内的文化情况。大批知识分子的到来,令延安的文化面貌发生巨变。这种空前繁荣又活跃的文化局面,感染着身处延安的社会各群体,也势必会促使中共的领导群体在提高自身文化和理论素养的同时,集中思考和回应文化领域的诸多问题。论文第三章主要讨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的发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具体探索。文化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离不开理论的科学指导,也离不开方法上的深入布局。作为一种科学理论,对于中国自身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也并不可能做出具体地准确地回答,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阐释。一方面抓住唯物史观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和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努力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科学的认识方法和判断方法,结合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以适应中国革命不断变化的实际。另一方面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实践功效,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中总结和积累的文化经验从政治战略高度形成规范,确立文化的基本立场和基本原则,为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南。论文第四章论述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思想保障。文化事业要获得大的发展,要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和先进的文化方针,就需要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团结全党如同钢铁一样。知识分子是国共两党竞相争取和吸引的社会力量,也是中共文化建设中的主要力量,还是与工人、农民相结合助推中共“干成大事业”的革命力量。只有完成关于立场、情感及世界观的专门改造,瓦解个人主义至上的思想观念,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知识分子才能更好发挥文化军队的先锋作用。论文第五章主要研究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实践举措。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文化机构建设、文化主体建设、文化阵地建设。创办一批以干部教育为主,兼顾国民教育的院校,为适应革命战争需要与边区建设需求培养各类人才。强化报刊等宣传媒体,促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语境在文字上的融合。建立文化团体和社会性文化组织,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领文艺战线,贯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推动知识分子坚定文化自觉,积极生产表现人民劳动生活风貌,反映民族的、阶级的斗争现实的文艺作品。论文第六章讨论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对于解放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巨大作用在于:在国家层面为赢得武装斗争胜利提供了文化保障;在社会层面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了人民革命统一战线,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在组织层面用科学理论武装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头脑,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和坚定的意志。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为建立新中国,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备了队伍,奠定了基础。立足当下,随着全球化浪潮中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的更加紧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面临着历史上前所未有,也更为错综复杂的挑战。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探寻当今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要问题,寻找解决方案,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

刘思琦^[7]（2018）在《张申府辩证法思想论析》文中提出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身为五四风云人物,张申府曾经活跃在20世纪前半期的政治舞台和中国学术界。他从1918年就开始翻译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潮,尤其是罗素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他没有成体系地建立一个哲学系统,但他的思想中透露出的辩证法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张申府的辩证法思想有三方面的理论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法思想的熏陶,三是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他的辩证法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反相成,考察了相反相成的原因,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由相反即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构成的,揭示了辩证法的本质就是一体的之分裂及对其互相矛盾的成分的认识;二是一切皆动,即所有的事物都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三是变在扬弃,即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因此事物发展变化的特点和方向就是扬弃;四是渐积而突跃,事物发展的过程中,量慢慢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使其本质产生大的变化和提升,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状态和过程;五是无偏无颇,即中正,平等,不偏不倚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价值标准,作为联系事物之间的纽带,以此处理好不同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的关系。张申府的辩证法思想的特点为:“实”与“活”的结合,“具体”与“相对”的统一,“谐和”与“批判”的互补,“中”“西”“马”三大哲学流派的综合。比较视域下的张申府的辩证法思想,在理论渊源和表达形式上呈现出“以中为师”以及“随心随性,见微知着”的独特性。张申府辩证法思想的理论贡献体现在: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引入中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提出“三流合一”设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其辩证法思想的局限体现在:观点零碎不系统。

唐立平^[8]（2016）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文中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一刻也离不开哲学方法的指导。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学习和运用,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诸多问题。特别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以满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需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整体性视角,着眼于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发展的全过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理论和研究基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形成发展、逻辑构成及其价值意义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掌握和运用方法论的基本规律及经验,为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做力所能及的尝试和探索。本文包括六个部分。其中,引言、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前提性研究,主要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和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第三章是研究的核心内容,主要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总体结构、基本趋势及特征;第四章是价值性研究,主要围绕成功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及其当代价值进行研究。第五章是发展性研究,主要围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适用困境,进行原因分析,并思考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发展的可能路径。引言主要阐释和说明问题的缘起,对研究的背景、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介绍与评述,对研究框架、创新与不足之处作必要的说明,并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概念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产生理论成果的方法论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改造中国的实践过程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所形成的方法理论体系”（2）。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产生的条件。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之基;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文化之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践之源;西方近现代系统科学理论及其方法论、主要流派的方法论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借鉴之镜。第二章侧重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探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阶段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方法演进及其特色等。第三章着重探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总体结构及其基本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发展趋势表现为:在时间向度、空间向度和本体向度分别具有向前发展、向上提升、向内探寻的基本趋势;其总体结构主要由具有哲学意义的一般方法、各实践领域的特殊方法及完成实际任务的具体方法基本维度构成;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特征主要从发展趋势、内容结构和功能价值三个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第四章重点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意义。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的成就进行归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成功运用的经验进行总结,即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和特点、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指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当代价值是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哲学基础,为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给予理论指导,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方法支撑。第五章主要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路径。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从理论、实践和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运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运用全面联系的观点,从主体、客体和综合因素三个方面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围绕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进一步发展,从理论路径、实践路径与制度路径三个层面进行探讨研究。

王真^[9]（2016）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哲学理念的发展成熟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达到一个新的思想高峰。中国共产党从理论薄弱走向理论成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指导下,党的领袖群体和理论工作者从哲学高度对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和智慧提升,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并将其转化为党的具体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本文通过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相关历史条件进行梳理,提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现实诉求,认为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具有客观必然性和主观迫切性。客观必然性在于延安时期的时代召唤,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及延安相对稳定的特殊环境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条件。主观迫切性有两个：第一,思想战线理论批判需要。通过对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旧哲学、国民党党治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解决思想混乱的问题,进一步巩固和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地位。第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打破教条主义束缚,进行思想建设；摆脱理论贫困,进行理论建设；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文化建设,都迫切需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方法和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在当时成为必然趋势。理论创新是在对既有优秀理论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和逻辑推演形成新的理论观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是通过一定的思想平台搭建起来的,具有三个方面的思想渊源：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以及列宁等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第二,中国传统哲学精华是学脉渊承。中国传统哲学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逻辑和认知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观、历史观等具体领域具有契合之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的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综合创新。第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探索是创新平台。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实现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换,是依靠主体系统的力量推动和完成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袖群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体系统,他们一方面进行深入的学理性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进行深化和发展；一方面结合现实,从人民大众的实践经验中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形成新的哲学理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核心与引导者,他们通过自身特有的理论创新方式,创造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成果,并在创新过程中呈现出这一主体群的特征；以李达、艾思奇、沈志远、胡绳、陈唯实、张如心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是理论创新的骨干力量,他们承担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和宣传的重任,是学者型与战士型兼备的理论创新主体。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等学理性层面,推进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深度。党的领袖群体领导和规范着理论工作者理论研究与创新活动,理论工作者配合和启迪领袖群体,共同构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在主体的共同推动下取得了突破性的贡献和重要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人生价值哲学、唯物史观等具体领域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辩证唯物论领域创新。对唯物论基本概念与特征作出了深化与发展,确立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第二,唯物辩证法领域创新。一方面从学理上构建唯物辩证法体系、发展了辩证矛盾观；另一方面在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的基础上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战略、党的建设等中国革命辩证法理论。第三,认识论领域创新。从实践观、真理观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第四,人生价值哲学领域创新。树立了共产主义的新道德观、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相结合的新人生观、人民利益与革命利益相结合的新利益观。其五,唯物史观领域创新。在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群众史观、阶级斗争及国家学说、中国社会革命发展理论等问题的创新与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建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延安形态”,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思想理念成为引领人民大众的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主要经验有：第一,创新道路上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第二,创新思路上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相结合；第三,创新内核上的学理性与政治性相结合；第四,创新方式上的大众化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第五,创新路径上的逻辑型与现实型相结合。现阶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些现实问题和理论困境,同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经验对新时期、新阶段更好的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启示：第一,重视理论学习建设哲学研究风气；第二,立足现实问题创新哲学理论体系；第三,结合民族特色创新哲学话语形式；第四,主体系统互动构建哲学创新路径。

乔传秀^[10]（2015）在《把提高协商能力作为推进政协履职现代化的着力点》文中提出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辩证法思想智慧的胜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对于抗战的最终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70年前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性质来看是一场正义之于非正义、反侵略之于侵略、反掠夺之于掠夺战争的胜利，从本质上来看更是一种?

二、周恩来的辩证法思想和工作方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周恩来的辩证法思想和工作方法（论文提纲范文）

（1）新进展、新亮点、新趋向——2020年国内学界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论文提纲范文）

（4）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及实践运用（1913-1938）（论文提纲范文）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6）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张申府辩证法思想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周恩来的辩证法思想和工作方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新进展、新亮点、新趋向——2020年国内学界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论[J]. 车宗凯. 毛泽东研究, 2021(01)
• [2]中国当代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研究[D]. 关泠. 河北大学, 2020(0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D]. 田天亮.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青年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及实践运用（1913-1938）[D]. 薛鑫.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D]. 张文毓. 浙江工商大学, 2020(05)
• [6]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研究[D]. 赵乐.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
• [7]张申府辩证法思想论析[D]. 刘思琦. 湘潭大学, 2018(02)
• [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D]. 唐立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16(02)
• [9]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研究[D]. 王真. 西北大学, 2016(04)
• [10]把提高协商能力作为推进政协履职现代化的着力点[N]. 乔传秀. 人民政协报, 2015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周恩来论文;  延安时期论文;  自然辩证法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