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知导致“无治”（论文文献综述）
张业松[1]（2021）在《兄弟关系书写与鲁迅文学的变貌》文中提出鲁迅笔下的"大哥"作为问题始于《狂人日记》,在其中"大哥"作为"狂人"的对立面而存在,"狂人"形象的立足点和价值,至少其中一部分是建立在这种对位关系之上的。从现实主义艺术成规来看,"大哥"在作品中的表现并非顽固守旧、不近人情,然而他却永远作为"旧"的一面的典型人物而存在了。
宋夜雨[2]（2021）在《“后五四”的鲁迅与《野草》的写作缘起》文中研究表明《野草》不是一次应激式的写作,而是与鲁迅在"后五四"的长时段历史中再次陷入"沉默"有关。1920年前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爆发、"新青年"群体的分化等一系列事件给予鲁迅极大的刺激,他的思想也随之陷入"爱与憎"的动荡、摇摆中。在重新审视"五四"自我的同时,他也在寻求新的思想资源以求对混乱的自我进行修正和整合。在"沉默"的挣扎中,借助对《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重译,鲁迅不仅回顾了"下山"与"放火"的自我,更习得了"永远轮回"的思想经验,在对应理想幻灭心境的同时,也赋予了自我一种崭新的主体意志。不久,鲁迅又从"绥惠略夫"那里接受了"黄金时代"的批判视野,由此,不仅看到时代的本质,也看到一个有限的自我。而爱罗先珂的"到来"则让鲁迅看见了自己的"寂寞",以"寂寞"的情感体验为中心,鲁迅既以回忆的方式构筑起了自我"寂寞"的人生,又从"寂寞"之中看到一种新的写作发生的可能。可以看到,鲁迅以译介的方式在不断回应、修正自我的思想危机,他不仅从中获取思想的共鸣,也借鉴了丰富的形式方法,在思想与形式的综合锻造下,最终走向了《野草》的写作。
曾筱琪[3]（2021）在《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儒家始终在思考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思考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君主与臣民在政治实践中承担起对彼此的责任和义务。荀子提出的思路是“隆礼重法”,即将礼作为治国的指导原则,将法作为治国的有效手段,试图通过礼与法的结合构建王道政治的理想图景。作为战国后期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是在时代思潮和现实政治的双重冲击下,谋求儒家的生存地位的。剧变的冲击,并没有让他退回到儒家传统德治模型的继续美化中,而是让他深刻地看到了儒家自身可能出现的弊病,无论是在君子人格的塑造上,还是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上,荀子认为,将理想的实现完全寄托于人性的自觉和执政者对于传统的绝对服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同时,他看到了法家思想中的某些观点在治理国家、维护秩序方面的突出效能,从这种正面效能上看,荀子发现法的思维正是儒家在实际政治制度中需要的,而且并非是在传统儒家礼的观念下完全没有根基的存在。于是他对礼与法做出新的诠释,援法入礼,向上传承了孔子思想中现实主义一面,向下开启了汉代以孝、忠为主轴的“礼法交融”和“儒法互用”。他所创造的礼法体系是在面临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时,为适应社会发展所做的新的制度化尝试和儒家式的努力,他的全部思想也都是为礼义规范或礼法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做论证。他对法的重视来自于制度化的要求,而法的背后仍然是礼的精神,他试图说明,法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礼则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这是荀子和法家的最大区别。本文试以对荀子法思想的研究作为基本视点,在当代法治社会背景与战国历史背景的对话中对荀子思想进行系统反思:第一章“由德到法的时代背景”以宗法政治制度的解体、各国变法的风潮等史实为依据,论证了随政治环境之变化而发生的观念之转变。战国末期的各国不再重视“德”与“礼”在政治上的作用,而是以追逐强力为目标,试图扩大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法”的观念于是成为战国时期的时代精神,也成为荀子反思和吸取的因素。第二章“援法入礼的理论基础”从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和分群论三方面分析了荀子法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以礼为本的‘重法’思想”试图从由荀子思想中礼与法的结构性张力、荀子与法家在价值观上的区别等几个方面说明荀子的法思想不会、也不可能走向法家的集权路径,荀子的法思想始终以礼为其领域界限和根本精神。第四章“礼法施行的道德主体”论证了荀子以君子为其礼法思想的道德主体,保证了法对于儒家价值的归趋。第五章“王道政治的理想建构”讨论了荀子的王道政治理想以及各项具体的法制设想。
宋夜雨[4]（2021）在《现代中国“自我”的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自我”在不同的社会变革方案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些变革者开始注意到“自我”对于创建现代民族国家而言所蕴含的基础性力量。从“新民”到“新青年”,不仅大致呈现了近代中国对一种现代“自我”寻求的思想脉络,“自我”的目标位置也随着思想重心的偏移呈现出一种“内在化”的倾向,由笃信科学知识的制度性构造到偏重思想伦理、情感道德的心灵革命,从一种工具化的被动位置跃升为一种具有历史动能的主体力量。与此同时,“诗”、“小说”等现代文类手段普遍被当作一种改造心灵的话语机制。由此,早期新诗的兴起,不只在于一种现代文类的产生和建构,更与现代“自我”的起源密切相关。与此同时,早期新诗与“自我”又共同内置于五四前后动态的历史结构中,二者都是五四问题结构的重要构成。对于提倡者而言,新诗在他们那里首先并不是一种文类实践和审美创造,而是对应着一种文化方案想象和社会改造的手段,新诗的“尝试”是五四整体社会改造氛围中的重要环节。可以说,早期新诗在呈现一种现代文类的升沉起伏之外,它更是五四前后历史现实、社会理想和“自我”心灵的投射。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以“自我”作为早期新诗的切入点,将“自我”、早期新诗与五四历史进行一种内外、点面的整体性的关联,并且进一步将“自我”的抽象落实到“伦理”（自然）、“情感”、与社会的互动等三个具体层面,考察“自我”与“新诗”相互成长、相互作用的辩证机制,进而揭示二者如何作用于一个立体的、动态的、能动的“五四”。核心问题在于:新诗对“自我”构成了怎样的吸引、提供了怎样的表达机制?借助新诗的抒情策略,生产出一个怎样的现代“自我”?在新诗的框架之内,“自我”完成了怎样的成长轨迹,又隐现怎样的内在限度?作为一种能动的、具有生产性的主体结构,“自我”如何在变动不居中激励、塑造、制约着新诗实践的展开,如何作用于新诗的内涵构成?“自我”的历史呈现如何左右了新诗写作的文类策略、如何改造了新诗的形式逻辑?与此同时,“新诗”、“自我”的相互辩证又为现代中国勾画出怎样的“现代”面影?基于此,本文力图在观念史、思想史、社会史与新诗史的视野交汇中,以“早期新诗”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为中心展开历史和形式的综合考察。不仅注重新诗的内部线索,更顾及与当时的文艺思潮、美学倾向的内在关联,从中提炼它的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以及政治学基础,在“诗句危机”、“自我危机”、“社会危机”的逻辑关系中将之导向对一个具有深度的、“有血有肉”的“五四”的揭示。具体来看,本文从以下四个章节来展开研究:一、近代“自然”的产生与早期新诗的兴起;二、现代中国的“抒情”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三、社会改造视野下的“自我”与“新诗”;四、从无声到有声:《野草》与“自我”的“彷徨”。第一章首先以“自然”为视角,考察“自我”的伦理建构与早期新诗的互动关系。作为方法策略、主题内容,“自然”不仅在新旧争辩中为新诗建立合法性基础,也涉及到现代抒情方式的建立以及现代诗意机制的产生,极大呼应了早期新诗中的“自然的音节”、“自然流露”、“写景诗”的产生等重要关节问题。第二章着重处理“自我”如何借助早期新诗来处理自身的“情感”问题。新诗人不仅通过新的抒情风格的建立来完成“自我”情感世界的改造,更从新诗蕴含的同情机制中看到一个同情社会达成的可能,而恋爱诗问题不仅关系到青年的心灵起伏,也连带出思想革命在后五四历史情境中的延续性问题,更扭合着一种诗歌理想和写作伦理的建立。第三章将“自我”与早期新诗放置在五四时期“社会改造”这一具体的、动态的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揭示20年代的诗歌青年如何经由“社会改造”的锻造,完成对自身浪漫主义危机的克服和修正,进而又如何借助“劳动”的中介性视野,发展出一种新的写作机制和诗歌美学,最终导向一种社会理想的构建。第四章以《野草》为个案,考察在后五四的历史情境中,鲁迅如何借助《野草》的写作来处理“自我”的思想危机,在此过程中,鲁迅挪用了怎样的诗学资源、呈现出怎样的诗歌态度,这些诗学资源和诗歌态度如何具体作用于《野草》的思想构成和形式技术,进而鲁迅对“自我”完成了怎样的“超克”。
于洋[5]（2020）在《加藤弘之“族父统治”论研究》文中指出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天皇权力受到幕府将军压制,虽然在名义上是日本的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具备统治能力。幕府统治进入中后期以后,内外矛盾逐渐显现,最终走向崩溃。而这一过程中,天皇的作用被再次重视。如何以天皇为中心构建新的独立、统一的国家,成为明治维新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加藤弘之即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逐渐提出“族父统治”论。加藤弘之的早期作品基于天赋人权理论,以宣扬立宪政体为主,主张在国家统治中纳入国民意见,实现政治的“公明正大”,由此达成上下情意相通、人心一致的“人和”状态。在宣扬立宪政体的同时,为扫清政体改革的障碍,加藤弘之还提出国体“新论”,批判以往单纯重君的国体,提升“民”在国体中的地位。但即使如此,加藤弘之仍对“贤君”“圣主”给予高度评价,“人和”的重要表现乃是君臣相亲如父子、万民相亲如兄弟,“族父统治”论的萌芽在此时便已显现。加藤弘之早期作品中积极的民权观点,虽然受到当时民权论者的追捧,但是受到旧国体论者、政府一方的指责。由于个人原因与时局影响,加藤弘之最终转变了其学术方向。以《人权新说》的出版为标志,加藤弘之摒弃了天赋人权说倒向进化主义。此后,他逐渐提出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日本国体论——“族父统治”论,并通过教育实践、道德观构造、宗教抨击、统治权主体论战为实践天皇统治提供保障,在精神层面、制度层面拱卫天皇的统治地位。虽然“族父统治”论中的天皇在精神层面、制度层面均被作为唯一统治者塑造,但是这种天皇形象的塑造并非以“复古”为目的。在论述中,加藤弘之始终强调自己与旧国体论的差异,强调自己的理论基于“自然”之理,具备科学性。加藤弘之理想中的天皇并非“私有天下”的封建君主,而是与日本国家、日本民族融为一体的只具备“公人”资格的“族父”。在天皇身上投射的是加藤弘之自幕末开始的对政治“公明正大”的向往。在加藤弘之的思想中,既有日本本土思想的因素,也有西方思想的因素。正是在二者的碰撞与融合之下,加藤弘之最终构建起了自己独具个性的“族父统治”论。
孙丽[6]（2020）在《刘禹锡的医疗思想——“古代文学与医学”之二》文中认为刘禹锡（772—842）,字梦得,世称"刘宾客""刘尚书"。早年与柳宗元交谊深厚,并称"刘柳",晚年与白居易唱和频繁,又有"刘白"之称。除了众所周知的政治家、文学家身份,刘禹锡还精通方药,深谙医理,并编纂《传信方》一书传世。长期的医书学习和多年的医疗实践,使刘禹锡在医疗和养生方面形成了自己极为独特的见解。
郑欣[7]（2020）在《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晚清以降,西方各国不断扩大对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文化的组成部分,亦跟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传播至中华各地。由于来华基督教的迅速传播,以及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干涉,中国各地教案与人民反洋教斗争此起彼伏。张之洞在晚清长期担任地方督抚,与近代来华基督教的接触可谓非常频繁,由此形成了自己的涉教思想与实践。通过分析张之洞地方督抚任上与基督教的交涉实践,本文将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的应变之策总结为:第一,协调保护各国官商民教。镇压会匪与反洋教运动;严禁匿名揭帖,打击谣言,捉拿造谣生事匪徒;保护商民教士的财产和人身安全。第二,审慎、持平地办理教案。查核案情,破除民教畛域之见,讯明严办民教交涉案件;秉公妥结教案,合理赔偿,理据兼备地拒绝外国领事和传教士、教民的无理索求;惩办保教不力的官员,严惩滋事民众;查阅教堂,筹办育婴,防止发生教案。第三,加强对基督教势力的合作与管理。一方面限制基督教传教士在华特权。禁止传教士借教案干涉中国内政,限制传教士在内地买地置业和设堂传教;拒绝传教士的无理要求。另一方面利用传教士的人脉和知识兴办洋务事业和举办新政。总而言之,张之洞对待基督教的思想认识以及应变政策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具有与时俱进、讲求实际的特点,发展趋势是由批判走向建设,忠君卫道的思想贯彻始终。透过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不仅可以了解张之洞在不同时期应对基督教这一外来事物的思想与实践的转变与特点,而且可以对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个人形象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代表的晚清上层人士、近代官绅面对外洋事物的思想转变和社会变革的心路历程,也可更好地认知张之洞与晚清政治、外交的关系。
黄宁宁[8]（2020）在《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与思想学术方面发生了重大变革,由宗法封建制基础上的城市国家向官僚郡县制基础上的广土众民国家转变,同时在思想学术上也由王官之学向六艺百家之学转变。《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孔子将《春秋》作为教授学生和表达自己观点的文本,并将《春秋》纳入到其所整理的经典系统中去,使得《春秋》由史家之学转变为经世之学。孔子继承发展了《春秋》的批判性,通过对史事的分析进行褒贬予夺,并通过《春秋》表达自己对于正义、良善的理解,对于实现良序、善治的志向,实质上体现了文明的自觉,是对文德之道的承续与发展。孔子的关注焦点集中在政事与人伦,以礼、德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通过对礼义的分析,孔子强调正名,主张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对当时的社会改革秉持反思与损益的立场。孔子以人文理性的精神解析《春秋》,并以忠信、仁义作为公共道德的重要内容。在孔子解析《春秋》的基础上,《左传》、《谷梁传》顺势展开,实现了《春秋》学由以史通经到以义释经的转变。《左传》以史通经,将各种题材的史料融为一炉,创造了全新的史学形式。以文辞、评论和书法义例作为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左传》藉事明义,表现春秋时期两百多年间以周室之衰、侯伯之兴、卿族崛起为主要内容的变迁大势。《谷梁传》以义释经,注重经世之志,以义、道、正作为阐释《春秋》的核心理念,重视古道,推尊鲁学,承续孔子之志,并阐扬周道,其实质是在坚持以爱人为本的人伦之道。《左传》重视正时以顺事,一方面注重对各种灾害异象的记载,但又表现出明显的人文理性精神,并提出了以“三不朽”为主要内容的对于安身立命的终极思考。《谷梁传》以时月日例进行褒贬予夺,以王道贯通天人,而且较少言及灾异,多通过礼制和阴阳观念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主张贞顺性命,将天道与性命贯通起来,并认为所有人在性命的禀赋上是平等的,只是因为阶层之别而有尊卑之异。《左传》认为礼制是一种根基于社会深层结构的社会体制和运行方式,一方面对春秋时期所进行的诸多社会改革提出批评与反思,一方面又抽绎出礼制的精义,并希望将当时的社会变革纳入到礼义的规范中去。《左传》主张尊卑上下有序的社会政治秩序,认为国家之间应该以礼义相处,并且以史家客观、通达的态度对待华夷关系。《谷梁传》注重以尊尊、重继嗣、亲亲、男女之别为内容的礼义之道,同时有着强烈的“存中国”的思想,一方面严防华夷之辩,一方面讬“狄秦”以反思当时诸国所进行的旨在富国强兵的社会改革。《左传》提倡君臣相协的共和行政,认为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有着相互的权利与责任,对春秋时期频发的“弑君”现象提出了比较开通的看法,并重视盟誓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左传》有着突出的人本思想,既表示对于众人力量的注重,也提出了执政为民和得民者得政的重民思想。《谷梁传》倡导王道之义,以王道为权衡,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不符合礼义的行为都进行批评贬谪,主张以和而不同为特质的社会公义。同时有着突出的重众贵民的思想,认为众人之志是社会公义的体现,认为得众为贤,并给予众人以道义之高、执杀之权。《谷梁传》注重在农业生产、赋税、徭役、兵役等方面保护民生,并提出了保民而王的思想,认识到民众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左传》以实解《春秋》,注重对为政思想的撰述,重视典制、任官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明德慎刑的为政思想,注重选贤任能,同时有着丰富的军事思想,认识到战争对于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并且重视武备。《谷梁传》注重治道,主张在选用贤能与亲亲之间维持一种平衡,而且注重社会分工,一方面重视国家建设,一方面也反对政府对社会正常运行的过度干预。《谷梁传》提倡兴义师,主张文教武备并重,重视对军事规律的探讨,主张兴仁义之师以征伐无道。《左传》重视对于德行的讨论,对于以公义、诚信为内容的忠信之道多有表述,对于强调忠义、爱人的仁义思想也有很多论述。《左传》还重视义利之辨,强调德义为利益之本,并且表现出义利之辨与当时社会结构变迁之间的紧密关联。《谷梁传》注重对德义的阐扬,主张忠孝之义,认为当两者出现冲突的时候当以忠义为重,并提倡复仇之义。同时高扬仁义爱人之道,在面对战国时期功利主义和强战兼并盛行的社会形势时,严防义利之辨,反对因利而败义。《春秋》学在先秦时期的形成与发展,由《左传》到《谷梁传》的顺势展开,体现了由基于共和行政的君子之德到基于王道正义的仁爱之志的发展,体现了《春秋》学在社会大变革中结出的精神果实,本质则是人文理性的爱人之道。
肖迪[9]（2020）在《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文中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与不安之中,政治形势混乱,经济遭受危机,整体危机四伏。中国现代文学一直固守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对小镇的存在有意无意的忽略,然而这些中国内陆地区的小镇不仅经历了中国转型期的阵痛,也见证了历史和文化的变迁。小镇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都市与乡村的中转站,茅盾塑造的小镇空间较之其他作家,更加具有开放性,小火轮和铁路连接起上海与小镇,工业化浪潮和商品经济也随之而入,我们能看到小镇涌现出很多新式物件,这些“风景”改变了古老小镇的面貌,一方面带来了文明的气息,另一方面,传统并未就此沉寂下去,传统与新潮在小镇空间里不断拉扯。风景有“常”也有“变”,工业文明与传统中国激烈的碰撞,给普通民众带去了灾难与欢欣。开放多元的小镇必然会带来极强的社会流动性,这也是茅盾小镇叙事的特点之一。作家主要塑造了几类人物,分别是小镇商人、知识分子、小市民阶层和乡绅,这些人物在都市、小镇与农村之间来回穿梭流动,以小镇为轴心,辐射影响着都市与农村。他们的流动不仅包括水平的空间流动,更包括垂直的阶层流动。茅盾非常关注经济问题和经济关系,农村经济破产之时,除了对农民施以关切之外,茅盾更加关注小镇商人群体的出路,小镇商人既包括吴荪甫、唐子嘉这样的商业大亨,也包括林老板这样的普通小镇商人群体,面对经济危机、纷乱的战争局势和买办阶层,他们最终都不得不走向失败的结局。知识分子是茅盾作品中的重点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镇青年走入都市接受新式教育,他们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知识分子处在返乡与离乡夹缝中艰难生存,他们的社会流动也并不成功。小市民阶层要么固守原地,要么就是因为逃难和谋求职业发展进入都市,但因为个人力量太过于微薄,他们往往依附于从小镇走出来的企业家。对乡绅的态度茅盾是一分为二的,对像吴荪甫或者钱良材,他的态度是褒奖的;对土豪劣绅,茅盾则一律予以批判,这些人虽然短期内可能获得利益,但他们的算盘最终仍会落空。茅盾的小镇叙事显示出极强的政治色彩,在作家看来,革命既是造成社会流动性不断提高的原因,更是作者探索的解决失败问题的途径。革命的小镇中弥散着各式各样的谣言,政治局势混乱不堪,保卫团、县政府、县党部、土匪以及共产党同时存在于基层社会,农民极易受到煽动发起革命或者暴动,革命青年有满腔斗志、新式的做派和坚韧的信仰,然而他们软弱、缺少机智、犹豫不决,终于让革命成为了部分投机者的幌子,带来了社会更深重的灾难,革命事业也因此大受打击。面对理想主义的破灭和革命的信仰,小镇在高潮与低徊之间来回穿梭,作家因此陷入了严重的矛盾和动摇之中,并最后确定了革命的信念。茅盾为中国现代小镇文学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既继承了前辈们的传统,同时也别有新意,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构筑的小镇世界勾连起都市和乡村,不管是在革命发展还是经济联通上都扮演着先觉者的角色,反映出江浙小镇的特点和中国社会在近代的艰难转型,更融汇了作家对三十年代中国历史现实的思考,承载了茅盾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
伍强胜[10]（2020）在《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万斯同生值明清更替之际,异族入主中原之时。其家族原为明季甬上望族。明初袁忠彻早在其发轫之初,便预言万氏家族“优于文学,代有异人”。但是王朝的更替击碎了年轻的万斯同“学而优则仕”的美好蓝图。万氏一门深受心学影响。万斯同的高祖万表是王阳明的私淑弟子,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父亲万泰是心学殿军刘宗周的学生。在极端被挤压的缝隙中,万斯同将家学（蕺山之学）传承下来。其父去世之后,遵照其父生前安排,万斯同续师事刘宗周的高弟黄宗羲。期间,万斯同与明清之际浙东另一位思想家潘平格相遇,被潘说折服。20余年之后又与颜李学派代表人物李塨相遇,两人思想契合。万斯同哲学思想前后经历了三变。“万斯同哲学思想三变及交游考”一节对此作了细致的考察,揭开了“三变”的详细过程。成熟时期万斯同的哲学思想大致包括本体论、格物论、道统论、历史哲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理想国等七个部分。万斯同认为世界的本体为道。道是指普遍规律。万斯同哲学体系的范畴“道”与另一范畴“理”表现为一本万殊的关系。万斯同提出“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等命题。其中,“太极判而两仪形,阴阳运而万物生”,坚持了“气生万物”的观点。“律吕天地自然之数”的命题不仅揭示了世界的质量存在方式即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王朝“三始九极”的规律,且因为音乐的介入有了更深一层的美学意蕴,为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生活提供了思想资源。万斯同作出“体而任之,措而施之,存乎其人”的重要判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凸显,人作为思维主体、实践主体的含义得到揭示。主体人被定格为思维的人,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主体、客体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体认、措施即认识与被认识、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万斯同确认道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然而道又是通过文本得到揭示并记载下来的。文本的形式是主观的,其内容是客观的。万斯同提出圣人与道的作用合二为一。同时,在万斯同哲学体系中体用、理一分殊的思维方式,本体论无、有两条路径的传统继续保存和贯彻,说明中国哲学是其自身思维特质在中国特定条件下,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硕果。万斯同将动静互根之说有意识地引入现实生活,对于世间及其事物的“损益”的认识,关于“盛极则衰”的观点揭示了世界发展的内在规律。万氏格物论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厘正了格物就是学习“六艺”的观点;二是对历代经典“格物”论进行了阐述与评价,包括扦格外诱说（司马光）、穷理说（朱熹）、正事说（王阳明）、格通人我说（潘平格）等等,一一驳正,既划清了“六艺”说的界限,又可以相互参照、比较;三是探究了万斯同从“格通人我”到“学习《周礼》三物”的转变。格物就是学习“六艺”,进而认识世界并指导实践,显现出万斯同格物论重视理论知识的特征。万氏“道统”论遵循“立道统、辟佛老”的基本结构。其“立道统”重新梳理了以孔子为源头的不间断的学术脉络,还原了孔孟之道“心性之学加经世之学”的本来面目,从中折射出万斯同在异族入侵的条件下,自觉地担当起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在“辟佛老”部分,万斯同将朱熹易学哲学体系的道教成分一一加以剥离,对朱子学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而将朱熹排除的永嘉、永康学派拉进其道统新体系中。万斯同站在孔孟之道的立场,揭示了佛教对中国社会的长期危害,从本体论、人性论、因果论等等角度对佛教进行了批判,提出弘扬孔孟之道是打击佛教传播蔓延的最有力的武器,解答了生民信从佛教的根本原因即经济原因,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生存状态的关照。万斯同将王朝的治乱兴衰视为现实的历史进程,一个“损益”的循环过程。万氏提出决定王朝命运的两个关键因素即天命和人事。他具体分析了导致明王朝覆灭的经济、政治、军事三大人事因素,指出“人事”的核心是君王之德,万斯同强调帝王应遵循“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原则,引领国家前行,此亦万斯同“乾坤生六子”本体论观点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当不能用人事来解释治乱兴衰时,万斯同才会借用天命解释王朝的兴衰成败。“数”是决定王朝兴衰的神秘因素,而“灾异”“星象”等是判断历史治乱兴衰的晴雨表。万斯同认为维持君、臣、民关系良好运作的是礼、礼制,驾驭官僚体系需德法兼顾,国家需要大力培养士阶层拓宽礼的承载。在谏议问题上,万斯同认为暴君、骄主之过失是封建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积聚,积重难返的结果,有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万斯同“两让”的建议说明明王朝有健全的谏议制度,但是实际上形同虚设。在君子、小人之辨问题上,万斯同认为古今小人丑恶面目相同,悖仁义,搞阴谋、排除异己,故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否则,王朝必将自政治生态遭破坏始,至亡朝亡国而终。万斯同并不单方面袒护君子,认为现实中不论君子、小人均呈结派之必然之势,因此,凡拉帮结派者即连根拔除。万氏人生哲学的主题是对安身立命之道的构建。万斯同认为安身立命的关键在于诗书礼乐即学道、传道、载道;万斯同将自己的人生与学道、传道、布道合二为一,突出践行,特别强调立身在于精神层面的富足。万斯同之安身立命之道把握住了“孔颜乐处”的精神实质,将与海内文士共“乐”书中作为徜徉“诗书礼乐”世界的重要补充和重要环节。万斯同认为立身需谨慎,切忌一招不慎而声名俱裂,万斯同告诫择术用世者应当审清时务,不抱侥幸心理,始终坚持站在“道”的一边是人生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在异族占领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万斯同认为名节、气节、民族大义高于一切。在绝不仕清的前提下,万斯同将“诗书礼乐”本身作为自己最终的精神家园。万氏之理想国即“一代之规模”继承了自孔子以降关于“有道之世”的学说,贯彻了历代先贤关于“等差有序、仁和中让、道德境界、君王圣明”的理念。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先知后行即理论对践行的指导作用。万斯同理想国从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等三个方面考察了各种典制规章的来龙去脉,分析其各自起作用的条件。定其是,去其非,提炼出了具体的命题、相应的具体方案,体现了万斯同对生民的关怀,对未来社会、国家的憧憬。诚然,关于理想国,有些方面比如“田赋之辨”在万斯同起初的笔下即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是为缺憾。但是万斯同于此所做的种种努力不可抹杀,他的”没有答案“是否预示着封建社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万斯同关于历史的研究和历史归宿的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索。
二、无知导致“无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无知导致“无治”（论文提纲范文）
（1）兄弟关系书写与鲁迅文学的变貌（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新文学的意义装置：制造内部之敌 |
| 二、颠倒的书写与“蒙冤的大哥” |
| 三、“大哥”的自我与深度内心 |
（2）“后五四”的鲁迅与《野草》的写作缘起（论文提纲范文）
| 一从“下山”、“放火”到“永远轮回” |
| 二绥惠略夫与“黄金时代”的终结 |
| 三爱罗先珂的“寂寞”与鲁迅的“看见自己” |
（3）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荀学概述 |
| 二、研究的视角、意义与思路 |
| (一)法的视角的引入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的两种倾向 |
| (二)国内研究的两个层面 |
| 第一章 由德到法的时代背景 |
| 一、政治的发展变革 |
| (一)宗法政治的解体 |
| (二)战国时期的变法风潮 |
| 二、思想的推陈出新 |
| (一)“德”与“礼”的失落 |
| (二)“法”精神的滋长 |
| 第二章 援法入礼的理论基础 |
| 一、天人之分:理性精神的高昂 |
| (一)天的意义与变迁 |
| (二)明于天人之分 |
| (三)天生人成,明于礼义 |
| 二、化性起伪:基于现实的人性 |
| (一)性、伪释义 |
| (二)性中无善 |
| (三)善的来源:礼与学 |
| (四)涂之人皆可以为禹 |
| 三、明分使群:礼义与群体意识 |
| (一)分与礼义 |
| (二)群体意识与人的存在方式 |
| 第三章 以礼为本的“重法”思想 |
| 一、吸收与批判:对法家的态度 |
| (一)从韩非子看法家思想的特征 |
| (二)荀子与法家价值观的区别 |
| 二、隆礼:重申礼的价值 |
| (一)战国之礼:“是仪也,非礼也” |
| (二)荀子之礼:养人欲,别差等 |
| 三、重法:礼与法的结构性张力 |
| (一)法的概念与特征 |
| (二)义法与教而后诛 |
| 第四章 礼法施行的道德主体 |
| 一、修己安人:君子的道德性与政治性 |
| (一)君子的德性内涵 |
| (二)君子的政治责任 |
| 二、有治人无治法:君子与法的关系 |
| (一)君子者,礼义之始也 |
| (二)君子者,法之原也 |
| 三、尊君爱民:治国枢要与民本内涵 |
| (一)人君者,管分之枢要也 |
| (二)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
| 第五章 王道政治的理想建构 |
| 一、荀子的政治理想 |
| (一)儒家的政治理想 |
| (二)王道、霸道、亡道 |
| 二、王道政治的建构之法 |
| (一)“尚贤使能”的用人之法 |
| (二)“礼乐之统”的教化之法 |
| (三)“明德慎罚”的刑赏之法 |
| (四)“节用裕民”的富民富国之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现代中国“自我”的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主体的显影:“自我”的中介性视野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学术史反思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章节述要与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早期新诗与“自我”的伦理建构——以近代“自然”的产生为视角 |
| 第一节 “自然”的近代性 |
| 第二节 “自然的音节”:从“声音”到“意义” |
| 第三节 “自然流露”与“自我”的抒情 |
| 第四节 写景诗与“内在自我”的发现 |
| 第二章 现代中国的“抒情”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 |
| 第一节 苦闷的抒情:早期新诗与五四青年的情感再造 |
| 第二节 “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幸”——早期新诗与现代中国“同情”的起源 |
| 第三节 爱情与道德:恋爱诗与早期新诗的写作伦理——以《蕙的风》论争为中心 |
| 第三章 社会改造视野下的“自我”与“新诗” |
| 第一节 社会改造与20 年代诗歌青年的诞生 |
| 第二节 “劳动”的诗学:“劳动”与早期新诗的写作机制 |
| 第三节 社会改造与浪漫主义的修正:纪游诗与长诗的兴起 |
| 第四章 从无声到有声:《野草》与“自我”的“彷徨” |
| 第一节 鲁迅的第二次“沉默”与《野草》的写作缘起 |
| 第二节 “声”之内转——作为“心声”的《野草》 |
| 第三节 “寂寞地鸣动”:《野草》与1920 年代新诗坛的对话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加藤弘之“族父统治”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加藤弘之生平简介 |
| 二、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国内研究现状 |
| 2.国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1.研究方法 |
| 2.研究内容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1章 “族父统治”论的萌芽 |
| 1.1 幕末国家的失序与调整需求 |
| 1.1.1 德川幕府的建立与对天皇权力的压制 |
| 1.1.2 幕末国家的失序与重塑天皇权威的需求 |
| 1.2 加藤弘之的国体“新论” |
| 1.2.1 “人和”社会的达成 |
| 1.2.2 加藤弘之早期政体论中对“民”关注的深化 |
| 1.2.3 《国体新论》对“国体”的重新定义 |
| 1.3 小结 |
| 第2章 “族父统治”论的形成 |
| 2.1 加藤弘之的“转向” |
| 2.1.1 《国体新论》的争论与《人权新说》的出版 |
| 2.1.2 加藤弘之的渐进改革理念 |
| 2.1.3 日本时局的推动 |
| 2.2 君民关系的重新解释 |
| 2.2.1 相互竞争的君民 |
| 2.2.2 国家有机体中的君民 |
| 2.3 “族父统治”的国体论 |
| 2.3.1 由政体到国体 |
| 2.3.2 “族父统治”的特殊性 |
| 2.4 小结 |
| 第3章 “族父统治”论的实践保障 |
| 3.1 加藤弘之的教育实践 |
| 3.1.1 明治初年的教育概况 |
| 3.1.2 东京大学古典讲习科的创设 |
| 3.1.3 加藤弘之的道德教育方法 |
| 3.2 加藤弘之忠君爱国的最高德义 |
| 3.2.1 加藤弘之的功利主义道德观 |
| 3.2.2 爱国心与忠君心的统一 |
| 3.3 加藤弘之对“世界教”的抨击 |
| 3.3.1 明治政府的宗教政策 |
| 3.3.2 宗教引发迷信 |
| 3.3.3 “世界教”危害“族父统治” |
| 3.4 加藤弘之的天皇统治权主体说 |
| 3.4.1 加藤弘之关于国家统治权观点的演变 |
| 3.4.2 《国家的统治权》对天皇机关说的批判 |
| 3.5 小结 |
| 第4章 “族父统治”论的内核 |
| 4.1 “族父统治”论中的天皇特征 |
| 4.1.1 作为统治中枢的天皇 |
| 4.1.2 作为“公人”的天皇 |
| 4.2 加藤弘之的“土”与“洋” |
| 4.2.1 加藤弘之对本土思想的应用 |
| 4.2.2 加藤弘之对西方思想的应用 |
| 4.3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加藤弘之主要着作、任职及荣誉简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 后记 |
（6）刘禹锡的医疗思想——“古代文学与医学”之二（论文提纲范文）
| “应无治老方” |
| “唯有达生理” |
| “方”与“理” |
（7）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与时间之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资料来源及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法战争前的张之洞与基督教 |
| 第一节 词臣学使时期对基督教的初步认识(1863—1881) |
| 第二节 巡抚晋省时期对基督教的进一步认识(1882—1884) |
| 第二章 两广总督张之洞与基督教(1884—1889) |
| 第一节 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的防患之策 |
| 第二节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的民教治理之策 |
| 第三章 张之洞总督湖广前后涉教实践与思想(1889—1907) |
| 第一节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的张之洞与基督教之交涉 |
| 第三节 分析 |
| 第四章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思想认识与应变方法评析 |
| 第一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主要内容及特点 |
| 第二节 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态度与应变方法的两次转变 |
| 第三节 张之洞涉教事务之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与评价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8）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春秋》学的研究 |
| (二)关于孔子与《春秋》的研究 |
| (三)关于《左传》的研究 |
| (四)关于《谷梁传》的研究 |
| (五)关于《春秋》三传的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春秋》学的形成与历史展开 |
| 第一节 鲁《春秋》 |
| 一 书法义例 |
| 二 《春秋》的结构 |
| 三 《春秋》德义之维 |
| 第二节 孔子与《春秋》 |
| 一 崇学 |
| 二 明志 |
| 三 尊礼 |
| 四 贵德 |
| 五 获麟 |
| 第三节 《春秋》学的历史展开 |
| 一 《左传》 |
| 二 《谷梁传》 |
| 小结 |
| 第二章 对斯文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
| 第一节 《左传》以史通《春秋》 |
| 一 《左传》的体裁 |
| 二 表述志意 |
| 三 藉事明义 |
| 第二节 《谷梁传》以义释《春秋》 |
| 一 明志意 |
| 二 重古道 |
| 三 尊鲁学 |
| 四 倡周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相系相维的天人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人文化成的思想 |
| 一 天人之际 |
| 二 德以定命 |
| 第二节 《谷梁传》道通天人的思想 |
| 一 道通万方 |
| 二 贞顺性命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平正和谐的礼义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礼制的思想 |
| 一 社会体制 |
| 二 运行机制 |
| 三 内外、华夷之道 |
| 第二节 《谷梁传》正礼义的思想 |
| 一 尊尊 |
| 二 正继嗣 |
| 三 亲亲 |
| 四 男女之别 |
| 五 存中国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重公贵民的王道之义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的共和思想 |
| 一 共和之义 |
| 二 人本思想 |
| 第二节 《谷梁传》的王道思想 |
| 一 倡公义 |
| 二 重民本 |
| 小结 |
| 第六章 对保国安民的治世之道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明政事的思想 |
| 一 重典制 |
| 二 明德慎刑 |
| 三 任贤与亲亲 |
| 四 善武略 |
| 第二节 《谷梁传》重治道的思想 |
| 一 选贤任能 |
| 二 社会分工 |
| 三 兴义师 |
| 小结 |
| 第七章 对高贵诚正的人伦德行的追求 |
| 第一节 《左传》尊德行的思想 |
| 一 忠信 |
| 二 仁义 |
| 三 义利之辨 |
| 第二节 《谷梁传》明人伦的思想 |
| 一 忠孝 |
| 二 仁义 |
| 三 敬让 |
| 四 义利之辨 |
| 小结 |
| 结语 |
| 一 变革与损益 |
| 二 由共和行政到王道正义 |
| 三六 艺诸子与经史之学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一、中国现代小城镇文学研究 |
| 二、茅盾“小镇叙事”作品研究史 |
| 第二节 “小镇”与茅盾“小镇叙事”的历史语境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开放的小镇:风景中的“常”与“变” |
| 第一节 城乡间的中转站:小镇风景的多样性 |
| 第二节 难以破除的过去:固守的乡土风俗传统 |
| 第三节 家宅与茶馆:独特的地域人文景观 |
| 第二章 流动中的“动”与“思”:茅盾笔下的小镇人物群像 |
| 第一节 小镇商人:往来于城乡的中间者 |
| 第二节 走进都市与被迫返乡:小镇知识分子的“出走”与“回归” |
| 第三节 出路的无处追寻:小市民群体与乡绅阶级的抉择 |
| 第三章 茅盾小镇叙事中的革命书写 |
| 第一节 挣扎与无序:“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 |
| 第二节 暴力中的城乡流动:小镇权力的更迭 |
| 第三节 动摇中的革命小镇:群氓之乱与知识分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茅盾小镇叙事小说作品出版简表 |
| 附录2:茅盾小镇叙事作品中人物流动情况简表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 致谢 |
（10）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二 目前的研究状况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 研究的难点、重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思想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时代背景 |
| 一、满清的血腥镇压及怀柔政策 |
| 二、道学衰落及士人的反思 |
| 三、西学东渐及实学兴起 |
| 第二节 家学渊源 |
| 一、“忠孝”家族之定位 |
| 二、家传儒术之着世 |
| 三、民族气节之坚守 |
| 第三节 哲学思想之三变及交游考 |
| 一、万斯同与黄宗羲 |
| 二、万斯同与潘平格 |
| 三、万斯同与李塨 |
| 第二章 本体论 |
| 第一节 狭义宇宙论 |
| 一、阴阳运而万物生 |
| 二、五行之动迭相竭 |
| 三、律吕天地自然之数 |
| 四、一损一益阴阳进退之经 |
| 第二节 狭义本体论 |
| 一、道塞上下贯古今 |
| 二、六经者圣人载道之区 |
| 三、天地间道自若 |
| 四、《易》理至精 |
| 第三章 格物论 |
| 第一节 格物论概述 |
| 一、“格物”即习“六艺” |
| 二、历来纷纷之论不得要旨 |
| 三、六艺以致其用 |
| 四、学习三物则穷理在其中 |
| 第二节 “格物”论上的重大转变 |
| 一、潘平格对朱王二家“格物”论的批判 |
| 二、潘万二氏“格物”论的比较 |
| 第四章 道统论 |
| 第一节 道统论概述 |
| 一、孔子而下之文脉 |
| 二、孔孟之道的应有之义 |
| 三、与《明儒学案》之比较 |
| 第二节 对朱熹易学道教成分的剥离 |
| 一、《易》本人事而作 |
| 二、《周易本义》卷首九图可永作废 |
| 三、揲蓍法之疑惑 |
| 四、与朱熹易象观的差异 |
| 第三节 对佛教的批判 |
| 一、佛教为蛮夷之教 |
| 二、从本体论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三、从人性的角度对佛性论的批判 |
| 四、从伦理的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五、从因果论角度对佛教的批判 |
| 第五章 历史哲学 |
| 第一节 治乱兴亡是现实的历史进程 |
| 一、明王朝治乱兴衰的现实历史进程 |
| 二、明王朝灭亡原因的追溯 |
| 第二节 天命史观 |
| 一、“数”思想 |
| 二、灾异思想 |
| 第三节 帝王史观 |
| 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
| 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
| 第六章 政治哲学 |
| 第一节 君臣民关系论 |
| 一、安上全下莫善于礼 |
| 二、有国家者以养贤为急务 |
| 三、驭吏之方亦在此 |
| 第二节 谏议论 |
| 一、止辇转圜之事未之概闻 |
| 二、暴君骄主之过由来者渐 |
| 第三节 君子小人之辨 |
| 一、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
| 二、君子小人面目 |
| 第七章 人生哲学 |
| 第一节 立身者在乎“诗书礼乐” |
| 一、立身者不在乎显达 |
| 二、凡人世可喜可欲之事吾皆无之 |
| 第二节 缔交海内文士为可“乐” |
| 一、披析疑义殊有足乐 |
| 二、“孔颜乐处”的榜样与启示 |
| 第三节 士大夫立身一差即万事瓦裂 |
| 一、择术用世者宜知所审 |
| 二、一招不慎声名俱裂 |
| 第八章 理想国 |
| 第一节 士风的营造及三代法治的延续 |
| 一、选举之辩 |
| 二、三代之法辩 |
| 第二节 士人队伍的壮大和君相之失的规避 |
| 一、君主之辩 |
| 二、首辅之辩 |
| 三、胥吏之辩 |
| 四、阉祸之辩 |
| 第三节 典章制度的完善与国家运作效率的提高 |
| 一、封建制之辩 |
| 二、田赋之辩 |
| 三、兵制之辩 |
| 四、建都之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博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四、无知导致“无治”（论文参考文献）
- [1]兄弟关系书写与鲁迅文学的变貌[J]. 张业松. 文艺争鸣, 2021(11)
- [2]“后五四”的鲁迅与《野草》的写作缘起[J]. 宋夜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1(07)
- [3]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D]. 曾筱琪.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现代中国“自我”的起源与早期新诗的兴起[D]. 宋夜雨.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5]加藤弘之“族父统治”论研究[D]. 于洋. 吉林大学, 2020(03)
- [6]刘禹锡的医疗思想——“古代文学与医学”之二[J]. 孙丽. 博览群书, 2020(12)
- [7]张之洞对来华基督教之认识与应变研究（1882-1909）[D]. 郑欣. 暨南大学, 2020(04)
- [8]先秦时期《春秋》学思想观念研究 ——以《左传》、《谷梁传》为中心的考察[D]. 黄宁宁. 西北大学, 2020(07)
- [9]城乡互动中的文化景观-1930年前后茅盾小说中的小镇叙事研究[D]. 肖迪.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1)
- [10]万斯同哲学思想研究[D]. 伍强胜. 东南大学, 2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