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班固评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邹广胜[1]（2021）在《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文中指出本论文以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的关系为研究课题,当然,有些问题文论中讨论得多些,有些问题书论中讨论得更为深入,但都以文论书论中共同关注、共同存在的问题为轴心与线索展开讨论与论述,同时也充分考虑这些问题在中国文论史与中国书论史上产生的影响。本论文的基本内容如下:绪论作为开篇,讨论本选题的价值及意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主要内容、研究思路与方法,并阐明各章节之间的关系。第一章为“魏晋文论与书论之关联”,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包括文学家、文论家、书法家、书论家他们共同面临的人生际遇,共通的审美趣味,艺术家的多才多能,艺术的觉醒与人的觉醒,艺术的独立性与人的独立性等问题,以及艺成而下、德成而上的儒家观念对文学、文学家与书法、书法家之地位的影响。第二章为“文论与书论之差异”,探讨图像与语言作为不同的媒介对书法与文学审美特质的不同意义,如陆机的《文赋》与《平复帖》,曹植的《洛神赋》与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兰亭》的文学性与书法性等所表现出的不同之美等问题。第三章为“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讨论魏晋文论与书论中的不同审美风格及文风与书风中共同存在的风格与个性问题等,如错彩镂金与出水芙蓉,妍媚与质朴,它们都是魏晋文学书法追求个性的具体表现,如《典论·论文》中所说虽父兄不能移子弟。至于二王妍媚的风格与钟繇质朴的风格、儒家刚健质朴与道家自然飘逸的审美原则等两种不同的审美风格都同样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批评之中。第四章为“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主要讨论文学与书法的道法自然,模拟自然,以自然物象及人体之美来说明文学及书法之美的问题,特别是人体中的骨、肉、筋、肤、神气等。第五章为“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也就是文如其人与书如其人的问题,文品与人品之争、艺术与人格及道德之争贯穿于中国古代文论与书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及书论发展史上,古典风格与浪漫风格、儒家的美善合一与中庸原则,鉴赏判断与价值判断等都贯穿于中国古代书法与文学的评论与鉴赏之中,坚持经典与变易的结合正是《文心雕龙·通变》中的基本原则,也是贯穿中国古代书论、文论始终的核心问题。
赵亦雅[2]（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谭春林[3]（2021）在《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是骚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刘安作为第一个以专论形式评价屈原及其作品的人,他一方面将《离骚》与《国风》《小雅》相比,凸显出《离骚》“好色而不淫”与“怨诽而不乱”的特征;另一方面又高度肯定了屈原之行,赞扬屈原可“与日月争光”的高洁品格。两汉与六朝时,司马迁、班固、王逸和刘勰等人围绕刘安骚评展开评论,他们从评屈入手,着重总结、研讨刘安骚评之语,逐渐形成了从人物本身向文本本身转移的脉络,对后世骚评研究与屈原的形象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本文拟分三个章节,除绪论、结语外,主要以层层深入的逻辑方式展开论述,以期梳理两汉与六朝时期的刘安骚评研究。第一章,梳理两汉与六朝时期刘安骚评研究的学术脉络。结合学界公认的属于刘安骚评内容的部分——“《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整理、归纳两汉与六朝时评论者对刘安骚评直接或间接的记述与评论。两汉时期,以司马迁和王逸为代表的评论者对刘安骚评表示赞同并实现部分超越,以班固等人为代表的评论者对刘安骚评则流露出怀疑与否定,因而呈现出褒贬任声的局面。六朝时期,以刘勰为主,萧统、颜延之等人为辅的评论者以间接性的方式延续两汉时期的刘安骚评研究,并以评屈为主要突破口,实现对文本本身的探讨与研究,表现出抑扬待明的评论面貌。第二章,辨正两汉与六朝时期刘安骚评研究的存有疑虑。从两汉与六朝时期评论者的载述看,刘安的骚评内容和骚评标题都尚需厘定。首先,除学界公认的属于刘安骚评内容的部分外,《屈原贾生列传》中的从“屈平疾王听之不聪”到“离骚者,犹离忧也”、从“屈平正道直行”到“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以及从“上称帝喾”到“故死而不容自疏”部分也为刘安骚评内容,从“《国风》好色而不淫”到“与日月争光可矣”,以及班固《离骚序》中的“五子以失家巷……是而无闷”部分推测为刘安骚评的序文。其次,在刘安骚评标题之“传”“赋”“章句”问题上,“传”“赋”“章句”三者略有区别:“传”侧重阐释经义且能与训诂相通,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赋”倾向于文学层面,具有较强烈的言志与讽谏意味;“章句”注重对原文详实全面地解读。在刘安骚评标题之“叙”与“序”问题上,“序”较之“叙”更为详细化与具体化,应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叙”具有较为浓烈的情感色彩,多具有针砭的功能。因此,综合刘安的创作环境、心理状态以及创作内容分析,刘安所作应是“传”和“序”,即“序《离骚传》”。第三章,探究两汉与六朝时期刘安骚评研究的旨趣特色。从两汉到六朝,刘安骚评研究者经历了从尊经到兼容的思维转换,评论视角也逐渐由品人转移到品文为主,由此形成了依经论骚到据文评骚的评骚维度。同时,两汉与六朝时期的评论者在对刘安骚评展开论述与评介之际,也融合了时代、文化环境以及各自主观意向等多方面因素,形成了立足人文互见的原则点、紧扣文本阐释的时代性和遵循评论接受多面化的点线面一体的评论模式。两汉与六朝时期的刘安骚评研究在展开骚评研究、研究屈原作品与解读屈原形象,以及阐释人物与文本间关系诸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亦为后世研究刘安骚评和屈原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视角。
刘畅[4]（2020）在《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传记作为一种记载事件和人物以传后世的文体,既具有史料价值又具备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史学性和文学性。正是因为传记兼具文史性,它一直隶属于史学或文学的范畴,是一种“给史家做史料,给文学开生路”的文体。好的传记作品它的价值在于有一定的补史作用或在创作中有值得被借鉴的艺术手法,或者可以为小说、戏曲等提供素材。中国的传记以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诞生为标志登上了历史与文学的舞台。从《史记》诞生的西汉中期开始直到现在,我国产生了数量庞大、类型多样的传记作品。而关于传记的分类方法也有很多,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最常见的分类方法是按照写作方式的不同分为史传、散传、杂传（类传）、专传、纪事等。清代是传记创作十分繁盛的一个时代。清代官修史书制度十分完善并设有国史馆,除了每位皇帝的本纪外,几乎每个重要的大臣、名士,甚至是列女都有传记。在官方修史的影响下,清代文人所写的传记也十分繁荣,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范围更广,几乎包纳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市井细民、妇女、儿童都被纳入传记写作的范畴中。桐城派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最后一个大的古文流派,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古文流派,它的存在时间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桐城派也是作家人数最多的古文流派,有着集大成的地位和作用。在文学理论上,桐城派古文对中国传统文论进行总结和反思;在思想上,对传统的学术思维有吸收有超越;在创作上,桐城作家几乎涉及了古文的每种文体类别,其中又以传记和游记最具特色。就桐城三祖而言,在传记文创作方面,方苞有传记文218篇、刘大櫆有93篇、姚鼐有169篇（共480篇）,涉及墓志、碑、传、行状、逸事等多个文体,有一定的数量;在质量上,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不仅具有史学的价值,还有思想内涵和文学特点,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同时,在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的研究中也可以总结出我国古代传记文写作的经验以及传记文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的情况。本文分为六章,以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作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清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探究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塑造、写作特点、承继情况及三祖之间传记文创作上的细微差别等,以期使其得到系统的审视和公允的评价,对以往的研究能有所补充。第一章主要探讨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这一部分总结概括了传记的三大特点,即记实性、意旨性和艺术性。梳理了我国封建社会传记发展的基本脉络:先秦时期诗文中出现了传记因素,西汉以《史记》为标志的传记正式诞生,魏晋六朝出现了与传记相关的理论,唐宋各体传记得到普遍发展繁荣,明代市民传记兴起,清代传记文再次迎来繁荣期,传记理论也趋于成熟。并对每个时期的传记创作情况都作了一个大致的总结概括。第二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进行提炼和概括。桐城三祖没有专门的和系统的传记理论。这一部分是从桐城三祖的古文理论、古文创作、读书札记以及传记文创作中总结、提炼出他们对传记文的认识和传记文创作观念。在清代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桐城三祖重视叙事。在对传记文的认识方面,他们强调记实性,肯定了传记文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传记文应发挥劝谏世人的作用。在传记文创作方面,他们要求创作要合乎体例和规范,要注意选材和剪裁以及笔法和行文。桐城三祖对传记文这一文体有明晰且较为系统的认识,在文体学意义上取得了新进展。第三章主要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类并分析其内涵。对人物形象进行分类的传统在我国出现的很早,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方法也是从史书中延用至各类传记文中的。这一部分主要选取桐城三祖传记文中最常见的四类人物形象（官吏、文人名士、市民和妇女）加以分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出的是传记创作者对现实的态度、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及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等问题。对桐城三祖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有一定的补史价值。同时我们后人对桐城三祖传记文人物形象和内涵的分析也应用历史主义的态度,从他们生活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辩证的分析。第四章主要从文学视域中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这一章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分析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传记文兼具文史价值,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文学手法的运用上。本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记实性和意旨性以及创作中使用到的材料组织、下语用字、谋篇布局和文体新变等方法以及其风格特征,力图说明在散文逐渐工具化的趋势下,桐城三祖重视古文的文学性,同时在传记文的文学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过程中,桐城三祖的创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也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第五章主要对桐城三祖的传记文进行内部比较。前几章是从整体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传记文人物形象塑造中反映出的思想内涵和桐城三祖传记文具备的艺术性问题。这一部分将视角转向方苞、刘大櫆、姚鼐三祖内部之间在传记文创作上的差异问题,仍是选择从理论观念、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三个方面入手,比较方、刘、姚之间的传承与革新情况。方、刘、姚之间存在师承关系,但三人所处的时代氛围有一些差别,三人的出身和人生经历也不同,故而三人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继承性也有着明显的革新性。第六章主要分析了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的接受情况。清代是中国文学集大成的时代,各个领域中都存在着对之前传统的传承与批判情况,桐城派亦然。史传文、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以及归有光散文都是桐城派各位作家十分推崇并着重学习的对象,但对它们的学习重点存在一些差异,故本章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史传文的接受情况。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桐城三祖的理论基石“义法”说来源于《史记》。桐城三祖在传记文的文体观、体貌特征以及语体特征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史传文的影响。从文学创作技法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创作方法的继承。唐宋散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唐宋散文家的传记文创作也十分有特色。他们的传记文一方面纠正了六朝以来传记文过分歌功颂德导致的浮华夸饰的文风,另一方面他们独具特色的创作也使传记文逐渐摆脱了以往史学的附庸地位,为后世传记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两方面桐城三祖都多有向唐宋八大家学习与继承。从题材的角度研究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学习情况。明代中后期真正关注平凡人物本身的传记文和散文正式形成,归有光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桐城三祖向归有光学习,平凡人物在桐城三祖的传记文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最后,桐城三祖的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特别是对桐城后学在写人叙事观念和创作实践方面的影响,是本文的余论部分。桐城三祖作为桐城派的奠基人,他们的传记文创作有意识地摆脱了墓志、碑传等传记文的应用特征,增强了传记文的文学性,顺应了传记文发展的趋势,并影响了后世传记文的发展。桐城三祖整合并传承了传统的传记文的创作理念及写作方法。桐城三祖通过传记文写作继承并发扬了我国几千年来的主流价值观念和民族性格。这些优秀的传统被传承下来,对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学之精华有积极意义,甚至对现代的传记文理论和写作都有着指导意义。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历史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应得到肯定。
王杨[5]（2020）在《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文中指出罗末丽初是韩国历史上向中国学习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也是韩国汉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进入到真正发展的历史转折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以崔致远、崔承佑、崔匡裕、朴仁范为首的留唐新生代诗人为中心,开放性文化意识为主导,积极汲取中国文学的精华,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罗末丽初的诗人们饱受中国文化滋养和熏陶的同时,以异国留学的宝贵经历极大丰富了他们汉诗创作题材,拓宽了汉诗创作空间和视野,在艺术表现方面也取得了斐然的艺术成就。直到1170年武臣政变为止,都是由他们或他们的后裔来主宰诗坛。罗末丽初汉诗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诗体、格式、格律、形态、风格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非常相近或相似的特点,呈现出新的社会趋向和审美追求。罗末丽初汉诗成了韩国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韩国汉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梳理,可以发现与新罗末期以前的汉诗相比,罗末丽初汉诗整体上,无论是诗歌体裁、艺术水平还是创作手法都有了质的飞跃,韩国汉诗方能算得上进入了真正的发展轨道。曾经以贵族为中心零星的汉诗创作,也被以崔致远、崔承佑等新生代作家为代表的汉诗作家层所代替。而且不难发现他们几乎具有共同的诗风,从新罗末期的汉诗鼻祖崔致远到高丽初期的郑知常都久沐唐风,诗风虽都以晚唐风为主,又不乏带有六朝锦色的初唐风、清丽豪逸的盛唐风,这种文风一直持续到了金富轼,他的汉诗逐渐背离美在情辞以韵取胜的唐诗风,而是走向美在气骨以意胜的宋诗风,这种唐宋融合的诗风也预示着韩国汉诗结束了一个“亲唐”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慕苏黄”时代。因此,笔者将罗末丽初汉诗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具体阐述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进而阐明其价值和意义。基于整体观,本文将焦点锁定在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上,从具有代表性的崔致远、崔匡裕等十余位诗人的汉诗作品文本出发,综合运用社会文化学、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源泉学研究、传播学研究以及接受美学等研究方法,采用综合分析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微观角度切入,在作品中寻求作家心知、理性与风格的发展趋势,去寻找思想的、感情的和艺术等种种不同的丝缕,进而阐明罗末丽初汉诗是如何接受并汲取中国文学精华,以自己的新感情和新经验,赋予新的汉诗文学形式和艺术生命,藉以发现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各时期的文学的各种关联,确定其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为此,本文从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汉诗的思想意识与儒佛道的关系、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等四个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明了研究的意义和目的,通过梳理与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及特点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方法,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和写作思路与方法。第二章为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主要对罗末丽初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文化流入以及罗末丽初汉诗的发展概况与动因进行了分析。罗末丽初时期中韩关系在古代东北亚复杂多变的局势下,经历了冷淡、缓和之后,又逐渐恢复了频繁的交流。随着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罗末丽初时期的统治者们不断地效仿唐朝,并实行科举制度和汉文教育等外在原因和罗末丽初社会出现的强化王权、骨品制等内在因素皆推动和刺激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们崛起,为韩国汉诗文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推动了汉诗的发展。第三章着重分析了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罗末丽初的诗人们既有儒家积极入仕的执着,又有道家退则独善其身的洒脱,更有佛家逃世的圆融。在儒家“忠孝”、“信”、“勇”的思想熏陶下,在开放性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的驱赶下,诗人们汲取儒家积极入仕、济世安民的精神,汉诗作品中流露出忠君爱国的高尚品格和忧国忧民的民本思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愿与残酷的现实激烈的碰撞过程中,激发了诗人们的人格独立意识,在汉诗作品中表现出高蹈遗世的人文情怀和超凡脱俗的理想境界。在渐悟佛道之后,诗人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朝着生命意识高度升华的方向发展,汉诗作品中又呈现出回归清净无染的禅心和空灵幽静的超然心境。第四章以罗末丽初汉诗中所出现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为切入点,从微观领域考察汉诗与中国文学之间的各种关联。具体考证汉诗中出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等中国历史人物,还有各种典故以及诗歌中引用的中国作家的诗句、辞藻等,甚至具体到从某一个作品的某一个句子、某个词汇的来源中来寻找中国文化有关的内容和中国文化因子,从而解读它在整体汉诗中的作用和意义,从多个侧面揭示罗末丽初汉诗和中国文学之间的多层次关系。第五章聚焦在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的关联上,以审美意象、意境美学、艺术特征三个角度进行探讨分析罗末丽初汉诗对唐代诗学的接受与借鉴。探讨其汉诗与初唐诗风、盛唐之音、晚唐诗风间的相关因素;从意境之美、意象之美、辞藻之美出发,揭示罗末丽初汉诗脱胎于唐诗的关系;从统摄和综合的角度出发,进一步了解罗末丽初的诗人们受唐代诗学、社会氛围熏陶后的思想理念与创作风格,从而挖掘他们新的审美需求,使汉诗展现出独具魅力的艺术风貌。本文作为罗末丽初汉诗的首次整体的、全面的、系统的、综合性的研究,在对罗末丽初时期整体性的研究非常稀少的情况下具有开拓性意义。通过对罗末丽初汉诗的整体研究,为确定其在韩国汉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历史意义做一些基础性的贡献,同时为今后更好的整理韩国汉文学发展史提供一定的帮助,也为中韩两国文学交流提供历史养料。
李红[6]（2020）在《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传统说话艺术可溯之源长,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已经出现说故事的因素,先秦瞽曚俳优说唱孕育了最早的说话艺术。到了后代,隋代侯白“能说一个好话”,唐代宫廷与民间都有频繁的说话活动。宋代是中国传统说话繁荣发展时期,不仅出现专门的“说话四家”,还有勾栏瓦舍这样的专门演出场所供说话艺术活动。说话艺人组织了专门的行会、书会,挂牌演出,盛极一时。宋代说话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到元代实现了从口头到书面的飞跃。本文研究课题是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元刊平话刊行于元代,它既是元代通俗小说的代表,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又是中国传统说话艺术高度繁荣的表现,课题本身显现着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本文将元刊平话置于传统说话视域下,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笔者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新视角下,通过努力做出一点点新意,能够在前辈学者研究基础上对元刊平话有更深入的认识。本文谈及的元刊平话主要指元刊《全相平话五种》,不涉及其它。元刊《全相平话五种》指的是元代建安虞氏书商在元至治年间刊刻发行的讲史平话,是五种平话的合称,包括:《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这些平话作品每一种都分上中下三卷,除封面插图外,正文每页上面三分之一篇幅为图像,下面三分之二为文字,这种以图像和文字并出为形式的讲史平话,称之为“全相平话”。论文共六章内容,叙述过程中均采用元刊平话作品简称,分别从平话概念的界定;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这六个方面展开论述。论文第一章是平话概念的界定。平话一词最早作为方言出现,是广西方言的一种,有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背景,是历史上人口流动与当地语言融合而成的一种方言形式。福建闽东地区也有被称为平话的方言,从语言学角度来看作为方言的平话与元代刊行的平话文本似乎并无关系,实际上两者存在一定联系。平话一词不同于话本,不同于词话、诗话等同时代其他说唱文本。“平话”与“评话”一度混称,实则是不同概念,论文通过对比分析指出元刊平话是元代刊印的用当时流行的白话写成的通俗文学作品,是传统说话繁荣发展从口头到书面的重要体现。论文第二章论述从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传统说话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击鼓说唱俑的出土成为传统说话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实物资料。传统说话在两宋呈现繁荣局面,出现专门说话家数,两宋说话繁荣发展直接促进了元刊平话成书。元刊平话在元代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模仿说话人套语、表演方式、临场敷演等特点,同时依傍史书,借鉴民间传说及同时代元杂剧逐渐成书。论文第三章论述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元刊平话作为元代通俗小说代表,在叙事内容、叙事结构、叙事话语上都具有鲜明特征。元刊平话采用顺序联结性的线性叙事结构,围绕主要人物串联故事情节,在历史全知叙事视角下,从大时空叙事开始,长于预叙,以说话人的口吻体现叙述者声音,其间多穿插诗词韵语赋文,呈现诗性叙事话语特征。元刊平话不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从普通大众审美需求出发,体现民间宗教思想,抒写平民英雄,具有浓郁的民间文学色彩。论文第四章论述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元刊平话采用“全相”模式,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文字简化,与市民阶层白话无异,这种浅俗直观的形式会拥有更多读者,使普通大众的阅读过程轻松愉快,对普通读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平话作品行间距较密,没有标点符号断句,阅读起来难免不便,阴文刻印给读者十分醒目的感觉,让读者一眼就能看到阴文提示的内容或者页码,极大方便了读者阅读。论文第五章论述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元刊平话继承传统说话口头表演流畅、自然、朴实、生动、善于敷演等特点,虚构故事,带有鲜活可爱的民间气息,呈现出虚实相生、亦奇亦俗、浅显直率的审美特点。元刊平话基本依据史实,在实的基础上又多敷演虚构;善于造奇,满足普通读者猎奇心理,追求人物描写的俚俗之气;平话去繁就简突出主线,粗线条讲述故事,洒脱豪迈,直率地表达作者对人物的评价,反映民众心声,通俗易懂,保有通俗小说草创时期的最初形态。论文第六章论述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元刊平话是传统说话艺术及通俗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具有文学与文艺双重价值。元刊平话上承传统说话,不仅促进后世“评话”、“评书”艺术的再兴,更对明代章回体小说产生重要影响。元刊平话作品为章回体小说在故事内容和整体框架上提供了前提准备,章回体小说继承了元刊平话诸多特点,同时也进行了较大改造,《三国演义》与《封神演义》是成功改造的代表。通过《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章回体小说直承元刊平话而来,正是有了元刊平话作品前期创作的探索与实践,才有了后来章回体小说的巨大成功。总的来说,元刊平话承继中国传统说话艺术而来,是传统说话口头讲史到书面讲史的飞跃,这个飞跃完成的标志就是平话。元人用笔将口头讲史故事记录下来,并开创性地编成小说予以刊行,使中国通俗小说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元刊平话代表着中国通俗小说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证的繁荣时期,在中国传统说话发展视域下审视元刊平话,不仅可以厘清传统说话发展脉络,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处在开创时期的元刊平话,其成书过程、表现形式、审美特点等对后代章回体小说的重要影响,元刊平话直接促进了后世章回体小说的出现与全面繁荣。
韩敏[7]（2020）在《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汉代起,《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即一直绵延不绝,成为一种特别的文化现象,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传统时代。而明代的《楚辞》接受自前代沉寂之后,在理学等思潮的影响下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呈现出新的发展格局。本文即在学界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表现为南多北少的格局。而明代阅读《楚辞》的读者群体也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此外,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先进的刻印技术,《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概述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的几个重要阶段,并对接受《楚辞》的重要人物的接受观进行了分析。本章认为《楚辞》的传播和接受在各个时期均有不同,从汉代开始,“以经解骚”的风气逐渐形成,至南朝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首先打破了传承数百年以来的“以经解骚”的传统,对《楚辞》华丽的文采、浪漫的文风、比兴手法的运用等美学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唐宋元时期皆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对屈骚的接受即存在贬抑与赞颂并存的局面。第二章对《楚辞》在明代广泛传播的原因、传播地域及传播循环模式等情况进行探讨,分析认为明代《楚辞》的广泛传播,是受到诸如读者、原料供应商、印刷商、书坊主等众多人员和社会各阶层在内的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的共同作用下才兴盛起来的,离开了其中任意一个环节,对其的影响都是难以估量的。同时,通过对明代刊刻的《楚辞》的刻印地点的分析,笔者认为明代的《楚辞》传播存在显着的地域性差异。最后,借鉴法国书籍史家达恩顿先生的“传播循环模式”理论,对《楚辞》在明代的传播循环模式进行分析。第三章主要论述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即《楚辞》读者的阅读情况,主要分为皇室成员阅读、士人生员阅读、大众读者阅读和李氏朝鲜读者的阅读四个类型。分析认为从现有史料来看,明代《楚辞》阅读的主体较为广泛,上至皇室下至基层大众,皆有阅读《楚辞》的事例,特别是儒学文化圈的李氏朝鲜王朝读者,也有深谙《楚辞》的庞大的读者群体。他们都从《楚辞》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为自身从事赋体文学的创作奠定了基础。第四章通过对明代藏书家收藏、借阅、刊刻与传抄《楚辞》,以及《楚辞》在明代的刊刻与买卖情形,《楚辞》借助私学讲授的大众传播情况进行论述,探讨了《楚辞》在人际传播、交换渠道、流通渠道等方面的传播情况。分析认为借助于藏书家丰富的藏书量及校勘的精美,《楚辞》文本得以在日益进步的印刷术的支持下刻印流传开来,并逐渐扩散到各个阶层。第五章以明代学术发展脉络为轨迹,考察明代各个文学流派的《楚辞》接受情况。分析认为明初,朱熹的理学思想占据主导,使得《楚辞》的接受即长期笼罩在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影响之下。其后,以李东阳等人为代表的“师古派”兴起,使得《楚辞》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然而,“师古派”仍未脱离理学思想的影响。明代后期,阳明心学思想开始统治明代文坛,“师心派”开始兴起,对旧注大胆质疑,提出了许多创见,为《楚辞》接受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此时期《楚辞》评点类作品也开始兴盛起来。最后,明末东林党人以君子、小人之理念接受《楚辞》,成为开启经世致用的理念研究《楚辞》的开端。第六章对明代《楚辞》传播和接受的特点进行探究,分析认为从学术特点上来看,明代学者侧重从个人体悟来解读《楚辞》,不迷信前人的注解,同时集评类着作开始盛行起来,开创了评、注合一的新模式。从文学特点上来看,“楚风”的盛行离不开《楚辞》在明代的广泛传播。
黄金龙[8]（2020）在《崑曲曲牌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课题的展开,是基於目前对崑曲曲牌源流演变中存在的问题,所做的系统回顾和整理研究,是对戏剧本体的深入探索和考证。曲牌研究是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到对南北曲曲谱的整理与研究、对自上古时期到近代相关音乐文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各体音乐文学体裁文学的整理与研究等等,进而从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和“腔词关系”的宏观与微观视域考察崑曲曲牌的演进逻辑。本课题以通代研究角度切入,具体考察各代音乐文学与崑曲曲牌之间的源流互渗情况。第一章为“唐前古曲曲牌与崑曲曲牌之关系”。本课题对於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把曲牌产生和发展限定为唐以後,而是力图在“前曲学时代”勾勒出一个曲牌音乐的酝酿和准备阶段,探索《诗经》、乐府等音乐文学在格律和音乐形式方面,对曲牌的产生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这也初步奠定了曲牌的文学和音乐基础。第二章为“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该章以大曲为主要考察对象,具体整理大曲源出崑曲曲牌的大致数量和基本演进方式,从而认为大曲的音乐管理方式和音乐体式,为崑曲曲牌提供了规范性和变异性的基本理念,同时也为崑曲曲牌的音乐文学来源提供了雅俗两方面的积累和雅俗融合的基本理念。第三章为“词牌与崑曲关系论”。作为崑曲曲牌的重要来源,该章主要考察“词曲递变”的文学逻辑和音乐逻辑,从而得见词与曲在宫调和格律的转化上,均有不同;其次,词法为度曲之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基础,为崑曲曲牌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和音乐素材。第四章为“北曲崑化论”。北曲和南曲始终存在着诸多文学与音乐特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宋元明清以来,以交通和地域转移流变,在东西南北之间进行了多次深入的学习、交流和渗透,构成了南北曲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文化景观。该章也在意图证明南北曲的交流互渗,是南北曲自我曲学规范建立的基础。第五章为“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本章以南戏与崑曲内部声腔的转化入手,探讨南戏与崑曲的源流问题。南戏为崑曲初步奠定了“腔格理论”和“曲牌声情论”,课题通过对南曲谱谱系的重新梳理和反思,确立了南戏和崑曲在音乐和文学倾向的雅俗倾向和曲律转变,这也进一步揭示了崑曲曲牌风格的独立发展与演变过程。第六章为“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该章是基於曲牌源流多样性所作出的考察,具体从民间音乐、宗教音乐、边地音乐、琴曲、琴歌等角度,来全面考察崑曲与其他音乐品类之间的交流互渗状况。总体来说,本课题通过对崑曲曲牌源流的梳理可以看到:曲牌是曲牌体戏曲的重要特质,曲牌提供了戏曲的“诗、乐、演”的重要维度,具有重要的规约性和适应性。本课题对崑曲曲牌源流的考察,不仅仅是对崑曲曲牌的演唱和理论的揭櫫和指导,更重要的是力图发掘曲牌这一具体音乐形式其背後所蕴含的音乐演变逻辑,曲牌是整个中国音乐文学发展的一个缩影,充分展现了中国戏曲的独特魅力。
易建力[9]（2020）在《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文中认为文艺生态学是从人、自然、社会、文化等各种变量关系中,研究文艺的产生、分布以及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学科建设热潮中诞生。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早期关注的学者较少,只有鲍昌、古远清、张松魁、高翔、范军等人涉足。这一时期的文艺生态学研究在学科界定、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基本建立起了文艺生态学的学科框架以及理论范式,并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得到了检验。自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21世纪初,文艺生态学内部开始分化,相继出现了生态美学、生态学批评（也称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和生态诗学。与前期的综合化研究路径不同,分化后的文艺生态学走向了精细化、专门化的研究方向,在研究视角上则继承了文艺生态学前期研究中注重从外部因素入手来研究文学的传统,但又从单纯的文学批评走向了文学与文化相结合的批评,甚至有摒弃文学批评向单纯的文化批评的倾向。关于文艺生态学学科历史的专门研究,成果不多,尚未发现一篇有关文艺生态学学科史的研究专文。在偶尔涉及到此课题的论文当中,学者们也似乎更愿意研究生态文艺学或者生态批评的发展历史,对文艺生态学作为学科则关注不多。自2000年鲁枢元首次提出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合法性的质疑之后,文艺生态学便长期成为争论的焦点。对于生态批评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其“重文化批评而轻文学批评”的倾向上,但对于其作为一种批评流派的合法性,学者们少有异议,而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合法性则持肯定态度。针对这种现象,本文从学科史的角度入手,对每种理论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梳理与探究,最终发现文艺生态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为学者们所普遍认同,文艺生态学批评是其批评方法,而生态文艺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批评（中国生态批评）,均为文艺生态学批评的组成部分,生态诗学是文艺生态学的另一种名称,而生态哲学、生态美学则是文艺生态学及其批评方法的理论指导。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意义作了说明,并就文艺生态学的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做了梳理,对本文的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点做了介绍,此外,还对“文艺生态学”的学科界定进行了说明;正文第一章从影响文艺生态学兴起的外部原因——政治、经济、生态危机、人文土壤、星球意识以及内部原因——对自然写作的呼应、文艺理论的自我革新等两大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二章通过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梳理了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大体划分出其兴起、分化、建设、深化、新发展等五个发展阶段,并在肯定其学科地位合法性的基础上,对生态文艺学（生态文艺批评）、生态批评（中国生态批评）的从属地位进行了论证;第三章对文艺生态学两个核心范畴:“自然”与“和谐”的内涵和确立过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第四章对中国当代文艺学前后两个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了归纳与评析;第五章则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评价,并就“文本内自然的虚构性”和“文本内在中和性”等问题,结合自身感悟,作了一些简单的思考,以作为相关研究的参考。
史佳欣[10]（2019）在《《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研究》文中认为《史记》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历史着作,同时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既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同时又是典范之作。然而就其研究现状来看,尚有研究的余地和值得深入挖掘之处。因此,笔者首先从真实性、典型性和文学性三个方面入手,探究《史记》传记文学的创作成就;再从传记创作的缘由、目的、原则和意义四个方面探讨司马迁在传记文学理论方面的建树;然后分析《史记》取得如此巨大的传记文学成就的主客观原因;最后进一步阐明《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对后世的传记文学创作和传记文学理论发展的深远影响。
二、班固评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班固评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价值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主要内容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之关联 |
|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代与文化语境 |
|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美 |
|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道德 |
| 第二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之差异 |
| 第一节:文学与书法之地位 |
| 第二节:文学之美与书法之美 |
| 第三节:艺术品的兼美与偏于一美 |
| 第三章:魏晋风度与魏晋书韵 |
| 第一节:魏晋风度 |
| 第二节:魏晋书韵 |
| 第三节:风格与个性 |
| 第四章:魏晋南北朝文论与书论中的观物取象 |
|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文论中的“文贵形似” |
|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书者如也” |
|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书论中的“肥瘦”问题 |
| 第五章:魏晋南北朝人品及文品与书品的同一性及矛盾性 |
| 第一节:文如其人 |
| 第二节:书如其人 |
| 第三节:尽善尽美与羲献之异同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产生 |
| 第一节 社会思潮和文艺风气 |
| 一、儒学复兴与文化政策 |
| 二、文坛风尚与文学新变 |
| 第二节 身份定位和价值取向 |
| 一、萧统: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 |
| 二、刘勰:渴望建功立业的文士 |
| 第三节 不同的编着动机 |
| 一、《文选》的编纂 |
| 二、《文心雕龙》的撰着 |
| 第二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上) |
| 第一节 刘勰与萧统的诗歌思想 |
| 一、齐梁诗坛与刘、萧诗论 |
| 二、对历代诗歌的评选 |
| 三、诗歌的评价标准 |
| 第二节 刘勰与萧统的赋体观 |
| 一、对赋的基本认识 |
| 二、对历代赋的评选 |
| 三、赋体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下) |
| 第一节 论颂、赞、铭、箴 |
| 一、颂文观及其评选 |
| 二、“赞”与“史述赞” |
| 三、铭文观及其评选 |
| 四、箴文观及其评选 |
| 第二节 论诔、碑、哀、吊 |
| 一、诔文的性质与功用 |
| 二、碑文观辨疑 |
| 三、哀文的产生与功用 |
| 四、吊文观的异同 |
| 第三节 论章表、檄文 |
| 一、章表的性质与功用 |
| 二、檄文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章论 |
| 第一节 评选范围 |
| 第二节 评价标准 |
| 一、情采兼重的倾向 |
| 二、辨析文体的差异 |
| 三、审美趣味的异同 |
| 第三节 政治属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史略 |
| 第一节 两汉褒贬任声 |
| 一、司马迁:直引安语,同其所评 |
| 二、班固:直评安语,疑其所论 |
| 三、王逸:直论安语,赞其所言 |
| 第二节 六朝抑扬待明 |
| 一、刘勰:四同四异,间评安语 |
| 二、萧统等:承汉之论,比附屈骚 |
| 第二章 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辨疑 |
| 第一节 刘安骚评内容考量 |
| 一、“窜入说”辨正 |
| 二、“叙文说”辨正 |
| 第二节 刘安骚评标题考辨(一) |
| 一、“传”“赋”“章句”词义辨析 |
| 二、“传”“赋”“章句”与《离骚传》 |
| 第三节 刘安骚评标题考辨(二) |
| 一、“叙”与“序”字义辨析 |
| 二、“叙”“序”与“叙《离骚传》” |
| 第三章 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特色 |
| 第一节 评骚维度:依经到据文 |
| 一、品人到品文的研究视角 |
| 二、尊经到兼容的评论思维 |
| 第二节 评论模式:点线面一体 |
| 一、点——立足人文互见的原则点 |
| 二、线——紧扣文本阐释的时代性 |
| 三、面——遵循评论接受的多面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参加学术会议及获奖 |
| 致谢 |
（4）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一) 传记的相关概念 |
| (二) 传记的分类 |
| 第一章 传记的特点及其发展脉络 |
| 第一节 传记的特点 |
| 一、“当理切事”——记实性 |
| 二、明道——意旨性 |
| 三、艺术性 |
| 第二节 传记的发展脉络 |
| 一、先秦: 传记因素的萌芽时期 |
| 二、两汉: 史传的定型时期 |
| 三、魏晋南北朝:传记繁荣期的先声 |
| 四、唐代: 各体传记创作迎来繁荣期 |
| 五、宋元: 各体传记文继续发展并出现了新因素 |
| 六、明代: 传记文的新扬,市民传记兴起 |
| 七、清代: 传记文的再次繁荣 |
| 第二章 桐城三祖的传记观念 |
| 第一节 桐城三祖对传记文的认识 |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创作观念 |
| 一、合乎体例 |
| 二、选材与剪裁原则 |
| 三、笔法和行文要求 |
| 第三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中的人物形象分类及其内涵分析 |
| 第一节 官吏形象 |
| 第二节 文人名士形象 |
| 第三节 市民形象 |
| 第四节 女性形象 |
| 一、对封建贞烈思想的超越 |
| 二、对礼教遵从的一面 |
| 第四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记实性与意旨性兼具 |
| 一、记实性 |
| 二、意旨性 |
| 第二节 史才 |
| 一、细节传神,白描手法 |
| 二、以文运事,合理想象 |
| 三、寓情于文,含蓄蕴藉 |
| 第三节 下语用字追求“雅洁” |
| 一、陈言务去,挖掘语言的表现力 |
| 二、简洁严谨的文风 |
| 第四节 文无定法 |
| 一、墓志铭、墓表、行状——主观色彩的加入与行文格式的突破 |
| 二、传、逸事——形式的创新 |
| 三、寿序——叙议结合 |
| 四、哀辞——主观感受的传达 |
| 第五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对不居史职的文人创作传记文的看法 |
| 第二节 思想内容上的不同侧重 |
| 一、方、刘、姚的思想基础比较——对“道”的认识 |
| 二、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
| 三、对中下层人的看法 |
| 第三节 艺术风格上的差异 |
| 一、语言 |
| 二、结构 |
| 三、风格 |
| 第六章 桐城三祖传记文的承上情况 |
| 第一节 从文体学角度看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史传文的接受 |
| 一、文体观——以“义法”说为核心 |
| 二、体貌特征——叙事干预的运用 |
| 三、语体特征 |
| 第二节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唐宋八大家传记文为文技法的学习 |
| 一、内容和意旨明确 |
| 二、追求阳刚之风 |
| 三、其他创作技法的承继 |
| 第三节 桐城三祖平凡人物传记文对归有光散文的接受 |
| 一、“尚简” |
| 二、细节传神 |
| 三、日常题材中见深意 |
| 余论: 桐城三祖传记文对后世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与目的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第二章 罗末丽初中韩关系和汉诗的发展变化 |
| 第一节 罗末丽初社会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流入 |
| 一、罗末丽初时期的韩国社会现状 |
| 二、中国文化东渐与传播 |
| 第二节 罗末丽初汉诗发展 |
| 一、新罗前韩国汉诗的发展 |
| 二、新罗新生代作家的汉诗创作 |
| 三、高丽初期汉诗作家的创作 |
| 第三节 罗末丽初汉诗发展的动因 |
| 一、文化交流和汉诗创作 |
| 二、教育制度和汉文教育 |
| 第三章 罗末丽初汉诗主题意蕴与儒释道的关系 |
| 第一节 积极入世与儒家思想 |
| 一、人格风范和忠君爱国 |
| 二、民本思想与忧国忧民 |
| 第二节 独立意识与道家思想 |
| 一、高蹈遗世与人文情怀 |
| 二、超凡豁达与理想境界 |
| 第三节 生命意识与佛教思想 |
| 一、清净无染与禅心 |
| 二、空灵幽静与超然心境 |
| 第四章 罗末丽初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典故 |
| 第一节 罗末丽初汉诗中的中国历史人物 |
| 一、千古帝王和将相 |
| 二、万世文人与逸士 |
| 三、其他中国人物 |
| 第二节 罗末丽初汉诗中的中国典故 |
| 一、点石成金事典的妙用 |
| 二、以故为新语典的活用 |
| 第五章 罗末丽初汉诗的艺术表现与唐代诗学 |
| 第一节 审美意象与唐诗意象的接受 |
| 一、自然意象和审美情感 |
| 二、人文意象和审美情感 |
| 第二节 意境美学与唐诗意境的构建 |
| 一、春色与唐风 |
| 二、秋思与唐韵 |
| 三、冬雪与唐音 |
| 第三节 艺术特征对唐代诗学的借鉴 |
| 一、艺术风格与唐诗风格的模仿 |
| 二、艺术手法与唐诗艺术手法的化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展望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展望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平话概念的界定 |
| 第一节 作为方言的平话 |
| 第二节 平话与其他文本比较 |
| 一、平话与话本比较 |
| 二、平话与诗话、词话比较 |
| 第三节 平话与评话混用 |
| 第四节 如何定义元刊全相平话 |
| 第二章 从传统说话到元刊平话成书 |
| 第一节 传统说话的繁荣 |
| 一、唐前说话艺术的兴起与发展 |
| 二、唐代说话艺术的成熟 |
| 三、两宋说话艺术的繁荣 |
| 第二节 元刊平话与说话的密切关系 |
| 一、元刊平话对说话套语的模仿 |
| 二、元刊平话对说话表演方式的模仿 |
| 三、元刊平话对说话人临场敷演的模仿 |
| 第三节 元刊平话产生的社会条件 |
| 一、元代社会现实影响平话作品的产生 |
| 二、元代具备平话刊印发行的社会文化条件 |
| 三、元代尚俗尚直的社会风气促进平话形成 |
| 第四节 元刊平话人物故事的来源 |
| 一、对史书内容的继承借鉴和直接照搬 |
| 二、对史书零星记载的敷演铺叙 |
| 三、完全虚构无史可证的情节 |
| 四、与元杂剧故事的同构 |
| 五、咏史诗对元刊平话的影响 |
| 第三章 元刊平话叙事相关问题 |
| 第一节 叙事内容 |
| 一、故事内容 |
| 二、塑造平民化英雄人物 |
| 三、民间宗教思想的体现 |
| 第二节 叙事结构 |
| 一、顺序联结性的线性叙事结构 |
| 二、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的叙事结构 |
| 第三节 叙事话语 |
| 一、历史全知叙事视角 |
| 二、以说话人的口吻体现叙述者声音 |
| 三、诗性叙事话语的表现 |
| 第四章 元刊平话外在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全相”模式 |
| 一、封面插图 |
| 二、正文插图 |
| 第二节 醒目的阴文 |
| 一、诗词诏奏提示下文类阴文 |
| 二、提示故事情节类阴文 |
| 三、提示国名类阴文 |
| 四、分卷或标记页码数字类阴文 |
| 第五章 元刊平话内在审美特点 |
| 第一节 虚实相生 |
| 一、依据史书以实为主 |
| 二、虚实参半,有意虚构 |
| 第二节 亦奇亦俗 |
| 一、善于造奇,满足读者猎奇愿望 |
| 二、人物描写追求俚俗之气 |
| 第三节 浅显直率 |
| 一、去繁就简突出主线 |
| 二、粗线条讲述故事 |
| 三、直率的人物描写风格 |
| 第六章 元刊平话对后世影响 |
| 第一节 对后世说话及章回体小说的影响 |
| 一、促进“评话”、“评书”艺术再兴 |
| 二、对明代章回体小说的影响 |
| 第二节 《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比较分析 |
| 一、《三国演义》对《三国志平话》的继承演变 |
| 二、《三国志平话》与《三国演义》内在差异 |
| 第三节 《武王伐纣平话》与《封神演义》比较分析 |
| 一、《封神演义》对《武王伐纣平话》的承袭 |
| 二、《封神演义》与《武王伐纣平话》内在差异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后记 |
（7）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及论题意义 |
| 二 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楚辞学研究史的梳理 |
| (二) 《楚辞》文献学方面的研究 |
| (三) 国内《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四) 海外《楚辞》传播和接受研究 |
| 三 研究范围界定 |
| 四 相关理论、概念介绍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一) 概念介绍 |
| (二) 相关理论及本文研究方法 |
| 五 创新点 |
| 第一章 明前《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汉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隋唐时期的《楚辞》传播 |
| 二、隋唐时期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宋元时期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一、宋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二、元代的《楚辞》传播与接受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楚辞》传播的地域与传播循环模式 |
| 第一节 《楚辞》的传播在明代兴盛的原因 |
| 第二节 明代《楚辞》刊本的刻印地域 |
| 一、明代《楚辞》刊刻的地域分布 |
| 二、明代《楚辞》刻本传播地域形态分析 |
| 第三节 明代《楚辞》传播循环模式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主体 |
| 第一节 阅读《楚辞》的读者类型 |
| 第二节 皇室成员的《楚辞》阅读 |
| 一、皇帝阅读 |
| 二、太子及诸宗室子弟阅读 |
| 第三节 士人生员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士人生员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士人生员读者 |
| 第四节 大众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明代大众读者概况 |
| 二、代表性的大众读者 |
| 第五节 李氏朝鲜读者的《楚辞》阅读 |
| 一、《楚辞》在李氏朝鲜的流传 |
| 二、代表性的朝鲜《楚辞》读者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楚辞》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类型 |
| 第一节 收藏、抄本与借阅——《楚辞》的人际传播 |
| 一、《楚辞》的收藏与传播 |
| 二、《楚辞》的抄写、借阅与传播 |
| 第二节 刊刻与买卖——《楚辞》的商业传播 |
| 一、明代的官刻 |
| 二、明代的坊刻及私人刻书 |
| 第三节 明代的书院讲学——《楚辞》的大众传播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楚辞》接受 |
| 第一节 程朱道学影响下的《楚辞》接受 |
| 一、文道合一论下的《楚辞》接受 |
| 二、台阁派的《楚辞》接受 |
| 三、道学家的《楚辞》接受 |
| 第二节 师古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茶陵派的《楚辞》接受 |
| 二、前七子的《楚辞》接受 |
| 三、唐宋派的《楚辞》接受 |
| 四、后七子的《楚辞》接受 |
| 第三节 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一、师心说概述 |
| 二、师心说者的《楚辞》接受 |
| 第四节 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一、东林中人概述 |
| 二、东林中人的《楚辞》接受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的特点 |
| 第一节 文学特点 |
| 一、楚风的形成 |
| 二、序跋的广泛使用 |
| 第二节 学术特点 |
| 一、个人体悟注解《楚辞》成风 |
| 二、《楚辞》评点类着作大行其道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8）崑曲曲牌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标号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曲牌的历史演变与分期 |
| 三、研究缘起与意义 |
| 四、研究史回顾 |
| 五、研究创新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唐前古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一节 古曲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古曲曲牌崑化之数量统计与演变考 |
| 二、古曲曲牌演变略论 |
| 第二节 古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一、《诗经》篇章结构与曲牌音乐体制 |
| 二、“乐府”与曲牌音乐 |
| 三、南、北民歌交流与曲牌音乐 |
| 第二章 大曲与崑曲曲牌 |
| 第一节 大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大曲-曲牌转化之总体统计 |
| 二、大曲曲名-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大曲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大曲节拍与崑曲曲牌节拍之演变 |
| 二、大曲“遍数”与崑曲曲牌 |
| 三、唐宋大曲与崑曲曲牌之关系 |
| 第三章 词牌与崑曲关系论 |
| 第一节 词牌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词牌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词牌崑化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 词牌格律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词牌与崑曲曲牌格律、结构 |
| 二、词牌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论 |
| 三、宋词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四章 北曲崑化论 |
| 第一节 北曲曲牌崑化之考索 |
| 一、北曲曲牌崑化之概括 |
| 二、南北曲曲牌分类考 |
| 第二节北曲崑化逻辑论 |
| 一、北曲与崑曲曲牌音乐体制 |
| 二、北曲曲牌、崑曲曲牌格律关系论 |
| 三、南、北曲牌界说 |
| 第五章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论 |
| 第一节 南戏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南戏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南戏崑化分类考 |
| 第二节 南戏曲牌与崑曲曲牌关系辨正 |
| 一、南戏与崑曲演唱方式之差异 |
| 二、南戏与崑曲曲牌格律之分歧 |
| 三、南戏与崑曲曲牌关系反思 |
| 第六章 崑曲曲牌中的民间俗曲与其他源流 |
| 第一节 民间俗曲与其他曲目崑化曲牌之考索 |
| 一、民间俗曲崑化之数量统计 |
| 二、民间俗曲崑化之主要方式——[节节高]源流个案研究 |
| 第二节民间俗曲与崑曲曲牌关系 |
| 一、民间小调与崑曲 |
| 二、民间宗教音乐与崑曲 |
| 三、边地音乐与崑曲 |
| 四、“琴曲”“琴歌”与崑曲曲牌 |
| 余论:曲牌论 |
| 一、将文体学概念的“曲”迁移到音乐文学领域 |
| 二、音乐文学的角度要坚决摒弃“乐文优劣论” |
| 三、曲谱的刊刻为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
| 四、地域流动是曲牌演变的重要因素 |
| 五、曲牌研究的构型和拓展——叠压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编制说明 |
| 附录A: 《集成曲谱》曲牌检索 |
| 附录B: 《六十种曲》曲牌检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後记 |
（9）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内容、思路、方法和创新点 |
| 四、关于“文艺生态学”的说明 |
| 第一章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兴起的背景和缘由 |
| 第一节 文变染乎世情 |
| 一、迫在眉睫的环境问题 |
| 二、星球意识逐渐成型 |
| 第二节 对生态文学的呼应 |
| 第三节 中国文艺理论的内在诉求 |
| 第二章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文艺生态学在中国的兴起:20 世纪80 年代中期 |
| 第二节 文艺生态学的分化:20 世纪90 年代 |
| 第三节 文艺生态学的建设期:新世纪十年 |
| 第四节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的深化期:21 世纪10 年代初 |
| 第五节 文艺生态学的新发展:21 世纪10 年代中后期 |
| 第三章 文艺生态学核心范畴分析——“和谐”、“自然” |
| 第一节 “和谐”范畴的提出 |
| 一、“和谐”的早期形态 |
| 二、“天人合一”——“和谐”的同义词 |
| 三、“和谐”范畴的确立 |
| 第二节 “自然” |
| 一、文本外“自然” |
| 二、“自然”范围的扩大 |
| 三、文本内“自然” |
| 四、“自然”的延伸:社会、精神 |
| 五、审美化自然 |
| 第四章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当代文艺生态学的前期研究 |
| 一、对研究模式的深化 |
| 二、文学与自然环境 |
| 三、文学与社会环境 |
| 四、文学与经济环境 |
| 五、文学与文化环境 |
| 六、文学与政治环境 |
| 七、文学与民族环境 |
| 八、总结 |
| 第二节 当代文艺生态学的后期研究 |
| 一、文学与自然生态 |
| 二、文学与社会生态 |
| 三、文学与精神生态 |
| 四、文学与性别 |
| 五、文学与种族 |
| 第五章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的评价和思考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艺生态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
| 一、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所取得的成就 |
| 二、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的不足 |
| 第二节 对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的再思考 |
| 一、文本内自然的虚构性 |
| 二、文本的内在“中和”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对象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第2章 《史记》传记文学的创作成就 |
| 2.1 《史记》人物传记的真实性 |
| 2.1.1 人物真实 |
| 2.1.2 事件真实 |
| 2.1.3 对人物的评价符合历史真实 |
| 2.2 《史记》人物传记的典型性 |
| 2.2.1 传主的典型性 |
| 2.2.2 传主事迹的典型性 |
| 2.2.3 撰写方法的典型化 |
| 2.3 《史记》人物传记的文学性 |
| 2.3.1 采用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刻画人物 |
| 2.3.2 人物事迹故事化 |
| 2.3.3 文学手法多样化 |
| 2.3.4 人物语言个性化 |
| 2.3.5 抒情达意 |
| 第3章 司马迁的传记文学理论建树 |
| 3.1 阐述传记创作的缘由 |
| 3.2 明确传记创作的目的 |
| 3.2.1 立名 |
| 3.2.2 载近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 |
| 3.2.3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
| 3.3 提出传记创作的原则 |
| 3.3.1 传记材料的搜集原则 |
| 3.3.2 传记材料的鉴别原则 |
| 3.3.3 传记材料的运用原则 |
| 3.3.4 传记的立传标准 |
| 3.4 阐明传记创作的意义 |
| 第4章 《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探因 |
| 4.1 时代环境的影响 |
| 4.1.1 大一统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
| 4.1.2 西汉美学思潮的影响 |
| 4.1.3 西汉文学创作的影响 |
| 4.2 司马迁的个人原因 |
| 4.2.1 父亲的临终遗训 |
| 4.2.2 良史之才 |
| 4.2.3 壮游、北巡、西征等经历 |
| 4.2.4 不幸遭遇与满腔的怨愤 |
| 4.2.5 创作上对前人成果的吸收借鉴 |
| 4.2.6 敢于创新 |
| 第5章 《史记》传记文学成就的深远影响 |
| 5.1 《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对后世传记文学创作的影响 |
| 5.1.1 对史传文学的影响 |
| 5.1.2 对杂传文学的影响 |
| 5.2 《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对后世传记文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
| 5.2.1 对《史记》传记文学的特点与成就的分析 |
| 5.2.2 对司马迁传记文学理论的继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文献综述 |
| 附录 B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班固评屈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魏晋南北朝文论书论关系研究[D]. 邹广胜. 南京艺术学院, 2021(12)
- [2]《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D]. 赵亦雅. 山东大学, 2021(10)
- [3]两汉六朝刘安骚评之研究[D]. 谭春林. 湖北民族大学, 2021
- [4]桐城三祖传记文研究[D]. 刘畅. 山东大学, 2020(01)
- [5]韩国罗末丽初汉诗与中国文学的关联研究[D]. 王杨. 吉林大学, 2020(08)
- [6]中国传统说话视域下的元刊平话研究[D]. 李红.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明代《楚辞》传播与接受研究[D]. 韩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8]崑曲曲牌源流研究[D]. 黄金龙. 苏州大学, 2020(06)
- [9]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学研究史论[D]. 易建力. 四川师范大学, 2020(12)
- [10]《史记》的传记文学成就研究[D]. 史佳欣. 长春理工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