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石词在词史中的影响和意义

一、白石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赵仪娇^[1]（2021）在《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郑文焯作为晚清时期一位重要的词籍校勘家,由于他批校的词籍不甚集中而且流传较少,因此他作为校勘家的光芒多被同为“晚清四大家”的王鹏运和朱祖谋掩盖。实际上,他是可以和王、朱二人鼎足而三的校勘大家。他所批校的词籍有十几部之多,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校勘特点,不仅可作为研究晚清词史和郑文焯词学理论的重要材料,亦促进了晚清词籍校勘体系的完善。目前对郑文焯批校词籍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且多集中在其批校的《花间集》《乐章集》《白石道人歌曲》《梦窗词》上,关于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系统研究则寥寥无几,多是在总结其校勘成就或引用批校评语时略有提及。实际上,《清真集》可以说是郑文焯批校倾力最多、用力最勤的词籍之一,其中所反映出的校勘理念、校勘特点以及批校价值在今天的词籍校勘和词学研究中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本文试从深入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文本入手,对郑校《清真集》作系统全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讨论郑文焯批校《清真集》产生的时代背景,郑文焯批校《清真集》与当时晚清词籍校勘的时代潮流有关。晚清出于保护“国粹”的需要,词作为一种国粹被整理和校勘。此外晚清词学的繁荣、校勘学的成熟以及乾嘉学派的考据实证学风都促进了词籍的校勘。第二章主要介绍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背景和缘由,并梳理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版本情况。郑文焯之所以批校《清真集》与周邦彦在晚清词坛的崇高地位有关,与郑文焯的小学家身份、郑文焯的词学审美和趣向有关,也与王鹏运等人的提携有关。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版本现今可见者就有五个之多,分别是:《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吴则虞藏杨寿柟过录本郑文焯批校本《片玉词》、刘崇德教授藏郑文焯批校本《清真集》、河北大学藏郑文焯批校《清真集》以及国图藏《石芝西堪校订清真词》稿本。第三、第四两章结合现今可见的五种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版本具体分析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内容以及他批校《清真集》时所运用的校勘方法。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内容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有对《清真集》词作的校勘,有对清真词创作的背景和缘由的交代与补充,还有对郑氏自己批校《清真集》相关情况的交代,并不时对清真词进行评论和赏鉴。郑文焯在批校《清真集》的校勘方法可以陈垣先生总结的校勘四法来加以分析,早在陈垣先生提出校勘四法之前,郑文焯等清季词人就已经将校勘经史之法移植入词,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五章通过分析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内容和方法等总结其校词特色。郑文焯批校的《清真集》有自己的校勘特色:评论与校勘相结合、重视宋本但不迷信宋本、重视校勘入声字以及勇于裁决、慎于存疑。第六章主要试图对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成就和局限进行评价,从而发掘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的价值和意义。郑文焯批校的《清真集》不仅为清真词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版本,丰富了郑文焯的词学理论,促进了晚清词籍校勘体系的完善,还为今天的词籍校勘和词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当然,由于郑文焯处在当时的时代和历史环境中,他的校勘也有着无法忽视的不足和历史局限。

苏静^[2]（2020）在《清代论词绝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词绝句是以诗歌绝句的形式对词人、词作及词体本身进行评述或议论。由于绝句自身的体量不大,其所能表达的内容也是比较有限的,因此论词绝句的主题集中而凝练,主要是评析鉴赏某位词人或某部词集,或者以读后感的形式,表达作者阅读词作后的感悟和所思,或者是批评者针对某个争议较大的词学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目前已知最早的论词诗是南宋刘克庄的《自题长短句后》,刘诗反映了南宋时期词体观念的新变,开以诗论词的先河。然而金元明时期论词绝句创作屈指可数,仅有王中立《题裕之乐府后》,元好问《题山谷小艳诗》,元淮《读李易安文》等少数篇章,直至清代论词绝句创作异峰突起,渐成规模。这与清代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的发展有关。极力扩大韵语文学的表现范围,是清人在面对古典文学发展至清代已“无体不备”的发展现状时作出的选择,这种自觉求新的意识表面上看是对文学传统的屈服和退让,而选择通过其他领域开拓新境,但实际上已孕育了超越和突破文学传统的要求及可能。在“另辟町畦”思想的驱使下,清代士人一方面进入戏曲、小说等主流文体之外的领域进行创作,另一方面也不断尝试以其熟识的文体容纳新的内容,而清代论词绝句的兴起也正是以此为背景。“清代论词绝句研究”意在通过研究论词绝句这一兼具诗歌文本和词论载体双重性的诗歌形式,发掘其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理论价值,并对清代文人学者的词学观念和创作心理进行探察。本文绪论部分对论词绝句的研究现状进行回顾,并概括说明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思路。论诗绝句产生时代早于论词绝句,而且影响力也更大,论诗绝句从带偶然性的“戏为”“漫成”之作,转变为具有相对稳定形制的诗歌创作形式,并且从以诗论诗,延伸至以诗论画、论曲、论词等,因此可以说论词绝句是论诗绝句体式合乎逻辑的发展。第一章在对清代论词绝句发展进行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力图把握每一个历史阶段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形态和思想倾向,从而在清代文学和清代词学的大框架内实现对论词绝句发展历程的历史认知和建构。清初思想界仍以批判和反思明代王学空谈心性为主流,就词学而言,扫荡明词艳俗风气的同时也是新词风孕育成长的重要契机,相应地,清初论词绝句也以批评明词、评价清初词坛和反映对历代词的接受状况为主要内容;清代中后期的论词绝句创作与阳羡、浙西、常州诸词派的继起迭兴密切相关,这是因为不同时期词学派别对词坛的深远影响,已辐射到了论词绝句的创作内容和整体倾向;“词史”和“寄托”既是理解晚清词学的关键,也是理解晚清论词绝句的关键,一方面以地域词、闺阁词、国朝词为表现对象的论词绝句组诗创作渐成大观,另一方面晚清论词绝句创作逐渐显现出从词论向文学回归的趋势。第二章具体从创作主体身份和创作心理出发,探究在论词绝句发展过程中文学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作用。论词绝句的创作主体构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由于主体身份的差别,词派人物、文人雅士、词学名家和词选编者在进行论词绝句创作时,在诗歌内容和创作形式上也会各有侧重。从创作心理而言,以“戏题”“杂感”“偶成”为题的论词绝句创作,通过观点提出的非正式性,消解了正面批评当世人物的严肃感和紧张感;清代是一个博学重才的时代,而论词绝句以短小篇幅谈艺论道,能够彰显出创作者个体的诗歌技艺和知识学问;论词绝句还是作者读词、论词文学活动的产物,集中反映了清代文人尚雅避俗的文化心理。第三章侧重从个案分析的角度考察论词绝句的创作活动。厉鹗的论词绝句不仅集中反映了浙西词派的词学思想,而且厉鹗本人对论词绝句的运用有创制之功,因此可以说,厉鹗及其论词绝句创作在清代论词绝句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翔凤论词绝句“缒幽凿险”的解词方式,不仅是常州词派以治今文经学方式解词的范本,而且是清代论词绝句从评词（对风格的评论）向解词（对词意的解读）转变的关键一环;在清代诸多论词绝句作者中,从数量和规模而言,谭莹的论词绝句组诗创作都堪称第一,而且谭莹、潘飞声以论词绝句组诗形式构建岭南词史,对于拓宽论词绝句的批评功能具有积极意义。第四章主要分析论词绝句的文学价值。清代论词绝句作者在借鉴诗歌传统艺术手法和批评手法的基础上,探索形成了论词绝句独特的审美形式。论词绝句对诗歌艺术手法的借用主要体现为寻章摘句的语言形式,巧喻设譬的艺术构思,以及情理交融的审美特征。论词绝句的创作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认为论词绝句因“以议论为诗”而欠缺文学性的观点。第五章主要分析论词绝句的理论价值。这部分主要从理论内容和文体观念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就理论内容而言,词体起源、词体风格和批评鉴赏是论词绝句对清代词学贡献比较大的三个方面。此外,论词绝句的创作还反映了词学批评的“越界”问题,具体而言,可分为诗与论的结合,以及诗与词的结合。探讨论词绝句的“文体越界”问题,能够深化我们对清代词学批评“综合性”特征的理解。

丛海霞^[3]（2020）在《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1874至1949年的巴蜀词坛为研究对象,考察此期巴蜀词学思想、词人生态、题材内容、艺术特质、群体流派等发展演变情况,全面展现其多元风貌及在词学史上的独特地位。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它是千年巴蜀词史发展新变的又一座高峰。巴蜀词坛曾在五代及两宋时期有着辉煌的历史。然金、元、明及清代前中期却十分薄弱,直至晚清才逐步觉醒。近百年时间内,巴蜀词坛不仅唱和活动频繁,创作数量陡然增加,而且质量上乘,出现了不少情格兼重的词史佳作。纵向比较而言,确实堪与五代两宋相提并论。其次,它是晚清民国巴蜀文学不可缺失的一章。与其他文体相比,词之“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特质在面对不易言说的语境下,有其显着的优势。特别是抗战时期,因为政治宣传的需要,新诗、戏剧、小说等新文学都不免有“带着镣铐跳舞”的局限性,而词这类旧形式,因自五四以来不断被压缩的前期处境,使得在情感表达上更加私有化,反而不再受政治宣传的掣肘。遂更能深入地反映战时人民的真实生态。第三,它是中国地域词史研究的重要方阵。巴蜀地处西陲,有山奇水秀自然风光的陶冶,亦有根深蕴厚词学传统的滋育。无论在地域上,还是文化上,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天府”特色。然当下对巴蜀词坛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宏观上存在“头重脚轻”现象,即五代、两宋时期词人受到格外关注,而清代及民国时期的词人研究则相对薄弱;其二,文献整理的不足;其三,词学批评重视不够;其四,研究方法及视角比较单一。基于此,本文采取知人论世与文学地理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前者便于准确抽绎作家作品的特质;后者有利于作群体性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巴蜀词坛有着悠久的词学传统,晚清民国时期对此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综合来看,此期词学观念有三大特点:第一,推尊词体,强调诗词同源;第二,谲谏批判功能的抬高与词史意识的强化;第三,寄托理念的认同与性灵思想的外化。在建构巴蜀词学历程中,李调元《雨村词话》是词坛浙、常二派此消彼长之间的过渡性存在,也是巴蜀词学星火相传的关键人物。姜方锬《蜀词人评传》则是巴蜀词坛由传统词话向现代词学转型的重要成果。基于以上思想理念的考察,及对创作成就和词史发展的整体观照,晚清民国巴蜀词坛大体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晚清巴蜀词坛的觉醒（1874-1911）。1874年,张之洞成功创办尊经书院,成为巴蜀文学崛起的重要转折点。书院培育了众多眼界开阔、学识渊博的人才,他们为巴蜀文化的兴盛打下扎实的基础。巴蜀词坛也开始摆脱萧条冷寂的局面,如张祥龄、胡延、朱德宝、宋育仁、周岸登等人开始活跃文坛,他们转益多师,博采众长,凭借精工富艳的才情与坚韧不屈的性格,终在词坛博得一席之地。张祥龄是唯一一个串联北京、吴中两大词群并与湖湘词群交往密切的关键人物。他早期学步姜、张之醇雅,后转师二晏,终以意炼警辟、淳质闳约的独特风貌屹立于巴蜀词坛。胡延与朱德宝都是沉沦下僚的文人,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鼎革易代之际,朱德宝站到了维新阵营,试图通过变法来达到挽救国家危亡的目的;而胡延则坚守在守旧阵营,试图以个人辛勤的付出来切实改变地方百姓的生活。二人从不同视角记录了动荡政局下人民的复杂心声。周岸登是晚清向民国过渡的典型。早期因强调声律,一直以“二窗词客”的身份被划入梦窗一派。其实,《蜀雅》词特别重视情感抒发,整体上呈现出由哀婉凄艳到沉雄霸悍风格的转变趋势。在近百年蜀中词坛,周氏理当胜任探花之誉。第二,民国前中期巴蜀词坛的复兴（1912-1936）。锦城词社是近代巴蜀第一个词学社团,它是词坛由觉醒走向复兴的重要标志。该词社成立于四川成都,活跃于1916至1920年间,先后组织三十余次雅集活动,刊刻《春禅词社词》《花行小集》两部词集,参加人数先后达二十四人,比较着名的有赵熙、邓潜、邓鸿荃、张慎仪、江子愚、林思进等。当时四川频繁的军阀混战并未引起中国词坛其他文人的关注,而锦城词社则从文人角度客观记录了发生在身边的各种动乱,所写作品具有透视普通民众生态、补正史之缺的词史价值。赵熙是锦城词社的重要参与者,其《香宋词》不仅是袁枚性灵说的现代回响,而且真切地反映了清民异代之际遗老耆旧的复杂心声。邓潜受赵熙影响较大,他们有着相似的亡国经历和乱世处境,其词呈现出寄托幽深、孤悲沉郁的整体风貌。张慎仪和江子愚则从各自角度展示内心的不甘和挣扎,是彼时人心思变的一个缩影。第三,民国后期巴蜀词坛的强盛（1937-1949）。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众多高校及文人迁徙至此,巴蜀成为继南京、上海、京津之后,又一引领潮流的诗词重镇。首先,创作力量和数量都陡然猛增;其次,诗词社团、雅集唱和等群体性文学活动更加活跃;第三,词体社会功能显着增强;第四,描写内容由个性生活转向抗日战争;第五,词作风格由崇尚花间的独抒性灵向豪雄悲壮、沉郁顿挫等多元风貌拓展。此期巴蜀籍词人向迪琮和刘冰研成就十分突出。向词提出师法北宋、情格兼重的创作思路;刘词推崇音律,并强调以词记史。二者是认识民初梦窗风流弊和见证抗战词坛苏辛词风崛起的独特窗口。总而言之,在1874至1949年间,巴蜀经历了从词坛边缘向词坛重镇的发展演变过程。终以兼具巴蜀地域文化特色、倡导抒情的性灵本色和立体呈现当地人民复杂心声的三大特质屹立于中国词坛。

孙克强,刘学洋^[4]（2020）在《词学史上的稼轩词论及其意义》文中研究表明稼轩词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元人推崇辛弃疾革新词体、扫荡绮艳词风的意义。明及清初视辛弃疾为变体的代表,稼轩词的雄健词风和情思寄托也受到了清初词人的喜爱,充分肯定了其词史典范地位。浙西词派对辛弃疾多持排斥态度,常州词派将稼轩词推举为最高典范之一。民国旧派词学家对稼轩词的尊崇有所弱化,而新派词学家则用全新的视角和价值观将其推向了极致。历代词学家对稼轩词的解读和批评反映了不同时期的词学旨趣。

陶友珍^[5]（2020）在《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文中研究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都会或多或少地打下前代文学的印记,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但不可否认的是,清词的中兴离不开清人对唐宋词的学习与接受。本文利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主要从词集、词论与创作三个方面分析研究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情形。就词集而言,本文主要从唐宋词集在顺康雍乾时期的着录、刊刻、抄写、校勘、评点、笺注等方面展开相关研究。统计数据显示,秦观、陈允平、辛弃疾、苏轼、赵以夫、周密、周邦彦、吴文英、欧阳修、黄庭坚等人的词集在该时期书目中着录次数较多,选集的着录以《花庵词选》《梅苑》《绝妙好词》《乐府雅词》为最。该时期新刊唐宋词集,别集以姜夔和张炎词集刊刻次数最多,选集以《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刊刻次数为多。顺康雍乾时期学人对唐宋词集的校勘、笺注、评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唐宋词在清代的传播与接受。唐宋词集的流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顺康雍乾时期词坛风会,其中《花间集》与明末清初词坛的复古之风,《乐府补题》与该时期咏物词的繁荣,《绝妙好词》与中期浙派的兴盛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个时期新编的唐宋词选目前可见的约有23部,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体例全、择取精等特点,为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打下了较好的文献基础。从统计数据来看,南宋清雅词人及其作品的入选率普遍较高,排名靠前,姜夔和张炎的词尤其受青睐。该时期新编的一些唐宋词选对清代词坛产生了较大影响,《见山亭古今词选》《词综》《词洁》《御选历代诗余》《晴雪雅词》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清人词论也是研究唐宋词在顺康雍乾时期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一方面,词话是唐宋词传播的重要途径。顺康雍乾时期词话中保存和传播的唐宋词数量颇为可观,其主要以品评、赏析、阐释、辨讹、述闻等方式呈现,唐宋词的词话传播具有小众化、碎片化、趣味化和深度化等特点;另一方面,清人在词话中通过研究具体的唐宋词作,学习唐宋人的写作技法,总结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创作经验。其在词的命题立意、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创获,作词讲求蕴藉、合理用典、情景交融。对于长调、中调、小令也能依据其自身特点采取不同的写作技巧。关于咏物词则主张神似而非形似,须寄托情感。大多数清人都认同宋代是词的高峰时期。他们认为词有着与诗、曲不一样的特质,主张词须幽深而要眇,尤其反对词的曲化和俗化。但清人也认识到了词与其他文体在摅写性情、标举景物方面的相通之处。这种词体观也从侧面透露出清人认同并学习何种唐宋词的接受思想。清人在构建词史时,几乎都忽略了豪放词人,而其列举的各个时期的代表词人往往以南宋清雅词人居多。从顺康雍乾时期关于唐宋词的论争来看,一般而言,清初学人多主张学五代北宋,康熙中叶以还,对南宋词的认可度逐渐提高。正变之论和本色之争基本延续了传统的观点,但强调豪放亦为本色或只可论正变而不可论短长者亦不乏其人,反映了清人较为宏通的接受观;而雅俗之争基本呈现一边倒的倾向,崇雅的势力要远大于媚俗。在词的创作方面,清人也对唐宋词多有接受。从实际情况来看,唐宋词接受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词的创作:明末至顺治初期,清人多学习南唐、花间、北宋,清词多呈现出小令化和艳情化的倾向;顺治中期至康熙中期,清人的接受取向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色,清词题材与风格多样,成就颇高;康熙后期至乾隆后期,是姜、张独尊的时期,清词更追求华丽的外壳而缺乏深广的思想内容,整体成就不如清初。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是多方面的,很多地方都是隐性而难以坐实的。故而,本文以追和这一较为明显而特殊的接受方式为例,阐述清人在创作上对唐宋词的接受。顺康雍乾时期追和唐宋词主要有和韵、集句、效体、櫽栝等不同形式,其追和唐宋词时对长调更偏好,追和对象多为唐宋名家名作,对南宋词作尤为青睐。顺康雍乾时期追和词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词学文献的储备以及词人创作追和词的契机和心态等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人的追和使李清照、姜夔、张炎等人在词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加速了唐宋词经典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词的中兴与繁荣。

张寒涛^[6]（2020）在《王蕴章词及词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蕴章是晚清民初沪上词坛的着名词人,不仅词艺精湛,而且在词学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王蕴章出身无锡文化家族,父亲与伯父均为清末翰林。受家庭影响,王蕴章具有深厚的经史功底,这为他以后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蕴章参与填词,进行词学研究与他在上海的经历、交游关系密切。1910年来到上海,他积极参与文学社团与文人雅集活动,在与朱祖谋、徐珂、陈匪石等人的交往过程中,词艺日渐精进,以填词着称当时。王蕴章词笔精熟,宗尚醇雅之风,填词时谨慎选择词调,严守声律,注意词调声情与词意的搭配。王蕴章现存词作210首,内容丰富,其中所涉及的题材大致可分为五类:纪游词、交游词、品题词、咏物词和女性词。王词呈现出字声谨严、字句精练、含蕴沉郁、韵味悠长的风格特征。王蕴章的词学研究体系严密,涉及词学史料学、词体研究、词学批评理论三个层面。王蕴章十分留心词学研究的基础工作,注重对词学资料的整理以及对词人生平的记述和考证。词体研究包括词调、词律、词韵三个方面,主要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词体理论进行总结与阐发。王蕴章的词学理论与词学批评也呈现出集大成的特色,浙、常两派的词学理论开始合流,不过,浙、常两派的融会贯通基本是以常州词派理论为主导。作为中国词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时期的代表人物,王蕴章的词创作与词学研究,显然具有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

苏明珠^[7]（2020）在《晚清三大词话“词境”论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白雨斋词话》、《蕙风词话》和《人间词话》并称为“晚清三大词话”。它们共同处于中国古代词学史的终结期,是我国古典词学的集大成之作。陈廷焯、况周颐和王国维三人同处在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期,面对古今之变、中西之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文化情境,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三大词话都以“词境”作为词学审美标准,然而正是由于价值选择的差异,它们的“词境”论,在对所论“词境”的文化精神本体、审美特质、艺术表现方式以及批评实践等方面,却各自有着不同的认知和表达。三大词话本质上都是以“词境”论为核心的词学理论形态。《白雨斋词话》以“温厚”为词境之精神本体（价值本体）,以“沉郁”为词境之审美特质,以“比兴寄托”为词境之艺术表现方式。陈廷焯以回归主流诗学的方式,体现出对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皈依。《蕙风词话》以“性灵（词心）”为词境之精神本体（价值本体）,以“重拙大”为词境之审美特质,以“即性灵即寄托”为词境之艺术表现方式,况周颐把个体生命的充盈及其原本的自然生机活力,作为人的生存价值的基点,体现出对于传统主流文化的某种异质性色彩。《人间词话》以“真”为词境之精神本体（价值本体）,以“要眇宜修”为词境之审美特质,以“不隔”为词境之艺术表现方式。王国维把现代生命哲学和悲剧诗学思想融入进词学,体现出洞观宇宙人生悲剧性真相的现代价值选择。由于三大词话的“词境”论在所论词境的文化精神本体、审美特质和艺术表现上的差异,它们在以“词境”为审美标准去考量同一词史和相同词人词作时,便有着各自不同的词史观和词学评价。如果把“晚清三大词话”作为一个整体的词学生态,我们从它们各自不同的“词境”论就会看到,它们不仅反映出对词的审美经验上的嬗变痕迹,更体现出在文化精神上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种文化逻辑。正是由于这种嬗变和逻辑几乎是在同一历史情境下生成的,所以三大词话提供的,就不仅是词学本身集大成的丰富性,也是我们窥见中国近现代文化变迁之复杂性的一个窗口,而这弥足珍贵。

田小霞^[8]（2020）在《凌廷堪词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凌廷堪词集《梅边吹笛谱》为基础,综括凌廷堪的序跋、词话、书札、词作题序等传世文献,兼及凌廷堪的生平与学术思想等方面的内容,词的实际创作的分析,探究凌廷堪的词学思想。其次,通过对其词学思想分析,探析凌廷堪词学思想产生的深层渊源。再者,凌廷堪作为乾嘉时期学者词人,通过对凌廷堪个体的研究,有助于由点到面地展现乾嘉时期学者作为词人所取得的成就。根据本文的研究思路,共分为六个部分,笔者将从以下六个方面具体展开研究。绪论主要梳理总结关于凌廷堪词学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不足之处,探讨凌廷堪词学思想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同时,对论文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以及创新性做一简要概述。第一章,主要从居家生活、羁旅生涯以及教职生涯三个方面分析凌廷堪的生平经历。从知人论世的角度言之,对作者生平经历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其作品及其思想。此外,凌廷堪作为一名学者,对其词学之外的学术成就做一简述,也是我们发现凌廷堪词学思想渊源的一个维度。第二章,分析凌廷堪词集《梅边吹笛谱》的主要内容。主要依托第一章对凌廷堪人生际遇的分析,将凌廷堪的词作整体上进行编年分节,在此基础上,探究不同阶段凌廷堪词作的内容以及不同时期其思想变化在词作中的反映。第三章,通过对凌廷堪实际词作以及散见于词话、序跋、书信等资料中所涉及的词论进行分析,探究凌廷堪的词学思想。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从词为“诗余”的体性论角度分析凌廷堪对词的认识;其次,分析凌廷堪词作重抒情的词体功能观;最后,探究其尚“清雅”的审美趣向。第四章,主要探究其词学思想产生的深层渊源。凌廷堪为词受浙西词派所编词选《词综》启蒙,其词学思想必然会受到浙西词派的影响,因此本章第一节分析浙西词派对凌廷堪词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其次,凌廷堪作为清代燕乐研究的重镇,他对燕乐乐律的研究,是如何在其词作以及词论中体现的,所以本章第二节探究其燕乐着作《燕乐考原》对其“严于律”的词学思想产生的影响;再者,作为礼学大家,其克己守礼的品质以及复归古礼的雅正思想也对其词学尚“雅”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本节主要分析其礼学思想对其词学思想的映射。第五章,以凌廷堪词学思想为参考点,探究清代学者型词人在推尊词体方面的新变。主要从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三个角度探究。结语部分对本文探究的凌廷堪的词作内容、词学思想、词学思想的深层渊源以及清代学术对词学的干预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凌廷堪之词在清代词学史上的位置。

姜晓娟^[9]（2019）在《宋词叙事艺术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抒情与叙事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重要文体形式,但抒情文学的传统远比叙事文学更为深远。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中叙事文体也十分发达,这种发达不仅体现在传奇、话本、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的创作中,叙事因子在抒情文体中也时有萌芽。从《诗经》中具有生动故事情节的民间“唱事”,到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再到唐代以元、白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中叙事诗的大量出现,抒情文体中的事件叙述成为辅助抒情主人公情感抒发、拉近作者与读者距离的有效手段。及至宋代,随着词体的逐渐兴盛,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之间的文体交融更为多样化,宋词这一抒情性极强的文体,在借鉴前代多种文体创作经验的基础上,于抒情之中见有浓郁的叙事氛围。长期以来,对宋词艺术特色的研究多偏向于“言情”,而宋词中的叙事艺术尚未引起足够重视,从这一方面来看,对宋词叙事艺术进行系统的梳理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对词体艺术形式的探究。从宋词叙事的成因与特点、宋词常见的叙事模式与审美趣尚、宋词叙事中人物形象塑造艺术,以及宋词叙事艺术个案研究四个方面出发,探讨宋词叙事艺术的共性特征,对突破以往“词言情”之传统窠臼影响,揭示词这种文体有别于其他文体的叙事个性以及发掘一批重点词人的创作个性有重要意义。第一章,分析宋词叙事产生的原因以及宋词叙事的特点。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重要代表,自产生之初便有一定的叙事成分,敦煌曲子词的发现充分证明民间俗文学对这一新兴文体形式的渗透性影响。在抒情与叙事文体交叉的历史阶段,各文体形式间形成了交融互通的发展特点。词体这一具有鲜明抒情风貌的文体形式同样也存在一定的叙事成分,宋词叙事的存在,是多种文体交融互通的必然趋势、历史负重下直歌其事的时代需求以及词人以叙明怀的内心呼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宋词在涉及叙事成分的作品中形成了具有鲜明文体特色的叙事特点,其敷衍故事模糊与真切同存、事件叙述抒情与叙事并重以及借典型细节表现故事情节的叙事风格,具有既不同于叙事文体,也有别于其他抒情文体叙事的独特性。第二章,探讨宋词常见的叙事模式与审美趣尚。一种文体写作模式的形成标志着这一文体形式的成熟,尽管程式化的写作模式极易使创作者创作走入类型化的藩篱,但宋词在叙事方面形成的模式化的体段配置从一定程度上来看又有助于“借叙事以抒情”手法的运用,从而促进宋词叙事的不断成熟。宋词叙事的常见模式主要有四种:贯穿互补性叙事模式、直进式线性叙事模式、今昔对比式叙事模式以及环形包裹式叙事模式,四种模式有时在一首词作中交叉运用,叙事模式的不断成熟有效融合了宋词抒情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宋词叙事独特的审美趣尚。宋代词人在词作中涉及叙事时,表现出对鲜明的悲剧意识和对悲剧题材书写的热衷,故而宋词叙事作品中大多是以悲剧故事为叙事骨架。宋词叙事作品中还存在不少通俗题材内容,这部分作品从多个角度折射出社会生活百态。最后,宋词叙事因鲜明的抒情性而带有以叙事意蕴带动叙事事实的特点,具有以意为主、有隐有显的写意性。第三章,研究宋词叙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艺术。人物是叙事的核心要素。叙事作品中事件的最终完成通过人物行为得以实现。宋词中涉及叙事的作品尤为看重人物形象塑造,人物既是词作中的抒情主人公,又是所叙故事的行动元,其行为起到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宋词叙事作品通过剪影式、速写式、独幕剧式三种手段完成人物形象塑造,因所叙事件的不同,宋词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个性,但也有一定的共性特点,主要表现为性格的单一性、心理描写的细腻性和以形象化代替概念性的丰满性。第四章,为宋词叙事艺术个案研究,以宋词发展史上叙事成分明显的典型作家作品为例,分析宋词在不同创作方式下叙事的个性特点。宋词叙事艺术的表现不仅在共性层面,更多地也表现在个性方面,词人在各自作品中表现出的叙事个性共同构成宋词叙事的艺术特色。柳永、苏轼、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人作为宋词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词人,他们有人以赋为词,有人以诗为词,有人以文为词,亦有人保持词体本色,努力发挥词体的音乐性。然而无论何种创作手段,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抒情过程中夹杂的叙事成分呈现出具有鲜明生活质感,从而带有明显的叙事性。

智旭华^[10]（2019）在《周邦彦令词经典化研究》文中认为周邦彦令词经典化是其令词独立审美地位和价值获得的体现,也是周邦彦词经典化的重要组成。宋明时,词学批评论争还未形成风气,也未能形成标举理论,独树旗帜的词派,文人对周邦彦令词的关注主要在于次韵、创作学习和模仿,此阶段其令词主要通过词选和别集传播;清代,词学批评成为风气,清人对前代的词学总结也上升至新的高度,在词话、词评论争中,清真令词经典得以确立,地位提升;近代,中国传统词学思想和西方近代化思想、批评手段交汇融合,对周邦彦令词的研究则形成全方面、多样化的局面,周邦彦令词经典内涵得以确认,经典化过程完成。本文通过对历代文人次韵周邦彦令词情况、历代选本中周邦彦令词的传播情况、历代文人批评与论争中周邦彦令词地位和经典化内涵的变动情况三个方面的梳理,探寻周邦彦令词经典化过程,并挖掘其经典化地位形成的意义和影响。

二、白石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白石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清代论词绝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词学史上的稼轩词论及其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5）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论文提纲范文）

（6）王蕴章词及词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晚清三大词话“词境”论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凌廷堪词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宋词叙事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周邦彦令词经典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白石词在词学史上的影响和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研究[D]. 赵仪娇.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1(09)
• [2]清代论词绝句研究[D]. 苏静. 吉林大学, 2020(01)
• [3]晚清民国巴蜀词坛研究[D]. 丛海霞. 吉林大学, 2020(01)
• [4]词学史上的稼轩词论及其意义[J]. 孙克强,刘学洋. 社会科学研究, 2020(04)
• [5]唐宋词在清代顺康雍乾时期的传播与接受[D]. 陶友珍. 苏州大学, 2020(06)
• [6]王蕴章词及词学研究[D]. 张寒涛. 河北大学, 2020(08)
• [7]晚清三大词话“词境”论比较研究[D]. 苏明珠. 安庆师范大学, 2020(10)
• [8]凌廷堪词学思想研究[D]. 田小霞. 兰州大学, 2020(12)
• [9]宋词叙事艺术研究[D]. 姜晓娟. 陕西理工大学, 2019(02)
• [10]周邦彦令词经典化研究[D]. 智旭华. 云南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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