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经济”的5个天堂（论文文献综述）
何佳楠[1]（2021）在《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为例》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利用低廉的人力成本以及丰富的资源禀赋,中国经济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环境问题逐渐凸显,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限制因素。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绿色发展理念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速以外的环境发展的重视。因此,将环境因素纳入全要素生产率系统指标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高技术产业在各类制造业中由于其低能耗、低污染优势,也越来越受到各地区政府重视。高技术产业作为先导产业,其集聚态势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何种影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基于以上背景,构建指标分析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2007-2018年中国25省市面板数据为基础,利用改进的区位熵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得到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的指标,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出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以及其分解出的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指标。对MAXDEA软件测算得到的增长指数进行累乘,得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的水平值。构建包含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方程,并引入集聚的二次项探讨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和绿色技术进步、绿色技术效率的方程,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分东部和中西部进行地区异质性检验,得到与全国层面不同的结果。由STATA的估计结果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与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多样化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第二,高技术专业化集聚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倒“U”型关系,多样化集聚与绿色技术进步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第三,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绿色技术效率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多样化集聚与绿色技术效率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第四,高技术产业集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促进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第五,在地区层面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与全国层面得到的结果具有差异性,存在不同的影响效应。
冒小栋[2]（2021）在《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高铁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国际影响,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高铁经济学主要着眼于研究高铁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规律。高铁经济效应的研究是高铁经济学研究中重要的内容和组成部分,高铁效应的评价理论、评价体系、评价方法等基本上以定性为主,缺乏一个系统、全面、定量评价高铁效应的理论和方法。系统的高铁经济效应评价研究是对高铁经济学的补充、完善和发展,对进一步提升中国高铁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话语权和影响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文基于卫星账户构建的一般原理与方法,从界定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识别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开始,通过设计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构建并实现了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表、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高铁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表、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表等核算表的编制和分析。从而全面反映了高铁经济活动的运行数量特点、数量规律,客观评价了高铁经济总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及乘数效应等,论文研究主要结论有:（1）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是全面、系统反映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有效工具。卫星账户用来衡量打破SNA中心框架的现有行业分类或产品分类之后重新组合形成的如高铁经济等特定领域、主题或部门的规模和贡献的数据系统,将卫星账户原理运用到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评价之中正好发挥了卫星账户可以解决行业统计口径不全的问题,全面描述高铁经济的生产过程、资金来源及流向、投入与产出关系、收入分配与使用等相关问题。利用卫星账户原理构建的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可以说是最为理想、系统、全面和有效的分析和评价高铁经济宏观效应的工具。（2）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为7个大类,有33个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2017）行业大类相对应的特有产业,分布在43个与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153部门）相对应的部门中。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为“高铁工程技术与设计服务”“高铁线路建设及服务”“高铁运输设备”等7个大类,23个中类,60个小类。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目录中有货物21种,服务39种;有22种特征产品、38种关联产品。高铁经济特有产业可以分为“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23）”“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26）”“非金属矿物制品业（30）”等共计33个。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布在“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品”“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玻璃及玻璃制品”等43个与2018年全国投入产出表（153部门）相对应的部门中。（3）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核算由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核算、高铁经济进出口核算四部分组成。核算表之间的一些平衡项对应着高铁经济总产出、高铁经济增加值、高铁经济最终消费支出、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高铁经济进口额和出口额、高铁经济最终支出、高铁经济就业人数等一些重要经济总量。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是为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提供数据来源,是编制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核算表的基础,按照153产品部门分类的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中间产品矩阵为196?196方阵。（4）2018年高铁经济增加值为2,422.09亿元,占GDP比重为0.26%。收入法计算的高铁经济增加值与生产法计算结果一样,其中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占比分别为58.31%、10.04%、16.72%、14.92%,支出法计算的高铁经济增加值显着大于生产法和收入法。固定资本形成总额4112.09亿元、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18.35亿元、就业人数为1,423,561人。货物和服务出口额为276.65亿元,进口额为158.30亿元,进出口差值（净出口）为118.35亿元。（5）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稍高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水平,感应度显着低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水平。43个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系数取值范围为0.3657～1.5255之间,影响力大于1的部门主要来自制造业、建筑业,影响力小于1的部门主要来自服务业,平均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系数为1.0290,稍稍高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产品部门影响力。感应度系数取值范围为0.000～1.1855之间,只有“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互联网和相关服务-G”3个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大于1,其他40个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均小于1,平均高铁经济产品部门感应度系数为0.4346,显着低于全社会国民经济平均产品部门感应度。（6）高铁经济具有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特点,“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等6个产品部门可作为高铁经济优先发展的产品部门。高铁经济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相比,中间投入率高出约6个百分点,增加值率低了近6个百分点,单位中间投入创造的增加值低了近14个百分点。从支出法增加值相关比例系数看,高铁经济与全社会国民经济相比差异较大,最终消费率（消费率）低了约30个百分点,资本形成率（投资率）高了约40个百分点,净出口率高了近2个百分点。“铁路旅客运输-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互联网和相关服务-G”等6个产品部门作为高铁经济优先发展的产品部门。（7）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总产出15283.22亿元,完全居民收入2285.36亿元,分别为高铁经济总产出的1.95倍,为直接高铁经济劳动者报酬的1.62倍。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产出乘数为2.9553,差距较大。简单产出乘数效应最高的主要是制造业产品部门,最低的主要是服务业产品部门。“铁路、道路、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G”“铁路运输和城市轨道交通设备-G”“建筑装饰、装修和其他建筑服务-G”等完全总产出最大的5个部门占全部完全总产出比例高达85.00%。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收入乘数为0.4540,收入乘数效应最高的前10个产品部门全部是服务业产品部门,最低的10个产品部门全部是制造业产品部门。高铁经济43个产品部门I型收入乘数效应呈现出与产出乘数效应相类似、与简单收入乘数效应相反的特点。（8）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就业人数是高铁经济就业人数的3.44倍,占2018年全国就业人数比例为1.35%。高铁经济43个产品部门平均简单就业乘数为0.1150,差异较大,各产品部门就业乘数效应呈现出与产出乘数效应相似的特点。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就业人数为4,897,457人,是高铁经济就业人数1,423,561人的3.44倍,占2018年全国就业人数比例为1.35%。（9）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增加值4985.71亿元,为高铁经济增加值的2.06倍。43个高铁经济产品部门简单增加值乘数均为1,平均I型增加值乘数为3.9099。各产品部门I型增加值乘数差异较大,呈现制造业产品部门高、服务业产品部门低的特征。2018年高铁经济完全增加值为4985.71亿元,是生产法和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的2.06倍,比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多出158.30亿元。
陈彦婷[3]（2021）在《长三角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休闲是城市的四项基本功能之一,当一个地区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左右,凸显休闲功能就会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目标,而城市也会逐渐进入一个经济产业休闲化、基础设施休闲化、居民消费休闲化的发展阶段。2019年,我国人均GDP跃上了10000美元新台阶,预示着我国城市休闲化发展即将步入高速度和高质量的发展阶段。而城市休闲化本身是一个综合系统,其发展水平依赖于经济、产业、社会、文化、环境、交通等多种城市要素的和谐共生,因此,城市休闲化综合水平加之其内部系统要素的耦合协调关系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城市休闲化整体质量。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本文以长三角区域为例,分析长三角城市休闲化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程度。立足于城市休闲化的定义和内涵,并借鉴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再结合长三角区域的发展实际,运用文献分析、头脑风暴、专家论证等方法,构建由经济与产业发展、休闲服务与接待、休闲生活和消费、休闲空间与环境、交通设施与规模5个子系统4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评价体系。同时,选取27座长三角中心区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照评价体系,对这27个城市2010～201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搜集和整理。采用熵值法和CRITIC法组合的客观赋权方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并通过构建模型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休闲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城际之间的休闲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首尾的落差也较明显;同时,经济水平越高,城市休闲化水平也越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城市休闲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基础条件;在空间上,长三角区域内越靠近东部（地理意义）的沿海城市的休闲化水平要远优于远离东部（地理意义）的内陆城市。其次,基于功效函数,构建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模型。研究结果发现: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相对低下,其中,上海、南京和杭州城市休闲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略高于其他城市,且后两者呈现螺旋式上升态势。而安徽省内城市休闲化发展的协调水平不太理想,除了省会城市合肥外,其余城市均处于严重失调的发展的阶段,说明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况相对较差。最后,引入灰色关联分析法,计算各项要素指标与城市休闲化水平之间的相关度,识别驱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休闲生活与消费、休闲空间与环境与城市休闲化水平的关联度最高,经济与产业发展、休闲服务与接待次之,交通设施与规模最弱。据此,本文归纳总结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质量提升的关键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对策。
孔晴[4]（2021）在《中国环境污染区域差异的产业集聚因素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不断涌现,工业经济整体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产业集聚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在产业集聚规模不断扩大、经济总量连续跃上新台阶的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频繁发生,尤其是席卷全国的“雾霾”天气对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生活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地影响。中国面临着区域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的问题,引起影响区域环境差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从产业集聚视角来揭示引起中国区域环境差异的原因。产业集聚的动态变化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正、负两个方向的外部性,因而会对环境带来不同的影响。如何确定最优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和环境友好之间的协同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产业集聚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模式,其环境外部性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热点。在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中,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是阻力还是助力尚存在一定的争议。学者们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和探索,但至今还没有达成共识。事实上,中国地域广袤,区域间差异明显,不同地区在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条件、产业集聚水平与结构等方面各不相同。基于此,本文拟从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结构、产业集聚空间依赖等方面因素对我国区域环境污染差异的影响,以期在中国区域产业政策制定方面提供理论参考。本文首先对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的理论与实证进行了回顾与梳理,剖析了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现状;然后在借鉴南北贸易与环境模型、拉姆齐模型的基础上,将集聚函数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此来说明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接着从中国现实状况出发,提出相应的待检验理论假说,进而从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结构和产业集聚空间依赖方面考察了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并进行实证考察;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中国产业集聚存在显着的行业差异和区域差异。2005-2017年间我国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行业间分化较大,有10个行业集中度在此期间处于上升阶段,还有10个行业集中度在此期间处于下降阶段。分行业来看,行业的区域分布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及行业集中度排名前四的省份在各年份基本上保持一致。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指数和多样化指数显示,2005-2017年间,各省区专业化指数水平均发生较大变化,专业化指数提高较为明显的省区分别是宁夏、江西、青海、吉林和湖南。与专业化指数对比来看,专业化集聚相对较高的省区,其多样化程度相对较低,这些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集聚形成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集聚区域。进一步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具有累积效应,集聚水平越高的区域会加速提升其产业集聚水平。第二,中国区域环境质量存在显着差异,区域间差异有消除的迹象。采用等权赋权法构建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多种指标从不同角度对区域环境污染的差异进行了剖析。从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分解结果看,区域内差异的影响力越来越高,近年来区域内差异是影响污染物排放指数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采用Kernel密度估计方法的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两极分化现象有所改善,区域差异逐渐缩减。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考察的中国环境污染收敛性特征显示,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环保技术水平的应用,全国和四大经济圈的环境污染将达到各自的稳定水平,进一步对全国和四大经济圈的收敛系数大小进行比较发现,川陕渝经济圈最大,长三角经济圈次之,京津冀最小,川陕渝经济圈的污染将最先达到稳定水平。总体而言,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区域层面来看,其节能减排意识高度一致,中国积极的环境政策和环境区域联防联治也使得环境污染排放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消除趋势。第三,不论是从总体来看还是分区域来看,产业集聚水平、产业集聚结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均为动态效应,并且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具有显着性影响。产业集聚水平与环境污染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区域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但考虑动态效应后发现,本区域上一期环境污染的累积效应加剧了本期的环境污染,上一期邻近区域的环境污染变化会改善当期本区域的环境质量,总体而言,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关系。但分组讨论结果显示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存在异质性特征,低产业集聚组、高人口集聚组和低人口集聚组均具有显着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产业集聚组不具有空间效应;长三角、珠三角、川陕渝经济圈的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负向非线性关系,而京津冀经济圈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曲线呈现倒U型曲线。产业集聚模式与环境效率的相关研究表明,环境效率呈现显着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动态空间模型下,环境效率的时间滞后效应为正,上一期的环境效率改善有助于提升本期的环境效率水平,时空滞后效应显着为负,上一期邻近省份的环境效率改善会抑制当期本省的环境效率水平。产业多样化集聚与环境效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产业专业化集聚、产业竞争性集聚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关系由于样本选取或者模型选取上会有不同的结果。分区域结果显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陕渝经济圈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和竞争性集聚对环境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各区域应因地制宜,应时制宜,应选择合适的产业集聚模式,充分发挥其正面效应,规避其负面效应的出现。第四,行业之间的环境效率差距明显,环境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以低效率行业为主,环境低效率行业占75%,在制造业发展中环境效率亟待提高。通过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值可知,发现技术进步变动指数对TFP指数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制造业环境效率的增长更多来自于技术进步。从其行业整体动态发展来看,中国制造业20个行业的综合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值分别为1.086、0.759、1.064、1.02、0.824,技术进步未达到有效状态,从影响行业环境效率增长的因素看,技术进步是最主要的增长因素,综合技术进步和规模因素也是会促使环境效率的增长,但是增长幅度不如技术进步大。最后,在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产业集聚是影响环境污染区域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增长水平、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技术进步和能源消费强度等控制变量影响着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作用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应制定差异化政策,保持产业集聚在合理规模范围内,同时在污染治理过程中继续实行区域联防联治,鼓励企业引进和学习先进环保技术,引导向高端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集聚方向发展,降低污染排放总量,提升环境效率水平,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杜海龙[5]（2020）在《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文中指出人类文明进入生态文明,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载体也进入崭新阶段。伴随着世界城镇化发展,城市人口需求面临的挑战不断增加,绿色生态化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趋势。中国的城镇化是一场引领全球的规模最大、速度飞快的城镇化,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这项运动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发展。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秩序迎来历史转折,全球治理体系正发生深刻变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首要挑战之一,绿色生态城市成为全球城镇化发展的理想目标。建立绿色生态城市的标准体系,为全球城市绿色生态化发展提供中国范式和标准引领,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事关人类共同命运。本文系统梳理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相关概念,辨析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基本特征,完善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体系,并初步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基于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设计了ESMF比较矩阵,依托矩阵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及中国的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开展了全面系统化的比较,寻求借鉴与启示。通过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新变化、新城新区新需求、城市更新领域等多方面的新挑战,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在完善理论工具、全面比较借鉴和充分发掘问题三项基础工作之后,集合生态学、城市学和系统学的工具模型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对我国现有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在价值导向、体系结构、评价内容和评价方法四方面进行了优化,并通过典型案例验证了相关评价模型和评价体系优化的适用性。全文共七章,内容介绍如下:第一章:结合人类文明发展,中国及全球城镇化发展阶段,当今世界格局巨变等现实需求,论述了开展绿色生态城市标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绿色生态城市及其评价标准的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技术路线。第二章:对绿色生态城市相关概念进行梳理,就绿色生态城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辨析,论述了绿色生态城市的理论基础,应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论从目标准则、结构组织、运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了“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第三章:在“绿色生态城市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从层次分析出发设计构造了ESMF比较矩阵,从宏观环境、评价体系、机制保障和模式特征四个维度对英国BREEAM Communities,美国LEED-ND、LEED-Cities and Communities,德国DGNB UD,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GBT51255-2017展开全面系统化对比,通过比较研究寻求启示与借鉴,用于指导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第四章:全面总结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及现存问题,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主体、模式和逻辑变化的时代背景,深入剖析我国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领域对绿色生态城区发展提出的新挑战,以问题和挑战为导向明确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方向。第五章:提出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的优化原则和优化目标,建立了绿色生态城区“钻石”评价模型。在现有国家评价体系基础上,补充完善了“城区治理”、“生活质量”、“创新智能”和“过程管理”四方面评价内容;在评价方法上细化城区类别与指标权重;在评价结果的表达上,提供了直观的得分罗盘图、钻石模型雷达图。第六章:以中新天津生态城等城区为实例,验证以上评价内容的补充完善、评价方法的优化提升和“钻石”评价模型的适用性。第七章: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工作,并展望绿色生态城区建设及评价标准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李金培[6]（2020）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公共交通是城市政府提供的基本服务,同时也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脉”。然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公共交通的经济性基础功能却甚少得到关注。公共交通作为现代城市交通系统中重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在当前中国城市追求绿色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其对城市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正确认识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有效地指导公共交通的发展,促进城市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本文以城市公共交通与绿色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四个方面:（1）构建研究框架。首先,以城市化快速推进引起的“职住空间分离”现象为出发点,详细分析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从城市居民出行需求视角,进一步阐释公共交通发展的可行性。然后,从公交设施规模、服务效能和民众公交消费三个方面构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关系展开理论分析,并由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依据和支撑。（2）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角度出发,选取万人公交车辆保有量表征公交设施规模,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U型”曲线关系;人力资本、就业规模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在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相对西部地区,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表现更为明显;相对中等城市,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在大城市表现更为明显,而在小城市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且不显着。（3）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从城市公共交通投入产出的效率角度出发,采用客运量与公交车辆数的比值作为公交服务效能的代理指标,利用2004-2016年期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中介传导路径,并特别检验了不同地区和城市规模下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倒U型”曲线关系;劳动生产率在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具有显着的中介效应;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在西部地区最大,其次为东部地区,最后为中部地区;城市规模越大,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倒U型”曲线关系的拐点值就越大。（4）从公众出行需要的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即民众对城市公共交通的消费行为（简称“民众公交消费”）。利用2016年334份常州市调查问卷数据,以民众的通勤出行方式为例,应用Probit模型,从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这两个角度实证考察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并特别检验了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结构和群体中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尊重需要显着抑制民众公交消费;改善公交服务可以显着提升民众在通勤出行中选择公交的可能性;尊重需要和公交服务在不同家庭最小成员年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从分群估计结果看,尊重需要对女性、低学历、高收入和外地户口的群体具有显着负向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结合起来,拓展了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范畴。现有关于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和航运等方面,体现的是交通运输的货运及跨区域客运功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本文以承担城市内部主要客运任务的公共交通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求,探讨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验证了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与人们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的基本服务,同样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从实证研究角度验证了“当斯-托马斯悖论”的存在。本研究利用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2004-2016年期间的样本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存在显着的非线性关系,具体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第三,基于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影响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与公交出行选择结合,从出行心理角度探讨了民众公交消费的原因,丰富了现有关于出行决策行为的研究成果。本文采用问卷调查数据,基于中国“面子文化”传统背景,将民众对尊重的心理诉求和对公交服务的满意度结合起来,综合分析了民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原因,为政府制定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相关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徐冬[7]（2020）在《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机理研究 ——以苏州东山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力量的集中体现,文化的战略地位已随着国际竞争重点的变化而日益凸显。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正在发生嬗变,党的十九大把文化强国建设热潮推向时代高点,并适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如何在乡村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改善的同时保护与传承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成为当下中国乡村振兴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重要科学问题。乡村旅游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亦是传承和复兴乡村文化的行之有效的路径之一,但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在带来乡村经济振兴、缩小城乡差距的同时,也导致了乡村文化的人为破坏、日渐衰落甚至部分消失等现实问题。新时代的乡村振兴离不开文化的振兴,文旅融合发展的诉求也要求我们理清旅游开发和乡村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伴随着国际人文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思潮,将文化的空间研究转向空间的文化研究,从文化胁迫视角解析乡村文化衰落现象,便成为当前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下迫切需要解决的议题。在上述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本文按照“胁迫效应测度—胁迫症状揭示—胁迫机理发现—利用模式提炼”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文献检索、数据获取、参与式观察、影视人类学摄影、半结构化访谈、问卷抽样调查、数学模型构建与GIS空间分析等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构建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体系,并以苏州东山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乡村旅游地陆巷、翁巷和杨湾为研究对象,探索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时空演化和胁迫机理,以及文化胁迫下的乡村旅游响应,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构建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理论模型和研究框架。在系统回顾国内外研究进展和相关理论基础,并界定乡村文化胁迫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将胁迫生态学理论应用于乡村旅游人地关系,提出了包含预警、抗衡和耗竭阶段的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模型,进而把文化影响从社会维度扩展到时空维度,构建了涵盖社会、时间和空间三个维度的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内容体系,实现了乡村文化胁迫的定量化、时空化表达。（2）探索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时空格局演化。（1）案例地乡村文化包括26个概念、6个范畴,所构建的乡村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即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胁迫。当前东山镇乡村文化胁迫处于预警阶段,其中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相对较重且处于抗衡阶段,自然景观、精神仪式文化胁迫稍轻;文化受胁乡村居民可划分为“聚落景观守护者”、“旅游开发反对者”、“旅游开发支持者”、“人际交往乐观者”四种类型。（2）乡村文化胁迫在空间上多呈沿街、临水分布,具有显着集聚分布特征,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具有典型的核心—外围模式,且随着乡村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胁迫空间集聚程度显着提升,不同维度的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具有明显差异,并且集聚规模具有明显的尺度依赖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演变还具有延续性和规律性,表现出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效应。（3）提炼了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机理,提出乡村文化的旅游可持续利用模式与策略。（1）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机理可以从个体和整体层进行阐释,个体层面社会属性的差异和观念认知的不同,通过个体无意识的感知、行为和实践对乡村文化胁迫产生影响,并导致其时空间上的内生性演化;整体层面的乡村社区发展、旅游产业弊端和乡村人口变化则通过内、外驱动乡村文化胁迫变迁,并在一定时空间尺度上呈现出连续和异质的胁迫症状与演变历程;个体和整体层胁迫因素可按作用力方向进一步划分为阻滞力和调整力,乡村文化将在此二力作用下实现阶段式发展。（2）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应根据其内涵与维度,坚持原生性、整体性、活态化和可持续原则;从自然景观、聚落景观、生产生活、人际交往和精神仪式文化出发,提出了包括“修复+保育”、“活化+参与”、“公平+导引”、“自主+创新”、“身体+仪式”的乡村文化旅游可持续利用模式与策略,以为案例地和中国同类型乡村旅游地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
赵娜娜[8]（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指出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储辙[9]（2019）在《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质量评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升级,精品酒店这一新颖的酒店业态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以其另辟蹊径的个性化服务满足大众的需求,区别于以往星级酒店的固定化模式。对于任何新建的酒店而言,第一任务即是选址。由于选址确定并建造后无法推倒重来,且选址影响酒店开业后的经营成败,而精品酒店特有的一店一品及因地制宜特点使其选址工作显得更加关键。本文以杭州市的部分精品酒店为研究对象,总结现有学者研究成果,和业内专家第一轮访谈结果,构建了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指标体系,自然景观（山景、水景、空气质量）、历史文化（历史建筑改造、历史文化街区）、商业集聚（商业设施集聚、竞品集聚）、交通可及性（城市道路、交通枢纽、轨道交通）、选址与客户画像匹配度。通过第二轮业内专家第一份问卷调查,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通过第二份问卷调查对杭州主城区29家精品酒店依据二级指标进行评分,通过加权计算,对29家精品酒店微观选址的质量进行了评价。最后对杭州市精品酒店的选址特点进行阐述。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对于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选址与客户画像匹配度三项权重高,而对于商业集聚、交通可及性依赖性低。（2）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以罗莱夏朵杭州湖边邨、浙江西湖山庄、杭州西湖国宾馆西湖第一名园为前三甲,酒店坐落地既有自然景观又兼顾历史文化,同时该地段又具有一定商业氛围,交通可及性强,选址地与住客画像匹配度高。杭州银隆君亭酒店、书家世香酒店、杭州逸酒店在微观选址层面,在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指标上得分较低。（3）首次发现选址与客户画像匹配度是精品酒店微观选址重要指标,该项指标高低对酒店后期的运营具有重大影响。
刘震[10]（2019）在《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研究 ——基于差异性投资动因的视角》文中提出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开始逐渐进行OFDI实践,而随着OFDI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在进行OFDI时,发展中经济体或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投资主体、投资目的、投资形式以及政府在投资中所起到的作用等多个方面都具有较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政策对OFDI实践具有重要影响。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处于新常态的中国提供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也为周边沿线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区域内进行投资成为重要的议题。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OFDI理论体系中,研究中国企业在当前状态下的OFDI决策问题,不仅对于拓展完善OFDI理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也同样对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进行OFDI有现实指导意义。根据上述观点,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研究背景,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入手分析中国企业的OFDI决策问题,从而将“一带一路”倡议纳入中国企业OFDI理论体系中。具体来说,本文正文部分首先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典型化事实进行分析;其次,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进行一般均衡分析;再次,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构建中国企业OFDI决策的数理模型和相应机制;随后,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对中国企业OFDI进行实证检验;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相应结论。在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典型化事实分析方面,通过数据统计分析,本文详细阐述了当前中国在国家以及企业层面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投资规模与分布情况,并且采用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对中国母公司在境外建立海外子公司的过程进行追踪,特别是通过对投资在避税天堂的资金进一步进行追踪,以此获得中国企业对于避税天堂进行OFDI的真实流向,从而解决了在学术界一直面临的“返程投资”的难题。在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的一般均衡分析方面,本文通过建立博弈理论模型,证明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更应积极进行OFDI。在此过程中,文中通过逐渐放宽假设的方法来依次进行分析,第一步,在无偏假设下建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第二步,放宽无偏假设,构建有偏假设下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包括静态模型及动态模型）,第三步,放宽完全信息假设,构建有偏假设下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由于假设不断放宽,使博弈模型逐渐接近现实,因此对现实有更强解释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企业不仅应该主动进行OFDI,而且应该快于竞争对手进行OFDI,以获取先动优势。在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构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决策的理论框架方面,本文分别进行数理模型构建以及机理分析。首先,建立数理模型,主要是从顺梯度以及逆梯度两个角度构建考虑了企业差异性投资动因的决策模型,并分析企业在进行投资时如何进行决策,如何选择投资动因以及具体区位偏好。其次,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做出机理分析,该内容第一部分为具体划分中国企业六类差异性投资动因,在此过程中,本文创新性借助WIOD提供的投出产出表,计算中国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分别所属行业（四分位代码划分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度,根据两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将该企业投资动因进行划分为六类,分别为同行业技能提升型、产业链条拓展型、纯粹利润寻求型、自然资源寻求型、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以及优惠税率寻求型;第二部分分析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该部分将影响因素分为三个维度,即企业相关特征,企业所在地相关特征,东道国相关特征,并分析三个维度不同特征对六个投资动因的影响,同时本文结合既有文献,对各个因素影响企业投资动因作用方向做出了相应假设;第三部分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顺梯度及逆梯度差异性投资动因偏好分别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同行业技能提升型、纯粹利润寻求型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更偏好于进行顺梯度OFDI,而六类投资动因都偏好于进行逆梯度OFDI,需注意的是,虽然对于同一投资动因,或许同时偏好顺梯度及逆梯度投资,然而在两种情况下,推动企业选择的诉求存在差异。在从差异性投资动因视角构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决策的实证分析方面,本文借助ORBIS微观企业数据库,得到截止至201 7年的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海外子公司的数据,采用多变量logit以及多变量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以此得到实证结果。文中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与普遍投资间是否具有差异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同行业技能提升型、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及自然资源寻求型,这三种投资的决定因素对于东道国是否为“一带一路”相关经济体并不是太敏感,仅存在少量细微差异,且这些细微差异大多反映出“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本身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的相关因素,同时也强化了本身具有负向作用的因素。对于产业链条拓展型、纯粹利润寻求型以及优惠税率寻求这三类动因的实证结果显示,仅有个别因素存在显着性差异。通过进一步分析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投资过程中顺梯度与逆梯度之间的差异,本文发现,同行业技能提升型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对东道国属于“一带一路”顺梯度还是逆梯度投资的反应不敏感。产业链条拓展型在顺、逆梯度投资中的显着性差异同时存在于企业维度因素及东道国维度相关因素中;纯粹利润寻求型显着性差异存在于东道国维度相关因素中;而专业、科技服务寻求型差异性则更聚焦于企业维度因素中;优惠税率寻求型在“一带一路”顺梯度投资的实证结果与整体顺梯度投资的实证结果高度契合,而在“一带一路”逆梯度投资中未证实有显着且影响力较强的因素。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同时得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偏好结论。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在最后对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从国家层面、社会组织层面以及微观企业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国家层面建议包括:注重与东道国关系构建,加强国内OFDI相关信息平台建设,在放权基础上加强对于企业的监管;民间组织层面建议包括:借助商会、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自由性,加强同行业中各企业间的相互交流与联系;企业层面建议包括:加强对企业自身情况的认知,充分利用来自政府以及相关社会组织的信息。结合以上信息,企业应当通盘考虑自身特质、东道国属性以及同行业相关企业前期投资的经验教训等多个维度的情况,通过客观且科学分析,综合考虑企业以何种动因进行投资以及向何处投资等决策,并根据差异性投资做出差别化的投资决策。
二、“新经济”的5个天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新经济”的5个天堂（论文提纲范文）
（1）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高技术产业 |
| 1.2.2 产业集聚 |
| 1.2.3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
| 1.3 相关文献回顾 |
| 1.3.1 产业集聚的相关研究 |
| 1.3.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1.3.3 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1.3.4 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内容和结构安排 |
| 1.5 研究方法和创新点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理论基础与影响机制分析 |
| 2.1 产业集聚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基础 |
| 2.1.1 集聚理论 |
| 2.1.2 新经济地理理论 |
| 2.1.3 技术创新理论 |
| 2.2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分析 |
| 2.2.1 高技术专业化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分析 |
| 2.2.2 高技术多样化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分析 |
| 2.2.3 高技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项的机理分析 |
| 3 高技术产业集聚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及发展现状分析 |
| 3.1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及发展现状分析 |
| 3.1.1 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及指标选择 |
| 3.1.2 我国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现状分析 |
| 3.2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及发展现状分析 |
| 3.2.1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及指标选择 |
| 3.2.2 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现状分析 |
| 4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
| 4.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变量选取 |
| 4.1.3 描述性统计 |
| 4.2 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 |
| 4.2.1 实证分析 |
| 4.2.2 稳健性检验 |
| 4.2.3 分地区异质性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主要研究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高铁效应及分类研究现状 |
| 1.2.2 宏观经济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3 中观经济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4 微观层面高铁效应研究现状 |
| 1.2.5 卫星账户研究有关现状 |
| 1.2.6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铁与高铁经济 |
| 2.1.2 高铁经济效应与高铁经济宏观效应 |
| 2.1.3 卫星账户与高铁经济卫星账户 |
| 2.2 国民账户与卫星账户相关理论 |
| 2.2.1 国民账户基本理论 |
| 2.2.2 卫星账户理论 |
| 2.3 投入产出表的一般原理 |
| 2.3.1 投入产出表的结构及平衡关系 |
| 2.3.2 投入产出表的基本假定及国内生产总值核算 |
| 2.3.3 投入产出系数及模型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识别及分类 |
| 3.1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生产范围的界定 |
| 3.1.1 SNA2008 的生产范围 |
| 3.1.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的生产范围 |
| 3.2 高铁经济产业链与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 |
| 3.2.1 高铁经济产业链 |
| 3.2.2 国民经济行业统计分类中有关高铁经济产业链的分类 |
| 3.3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 |
| 3.3.1 高铁经济产品的划分与分类 |
| 3.3.2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原则和路径 |
| 3.3.3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的识别与行业小类 |
| 3.4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及特有产业分类 |
| 3.4.1 高铁经济特有产品分类 |
| 3.4.2 高铁经济特有产业分类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及核算框架的确定 |
| 4.1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的确定 |
| 4.1.1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作用机理分析 |
| 4.1.2 高铁经济宏观效应总量指标的确定 |
| 4.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框架构建 |
| 4.2.1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框架构建思路 |
| 4.2.2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体系的基本框架 |
| 4.3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核算 |
| 4.3.1 高铁经济增加值核算 |
| 4.3.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核算 |
| 4.3.3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核算 |
| 4.3.4 高铁经济进出口核算 |
| 4.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扩展核算 |
| 4.4.1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的作用 |
| 4.4.2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的范畴 |
| 4.4.3 常用的就业统计指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基本表式 |
| 5.1 高铁经济相关产品部门分类 |
| 5.1.1 基于153 产品部门投入产出表分类 |
| 5.1.2 基于42 产品部门投入产出表 |
| 5.1.3 其他产品部门分类 |
| 5.2 高铁经济增加值表 |
| 5.2.1 生产法与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表 |
| 5.2.2 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表与增加值总表 |
| 5.3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3.1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 |
| 5.3.2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 |
| 5.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核算表 |
| 5.4.1 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交易表 |
| 5.4.2 高铁经济国际收支平衡表 |
| 5.4.3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核算表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核算表测算及分析 |
| 6.1 高铁经济比例的确定 |
| 6.1.1 高铁经济比例计算的理想方法 |
| 6.1.2 高铁经济比例计算的实际方法 |
| 6.1.3 产品部门高铁经济比例测算结果 |
| 6.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的建立及结果 |
| 6.2.1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建立方法 |
| 6.2.2 高铁经济投入产出表测算结果 |
| 6.3 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1 生产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2 收入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3 支出法高铁经济增加值测算 |
| 6.3.4 高铁经济增加值总表测算及分析 |
| 6.4 高铁经济卫星账户其他总量指标测算 |
| 6.4.1 高铁经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测算 |
| 6.4.2 高铁经济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测算 |
| 6.4.3 高铁经济劳动投入总量测算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高铁经济产业关联及乘数效应测算与分析 |
| 7.1 高铁经济的产业关联效应分析 |
| 7.1.1 后向联系(拉动作用)分析 |
| 7.1.2 前向联系(推动作用)分析 |
| 7.1.3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影响力和感应度综合分析 |
| 7.2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乘数效应分析 |
| 7.2.1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产出乘数效应分析 |
| 7.2.2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收入乘数效应分析 |
| 7.2.3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就业乘数效应分析 |
| 7.2.4 高铁经济产品部门增加值乘数效应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理论研究主要结论 |
| 8.1.2 实证研究主要结论 |
| 8.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成果 |
| 致谢 |
（3）长三角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技术路线与创新点 |
| 1.3.1 技术路线 |
| 1.3.2 创新点 |
| 第2章 研究基础 |
| 2.1 概念辨析 |
| 2.1.1 城市休闲 |
| 2.1.2 休闲城市 |
| 2.1.3 城市休闲化 |
| 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国外城市休闲化研究综述 |
| 2.2.2 国内城市休闲化研究综述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系统理论 |
| 2.3.2 耦合协调理论 |
| 2.3.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3章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水平测度与分析 |
| 3.1 城市休闲化评价指标选取 |
| 3.1.1 研究对象概述 |
| 3.1.2 指标选取原则 |
| 3.1.3 指标构建 |
| 3.1.4 指标内容 |
| 3.2 城市休闲化评价模型构建 |
| 3.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2 指标赋权与评价模型构建 |
| 3.3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水平评价 |
| 3.3.1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水平综合评价 |
| 3.3.2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水平分项评价 |
| 3.3.3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水平分市评价 |
| 第4章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测度与分析 |
| 4.1 模型构建与计算 |
| 4.1.1 耦合度评价模型 |
| 4.1.2 协调度评价模型 |
| 4.2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分析 |
| 4.2.1 耦合水平 |
| 4.2.2 协调水平 |
| 4.3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驱动因素识别 |
| 4.3.1 灰色关联分析 |
| 4.3.2 长三角城市休闲化耦合协调发展驱动因素分析 |
| 第5章 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坚持“以人为本”原则 |
| 5.2.2 提升休闲产业地位 |
| 5.2.3 完善休闲政策制度 |
| 5.2.4 普及休闲宣传教育 |
| 5.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中国环境污染区域差异的产业集聚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问题 |
| 1.1.2 中国现有产业集聚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 |
| 1.1.3 产业集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影响的研究综述 |
| 1.3.1 国家整体层面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
| 1.3.2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下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
| 1.3.3 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制研究 |
| 1.3.4 已有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及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产业集聚对区域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分析 |
| 2.1 环境污染与区域最优经济增长模型 |
| 2.2 产业集聚对区域环境污染的作用机理 |
| 2.2.1 模型假设 |
| 2.2.2 生产抉择 |
| 2.2.3 排污抉择 |
| 2.3 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差异理论假说 |
| 2.3.1 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 |
| 2.3.2 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技术溢出效应 |
| 2.3.3 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空间相关性和分异性 |
| 2.3.4 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行业异质性 |
| 2.3.5 产业集聚模式与区域环境效率差异 |
| 第三章 中国产业集聚的区域差异及其动态演化 |
| 3.1 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 |
| 3.1.1 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 |
| 3.1.2 产业集聚结构的测度方法 |
| 3.2 中国产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动 |
| 3.2.1 产业集聚的行业集中度指标CR4 |
| 3.2.2 产业集聚的区位熵指数 |
| 3.3 中国产业集聚结构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动 |
| 3.3.1 专业化指数 |
| 3.3.2 多样化指数 |
| 3.4 中国产业集聚形成与演化的区域特征 |
| 3.4.1 模型选择 |
| 3.4.2 变量与数据 |
| 3.4.3 实证结果分析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
| 4.1 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的构建 |
| 4.2 中国区域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变分析 |
| 4.2.1 中国区域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数的编制 |
| 4.2.2 中国区域环境污染的动态演变分析 |
| 4.2.3 中国环境污染的区域差异 |
| 4.3 中国环境污染的收敛性分析 |
| 4.3.1 环境污染的收敛性机理分析及模型设计 |
| 4.3.2 中国环境污染的?收敛性分析 |
| 4.3.3 中国环境污染的?收敛性分析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产业集聚水平、空间依赖与中国区域环境污染 |
| 5.1 中国区域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空间相关性研究 |
| 5.1.1 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分析 |
| 5.1.2 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集聚的空间效应分析 |
| 5.1.3 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
| 5.2 理论分析框架与计量模型 |
| 5.2.1 理论分析框架 |
| 5.2.2 计量模型 |
| 5.2.3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
| 5.3.2 经济距离检验 |
| 5.3.3 模型稳健性检验 |
| 5.3.4 分集聚程度的空间污染效应 |
| 5.3.5 环境污染效应的静态与动态空间模型分析 |
| 5.3.6 不同经济圈的环境污染效应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产业集聚结构与中国区域环境效率差异 |
| 6.1 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产业集聚结构演化 |
| 6.1.1 区域产业结构变化 |
| 6.1.2 区域产业集聚结构演化 |
| 6.2 产业集聚类型与中国区域环境效率 |
| 6.2.1 研究方法 |
| 6.2.2 理论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与数据 |
| 6.2.4 实证分析结果 |
| 6.3 产业集聚行业与中国区域环境效率 |
| 6.3.1 产业集聚环境效应的分行业考量 |
| 6.3.2 对制造业环境效率及其组成部分的测算研究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7.1 主要结论 |
| 7.1.1 中国产业集聚存在显着的行业差异和区域差异 |
| 7.1.2 产业集聚的累积效应助推区域产业集聚水平 |
| 7.1.3 中国区域环境质量存在显着的空间异质性 |
| 7.1.4 中国区域环境污染差异受到产业集聚水平因素的影响 |
| 7.1.5 产业集聚动态外部性对区域环境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鼓励培育区域特色制造业集群式发展 |
| 7.2.2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 |
| 7.2.3 控制集聚规模以减轻区域环境压力 |
| 7.2.4 加强合作完善区域协调治理机制 |
| 7.2.5 积极培育行业制造业集群式发展 |
| 7.2.6 加大低效率行业的环境资金技术支持力度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现状 |
| 1.4 名词界定 |
| 1.5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 |
| 1.7 本文创新 |
| 第2章 绿色生态城市理论研究及系统模型 |
| 2.1 概念梳理 |
| 2.2 内涵辨析 |
| 2.3 特征论述 |
| 2.4 理论基础 |
| 2.5 系统模型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国际比较研究 |
| 3.1 ESMF比较矩阵 |
| 3.2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 |
| 3.3 美国LEED ND、LEED Cities and Communities |
| 3.4 德国DGNB UD |
| 3.5 日本CASBEE UD、CASBEE Cities |
| 3.6 中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标准 |
| 3.7 宏观环境与评价体系的比较小结 |
| 3.8 机制保障比较 |
| 3.9 模式特征比较 |
| 3.10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与挑战 |
| 4.1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发展现状 |
| 4.2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存问题 |
| 4.3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现实挑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 |
| 5.1 评价体系现存问题 |
| 5.2 评价体系优化思路 |
| 5.3 钻石评价模型 |
| 5.4 评价体系结构 |
| 5.5 评价内容优化 |
| 5.6 评价方法优化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评价体系优化实证 |
| 6.1 中新天津生态城案例验证 |
| 6.2 其他比较案例验证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创新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新天津生态城国标(GBT51255-2017)评价验证 |
| 后记 |
| 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工作 |
（6）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意义 |
| 1.3.1 现实意义 |
| 1.3.2 理论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结构框架 |
| 1.6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1.7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城市公共交通的经济学分析理论 |
| 2.1.1 公共物品理论 |
| 2.1.2 外部性理论 |
| 2.2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2.2.1 绿色经济的内涵及相关理论 |
| 2.2.2 城市绿色经济及效率的概念 |
| 2.2.3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衡量 |
| 2.2.4 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3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与绿色经济效率关系研究 |
| 2.3.1 公交基础设施与绿色经济效率 |
| 2.3.2 公交服务效能与绿色经济效率 |
| 2.4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 |
| 2.4.1 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概念 |
| 2.4.2 出行决策行为相关理论 |
| 2.4.3 公交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5 文献述评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研究框架的构建 |
| 3.1 引言 |
| 3.2 需求视角下的城市公交发展分析 |
| 3.3 城市公交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框架 |
| 3.4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3.4.1 公交设施规模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3.4.2 公交服务效能与城市绿色经济效率 |
| 3.4.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交设施规模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4.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2.3 模型设定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4.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4.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4.3.4 稳健性检验 |
| 4.4 中介效应检验 |
| 4.5 拓展性分析 |
| 4.5.1 地区差异 |
| 4.5.2 城市规模差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公交服务效能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3 模型设定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5.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中介效应检验 |
| 5.5 拓展性分析 |
| 5.5.1 地区差异 |
| 5.5.2 城市规模差异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公交发展影响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微观基础 |
| 6.1 引言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变量定义与量表分析 |
| 6.2.3 模型设定 |
| 6.3 民众公交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1 多重共线性检验 |
| 6.3.2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
| 6.3.3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拓展性分析 |
| 6.4.1 家庭结构差异 |
| 6.4.2 分群估计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科学发展城市公交,关注客运量提升 |
| 7.2.2 转变民众固有观念,培养公交优先出行意识 |
| 7.2.3 实行公交优先发展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7.3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图表 |
| 附录2: 中国大中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行为调查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工作 |
| 致谢 |
（7）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机理研究 ——以苏州东山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家战略与文化的重要性 |
| 1.1.2 旅游开发与乡村文化衰落 |
| 1.1.3 文化转向与文化胁迫视角 |
| 1.2 研究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思路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关键科学问题 |
| 1.3.3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及其理论基础 |
| 2.1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1.1 国内外文献统计分析 |
| 2.1.2 乡村旅游影响研究进展 |
| 2.1.3 胁迫效应研究进展 |
| 2.1.4 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研究进展 |
| 2.1.5 研究述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胁迫生态学理论 |
| 2.2.2 文化系统进化论 |
| 2.2.3 旅游人地关系理论 |
| 2.2.4 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 |
| 2.2.5 演化经济地理理论 |
| 2.3 相关概念界定与框架构建 |
| 2.3.1 相关概念界定 |
| 2.3.2 理论框架构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测度 |
| 3.1 研究区概况 |
| 3.1.1 案例地选择依据 |
| 3.1.2 案例地概况 |
| 3.1.3 具体研究对象 |
| 3.2 乡村文化类型与胁迫症候群 |
| 3.2.1 研究设计 |
| 3.2.2 乡村文化类型及载体 |
| 3.2.3 乡村文化胁迫症候群 |
| 3.3 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测度 |
| 3.3.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3.3.2 胁迫效应的测度结果 |
| 3.3.3 胁迫感知的居民分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时空格局演化 |
| 4.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研究方法 |
| 4.2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格局 |
| 4.2.1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 |
| 4.2.2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 |
| 4.2.3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尺度 |
| 4.3 乡村文化胁迫时空演变 |
| 4.3.1 总体乡村文化胁迫时空演变 |
| 4.3.2 各维乡村文化胁迫时空演变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机理 |
| 5.1 乡村文化胁迫因素 |
| 5.1.1 个人属性类 |
| 5.1.2 观念认知类 |
| 5.1.3 基础条件类 |
| 5.1.4 社会发展类 |
| 5.1.5 政策宣传类 |
| 5.2 胁迫主控因素把控 |
| 5.2.1 胁迫因素均值分析 |
| 5.2.2 胁迫因素维度构成 |
| 5.2.3 胁迫因素差异分析 |
| 5.3 乡村文化胁迫机理 |
| 5.3.1 个体层的胁迫机理 |
| 5.3.2 整体层的胁迫机理 |
| 5.3.3 文化胁迫发展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文化胁迫下的乡村旅游响应 |
| 6.1 乡村旅游地文化保护内涵与维度 |
| 6.1.1 乡村文化保护的内涵 |
| 6.1.2 乡村文化保护的维度 |
| 6.2 乡村文化的旅游利用模式与策略 |
| 6.2.1 “修复+保育”模式与策略 |
| 6.2.2 “活化+参与”模式与策略 |
| 6.2.3 “公平+导引”模式与策略 |
| 6.2.4 “自主+创新”模式与策略 |
| 6.2.5 “身体+仪式”模式与策略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主要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关于《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访谈提纲 |
| 附录B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影响调查问卷 |
| 附录C 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胁迫的空间特征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8）“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质量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源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路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路径 |
| 1.4 主要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精品酒店的概念与特征 |
| 2.1.1 精品酒店概念 |
| 2.1.2 精品酒店的特征 |
| 2.2 精品酒店选址理论 |
| 2.2.1 区位理论 |
| 2.2.2 集聚理论 |
| 2.2.3 多核心理论 |
| 2.2.4 竞租理论 |
| 2.3 酒店选址指标 |
| 2.4 精品酒店微观选址的研究 |
| 2.5 酒店选址研究方法 |
| 第三章 杭州市精品酒店选址成功与失败案例剖析 |
| 3.1 成功案例 |
| 3.1.1 法云安缦酒店选址剖析 |
| 3.1.2 罗莱夏朵·湖边邨选址剖析 |
| 3.2 失败案例 |
| 3.2.1 杭州银隆君亭酒店选址剖析 |
| 3.2.2 杭州逸酒店选址剖析 |
| 第四章 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评价体系 |
| 4.1 杭州城市特点 |
| 4.2 基于文献研究的指标体系筛选 |
| 4.3 基于业内专家访谈的指标体系筛选 |
| 4.4 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指标体系确定 |
| 4.4.1 自然景观指标 |
| 4.4.2 历史文化指标 |
| 4.4.3 商业集聚指标 |
| 4.4.4 交通可及性指标 |
| 4.4.5 选址与客户画像匹配度指标 |
| 4.5 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指标体系权重计算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质量评价 |
| 5.1 样本数据的收集 |
| 5.2 样本酒店微观选址分析及专家评分计算 |
| 5.2.1 雷迪森龙井庄园等10 家样本微观选址分析及专家评分计算 |
| 5.2.2 杭州西子湖四季酒店等10 家样本选址分析及专家评分计算 |
| 5.2.3 杭州九里云松度假酒店等9 家样本选址分析及专家评分计算 |
| 5.3 结果分析 |
| 5.3.1 样本精品酒店二级指标专家评分比对分析 |
| 5.3.2 样本精品酒店一级指标计算比对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果总结 |
| 6.2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6.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业内专家访谈内容 |
| 附录2 业内专家指标权重的问卷调查数据 |
| 附录3 业内专家质量评价的问卷调查数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研究 ——基于差异性投资动因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框架 |
| 1.2.3 主要内容 |
| 1.3 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方法 |
| 1.3.2 统计分析方法 |
| 1.3.3 计量分析方法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4.1 理论角度创新 |
| 1.4.2 实证角度创新 |
| 第2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OFDI理论起源、发展及前沿 |
| 2.1.1 OFDI理论起源与发达国家OFDI理论 |
| 2.1.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1.3 OFDI理论前沿 |
| 2.2 中国OFDI决策的相关研究 |
| 2.2.1 中国OFDI的决定因素 |
| 2.2.2 中国OFDI的动机 |
| 2.2.3 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
| 2.3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OFDI决策 |
| 2.3.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概述 |
| 2.3.2 “一带一路”倡议下影响中国OFDI相关因素 |
| 2.3.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动机研究 |
| 2.3.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OFDI区位选择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典型化事实 |
| 3.1 中国OFDI总体现实分析 |
| 3.1.1 中国OFDI相关政策演变 |
| 3.1.2 基于国家层面的中国OFDI现实特征 |
| 3.1.3 基于企业层面的中国OFDI现实特征 |
| 3.2 中国对“一带一路”线国家OFDI现实分析 |
| 3.2.1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进程 |
| 3.2.2 基于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现实特征 |
| 3.2.3 基于企业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现实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的一般均衡分析 |
| 4.1 无偏假设下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
| 4.1.1 模型假设 |
| 4.1.2 博弈过程 |
| 4.1.3 纳什均衡 |
| 4.2 有偏假设下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
| 4.2.1 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 |
| 4.2.2 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 |
| 4.3 有偏假设下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 |
| 4.3.1 模型假设 |
| 4.3.2 博弈过程 |
| 4.3.3 贝叶斯纳什均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差异性投资动因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理论分析 |
| 5.1 数理模型构建 |
| 5.1.1 顺梯度投资决策的数理模型 |
| 5.1.2 逆梯度投资决策的数理模型 |
| 5.2 机理分析 |
| 5.2.1 差异性投资动因具体分类 |
| 5.2.2 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的机理分析 |
| 5.2.3 顺、逆梯度投资动因偏好的机理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差异性投资动因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实证分析:基于总样本检验 |
| 6.1 研究变量及实证模型设定 |
| 6.1.1 被解释变量设定 |
| 6.1.2 解释变量设定 |
| 6.1.3 实证模型设定 |
| 6.2 中国企业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实证检验 |
| 6.2.1 对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 |
| 6.2.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6.3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实证检验 |
| 6.3.1 模型设定 |
| 6.3.2 实证结果分析 |
| 6.3.3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与整体对比 |
| 6.3.4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及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对比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差异性投资动因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实证分析:基于分类样本检验 |
| 7.1 中国企业顺、逆梯度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实证检验 |
| 7.1.1 模型设定 |
| 7.1.2 对相关变量的统计分析 |
| 7.1.3 实证结果分析 |
| 7.2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逆梯度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实证检验 |
| 7.2.1 模型设定 |
| 7.2.2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逆梯度差异性投资动因决策对比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2.1 基于国家层面政策建议 |
| 8.2.2 基于民间组织层面建议 |
| 8.2.3 基于企业层面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与奖项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新经济”的5个天堂（论文参考文献）
- [1]产业集聚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为例[D]. 何佳楠. 大连理工大学, 2021(02)
- [2]基于卫星账户原理的高铁经济宏观效应评价研究[D]. 冒小栋. 江西财经大学, 2021(09)
- [3]长三角城市休闲化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研究[D]. 陈彦婷.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中国环境污染区域差异的产业集聚因素研究[D]. 孔晴. 兰州大学, 2021(09)
- [5]国际比较视野中我国绿色生态城区评价体系优化研究[D]. 杜海龙. 山东建筑大学, 2020(04)
- [6]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D]. 李金培. 上海交通大学, 2020
- [7]旅游开发对乡村文化的胁迫效应与机理研究 ——以苏州东山镇为例[D]. 徐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8]“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9]杭州市精品酒店微观选址质量评价[D]. 储辙. 浙江工业大学, 2019(03)
- [10]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决策研究 ——基于差异性投资动因的视角[D]. 刘震. 山东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