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户家务劳动问题探析（论文文献综述）
田甜[1]（2021）在《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调查研究 ——以河北省唐县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重要观点,对我国的教育教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劳动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加强农村小学的劳动教育不仅能够丰富学生的劳动知识技能,激发学生劳动意识,还能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这也是坚持立德树人理念,提升学生素养,缩小城乡差距,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现实需要。除此之外,在劳动实践中发扬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训练学生思维,磨练意志,增强责任感,通过劳动教育培养踏实肯干、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本研究主要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的重难点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第二部分是农村小学劳动教育概述,首先对劳动、劳动教育、学校劳动教育、农村小学劳动教育的概念进行界定,其次探究了马克思、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习近平对劳动教育的重要论述,最后对当前农村小学实施劳动教育的必要性进行深入分析。第三部分是对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的调查分析,分为调查设计和实施现状两大板块。从调查对象的选取、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的设计、调查的实施三个维度进行调查设计;在调查问卷和访谈的基础上,对收集到的信息整理分析,分为以下六个部分:农村小学劳动教育组织实施情况、实施方式、保障条件、以及农村小学生、教师、家长对劳动教育的认识,从多个视角展现当前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第四部分是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前河北省唐县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不尽人意。学校领导和教师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足、劳动教育保障条件匮乏、学生和教师以及家长对劳动教育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认知等问题严重阻碍着农村小学劳动教育的发展。导致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保障评价机制欠缺、农村学校劳动教育实施的条件不足、家庭教育理念的偏差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四个方面。第五部分是改善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的建议,针对当前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的现存问题,从政府和教育部门、学校、家庭、社会四个方面对劳动教育的实施提出建议,为解决农村小学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提出可行的策略。第六部分是结论部分,对本研究进行总结反思,总结研究结果,分析研究不足,提出研究展望。
林玉婵,罗明忠,邱海兰[2]（2021）在《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HNS的面板数据分析》文中指出缓解农户相对贫困是"后扶贫"时代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2011年、2015年三期面板数据,采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探究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无论对收入贫困还是能力贫困抑或是权利贫困,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均能起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而且,女性非农产业劳动参与显着提高农户收入水平,提升农户可行能力水平。改变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度量方法,验证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均具有显着缓解作用,表明结果稳健。可见,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参与能有效缓解农户相对贫困,释放女性减贫动能。因此,一方面应积极引导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释放家庭潜在生产力;另一方面应最大限度消除劳动力市场就业歧视,为女性就业营造公平环境,缓解农户相对贫困。
焦婷婷[3]（2021）在《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及其转变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N村环境项目实施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环境治理的议题日益增多。特别是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2018年我国全面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这离不开农村妇女的参与。本文以社会性别理论和社会实践理论为基础,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对甘肃省N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进行质性研究,对比了农村妇女在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前后环境行为的变化,并进一步探讨了农村妇女环境行为转变的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N村在实施环境治理项目之前,农村妇女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形成鲜明对比,主要参与私人领域的环境治理,且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具有绝对主导权和积极主动的特点,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呈现出消极的、随大流式和漠不关心的特征。第二,随着全国妇联“乡村振兴巾帼行动”的开展,N村实施了“巾帼家美积分超市”和“最美家庭”评比等环境治理项目,人居环境治理深入到了N村妇女的私人领域,使其私人领域逐渐公共化。N村妇女的环境行为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她们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被展示在公共领域进行讨论评比,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呈现出更多的公共性;N村妇女也开始被动地参与到公共领域的环境治理中。第三,N村妇女在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前后环境行为转变的分析。宏观层面有政策的动员、妇女组织化的参与以及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激励,保证了农村妇女环境行为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从微观层面来看,N村妇女在环境治理项目中被赋权增能,其自我效能感逐渐增强,自我主体性不断建构,家庭地位日益提升,激励N村妇女走向公共领域的环境治理。N村妇女在人居环境治理中环境行为的转变打破了传统农村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表明农村妇女凭借项目的赋权可以实现公共领域的参与,这为今后调动广大农村妇女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边丽瑾[4]（2020）在《农村妇女性别角色转变研究 ——以妇女参与陕西华村旅游服务业为例》文中提出性别意识反映一个国家社会政治进步的程度。男女平等是社会性别平等理念下全世界追求的目标,但在许多人心目中这只是一句口号,或者认为我国男女平等问题早已解决,甚至有些人认为妇女的地位在某些方面高过男性了。对妇女参与发展权利的呼吁,被错误的理解为简单的照顾和保护,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未被正视。就我国而言,得益于改革开放,参与式发展项目在不同领域蓬勃开展。因此,妇女参与成为性别和发展领域的重要话题。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旅游这一参与式发展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乡村旅游在宏观上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整体的价值不可小视;微观层面则对妇女性别意识觉醒、性别角色重塑都具有重要意义。华村旅游业为农村妇女参与社会化生产提供机会,同样她们也在华村旅游发展中彰显自己的价值。社会性别分工的不同决定了妇女在不同领域中的角色特征的不同。华村旅游的开展必然导致性别分工的变化,从而引起妇女性别角色的转变。本研究正是基于此思考,以华村参与旅游的妇女群体为研究对象,进入华村与当地妇女直接对话,深入观察当地妇女的参与模式与性别分工。并且参考摩塞社会性别分析框架对于妇女性别角色的划分标准,将妇女性别角色分为生产角色、家庭角色和社区工作角色。通过生产、家庭、社区三个领域的不同性别分工来描绘妇女的多重性别角色,探究华村妇女参与乡村旅游业前后性别角色的形成原因、变化过程及给当地妇女带来的影响,总结妇女性别角色转变的特征以及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参与旅游业后妇女性别角色发生了转变,她们的性别角色定位从以家庭角色为主到三重角色平衡,从附属走向独立。这种性别角色的转变必然会带来性别角色分工、性别角色地位及性别角色身份的改变,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妇女的再生产角色有所减弱,生产角色却不断增强,经济地位得到提升,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趋于弱化;第二,妇女家庭经济地位提高,掌握一定的家庭资源和家庭事务决策权,夫妻之间的家庭关系更加平等,由依赖型角色至较为独立角色转变;第三,妇女社会经济和政治参与程度加深,从家庭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定位向公共事务参与者转变。然而,不管是在家庭领域还是公共领域,社会文化所赋予妇女的再生产角色都很难改变,受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性别角色刻板印象并未在农村地区完全消除。一方面妇女面临着生产与再生产角色冲突,性别规范要求她们扮演好“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同时她们又渴望在社会发展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妇女生产领域的“情感劳动”依然是家庭领域再生产劳动的延续,公领域和私领域中对于妇女的性别偏见又限制了她们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根据研究结论和实际情况,从增强妇女主体意识,提升妇女政治地位和决策权,调整公众对妇女的角色认知等角度出发,思考推进性别平等的具体措施。发挥妇女参与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改变妇女的弱势地位和两性权力不平等机制,实现乡村旅游场域下两性平等和性别公正,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袁博[5]（2020）在《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文中提出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使中国形成了以父权制为核心的性别制度。广大农村妇女更因性别和所在地而被“双重”边缘化。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党派集团和国家政权号召妇女解放、开展女权运动,但仍未改变农村妇女地位低下的现状和传统家庭角色的定位。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和论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妇女解放运动,并对乡村传统性别制度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改造和重塑。农村妇女在“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政治动员下,被正式纳入国家体系。她们的主体身份和性别关系在国家的塑造下发生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家庭、经济活动、身体健康、政治参与、精神世界等五个方面。婚姻制度改革在妇女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中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婚姻法》是国家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性别制度的第一步,它有力地冲击了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和性别权力关系。因此它得到了女性农民的支持和男性农民的误解,在新旧性别观念的博弈中得到逐步贯彻。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基本确立了婚姻自主权,婚姻观念发生了转变,且获得了婚姻自由的权利,自由恋爱现象增多,离婚和再婚也不再受社会的指责。在家庭关系中,团结民主与平等和谐成为主旋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明显提高,并在家庭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和独立人格。但除了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角色也有延续,打老婆、漠视妇女合法权益的现象仍不时发生,新旧性别观念之间的拉扯与博弈依旧存在。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社会化大生产是建国后妇女工作的重要内容。中共根据新中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指导下,采用多种宣传方式,制定福利政策,运用国家力量使乡村妇女大规模地走出家门,进入公共领域,投入到生产劳动中。通过分析其参加劳动的工日、参与率等,我们发现农村妇女在生产劳动中撑起了“半边天”。在这一过程中,她们不仅获得了经济独立,而且确立了“劳动者”身份,形成了劳动意识和劳动习惯,实现了由“家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但是由于传统性别制度并未发生断裂,传统性别分工使参加劳动的妇女背负着双重责任,收入分配中也存在着两性关系的不平等。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国家积极维护其健康权,利用政治话语对妇女进行身体改造,并突出强调了妇女解放的想象。作为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标志,缠足被中共以政治权力严厉禁止,并使之在50年代走向消亡,为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解除了身体束缚。国家对农村妇女健康的保护还体现在生育变革上,包括推广新法接生和建立妇幼保健网。这不仅使分娩方式发生变化,生育空间也发生了转移。生育的现代化以及生育之痛在一定程度上的“消失”,加深了农村妇女对国家的认同,并以积极参加生产来表达感激之情,加速了身份转换。但过度的劳动使妇女们的身体出现各种问题,妇女的生理问题和特殊时期的身体便在“保护”的政策下进入公共领域和大众视野。原本属于私领域的妇女身体被纳入公领域,成为农村妇女身份社会化的重要标志。国家为农村妇女参政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经济基础,因此建国后全国出现了妇女参政的第一次高潮。她们不仅参与基层民主选举,而且当选基层代表,参与地方政权管理。许多优秀农村妇女经过国家培养,走上了基层政权的领导岗位,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管理群体——农村妇女干部群体。她们成为党和政府在地方的代言人,活跃在各个基层岗位上。建国后,农村妇女组织伴随着国家权力不断下沉,以妇代会为主的基层妇女组织普遍建立起来。作为妇女“娘家”的妇代会既是党和国家联系妇女群众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妇女表达政治意愿、维护权益的重要平台,使“国家”不再是高高在上、与之无直接关联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这一时期农村的政治权力参与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农村妇女的政治空间较为狭小,妇女干部和妇女组织并未打破以男权为中心的乡村权力结构而处在边缘位置。五十年代的集体化生活使农村妇女们感受到了“集体欢腾”,心灵受到了一次革命般的洗礼。她们不仅在识字运动中提高了自身文化素质,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振奋与文化自信。虽然国家以政治文化取代了乡村文化,但各种娱乐组织、娱乐活动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业余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使农村妇女在公共场合有了合法身份并接受了国家的政治教化。同时,集体劳动、各种会议等为农村妇女提供了活动场所,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充实与满足。伴随各种教育运动的开展,她们的集体意识被逐渐建构起来,包括对中共和新政府的认同、爱国主义情感的深化和集体观念的树立等。与男性农民相比,农村妇女的集体思想似乎更加强烈。这也是农村妇女转变为“社会人”身份的最好证明。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使日常生活不断政治化,也使农村妇女的身份得到了全新塑造。但是受传统政治文化和性别制度的影响,性别差异始终存在。可以说,国家和性别参与了新中国农村妇女的身份重构。它们相互糅合、碰撞,对农村妇女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妇女逐渐改变了传统角色定位,完成了从私领域的“家庭人”向公领域的“社会人”、“国家人”的身份转换,推动了农村妇女的解放进程。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转型较为彻底,但各地在完成时间和程度上略有差异。新中国农村妇女解放运动表现出的特点与问题应促使我们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力争真正实现两性平等的和谐局面。
张瑜[6]（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提出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陈林[7]（2019）在《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换档、就业压力巨大的关键时期,劳动力的短缺与剩余并存,劳动力市场同时出现“就业难”、“用工荒”的现象。针对民族、性别、户籍等就业歧视的报道常见诸于媒体;对职工、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群体就业质量讨论也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常被论及,深挖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对进一步释放劳动力红利具有重要意义。黎族主要聚居于海南,是中国最南端人口最多的一支少数民族,她们的就业问题也是全国少数民族就业问题的一个缩影。笔者长居于海南且长期关注黎族农村就业问题,本文选取就业问题研究的一个侧面——以黎族农村女性作为研究对象,从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视角切入,逐步开展就业分布影响、就业质量评估等视角的研究;在方法学上,综合运用文献研究、定性定量研究、案例研究等以便将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分析得更加透彻;在结构安排上,由表及里地层层推进,对黎族农村女性的就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女性就业问题研究的文献回顾,发现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及少数民族女性的就业歧视、就业质量以及就业影响因素等方面;而在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方面的文献鲜见。黎族人口总量过百万,其农村女性就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此,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进而梳理出劳动分工学说、人力资本理论、性别平等理论等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为本文提供理论支撑。研究内容聚焦黎族农村女性的劳动性别分工变迁、就业分布影响分析、就业质量评估等方面就业问题的核心。从黎族族源作为切入点探讨黎族女性劳动分工变迁。研究发现:解放前的黎族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劳动性别分工的禁忌,在农事活动中有着“男不帮女、女不帮男”的劳动分工习俗,黎族女性在社会组织、手工业、商贸业、农业等均有分布。解放后,黎族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性别分工逐渐消失;黎族与其民族一样在各行各业均有广泛分布,但主要分布在“农、林、牧、渔业”。通过进一步分析黎族农村女性的就业结构,发现黎族农村女性就业以第一产业为主,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趋势明显,呈现出以农为主的多元化就业格局;集中在农林牧渔、住宿和餐饮、居民服务等“三低一高”的行业;就业决策的影响逐步从经济收入为主向综合发展转变;青年一代的农民开始向新型职业化农民转变;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以橡胶经济为例）受农产品价格、生产作业制度、生产工具的效率等因素的影响。为了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分析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通过构建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指标并进行分民族分性别比较,评估结果发现: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得分低于黎族农村男性、汉族农村女性、汉族农村男性。而导致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得分低的主要原因是收入满意度低、医疗保险拥有率低、充电学习的机会低。此外,年龄、文化程度、务工经历、就业部门、子女数、承包土地等6个因素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为更深入阐释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最后通过村庄案例和个人案例进行分析,发现:黎族农事活动中劳动性别分工禁忌已经慢慢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共同分担、相互协作地完成农事活动;部分地区仍存在着劳动性别分工的现象,但这已不再是约定束成的习俗,而是男性将某些农事活动转移给女性的借口;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还受家庭劳动力配置与分工、个人发展、经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影响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为此,需要从政府、企业、个人三个层面去寻找促进就业的突破点,形成三管齐下、齐抓共管的促进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的新局面。
梁竟宇[8]（2019）在《农户退出生猪散养对其劳动时间配置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860户生猪散养农户调查》文中研究说明我国作为传统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家基础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农户劳动时间的合理配置对我国农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随着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生猪散养模式已经不符合当今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多的散养农户主动或被动退出生猪散养这一行业。农户退出散养后存在大量劳动时间需要进行重新配置。本文研究退出生猪散养对其时间配置的影响,旨在对农户时间配置进行科学有效的指导,也可以为国家相关扶持政策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本文在Becker的农户时间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数据特点和实际提出时间四分法,即将农户劳动时间分为:种植业劳动时间、养殖业劳动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和农外创收时间。在进行相应的文献学习和理论框架构建后,基于四川省860户散养农户共2530个数据样本,使用非参数检验对数据进行总体分析和分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退出生猪散养农户和未退出农户在劳动时间配置上存在明显差异,退出生猪散养的农户农外创收劳动时间增加,种植业、养殖业劳动时间明显减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tobit截尾回归模型分析时间配置差异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表明,是否退出与种植业劳动时间成负相关,退出种植业劳动时间相比未退出的减少。男性种植业劳动时间相比女性劳动时间减少更多,年龄与种植业劳动时间成正相关,家庭承包耕地面积、村人均收入与种植业劳动时间成正比。是否退出与养殖业劳动时间成负相关。退出后养殖业劳动时间相比未退出的减少。男性养殖业劳动时间相比女性劳动时间减少更多。年龄与养殖业劳动时间成正相关,受教育年限与养殖业劳动时间成负相关。家庭财产、村人均收入、村耕地面积与养殖业劳动时间成正相关。农外创收劳动时间中是否退出、性别、受教育年限及距县城距离与农外创收劳动时间成正相关。年龄、家庭负担比、家庭财产、村人均收入、村耕地面积与农外创收劳动时间成负相关。家务劳动时间中是否退出、性别、受教育年限与家务劳动时间成负相关,年龄、家庭负担比、村人均收入与家务劳动时间成正相关。基于上述结果和有关结论,本文发现了散养造成的妇女负担加重、农村留守儿童及负担较重家庭恶性循环等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给予继续从事养殖业劳动农户相应的资金帮助和技术扶持,鼓励其向规模化、标准化养殖转型。对于从事种植业劳动的农户,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科技服务。为农户土地流转等行为提供政策支持。对外出务工的农户,提供劳动技能技术培训,建立健全劳务输出机构和劳务输出激励机制,搭建及时有效的就业信息平台,保障外出务工人员利益。立法保障女性权益,从根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及为负担较重的家庭提供相应的补贴帮助。
顾天竹[9]（2019）在《城市扩张对低技能服务业发展与非农就业创造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的大政方针。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为了实现规模经营和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最终需依靠农民数量的减少;否则,恩格尔定律:购买食品支出的比例随收入提高递减,相应地社会支付给农业和农民的比例随经济增长而下降,这必然使农民的相对收入下降。基于中国城镇化速度将放缓,未来仍有庞大人口生活在农村这一判断,十九大期间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也更需要又快又好地推进城镇化。我国过去的城镇化道路以年轻、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个体劳动力进城为特色,农村剩余人口主要为低技能劳动力,所以吸引包括中年劳动力在内的农村相对低技能人口进城并且使他们有机会更长久地留在城市是提升城镇化水平的关键。由于城镇化发展最终依靠非农行业对劳动需求来决定,所以城市服务行业发展、尤其是低技能服务业扩张是当前和未来低技能劳动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此外,城镇化本身也会促进服务业发展,创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引致需求,相比人口分散的农村:一方面,城镇拥有更高的人口密度,其产品和服务市场充分庞大,劳动分工也就足够细化,服务业细分种类和服务从业人员也就越多;另一方面,城镇化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时间机会成本,从而刺激服务性消费需求的增长。如此来看,城市扩张有利于低技能服务业扩张以吸纳更多非农就业。然而,在城市发展道路问题上,政府政策的重点是推进中小城镇建设,并且采取措施控制一些特大型城市扩张。这种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通过行政力量将经济资源配置在地理劣势地区的做法,既不利于包容性就业也不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在此问题上需要继续关注的是:今后农民工转移潜力,特别是大量农村低技能劳动力如何转移到城市内从事非农就业。在农村劳动力需要持续转移的背景下,城市能否为这些劳动力提供足够的非农就业机会?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扩张是否是创造非农就业的主要源泉?如果低技能服务行业能够吸纳更多的低技能劳动力,那么何种方式的城镇化或何种城市更有利于低技能服务业扩张以创造更多非农就业机会,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型城市?围绕这些问题,本文将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并测算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增加及其就业增加的差异与数量关系。本研究主要内容与相应结论如下:研究内容1: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需求的影响因素,确定城市规模对家庭购买家政服务来代替家务劳动的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确定城市规模与家庭生活服务外包行为的关系,预测未来城市人口结构对劳务服务消费需求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本部分研究探讨了家庭生活服务外包需求的影响因素,并主要测度了城市规模对家庭购买家政服务行为的作用。通过家庭层面的数据实证,结果显示从家庭生活服务外包角度来看,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对城市家庭是否购买家政服务和购买家政服务时长均有显着正向影响,表明衡量城镇化的三大指标——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均是促进城市劳务服务消费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内容2: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影响因素,确定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和人均需求的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确定城市规模与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关系,预测未来城市规模扩张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本部分研究探讨了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的影响因素,并主要测度了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生产总值的作用。通过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和人均需求模型进行分步回归,结果发现城市规模在扩大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实证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变量是最为稳健有效的指标。随后增加了平方项的模型估计,实证结果也显示线性与非线性模型估计结果较为相似。研究内容3: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实际就业的影响因素,确定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总量和就业比例的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确定城市规模与低技能服务业实际就业的关系,预测未来城市规模扩张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及变化趋势。本部分研究探讨了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因素,并主要测度了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实际就业的作用。通过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总量和就业比例模型进行分步回归,结果发现城市规模在创造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机会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实证发现城市人口密度变量仍是最为稳健有效的指标。随后增加了平方项的模型估计,证实了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存在非线性作用机制,实证结果也解释了拐点基本位于分布区间以外是导致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一致的主要原因。研究内容4:理论分析并实证测度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数量关系,确定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增加对就业增加的非线性影响。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测算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与实际就业的关系,预测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扩张对需求增加与就业增加的数量差异。本部分研究分析了扩大城市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是创造相关行业就业机会的最主要路径,但是伴随着城市规模扩张而产生的低技能服务供给方规模经济,会使得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总量的需求弹性应该小于1。通过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弹性和就业比例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随着需要增加而增加,并且就业的需求弹性数值显着小于1,这证实了增加城市居民对低技能劳务服务的消费需求并不必然能够创造同样比例低技能劳动力在服务行业的实际就业机会。研究内容5:理论分析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影响程度,分别测度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土地面积对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作用。本部分的研究目标是测算城市规模指标与低技能服务就业的关系,比较各指标在截面数据实证和面板数据实证中的一致性和稳健性。本部分研究基于中国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重新估计了城市总人口、人口密度和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指标,继续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面板回归、分年回归和门槛回归,发现在各个时间截面内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均有正向影响,并且在各个实证过程中城市人口密度变量的正向影响仍然最为稳健可靠;即使考虑存在非线性的作用机制,那么从城市规模正向作用的拐点或门槛值基本位于我国现阶段城市规模分布区间以外的情况来看,城市规模继续扩张仍会有利于促进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增加。研究证实了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在面板数据和截面数据估计中的一致性,检验了前述实证的结果稳健可靠。综合这五方面研究内容得出以下结论: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的需求增加;这种微观层面上对劳务服务需求的增加,加总可得城市层面上对低技能服务总需求的增加;低技能服务业消费需求的增加会进一步转变为对低技能服务业劳动需求的增加,并以此创造低技能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然而由于城市规模扩张会导致服务行业供给方的规模经济,这会使得服务就业会随着服务效率的提高而减少,这最终导致了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增加幅度小于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的增加幅度,因而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存在非线性的作用机制;又由于非线性作用的拐点基本位于城市规模分布区间以外,所以现阶段城市规模对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正向作用不会改变;无论是从家庭层面数据、城市截面数据、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来看,城市规模扩张都有利于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增加,并且与城市总人口或土地面积变量相比,人口密度变量始终是最为稳健有效的衡量指标;此外,与城市经济发展相关的城市人口结构、职工平均工资、城市产业结构和物质资本投资等因素,也会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产生影响。综上所述,从发展低技能服务业来吸纳更多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非农就业的角度来看,人口高度聚集的大城市要比人口稀松分散的小城市（城镇）的效率更高:例如建设一个200万规模较高人口密度的大型城市要明显优于建设两个100万规模较低人口密度的中型城市;建设一个100万人的中型城市也要优于建设两个50万人的小型城市,以此类推。故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通过城市人口聚集和规模扩张来增加低技能服务业需求和就业的政策。本研究在理论上认同从发展城市低技能服务业的角度来转移更多农村低技能劳动力,相关政策建议也有三个方面:其一,适度放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限制;其二,适度鼓励城乡居民社区集中安置;其三,适度包容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
王娟[10]（2019）在《家庭疾病负担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湖北孝昌、红安的微观调查数据》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工业化、城镇化等非农领域转移。在非农化过程中存在强烈的性别差异,与已婚男性相比,农村已婚女性处于非农就业的劣势地位,女性非农化过程也相对延迟。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农村女性劳动力仍有向城市转移的空间。居高不下的居民患病率和因病致贫率,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成为大病农户。大病冲击下,家庭作为抵御疾病负担的最后防线,需要通过释放家庭剩余劳动力来获取经济收入,这就形成了促进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推力”;但同时大病患者需要家庭其他成员的陪护和照料,已婚女性是家庭照料的主要承担者,这就形成了阻碍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拉力”。那么,大病农户的已婚女性在“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下如何实现工作与家庭间的均衡呢?又是如何合理做出非农就业决策呢?已有学者研究疾病照料负担对家庭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但区分疾病经济负担和疾病照料负担的研究较少,重点考察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决策中的就业方式、就业地点和就业时间的研究也不多。本文使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省孝昌县和红安县的微观入户调查数据,选择年龄大于等于18岁且小于等于65岁的已婚女性劳动力样本。因变量是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决策中的就业方式、就业地点和就业时间;自变量是已婚女性所在家庭承担的疾病经济负担和疾病照料负担;控制变量包括已婚女性个人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技能培训和家庭决定权等描述个体特征的变量,已婚女性家庭中配偶就业方式、配偶就业地点、配偶就业时间、老人赡养负担、学龄前儿童抚养负担、土地面积和贫困户情况等描述家庭特征的变量,已婚女性所在区域贫困村情况和所在县情况等描述区域特征的变量。全文利用Stata14.0软件,通过构建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二元Logistic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家庭疾病负担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决策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大病农户与非大病农户样本、短期大病农户与长期大病农户样本的差异。研究发现:（一）疾病经济负担会促进农村已婚女性选择外地就业;（二）疾病照料负担会促进农村已婚女性选择农业就业和家务或无工作;（三）疾病经济负担和疾病照料负担均会影响农村已婚女性的非农就业时间,疾病经济负担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时间的增加效应在短期大病农户中更有效,而疾病照料负担对已婚女性非农就业时间的减少效应在长期大病农户中更有效;（四）已婚女性的人力资本特征、配偶就业情况、老人赡养负担和学龄前儿童抚养负担均会影响其非农就业决策。基于此从政府、社会、家庭及个人四个维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政府应从有效预防和及时治疗大病两方面给予政策支持,依据疾病病理特征、合理分配扶贫资源;（二）政府和社会应共同构建农村贫困地区老人儿童保健护理体系,加快农村贫困地区非农部门的发展,设置灵活的工作时间制;（三）家庭内部应合理分配家庭成员代内和代际间的相互扶持,提倡家庭成员共同承担家庭照料责任;（四）农村已婚女性应从健康、文化和技能三方面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要求。
二、农户家务劳动问题探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户家务劳动问题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调查研究 ——以河北省唐县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一)国家政策的支持 |
| (二)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新定位 |
| (三)农村小学劳动教育的现实 |
| 二、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文献综述 |
| (二)国外文献综述 |
| 五、研究重难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六、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理论视角 |
| 第一章 农村小学劳动教育概述 |
| 一、基本概念界定 |
| (一)劳动 |
| (二)劳动教育 |
| (三)学校劳动教育 |
| (四)农村小学劳动教育 |
| 二、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的劳动教育思想 |
| (二)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 |
| (三)陶行知的劳动教育思想 |
| (四)习近平总书记的劳动教育论述 |
| 三、农村小学实施劳动教育的必要性 |
| (一)劳动教育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 |
| (二)劳动教育是学生未来发展的必要环节 |
| (三)劳动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 |
| 第二章 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调查分析 |
| 一、调查设计 |
| (一)调查对象的选取 |
| (二)调查问卷、访谈提纲的设计 |
| (三)调查的实施 |
| 二、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 |
| (一)农村小学劳动教育组织实施情况 |
| (二)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方式 |
| (三)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的保障条件 |
| (四)农村小学生对劳动教育的认识 |
| (五)农村小学教师对劳动教育的认识 |
| (六)农村小学的学生家长对劳动教育的认识 |
| 第三章 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探析 |
| 一、政府和教育部门的保障、评价机制欠缺 |
| (一)教育部门对劳动教育课程标准的建制模糊 |
| (二)教育部门监查管理制度不完善 |
| 二、农村学校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学校领导、教师对劳动教育的认知不全面 |
| (二)学校课程监察管理制度缺失 |
| (三)农村小学缺乏优质劳动教育师资 |
| (四)农村小学资源的有限性 |
| (五)学生自身劳动意识较差 |
| (六)出于安全考虑,活动开展困难 |
| 三、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家长溺爱情况普遍存在 |
| (二)家长对劳动教育的错误认知 |
| 四、社会环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 |
| (二)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 |
| (三)学校劳动教育的隐效性和长期性 |
| 第四章 改善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的建议 |
| 一、政府和教育部门建立劳动教育有效实施的保障机制 |
| (一)加强劳动教育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 |
| (二)加强对劳动教育实施情况的督察管理 |
| (三)加强教育经费的投入保障 |
| 二、加强学校劳动教育实施机制建设 |
| (一)教育工作者更新教育观念 |
| (二)完善劳动教育的评价方式 |
| (三)健全学校劳动教育督导机制 |
| (四)积极开发和利用劳动课程资源 |
| (五)健全学校劳动教育的师资体系 |
| (六)连接和开拓社会资源 |
| 三、家校合力促进劳动教育发展 |
| (一)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功能 |
| (二)把家务劳动纳入到劳动教育的内容 |
| (三)举办家长学校,对家长进行定期培训 |
| 四、加强舆论宣传,创设良好的社会环境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2）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HNS的面板数据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分析 |
| （一）女性劳动参与和收入贫困 |
| （二）女性劳动参与和能力贫困 |
| （三）女性劳动参与和权利贫困 |
|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变量选取 |
| 1. 被解释变量。 |
| 2. 解释变量。 |
| 3. 控制变量。 |
| （三）模型构建 |
| 1. Logit模型。 |
| 2. PSM模型。 |
| 四、结果与分析 |
| （一）相对贫困测算结果 |
| （二）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 |
| （三）稳健性检验 |
| （四）内生性检验 |
| 五、结论与建议 |
（3）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及其转变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N村环境项目实施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问题提出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农村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 |
| 1.3.2 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 |
| 1.3.3 妇女环境行为的相关研究 |
| 1.3.4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意义 |
| 1.4.1 理论意义 |
| 1.4.2 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人居环境治理 |
| 2.1.2 环境行为 |
| 2.1.3 环境治理项目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性别理论 |
| 2.2.2 社会实践理论 |
| 2.3 研究方法 |
| 2.3.1 文献法 |
| 2.3.2 观察法 |
| 2.3.3 半结构式访谈法 |
| 第三章 N村的生产生活及人居环境治理概况 |
| 3.1 N村的生产与生活 |
| 3.2 N村的人居环境发展史 |
| 3.3 N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内容 |
| 3.4 N村人居环境治理项目介绍 |
| 3.4.1 巾帼家美积分超市 |
| 3.4.2 “美丽庭院”的评比 |
| 第四章 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前妇女的环境行为及特征 |
| 4.1 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 |
| 4.1.1 公共领域 |
| 4.1.2 私人领域 |
| 4.2 N村妇女在私人领域中的环境行为特征 |
| 4.2.1 绝对主导的环境行为 |
| 4.2.2 积极主动的环境行为 |
| 4.3 N村妇女在公共领域中的环境行为特征 |
| 4.3.1 消极观望的环境行为 |
| 4.3.2 随大流式的环境行为 |
| 4.3.3 漠不关心的环境行为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环境治理项目实施后妇女环境行为及特征 |
| 5.1 N村妇女在私人领域的环境行为特征 |
| 5.1.1 公共性的环境行为 |
| 5.1.2 公益性的环境行为 |
| 5.2 N村妇女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特征 |
| 5.2.1 妇女党员干部的带头参与 |
| 5.2.2 被“熟人关系”带动 |
| 5.2.3 被组织化的参与 |
| 5.3 小结 |
| 第六章 妇女环境行为转变的机制分析 |
| 6.1 宏观层面的机制分析 |
| 6.1.1 政策的动员 |
| 6.1.2 妇女组织化 |
| 6.1.3 物质和精神的激励 |
| 6.2 微观层面的机制分析 |
| 6.2.1 自我效能感的增强 |
| 6.2.2 家庭地位的提升 |
| 6.2.3 主体性的建构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讨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农村妇女性别角色转变研究 ——以妇女参与陕西华村旅游服务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综述 |
| 1.3.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3 文献评述 |
| 1.4 理论依据和核心概念 |
| 1.4.1 理论依据 |
| 1.4.2 概念界定 |
| 1.5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华村旅游及妇女参与情况简介 |
| 2.1 华村自然状况与区位条件 |
| 2.2 华村旅游发展现状 |
| 2.3 华村妇女参与旅游服务业情况 |
| 2.3.1 被访妇女基本情况 |
| 2.3.2 妇女参与旅游服务业的原因 |
| 2.3.3 妇女参与旅游服务业的过程 |
| 第三章 参与旅游服务业前的妇女性别角色 |
| 3.1 生产角色 |
| 3.1.1 外出务工的性别歧视 |
| 3.1.2 家庭经济利益策略的妥协 |
| 3.2 家庭角色 |
| 3.2.1 再生产劳动的固有属性 |
| 3.2.2 家庭决策的依赖与服从 |
| 3.3 社区工作角色 |
| 3.3.1 社区管理的长期缺位 |
| 3.3.2 社区政治参与边缘化 |
| 第四章 参与旅游服务业后的妇女性别角色 |
| 4.1 生产角色 |
| 4.1.1 生产劳动的参与主体 |
| 4.1.2 经济独立的社会化生产者 |
| 4.2 家庭角色 |
| 4.2.1 再生产劳动的部分出让 |
| 4.2.2 家庭决策影响力强化 |
| 4.3 社区工作角色 |
| 4.3.1 社区管理参与度提升 |
| 4.3.2 社区政治权力意识觉醒 |
| 第五章 妇女性别角色转变的影响 |
| 5.1 妇女从附属走向独立 |
| 5.1.1 传统性别角色分工格局弱化 |
| 5.1.2 家庭性别角色地位提高 |
| 5.1.3 性别角色身份多样化 |
| 5.2 妇女性别角色的冲突与延续 |
| 5.2.1 “生产”和“再生产”角色冲突 |
| 5.2.2 “情感劳动”是“再生产”的延续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思考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推进性别平等的思考 |
| 6.2.1 增强妇女的主体意识 |
| 6.2.2 提升妇女政治地位和决策权 |
| 6.2.3 调整公众对妇女性别角色认知 |
| 6.3 妇女参与式发展的未来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论文概况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相关概念界定 |
| (三) 研究综述 |
| (四) 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五) 创新与不足 |
| 二、新中国成立前山东农村妇女解放概述 |
| 第一章 婚姻家庭变革中性别关系的改变 |
| 第一节 性别观念下的1950年《婚姻法》 |
| 一、从父权制到男女平等性别观 |
| 二、《婚姻法》的性别解读 |
| 三、新旧性别观念的冲突与博弈 |
| 第二节 山东农村妇女婚姻自主权的确立 |
| 一、婚姻观念的转变 |
| 二、结婚:由包办婚姻到自主婚姻 |
| 三、离婚和再婚:由从一而终到男女平等 |
| 第三节 家庭关系中农村妇女性别角色的“变”与“常” |
| 一、“变”:新家庭性别观的形成 |
| 二、“常”:传统性别权力关系的遗留 |
| 第二章 农村妇女“劳动者”的性别分工 |
| 第一节 国家动员妇女参加生产的性别政策 |
| 一、开展思想教育 |
| 二、培养妇女干部 |
| 三、选树典型和劳模 |
| 四、解决妇女福利问题 |
| 第二节 传统性别分工的突破与延续 |
| 一、“劳动者”身份的确立 |
| 二、传统性别分工的延续 |
| 第三节 性别差异下的收入分配 |
| 一、劳动记工算账问题 |
| 二、男女“同工不同酬”问题 |
| 第三章 农村妇女健康权的国家维护 |
| 第一节 政治场域下的缠足问题 |
| 一、“缠”与“放”之间 |
| 二、50年代缠足的终结 |
| 第二节 生育变革 |
| 一、分娩方式的改变 |
| 二、接生人员身份的重塑 |
| 三、生育行为的组织化与规范化 |
| 四、日常生理卫生习惯的改变 |
| 第三节 妇女劳动者的身体与保护 |
| 一、身体的“去性别化” |
| 二、劳动妇女特殊身体问题的解决 |
| 三、记忆中的身体之痛 |
| 第四章 乡村政治空间内的性别参与 |
| 第一节 农村妇女的基层民主参与 |
| 一、参加基层民主选举 |
| 二、参加基层组织,当选基层代表 |
| 第二节 作为参政平台的妇代会 |
| 一、妇女组织的逐步下沉 |
| 二、农村妇女们的“娘家” |
| 三、乡村权力结构中的角色定位 |
| 第三节 山东农村妇女干部群体 |
| 一、崭露头角的妇女干部 |
| 二、群体特征 |
| 三、政治权力参与中的性别差异 |
| 四、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 |
| 第五章 “集体欢腾”与“心灵革命” |
| 第一节 教育中的性别:农村妇女的扫盲运动 |
| 一、农村妇女积极参与扫盲运动 |
| 二、知识的洗礼与精神的振奋 |
| 第二节 沉浸在集体文娱活动之中 |
| 一、节日期间的文化活动 |
| 二、日常文娱活动 |
| 三、电影、广播等新式娱乐的普及 |
| 第三节 集体化下的精神世界与集体意识 |
| 一、精神世界的充实 |
| 二、集体意识的建构 |
| 结语 |
| 一、“新”身份的确立 |
| 二、国家:农村妇女身份的塑造者 |
| 三、性别:无法抹去的身份标签 |
| 四、对中国农村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的创新 |
| 1.5 研究框架 |
| 第2章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回顾 |
| 2.1.1 国外文献回顾 |
| 2.1.2 国内文献回顾 |
| 2.2 文献评论 |
| 2.3 理论基础 |
| 2.3.1 劳动分工学说 |
| 2.3.2 就业理论 |
| 2.3.3 人力资本理论 |
| 2.3.4 性别平等理论 |
| 第3章 黎族女性劳动分工变迁 |
| 3.1 黎族族源 |
| 3.1.1 黎族的族称 |
| 3.1.2 黎族的起源 |
| 3.2 黎族女性劳动分工变迁 |
| 3.2.1 解放前黎族女性的劳动分工 |
| 3.2.2 解放初期及人民公社时期黎族农村女性的劳动分工 |
| 3.2.3 改革开放以后黎族农村女性的劳动分工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影响分析 |
| 4.1 海南黎族人口状况 |
| 4.1.1 海南黎族人口总量 |
| 4.1.2 海南黎族人口地域分布 |
| 4.1.3 海南黎族的学历结构 |
| 4.2 黎族女性的就业分布 |
| 4.2.1 海南省劳动力就业的产业结构 |
| 4.2.2 海南省劳动力就业的行业结构 |
| 4.2.3 海南黎族女性劳动力就业结构 |
| 4.3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特征 |
| 4.3.1 就业领域:以农为主的多元化就业 |
| 4.3.2 就业局限:“三低一高”行业成聚集区 |
| 4.3.3 就业决策:从经济收入向综合发展转变 |
| 4.3.4 新型农民:从身份到职业的转变 |
| 4.4 经济活动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的影响——基于橡胶经济的分析 |
| 4.4.1 天然橡胶价格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的影响 |
| 4.4.2 割胶制度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的影响 |
| 4.4.3 割胶工具的割胶效率对黎族农村女性就业分布的影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 |
| 5.1 就业质量与就业质量测量 |
| 5.1.1 就业质量的概念 |
| 5.1.2 就业质量的测量 |
| 5.2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
| 5.2.1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指标构建 |
| 5.2.2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的数据来源 |
| 5.3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评估结果 |
| 5.3.1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的基本情况 |
| 5.3.2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测量 |
| 5.4 黎族农村女性与黎族男性及汉族男女性就业质量比较 |
| 5.4.1 黎族农村女性与汉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比较 |
| 5.4.2 黎族农村女性与黎族农村男性就业质量比较 |
| 5.4.3 黎族农村女性与汉族农村男性就业质量比较 |
| 5.5 影响黎族农村女性就业质量的因素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黎族农村女性就业案例分析 |
| 6.1 案例选择与概况 |
| 6.1.1 案例选择 |
| 6.1.2 案例概况 |
| 6.2 案例分析与发现 |
| 6.2.1 六个黎族村庄女性的基本情况 |
| 6.2.2 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性别分工:习俗还是面子? |
| 6.2.3 家庭劳动力配置与分工:外出还是留守? |
| 6.2.4 不同群体的就业选择:农业还是非农业? |
| 6.3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中国海南农村就业问题研究调查问卷 |
| 附录B 访谈小结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农户退出生猪散养对其劳动时间配置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860户生猪散养农户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生猪散养及退出散养的相关研究 |
| 1.2.2 农户时间配置模型理论相关研究 |
| 1.2.3 生猪散养对农户劳动时间配置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户时间配置 |
| 2.1.2 生猪散养农户 |
| 2.1.3 农户退出生猪散养 |
| 2.2 理论借鉴 |
| 2.2.1 时间配置理论 |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农户异质性理论 |
| 2.3 农户退出生猪散养对其时间配置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三章 退出农户与未退出农户时间配置比较 |
| 3.1 数据与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样本描述 |
| 3.1.3 研究方法 |
| 3.2 总体比较 |
| 3.2.1 差异检验 |
| 3.2.2 结果分析 |
| 3.3 分类比较 |
| 3.3.1 差异检验 |
| 3.3.2 结果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退出散养对农户劳动时间配置差异影响的模型分析 |
| 4.1 模型构建和变量设定 |
| 4.1.1 模型构建 |
| 4.1.2 变量设定 |
| 4.2 模型估计 |
| 4.3 结果分析 |
| 4.3.1 对种植业劳动时间的影响 |
| 4.3.2 对养殖业劳动时间的影响 |
| 4.3.3 对农外创收劳动时间的影响 |
| 4.3.4 对家务劳动时间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存在的问题 |
| 5.3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9）城市扩张对低技能服务业发展与非农就业创造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言 |
| 1.1 研究背景、问题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假说和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假说 |
| 1.2.3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数据来源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1.5 结构安排 |
| 2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城镇化 |
| 2.1.2 低技能劳动力 |
| 2.1.3 低技能服务业 |
| 2.2 经济理论基础 |
| 2.2.1 城乡二元结构 |
| 2.2.2 农业劳动转移 |
| 2.2.3 劳动分工理论 |
| 2.2.4 规模经济理论 |
| 2.3 相关文献回顾 |
| 2.3.1 国际关于城市化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的讨论 |
| 2.3.2 国内关于城镇化道路与劳动力吸纳的争论 |
| 2.3.3 关于已有文献的评述与小结 |
| 3 分析框架与实证思路 |
| 3.1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逻辑背景 |
| 3.1.1 三农问题与城乡统筹发展 |
| 3.1.2 农地市场与农业现代化 |
| 3.1.3 人口流动与农地再分配 |
| 3.1.4 劳动市场与劳动力就业 |
| 3.2 城市低技能服务就业的扩张机制 |
| 3.2.1 城市规模与低技能服务业需求 |
| 3.2.2 城市规模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
| 3.2.3 城市低技能服务需求与低技能劳动就业增长的关系 |
| 3.3 理论框架与实证模型 |
| 3.3.1 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的实证模型 |
| 3.3.2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的实证模型 |
| 3.3.3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实证模型 |
| 3.3.4 城市服务需求创造就业的实证模型 |
| 3.3.5 城市面板数据稳健检验的实证模型 |
| 3.4 小结 |
| 3.4.1 本文研究问题的逻辑起点 |
| 3.4.2 本文研究内容的核心机制 |
| 3.4.3 本文实证分析的技术路线 |
| 4 研究背景与数据介绍 |
| 4.1 我国非农就业与产业结构时序变化 |
| 4.2 我国城镇化道路与城市发展历程 |
| 4.3 我国城市统计数据简介 |
| 4.3.1 城市统计数据的介绍 |
| 4.3.2 城市统计指标的说明 |
| 4.3.3 城市统计指标的时序变化 |
| 5 城市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研究 |
| 5.1 家庭生活服务外包的理论模型 |
| 5.2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 5.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5.3.1 数据来源 |
| 5.3.2 样本描述 |
| 5.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5.5 小结 |
| 6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研究 |
| 6.1 分析框架与逻辑思路 |
| 6.2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 6.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6.3.1 数据来源 |
| 6.3.2 样本描述 |
| 6.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6.4.1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总量的回归 |
| 6.4.2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人均需求的回归 |
| 6.5 小结 |
| 7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研究 |
| 7.1 分析框架与逻辑思路 |
| 7.2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 7.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7.3.1 数据来源 |
| 7.3.2 样本描述 |
| 7.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7.4.1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总量的回归 |
| 7.4.2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比例的回归 |
| 7.5 小结 |
| 8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需求与就业的关系研究 |
| 8.1 低技能服务业需求与就业增长的差异来源 |
| 8.1.1 城市人口密度异质性引起的差异 |
| 8.1.2 城市服务业动态发展引起的差异 |
| 8.2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 8.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8.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8.4.1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总量的回归 |
| 8.4.2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弹性的回归 |
| 8.4.3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比例的回归 |
| 8.5 小结 |
| 9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
| 9.1 城市总人口数据再估计 |
| 9.2 实证模型与变量选择 |
| 9.3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9.4 实证结果与讨论 |
| 9.4.1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面板回归 |
| 9.4.2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分年回归 |
| 9.4.3 城市低技能服务业就业的门槛回归 |
| 9.5 小结 |
| 10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政策建议 |
| 10.2.1 适度放宽城乡之间人口流动限制 |
| 10.2.2 适度鼓励城乡居民社区集中安置 |
| 10.2.3 适度包容城市低技能劳动力就业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家庭疾病负担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湖北孝昌、红安的微观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四、数据来源与技术路线 |
| 五、本文创新与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大病与大病农户 |
| 二、家庭疾病负担 |
| 三、就业与非农就业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假设 |
| 一、家庭性别分工理论 |
| 二、非农就业理论 |
| 三、作用机制 |
| 四、基本假设 |
| 第二章 调研方案与变量选取 |
| 第一节 调研方案与介绍 |
| 第二节 变量选取与解释 |
| 一、因变量的设定 |
| 二、自变量的设定 |
| 三、控制变量的设定 |
| 第三章 关键变量描述分析 |
| 第一节 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现状描述 |
| 一、已婚女性就业方式的描述分析 |
| 二、已婚女性就业地点的描述分析 |
| 三、已婚女性就业时间的描述分析 |
| 第二节 家庭疾病负担现状描述 |
| 一、疾病经济负担的描述分析 |
| 二、疾病照料负担的描述分析 |
| 第四章 家庭疾病负担影响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统计性描述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结果 |
| 一、家庭疾病负担影响已婚女性就业方式的实证结果 |
| 二、家庭疾病负担影响已婚女性就业地点的实证结果 |
| 三、家庭疾病负担影响已婚女性就业时间的实证结果 |
| 第四节 稳健性检验 |
|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二、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农户家务劳动问题探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小学劳动教育实施现状调查研究 ——以河北省唐县为例[D]. 田甜.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2)
- [2]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基于CHNS的面板数据分析[J]. 林玉婵,罗明忠,邱海兰. 新疆农垦经济, 2021(04)
- [3]农村妇女的环境行为及其转变机制研究 ——以甘肃省N村环境项目实施为例[D]. 焦婷婷. 兰州大学, 2021(12)
- [4]农村妇女性别角色转变研究 ——以妇女参与陕西华村旅游服务业为例[D]. 边丽瑾.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20(06)
- [5]国家、性别与生活 ——山东农村妇女的身份建构（1949-1965）[D]. 袁博. 山东大学, 2020(08)
- [6]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7]中国海南黎族农村女性就业问题研究[D]. 陈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8]农户退出生猪散养对其劳动时间配置影响研究 ——基于四川省860户生猪散养农户调查[D]. 梁竟宇. 四川农业大学, 2019(12)
- [9]城市扩张对低技能服务业发展与非农就业创造的影响研究[D]. 顾天竹. 南京农业大学, 2019(08)
- [10]家庭疾病负担对农村已婚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湖北孝昌、红安的微观调查数据[D]. 王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