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甘肃地震人为与自然灾害的演变

一、从1920年甘肃大地震看人祸天灾的嬗变（论文文献综述）

杜一冉^[1]（2021）在《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灾立法研究》文中认为1937-1945年仍符合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共性,水灾和旱灾仍是这一时期最频繁发生的两种自然灾害。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8-1937）是救灾法规的多产期,从立法结构来看,包括救灾行政机构、救灾预备措施、救灾实施办法等方面的立法,或进入初创阶段,或逐渐步入正轨。它呈现了诸多特点,既吸收传统的仓储备荒思想,又注重借鉴西方的慈善理念。战时国民政府救灾立法既有承继性,同时也具有适应战时的特点。勘灾与报灾,更加注重各级政府之间的联动性。注重垦荒,将后方的农业纳入战时经济体制之中。社会救济法将政府的救灾职责与积极救济的理念写入法律条文里。由于战争的影响,国民政府救灾法的施行区域也十分受限,施行的效果也不尽相同。战时救灾立法在付诸实践之后,远远不如预期,其原因固然有战争的影响,更有政治因素。其中吏治腐败是国民政府自身的痼疾,地方官员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影响着救灾的成效。与国民政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救灾渡荒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救灾实效,呈现了另一番气象。

张舒^[2]（2019）在《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文中研究说明闽南为我国着名侨乡,与海外华人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繋。《江声报》作为闽南原乡的地方性报纸,发行於闽南、南洋、台湾三地,在闽南人聚集区拥有大量读者。二战时期（1939-1945）,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的联繋被迫中断,《江声报》也受战争影响而停刊。战争胜利後,《江声报》复刊。复刊後的《江声报》中载有大量与南洋有关的新闻、评论、广告等内容。本文试图以这部分报道为切入点,通过对1945-1946年《江声报》中有关南洋的报道进行搜集整理,考察其主要内容,结合档案资料、文史资料、华侨志、侨批等资料,探讨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联系的重新建立,思考流通於闽南与南洋之间报纸的意义,并揭示《江声报》对闽南地方性的建构。本文研究显示,透过复刊後的《江声报》,可以看出:闽南原乡与南洋之间因战争而中断的交通、人员流动及侨汇,在战後初期都开始恢复。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也纷纷开始救济闽南原乡。1946年南洋各国排华风潮渐起,复刊後的《江声报》对此也十分关注,体现出了南洋与闽南信息传递的恢复,以及战後政府和原乡对南洋华侨的关心。复刊後的《江声报》展示了战後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联系恢复的动态过程。《江声报》作为流通於闽南与南洋的报纸,对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之间的信息传递、文化交流、情感共享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发挥着华侨与侨乡之间的通道作用,也建构了闽南的地方性。

冯锐^[3]（2018）在《中国近代地震学史纲要》文中研究指明随着西方科学在清朝末年的传入,中国近代地震学逐渐发展起来,可大体划分为与历史背景相关的3个阶段。1918年之前为第1阶段,辛亥革命推动了近代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出现了以中外传教士为主体的零散性地震研究;第2阶段以新文化运动为开端,中国科学社和专业学会出现,围绕海原地震开展了地震地质研究,取得了地震的救灾经验和深刻教训;国民政府期间为第3阶段,中央研究院和专业研究所建立,地震学进入以科研体制为依托的幼年发展阶段。其间,人员伤亡万人以上的大地震有3次,分别为1920年海原地震、1927年古浪地震和1933年叠溪地震。科学前辈们的艰苦奋斗为抗战胜利和民族独立做出了贡献。

李跃^[4]（2018）在《1920年海原大地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20年海原大地震给当时的甘肃地区,特别是陇东地区造成严重影响。地震对人口、经济发展打击沉重,造成地区人口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经济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特别是对乡村经济的破坏,是造成灾区乡村发展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地震对甘肃政局也有一定影响。地震发生后,各方力量均以各种方式参与了救灾,官方和民间力量在救灾活动中都发挥了一定作用,外国力量不可忽视的赈灾力量。就赈灾效果而言,在各方的参与努力下,灾区社会有一个短暂的恢复重建的过程,但随之而来兵匪旱疫等灾害使灾区再次遭受打击,加之二十年代后期西北地区灾荒的再次发生,使得社会更加动荡,民众生活也更加艰难。本文主要围绕海原地震发生后的地震救灾和灾后社会重建展开讨论,对地震造成的社会影响,救灾活动和效果、灾后的社会恢复与重建过程进行了分析研判。

王梅^[5]（2017）在《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救济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对其很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相关论着中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惟救济对象的划分一般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因老、弱、病、残疾等个人生理原因以及其他因个人能力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常态贫困人口;另一类是因遭受天灾人祸的打击而陷入困境的人们。依据救济对象的划分,本文的研究围绕常态的贫困救济和灾荒救济两大板块展开。又因青海民族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社会救济事业的开展在沿着“国家大历史”轨迹行进的同时又具有独特性,因此本文选择以近代青海作为研究的特定时空背景。具体而言,本文的论述分六部分展开:第一部分为绪论,对社会救济的整体及区域研究的前期成果进行了回顾,指出对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事业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同时提出在写作视角上,在关注官方的救助行为的同时,将视角转入普通人和下层社会,对各民族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予以关注,探究在困境中基层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第二部分,从青海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文环境、行政设置的历史沿革等入手,对本文的研究客体做一较为详细的介绍。指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青海,海拔高,地形复杂,形成了以寒冷、干旱、多风为特点的高原大陆性气候。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使本区在近代一直频遭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人文环境上,多民族聚居的青海,生计方式上农耕和畜牧并存;政治制度上,近代青海府县制与土司制度并存,并保留了一定的政教合一制度;宗教氛围浓厚,寺院在该地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功能。而且在传统社会多元构成的基础上,又有近代因素的发轫。人文特征的多样性,使救济活动的开展带有地域的烙印,有着与中原地区不同的异质性特征。第三部分,对近代青海常态贫困救济的开展,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官方的救济活动包括:一,官办救济机构的设立;二,开展“冬令救济”,设立平民工厂,实行义务教育、平民教育以及多类奖助项目的助学活动,因突发情形而返贫的民众的灵活救济,等等。民间力量的慈善救济包括:民间由血缘性和地缘性支撑下的互助共济、融入习俗中的慈善行为;民间慈善团体施舍贫民的活动以及宗教组织在收容孤儿、流浪人员等弱势群体、医疗救助、助葬、举办冬赈等方面的作为。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教会在传播“福音”过程中在教育、医疗等方面开展了一定的慈善救济活动。第四部分,对近代青海灾荒救济的开展情况,以救济活动实施的主体不同分官方（国家和地方）、民间、外来力量三个层面加以论述并兼论其成效。政府的救灾活动。政府的救灾除机构的设置和制度层面的建设外,具体分防灾、应灾、灾后善后三个阶段展开。灾前的防治包括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鼓励农垦、禁烟、发展仓储、备荒植物的推广种植、设立气象、水文监测机构等备荒措施,以及以卫生机构的免疫种痘、卫生清洁运动的发起、卫生观念的普及等为内容的防疫举措。灾害发生时,按规定勘灾、定灾后,政府开展了急赈、工赈、疫病的救治等赈济措施。灾后,政府通过安辑流民、蠲缓、灾后补种、借贷、对粮食流通进行管理等多种手段以平抑粮价、恢复生产。灾荒救济中的民间力量。世人以青海地处偏远,民众智识落后、保守性成,不思改革。实则不然,民众在防灾备荒方面有所实践。在面对灾害时,除向政府呼吁请赈外,也有一定的自救行为,包括结成互助关系、民间土法防疫、祈雨防雹等。此外,民间个体、宗教组织、救灾团体参与赈灾,形成多重的民间救灾格局。而作为外来力量,西方传教士在灾害发生时治疗时疫、救治伤员、发放赈济粮,为灾民提供了一定的帮助。第五部分,揭示近代青海的救济事业从晚清到民国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诸多特点,反映出的国家—地方—社会的互动模式。第六部分为结语,总结近代青海社会救济事业的成效,并结合当代地方实际,探讨近代青海民族地区社会救济研究留给我们的思考和启发。

段金龙^[6]（2017）在《灾荒与演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灾荒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伴生而行的,对人类的生存、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故而使得人们不能不正视它。而演剧又是古代社会尤其是民间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然对于二者的关系鲜有学者专门进行学理性的研究。因此,本论文以灾荒与演剧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研究的对象,希望通过这一全新课题的有效探讨,以期达到对戏曲研究起到重要补充作用的同时,对于灾荒研究亦有所深化。本文拟对灾荒与戏曲之间的关系做初步探讨,以探求在灾荒之年,戏曲艺术尽管受到很大冲击,却为何依然频繁上演这一问题为中心,进而探索灾荒之时演剧的动因、具体情况以及灾荒对于戏曲艺术的负面影响和积极功能,以此来解读灾荒虽然对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却也为戏曲艺术尤其是民间戏曲提供了难得的价值平台这一事实。本文首先论述戏曲是如何作为手段来应对灾荒的?即献祭演剧作为民众应对灾荒的非理性手段,虽从本质上不能解决减灾救灾的实际问题,但是因依托于神灵信仰而在民众的观念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便形成了献祭禳灾演剧存在的基础。而近代以来形成的伶人赈灾演出作为民众相对理性的应灾手段,在客观上解除了伶人固有的“原罪”意识,改变、提升了其社会认可度,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伶人群体、班社因灾荒而造成的演出经济问题,进而为近代社会的救灾提供了新的路径。其次论述灾荒对戏曲发展的负面影响。灾荒的发生,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日常生活,自然也包括戏曲的整个社会生态,主要表现为:戏曲艺人殒命于灾荒;演出场所的摧毁;戏曲班社的停演与解散;剧种的濒危与消失。但更重要的是对戏曲生存环境和需求市场的破坏,造成了演出经费无标准收取和无序使用等问题。同时,民间所普遍采取的本质上无效的献祭禳灾演剧毕竟要耗费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钱财,这给理性批评者以口实,进而在上自政府下至民间形成了对灾荒献祭演剧的禁毁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戏曲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最后,也是本文的重点,主要来探讨灾荒对戏曲客观的积极意义。第一,无论是灾荒时期民众非理性的献祭演剧,还是近代以来伶人群体出于理性的赈灾义演,两种应对灾荒的方式都为戏曲尤其是民间戏曲提供了演出机会,客观上对戏曲演出具有平台价值。第二,灾荒提供了极端情境,为戏曲文本叙事提供了素材,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无论是戏曲作品中灾荒的多样化呈现、直接参与灾荒献祭的剧目,还是人们创作并演出的专门的救灾剧目,都将灾荒作为重要的因素置于文本叙事之中,把灾荒所打破的正常生活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化都凸显了出来。第三,面对灾荒的侵袭,戏曲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它通过自身调节来获得新的生存机会。如民众借助戏曲作为灾荒时期谋生的手段而积极主动的加入戏曲班社和演出群体,这客观上扩大了戏曲演员的再生产,充实了新的演员队伍。而对于专业戏曲演员和班社而言,为了生存则必须被迫流动,这则成为了戏曲声腔和剧种传播的重要契机。总之,演剧之于灾荒,是民众为酬神献祭与禳灾所采取的有效手段。而灾荒之于演剧,除了客观的不可否认负面影响之外,从积极功能和意义方面而言,为本就生存艰难又逢灾荒的戏曲生存提供了演出可能,客观上为其提供了度过难关并进一步延续和发展的契机。

张银银^[7]（2017）在《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看由“灾”到“荒”的嬗变》文中提出民国九年（1920）12月,甘肃省海原县（今属宁夏）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地震。由于地震巨大的破坏力,给甘肃东部与南部各县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失。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发生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其造成的破坏程度也不尽相同。然而,在民国前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海原大地震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远远超出了自然灾害的范围。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地震不仅造成人口死亡、牲畜压毙、道路毁坏、房屋倒塌等直接损失,而且在重灾区衍生出人民流离失所、经济凋敝、土匪横行、烟毒泛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地震的危害之所以严重,除了自然环境脆弱,土壤粘性低等自然因素以外,主要是由于社会组织能力低、经济条件落后、政府面对灾害的不作为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等社会因素。社会因素的掣肘使得震区人民不能得到及时赈济,亦无法有效地获得灾后重建。最终,地震带来的危害非但没能在短时期内减弱或消除,反而出现不断恶化的情况,致使灾区人民长期陷入困顿的境地,一场简单的自然灾害逐渐演变成了社会性的灾荒。灾荒是“天灾”与“人祸”交替作用下的产物。灾害的发生虽来自于“天灾”,但饥荒的蔓延则更多地源于“人祸”。因此可以说,海原大地震及其所造成的后果,不单是一场纯粹的自然变异,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变异背后北洋政府时期海原地区人与社会的关系。本选题以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发生的海原大地震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由“灾”到“荒”嬗变过程中的各种因素,有助于突显社会转型时期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各种原因,进而从灾荒的角度认识民国前期中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灾害的破坏程度往往取决于人类社会对灾害的应对策略及其实施情况;一个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各种矛盾突出的社会,显然无法有效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且灾害发生后,社会矛盾的激化反而会加剧灾害的危害程度,给灾区造成二次破坏。

程玄皓^[8]（2017）在《灾害与文化调适 ——民族学视角下的海原大地震》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海原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一个十分重要的走滑断裂带,地质结构复杂,地震发生频率较高。1920年12月16日发生的大地震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亲身经历过这场大地震的回、汉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海原地区的历史、文化以及海原大地震震前的文化现象为背景,以震后应对及震后社会秩序的重建过程为主线,运用历史文献、田野访谈等方法,搜集、整理了大量口述史资料的基础上,分析、研究由海原大地震引起的家庭结构、社会秩序、心理、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居住观念等文化因素的调适现象。得出虽然海原大地震破坏了家园,造成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但在另一方面却凝聚了这一地区的民族感情,形成了这一地区人们的共同历史记忆。以及伴随着大地震形成的客观实在,成为海原大地震后特有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了本文的选题缘起、选题意义、研究现状、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以及主要概念和理论。第二部分,也就是本文的第一章,对海原地理、行政、人口、族群、海原大地震等进行概括。第三部分对海原大地震震前异像与震后应对进行论述。历史上国人对地震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海原大地震的看法。震后应对本身是一种文化行为过程,表现出了鲜明的目的性,即抗震救灾、消除灾害后果、重建家园。第四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分析了海原大地震后社会秩序的重建和文化调适。内容包括家庭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心理嬗变与调适,人际、族际关系之变化,以及居住观念的变迁。第五部分是结语。

龚成红^[9]（2016）在《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打拉池是甘肃和宁夏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回汉杂居村落。从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角度看,这里地处西北民族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我国重要的民族文化区——北部蒙古高原文化区、南部汉族儒家文化区、西部为多民族文化区的交汇之地,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典型地区。虽然打拉池是中国西部的一个村镇,但又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缩影。通过对这个村落百年变迁的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整个中国西部乡土社会的变迁。这个村镇由权威引领至自主行动的社会变迁,其实就是中国乡土社会尤其是西北乡土社会的行动逻辑。本文运用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法,以社会史叙述为架构,对打拉池近百年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信仰等层面的变迁进行考察,试图反映出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以来该村庄的变迁、转型及整体形貌。通过对打拉池村民百余年来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宗教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以及婚姻、建房、丧葬的变迁进行挖掘和描述,以图探讨引起一百年社会文化变迁的动因。论文聚焦于两种权威力量,即国家权威与包括地方政治、经济与知识精英、宗族家长、宗教文化等在内的地方权威在社会变迁与民众互动中的各司其职,相互协调,共同支撑了地方社会的整合与调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家权威与地方精英权威表现出有效的社会控制与调适功能,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当地民众组织社会、管理社会的自主性。通过对村落的百年变迁考察及微观描述,本文发现,村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庇护与被庇护”的民众与权威之间的依附关系。国家权威力量在打拉池的百年经济生活变迁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百年经济变迁中的决定性变量。这种力量主要表现在政府的行政规划与政策的强制性等方面;而其他权威则是民众生存过程中面对各种生存压力与不定性而采取行动的决策群体,是民众自主性选择的具体体现;而日常生活中宗族家长权威与宗教文化权威也是民众寻求与家庭、社会、自然和谐的良好愿望与实现自主性的主要中介,村镇民众希望通过对各种权威力量的认同及依靠,使生活安定、家族兴旺、子孙发达等。正是这些权威力量形塑了打拉池的百年变迁。本文的学术启示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社会史研究中社会变迁因素及动力的探讨至关重要,是理解与阐释地方社会发展规律的基本切入点;第二,对地方村落小社会的研究可以成为反映大社会的微观案例。本文通过具有典型性的微观叙述上升到宏观层面,对韦伯的权威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对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建构的“自我行动”逻辑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进而从文化学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单位组织中普遍存在着的“权威庇护”模式;最后,本研究说明,文化资本与文化自觉为乡村社会民众从依附权威到自主人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蒋勇军^[10]（2015）在《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工赈,即以工代赈,是“工”与“赈”的矛盾统一体,是以“工”为手段,以“赈”为指归,既是消极救济,亦是积极善后。它一般是指灾害发生后,政府或民间力量通过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灾民出工投劳,参加公共工程的兴建而获得赈济的一种自救方式。其内容囊括清除淤积、疏濬河流、开凿水渠、打造水井、修筑堤坝、兴修公路、修筑铁路、建造机场、修缮房屋、推广农事、植树造林、举办工厂、创办识字班诸项;其类型亦呈现出多样化的时代特征,覆盖水利工赈、交通工赈、房屋工赈、市政工赈、农林工赈、实业工赈等方面。它既可赈济灾民,亦可举办工程,奠定了灾区可持续发展的永久基础,实为一举两得,不失为“授人以渔”、祛灾除荒之至善良策。本文简要地回顾了国民政府以前工赈的历史,系统地阐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梳理了这一时期工赈运作的基本流程,论述了这一时期工赈管理的基本情况,并对这一时期举办的工赈事业进行了总体评价。本文由绪论、主体及结语三部分构成,主体部分共包括六章。绪论部分简明扼要地交代了选题的意义,系统地回顾了工赈的研究现状,对工赈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科学地界定,详细地介绍了本文相关史料的搜集情况。最后,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本文在撰写过程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章的创新之处。第一章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以前的工赈历史,包括中国古代工赈的萌生与成长、晚清时期工赈的转型和进化、北洋政府时期工赈的演进与发展三个部分,基本上勾勒出国民政府以前工赈事业发展的大致轮廓,阐明了工赈作为传统的赈灾救荒举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第二章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主要从政治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思想因素、国际因素四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地考察。并详细地阐述了国民政府前期工赈事业全面勃兴的表现,包括施行科层制管理体制工赈救灾组织的建立、工赈筹资方式承续创新、工赈救灾事业全面推进。并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所举办的工赈事业作了简要地评价。第三章详细地论述了抗战时期、复员时期这两个时期我国工赈事业的发展历程。首先,运用生态史观、现代化史观从宏观的视角深入分析了抗战时期我国工赈事业曲折发展的表现,一方面,继续向前发展,另一方面,遭受挫折,在曲折中前行。最后,运用唯物史观、现代化史观对抗战后我国工赈事业走向全面兴盛作了深入细致地考察,并对其历史作用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介。第四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运作的大致流程,其程序虽琐碎繁杂,但有规律可循、有迹可觅。其运作流程具体包括准备、施工、验收三个阶段。其中施工前的准备阶段囊括成立工赈管理机构、审批工赈项目、进行实地勘察、制订征地拆迁制度、拟定工赈计划和开展招标承包业务;工赈的施工阶段包括施工前准备和工赈计划的实施;工赈的验收阶段包括提交工程竣工报告书、进行工程验收及整理工赈档案资料三个方面。第五章从“人”的管理和“物”的管理两个层面详细地论述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的大致情况,并分门别类地对这两个层面的管理进行了较深入地探讨。首先,从“人”的管理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管理进行了探究,从工作管理、生活管理、卫生管理、教育管理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分析说明。其次,从“物”的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管理进行了全面地考察,从质量管理、资金管理和物料管理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系统论述。第六章综合运用各种史观对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进行总体评价。首先,全面系统地考察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特点;其次,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国民政府时期工赈方面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以及这一时期制约工赈事业发展的因素;最后,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影响进行了客观公正地评价。余论部分在综合考察国民政府时期工赈历史的基础上,从工程建设、人事管理、关系处理、依托条件四个方面对国民政府时期工赈的历史启示进行了归纳总结,以便为后人提供殷鉴。

二、从1920年甘肃大地震看人祸天灾的嬗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1920年甘肃大地震看人祸天灾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1）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灾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近代地震学史纲要（论文提纲范文）

（4）1920年海原大地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灾荒与演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看由“灾”到“荒”的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8）灾害与文化调适 ——民族学视角下的海原大地震（论文提纲范文）

（9）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1920年甘肃大地震看人祸天灾的嬗变（论文参考文献）

• [1]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灾立法研究[D]. 杜一冉. 河北大学, 2021(02)
• [2]战後初期南洋华侨与闽南侨乡 ——以1945-1946年《江声报》为中心[D]. 张舒. 厦门大学, 2019(08)
• [3]中国近代地震学史纲要[J]. 冯锐. 中国地震, 2018(02)
• [4]1920年海原大地震救灾与灾后重建研究[D]. 李跃. 北方民族大学, 2018(02)
• [5]近代青海社会救济研究[D]. 王梅.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5)
• [6]灾荒与演剧研究[D]. 段金龙. 山西师范大学, 2017(05)
• [7]从1920年海原大地震看由“灾”到“荒”的嬗变[D]. 张银银. 宁夏大学, 2017(02)
• [8]灾害与文化调适 ——民族学视角下的海原大地震[D]. 程玄皓. 陕西师范大学, 2017(07)
• [9]打拉池的权威与自主 ——一个回汉杂居村镇的社会生活史研究[D]. 龚成红. 兰州大学, 2016(06)
• [10]国民政府时期的工赈研究（1927-1949）[D]. 蒋勇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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