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思考与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康勇[1]（2021）在《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案例研究》文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切实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努力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S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到,以数字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互相融合,打造全国数字经济产业重要基地。由此可见,加强数字政府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社会服务和管理水平,是摆在各类管理单位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S省政府履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职责的机构,必须根据当前社会发展形势,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牢固树立数字化发展理念。该单位在不同历史阶段分别遇到了不同的困境,分析了遭遇困境的原因以及目前发展状况。通过走访调研兄弟省份,找到适合自己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同时,详细分析了该单位数字化转型的团队管理、流程优化、组织结构、数据管理等方面的情况,提出了相应的优化方案,并描述了公共资源交易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基于对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深度调研,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对主要问题逻辑脉络进行阐述。本文通过调研兄弟省份一般做法,对该单位数字化转型的历史原因、现实状况、问题分析、对策建议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运用管理学相关理论和工具分析其数字化转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给出相关优化策略方案,以及由此获得的良好效果。案例正文部分主要描述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几个重要的事件,并从这几个重要事件的特征特点、存在问题和改进方向进行梳理。案例分析部分主要从该单位遭遇困境和现实发展状况入手,运用SWOT和PEST理论、团队管理理论、流程优化理论、组织结构理论、数据管理理论等相关理论和工具,分析和整理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设计相关转型优化方案,从而切实推动该单位的数字化转型。
沈娇娜[2]（2021）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领域源头治理思想研究》文中指出
袁蕊[3]（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提出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周超逸[4]（2020）在《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文中提出腐败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进而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网络反腐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反腐形式,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公众监督遏制腐败,是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至今,随着中央对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倡廉的重视,网络反腐进入制度化新阶段,从无序向有序演变。但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和网络治理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冲击,导致网络反腐日渐式微。保留网络反腐的特性与活力是当务之急。因此,本文对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现状进行回顾和反思,提出适应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需求的制度调适路径,更好地发挥网络反腐在反腐倡廉体系内的独特功能。本文共有七章。第一章是绪论,该部分论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等。第二章明确了网络反腐的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阐述了功能主义冲突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第三章梳理了我国反腐模式和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根据241个案例分析网络反腐的主要特征,归纳网络反腐的最新趋势,探究官方、传媒和公众在网络反腐中的多元互动行为。第四章分析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必要性及其现状,网络反腐存在信息失真、群体极化和偶然性等内在局限,但是能够发挥社会安全阀功能,是传统反腐体系的有效补充。纳入制度化轨道是网络反腐的必然途径,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归纳网络反腐的制度现状。第五章总结网络反腐制度化的新问题并进行反思。目前网络反腐制度建设出现失衡和偏差,部分特性和活力逐渐消亡,对社会的整合作用下降,需要对引发新问题的原因展开探究。第六章提出了网络反腐制度的调适路径,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三个层面进行治理调适。在正式规则层面,加强立法的体系化和专门化,确立网络反腐主体的权力界限,规范网络反腐司法行为;在非正式规则层面,树立公职人员的正确网络反腐观,加强传媒的自律意识和柔性监管,提升公民意识和网络素质;在实施机制层面,完善信息公开、网络举报、舆情引导、反腐对接等机制。第七章是结论与展望,希望更好地将网络反腐纳入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发挥网络反腐的独特优势,探索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
王岩松[5]（2020）在《中小民营企业预防腐败机制构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预防腐败机制的合理设计和有效应用对抑制腐败的发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中小民营企业的不断发展其市场地位不断加强,与中小民营企业相关的基层腐败逐步增加,同时我国反腐高压态势常态化使得公共部门以及国有企业的腐败行为受到遏制,大型民营企业的反腐工作也已引起各方重视。因此,我国腐败治理的重点已经变为与中小民营企业相关联的基层公共部门腐败治理以及中小民营企业的内部腐败治理。当前,中小民营企业的预防腐败机制存在着法律体系不健全、预防制度不完善和预防腐败工作乏力等问题,深入分析后发现,主观意识不重视、廉政文化建设不到位、组织机构设置滞后和策略上重处罚轻预防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本文提出,中小民营企业预防腐败机制的构建应采用法律、制度和教育三种方式,从中小民营企业外部和内部两方面考虑构建,即:首先,预防企业外部腐败现象发生,应从法律保障、市场环境、机构设置和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几个环节展开;其次,预防企业内部腐败现象发生,应从制度保障、流程设计、机构或人员设置和内部廉政文化建设几个环节展开。
阿音娜[6]（2020）在《内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层是党联系群众的最前沿,也是最能凸显出问题的地方。基层腐败问题严重的影响了党和国家政策在基层的具体落实,严重的破坏了党的形象,严重的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加剧了社会矛盾,降低了工作效能,破坏了党群关系。当前,加强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开展研究,对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党的建设、实现依法治国等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在借鉴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内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主要是乡镇和村级组织）为研究对象,采取案例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对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农村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进行了认真总结,对当前还存在的“微腐败”的现状及成因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分析,提出了内蒙古农村反腐倡廉建设的具体对策,即加强惩处力度使之“不敢腐”,加强制度建设使之“不能腐”,加强思想教育使之“不想腐”。
浦东方[7]（2020）在《我国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高校廉政体系是具有一整套完备反腐败系统设计及制度安排的廉政策略与体系,强调从根源预防腐败行为发生,注重廉政实践的系统性建设,高校廉政体系建设是国家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廉政体系建设势在必行。本研究从我国高校廉政体系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开始进行阐述,明晰了我国高校廉政体系的定义,阐述了包括治理理论与组织理论的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的理论假设,分析了进行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并对我国高校廉政建设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回顾,将改革开放以来至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这期间的高校廉政体系建设化划分为四个阶段,对这四个阶段所做出的的历史性建设进行了总结,并对我国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的现有成就进行了相关阐述。本研究使用案例分析法,通过对近年来高校典型案例的分析,从我国高校的纪检监察工作、重点领域约束、体系监管预警、廉政文化教育等方面阐述了当前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现实问题。在以上的分析基础上,结合域外高等学校廉政体系的经验总结与分析提出了我国高校廉政体系的实施对策,首先,推进高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完善高校廉政法律法规建设的路径,注重关键领域的制度约束,建立重点岗位轮岗制度,树立高校廉政建设的全周期管理意识,加强源头治理、过程监控、结果分析、系统评价的功能,实现对体系的全流程管控;其次,完善新时代高校纪检监察工作,明晰管理范围,加强队伍组织建设;再次,健全高校廉政防控体系建设,突出预防预警功能;最后,创新高校廉政文化体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优化廉政宣传手段,完善高校廉政文化的保障机制,加强廉政文化内外部联动机制建立。
李泽明[8]（2021）在《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德乃为人之本,德乃为官之基。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是干部队伍思想建设和干部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的重要途径。德才兼备是衡量人才的重要指标,建设一支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的关键就在于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的政德教育,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干部政德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积累了一些珍贵的经验。但是有些领导干部也存在政治失德的现象,就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立场不坚定、纪律意识不强等问题,严重抹黑了党和国家的形象,影响着党的执政基础。提升领导干部的政德素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已经迫在眉睫。而开展领导干部的政德教育是提升政德素养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势在必行。本文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力求通过系统论研究方法,分析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探求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理论依据,总结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在对以往研究成果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整理,并对新时代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内容体系进行全面阐述,形成研究论文的主体框架。第一章阐述了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基本理论。通过对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核心概念的学理分析和界定,理清政德与政德教育之间的关系,明晰了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从主体、内容、方式、机制等维度探究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基本要素,并进一步分析新时代政德教育的特征。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需要、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需要。第二章梳理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理论依据和历史实践。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植根于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干部政德教育的理论为理论基础。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形成与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相一致,中国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了初步发展,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得到持续推进,并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创新和发展。第三章重点分析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取得突出成效。但是由于部分领导干部自身政德修养欠缺、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冲击、市场经济趋利性固有缺陷的危害以及不良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等原因,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存在着政德教育内容供给与需求有错位、政德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政德教育方式创新程度不够、政德教育运行机制尚不够畅通、政德教育效果评估体系尚未完善等问题。第四章总结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目标及和内容。加强干部政德教育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复杂性的工程,其中增强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是干部政德教育的根本目标,帮助领导干部树立良好政德是干部政德教育的直接目标,建立系统的政德教育体系是干部政德教育的长远目标,这些目标的确立为政德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进行和具体实施提供正确的方向指引。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包括以筑牢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明大德教育、以强化公正廉洁为核心的守公德教育、以恪守自律慎独为核心的严私德教育。第五章阐述提升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成效的原则和措施。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内容的针对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素质培养与能力提升相结合、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相结合为原则,由此,构建起以政德教育需求分析机制、领导调控机制、考核激励机制、质量评估机制为内容的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优化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应提升政德教育主体素养和能力、创新立体化的政德教育方式、构建特色且相对完善的教材体系、建设高素质政德教育师资队伍。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归纳演绎,力图突破已有的研究,构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同时,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学术观点。通过研究可见,政德教育作为一种有组织、有纪律、有目的的行为活动,有明确的目标指引。构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是从源头上增强政德教育针对性、有效性的举措。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日久弥新的时代课题。
董蕾[9]（2019）在《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提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大任务。党的廉政建设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涵养正气充盈、政治清明政治生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任务。因此,以政治生态为视角研究分析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利于我们深刻认识新的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党的廉政建设的新动向新任务,进一步拓宽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视野;有利于深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特点规律,全面推进党的廉政建设体系建构以及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借鉴政治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聚焦党的廉政建设为研究对象和重点,设计了涵盖理论缘起、历史总结、内容架构、问题揭示、原因分析、路径选择在内的政治生态视域下党的廉政建设的研究框架。阐述了党的廉政建设的相关理论基础及借鉴,厘清了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的内在关联;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内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不断调试党的廉政建设举措,提炼出党的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聚焦于新时代党内政治生态的新变化,党的廉政建设呈现出风清气正的新格局;在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基本逻辑架构下,逐一剖析党的廉政建设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和多维诱因,有效推动各核心要素不断优化、协调有序,进而提出党的廉政建设的优化对策。在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背景下,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具有内在关联,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二者在目标、主体、内容、形式等方面具有彰显人民性、突出政治性、强调内生性、注重制度化的内在契合,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为党治国理政营造清正廉明的执政环境。借助政治生态理性分析工具,建构了包含主体责任、权力监督、廉政制度、廉政文化“四位一体”的廉政建设结构体系,各核心要素有机联系,发挥自己独有的功能和作用,提升党的廉政建设的整体效能。以党的廉政建设“四位一体”结构体系为主线,以政治生态的视角探寻廉政建设在新时代条件下由谁来建设、建设什么、怎样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增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全面领导以强化廉政主体功能,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构建廉政制度保障体系以优化廉政制度协同效能,厚植清正廉洁的文化土壤以营造良好文化生态等方面提出优化党的廉政建设的四大对策。
吕永祥[10]（2019）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文中指出在当前全面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监察委员会面临着在腐败存量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预防腐败来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研究是一个兼具理论前沿性和实践重要性的研究议题。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执政为民、秉公用权为目标的政党,她在使用公共权力维护社会秩序和增进社会公共福祉的同时,还必须同公权力腐败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作长期和坚决的斗争。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是我国反腐败战略的两大支柱,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国家政权对公权力腐败的成因和廉政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预防腐败在我国反腐败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成为我国反腐败的重要方针。预防腐败是比惩治腐败具有更高复杂性和前瞻性的反腐败战略,对反腐败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综合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原本分散的预防腐败机构及其资源有效地整合起来,为国家监察委员会有效预防公权力腐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何结合自己的机构属性和职能设置来有效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预防腐败战略,仍旧是摆在国家监察委员会这一新成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既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深化,也亟待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和回应。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反腐败机构,预防公权力腐败是其一项重要任务。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理论逻辑是,通过消除公权力腐败的某一个或某几个构成要件来切断公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基于此,本文在厘清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鉴制度预防腐败理论等国内外廉政理论资源,从“公共权力—腐败动机—腐败机会→腐败行为”这一解释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的主流范式出发,结合我国反腐败政策文件对预防腐败战略的相关规定以及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设置,尝试性地构建“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制度建设→预防腐败”这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采取政策试点的改革方法,其政策运行过程先后经历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和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三个发展阶段。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标志性成果,对我国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两种国家监察机关乃至两种预防腐败体系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我国更加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预防腐败实践的角度看,国家监察委员会作为一个兼具预防腐败职能和惩治腐败职能的综合性国家反腐败机构,是我国预防腐败战略的主要执行者。随着预防腐败局、行政监察机关等原预防腐败机构被整合至国家监察委员会之中,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我国预防腐败体系中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国家监察委员会在贯彻执行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战略的同时,结合《监察法》赋予的对公职人员开展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形成了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制度建设三管齐下的预防腐败模式。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提出监察建议等监察职能都有相应的内设机构和外派机构作为支撑,意在通过开展预防性监督和发现性监督防范公共权力滥用,通过开展廉政教育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通过制度建设减少公职人员的腐败机会,从而释放出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治理效能。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承认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公权力腐败的实践工作取得显着成效的同时,还应客观地看到,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监察委员会在预防公权力腐败时还会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结合纪检监察机关的调研材料、相关统计数据等经验材料和理论分析来看,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履行预防腐败职能的过程中亟需解决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和运用监察建议推动被监督单位加强廉政制度建设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等问题。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国家监察委员会要将其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预防腐败的效能,就需要在借鉴中国香港等高度廉洁地区的预防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对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和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三大目标,从多措并举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和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和积极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升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预防腐败的有效性。虽然公权力腐败行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战略之间的较量和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和复杂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党和人大的领导之下,加强与其他预防腐败主体的协调配合,不断提升履行权力监督、廉政教育和监察建议三项预防腐败职能的有效性,综合运用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之间的互补效应,就能够在公权力腐败和预防腐败行动之间的长期博弈中不断取得胜利。
二、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思考与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思考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案例资料收集方法与过程 |
| 1.3 案例内容结构与安排 |
| 2 案例正文 |
| 2.1 引言 |
| 2.2 “无形”历史阶段(1988年—1998年) |
| 2.2.1 治理整顿,改革之路漫长 |
| 2.2.2 天有不测,突发恶性案件 |
| 2.3 “有形”历史阶段(1999年—2009年) |
| 2.3.1 国家层面,着手建章立制 |
| 2.3.2 S省层面,完善具体措施 |
| 2.4 “超无形”历史阶段(2010年—至今) |
| 2.4.1 得力干将,突陷牢狱之灾 |
| 2.4.2 堵塞漏洞,规范评标专家 |
| 2.5 疫情来袭,变革势在必行 |
| 3 案例分析 |
| 3.1 研究问题 |
| 3.2 分析思路 |
| 3.3 理论依据与分析 |
| 3.3.1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遭遇的困境分析 |
| 3.3.2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的团队管理 |
| 3.3.3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的流程优化 |
| 3.3.4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的组织结构 |
| 3.3.5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的数据管理 |
| 4 案例解决方案 |
| 4.1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团队管理优化策略 |
| 4.2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工作流程优化策略 |
| 4.2.1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原始传统工作流程 |
| 4.2.2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工作流程 |
| 4.3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组织结构优化策略 |
| 4.3.1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现四轮驱动组织变革 |
| 4.3.2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引进数字化技术 |
| 4.4 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数据管理优化策略 |
| 4.5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技术发展 |
| 5 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第一章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论分析 |
|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界定 |
|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机理 |
|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征 |
| (一) 弱势群体为主体 |
| (二) 借机发泄为目的 |
| (三) 偶发事件为起因 |
| (四) 以政府部门为冲突对象 |
| (五) 表现形式多样化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
| (一) 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 (二) 损害政府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
| (三) 破坏社会心理 |
| (四) 阻碍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第二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依据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属性定位 |
| (一) 定位“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依据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层次性分析 |
| (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多元属性分析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矛盾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二)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理论基石 |
| (三) 以西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镜鉴 第三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价值意义 |
| 一、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
| (一) 提高对人民主体的关切 |
| (二) 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三) 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二、符合建设平安中国的题中之意 |
| (一) 法治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依托 |
| (二) 协同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 |
| (三) 综合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然趋势 |
| 三、符合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 |
| (一) 基层治理是防范冲突的第一道防线 |
| (二) 基层治理是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
| (三) 基层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第四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一、治理初探阶段(1949-1992) |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期的治理(1978-1992) |
| (三) 阶段特征 |
| 二、艰难探索阶段(1992-2012)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中央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确认期间的治理(1992-2006) |
| (二) 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夕的治理(2006-2012) |
| (三) 阶段特征 |
| 三、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新特征 |
| (二) 治理理念新发展 |
| (三) 治理实践新探索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 必须坚持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 |
| (二) 必须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 |
| (三) 必须坚持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
| (四) 必须提高政府阶段性应对能力 第五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新境遇 |
| 一、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契机 |
| (一) 以新时代开启治理新征程 |
| (二) 以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为价值引领 |
| (三) 以新时代党风建设新气象为精神铸魂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 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 |
| (二) 国内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
| 三、推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难题 |
| (一) 传统滞后的治理理念 |
| (二) 僵化闭塞的治理方式 |
| (三) 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第六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创新思路 |
| 一、创新治理思维 |
| (一) 以和谐理念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
| (二) 以协调方式促进立场关系转变 |
| (三) 以包容理念推进治理方式转变 |
| 二、推动治理制度完善 |
| (一) 完善调解制度 |
| (二) 健全信访制度 |
| (三) 加强诉讼制度 |
| 三、加强治理主体协同 |
| (一) 加强党委的组织保障 |
| (二) 突出政府的主导力量 |
| (三) 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四)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
| 四、强化治理方式融通 |
| (一) 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 |
| (二) 夯实法治保障 |
| (三) 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
| 五、优化治理化解机制 |
| (一) 完善多元纠纷裁决机制 |
| (二) 建立责任明晰的联动机制 |
| (三) 加强对抗行动的制动机制 |
| (四) 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腐败 |
| 2.1.2 网络反腐 |
| 2.1.3 制度与制度化 |
| 2.1.4 网络反腐制度化 |
| 2.2 相关基础理论 |
| 2.2.1 功能主义冲突论 |
| 2.2.2 制度变迁理论 |
| 第三章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 |
| 3.1 反腐的治理模式 |
| 3.1.1 运动反腐 |
| 3.1.2 权力反腐 |
| 3.1.3 制度反腐 |
| 3.1.4 法治反腐 |
| 3.2 网络反腐的发展历程 |
| 3.2.1 萌芽阶段(2000-2007年) |
| 3.2.2 高速发展阶段(2008-2012年) |
| 3.2.3 制度化新阶段(2013年至今) |
| 3.3 网络反腐的主要特征:基于241个网络反腐案例的分析 |
| 3.3.1 网络反腐案例的主要特征分析 |
| 3.3.2 网络反腐的参与者分析 |
| 第四章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必要性及其现状 |
| 4.1 网络反腐的内在局限 |
| 4.1.1 网络信息失真加剧冲突情绪 |
| 4.1.2 群体极化现象破坏社会秩序 |
| 4.1.3 偶然性和选择性降低反腐效力 |
| 4.2 网络反腐纳入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的功能定位 |
| 4.2.1 网络反腐冲突的社会调节功能 |
| 4.2.2 网络反腐的社会安全阀功能 |
| 4.2.3 网络反腐是传统反腐体系的有效补充 |
| 4.3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现状 |
| 4.3.1 正式规则层面 |
| 4.3.2 非正式规则层面 |
| 4.3.3 实施机制层面 |
| 第五章 网络反腐制度化的新问题与反思 |
| 5.1 网络反腐演变中制度化产生的新问题 |
| 5.1.1 制度建设失衡和执行偏差 |
| 5.1.2 网络反腐的特性逐渐消亡 |
| 5.1.3 网络反腐活力的部分丧失 |
| 5.1.4 网络反腐的社会整合功能下降 |
| 5.2 网络反腐制度化新问题的原因 |
| 5.2.1 制度反腐的局限和公共权力异化 |
| 5.2.2 网络反腐冲突强度的调节与引导 |
| 5.2.3 网络反腐中话语权的争夺与控制 |
| 5.2.4 网络治理对民间网络反腐的冲击 |
| 第六章 网络反腐制度的调适路径 |
| 6.1 完善正式规则,强化网络反腐特色定位 |
| 6.1.1 加强立法的体系化和专门化 |
| 6.1.2 确立网络反腐参与者的权力界限 |
| 6.1.3 规范网络反腐司法行为 |
| 6.2 培育非正式规则,激发网络反腐活力 |
| 6.2.1 树立公职人员的正确网络反腐观 |
| 6.2.2 加强传媒的自律意识和柔性监管 |
| 6.2.3 提升公民意识和网络素质 |
| 6.3 健全实施机制,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
| 6.3.1 改善信息公开机制 |
| 6.3.2 完善网络举报机制 |
| 6.3.3 健全舆情引导机制 |
| 6.3.4 完善反腐对接机制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中小民营企业预防腐败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中小民营企业地位 |
| 1.1.2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
| 1.1.3 我国反腐败新形势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研究评述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民营企业 |
| 2.1.2 中小民营企业 |
| 2.1.3 预防腐败机制 |
| 2.1.4 商业贿赂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寻租理论 |
| 2.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3章 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现状 |
| 3.1 中小民营企业特点 |
| 3.1.1 规模结构 |
| 3.1.2 人力资源管理 |
| 3.1.3 财务管理 |
| 3.1.4 技术装备 |
| 3.1.5 自身管理水平 |
| 3.2 中小民营企业优势及劣势 |
| 3.2.1 中小民营企业优势 |
| 3.2.2 中小民营企业劣势 |
| 3.3 中小民营企业经营环境 |
| 3.3.1 中小民营企业内部经营环境 |
| 3.3.2 中小民营企业外部经营环境 |
| 3.4 从“广西高平案”探讨中小民营企业腐败 |
| 3.4.1 基于寻租理论的实例分析 |
| 3.4.2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实例分析 |
| 3.4.3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实例分析 |
| 第4章 中小民营企业预防腐败机制现状 |
| 4.1 现有预防腐败机制 |
| 4.1.1 外部预防腐败机制 |
| 4.1.2 内部预防腐败机制 |
| 4.2 现有预防腐机制存在问题 |
| 4.2.1 法律体系不健全 |
| 4.2.2 预防制度不完善 |
| 4.2.3 腐败预防工作乏力 |
| 4.3 导致现有预防腐败机制问题的原因 |
| 4.3.1 主观意识不重视 |
| 4.3.2 廉政文化建设不到位 |
| 4.3.3 组织机构设置滞后 |
| 4.3.4 策略上重处罚轻预防 |
| 第5章 香港廉政公署对私营机构的预防腐败机制 |
| 5.1 香港廉政公署简介 |
| 5.1.1 成立背景 |
| 5.1.2 廉署架构 |
| 5.1.3 廉署职能 |
| 5.2 香港廉署预防腐败机制 |
| 5.2.1 法律保障机制 |
| 5.2.2 制度防腐机制 |
| 5.2.3 教育防腐机制 |
| 5.2.4 自身防腐机制 |
| 5.3 廉署对私营机构的防腐机制 |
| 5.3.1 法律保障机制 |
| 5.3.2 制度防腐机制 |
| 5.3.3 教育防腐机制 |
| 5.3.4 自身防腐机制 |
| 第6章 中小民企预防腐败机制构建思考 |
| 6.1 中小民营企业预防腐败机制构建目的 |
| 6.2 中小民营企业预防腐败机制构建原则 |
| 6.2.1 合法规范原则 |
| 6.2.2 全面性原则 |
| 6.2.3 独立透明原则 |
| 6.2.4 专业保密原则 |
| 6.3 中小民营企业外部预防腐败机制构建 |
| 6.3.1 法律保障机制 |
| 6.3.2 构建和谐健康的市场环境 |
| 6.3.3 组建专职部门以服务中小民营企业预防腐败 |
| 6.3.4 加强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 |
| 6.4 中小民营企业内部预防腐败机制构建 |
| 6.4.1 企业制度保障机制 |
| 6.4.2 工作流程保障机制 |
| 6.4.3 设立专门机构或设置专门人员 |
| 6.4.4 内部廉政文化建设 |
| 第7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6）内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内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概述 |
| 一、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内容 |
| (一)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内涵 |
| (二)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要求 |
| (三)反腐倡廉建设的作用 |
| 二、文化基础与理论依据 |
| (一)中国传统反腐倡廉智慧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腐论述 |
| (三)中国共产党的反腐经验 |
|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的意义 |
| (一)有利于巩固基层党组织的群众基础 |
| (二)有利于密切基层党群关系 |
| (三)有利于农村基层善治 |
| 第二章 十八大以来内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现状 |
| 一、反腐倡廉建设的成绩 |
| (一)丰富了教育内容与方式 |
| (二)革新了工作方法 |
| (三)加大了审查力度 |
| (四)增强了惩处威慑 |
| (五)畅通了反馈渠道 |
| 二、党员干部腐败的表现 |
| (一)存在贿选现象 |
| (二)冒领补偿款 |
| (三)违反财务规定 |
| (四)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
| 三、党员干部腐败的危害 |
| (一)影响了政策落实 |
| (二)加剧了社会矛盾 |
| (三)降低了工作效能 |
| (四)破坏了党群关系 |
| 第三章 内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一、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问题 |
| (一)党风廉政建设相对滞后 |
| (二)监察制度与实际结合不紧密 |
| (三)财物管理制度存在漏洞 |
| (四)部分党员干部素质较低 |
| (五)问责制运行不完善 |
| 二、反腐倡廉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一)思想认识不足 |
| (二)宣传教育工作不到位 |
| (三)运行机制缺乏管理 |
| 三、反腐倡廉建设的发展趋势 |
| (一)推进“三项改革” |
| (二)助推网络监督 |
| (三)营造“零容忍”的社会态度 |
| 第四章 反腐倡廉建设优化思路 |
| 一、加强思想教育使之“不想腐” |
| (一)提升党员政治意识 |
| (二)提高党员干部自律性 |
| (三)党员干部坚守底线 |
| (四)提高党员思想建设 |
| (五)坚持多阵地、多平台的教育方式 |
| 二、加强制度建设使之“不能腐” |
| (一)加强党员干部自觉性 |
| (二)拓宽民主监督渠道 |
| (三)践行“三严三实” |
| (四)贯彻落实“八项规定” |
| 三、加强惩处力度使之“不敢腐” |
| (一)完善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
| (二)加强纪委队伍建设 |
| (三)巡查制度延伸到农村 |
| (四)加强纪律建设清除特权思想 |
| (五)扫黑除恶,解决群众身边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我国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源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二、高校廉政体系建设概述 |
| (一)高校廉政体系概念界定 |
| (二)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 |
| (三)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
| 三、高校党风廉政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与现有成就 |
| (一)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的发展历程 |
| (二)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的现有成就 |
| 四、基于典型案例的高校廉政体系问题分析 |
| (一)高校典型案例分析 |
| (二)从典型案例分析高校廉政体系问题 |
| 五、加强高校廉政体系建设对策建议 |
| (一)推进高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
| (二)完善新时代高校纪检监察工作机制 |
| (三)健全高校廉政防控机制 |
| (四)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8）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基本问题 |
| 一、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核心概念 |
| (一) 领导干部 |
| (二) 政德 |
| (三) 政德教育 |
| 二、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要素、特征及作用 |
| (一)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基本要素 |
| (二)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特征 |
| (三)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作用 |
| 三、新时代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必要性 |
| (一) 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 |
| (二) 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是从源头预防腐败的需要 |
| (三) 加强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是巩固党执政地位的需要 |
| 第二章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理论依据和历史探索 |
| 一、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理论依据 |
|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干部政德教育的论述 |
| (二)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干部政德教育的论述 |
|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官德思想 |
| 二、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历史探索 |
| (一) 新民主主义时期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初步开展 |
| (二)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持续探索 |
| (三) 改革开放新时期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继续推进 |
| (四) 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创新发展 |
| 第三章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现状分析 |
| 一、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成效 |
| (一) 领导干部政德教育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
| (二) 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教学体系初步建立 |
| (三) 领导干部政德教育阵地建设不断加强 |
| (四) 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师资力量不断增强 |
| (五) 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培训效果反响良好 |
| 二、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德教育内容供给与需求有错位 |
| (二) 政德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 |
| (三) 政德教育方式创新程度不够 |
| (四) 政德教育运行机制尚不够畅通 |
| (五) 政德教育效果评估体系尚未完善 |
| 三、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部分干部自身政德修养的欠缺 |
| (二) 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冲击 |
| (三) 市场经济趋利性固有缺陷的危害 |
| (四) 不良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 |
| 第四章 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目标和内容 |
| 一、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目标定位 |
| (一) 增强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 |
| (二) 帮助领导干部树立良好政德 |
| (三) 建立系统的政德教育体系 |
| 二、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内容 |
| (一) 以筑牢理想信念为核心的明大德教育 |
| (二) 以强化宗旨意识为核心的守公德教育 |
| (三) 以约束操守和行为为核心的严私德教育 |
| 第五章 提升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成效的遵循原则和路径选择 |
| 一、明确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原则 |
| (一) 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 (二) 坚持内容的针对性与方式的灵活性相结合 |
| (三) 坚持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 |
| (四) 坚持素质培养与能力提升相结合 |
| (五) 坚持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相结合 |
| 二、构建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良性运行机制 |
| (一) 建立政德教育需求分析机制 |
| (二) 创新政德教育领导调控机制 |
| (三) 完善政德教育考核激励机制 |
| (四) 健全政德教育质量评估机制 |
| 三、优化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的具体举措 |
| (一) 提升政德教育主体素养和能力 |
| (二) 创新建设立体化的政德教育方式 |
| (三) 打造富有特色且相对完善的教材体系 |
| (四) 建设高素质政德教育教师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述评 |
| 1.2.2 国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相关概念阐释 |
| 1.4.1 政治生态 |
| 1.4.2 廉政建设 |
| 2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理论概述 |
| 2.1 党的廉政建设理论基础及借鉴 |
| 2.1.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廉政学说 |
| 2.1.2 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思想 |
| 2.1.3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 |
| 2.1.4 国外廉政思想的理论借鉴 |
| 2.2 政治生态与廉政建设的内在逻辑 |
| 2.2.1 深入推进党的廉政建设有利于营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生态 |
| 2.2.2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有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 |
| 2.2.3 涵养政治生态与党的廉政建设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实践 |
| 2.3 党的廉政建设的战略价值 |
| 2.3.1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本质要求 |
| 2.3.2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
| 2.3.3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迫切需要 |
| 3 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历史演进 |
| 3.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选择和设计 |
| 3.1.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生态 |
| 3.1.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 3.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探索和曲折 |
| 3.2.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治生态 |
| 3.2.2 社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 3.3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恢复和完善 |
| 3.3.1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政治生态 |
| 3.3.2 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成效 |
| 4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主要内容及基本经验 |
| 4.1 新时代党的政治生态新变化 |
| 4.1.1 党内政治生活的新要求 |
| 4.1.2 权力规范运行的新挑战 |
| 4.1.3 制度管党治党的新征程 |
| 4.1.4 文化强党兴党的新任务 |
| 4.2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主要内容 |
| 4.2.1 主体责任建设 |
| 4.2.2 权力监督建设 |
| 4.2.3 廉政制度建设 |
| 4.2.4 廉政文化建设 |
| 4.3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取得成就 |
| 4.3.1 形成惩治腐败的高压氛围 |
| 4.3.2 形成常态化廉政制度安排 |
| 4.3.3 形成廉洁自律的思想自觉 |
| 4.4 新时代党的廉政建设基本经验 |
| 4.4.1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原则 |
| 4.4.2 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政治定位 |
| 4.4.3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的逻辑主线 |
| 4.4.4 坚持党内政治生态净化的价值指向 |
| 5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存在问题及成因分析 |
| 5.1 党的廉政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1.1 系统治理存在融合难问题 |
| 5.1.2 权力监督存在协同效能弱化问题 |
| 5.1.3 廉政制度存在“高位运行”问题 |
| 5.1.4 廉政文化共识功能存在发挥受阻问题 |
| 5.2 党的廉政建设影响因素分析 |
| 5.2.1 主体责任认知偏差 |
| 5.2.2 党内政治生活不够规范 |
| 5.2.3 制度法规权威尚未建立 |
| 5.2.4 不良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 |
| 6 政治生态视域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对策建议 |
| 6.1 增强党对廉政建设的全面领导以强化廉政主体功能 |
| 6.1.1 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
| 6.1.2 增强廉政建设主体自觉 |
| 6.1.3 提升党的廉政治理能力 |
| 6.2 完善权力监督体系以规范权力运行 |
| 6.2.1 坚持权力制约与权利保护相结合 |
| 6.2.2 坚持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相结合 |
| 6.2.3 坚持党内监督从严与监督氛围从优相结合 |
| 6.3 构建廉政制度保障体系以优化廉政制度协同效能 |
| 6.3.1 完善廉政制度的顶层设计 |
| 6.3.2 提高廉政制度的协同配合 |
| 6.3.3 提升廉政制度执行力 |
| 6.4 厚植清正廉洁的文化土壤以营造良好文化生态 |
| 6.4.1 坚定理想信念的文化自觉 |
| 6.4.2 整合廉政文化的价值资源 |
| 6.4.3 推动廉政文化的思维创新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相关研究 |
| (二)预防腐败相关研究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与预防腐败交叉性研究 |
| 三、研究方法与论文结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论文结构 |
| 四、研究的可能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可能创新 |
| (二)研究的不足 第一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
| (一)腐败与公权力腐败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与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 |
| (三)预防腐败与惩治腐败 |
| 二、理论基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理论 |
| (二)权力监督与制约理论 |
| (三)制度预防腐败理论 |
| 三、理论分析框架 |
| (一)切断公权力腐败发生链条：预防腐败的理论逻辑 |
| (二)权力—动机—机会→腐败行为：公权力腐败发生机理 |
| (三)监督—教育—制度→预防腐败：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分析框架 第二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政策试点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试点的政策扩散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正式形成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 |
| (一)提升预防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
| (二)整合分散的预防腐败职能 |
| (三)构建集中统一的预防腐败体系 第三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职能设置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督职能 |
| (一)监督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首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督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事前监督防范公权力滥用：权力监督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廉政教育职能 |
| (一)廉政教育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廉政教育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廉政教育抑制腐败动机：廉政教育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的监察建议职能 |
| (一)监察建议是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能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监察建议职能的履职机构及其履职方式 |
| (三)以制度建设减少腐败机会：监察建议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 第四章 国家监察委员会履行预防腐败职能亟需解决的问题 |
| 一、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 |
| (一)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表现 |
| (二)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待强化的原因 |
|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 |
| (一)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表现 |
| (二)对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的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 |
| (一)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表现 |
| (二)运用监察建议的有效性亟待提升的原因 第五章 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预防腐败有效性的实践路径 |
| 一、多措并举提升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监督有效性 |
| (一)提升国家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提名和考察权限 |
| (二)提高国家监察委员会财政经费供给的独立性 |
| (三)保障国家监察委员会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
| 二、构建主体协调、分类施教与高度参与的精细化廉政教育模式 |
| (一)加强对廉政教育主体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协调 |
| (二)对不同类型的廉政教育对象分类施教 |
| (三)以创新廉政教育方式提高教育对象的参与度 |
| 三、运用监察建议督促被监督单位提高廉政制度质量及其执行力 |
| (一)以科学化的监察建议帮助监察对象所在单位弥补制度缺陷 |
| (二)将制度执行不力作为提出监察建议的一种主要情形 |
| (三)逐步运用监察建议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 结语 参考文献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后记 |
四、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思考与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S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字化转型案例研究[D]. 康勇.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2]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领域源头治理思想研究[D]. 沈娇娜. 安徽大学, 2021
- [3]“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4]网络反腐发展演变与制度化的反思[D]. 周超逸.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3)
- [5]中小民营企业预防腐败机制构建研究[D]. 王岩松. 南昌大学, 2020(01)
- [6]内蒙古农村基层党组织反腐倡廉建设研究[D]. 阿音娜.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7]我国高校廉政体系建设研究[D]. 浦东方. 安徽大学, 2020(07)
- [8]新时代领导干部政德教育研究[D]. 李泽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9]政治生态视域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研究[D]. 董蕾.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8)
- [10]国家监察委员会的预防腐败职能研究[D]. 吕永祥. 吉林大学, 20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