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用制度：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起源

一、任命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根源（论文文献综述）

蒋来用^[1]（2019）在《形式主义的治理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形式主义滋生蔓延主要原因在于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干部考核评价和选用制度、问责和公务员退出制度、形式主义惩罚性制度和对形式主义执纪执法都存在缺陷,这与混淆两种形式主义的差别、经常用运动的方式进行治理、非正式制度对常规性制度的干扰、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的钝化直接相关。有必要建立稳定的利益预期机制,完善群众利益保护机制,完善岗位职责和问责制度体系,完善形式主义惩处性制度,改革干部评价和选拔任用制度,积极培育接受批评的良好环境,形成均衡合理的利益平衡和制度约束体系。

李进华^[2]（2019）在《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兴起,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开始转向语言学。官僚组织语言作为一种正规化的“书面语言”和严谨性的“权威话语”在保证行政合法性、高效传递信息、促进组织日常沟通和规范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关注官僚组织语言的积极功能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它存在的问题,以全面地把握官僚组织语言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官僚组织语言的消极方面往往是隐蔽的,很容易被忽视。正因为如此,官僚组织语言自身存在的语言伦理问题及其所带来的潜在危害也鲜为人知。为全面和客观分析官僚组织语言存在的语言伦理问题,将其潜在的危害展现给众人,有助于人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官僚组织语言,提高对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的关注和警惕。本文采用规范分析方法对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进行深入分析,从语言伦理的角度揭示官僚组织语言存在的语言伦理问题具体表现,并对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产生根源、危害以及规避思路等进行了探讨。首先,在相关概念界定上,厘清了“官僚组织语言”的内涵与特征,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伦理”内涵与公共行政领域的“语言伦理”的内涵及其原则分别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共行政领域的语言伦理原则应包括“语言规则合乎可理解性”、“事实陈述合乎真实性”、“合乎伦理道德正当性”和“目的意图合乎公共性”四个方面的伦理原则,提出了公共行政领域的语言伦理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借助公共行政领域的语言伦理原则和理论分析框架反思了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及其产生根源,认为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违背“语言规则合乎可理解性”,体现为采用“模糊不清的话语”、“僵化的官僚语言”和“隐秘的秘密语言”;二是违背“事实陈述合乎真实性”,体现为“对公众说谎的‘行政谎言’”;三是违背“合乎伦理道德正当性”,体现为“文牍主义的‘空洞话语’”和“对公众贴标签”;四是违背“目的意图合乎公共性”,表现为“没有公共讨论的‘独白话语’”。其产生的根源包括“基本结构”因素以及官僚组织的组织自身因素两个方面。再次,分析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在官僚组织中得以存续的三个辩护理由,并对它们分别提出了质疑,这三个辩护理由分别是“高尚目标”、“科学理性”和“职业秘密”。最后,阐释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潜在的危害及其规避路径。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潜在危害包括:一是破坏“语言功能”,二是导致“问责困难”,三是掩盖“行政脏手”,四是侵蚀“政府合法性”,五是导致“道德错位”。规避路径包括两个方面:价值层面上,主要通过要求作为官僚组织的政府遵从语言伦理的伦理道德原则,实现“软”的约束中得以规避;客观层面上,主要关注构建合理正当的制度对官僚组织的言语行为进行规导,实现对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硬”的约束来规避。

王永祥^[3]（2016）在《主权在法：最优政体的此世性—英格兰法治样式由来考》文中研究表明自古希腊以来,超验性的观念就成为西方社会建构的标尺,优良政制体也成为人类共同体孜孜以求的目标。柏拉图曾经论及了以哲人王构建理想国式的最优政制,但经由残酷的政治现实对城邦德性的侵蚀,柏拉图放弃了理想的德治转投此世的法治,并将法治以次优政制来命名。这种次优的选择赋予城邦生活以最高地位,城邦生活基础上的法成为了维系城邦共同体德性的最佳途径。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英国普通法传统展现出共同体法的习俗性。这种论调隐藏于历史之中,将超验的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法发展,为社会联合打下历史和保守的思想烙印,进而也塑造了良性政制体隐匿于法生活的性格,这种维系民族联合的样式恰恰是柏拉图次优政体在当代的代言人。因此,本文选取英格兰法治秩序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外部的经验观察和相对客观的哲学反思视角,探析英格兰法治体的衍生、构成要素、内在机理及独特样态,以追踪法传统的内在脉络与政制之实然叙述,力图挖掘法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第一章以主权和法二者的关系入手,力图挖掘近代英格兰主权概念背后的基础以及英格兰法的释义。从厘定近代英格兰主权共同体的多元协作性出发,主权在英格兰历史中萌芽于共同体的最高权力;进而从英格兰法的多元释义入手,概括出历史、技艺理性、习俗三种释义,逐层剖析基于释义的三种表征:不成文法、有机法、民族法。普通法传统由历史中诞生,并先于主权国家获得集体智慧的法生活发展,而后在近现代不断取得法律主治的地位。通过解析英格兰法律发展观念中的“古老性”“持续性”“时效性”等内容,描绘了习惯法基础、古典普通法历史观念及现代普通法思维的演进,最终明确法与政制的一体两面性,法与政制很早就溶于共同体中,法生活凝结了共同体社会认同与治理方式,其中既隐含正义理想又凝聚民族生活。第二章回应上述法的历史释义,着重描述普通法的形成过程,欲对英格兰法传统进行展示。通过强调普通法发展中的历史,明确了历史发展中法与政制共同生长的特征,其诞生了普通法的基本性格,包括日耳曼法精神、习惯法基础。以王室为中心的司法政体模式也由此在13世纪得以彰显,成为英国封建化王权集中的重要方式。而王室法院体系开始塑造普通法的外在骨架,并最终以各类法庭的形式逐渐取得政治生活的话语权。该话语权在17世纪之后得到了充分的因袭,并抵御了激进革命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建构。通过法院体系的层级性以及法权威的传统表述,法通过民族共同认知的历史方式,最终在英格兰取得了至上的观念地位,并通过法在共同体生活中的独立地位来反哺民族与法的同一性。第四章呼应法的理性释义,核心是勾勒普通法鲜活的发展方式,揭示对主权在法的普通法传统进行护卫的主体。其依靠职业共同体——律师、法官和部分法学家——这些普通法的卫士来扞卫法的地位,普通法由形成伊始向独立发展进一步迈进。借由早期程序性令状等内容的架构,职业共同体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创造了以类比为特征的遵循先例,辅之以实践基础的普通法理性,这是一种封闭性的集体智慧。普通法通过法律人作品集的整理,从技艺理性逐渐向法理智识转化,进而一定程度上促使普通法进入连贯体系。正因为普通法的历史沉淀与现实经验性,在近代古典普通法阶段中,以法扞卫主权成为此时标志。普通法理性具有历史思维定式,并在集体智慧基础上展示了社会联合的一种方式,其根源是英格兰民族自我选择法治政制模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以普通法为基础的法治观念渗透到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使法律在循环发展中实现法律主治的法治样式,更使得法律的鲜活性经由普通法卫士之手在往昔和现实之间紧密联合。在第五章的总结中,借助比较法中样式的概念,彰显出英格兰法治样式的风貌特征:民族性、经验性、历史因袭性与稳定性、法的有机性以及司法独立的法律至上。这些要素对上述两章内容进行了提炼,力图从概览的视角在此展示主权在法的样式,并进一步揭示所列特征中民族性的基础地位,以及法律至上的观念性特征。同时,该章还总述了英格兰法的发展模式:“传统”型发展所具有的多元化与自我生长,其循环式发展方式借助于过去创造将来,使文明本身前后相继。文章余论部分则回扣主题,探讨优良理念向法治转化的此世基石:民族共同体,以强调法发展的传统与文明的根基;并简要分析法发展的共同性历史规律。人类共通的良善理念与法治经验需兼容并包,更需与特定民族历史传统接续。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反思西方法律传统的发展与面向,探索法律移植的基础性命题,进而凝结法律演化中面临的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

唐云锋,刘伟,肖鹏,王飞,宋立根,阮静^[4]（2014）在《如何整治干部“走读”之风》文中研究表明背景材料:据媒体报道,近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收官之际,共有6484名"走读干部"在专项整治中被查处,这是中央首次大规模集中处理这一长期遭诟病的干部作风问题。具体各省的情况,据相关记者梳理发现,黑龙江省排查出"走读"乡镇干部4726人,整改2350人。四川查处1746人,湖北查处1180人,河南查处513人,青海查处190人,江苏查处162人,广东查处136人,浙江查处84人,海南查处

刘飞^[5]（2014）在《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任何时代、任何民族和国家,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社会生产和生活得以进行的前提,是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低要求。任何国家维护社会稳定都需要一个主导力量,从各国历史上看,这种力量可以是发达的公民社会,可以是贵族阶级,可以是强大的官僚系统或军人集团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成为维系国家统一和社会基本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也就密切相关并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对二者关系的互动和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论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以实现社会稳定为价值追求而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专项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研究对象主要包括：第一,社会稳定问题。主要关注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社会稳定问题,探寻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稳定的一般规律；落脚点在于中国社会稳定问题。第二,政党建设问题。不同的政党政治生态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政党建设规律也就有一般和特殊之分；本文在关注政党政治一般规律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考察现代社会转型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内在规律。第三,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经济政治体制,政党在社会转型中担当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政党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也就有很大差异。本文的基本任务是,在正确认识执政党建设和治国理政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的内在联系；准确把握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价值目标、重点内容及其实现机制。主要目的是,在实现社会稳定的要求下,为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供价值引导和学理支撑。在研究方法和框架结构方面,论文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路,依照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原则展开；借鉴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运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结构功能分析和系统分析、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思考。全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第一章从现代社会转型共性的角度认识政党与社会稳定关系的基本理论；第二章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结构的分析,从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研究视域重叠的角度认识二者关系的内在机理。第三章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分析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内在规律；第四章从社会风险的广阔视角对中国社会稳定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挑战进行理论梳理；第五章,分析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稳定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全文着力论证和阐述了如下观点：1、现代社会转型有三种不同的主导力量,分别是社会力量、官僚组织和政党。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党对于社会稳定的作用有较大差异：政党主导的国家转型中,政党构成社会稳定的核心力量；官僚组织主导的转型中,政党从属于官僚机构,政党的软弱和政党体制的不健全,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重要原因；社会力量凸显的英美社会变迁中政党促进了民主政治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2、以政党政治推动国家的民主转型,实现国家建设的软着陆是政党的基本职能；以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带动国家建设的成熟,以成熟的国家建设实现社会稳定,这是政党政治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3、不同的政党、政党制度因其自身的特点不同,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竞争与否不是判断能否实现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政党制度化程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政党的适应性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4、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的一体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绵延二千余年的“超稳定”系统的深层结构,是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传统资源。在继承并改造传统社会稳定资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能力远远超过国民党,体现了其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合理性,这构成党的领导方式不断发展的历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西方政党的鲜明特征,影响党的建设的发展趋向。5、党的建设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其一,党对于国情的基本判断以及处理矛盾的基本方法;其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其三,党的五大建设,即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反腐倡廉建设等。在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重要转折点上,党的建设的三个层次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时间上的依次递进关系,即第一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会引发第二层次党的建设的变化,并通过党的“五大建设”表现出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存在研究视域的重叠,为二者关系的历史梳理和论证提供了方法论依据。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解释性变量；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社会稳定问题的深层原因；党对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与社会稳定密切相连；党的自身建设与社会稳定直接相关。6、传统体制下社会稳定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于冷战的国际背景而展开的意识形态宣传,社会融于国家之中,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同构形成社会稳定的基础,以强力控制经济和政治为特征；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成为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执政党的宏观决策的失误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根本原因；党内民主建设不足,个人权威代替了政党组织权威是决策失误的根源；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问题的核心。如果党的纲领、路线出了问题,党的建设就容易受到冲击和破坏。在一定条件下,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稳定可以是正相关,也可以是负相关。因为在纲领、路线错误的情况下,党的组织力量愈是强大,造成的社会后果愈是严重。7、基于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的角度,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一体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内生型社会稳定结构”始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以新中国建立为分界线,意识形态和政治组织的一体化的内在结构发生了质的飞跃：首先表现为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发生了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不同于代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儒家传统；其二,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组织,不同于封建的官僚体系,深层结构的相似不能掩盖其本质的区别；其三,新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是立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础之上的,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8、中国共产党对待社会稳定的态度以文化大革命为转折点,对于社会稳定的渴望和关切从没有这样有切肤之痛；执政党要保持党内和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防止任何形式的社会动乱。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关系遵循了以下逻辑：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保证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在此前提下,注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把政局稳定、人民团结作为衡量政策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基本制度的稳定性、体制机制的开放性与政策的灵活性相辅相成,有机统一；路线政策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党强大的组织力量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发挥；辅之以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建设,构成党的建设的完整体系。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党的建设布局不断发展、完善,但是邓小平时代已经确立的关于社会稳定与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实践模式仍然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9、渐进式改革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改革开放采取了较好的策略,由简单到复杂、由农村到城市,由体制外到体制内,循序渐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渐进式策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中要始终把握改革过程和改革结果的愿望。在信息和改革经验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迫切问题的首选方法。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工具理性在改革政策选择过程中的成功运用保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不断发展。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开启了中国利益政治的新纪元。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组织原则的根本转型,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都必须放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逻辑中去审视。伴随“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建设”思想的提出,党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认识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之前,稳定作为改革发展的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外在于改革和发展,而不是其固有内容;当稳定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意味着已成为改革发展的内容和目标,改革发展稳定更加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和谐社会建设,意在调整社会稳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是进一步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和重要的策略选择。当前,协调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需要与整体性制度变迁相适应,需要顶层设计。11、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转型面对的是传统社会风险和现代风险叠加在一起的风险系统,这给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这种挑战的实质是执政党转型问题,执政党转型的价值指向是执政党的现代化,这是执政党不断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社会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过程：迎接挑战的关键是不断增强政党能力。12、维护社会稳定对于党的能力建设的要求是综合性的。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稳定认知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逻辑起点；加强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加强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民心工程;加强中国共产党维护社会公正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加强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思想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基层党组织领导能力建设,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任梅香^[6]（2013）在《苏共监察制度的虚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斯大林时期苏共监察制度的虚位，与苏共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紧紧相连，尤其是与后来越来越严重的个人专断、盛行领袖崇拜和迷信、民众的思想保守和官僚特权加剧密切联系。本选题试图梳理和分析苏共监察制度从建立到虚位的演变，从制衡机制和监察制度等方面入手，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再探索。这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对我国现阶段中国执政党的监察制度建设以及政权巩固具有现实借鉴意义。论文包括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内容包括选题的缘起及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思路等。第二章：苏共监察制度的建立与逐步虚位，基于对相关史料的研究，文章探索了苏共监察制度从建立到虚位的变化过程。第三章：苏共监察制度虚位的表现。考察了苏共监察制度的虚位对苏联社会，尤其是对苏联政治领域造成的严重影响，即在苏联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特权阶层、干部任用严重失察的现象，以及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清洗运动，这些都是由苏共监察制度的虚位引发的恶果。第四章：苏共监察制度虚位的根源。为探索苏共监察制度的虚位的根源，笔者从政治、经济、文化及领导人个人性格四个主要方面入手分析，继而得出结论：单一经济结构造成社会结构的单一性，致使农民、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监督职能丧失；传统文化氛围浸透着专制、集权的封建主义色彩，致使民众缺乏监督意识，领导人也缺乏受监督意识；斯大林作为苏联领导人具有超强的权力欲望，加其自身习惯于采用粗暴的政治手段，最终使得苏共监察制度形同虚设，陷入虚位的境地。第五章：苏共监察制度虚位演变的启示。首先在监察制度的设计方面，要完善权力的约束机制，加强监察人员的选举任用机制，确保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其次在监察机制的运行方面，要建立相互制约协调的内部运行机制，除加强内部的自身监督外，还要积极地调动监察制度的外部监督力量；再次在营造文化氛围方面，要克服传统的文化弊病，树立法律意识和选举意识等；最后针对执政党的建设方面，既要有效地调控和引导社会意识，还要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建设。如上所述，这些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对我国现阶段的党的监察制度建设以及政权巩固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汪玮^[7]（2011）在《转型期中国乡镇民主治理研究 ——新都和温岭民主实践的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政治权力结构的基础要件,乡镇政治在整个国家政治构架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地位。近现代以来,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都通过乡镇政治来解读中国政治转型的成败得失。本文的选题,正是基于两方面的思考:一是审视当下我国乡村基层政治发展的现实困境,对当下我国乡镇治理面临的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在此基础上选取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从实证的角度深入解读其背景、过程、问题及效果,特别是在理论层面阐明民主之于治理的意义,进而从规范层面来探讨和构建一个可能的乡镇民主治理模型;二是探讨以选举和协商为逻辑起点的民主尝试在我国乡村治理中的发生和发展,从而探索如何以治理为切入点的中国民主转型的路径选择。通过理论并结合现实经验的研究,本文最终试图论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进行有效的乡镇治理以实现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整合?本文分为导论和正文两个部分。导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缘由、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等内容。第一章探讨了中国乡镇治理的历史变迁过程。本章主要按时期划分,分别对封建专制时期、近代社会激变时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等不同时段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解读和分析,通过回顾历史来探寻中国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和结构性要素。这是本文研究的历史性基础。第二章主要探讨了税费改革后,乡镇治理模式的文本规定和现实运行方式之间的差距,从而提出当前乡镇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对现有的一些改革实践和改革方案作出评价。本章从国家、社会以及国家与社会的衔接进行考量,首先是对作为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的乡镇人大、乡镇政府和乡镇党委进行制度和现实运行的比较分析,评析当前各地进行的有关改革成果;其次是对乡-村关系的分析,重点关注的是“乡政村治”的实际运行中,“乡政”与“村治”的博弈,及由此凸显出来的两者之间的张力与困境;最后探讨了作为被治者角色的村民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角色变化。第三章主要对四川省新都区“公推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的个案进行分析和解读。随着村级民主逐步深化和向上推进,乡镇选举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出现,并不断发展,首先是乡镇长的直选改革在全国范围展开,然而这一改革给基层党组织带来合法性的冲击。随着单项推进乡镇长直选改革的止步,以乡镇党委书记为主体的乡镇党组织领导人选举改革开始兴起,成为推动党内民主和乡镇治理体制改革的又一热点。本文以较早实行公推直选的成都新都区为案例,对这一制度创新进行解读,通过阐述其生成环境和生发过程,来透析其制度绩效以及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可行的对策。第四章主要对浙江省温岭市的“民主恳谈”制度创新,尤其是对该地在“民主恳谈”不断探索的基础上进行的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进行解读和分析。作为一种新型的民主治理机制,民主恳谈是广大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途径,是扩大基层民主,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重要载体。从学术角度看,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解构,对于整个中国未来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政府治理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章从协商民主理论的视角出发,对温岭民主恳谈的生发机制、制度安排与实践过程、功能和意义以及面临的困境等方面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性的对策和意见。基于第三章和第四章个案的分析,本文第五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新的乡镇民主治理模式。本章要探讨的是作为民主的两种形式,选举和协商各自的民主意蕴是什么?两者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它们对我国的民主实践具有怎样的指导意义?在现实经验中,“公推直选”和“民主恳谈”之于乡镇治理的民主价值是什么?本章的研究目标,就是在梳理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根据现有的实践成果提出乡镇民主治理模式的一个假想。结语部分是对论文论述的观点进行概括,并说明乡镇民主治理的逻辑推导过程。在余论中,本文则指明了论文的的局限性和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李子丰,赵民,李基伟^[8]（2011）在《中国官员应采取隔级任命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国内的官员任命是采取逐级任命制的任命方式,这种方式有优点,但是也存在着缺点,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缺点越来越明显。文章认为中国的官员任命应当采取隔级任命制的方式,加大中央对地方的领导,解决中央与地方的行政脱节,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梅松伟^[9]（2010）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探索中国共产党政执政规律是政党理论建设的要求,也是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其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的正确性,执政制度和执政方式的科学性,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执政能力有效性,对于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就要求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遵循客观规律。执政规律同所有规律一样是客观存在的,它总是以其铁的必然性起着作用。但同时,人们在实践中,可以认识并发现客观规律,并用这种认识指导实践。这正是我们研究执政规律的根本目的。政党执政属于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政党在执政活动中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实践系统。在这一实践系统中,执政党和人民群众是执政实践的两极主体。国家政权和社会各项事务则作为执政客体存在。本文尝试从构成这一系统的基本要素出发,来探讨各个要素之间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从中发现和总结执政规律。在第一章绪论中就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问题的提出、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难点和创新点作了总体的概括。第二章到第六章是文章主体部分。第二章界定了执政规律以及相关的概念和理论。介绍了具有借鉴意义的国外政党理论,重点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原理,这是党探索执政规律的理论渊源。第三章对国外政党执政模式进行了考察,并对其执政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第四章以历史为主线,讨论了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执政规律问题的探索。可以看出,党的领导人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是一脉相承和不断深入的。总结其探索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加强党的领导与加强权力制约相结合;党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党必须以辩证的发展观,推动社会进步。第五章探讨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党执政的具体规律。不论是经济、政治、文化还是和谐社会的建设,都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为重点展开。第六章分别从加强理论建设、党自身的建设、改善当的执政方式和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对执政规律的探索进行了展望。结语部分对本文作了简短概括,强调包括党执政规律在内的政党理论建设都要与时俱进,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推动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

张昊^[10]（2010）在《关于党内民主建设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与思考》文中研究指明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不能不承认这30多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目前,党内民主建设也面临着许多无法回避的深层次问题,所以过去取得的经验固然需要总结,但过去没有认识到的和没有做到的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二、任命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根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任命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根源（论文提纲范文）

（1）形式主义的治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主权在法：最优政体的此世性—英格兰法治样式由来考（论文提纲范文）

（4）如何整治干部“走读”之风（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苏共监察制度的虚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转型期中国乡镇民主治理研究 ——新都和温岭民主实践的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关于党内民主建设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任命制: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产生的一个根源（论文参考文献）

• [1]形式主义的治理机制研究[J]. 蒋来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9(06)
• [2]官僚组织语言的伦理问题研究[D]. 李进华. 深圳大学, 2019(12)
• [3]主权在法：最优政体的此世性—英格兰法治样式由来考[D]. 王永祥.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6)
• [4]如何整治干部“走读”之风[J]. 唐云锋,刘伟,肖鹏,王飞,宋立根,阮静. 财政监督, 2014(31)
• [5]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与社会稳定关系问题研究[D]. 刘飞. 山东大学, 2014(10)
• [6]苏共监察制度的虚位研究[D]. 任梅香. 上海师范大学, 2013(02)
• [7]转型期中国乡镇民主治理研究 ——新都和温岭民主实践的启示[D]. 汪玮.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8]中国官员应采取隔级任命制[J]. 李子丰,赵民,李基伟. 中国西部科技, 2011(02)
• [9]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D]. 梅松伟. 吉林大学, 2010(08)
• [10]关于党内民主建设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与思考[J]. 张昊. 企业导报, 2010(04)

标签：普通法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