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渔业产量比较方法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张清清,刘群[1]（2021）在《中国近海三种重要渔业资源的生物学参考点评估》文中研究说明中国近海大多数渔业都属于数据有限渔业,用对数据要求较高的复杂模型无法对这些渔业资源做出有效评估,因此用数据有限评估模型评估渔业资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经典剩余产量模型（CEDA和ASPIC）和两种新型有限数据评估模型（贝叶斯Schaefer剩余产量模型（BSM）和蒙特卡洛MSY估算模型（CMSY））,评估了黄渤海鳀鱼（Engraulis japonicus）、东海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和南海金线鱼（Nemipterus virgatus）这三种重要渔业资源的生物学参考点和资源现状。研究表明:黄渤海鳀鱼MSY估计值为80×104～83×104 t,生物学参考点F/FMSY估计值小于1.0而B/BMSY略小于1.0,表明这种渔业捕捞强度适中但资源尚未得到完全恢复。东海带鱼MSY估计值为58×104～64×104 t,F/FMSY估计值大于1.0而B/BMSY估计值小于1.0,表明这种渔业存在过度捕捞且资源已经衰退。南海金线鱼MSY为30×104～32×104 t,F/FMSY估计值大于1.0而B/BMSY估计值小于1.0,表明这种渔业存在过度捕捞且资源已经衰退。以上4种模型均可适用于中国近海数据有限的渔业资源,但两种经典剩余产量模型对三种渔业数据的拟合不够稳定（相关系数R2波动较大）,因此取BSM和CMSY模型的评估结果作为重要参考,但这两种有限数据评估模型的拟合效果尚需进行深入研究。
史登福,许友伟,孙铭帅,黄梓荣,陈作志,张魁[2]（2021）在《广东海洋渔业资源可捕量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为探明广东省海洋渔业资源现状及其对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基于广东省1961—2018年海洋渔业统计产量数据,利用一种包含协变量的剩余产量模型（a surplus-production model incorporating covariates, ASPIC）和Catch-MSY模型对广东海洋渔业资源总可捕量、5个重要经济类群的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 MSY）以及可捕量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ASPIC与Catch-MSY模型的评估结果相近,广东海洋渔业资源MSY约为164×104 t, 1996—2006年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当前产量低于MSY。Schaefer与Fox模型评估的MSY相差不大,且B/BMSY与F/FMSY的历史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但是评估的渔业现状差异较大,Schaefer模型评估结果表明当前渔业状态较差(B/BMSY<1且F/FMSY>1),而Fox模型表明当前渔业状态良好(B/BMSY>1且F/FMSY<1)。综合两个模型结果显示,带鱼类MSY为14.62×104～15.08×104 t,日本鲭（Scomber japonicus）MSY为3.82×104～6.78×104 t,鲳类MSY为5.77×104～6.21×104 t,鲷类MSY为4.16×104～4.54×104 t,蓝圆鲹（Decapterus maruadsi）MSY为17.68×104～19.84×104 t。5个经济类群中日本鲭和蓝圆鲹处于过度捕捞后的衰退状态,而带鱼类、鲳类和鲷类在近年来遭受过度捕捞。研究结果可为广东海洋渔业限额捕捞提供理论依据。
强朦朦[3]（2021）在《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伴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全球众多国家开始管制渔业捕捞,并鼓励海水养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海水养殖国家,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缓解渔业资源短缺尤为重要。但海水养殖却是高风险行业,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无论是从保障海水养殖业的健康发展,还是从稳定沿海养殖户的生计来说,海水养殖的风险管理都至关重要。因此,对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这一渔业资源经济手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围绕两者承担的生产风险评估、保险定价与保险政策优化等工作,对中国海水养殖保险展开研究。首先,利用分布拟合法对中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进行测度,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发展思路。其次,基于精算原理,对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定价方法进行改进。再次,量化分析我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保费补贴政策,讨论政府是否应该补贴、如何确定补贴比例和补贴是否可持续等重要问题。最后,以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为例,对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的有效性进行评估。研究表明:第一,我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要显着高于农作物,致灾因子来源复杂。保险机构应积极开展海水养殖保险,且需要聚焦鱼类和甲壳类等高生产风险品种,而且类型上应以多灾种保险为主。第二,对于海水养殖保险的定价方法,分布拟合法要优于实践中采用的经验费率法。而且,基于相邻地区的情况对费率进行调整可以更好地反映海水养殖生产损失的空间关联性。第三,从促进供需均衡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对海水养殖保险进行保费补贴,而且这种补贴是有效率的。最优的补贴比例和海水养殖户生产风险水平、风险厌恶程度和保险附加费率的高低有关。另外,即使中央财政不提供支持,地方政府也完全有财力去补贴海水养殖保险。第四,政府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是有效的,此类创新产品具有提高海水养殖户福利和降低收入尾部风险的潜力,且需要的补贴成本要比传统的损害赔偿保险低。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定量评估了中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并改进了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方法。本文首次运用参数和非参数分布拟合法从不同层面对我国海水养殖的生产风险进行了定量评估,并从致灾因子的危害性、海水养殖生产的暴露度和脆弱性等角度对评估结果进行了解释。同时,本文改进了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承保体在实践中采用的经验费率法,强调利用参数法和非参数法来科学的拟合单产分布和根据相邻地区的情况来调整费率。第二,提出了海水养殖保险保费补贴比例的测算方法。海水养殖保险保费补贴的首要目的在于提高海水养殖户的参保率,最优的保费补贴比例应该刚好使得海水养殖户购买保险和不购买保险的效用相等。同时,政府在确定保费补贴比例时,需要注意补贴效率的提高和减少过度补贴的程度。第三,优化了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的设计方法,并提出了分析此类保险有效性的原则。本文提出先基于水产科学的知识选择合理的指数触发值区间,然后基于海水养殖户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函数规划求解最优的指数触发值,该思路不仅有着较强的理论基础,而且计算过程客观。另外,从保险的本质来看,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是否有效不能只聚焦基差风险,最根本的还要看此类保险是否提高了海水养殖户的福利和降低了政府补贴的成本。
安易坤[4]（2021）在《威海市海洋渔业合作社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威海自2003年开始对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进行新的摸索,产生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捕捞生产方式,这些新的增加点与生产方法都使威海的渔业获得了较高效益。同时,高技术含量的渔业养殖模式应运而起（如:海水养殖、网箱养鱼、海珍品养殖等）。由于大力推行新的扇贝换季繁育技术,有效地控制了扇贝养殖过程中的病害,极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益。此外,水产品加工企业们越来越重视初级、精细鱼货加工和终端加工等水产加工。为了鼓励扶持经济专业合作社发展,2020年7月17日,威海市农业农村局出台了《关于鼓励扶持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的意见》（试行）,从专业合作社、金融经济扶持、税收优惠、薪酬奖励等10个方向规定了扶持政策及标准。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表明,发展渔业合作经济是繁荣威海蓝色经济的有效途径。威海市市委、市政府对威海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分重视,将建设“创新型国际海洋强市”作为威海市海洋经济的发展目标。另外,威海是全国唯一一个同时获得海洋领域五个国家级试点示范的地级市。威海市于2020年10月成为全国第一个国家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示范区,为威海市绿色养殖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威海市水产养殖业绿色生态发展。本文以威海市为例,通过对威海市二区二市中具有代表性的几家存续时间较长的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其基本情况,包括经济效益、水产品产量、组织模式、信息交流量、技术指导情况等,同时采用问卷、访谈等方式,了解合作社社员满意度基本现状,其中包括合作社提供的服务类型、合作社的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合作社的外部形象等,根据调查数据,利用SPSS23.0对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现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实地调查及社员满意度现状分析,发现制约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因素,可归类为合作社社员、合作社组织机构、政府环境等三个层次。针对三个层次的瓶颈因素,本文为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提出相应策略:从社员个人能力方面,应加大社员个人素质培养力度、培养渔业经济合作社社员合作意识。从合作社内部机制方面,应完善合作社内部治理、提高品牌化战略与产品知名度、培养专业高素质技术型人才、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度。从合作社外部环境方面,应增强地方政府扶持政策系统性、加强政府基层业务服务。
薛保铭[5]（2021）在《北部湾近海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时空格局及源—汇关系研究》文中认为目前,塑料污染防治已成为国际社会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我国将塑料污染治理列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海洋微塑料污染控制是全球塑料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联合国环境大会多次针对海洋微塑料污染开展专题研讨。海洋微塑料污染研究是维护海洋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前提,但目前全球范围有关海洋环境中微塑料环境行为的研究仍面临众多挑战:对于“源”的研究大部分均局限于陆源污染,海源污染被严重忽视,但人类渔业活动大量使用了塑料制品,渔业来源的微塑料污染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待进一步开展;对于“汇”研究,海洋沉积物被认为是微塑料污染最重要的“汇”,但大部分研究聚焦在表层沉积物,微塑料在深层沉积物中的归趋以及针对红树林、珊瑚礁等独特的“汇”的研究有待深入;微塑料污染研究作为引领海洋塑料污染有效削减的前提工作,相关研究成果有待向务实管用的管控对策转化。针对现状问题,本研究以我国四大传统渔场之一、中国-中南半岛沿海几何中心的北部湾为基底,重点研究海洋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时空格局及源-汇关系,研究主要内容以及成果如下:（1）研究对北部湾重点研究区（包括5条入海河流）沉积物的微塑料污染情况开展调查,发现观测的8种不同聚合物类型的微塑料在表层沉积物中均被检出,其中,PP（聚丙烯）的丰度最高,占比达68.7%,其次为PE（聚乙烯）,占比为18.5%,微塑料形态研究表明,纤维状微塑料达检出的微塑料总量的69.6%。表层沉积物微塑料丰度均值为405±336个/kg,与国内外其他海域相比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微塑料在不同环境功能区的污染分布呈现以下特征:市区河段>海洋养殖区>郊区河段>潮间带>近岸海域>港口区。（2）研究针对北部湾重点研究区域表层沉积物主要的微塑料类型污染物（PP纤维、PE纤维）的来源开展了来源解析工作,通过不同塑料纤维的用途、进入环境的途径以及将检出的微塑料纤维与几个不同来源的渔具塑料纤维进行比对,证明研究区域PP纤维、PE纤维很可能来源于渔具的磨损。此外,PP纤维和PE纤维的整体丰度与不同渔业活动强度的相关度较高（R2=0.8586,p=0.015）,既表明了渔业活动对微塑料污染的重要影响,也验证了研究区域表层沉积物微塑料纤维来源于渔业活动的论断。（3）研究发现珊瑚礁、红树林这两个独特而重要的生态系统的沉积物也是海洋微塑料的“汇”。珊瑚礁一般分布在洁净度较高的海域,但本研究结果表明,北部湾区域所有的珊瑚礁区沉积物均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包括沿陆地海岸发育珊瑚礁以及沿海岛边缘发育的珊瑚礁,平均丰度为363±476个/kg。红树林沉积物中微塑料丰度要高于本研究的其他沉积物类型,平均丰度为655±526个/kg。红树林沉积物是微塑料集聚度很高的“汇”,同时也起到滞留微塑料颗粒的作用。根据野外调查结果,红树林尤其是小型红树林容易受到周边人类活动的破坏或侵占,其积累的微塑料可能会重新释放到外环境中,有从微塑料的“汇”转变为“源”的可能。（4）研究结果表明沉积柱中（长度60 cm）的微塑料的平均丰度为410±329个/kg,证明了微塑料可以赋存于深层沉积物中,而且可“隐藏”在深度达60 cm的深层沉积物中（丰度为167个/kg）。沉积柱中微塑料的丰度分布和尺寸分布表明微塑料可长期埋藏于深层沉积物中,是被忽视的、微塑料重要的“汇”。沉积柱中微塑料的丰度水平与表层沉积物相近,研究区域“藏于”深层沉积物的微塑料总量（185吨）是表层沉积物的5倍,由于目前大部分研究主要集中于表层沉积物,因此,微塑料储量水平可能普遍被低估。（5）本研究采用210Pb和137Cs的定年法构建沉积柱的年代框架,分析选定海域微塑料污染历史记录,结果显示1933年以及年龄更大的沉积物（深度≥22 cm）也发现了微塑料的存在,然而常用的塑料在二十世纪40年代才被发明并且70年代才被普及使用,这表明微塑料在沉积物中会垂直向下迁移。本文认为研究区域的生物扰动以及深层沉积物的尺寸分布可能是微塑料在沉积物中垂向迁移,导致“新塑料”埋藏于“老沉积物”中的重要原因。（6）针对海洋微塑料污染,尤其是渔业来源的微塑料污染,本研究对我国现时塑料污染防治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并结合微塑料污染“源-汇”关系研究成果,识别削减污染的关键性控制因素,提出了“整体保护性开发、局部开发性保护”的发展策略,以及渔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建立塑料全生命周期评价的制度、构建城乡一体化垃圾分类处理体系等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推动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务实管用的管控措施。同时提出北部湾要充分发挥东联广东、海南,西接东盟的区位优势,在海洋塑料污染防治上,率先探索跨省（区）、跨国境的协同共治,打造可持续发展标杆。
火志辉[6]（2021）在《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文中认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渔业不仅是海洋经济的重要部门,而且是农业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本研究从海洋渔业综合效益的内涵出发,构建包含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方面的海洋渔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借鉴已有研究成果,运用客观赋权法熵值法为指标赋权,进一步测算2006—2019年中国沿海省区海洋渔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并运用综合效益评价模型测算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借助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度模型测度2006—2019年中国沿海省区综合效益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最后从资源投入等方面选取指标,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了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呈先上升后下降波动趋势,均值由2006年的1.273上升到2012年的1.390,随后波动下降至2019年的1.260;经济效益在2010年以前呈上升趋势,之后呈波动下降趋势;社会效益波动趋势明显,由2007年的0.443增加到2012年的0.505,2012—2016年急剧下降,“十三五”时期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生态效益在2013年以前波动剧烈,2014年之后逐渐成增长态势。整个研究时段内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整体发展水平高于经济效益发展水平。从空间来看,辽宁、山东、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区海洋渔业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位居沿海省区前列。（2）2006—2019年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耦合度均值为0.944,发展阶段以高水平耦合发展为主,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省区高于全国均值。研究时段内,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协调发展水平均值为0.630,以中级协调发展为主,波动较为明显,由2006年的0.628上升到2012年的0.649,之后下降至2019年的0.601;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等省区以中级协调和良好协调为主;天津、河北、广西、海南处于初级协调和濒临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度提升空间较大。（3）回归结果表明,海水养殖面积、海洋渔业机动渔船数量、海洋渔业从业人员、渔业科研经费、养捕结构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647、-0.354、0.065、0.653和-0.077。其中海水养殖面积和渔业科研经费对海洋渔业协调发展起积极的促进作用,且推动作用较为显着;海洋机动渔船数量对海洋渔业协调发展起阻碍作用,影响比较显着;海洋渔业从业人员对海洋渔业协调发展起促进作用,但不显着;养捕结构对海洋渔业协调发展起阻碍作用,但不显着。
刘玉斌[7]（2021）在《中国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人类开发活动等背景下,围填海、陆源污染、海岸侵蚀等规模与强度均不断增大,我国海岸带生境正在或已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据相关数据表明,我国50%以上的滨海湿地已丧失,海岸带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健康面临严峻挑战,越来越多的海岸带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呈现不可持续的趋势。鉴于此,亟待开展我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研究,为海岸带区域政策制定、实施以及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一定参考和科学支撑。本研究尝试中国海岸带宏观大尺度的历史时期和未来时期的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为全面了解中国海岸带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的现状及其服务与价值的演变规律,从中国海岸带基本特征出发,参考诸多研究成果,构建适用于中国海岸带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系统。基于此分类系统,开展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识别与多样性分析研究,基于中国海岸带土地利用数据集,分析土地利用景观时空变化特征、转移变化特征及其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特征,为后续中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估算提供支撑。选择主流成熟的具有普适性的估算模型或方法,评估2000-2015年中国海岸带4种典型生态服务及其价值,探讨研究区生态服务及其价值变化规律,并基于2025年多情景土地利用数据模拟评估未来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探讨未来多情景土地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化特征。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与识别:基于中国海岸带自身的实际情况,参考诸多研究成果,建立一套适用于中国海岸带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系统,基于此,开展中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识别和多样性研究;2000-2015年中国海岸带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多样性整体呈下降趋势,离海岸线20 km范围的陆域其多样性变化最为剧烈,多样性高值区多分布于植被覆盖度较高的山地区域、海岸带滩涂和河口三角洲湿地,而低值区多分布于建设用地及其周边区域,受人为活动干扰剧烈。（2）中国海岸带土地利用由海洋向内陆整体格局大致呈“浅海水域—滨海湿地—人工湿地（盐田和养殖）—陆地混合类型区”空间分布特征。2000-2015年是中国海岸带土地利用人为开发活动显着的时期,城乡用地、养殖和工矿用地扩张显着,侵占大量耕地、浅海水域、滨海湿地和水库坑塘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人为开发强度趋缓。我国海岸带土地利用景观整体斑块的破碎化态势显着,斑块类型间更加复杂多样,某些特定土地利用类型景观斑块集聚化明显。（3）2000-2015年中国海岸带NPP与产水量空间分布整体均呈现由南向北逐渐降低的趋势。陆域型生态系统的NPP值高于浅海水域生态系统。4个时期,中国海岸带陆域NPP总量和土壤保持总量均呈下降的趋势,15年间分别减少586.36万吨和956万吨。4个时期,中国海岸带产水量、陆域池塘养殖产量和理想状态下盐田海盐产量均呈显着增加的趋势,而近海最大持续渔获量略微下降。（4）2000-2015年中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呈持续下降的趋势,15年间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减少了354.63亿元。中国海岸带不同类型服务价值变化趋势不同,其物质生产服务价值呈显着增长趋势,而固碳释氧服务价值、水源涵养服务价值和土壤保持服务价值均呈持续减少的趋势。4个时期,中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水源涵养服务价值占比最大,其次是固碳释氧服务价值,而物质生产服务价值和土壤保持服务价值占比均较小。（5）2025年趋势延续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下中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分别为31791.68亿元和31917.27亿元,与2015年相比,两种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分别减少245.23亿元和119.64亿元,趋势延续情景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下降显着。两种情景下中国海岸带区域物质生产服务价值均呈增加的趋势,其中趋势延续情景下物质生产服务价值增加显着,而固碳释氧服务价值、水源涵养服务价值和土壤保持服务价值均呈减少的趋势,其中生态环境保护情景下3项服务价值缓慢减少,而趋势延续情景下3项服务价值下降显着。
徐博[8]（2021）在《基于实际种群分析（VPA）模型的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种群资源评估》文中研究指明日本鲭（Scomber japonicus）是我国远洋灯光围网渔业中重要经济鱼种之一。目前,部分文献针对我国、日本及美国西部近海海域的日本鲭渔业已进行了初步研究,鲜见涉及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种群的年龄、生长及资源量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通过2016年4月～2020年12月北太平洋公海商业捕捞围网渔获物中采集的日本鲭样本,对其生物学特征,包括年龄结构、叉长与体重分布、生长与死亡、群体组成等进行了初步研究。利用2016～2019年的公海渔捞数据结合基于年龄结构的实际种群分析模型（Virtual population analysis,VPA）,探讨了在缺乏长期连续渔业产量统计的情况下,如何较为可靠地评估日本鲭资源现状,以期为北太公海日本鲭的渔业管理及资源养护提供建议与参考。主要结果如下:1、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种群依据耳石年龄鉴定换算得到的年龄结构组成与对应叉长为1龄187mm,2龄248 mm,3龄294 mm,4龄318 mm;生长参数极限叉长L∞值为447.61 mm,渐近曲线率K值为0.264,初始年龄t值为-1.06;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年龄生长拐点为3龄;体重生长拐点为310 g;叉长生长拐点309 mm。2、基于生长特性估算的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2016～2020年的年平均总死亡系数为0.74,自然死亡系数为0.56,当前捕捞死亡系数为0.17,开发率为0.24,表明该鱼种尚未过度捕捞。3、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叉长组分布呈双峰结构,优势叉长为189～229mm、269～309mm;雌性优势体重为50～100g、200～300g,雄性优势体重组50～100,200～350g。该鱼种的年龄由1～4龄组成,1龄鱼和2龄鱼占优势,分别占30.15%和38.14%。。4、运用基于年龄结构的VPA模型评价了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及太平洋群系日本鲭当前的资源状况。本论文认为,若假定自然死亡系数为0.56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评估结果显示2020年及以后年份的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资源量良好,预测2020年公海海域日本鲭资源量将增至33万吨,但个体偏小。太平洋群系日本鲭在当前自然死亡系数为0.4的情况下,2020年的资源量呈现下降趋势,预测2020年太平洋群系日本鲭资源量将降至83.3万吨。
何妤如[9]（2021）在《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渔业经过数年发展,先后解决了“捕鱼难”、“养鱼难”及“吃鱼难”等问题,奠定了渔业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相关治理手段也不断完善。渔业领域主要矛盾已从基本温饱和生计问题,转向更高层次的生境、人权、产权和公平等维度。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渔业伦理研究并尚未得到应有重视。我国现代渔业治理体系中更强调管理和法律等“硬”手段,忽视了伦理道德的“软法”作用。当前政府和民间推行的多项渔业活动已呈现出鲜明的伦理特征,现代多目标治理场景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加以权衡。如果说关涉伦理的讨论在中国过去的渔业治理中只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那么到了新时代,伦理研究就好比是万事俱备下的那股“东风”。传统渔业管理关注政策和法律层面的制度突破。政策和法律固然重要,但不能包治百病,尤其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现代病”。它可以将电鱼、毒鱼、偷渔者绳之以法,却无法强制要求渔民必须善待生态环境、关心鱼类福祉。它可以明示、预防、规范和校正渔业的行为和后果,却无法指导渔业利益相关方的道德行为选择。它可以为失海渔民提供各类政策保障,却无法弥合渔民海洋纽带被切断后的心理创伤。它可以依照科学模型和数据制定总可捕量（TAC）目标,却无法对渔家妇女在职业、情感和生活上的遭遇加以同情和关心。正如决定技术的往往是非技术因素,涉渔法律和政策不应被指望能解决所有问题。倘若文化、伦理不能发挥价值规训作用,那么政策和法律也终将失范。当前,养护渔业资源、维护渔业公正已为时代大势所趋,现代渔业治理不仅要务实,也要务虚,以便从战略全局高度推进治理措施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际上,人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影响会渗透到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可持续、负责任渔业的发展依赖于一个具有明确性的规则指引,在治理中开展价值性分析显得十分重要。国内外渔业资源的衰退趋势,以及不断涌现的现代性社会问题,让形而上学的价值回溯变得更为必要而迫切: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是什么?伦理判断有哪些原则和标准?何种治理才是伦理意义上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的治理?如何破解渔业治理中存在的伦理困境?中国怎样利用已有道德资源和智慧应对渔业发展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基于此种认识,本文从伦理视角出发,反思当前出现渔业生态和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尝试建构渔业伦理的理论体系,详述渔业伦理的由来、定义、主要原则和类别。将抽象的伦理考量运用于对治理问题的具体分析,提出符合渔业价值的治理范式,从渔业治理的“元层次”,谈到相关现代治理理论,再到针对治理实践的分析评估。现代渔业治理在追求各类目标时,容易陷入价值冲突的困境。本文针对治理实践中的普遍问题,提出“应然”层面的解决方案。伦理分析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我国现代渔业治理。因此,文章结合中国本土的涉渔道德资源和渔业实际状况,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渔业治理路径,以渔业领域的价值尺度和伦理基础为导向,为推动渔业的“天人合一”和协调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视角、新理念和新思路。伦理学是哲学中关于道德的价值系统。生态伦理学的兴起从根本上触及了“为什么要对鱼谈伦理?”这一问题。“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论辩突破了传统伦理学的“人伦”语境,让“渔业”和“伦理”的结合有了学理上的支撑。道德共同体得到拓展,将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自然资源纳入道德考量范畴。但完全以生态为中心又会减损人类福祉,人与自然应当被视作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整体。“为己利TA”的价值取向既能为己谋福,也能在此基础上考虑利TA（既有属人的“他/她”,又有属自然的“它”）因素,因而是渔业伦理所追求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善。渔业资源是渔业存在的基础,具有不确定性、波动性、竞争性、整体性、多样性等五大特性。从价值构成上看,它在使用、生态和选择等层面具有功效价值,在政治、社会、哲学、宗教、伦理、文化等层面具有非功效的内在价值。对渔业资源价值的充分认识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而鱼类为人类所提供的多元价值是人类养护渔业资源的基础。养护伦理强调的是如何科学人道地利用水生动植物资源。鱼类是否能够成为道德主体、权利主体甚至是诉讼主体成为环境伦理学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鱼的道德地位与福利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渔业的伦理维度涉及“渔业”和“伦理”的互动关系。鱼类依次满足了人类基本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人类在享受水生动物开发权利的同时,理应履行与之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为了人类自身和生态系统的长期福祉,须建立一套指导渔业行为、受到大众认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渔业伦理规范。渔业伦理以渔业现象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研究对象,是指导渔业行为的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涉渔法律和伦理可共同为基于价值的渔业治理策略提供依据。渔业伦理学主要任务是通过得到普遍认可并经过实践检验的道德原则,对渔业行为的善恶是非开展事前指导和事后评判。在渔业伦理中,渔业正义是最高原则;渔业福祉、渔业自由和渔业公平是三大基本原则;而以《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伦理性国际文书,以及符合国家/地区具体渔况的纲要构成了具体原则。根据渔业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属性和所涉问题的不同特征,可将其分为生态伦理、社会伦理、产业伦理和科技伦理四大类别,这四大类在伦理要求上存在差异、各具特色,但都应服从上述伦理原则。将伦理原则和要求融合进现代渔业战略管理过程,可能会产生“为善者诸事顺”的良心效应,从而实现治理的最终目的——“善治”。为克服多元价值冲突带来的治理障碍,元治理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研究治理现象背后的治理逻辑,寻求协同发展科层、市场和网络治理组合的最优解:当参与式治理导致监管过于复杂、进入无休止协商状态时,就启动科层模式;当科层模式无法触及所有渔业问题或获得渔业利益相关方广泛接受时,就开启市场或参与式模式;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承担起作出最终决策的元治理者的角色。可持续渔业治理研究中涌现出诸多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其中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管理和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前者主要聚焦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预防性原则等整体思维,而后者主要涉及管理策略评估,正当性理论,系统治理等理念工具。在构建起理念框架的基础上,根据新生物技术的实践伦理发展出的伦理分析矩阵,以及Rapfish评估工具,促进了对伦理原则遵守情况的考察,有助于为负责任渔业实践提供“良善之策”。现代渔业治理时常陷入一种伦理意义上的权利困境,众渔业利益相关方不得不在多项行动方针之间艰难行使选择权。遵循特定伦理原则选择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涉及违反其他某项伦理原则。可持续渔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主要出现在追求“天时”、“地利”、“人和”三大目标的决策选择过程之中。如何平衡现代人和未来人的资源利益是最首要、最核心的议题;渔业所涉水陆空间差异和相关社会生态问题构成了空间正义研究的一个典型样本;而人际关系中整体、长远利益与个体、短期利益的冲突影响到资源的公平分配,渔家妇女和小型渔业等弱势参与方应当得到更多的道德注意力。导致上述困境的原因既有人与人因抢夺野生资源所导致的公地悲剧或囚徒困境,又有在人与鱼道德地位孰高孰低的辩难中掉入的激进环保主义陷阱,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执行障碍。上述困境的破解之道不仅具有制度属性,也深刻地蕴含着价值属性。从制定目标,到开展决策,再到执行、监督和评估,伦理视角可渗透至治理的全部流程。治理者和被治理者可从制定伦理目标和开展伦理决策着手。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增进民生福祉。我国的渔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离不开丰富道德资源的支持。生态方面,我国渔业治理史就是一部鱼类资源养护史,古今实践中折射出关怀鱼类福利、师法自然等生态感悟。社会方面,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文化里蕴含着包括群体意识和互助伦理、涉渔组织的参与式伦理在内的道德及礼俗规范。“三渔”问题是中国渔业发展面临的伦理性挑战,其本质是渔业的过密化,渔民的过溺化,以及渔村的过疏化。为解决渔业渔民渔村的问题,新中国开展了各项改革措施。新中国绿色渔业治理制度体系构建历程大体上可分为萌芽探索、改革攻坚与走向成熟三大阶段。在气候变化、疫情冲击、渔业资源衰退、全球不确定性风险日益增加的背景下,我国渔业治理者迎难而上,实现生计型治理→发展型治理→可持续治理的价值飞跃,积极探索出一条符合伦理的中国特色可持续渔业发展道路,培育出政府元治理者主导下,科层、市场和参与式治理协同开合的多元治理形态,形成了顺应自然、生态优先、以养为主、立体复合、科技导向、体系健全、应兜尽兜的发展模式。随着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不断提升,中国渔业发展在收获伟大果实的同时,也为未来可持续、负责任渔业发展积累了大量可贵的实践经验。在今后的渔业治理中,我国各渔业利益相关方应本着福祉、自由和公正的原则,进一步促进渔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史登福[10]（2021）在《基于有限数据的渔业资源评估模型在南海典型鱼类中的应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渔业资源评估和管理是维系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传统的渔业资源评估方法需要统计产量、资源丰度指数甚至年龄结构等大量数据,由于调查经费和数据的缺乏,全球仅1%的鱼种进行过系统性的资源评估。近年来,在数据有限（data-limited）条件下如何开展资源评估已成为渔业资源领域的热点问题,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尤其是我国近海的多数渔业种群都属于数据缺乏状态。鱼类生活史参数是基于有限数据的渔业资源评估方法中的重要参数。本文将基于生活史特征的资源评估方法分为仅需体长数据,仅需生活史参数,需要产量数据和生活史参数,需要产量数据、生活史参数及体长或年龄数据等4大类,并分别从方法、数据要求、输出结果及局限性进行了系统回顾分析。以南海区的带鱼类、二长棘犁齿鲷（Evynnis cardinalis）和金线鱼类等典型经济类群为研究对象,开展了电子体长频率分析法（electronic length-frequency analysis,ELEFAN）、基于体长的贝叶斯生物量分析法（length-based Bayesian biomass,LBB）、包含协变量的剩余产量模型（a surplus-production model incorporating covariates,ASPIC）和基于产量的MSY评估方法（Catch-MSY）等资源评估方法的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和结果如下:（1）基于电子体长频率分析法（ELEFAN）对南海北部带鱼生物学参数评估。根据2014-2015年南海北部底拖网渔业调查数据,使用Fi SATⅡ（FAO-ICLARM Stock Assessment ToolⅡ）软件中的体长频率分析法对带鱼（Trichiurus lepturus）的生物学特征和开发现状进行了研究,探索了其生物学特征历史变化。结果表明,2014-2015年南海北部带鱼肛长频率分布为单峰型,优势肛长组为160～190 mm,雌雄个体的肛长组成无显着差异（P>0.05）;春季雌性个体占比较大,4个季度雌雄比与1:1均有显着差异（P<0.05）;性成熟度以Ⅱ期为主,占比高达74.2%;最小性成熟肛长为113 mm,50%性成熟肛长(L50)为241.5 mm;电子体长频率分析法评估的带鱼渐近肛长为585 mm,生长系数为0.2 yr-1,总死亡系数为1.172,自然死亡系数0.475,开发率为0.59。与80年代和90年代对比,带鱼群体结构呈现简单化的趋势,出现了性成熟提前和小型化现象。虽然带鱼当前仍处于过度捕捞状态,但是个体平均肛长有恢复迹象。（2）基于体长的贝叶斯生物量分析法（LBB）对南海北部主要经济鱼类开发状况评估。根据历年北部湾渔业调查数据,通过LBB方法对27组7个物种的渔业开发状态进行了评估,研究了有无先验信息条件下LBB方法评估结果的差异性,并与Fi SATⅡ软件下的分析结果进行了比较;LBB评估结果表明,27组数据中有17组显示为过度捕捞,分别有5组数据显示资源量水平良好和充分开发,除1992年的金线鱼（Nemipterus virgatus）种群外,其他结果均显示为生长型过度捕捞。Fi SATⅡ下的体长股分析法与LBB方法的评估结果比较结果显示,2种方法评估的极限体长相差不大,Z/K结果差异明显,在评估的种群开发率上有所出入。LBB方法及其修正的两种方法比较结果表明,LBB与LBB-2的评估效果更为接近,与LBB-1的评估效果有所差异。此外,有无先验信息条件下评估结果会有较大差异,LBB方法对极限体长和M/K这两个值的设定较为敏感,在使用该方法时需引起注重。（3）基于剩余产量模型的渔业资源最大可持续产量（MSY）评估:以广东为例。根据广东1961-2018年海洋渔业统计产量数据,利用ASPIC软件的非平衡剩余产量模型和Catch-MSY模型对广东海洋渔业资源总可捕量、5个重要经济类群的最大可持续产量（maximum sustainable yield,MSY）以及可捕量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ASPIC与Catch-MSY模型的评估结果相近,广东海洋渔业资源MSY约为1.64×106 t,1996-2006年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当前产量低于MSY。Schaefer与Fox模型评估的MSY相差不大,且B/BMSY与F/FMSY的历史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但是评估的渔业现状有所差异。综合两个模型结果显示,带鱼类MSY为14.62×104～15.08×104 t,鲐鱼（Scomber japonicus）MSY为3.82×104～6.78×104 t,鲳类MSY为5.77×104～6.21×104 t,鲷类MSY为4.16×104～4.54×104 t,蓝圆鲹（Decapterus maruadsi）MSY为17.68×104～19.84×104 t。5个经济类群中鲐鱼和蓝圆鲹处于过度捕捞后的衰退状态,而带鱼类、鲳类和鲷类在近年来遭受过度捕捞。
二、渔业产量比较方法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渔业产量比较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近海三种重要渔业资源的生物学参考点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方法介绍 |
| 1.2.1 经典剩余产量模型 |
| 1.2.2 CMSY和BSM模型 |
| 1.3 数据分析 |
| 2 结果 |
| 2.1 黄渤海鳀鱼 |
| 2.2 东海带鱼 |
| 2.3 南海金线鱼 |
| 3 讨论与分析 |
| 3.1 模型评估效果分析 |
| 3.2 三种渔业资源现状 |
| 3.3 研究的局限性和存在问题 |
| 4 结语 |
（2）广东海洋渔业资源可捕量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1 材料与方法 |
| 1.1 数据来源 |
| 1.2 非平衡剩余产量模型 |
| 1.3 Catch-MSY模型 |
| 2 结果与分析 |
| 2.1 非平衡剩余产量模型 |
| 2.2 Catch-MSY模型 |
| 2.3 可捕量 |
| 3 讨论 |
（3）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3 研究的方法 |
| 1.4 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 1.4.1 研究的思路 |
| 1.4.2 研究的内容 |
| 1.5 研究的创新点 |
| 2 文献综述 |
| 2.1 渔业资源管理及其政策研究 |
| 2.1.1 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 |
| 2.1.2 渔业资源管理的目标 |
| 2.1.3 渔业资源管理的政策 |
| 2.2 海水养殖保险的理论基础 |
| 2.2.1 生产风险评估理论 |
| 2.2.2 保险定价理论 |
| 2.2.3 政府补贴理论 |
| 2.2.4 指数型保险理论 |
| 2.3 海水养殖保险的实证研究 |
| 2.3.1 海水养殖生产风险评估 |
| 2.3.2 海水养殖保险市场的失灵 |
| 2.3.3 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 |
| 2.3.4 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 |
| 2.4 综合述评 |
| 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事实描述、分析框架与理论假说 |
| 3.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事实描述 |
| 3.1.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历史背景 |
| 3.1.2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发展历程 |
| 3.1.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基础内容 |
| 3.2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分析框架 |
| 3.2.1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视角研究的原因 |
| 3.2.2 保险机构和政府视角的分析框架的提出 |
| 3.3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的理论假说 |
| 3.3.1 保险机构承担工作的理论假说 |
| 3.3.2 政府承担工作的理论假说 |
| 4 中国海水养殖生产风险的评估与分析 |
| 4.1 海水养殖生产风险的测度方法 |
| 4.1.1 单产趋势 |
| 4.1.2 分布建模 |
| 4.1.3 概率求解 |
| 4.2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4.2.1 研究区域 |
| 4.2.2 数据 |
| 4.3 测度结果与解释 |
| 4.3.1 海水养殖总生产风险分析 |
| 4.3.2 四大种类的海水养殖生产风险分析 |
| 4.3.3 主要海水养殖品种的生产风险分析 |
| 4.3.4 评估结果的解释 |
| 4.4 评估结果对海水养殖保险开展思路的启示 |
| 4.4.1 是否应该开展海水养殖保险 |
| 4.4.2 应该开展什么类型的海水养殖保险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研究 |
| 5.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的基本情况 |
| 5.2 海水养殖保险费率厘定方法 |
| 5.2.1 经验费率法 |
| 5.2.2 对经验费率法的改进 |
| 5.3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5.4 不同方法费率厘定结果的比较 |
| 5.4.1 经验费率法的结果 |
| 5.4.2 分布拟合法的结果 |
| 5.4.3 费率结果的比较 |
| 5.5 费率的调整与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政策研究 |
| 6.1 中国海水养殖保险政府补贴的背景与问题 |
| 6.2 政府补贴的分析方法 |
| 6.2.1 保险机构定价 |
| 6.2.2 海水养殖户的参保决策 |
| 6.2.3 引入政府补贴 |
| 6.3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6.4 实证结果 |
| 6.4.1 保险定价结果 |
| 6.4.2 政府是否应该补贴 |
| 6.4.3 政府补贴比例的分析 |
| 6.4.4 政府补贴是否可持续 |
| 6.5 本章小结 |
| 7 政府天气指数型海水养殖保险政策的有效性评估 |
| 7.1 天气指数保险及其在海水养殖的实践 |
| 7.1.1 天气指数保险的缘起与特点 |
| 7.1.2 天气指数保险在海水养殖的实践 |
| 7.2 研究区域与数据 |
| 7.2.1 研究区域 |
| 7.2.2 数据 |
| 7.3 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的设计 |
| 7.3.1 指数选择 |
| 7.3.2 赔付结构 |
| 7.3.3 保险定价 |
| 7.3.4 参数优化 |
| 7.4 梭子蟹降水指数保险有效性的评估方法 |
| 7.5 实证结果 |
| 7.5.1 赔付参数的选择与保险定价 |
| 7.5.2 海水养殖户视角的有效性评估 |
| 7.5.3 政府补贴视角的有效性评估 |
| 7.6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启示 |
| 8.3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4）威海市海洋渔业合作社发展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方案 |
| 一 研究目标及研究内容 |
| 二 技术路线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创新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合作经济研究现状 |
| 一 合作经济的概念界定 |
| 二 国内外合作经济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研究现状 |
| 一 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的概念界定 |
| 二 国内外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威海市自然状况及经济概况 |
| 一 自然状况 |
| 二 经济概况 |
| 第二节 威海市渔业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典型案例分析 |
| 一 乳山市滩涂贝类养殖专业合作社 |
| 二 环翠区及文登区鱼类养殖专业合作社 |
| 三 荣成市海参养殖类专业合作社 |
| 第二节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满意度分析 |
| 一 社员满意度评价体系构建 |
| 二 信度和效度分析 |
| 三 合作社社员满意度分析 |
| 四 合作社社员满意度现状 |
| 第三节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优势及发展瓶颈 |
| 一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优势 |
| 二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发展瓶颈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威海市渔业经济专业合作社发展瓶颈的突破策略 |
| 第一节 提升合作社社员个人能力 |
| 一 加大社员个人素质培养力度 |
| 二 培养渔业经济合作社社员合作意识 |
| 第二节 完善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 |
| 一 完善合作社内部治理 |
| 二 提高品牌化战略与产品知名度 |
| 三 培养专业高素质技术型人才 |
| 四 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度 |
| 第三节 改善政府服务环境 |
| 一 增强地方政府扶持政策系统性 |
| 二 加强政府基层业务服务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北部湾近海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时空格局及源—汇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海洋塑料污染概况 |
| 1.3 海洋微塑料的“源” |
| 1.3.1 陆源污染 |
| 1.3.2 海源污染 |
| 1.4 微塑料的入海途径 |
| 1.4.1 人工排水系统和地表径流 |
| 1.4.2 固体废物海洋倾倒 |
| 1.4.3 风力运输 |
| 1.5 海洋微塑料的“汇” |
| 1.5.1 沉积物 |
| 1.5.2 海洋生物 |
| 1.5.3 其他可能的“汇” |
| 1.6 源-汇相互转化 |
| 1.7 研究内容和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1.7.1 研究内容 |
| 1.7.2 拟解决的科学问题 |
| 第二章 研究区域和微塑料分析方法的建立 |
| 2.1 研究区域 |
| 2.1.1 区域概况 |
| 2.1.2 研究的主要港湾 |
| 2.1.3 沿海主要河流 |
| 2.1.4 珊瑚礁区 |
| 2.2 海洋环境中微塑料的分析方法 |
| 2.2.1 微塑料的分类 |
| 2.2.2 样品采集方式 |
| 2.2.3 样品的前处理 |
| 2.2.4 微塑料的鉴定与定量 |
| 2.3 分析方法的选取和建立 |
| 2.3.1 样品采集 |
| 2.3.2 微塑料分析方法的选取 |
| 2.3.3 实验分析步骤 |
| 2.3.4 ~(210)Pb定年方法及模型 |
| 2.3.5 沉积柱样品粒度测定 |
| 2.3.6 质量控制 |
| 第三章 微塑料在北部湾近海沉积物的水平分布和特征 |
| 3.1 北部湾重点研究区表层沉积物微塑料的水平分布和特征 |
| 3.1.1 总体成分特征 |
| 3.1.2 总体丰度水平 |
| 3.1.3 水平分布特征 |
| 3.1.4 表观特征 |
| 3.2 红树林沉积物微塑料水平分布和特征 |
| 3.2.1 丰度水平和组分特征 |
| 3.2.2 分布特征与原因分析 |
| 3.2.3 与国内外其他研究对比 |
| 3.3 珊瑚礁沉积物微塑料水平分布和特征 |
| 3.3.1 丰度水平和组分特征 |
| 3.3.2 分布特征与原因分析 |
| 3.3.3 与国内外其他研究对比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沉积柱微塑料垂向分布与年代学分析 |
| 4.1 垂向分布 |
| 4.1.1 垂向丰度水平 |
| 4.1.2 组分和形态特征 |
| 4.2 微塑料在沉积柱中的污染记录 |
| 4.2.1 放射性同位素的垂直分布 |
| 4.2.2 沉积柱的沉积速率及年代学研究 |
| 4.3 微塑料的垂向迁移 |
| 4.3.1 垂向迁移观点的提出 |
| 4.3.2 微塑料垂向迁移观点的论证 |
| 4.3.3 微塑料向下迁移原因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微塑料污染源-汇机理解析 |
| 5.1 北部湾重点研究区微塑料污染来源解析 |
| 5.1.1 微塑料溯源方式 |
| 5.1.2 北部湾重点研究区沉积物微塑料来源分析 |
| 5.2 微塑料的渔业来源及其影响 |
| 5.2.1 渔业强度与微塑料污染相关性分析 |
| 5.2.2 污染削减关键控制因素识别 |
| 5.3 红树林和珊瑚礁沉积物微塑料来源分析 |
| 5.3.1 红树林沉积物微塑料来源 |
| 5.3.2 珊瑚礁沉积物微塑料来源 |
| 5.4 北部湾微塑料的“汇” |
| 5.4.1 “汇”的分析判断方法 |
| 5.4.2 表层沉积物 |
| 5.4.3 红树林沉积物 |
| 5.4.4 珊瑚礁沉积物 |
| 5.4.5 深层沉积物 |
| 5.4.6 “汇”的生态风险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 |
| 6.1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存在问题 |
| 6.1.1 看待塑料污染客观性不足 |
| 6.1.2 塑料管控对策科学论证不足 |
| 6.1.3 海洋保护法规执行力不强 |
| 6.1.4 海岸带开发合理度不高 |
| 6.2 塑料防治政策应遵循科学原则 |
| 6.2.1 生命周期评价原则 |
| 6.2.2 源头减废原则 |
| 6.2.3 产业布局服从环境容量原则 |
| 6.3 北部湾染塑料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
| 6.3.1 科学布局海洋产业和开发区域 |
| 6.3.2 削减渔业来源的塑料污染 |
| 6.3.3 建立城乡一体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 |
| 6.4 区域环境共治和协同发展建议 |
| 6.4.1 区域协同的必要性和机遇期 |
| 6.4.2 发展现代海洋养殖业 |
| 6.4.3 珊瑚礁和海岛保护开发 |
| 6.5 效果预期(愿景) |
| 第七章 结论和研究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论文特色与创新之处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6）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国际背景 |
| 1.1.2 国内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际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研究述评 |
| 1.4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创新之处 |
| 2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海洋渔业 |
| 2.1.2 综合效益 |
| 2.1.3 海洋渔业综合效益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2.2 耦合协调理论 |
| 3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评价实证研究 |
| 3.1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
| 3.1.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3.1.2 指标体系说明解释 |
| 3.1.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
| 3.2 研究方法 |
| 3.2.1 熵权法 |
| 3.2.2 综合效益指数模型 |
| 3.3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结果分析 |
| 3.3.1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时间差异分析 |
| 3.3.2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空间差异分析 |
| 3.4 中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益结果分析 |
| 3.4.1 中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益时间差异分析 |
| 3.4.2 中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益空间差异分析 |
| 3.5 中国海洋渔业社会效益结果分析 |
| 3.5.1 中国海洋渔业社会效益时间差异分析 |
| 3.5.2 中国海洋渔业社会效益空间差异分析 |
| 3.6 中国海洋渔业生态效益结果分析 |
| 3.6.1 中国海洋渔业生态效益时间差异分析 |
| 3.6.2 中国海洋渔业生态效益空间差异分析 |
| 4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耦合协调度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耦合度模型 |
| 4.1.2 协调度模型 |
| 4.1.3 核密度估计 |
| 4.2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耦合度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
| 4.2.1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耦合度时序特征分析 |
| 4.2.2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耦合度空间特征分析 |
| 4.3 中国沿海省区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协调度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
| 4.3.1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协调度时序特征分析 |
| 4.3.2 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子系统协调度空间分异与演化 |
| 4.4 影响因素选取 |
| 4.5 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构建 |
| 4.6 影响因素结果分析 |
| 5 中国海洋渔业转型发展的对策建议 |
| 5.1 大力发展休闲渔业 |
| 5.1.1 拓展海洋渔业特色文化功能 |
| 5.1.2 强化渔业特色品牌建设 |
| 5.2 发展碳汇渔业 |
| 5.2.1 选择合适的养殖品种和优化养殖品种组合 |
| 5.2.2 提升海水养殖技术 |
| 5.3 建设海洋牧场 |
| 5.3.1 开展海洋牧场场示范区创建和评价工作 |
| 5.3.2 推进海洋牧场智能化 |
| 5.4 加强渔业国际合作 |
| 5.4.1 加强双多边海洋渔业合作与交流 |
| 5.4.2 参与国际和区域渔业治理 |
| 5.5 做强加工流通业 |
| 5.5.1 优化和升级水产品加工业 |
| 5.5.2 开创现代水产品冷链物流的新格局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情况 |
| 致谢 |
（7）中国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1.2.1 生态系统及其服务概念 |
| 1.2.1.1 生态系统概念 |
| 1.2.1.2 生态系统服务概念 |
| 1.2.2 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 |
| 1.2.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评价方法 |
| 1.2.2.2 生态系统服务物质量评估方法 |
| 1.2.3 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进展 |
| 1.2.3.1 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评估 |
| 1.2.3.2 区域或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 |
| 1.2.3.3 单一生态系统或服务价值评估 |
| 1.3 本章小结 |
| 第2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内容 |
| 2.1 研究区概况 |
| 2.1.1 海岸带界定 |
| 2.1.2 研究区范围界定 |
| 2.1.3 自然地理概况 |
| 2.1.4 经济社会概况 |
| 2.2 主要数据源介绍 |
| 2.2.1 土地利用数据 |
| 2.2.2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
| 2.2.3 气象数据 |
| 2.2.4 遥感数据 |
| 2.2.5 其他数据 |
| 2.3 研究内容及技术路线 |
| 2.3.1 研究内容 |
| 2.3.2 技术路线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分类与识别 |
| 3.1 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
| 3.1.1 国外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
| 3.1.2 国内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
| 3.2 中国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
| 3.2.1 海岸带生态系统服务分类 |
| 3.2.2 海岸带分区生态系统服务识别 |
| 3.2.3 海岸带不同土地生态系统服务识别 |
| 3.3 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变化特征 |
| 3.3.1 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的空间分布特征 |
| 3.3.2 生态系统服务多样性的时空变化特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海岸带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
| 4.1 研究方法 |
| 4.1.1 土地利用变化幅度 |
| 4.1.2 土地利用转移 |
| 4.1.3 景观格局指数 |
| 4.2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 |
| 4.2.1 土地利用时间变化 |
| 4.2.2 土地利用空间变化 |
| 4.2.3 土地利用转移变化 |
| 4.3 景观格局指数变化特征 |
| 4.3.1 类型水平的变化特征 |
| 4.3.2 景观水平的变化特征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估算 |
| 5.1 海岸带净初级生产力估算 |
| 5.1.1 海岸带NPP物质量 |
| 5.1.1.1 陆域NPP物质量估算 |
| 5.1.1.2 海域NPP产品数据处理 |
| 5.1.1.3 海陆NPP产品数据集构建 |
| 5.1.2 海岸带NPP变化特征 |
| 5.1.2.1 海岸带NPP时间变化 |
| 5.1.2.2 海岸带NPP空间变化 |
| 5.1.2.3 不同生态系统NPP变化特征 |
| 5.2 海岸带物质产品估算 |
| 5.2.1 海岸带渔业产量估算 |
| 5.2.1.1 海岸带陆域渔业产量估算 |
| 5.2.1.2 海岸带近海渔业产量估算 |
| 5.2.2 理想状态海盐产量估算 |
| 5.2.2.1 理想状态海盐估算模型 |
| 5.2.2.2 理想状态海盐产量变化 |
| 5.3 水源涵养估算 |
| 5.3.1 水源涵养估算模型 |
| 5.3.1.1 In VEST模型产水量模块 |
| 5.3.1.2 模型数据来源和参数设定 |
| 5.3.2 产水量估算结果 |
| 5.3.2.1 产水量模拟结果对比论证 |
| 5.3.2.2 产水量时空变化特征 |
| 5.3.2.3 不同土地生态系统产水量 |
| 5.4 土壤保持估算 |
| 5.4.1 土壤保持量模型 |
| 5.4.1.1 土壤保持模型 |
| 5.4.1.2 模型数据来源和参数设定 |
| 5.4.2 土壤保持估算结果 |
| 5.4.2.1 土壤保持量模拟结果对比论证 |
| 5.4.2.2 土壤保持量时空变化特征 |
| 5.4.2.3 不同土地生态系统土壤保持量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估算 |
| 6.1 价值核算方法 |
| 6.1.1 物质生产价值核算方法 |
| 6.1.2 固碳释氧价值核算方法 |
| 6.1.3 水源涵养价值核算方法 |
| 6.1.4 土壤保持价值核算方法 |
| 6.2 不同生态服务价值 |
| 6.2.1 物质生产价值变化 |
| 6.2.1.1 有机物质价值变化 |
| 6.2.1.2 物质产品价值变化 |
| 6.2.2 固碳释氧价值变化 |
| 6.2.2.1 固碳价值变化 |
| 6.2.2.2 释氧价值变化 |
| 6.2.3 水源涵养价值变化 |
| 6.2.3.1 水源涵养价值整体时空变化 |
| 6.2.3.2 不同土地生态系统水源涵养价值 |
| 6.2.4 土壤保持价值变化 |
| 6.2.4.1 土壤保持价值整体时空变化 |
| 6.2.4.2 不同土地生态系统水土保持价值 |
| 6.3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演变特征 |
| 6.3.1 研究方法 |
| 6.3.2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变化特征 |
| 6.3.3 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集聚特征 |
| 6.3.4 生态系统服务协同与权衡关系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基于土地利用未来情景的生态服务价值模拟 |
| 7.1 土地利用未来情景模拟 |
| 7.1.1 情景设置和土地利用需求 |
| 7.1.2 PLUS模型 |
| 7.1.3 未来情景下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
| 7.2 未来情景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特征 |
| 7.2.1 物质生产价值变化 |
| 7.2.2 固碳释氧价值变化 |
| 7.2.3 水源涵养价值变化 |
| 7.2.4 土壤保持价值变化 |
| 7.2.5 生态服务总价值变化 |
| 7.3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基于实际种群分析（VPA）模型的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种群资源评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日本鲭的年龄鉴定研究方法 |
| 1.2.2 生长方程与死亡参数研究现状 |
| 1.2.3 日本鲭资源评估模型研究现状 |
| 1.3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材料与方法 |
| 2.1 材料 |
| 2.1.1 材料来源 |
| 2.1.2 材料处理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耳石的年龄鉴定及准确度控制 |
| 2.2.2 生长参数估算 |
| 2.2.3 死亡参数估算 |
| 2.2.4 VPA分析建模 |
| 第三章 日本鲭种群叉长、体重分布特征 |
| 3.1 叉长分布特征 |
| 3.2 体重特征 |
| 3.3 叉长-体重关系 |
| 3.4 讨论与分析 |
| 第四章 日本鲭的年龄与生长 |
| 4.1 年龄与生长 |
| 4.1.1 耳石年龄鉴定 |
| 4.1.2 生长方程 |
| 4.1.3 生长速度与生长加速度 |
| 4.2 死亡参数 |
| 4.2.1 总死亡系数 |
| 4.2.2 自然死亡系数 |
| 4.3 讨论与分析 |
| 4.3.1 不同海域日本鲭种群的生长参数比较 |
| 4.3.2 死亡系数估算的比较 |
| 4.3.3 开发率 |
| 4.3.4 年龄鉴定 |
| 第五章 基于VPA模型的日本鲭种群资源评估 |
| 5.1 公海日本鲭资源量及预测 |
| 5.1.1 VPA模型所需参数 |
| 5.1.2 捕捞死亡系数 |
| 5.1.3 资源量的年际变化 |
| 5.1.4 资源量的年龄结构 |
| 5.2 太平洋群系日本鲭资源量估算及预测 |
| 5.2.1 捕捞死亡系数 |
| 5.2.2 资源量的年际变化 |
| 5.2.3 资源量的年龄结构 |
| 5.3 分析与讨论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6.1 总结 |
| 6.2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9）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方法及内容框架 |
| 第二章 渔业伦理的理论建构 |
| 2.1 渔业伦理的立论基础 |
| 2.1.1 逻辑起点 |
| 2.1.2 资源养护 |
| 2.1.3 可持续利用 |
| 2.2 渔业伦理的概念、地位和原则 |
| 2.2.1 概念溯源及研判 |
| 2.2.2 学科关联 |
| 2.2.3 相关原则 |
| 2.3 基本分类 |
| 2.3.1 渔业生态伦理 |
| 2.3.2 渔业社会伦理 |
| 2.3.3 渔业产业伦理 |
| 2.3.4 渔业科技伦理 |
| 第三章 基于伦理的渔业治理范式分析 |
| 3.1 渔业治理的元层次 |
| 3.1.1 合法性与正当性 |
| 3.1.2 渔业元治理 |
| 3.2 符合伦理的现代渔业治理理论 |
| 3.2.1 基于“生态整体主义”的治理理论 |
| 3.2.2 基于“价值平衡原则”的治理理论 |
| 3.3 渔业伦理分析和评估 |
| 3.3.1 伦理分析矩阵 |
| 3.3.2 伦理评估工具 |
| 第四章 现代渔业治理的伦理进程 |
| 4.1 可持续渔业中的维度指向 |
| 4.1.1 时间维度 |
| 4.1.2 空间维度 |
| 4.1.3 人际维度 |
| 4.2 渔业治理之伦理难题 |
| 4.2.1 人与人的博弈 |
| 4.2.2 人与鱼的博弈 |
| 4.2.3 知与行的脱节 |
| 4.3 渔业治理之伦理突围 |
| 4.3.1 制定渔业伦理目标 |
| 4.3.2 开展渔业伦理决策 |
| 第五章 中国渔业治理的伦理议题 |
| 5.1 中国渔业道德基础与现代问题 |
| 5.1.1 中国传统智慧中的渔业伦理元素 |
| 5.1.2 中国现代渔业问题的伦理之维 |
| 5.2 中国现代渔业治理的绿色转型 |
| 5.2.1 发展阶段与模式进化 |
| 5.2.2 基于伦理的转型实践 |
| 5.2.3 未来发展的伦理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缩略语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基于有限数据的渔业资源评估模型在南海典型鱼类中的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仅需体长数据的评估方法 |
| 1.2.2 仅需生活史参数的评估方法 |
| 1.2.3 需要产量数据及生活史参数的评估模型 |
| 1.2.4 需要产量数据、生活史参数及体长、年龄数据的评估模型 |
| 1.3 研究内容 |
| 1.4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基于体长频率分析法(LFA)对南海北部带鱼生物学参数评估 |
| 2.1 材料与方法 |
| 2.1.1 数据来源 |
| 2.1.2 群体结构分析 |
| 2.1.3 肛长体质量关系 |
| 2.1.4 性比与性腺发育 |
| 2.1.5 生长、死亡参数估计 |
| 2.2 结果 |
| 2.2.1 渔获物的季节变化 |
| 2.2.2 群体结构特征 |
| 2.2.3 肛长体质量关系 |
| 2.2.4 性比与性腺发育 |
| 2.2.5 生长、死亡参数估计 |
| 2.3 讨论 |
| 2.3.1 与其他海域种群参数的比较 |
| 2.3.2 南海北部带鱼生物学特征变化 |
| 第三章 基于体长的贝叶斯生物量分析法对南海主要鱼类开发状况评估 |
| 3.1 材料与方法 |
| 3.1.1 数据来源 |
| 3.1.2 数据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LBB评估结果 |
| 3.2.2 LBB与FiSATⅡ的评估结果比较 |
| 3.2.3 LBB及其修正方法评估结果比较 |
| 3.3 讨论 |
| 第四章 基于剩余产量模型的渔业资源最大可持续产量评估:以广东为例 |
| 4.1 材料与方法 |
| 4.1.1 数据来源 |
| 4.1.2 ASPIC软件 |
| 4.1.3 Catch-MSY模型 |
| 4.2 结果 |
| 4.2.1 ASPIC |
| 4.2.2 Catch-MSY模型 |
| 4.3 讨论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结论 |
| 5.2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硕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渔业产量比较方法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近海三种重要渔业资源的生物学参考点评估[J]. 张清清,刘群.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11)
- [2]广东海洋渔业资源可捕量评估[J]. 史登福,许友伟,孙铭帅,黄梓荣,陈作志,张魁. 海洋渔业, 2021(05)
- [3]中国海水养殖保险研究 ——基于保险机构和政府的视角[D]. 强朦朦. 浙江大学, 2021(01)
- [4]威海市海洋渔业合作社发展对策研究[D]. 安易坤. 烟台大学, 2021(12)
- [5]北部湾近海沉积物微塑料污染时空格局及源—汇关系研究[D]. 薛保铭. 广西大学, 2021(01)
- [6]中国海洋渔业综合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D]. 火志辉. 辽宁师范大学, 2021(09)
- [7]中国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D]. 刘玉斌. 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2021(01)
- [8]基于实际种群分析（VPA）模型的北太平洋公海日本鲭种群资源评估[D]. 徐博.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9]渔业伦理视角下的现代渔业治理研究[D]. 何妤如. 上海海洋大学, 2021(01)
- [10]基于有限数据的渔业资源评估模型在南海典型鱼类中的应用研究[D]. 史登福. 上海海洋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