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论文文献综述)
沈娜[1](2021)在《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文中指出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基础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各种合作平台不断拓展,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但与“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整体成就相比,该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并没有实现整体性推进。如何在已有进展的基础上,促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开花结果,真正让东北亚区域内的国家实现多方参与、共同受益、战略对接,共同推动东北亚区域形成开放、共赢的合作网络,成为新时代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研究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问题,也有助于推动中国东北融入“一带一路”倡议,这既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又是实现中国东南、中、西、东北均衡发展的战略举措,还是推动中国东北地区加快对外开放步伐、扩大对外开放格局的国内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出发点,论文基于区域合作的视角,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问题进行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包括: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与参与,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实际进展,以及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所面临的阻碍因素及推进路径。论文旨在解决四个核心问题:第一,揭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第二,厘清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合理定位;第三,分析“一带一路”建设在边境次区域层面和东北亚整体区域层面的推进进程与合作状况;第四,思考“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路径。论文首先从内在动力、实现条件和层次性三个层面,阐述了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之于区域合作的意义和特点,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它体现了平等性、开放性、创新性、非地缘战略性和目标非一致性等特点,凸显了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特色。论文重点阐述了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认为它有助于提高区域内的互联互通水平、巩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也有助于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以此为出发点,论文明确了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定位,即东北亚区域是在欧亚大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东翼之轴,它并非“一带一路”建设的边缘区,更不应该游离于“一带一路”建设之外。论文分析了东北亚区域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差异,并具体分析了韩国和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过程以及蒙古国和俄罗斯是如何将各自的发展规划渐进地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的。而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具体推进问题,论文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上重塑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形态,使中国与周边国家呈现出边境地区相互开放、国家之间战略对接、区域层面互利合作的不同层面的关系互动形式,基于此种认识,论文主要阐述了两个层面的区域合作问题:一是分析中国与东北亚国家间在陆上边境层面的互联互通。指出在边境开放的形势下,边境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即从“屏障功能”向“中介功能”转变,“一带一路”倡议首先突破了边界的屏障,而建立起跨境交流的平台,从而促进了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的发展。二是在东北亚区域层面将国家间的战略对接以及形成的中俄蒙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主要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际合作形式的灵活与创新,在对东北亚区域双边和多边合作状况的阐述中展现东北亚区域“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成就。同时,论文总结了中日韩自贸区的规划过程与推进情况,阐述了该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以及中日韩自贸区建设未来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促进作用。论文还从合作理念、合作内容、合作路径三个层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之间能否实现包容性的问题。论文从区域合作的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首先是区域外的美国通过强化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分化手段,可能对“一带一路”建设形成“扯断线”式的破坏或“分割片”式的阻断;其次是区域内“一带一路”发展的局部覆盖性问题,与冷战后东北亚区域所存在的“离散性”结构相关联,很难形成整体性的区域合作;第三是东北亚区域内的边境次区域合作也存在着困境,在推进中受到东北亚区域整体局势的影响。针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论文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路径:发挥次国家政府在助力东北亚区域边境层面合作中的优势及作用;探索朝鲜加入“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的路径;寻求协调区域内大国关系的具体方式;探寻稳定与发展中国与区域外美国之间关系的路径等。东北亚区域是大国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区域,在这一区域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对于区域合作和区域稳定都有重要的意义。未来,东北亚区域也可以继续推进“健康丝绸之路”和“数字丝绸之路”等方面的建设,为构建东北亚区域的命运共同体创造条件。
范晓鹏[2](2021)在《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文中认为都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的高级形态,已成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与人口承载核心区域,也是区域综合实力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从本质上来看,都市圈是一个具有较强开放性的复杂巨系统,其形成与发展类似于有机生命体,有着自身内在的规律与特征,以系统内各部分达到一体化为理想状态,高质量则是判断一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都市圈发展既要考虑“量”的一体化,也要考虑“质”的一体化。作为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板块,西安都市圈仍面临着辐射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同质恶性竞争、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现实问题,加快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已迫在眉睫。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困境,本研究重点围绕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进行深入研究。第一,综合集成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地理学与城乡规划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跟踪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与实践,在遵循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一般规律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空间、规划等多方位一体化,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高质量,从来源与构成、存在与变化、动因与结果、目标与路径等视角,系统阐释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耦合辩证关系,归纳总结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与空间指向。第二,在一体化视角下,建构基于交通、经济、人口、文化等多维度的定量叠加测算方法体系,并结合西安历史文化空间格局和发展脉络进行定性辅助校核,从而科学识别西安都市圈的空间圈层结构。在此基础上,重点对近年来西安都市圈中心城区的空间扩展,以及圈层结构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分析,并综合集成“一体化—高质量—耦合度—满意度”等维度,开展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综合绩效评价,印证一体化与高质量的耦合发展关系,辅助研判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第三,结合自然环境、经济社会、交通设施、历史文化等基础性因素,以及政策制度、信息技术等刺激性因素,对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影响因子进行研判,构建以因子属性与作用形式为基础的动力机制模型。基于此,通过梳理都市圈发展的一般模式与复合模式,结合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探索西安都市圈的适宜空间发展模式。通过对以上内容的系统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结论与观点。第一,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重点应在区域协同、产业分工、市场统一、设施互联、风险共担等方面,且未来高质量发展应充分体现人本化、绿色化、创新化与网络化等发展理念。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应体现在产业协同创新、市场开放统一、生态绿色共保、城乡协调融合、文化包容认同、交通互联互通、服务共建共享、科技智慧引领、治理现代高效等多维层面,由此才能在空间层面真正实现都市圈要素、结构、功能的高质量一体化。第二,从西安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的结果可以看出,目前西安都市圈仍是以西安主城区、咸阳主城区和西咸新区为核心的单核型都市圈,并呈现出沿交通要道轴向延伸的态势,区域整体空间联系仍较为松散。在充分解析区域现状和比较审视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的基础上,研判得知西安都市圈目前还存在城镇体系不完善、产业协作不够、交通网络化水平低、生态保护乏力、公共服务过度集中、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通过“耦合—满意度”评价分析可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水平一般,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尽管近年来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很大提升,但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仍处于中级耦合协调发展阶段;研究范围内居民对西安都市圈的认知程度较低,中心与外围的空间联系感知较弱,对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普遍不高。第三,针对西安都市圈提出“三多一网”的适宜空间模式,认为“多目标、多中心、多维度、网络化”的发展格局是理想空间形态。在明确西安都市圈的现实问题与战略使命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积极响应适宜空间模式,重点从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等方面提出引导策略。同时,基于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强调规划思维转变与规划目标转向,进而加强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与内外衔接,优化完善都市圈规划编制程序,并提出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响应的路径与方法,从而有效支撑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为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市圈发展规划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崔庆波[3](2021)在《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策略》文中研究指明自2017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实施"美国优先"政策以来,针对中国在内的众多贸易伙伴实施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态势有所抬头。在多边贸易自由化陷入危机的背景下,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是中国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优先选择。在分析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现实背景及理论逻辑的基础上,本文将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归纳为歧视效应、排斥效应、转移效应、屏蔽效应、冲击效应、锁定效应和割裂效应,并提出区域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第三国效应、贸易效应、集聚效应、融合效应、稳定效应、升级效应和垫脚石效应,有效抵消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有利因素及实施策略。
陈锴[4](2021)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税收政策研究 ——基于自由贸易协定和税收协定的双重视角》文中指出
彭昕[5](2021)在《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国际制度的发展有深化合作和扩大规模两个方向。相对于深化合作直接实现内部提质、进一步促进制度的发展,制度规模的扩大、尤其是制度成员的增多,如若不基于强有力的约束协调,则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制度功能的发挥、威胁制度的未来发展。诸如欧盟等强制度,因扩员而引起的内部协调困难、一体化进程延缓等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约束力较弱的国际制度扩员就更易引起功能涣散、治理低效等问题。因此,弱约束性制度理应倾向于深化合作,谨慎扩员。然而,针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实践的经验观察发现,即便在组织面临迫切提质需求的情况下,弱约束性制度仍然实现了扩员。这一选择逻辑上的反常构成了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所在:弱约束性制度为何选择扩员?弱约束性制度如何应对扩员后的功能低效?针对这一问题,就学理基础而言,制度变迁研究构成了研究的宏观理论背景;就经验积累而言,上海合作组织的相关数据与文献为本文提供案例检验基础。但通过对既有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当前以功能主义和理性选择为导向,大量聚焦强制度扩员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对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问题提供有效解释。针对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制度扩员的经验研究,缺乏更进一步的学理提炼与整合,存在理论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采用分析折中主义方法,在制度具备包容性特征且处于协调性制度互动背景的前提下,围绕国际制度功能的多重性内涵,提出了影响弱约束性制度扩员实现的权力制衡、规范扩散以及功能补偿三项基本假设。将其分别带入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从搁置(2001年至2007年)到进行法律准备(2008年至2014年)再到最终落实(2015年至2017年)的三个具体阶段予以验证。就上海合作组织案例而言,针对其弱约束性特征的判定既有其结构性的客观原因,也依据其一系列主观的规则设定。作为一项由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导的区域间合作制度,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基本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同一空间内众多的相似性制度供给,也在大国利益和小国需求的彼此兼容中维持了基本协调的互动关系。以此为前提,通过历时性比较上合组织扩员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发现:第一,在俄罗斯视角下,由于对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威胁感知不断提升,受到中国实力提升对中亚经济影响力增强的压力,其权力制衡需求呈现了持续增强,因此俄始终致力于积极推动扩员,以便更好地发挥制度作为软制衡工具的作用;第二,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背景下,上合组织的制度成熟、成员国的实力增长以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提升“上海精神”这一核心规范出现了日益增强的扩散需求,推升了各成员国寄希望于通过扩员提升制度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倾向;第三,2015年“一带一盟”对接的实现、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确立,通过制度间功能协调上合组织突破原有功能瓶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扩员引起的功能弱化问题,解决了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引起低效问题的后顾之忧。基于系统的理论假设和经验论证,最终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制度成员国权力制衡和规范扩散需求的提升增强了制度扩员的可能,但不足以促成扩员的最终实现;功能补偿的出现,是在前两项需求不断增长、扩员可能不断累积的情况下促使上合扩员决策得以最终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对当前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现象进行了反思,分析总结出可资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代表的一系列弱约束性国际制度借鉴的发展经验和政策建议:在逆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普遍趋弱的大背景下,不论是既有弱约束性制度的未来发展,还是后发力量类似的制度供给,都应在关注内部功能建设的同时,重视制度间关系的维护,避免碎片化引起的制度消耗,追求在协调型互动中形成制度间功能的补偿甚至借用。2021年适逢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0周年。本文对于上合扩员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已完成的扩员实践,还在明晰扩员依据的基础上对上合新阶段从制度协调中获取的新兴发展动力做出了积极评估与展望。
王家曦[6](2021)在《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战后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所做之比较研究。本文认为,“经济外交”即某一国基于政治考量,透过权力相对关系,将经济工具作为媒介,针对特定的外交战略目标,由施动主体(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对受动主体(同样为国家、国家联合、国际组织等)策动与控制,以引导或迫使受动主体服从施动主体的政策目标及利益诉求的行为。经济外交有两种形式,即“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其二,“一国政府或代表其政府的机构或官员以本国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为实现和维护本国国家战略目标而进行的对外交往活动”。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中最为典型的两种经济外交,其涉及对象的广泛性、战略目标的多元性、战略手段的丰富性和战略效果的显着性,都为探讨经济外交的性质、作用和意义指明了方向。经济外交实践又作为国际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中的能动因素,形成了一个交叉嵌套、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战略交汇与互动,这就为在层次分析的理论基础上对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进行比较研究创造了可能性。战后的美日经济外交处在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背景下,面临共同但有所区别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所关注的即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对机遇和挑战的认知与因应,并尝试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加以探讨。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战后不同阶段中,美日两国进行了哪些经济外交实践?其发展和演变呈现出哪些特点?从理论视角看,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存在哪些联系和区别?形成这些联系和区别的主要动因为何?这些动因又将如何影响美日两国经济外交的决策和实施?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是本文展开研究的主要脉络。通过梳理美日两国经济外交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本文根据战略核心指向的转换与战略的调整和演进,梳理出以下几点研究发现:其一,战后初期是国际经贸新秩序的形成阶段,美日两国由于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权力资源的不同,选择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外交路径。美国通过经济外交塑造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经贸新秩序,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维持经济权力的经济外交路径。而日本则通过积极在东南亚开展经济外交摆脱了战争带来的萧条与停滞,重建了自身的国际形象,并形成了更加专注于获得并扩大经济权利和利益的经济外交路径。其二,进入冷战后,随着生产力的全面发展和全球经贸联系的日益紧密,经济外交在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权重都在持续上升。安全关切也成为经济外交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能源、贸易、高科技产品等涉及国际经贸的议题成为外交战略中安全关切聚焦的重点。在经贸和科技领域拥有压倒性的体量和优势的美日两国,其经济外交中的安全化构建也随之展开。贸易壁垒、贸易保护和经济制裁成为经济外交的新工具,也被赋予了更多的安全内涵。这一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经贸发展的形式和方向,也对此后两极格局的瓦解和新的全球经贸秩序形成埋下了伏笔。其三,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瓦解释放了压在国际经济贸易头上的安全重负。从20世纪末至今,全球化的飞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国际经贸大繁荣、大发展的催化剂。在进入新的跨越式发展时代后,面对变化了的国际经济贸易格局,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对全球化和区域化这两大趋势做出战略回应。对于美国来说,“其他国家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获益过多”被界定为对美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域外国家”和“亚太地区主要参与者”双重角色之下的美国为了应对此种威胁,确保其在全球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便通过经济外交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这一战略挑战做出了回应。而面对亚太区域的整合和域内国家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日本有以下几个战略主张:第一,以经济为手段建立美国、日本与欧洲三极国际新秩序;第二,加强美日安保及突显自己为西方国家一员,除了运用美日同盟关系与亚太国家建立良好关系外,日本也以亚太先进民主化国家自居,主导亚太民主化;认为身为亚太民主国家,必要努力使亚太稳定与和平共存。回顾美日经济外交从形成到发展的整个变迁过程不难发现,经济事务在外交中的地位和权重是持续增加的。作为传统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相交叉的特殊领域,经济外交是国际关系领域中长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对经济外交的既有研究中,经济外交的性质、手段、地位和作用受到较多关注。纵观二战以来的外交史,经济外交的作用不断强化,影响不断外溢,特别是在全球化将全人类空前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之后,经济外交的更加不可替代。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经济外交倡导的“合作、互惠、共赢”理念并非总能在外交政策中占据主导,甚至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经济外交本身就会成为冲突和对抗的诱因。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入口,如何通过经济外交框架下的合作共赢和包容性增长重建国际社会的领导力和进步主义,经济外交如何在防范和化解冲突风险、拓展人类共同福祉、促进国际经济制度治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是时代留给所有国际事务参与者们共同求索的一道考题。
张苑苑[7](2021)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边界效应分析》文中认为在生产要素不断加快流动的条件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区域集聚发展和国际关系构建的大势所趋。目前,经济活动形式正由单一竞争不断向多边整合进行调整,我国城市发展空间形态也逐步向一体化格局转变。而长三角是中国最大的城市群,其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实现区域或次区域的协同、协调和协商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以长三角区域内27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借鉴《中国城市群一体化报告》的研究思路,分别从经济集聚度A、区域连接性C、经济均等性E、政策协同性P四个方面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水平进行分析,并构建ACEP指数来反映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次,选取人均GDP自然对数的标准差进行σ趋同分析。最后,以条件β趋同为分析框架,对Barro回归方程的控制变量进行重新设定,建立起对长三角区域内三省一市间的边界效应分析模型,并得出以下结论:(1)长三角区域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呈现出逐年平稳上升的趋势,较之2010年,水平翻一番;区域经济均等性在不断增加,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而政策协同性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在2014年达到极小值,在2018年达到极大值,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说明区域间财政差距不断缩小,区域之间的制度和政策差异越来越小。(2)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水平较高,ACEP指数基本维持在50左右。经济一体化增速总体变化不明显,推进速度较为缓慢,但2019年经济一体化指数由下降转为提升。从A、C、E、P对经济一体化的贡献度来看,经济集聚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区域连接性的提升贡献次之,其次为政策协同性和经济均等性。但从2015年开始,经济均等性对经济一体化的影响逐渐明显,超过政策协同性的贡献度。(3)σ值呈现出起伏变化的阶段特征,同时发现除安徽省2010-2014年以外,江苏、浙江、安徽的内部边界效应均小于长三角区域整体部分,说明长三角省际间边界效应明显强于城市内部之间边界效应,区域经济一体化推进存在着边界障碍。(4)长三角省内城市与跨省城市间不存在结构性变动的原假设被拒绝,意味着长三角省内城市与跨省城市间存在边界效应;分区域分析后发现,长三角三省一市间依然存在着边界效应,浙江与安徽、浙江与上海、安徽与上海之间的边界效应较为明显;分阶段分析后发现,江苏与浙江、江苏与安徽、江苏与上海、浙江与上海的边界效应在不断减小,而浙江与安徽、安徽与上海的边界效应存在着不断扩大的趋势。此外,得益于长三角区域交通网络的不断完善,距离变量在实证结果中均不显着,说明距离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在进一步减小。最后,根据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水平测度结果,以及长三角区域不同城市间的边界效应大小,结合长三角实际情况,探讨加快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政策建议,以缓解城市间边界效应的负面影响。
马彦军[8](2021)在《中学地理学科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赵智川[9](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总量小且产出低,经济建设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十分严峻。当时我国在国际社会的经济地位低下,更不用妄想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拥有话语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开辟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实施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社会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表现在中国整体经济规模不断提升、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扩大、资本流动数量及结构更加优化等等。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呈现出不断提高的态势。归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大方面进行总结:第一,我国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中蕴含的强大理论和实践优势是我们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法宝,在任何时代都行之有效、不能丢弃。第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应该是条块或者封闭的,世界各个民族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对我们而言尤为重要,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发展,我们要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我们必须不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势不可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就要把握好国内国外大势,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抓住机遇的同时也要抵御风险。合理把握和利用国内外的优势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行稳致远。为了使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继续提升并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之列,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推进更深层次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
宋志勇,朱思翘[10](2021)在《后疫情时代RCEP签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2020年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并重创世界经济,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大幅衰退,世界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威胁。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下取得了积极进展。2020年11月,经过8年谈判,东盟10国与中日韩澳新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最大自贸区宣告诞生,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新冠疫情仍在发展且东亚各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RCEP的签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必将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向前发展,对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论文提纲范文)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性质研究 |
(二)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研究 |
(三)“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功能与作用研究 |
(四)“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研究 |
(五)文献评述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一)论文的创新 |
(二)存在的不足 |
第一章 区域合作理论与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一、区域合作的一般理论 |
(一)区域合作的内在动力 |
(二)区域合作的实现条件 |
(三)区域合作的层次性 |
二、区域合作视角下的“一带一路”倡议 |
(一)“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区域合作的平台 |
(二)“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区域合作的特点 |
(三)“一带一路”倡议凸显以发展为主导的区域合作 |
三、东北亚区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定位 |
(一)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 |
(二)东北亚区域是“一带一路”推进的东翼支轴 |
(三)在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多层次性 |
第二章 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与参与 |
一、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的认知差异 |
(一)蒙古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二)俄罗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三)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四)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五)朝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二、东北亚各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同参与方式 |
(一)韩国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参与 |
(二)中日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协议 |
(三)蒙古国和俄罗斯与“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战略对接 |
三、国家的广泛参与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
(一)国家边界的开放性 |
(二)主权国家的政策选择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关键 |
第三章 东北亚边境区域互联互通的发展 |
一、边境区域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前沿 |
(一)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 |
(二)边境地区是互联互通的开拓场域 |
(三)边境地区是“一带一路”的窗口 |
二、东北亚边境区域开放与合作的进展 |
(一)东北亚边境区域的总体建设状况 |
(二)中国对蒙古国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三)中国对俄罗斯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四)中国对朝鲜边境区域的开放与合作 |
三、次区域合作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促进 |
(一)次区域合作是对边界效应的一种回应 |
(二)中俄跨境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三)大图们江次区域合作的推进 |
第四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层面的整体推进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与发展 |
(一)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立 |
(二)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发展 |
(三)中蒙俄经济走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作用 |
二、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
(一)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规划与推进 |
(二)中日韩自贸区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基础 |
(三)中日韩自贸区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衔接 |
三、“一带一路”倡议与东北亚区域合作机制建设的包容性 |
(一)合作理念的包容性 |
(二)合作内容的包容性 |
(三)合作路径的包容性 |
第五章 东北亚区域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因素分析 |
一、区域外国家对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阻碍 |
(一)美国作为区域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 |
(二)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阻碍 |
(三)美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推进的消极影响 |
二、东北亚区域整体的区域合作尚未形成 |
(一)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盲点 |
(二)东北亚区域缺乏整体性区域合作对“一带一路”推进的制约 |
三、边境地区的次区域合作还不成熟 |
(一)东北亚边境次区域合作的困境 |
(二)边境次区域合作困境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影响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未来推进路径 |
一、发挥次国家政府在东北亚边境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
(一)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优势 |
(二)次国家政府助力东北亚边境地区合作的路径 |
二、努力将朝鲜纳入到“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当中 |
(一)将朝鲜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框架的重要意义 |
(二)促进朝鲜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路径 |
三、有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协调好区域内的大国关系 |
(一)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必要性 |
(二)协调区域内大国间关系的方向与路径 |
四、稳定中美关系,减弱区域外大国的阻碍作用 |
(一)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有助于“一带一路”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 |
(二)稳定与发展中美关系的实现路径 |
结论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2)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导论 |
1.1 研究背景与选题缘由 |
1.1.1 研究背景 |
1.1.2 选题缘由 |
1.2 研究对象 |
1.2.1 重要性和典型性 |
1.2.2 研究范围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1.3.1 研究目的 |
1.3.2 研究意义 |
1.4 概念释义 |
1.4.1 都市圈 |
1.4.2 一体化 |
1.4.3 高质量 |
1.5 研究内容、框架与方法 |
1.5.1 研究内容 |
1.5.2 研究框架 |
1.5.3 研究方法 |
1.6 基础性支撑原理与研究特性 |
1.6.1 基础性支撑原理 |
1.6.2 研究特性 |
1.7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基础理论及相关研究与实践综述 |
2.1 相关基础理论 |
2.1.1 经济学相关理论 |
2.1.2 生态学相关理论 |
2.1.3 社会学相关理论 |
2.1.4 地理学相关理论 |
2.1.5 城乡规划学相关理论 |
2.2 相关研究综述 |
2.2.1 都市圈的相关研究 |
2.2.2 一体化的相关研究 |
2.2.3 高质量的相关研究 |
2.2.4 相关研究进展述评 |
2.3 国内外发展经验 |
2.3.1 国外经验 |
2.3.2 国内经验 |
2.4 基于理论与实践的若干启示 |
2.4.1 人本化 |
2.4.2 绿色化 |
2.4.3 创新化 |
2.4.4 网络化 |
2.5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内在逻辑及特征 |
3.1 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与演化的内在机理 |
3.1.1 从“要素分散”到“要素集合”:集聚化与融合化 |
3.1.2 从“增长极核”到“网络关联”:扩散化与网络化 |
3.1.3 从“单打独斗”到“协作一体”:协作化与一体化 |
3.2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哲学思辨 |
3.2.1 来源与构成:“渊源合一” |
3.2.2 存在与变化:“协同发展” |
3.2.3 动因与结果:“互为因果” |
3.2.4 目标与路径:“殊途同归” |
3.3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基本特征 |
3.3.1 产业协同创新 |
3.3.2 市场开放统一 |
3.3.3 生态绿色共保 |
3.3.4 城乡协调融合 |
3.3.5 文化包容认同 |
3.3.6 交通互联互通 |
3.3.7 服务共建共享 |
3.3.8 科技智慧引领 |
3.3.9 治理现代高效 |
3.4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空间指向 |
3.4.1 空间要素流态化 |
3.4.2 空间结构网络化 |
3.4.3 空间功能协同化 |
3.5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一体化视角下西安都市圈的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1 识别原则与思路 |
4.1.1 识别原则 |
4.1.2 识别思路 |
4.2 空间特征认知与识别方法选取 |
4.2.1 基本特征判别 |
4.2.2 基本范围选取 |
4.2.3 中心城市界定 |
4.2.4 识别方法选取 |
4.3 多维方法定量叠加测算 |
4.3.1 公路等时法测算结果 |
4.3.2 城市引力法测算结果 |
4.3.3 城镇人口密度测算结果 |
4.3.4 历史文化资源密度法测算结果 |
4.3.5 定量综合叠加测算结果 |
4.4 地域特征定性辅助校核 |
4.4.1 历史文化渊源回溯 |
4.4.2 历史文化空间格局指引 |
4.4.3 定性辅助校核结果 |
4.5 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 |
4.5.1 核心圈层识别 |
4.5.2 扩展圈层识别 |
4.5.3 辐射圈层识别 |
4.6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西安都市圈的时空演化特征及核心问题研判 |
5.1 时空演化特征 |
5.1.1 中心城区的时空演化 |
5.1.2 圈层结构的时空演化 |
5.2 区域现状解析 |
5.2.1 自然地理 |
5.2.2 经济社会 |
5.2.3 城镇体系 |
5.2.4 服务设施 |
5.2.5 体制机制 |
5.3 比较格局审视 |
5.3.1 全国都市圈总体格局 |
5.3.2 横向比较对象的选取 |
5.3.3 主要特征的比较判别 |
5.4 核心问题研判 |
5.4.1 一核独大且能级不高,辐射带动作用不足 |
5.4.2 创新引领能力不强,产业协同程度不高 |
5.4.3 文化高地尚未形成,文旅融合发展不够 |
5.4.4 网状交通尚未形成,枢纽能力内高外低 |
5.4.5 公服资源过度集聚,区域失衡现象突出 |
5.4.6 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环境质量欠佳 |
5.4.7 一体化建设推动缓慢,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
5.5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满意度”评价 |
6.1 总体思路与评价方法 |
6.1.1 总体思路 |
6.1.2 评价方法 |
6.1.3 数据来源 |
6.2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度评价 |
6.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6.2.2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
6.2.3 评价结果分析 |
6.3 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的满意度评价 |
6.3.1 人群特征与空间范围认知情况 |
6.3.2 出行行为与差异化需求特征 |
6.3.3 评价结果分析 |
6.4 本章小结 |
第七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动力机制及适宜空间模式 |
7.1 影响因子研判 |
7.1.1 自然环境因子 |
7.1.2 经济社会因子 |
7.1.3 交通设施因子 |
7.1.4 历史文化因子 |
7.1.5 政策制度因子 |
7.1.6 信息技术因子 |
7.2 动力机制解析 |
7.2.1 自然环境约束力 |
7.2.2 经济社会推动力 |
7.2.3 交通设施支撑力 |
7.2.4 历史文化塑造力 |
7.2.5 政策制度调控力 |
7.2.6 信息技术重构力 |
7.3 既有模式梳理 |
7.3.1 一般模式 |
7.3.2 复合模式 |
7.3.3 模式特征 |
7.4 适宜空间模式建构 |
7.4.1 模式建构思路 |
7.4.2 空间模型建构 |
7.4.3 适宜模式推演 |
7.5 本章小结 |
第八章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规划引导策略 |
8.1 战略价值与发展目标 |
8.1.1 战略价值研判 |
8.1.2 目标方向引导 |
8.2 功能提升与格局优化 |
8.2.1 城镇体系完善 |
8.2.2 空间结构优化 |
8.3 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 |
8.3.1 区域产业布局优化 |
8.3.2 产业辐射能力强化 |
8.3.3 创新网络体系搭建 |
8.4 文化传承与文旅融合 |
8.4.1 文化遗产整体保护 |
8.4.2 历史文化格局传承 |
8.4.3 文旅全域融合发展 |
8.5 交通一体与设施共享 |
8.5.1 交通设施互联互通 |
8.5.2 公服设施均衡一体 |
8.5.3 基础设施共建共享 |
8.6 生态优化与绿色发展 |
8.6.1 区域生态环境修复 |
8.6.2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
8.6.3 绿色低碳转型发展 |
8.7 本章小结 |
第九章 面向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西安都市圈规划机制响应 |
9.1 思维转变与目标转向 |
9.1.1 规划思维转变 |
9.1.2 规划目标转向 |
9.1.3 规划基本原则 |
9.2 体系衔接和编制程序 |
9.2.1 规划体系的专项协同及内外衔接 |
9.2.2 规划编制的管理主体及程序完善 |
9.3 协同治理与体制机制 |
9.3.1 协同治理机制提升 |
9.3.2 城乡融合机制完善 |
9.4 本章小结 |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
10.1 主要结论 |
10.1.1 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相互耦合的关系机理 |
10.1.2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
10.1.3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空间模式 |
10.1.4 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亟需规划引导及制度保障 |
10.2 创新点 |
10.2.1 揭示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关系机理与主要特征 |
10.2.2 提出多维视角融合地域特质的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定及圈层结构识别方法 |
10.2.3 探索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的适宜模式与规划对策 |
10.3 不足与展望 |
10.3.1 不足之处 |
10.3.2 研究展望 |
参考文献 |
图表目录 |
作者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附录 |
致谢 |
(3)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
二、现实背景及理论逻辑 |
(一)现实背景及挑战 |
1. 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诱发贸易保护主义,全球经济衰退风险持续累积 |
2. 传统国际贸易模式的利益分歧持续扩大,国际经贸环境不断恶化 |
3. 贸易保护与投资保护叠加并行,制造业国际竞争导致经贸摩擦持续升级 |
4. 构建新规则的诉求更加迫切,多边自由化停滞与区域自由化承压并存 |
(二)区域贸易自由化对冲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机制 |
1. 通过第三国效应抵消贸易保护的歧视效应 |
2. 通过贸易效应阻击贸易保护主义的排斥效应 |
3. 通过集聚效应抑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转移效应 |
4. 通过融合效应消解贸易保护的屏蔽效应 |
5. 通过贸易稳定效应化解贸易保护的冲击效应 |
6. 通过升级效应突破贸易保护的锁定效应 |
7. 通过垫脚石效应遏制贸易保护的割裂效应 |
三、区域贸易自由化: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优先选择 |
(一)区域贸易自由化是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有效路径 |
1. 以牙还牙的贸易保护政策可能加剧贸易摩擦 |
2. 单边贸易自由化政策难以直接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
3. 区域贸易自由化政策可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冲击 |
(二)当前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有利条件 |
1. 贸易保护主义激发区域贸易自由化需求,为区域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动力 |
2. 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对美依赖度被动式下降,拓展了区域贸易自由化空间 |
3. 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国际分工格局优化重塑,为区域贸易自由化提供了契机 |
4. 贸易保护主义倒逼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发展,扩大了区域贸易自由化潜力 |
5. 贸易保护主义加快世界经济多极化进程,为区域贸易自由化提供了保障 |
四、中国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的策略分析 |
(一)以提高开放水平和质量推动新一轮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 |
(二)以区域性公共产品供给为突破口推动周边自贸区建设 |
(三)以扩展区域贸易协定议题挖掘自贸区升级版红利 |
(四)以优势互补性为基础构建双赢型自由贸易区 |
(五)以制度整合及制度协调化解区域贸易自由化困境 |
(六)以区域贸易自由化引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 |
五、结论及启示 |
(5)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导言 |
一、研究问题与选题意义 |
二、既有研究回顾与评析 |
三、研究思路 |
四、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弱约束性制度为何扩员 |
第二节 国际制度趋弱的现实背景 |
第三节 既有学理逻辑的解释与不足 |
第二章 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可能 |
第一节 概念界定:弱约束性制度 |
第二节 两个假定:包容性制度、协调型互动 |
第三节 三个假设:权力制衡、规范扩散、功能补偿 |
第三章 案例选择的合理性分析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问题概述 |
第二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弱约束性界定 |
第三节 上海合作组织的包容性特征和制度互动背景 |
第四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权力制衡需求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相关权力要素:俄罗斯、美欧、中国 |
第二节 权力制衡需求:俄罗斯视角下的制衡需求与制衡可能 |
第三节 权力制衡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本章小结 权力制衡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第五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规范扩散需求 |
第一节 上合组织的价值规范要素:“上海精神” |
第二节 规范扩散需求:“上海精神”的扩散需求与扩散路径 |
第三节 规范扩散需求对扩员进程的推动:历时比较 |
本章小结 规范扩散需求影响但不决定弱约束性制度扩员 |
第六章 案例检验: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中的功能补偿 |
第一节 上海合作组织“对接平台”定位的出现 |
第二节 在对接协调中获取功能补偿的可行性论证 |
第三节 功能补偿对扩员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
本章小结 功能补偿是弱约束性制度扩员的必要条件 |
总结 |
一、总结与结论 |
二、基于结论的政策建议 |
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6)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三、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 |
四、研究意义 |
五、研究内容与章节设置 |
第一章 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的理论工具与研究路径 |
第一节 主要理论工具:新现实主义与权力转移理论 |
第二节 研究路径:战后美日经济外交的发展阶段的总结及比较 |
第二章 “权力”与“权利”之辩: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战后初期美日两国的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战后初期美日经济外交路径选择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的路径选择 |
第三章 “安全化”:冷战背景下美日经济外交的演化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冷战中美日经济外交的“安全化”进程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安全化”的影响因素 |
第三节 比较研究:美日经济外交对“安全化”的认知与回应 |
第四章 机遇、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一节 经济外交实践:全球化背景下的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与美日经济外交 |
第二节 案例分析:美日经济外交的“重新校准” |
第三节 比较研究:亚太区域经贸整合中的机遇、挑战与美日经济外交的回应 |
结论 |
研究发现 |
研究启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7)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边界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三、技术路线 |
第三节 创新与不足之处 |
一、创新之处 |
二、不足之处 |
第四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一、概念界定 |
二、理论基础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第一节 经济一体化相关研究 |
一、文献检索分析 |
二、经济一体化国内外研究 |
第二节 边界效应相关研究 |
一、文献检索分析 |
二、边界效应国内外研究 |
第三节 文献评述 |
第三章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水平测度分析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机制 |
一、以促进市场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经贸合作机制 |
二、以实现区域共享为主要目标的资源共享机制 |
三、以实现全面对接为主要目标的政府协商机制 |
四、以规范市场秩序为主要目标的协同治理机制 |
五、以均衡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要目标的社会组织机制 |
第二节 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
一、数据选取 |
二、模型构建 |
第三节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
一、长三角区域经济集聚度(A)结果分析 |
二、长三角区域连接性(C)结果分析 |
三、长三角区域经济均等性(E)结果分析 |
四、长三角区域政策协同性(P)结果分析 |
五、长三角区域ACEP指数结果分析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边界效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 |
一、边界效应的产生原因 |
二、边界效应的主要表现 |
第二节 屏蔽效应和中介效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一、边界屏蔽效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二、边界中介效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三、边界屏蔽效应向中介效应的转化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边界效应实证分析 |
第一节 数据选取与模型构建 |
一、数据选取 |
二、模型构建 |
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边界效应实证分析 |
一、结构性变动检验 |
二、分区域边界效应实证结果 |
三、分阶段边界效应实证结果 |
四、稳健性检验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第一节 结论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一章 绪论 |
一、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三、主要内容及研究方法 |
(一)主要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创新之处 |
第二章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回顾 |
一、我国经济基础薄弱 |
(一)我国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 |
(二)我国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需的物质条件 |
二、我国国际经济竞争力薄弱 |
(一)国际贸易发展迟滞 |
(二)经济总量小,经济增长不稳定 |
注释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变迁 |
一、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
(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排在世界前列 |
(二)中国GDP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迅速提高 |
(三)中国在全球的贸易份额迅速提高 |
二、逐渐向世界市场及世界创新制造基地转变 |
(一)中国成为世界现实的和潜在的最大市场 |
(二)从加工基地逐渐向创新制造基地转变 |
三、国际融资水平稳步提升 |
(一)从引资大国向双向投资大国转变 |
(二)跨国公司国际化水平大幅提升 |
注释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优势 |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健全 |
(三)对外开放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国际合作 |
(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良好外部环境 |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大、更高的平台 |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良好的合作平台 |
(四)“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为我国经济发展开拓新境界 |
注释 |
第五章 我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的启示 |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提升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重要保障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
(二)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的领导核心地位 |
二、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是我国国际经济地位逐步提升的重要法宝 |
(一)拓展改革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
(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 |
三、坚持发展是硬道理 |
(一)创新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和发展格局 |
(二)大力发展科技事业 |
(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加强国际合作是提升我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关键一环 |
(一)充分整合配置世界资源 |
(二)积极开展国际经济合作 |
注释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致谢 |
(10)后疫情时代RCEP签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现状及最新进展 |
(一)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情况 |
(二)日本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情况 |
(三)韩国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情况 |
(四)东盟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情况 |
二、RCEP签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 |
(一)RCEP将推动东亚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发展 |
(二)RCEP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 |
(三)RCEP将进一步提升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水平 |
(四)RCEP将有助于促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进程 |
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一)疫情给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带来新机遇 |
1. 加强合作对东亚各国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 |
2. 加强合作可构建更加顺畅的产业链供应链 |
3. 中国双循环战略为东亚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
(二)东亚区域经济合作面临的挑战 |
1. 疫情将会促使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等思潮进一步蔓延 |
2. 美国对华打压全面升级,部分国家将面临选边站队,区域经济合作难度增加 |
3. 疫情反复可能会迟缓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
四、促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 |
(一)积极推动各国尽早批准RCEP,共同应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
(二)借助RCEP签署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为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新动力 |
(三)以疫情合作为契机,在更多领域与各国展开合作 |
四、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一体化(论文参考文献)
- [1]区域合作视角下“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北亚区域的推进研究[D]. 沈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2]西安都市圈一体化与高质量耦合发展规划策略研究[D]. 范晓鹏.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01)
- [3]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策略[J]. 崔庆波.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21(04)
- [4]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的税收政策研究 ——基于自由贸易协定和税收协定的双重视角[D]. 陈锴. 上海海关学院, 2021
- [5]弱约束性制度的扩员研究 ——以上海合作组织的扩员实践为例[D]. 彭昕. 外交学院, 2021(10)
- [6]战后美日经济外交比较研究[D]. 王家曦. 外交学院, 2021(11)
- [7]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水平测度与边界效应分析[D]. 张苑苑. 安徽财经大学, 2021(10)
- [8]中学地理学科的国际理解教育研究[D]. 马彦军. 东北师范大学, 2021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变迁研究[D]. 赵智川.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10]后疫情时代RCEP签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 宋志勇,朱思翘. 国际贸易, 2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