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缺陷及其矫正（论文文献综述）
刘晓鸣[1]（2020）在《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文中指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不仅具有“定分止争”的审判功能,而且还扮演着党的政策实施者的政治角色,承担着将党的政策司法化的使命和任务。政策司法化,即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为载体,把党的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并运用于司法审判全过程的实践活动。近年来,人民法院服务大局的政治性不断被强化。从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国家战略,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从中观层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同时根据地方党委工作大局形成政策性司法文件,服务于全国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微观层面,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将党的政策融入司法审判,以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相统一。然而,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系列的争论和困惑。如,法院如何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处理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法官如何将政策引入司法裁判,这些既是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亦是长期困扰法官的实践问题。“政策司法化”既是法学理论问题,亦是政治学理论问题,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属于一个“初被探索的领域”。基于此,本文从法律政治学的视角,以法学和政治学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文件、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指导性案例的梳理分析,通过对部分法院审判工作的观察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的感受和体会,力求以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探究政策司法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判政策司法化的现实状况,科学理性地分析现阶段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困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从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来看,党的政策属于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属于法律系统的组成部分。政策司法化,本质上属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之间的互动过程。从中国的政法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与推动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高位推动”的政策执行模式。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将党的政策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司法政策以指导司法审判,其所扮演的是一个“政策制定者”或“政策转化者”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主要通过制定司法解释、司法文件、指导性案例等方式转化党的政策。地方法院作为地方党委领导的政法单位,其所依赖的资源,一方面来源于上级法院的供给,另一方面来源于司法场域外同级党委的供给,因此,地方法院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主要是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政策以及地方党委的经济社会政策。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法官在准确适用法律的同时,通过在司法裁判中对政策的考量与运用,将政策融入司法审判。通过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国裁判文书网的裁判文书的梳理分析,并通过法官访谈途径听取法官感受和体会,可知:法院执行党的政策不但可以体现为宏观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将司法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中观层面地方各级法院对党的政策和司法政策的执行中,而且还体现在微观层面法官的政策思维和裁判行为中。目前,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地方法院,还是各级法院的法官,在政策司法化过程中均存在一些亟需纠偏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妨碍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转化为司法政策,还影响着人民法院的审判质效和司法公信力。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一是以转化党的政策为要义的某些司法解释缺乏法理基础,有时为了迎合政策或政治需要肆意扩张解释;二是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有时过于突出和强调司法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简单化回应党的政策,消解了司法政策本应具有的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法技术的特征。在地方各级法院层面,一是受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甚至党政负责人所谓“大局”的驱动,地方法院及其法官未能正确把握“服务大局”与“地方保护主义”之间的界限,亦未掌握好地方治理要求与个案处理合法性的平衡。二是受利益偏差、监督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法院运动式、放大式、选择式执行政策。在一线法官层面,由于缺乏法治理念和政策思维,有些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错误地理解和运用党的政策,一方面表现为在裁判文书中简单化地运用政策,缺乏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另一方面表现为直接引用政策条文作为裁判依据,致使政策与法律冲突,损害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针对政策司法化存在的上述问题,应从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三个方面,以提升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规范化和法治化。具体来说:在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层面,首先应当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其次,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提高最高人民法院回应政策的能力;最后,加强指导案例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使之在通过个案解读法律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层面,通过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和评估机制,矫正地方法院执行政策偏差的现象。在法官运用政策层面,首先应当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运用政策的方式,同时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对政策进行充分说理,将党的政策科学有效地运用于司法审判,全面提升司法公信力。
刘雅琪[2]（2020）在《G银行信用证业务的穿透式审核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随着我国国际贸易的越发成熟发达,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风险也越发的复杂多样。面对这样的形势,我国监管当局在简政放权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同时,也顺势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高的审核要求——穿透式审核。即金融机构面对业务申请时,需对客户及业务进行真实性审核,透过表象看清本质,了解客户及基础贸易的动机、资金来源,最终受益人等各个维度的信息,从而从源头防范金融风险。这是一种“实质重于形式”的审核理念及要求。此外,作为国际业务的结算工具,信用证业务的开展必不可少的需要关注国际形势。面对美观次级制裁——长臂管辖政策的愈发严格,如何在受理业务中避免受到美国次级制裁的影响,也是从事国际业务需要审慎考虑的重要一环。然而,对于信用证业务而言,其本身的特点就是“表面真实性审核”及其“独立性”原则。此两点是信用证业务得以发展的立足之本,但显然与如今的国内外监管局势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如何在信用证业务开展的过程中实现“穿透式审核”是目前业内共同的困惑。本文首先通过国内外金融监管局势的介绍,以及金融机构所受处罚的数据统计,深入了解目前有关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穿透式审核的具体要求。进而对全国信用证业务进行了各个维度概况的统计,并介绍了G银行单证中心对信用证业务的操作模式及相关审核流程、业务概况。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监管要求及信用证流程的梳理,分析得出穿透式审核各个环节的风险点及其审核流程。并进一步的针对穿透式审核问题,对总分行进行系统性的问卷调研。综合监管要求、G银行模式现状及总分行调研等各个维度的信息,归纳总结出目前G银行信用证业务执行穿透式审核中总分行端各自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最后,结合监管要求及先进的国内外同业做法,对G银行总分行端执行穿透式审核所存在的问题分别从事前、事中及事后三个环节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策。
宋强[3]（2020）在《通辽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小企业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被视作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并且对该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不仅能够推动科技创新,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且对提高生活质量和重构经济结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了各种各样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各国政府都制定了多种政策来促进本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样,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因地制宜出台了大量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为这些企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通辽市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畜牧业生产基地、且矿产资源丰富,但工业化水平不高,中小企业也由于受自身条件、政策、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发展的举步维艰,影响着通辽市整体经济的发展。本文运用公共政策理论对中小企业进行界定,通过对比美国、日本和我国的上海、深圳等城市中小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实施的政策,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在结合通辽市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和现有政策进行分析和探讨的基础上,从构建中小企业法律政策体系、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政策、健全金融服务体系、推进中小企业服务机制建设、健全中小企业创新激励机制等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促进通辽市中小企业更好更快发展的对策建议。
吴尔[4]（2020）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研究 ——以安徽省安庆市Z村为例》文中认为随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发展,我国农村贫困问题治理已由原来“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方向转变。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湖南湘西调研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概念。自精准扶贫政策推行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治理贫困所取得的成绩斐然。但是,在现实语境下仍有诸多因素阻碍了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致使部分政策执行效果偏离了原有政策预期目标,影响着精准扶贫政策的有效推进。为了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破解精准扶贫政策在乡土场域中的现实困境,需对此进行相关研究。在此背景之下,本文采用个案分析法,选取具有典型性的贫困县中重点帮扶的贫困村为田野调查点,对其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以期洞察出精准扶贫政策在乡土场域存有的执行困境,找出所存在困境的根源,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完善对策建议。首先,文章系统介绍本选题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通过阅读相关经典文献,全面梳理国内外关于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研究的现状,提出本研究具有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其次,对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概念进行相关界定,并梳理出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作为本研究的理论支撑。再者,系统介绍Z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现状及效果,阐述Z村的现实基本情况,通过参与式观察、无结构式访问以及实地调查等方式,深入调查Z村在“扶贫对象识别”、“因村派人落实”、“扶贫项目安排”三大方面的政策执行情况,以期了解Z村在精准扶贫执行上是如何解决“帮扶谁”、“由谁来帮扶”以及“怎样帮扶”问题以及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所取得哪些成效。再次,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对Z村存在的扶贫对象识别、因村派人以及扶贫项目安排三大方面的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根源探析。最后,通过运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对Z村所出现的执行偏差进行反思,汲取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在治理农村贫困问题的科学经验做法,对此提出纠正精准扶贫政策在乡土社会中执行偏差的对策建议。从对具有代表性的贫困村,安徽省安庆市Z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有偏差的系统分析,可得到一些可以对其他地方村落推广性有效经验。大致包括几方面:精准扶贫政策的科学性重视中长期战略规划构建多维动态识别机制;号召社会组织参与农村扶贫;端正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主体的价值观;加强技术指导提高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政策的参与度。本研究有助于弥补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促进精准扶贫政策在乡土社会中更好地“落地生根”,带动贫困人口如期实现可持续性脱贫,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及现实意义。
林彬[5]（2020）在《惠州地区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政府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我国力图深化金融市场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对小微企业的支持,使之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催化剂。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核心,其业务监管已成为政府经济管理的重要方面,政府监管部门通过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和业务发展进行引导,实现国家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而商业银行执行政府监管政策的情况和效果,也直接反映出政府监管的有效性。目前农村中小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服务小微企业的主力军,在当前持续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支持的背景下,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执行情况将直接影响国家扶持小微企业政策的成效。本文以惠州地区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监管为切入点,采用文献分析法、案例研究法、访谈调查法、问卷调查法,梳理了目前惠州地区监管部门对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的概况,并通过政府失灵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分析监管存在的几点问题:一是政府对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二是政府内部落实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工作积极性不高;三是政府监管资源投入不足,监管政策执行缺乏保障;四是监管政策落实所需的配套体系建设不到位;五是政府监管部门对小微信贷政策论证科学性不足。究其原因,主要体现为监管理念滞后、监管资源紧缺、监管法规缺位、监管体制不畅等。对此,本文借鉴国内和国外小微企业信贷发展及监管的经验启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是改进监管思路,实现风险监管与政策发展有机统一;二是完善监管机制,建立健全监管法规制度体系;三是加大监管正向激励引导,激发政策执行动能;四是加大监管资源投入,强化监管执行保障;五是加快监管配套体系建设,助力监管政策落地;六是加强监管政策设计,减少监管的负外部效应。
范军元[6]（2020）在《P县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困境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贫困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各国研究人员围绕解决贫困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研究和思考。我国作为人口大国,贫困人口众多、贫困问题突出,扶贫工作底数不清,扶贫举措精准性不强。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概念。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等多个层面,涵盖扶贫政策的精准传达、精准实施、精准反馈等系列要求。近年来,在精准扶贫理念的正确引领下,扶贫政策得到有效执行,扶贫工作取得显着成效,成功帮助很多贫困群众摘掉了“贫困帽子”。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同样暴露出许多问题,有的地方存在数字脱贫、程序脱贫、错位扶贫、表面扶贫、“低保”式脱贫、“捐款”式脱贫等不良现象,使扶贫实践偏离原本设计的轨道,出现执行偏差、偏移、不精细、不精准等问题,导致精准扶贫工作陷入困境。因此,及时发现、排查、分析并摆脱这些困境行为,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对保持脱贫摘帽的胜利成果,致力于长期巩固扶贫工作成效、后续解决相对贫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公共管理相关理论,结合政策执行理论模型,以P县为研究对象,对县域层面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与困境进行分析,一方面对已经执行的政策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另一方面,为后期保持扶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一些经验和思考。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叙述写作本文的背景与意义,梳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阐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等概念,对精准扶贫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进行研究探讨;结合P县执行精准扶贫政策的举措与效果进行研究分析,认为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偏差,致使精准扶贫工作在某些层面产生了执行困境;梳理P县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种种困境,并从调度机制尚不健全、内生动力长期欠缺、执行政策未尽全力、前期筹备不够充分、过程监管流于形式、绩效考核缺乏活力等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围绕上述问题的解决提出相关建议,作者认为,要在精准扶贫中消除这些不利因素、摆脱这些现实困境,必须要优化创新扶贫工作机制,改进帮扶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注重扶志与扶智双轮驱动,充分创造政策执行的先置条件,实行有效可控的全过程监管,精准实施绩效考评工作。最后,作者在总结前文研究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保持扶贫成果、解决相对贫困、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政策执行的科学性,并推动P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出了一些设想与建议。
张金艳[7]（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指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赵瑞芬[8]（2019）在《中国准财政活动计量、报告与管理改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准财政活动作为公共支出政策的重要替代和补充工具,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长期未能进入主流改革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相关研究的不充分,以致标准化和常态化的计量与报告机制始终未能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准财政活动实施基于良治的管理变得困难重重,准财政活动预算管理改革进展缓慢。基于此,本文基于我国准财政活动管理与预算脱节的现状,旨在设计一套标准化的计量与报告体系,以期支持基于良治的管理,并为准财政活动“纳入预算”或“比照预算”提供基础。准财政活动通常是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实体实施的一种特殊类型支出活动。与由预算支出加以推动的公共支出政策工具相比,准财政活动没有可见的资金流量,隐蔽性较强,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国家一直未纳入预算的范畴。但准财政活动与公共支出工具一样,同样消耗的是公共资源,起到类似公共支出的作用。因此,从本质上讲,准财政活动是公共支出政策的重要替代和补充工具。准财政活动在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和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目标的工具,并为中国等许多国家普遍采用。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准财政活动和其它财政活动一样都是政府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准财政活动不仅有专门的法律规范,同样也纳入预算管理范畴,准财政活动报告作为预算报告的一部分。我国准财政活动规模庞大,然而相关研究很不充分,尤其是标准化计量和报告体系的缺乏导致基于良治的管理结构化信息不足。良治是准财政活动管理的质量判断标准,基于良治的管理即遵循良治基本原则的管理。按照信息经济学的观点,信息是管理的基础。遵循良治基本原则的管理亟待良好的结构化信息,而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解决信息的结构化集成,因此设立标准化、常态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是实现基于良治管理的基石,对于良好管理至关重要。按照宪法、法律体系的规定,预算要经过立法机关的批准,立法机关批准预算的行为就是法定授权,法定授权是良治的底线。缘于法定授权,一方面,行政部门拥有了广泛的权力,包括难以明确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获得了过度使用权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为防止权力的滥用,公众和政府之间产生的委托代理关系要求代理人就其行为尤其是取得和使用公款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并对此负责,这就是受托责任。受托责任是对法定授权的补救机制。政府施政的行为就是履行受托责任的行为,受托责任是良治的核心。为保障和促进受托责任,要求公共账目公开、透明并及时披露,同时公众能够及时、免费获得相关信息,因此透明机制非常重要。透明机制是受托责任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也是良治的关键因素。预见机制和参与机制也是保障问责的两个强有力机制。与透明度不同,预见性强调的是利益相关者需要对政府的所作所为有所预见,只有在资源流量高度预见时才能实现资源的良好配置。而参与机制通过公民的话语权表达和政府回应,不仅可以强化问责,也是形成良好决策的前提。法定授权、受托责任、透明度、预见和参与环环相扣,构成了良治的五项基本原则。标准化、常态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信息有利于良治五项基本原则的有效实施。授权机制中人大审批的预算报告包含了结构化的信息;问责机制中委托人和代理人间有要求解释、报告受托责任的权利和义务;透明度更是要求信息及时公开、免费披露;准财政活动管理中加强预见性的一个关键就是建立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预算过程中广泛的公民参与有利于信息的完善,体现公众的利益。预算是实现公共管理的核心工具,公共支出管理的所有目标都可以通过良好的预算过程加以实现。基于良治的准财政活动管理要以“纳入预算”或“比照预算”作为有效途径。纳入预算不仅包括把准财政活动写入预算文件（预决算报告）,还包括纳入正式的预算过程。纳入预算过程是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的优先议程。纳入预算过程需要满足两个前提:结构化信息和良治原则。可见,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对支持准财政活动预算管理改革也很重要,没有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信息,纳入预算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纳入预算过程是指通过将准财政活动纳入预算的每个阶段,包括预算编制阶段、预算审批阶段、预算执行阶段、预算评估和审计阶段,实现标准化计量和报告体系提供的良好结构化信息与预算过程无缝对接。以指标和报告信息作为申报和批准预算的基础,在预算执行阶段自动监测和追踪指标的实时进度以及偏离目标值的程度,在预算评估和审计阶段对预算执行的结果信息进行常态化分析并提供制式的绩效报告、审计报告,为预算过程进入下一个循环反馈信息。总之,本文致力于三项依次展开的努力:为准财政活动的管理改革建构适当的信息基础——“标准化的计量指标与报告体系”;良好的结构化信息对支持基于良治的管理至关重要;基于良治管理改革的方向在于朝向预算,尤其是与预算过程的对接。围绕这三项内容,本文的研究焦点在于设计标准化的准财政活动计量和报告体系以支持基于良治的管理。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不能计量无以管理”,无计量无管理。本部分首先分析了准财政活动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指出准财政活动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同时在梳理准财政活动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当前研究的不足在于未能构建标准化、常态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以致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滞后和偏差的风险很高。因此提出本文研究的思路和主要内容在于:构建标准化、常态化的准财政活动计量和报告体系,以标准化、常态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支持基于良治的管理、支持准财政活动纳入预算。第二部分是理论与现状分析。准财政活动具有瑕瑜互见的特性,其重要作用的发挥依赖于良好的管理,适当的信息是良好管理的基础和“血液”。本部分介绍了准财政活动的内涵和重要性,并对我国准财政活动管理的现状进行概括、分析原因,指出准财政活动妥善管理需要以良好的结构化信息为基础。零碎、散乱的信息不利于有效管理,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机制解决信息的结构化集成,因此建构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机制当务之急。第三部分是准财政活动标准化计量和报告机制的内容,也是本文的重点。计量是以适当的方式获取相关信息的过程,广义的计量还包括报告和披露,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是设计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具体分为两章:第三章是准财政活动计量指标的设计,第四章是准财政活动报告机制的构建。准财政活动计量指标的设计要满足准财政活动管理的目标、内容以及相关性、可计量性、可解释性等技术标准,因此尝试从总量、适当性、绩效、风险和透明度五个方面设计指标。同时以税式支出、政府贷款担保两种典型的准财政活动为切入点设计具体指标,并对成本指标进行了简单测算或方法说明。报告是将计量信息呈现和披露给相关使用者的过程。准财政活动计量指标体系的信息要以报告为载体进行披露,因此构建制式的准财政活动报告机制不仅有利于解决管理中的技术问题,还便于公众理解,亲善使用者。由于准财政活动类型繁多,设计完整的报表和报告制式非常复杂。第四章同样以税式支出、政府贷款担保为切入点从基本信息、报告内容、报表设计以及评估审计报告、相关说明等方面设计报告机制,并对报告的披露标准和披露方式进行了简要阐述。第四部分是准财政活动计量和报告体系的管理应用。信息的价值在于应用。标准化的计量与报告体系信息在于支持基于良治的管理。本部分首先论证了计量和报告体系的信息对“良治基本原则”的作用,法定授权、受托责任、透明度、预见性和参与的实施机制都离不开制式的报告信息。接着对“对支持准财政活动纳入预算管理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指出准财政活动纳入预算的过程就是将计量与报告信息融入预算准备、审查、执行和评估每个阶段的过程。第五部分是准财政活动管理的国际经验与改革议程设计。预算是实现管理的核心工具,基于良治的管理依赖于纳入预算,因此朝向预算的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势在必行。本部分在借鉴准财政活动计量和报告以及预算管理国际经验的基础,指出基于良治的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朝向预算的两个有效途径——“纳入预算”和“比照预算”。朝向预算的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的优先议程是遵循良治的基本原则并融入预算过程的每个阶段——预算准备阶段、预算审查阶段、预算执行阶段、预算评估和审计阶段。总之,准财政活动作为公共支出政策的重要工具,对准财政活动的妥善管理依赖良好的信息结构。本文在我国准财政活动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构建了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并论证了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信息对支持基于良治的管理、对支持纳入预算的作用,最后指出朝向预算的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是在遵从良治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以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为前提,以融入预算过程为路径来实现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信息的结构化集成是准财政活动管理的基础。准财政活动作为公共支出政策的重要替代和补充工具,管理与预算脱节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结构化信息,尤其是未能建构标准化和常态化的计量与报告机制。（2）良好的结构化信息依托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准财政活动的计量指标可以尝试从总量、适当性、绩效、风险和透明度五个方面设计,标准化的准财政活动报告应包括一些基础性规定材料和定性、定量分析的结果材料,如报表设计、评估和审计、相关说明等。（3）良好的结构化信息对于良治基础的管理至关重要。一方面,标准化和常态化的计量与报告机制信息有利于确保法定授权、强化受托责任、提高透明度、增强预见性和公民参与,因此标准化和常态化的计量与报告机制信息对于支持良治的基本原则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计量信息和预算报告是预算准备、预算审查的前提;指标的实时进度和执行报告反映了预算执行的过程;预算评估和审计更是依赖于信息的质量,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反映了预算执行的效果,因此标准化和常态化的计量与报告机制信息对于支持预算管理也很重要。（4）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的方向在于朝向预算——“纳入预算”或“比照预算”。朝向预算的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的优先议程在于实现准财政活动良好结构化信息与预算过程的无缝对接。将准财政活动融入预算准备和编制中;建立单独的准财政活动预算审查机制;对准财政活动执行过程的合规性以及执行效果进行评估和审计。本文可能的创新在于:（1）由于国内对准财政活动关注度不足,对构建准财政活动结构化信息的研究更是空白,而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可以解决信息的结构化集成。因此,本文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创建标准化计量（指标）和报告体系,以提供结构化集成的信息。（2）信息的结构化集成是管理的基础。良治基础的准财政活动管理高度依赖结构化的信息集成,良好的结构化信息对促进基于良治的管理至关重要。本文在构建准财政活动计量与报告机制的基础上,论证了标准化的计量指标与报告体系信息对“良治基本原则”的作用、对支持准财政活动纳入预算管理的作用。（3）预算是实现公共支出管理的核心工具。准财政活动预算管理改革的有效路径在于纳入预算,纳入预算包括纳入预算过程和纳入预算报告。本文基于我国准财政活动管理的脆弱性,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阐明了我国准财政活动预算管理改革的基本内容和纳入预算的运作流程。
谢锐勤[9]（2019）在《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国有企业为主的“僵尸企业”,法院并没有按照普通民商事案件简单处置,而是专门出台司法解释和司法文件,并且在立案、审理、执行等审判流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服务国企改革导向,服务党政政策导向。事实上,法院对于“僵尸企业”的处置手法并非孤例,而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涉国资国企案件一脉相承的做法。那么,法院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为什么会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呢?该如何评价该导向呢?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分类法,国资国企无论在定性上还是定量上,重要性都显而易见,并且得到《宪法》隆重其事的规定。对于国资国企治理的研究,立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研究较为充分,而司法保护研究相对欠缺。本文以国资国企为研究对象,以司法解释和司法案例为载体,对国资国企司法治理进行实证研究。其中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以司法治理为主命题,以立审执等案件审判流程为实践基础,以国资国企司法政策为理论基础,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展现“中国渐进式双轨制保护模式”。具体到司法实践,首先体现在筛选机制上。从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可见,对于涉及部队军产案件、改制与破产案件、行政部门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拒绝司法。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保障企业改制与破产、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发挥司法建议功能,法院采取综合治理的态度能动司法。在拒绝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确保国企改革顺利推进,国企的策略是追求案件一揽子解决,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创造条件寻求司法救济,法院的策略是韬光养晦应对挑战。在能动司法中,党政的策略是让法院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国企的策略是通过法院确认和保护改革成果,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通过适度让利换取权益尽快变现,法院的策略是通过全面整合资源力求标本兼治解决案件。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司法既要服务国家治理目标,又要完成改革任务分工,还要确定并发展自主性,力求进退应矩。正是在不断规范司法与政治的边界中,区分司法与党政的发展方式下,法院通过及时确认改革成果,推动国企改革以法治方式前进。其次体现在审理术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金融债权案件、社会稳定案件,法院采取优先保护与案结事了的态度进行处置。实践中,通过扩大或缩小法律适用,建立统一协调机制,达到医治“生病企业”的目的。审理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通过法院提升治理效率与效益,又通过支持公正司法树立法治形象。国企的策略是既将意识形态优势转化为制度利益,又通过巧用司法解释与拖延案件进度减少损失。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确认主要收益落袋为安,又有意让程序空转减少损失。法院的策略是既配合党政政策服务大局,又通过创设法律制度自我保护。审理中,参与者都有最低限度的同意,使得司法公正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司法既要落实国家治理,又要抑制地方保护主义;既要形塑独立社会功能,又要巧用调判结合方式。正是在司法自治与回应的平衡中,法官着力弥补司法制度不足,法院着力弥补公共政策不足,努力建构适合国情的多元法律秩序。再次体现在执行机制上。在涉国资国企案件执行中,对于涉及上级公司案件、行政部门案件、国企与非公案件、社会稳定案件、产权保护案件,法院一方面采取内外有别的态度倾斜保护,另一方面又服从大势所趋推动平等保护。实践中,通过健全执行联动机制,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既名正言顺服务大局,又推动政策转型走向平等保护。执行中,党政的策略是既采取多道防线自我保护,又支持法院巩固经济绩效。国企的策略是既制造事件保全利益,又以大局为重适度让利。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抵抗地方保护主义,又穷尽手段增强胜算。法院的策略是既适当控制执行幅度照顾各方利益,又尽力减少执行积案以完成司法任务。执行中,参与者都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博弈,法院则通过选择性执行达到利益平衡,避免司法政治化。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司法既要提升执行治理水平,又要增强制约行政能力,还要规范执行自主建设。在党带头解决执行难的语境下,法院建立健全平等保护体系,努力让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具体到司法解释,法院充当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角色。从“立法”阶段来看,法院经历了 1978—1992年的萌芽期,1993—2002年的壮大期,2003-2012年的平稳期,2013年至今的成熟期。总体“立法”特点是回避政治问题、防止资产流失、维护社会稳定、迈向平等保护、夯实司法权力,法院一方面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方面仍努力建构平等观念与制度。在法院“立法”中,党的策略是既保障非公经济信心,又树立法治国际形象。人大的策略是既合理配置立法资源,又总结司法经验教训。国务院的策略是既与司法合力推进国企改革,又持续调适两者权力边界。国企的策略是既服从党政政策安排,又确保好处“一个都不能少”。社会行动者的策略是既希望增加法律制度供给,又希望法院坚守司法公正底线。法院的策略是既在渐进式改革中积累治理国企技术,又在参与者的阳谋下进行专业化与自主性建设。上述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法院既要平衡好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又要保障国企改革顺利推进;既要认真对待社会转型,又要确认公共沟通成果;既要提高司法治理绩效,又要构建自主司法体系。在司法规则要适应国情的语境下,法院推动司法公正分阶段实现,推动主体性司法道路建构,从而更好实现司法治理现代化。从涉国资国企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可见,在国家与社会的博弈中,法院采取老人老办法,逐步减弱对国资国企的倾斜保护;采取新人新办法,逐步增强对非公经济的平等保护。通过司法双轨制配合渐进式改革,达到经济与司法平稳过渡的目的,并逐步向顶层设计转型。博弈的背后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国资国企既是经济安全的物质基础,又是国家安全的政治基础,法院应服务于党的使命。国企治理也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既要坚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又要有效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法院应确认好改革成果。在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的分工配合中,要推动“表达”与“实践”、“意识”与“制度”、“书本”与“行动”有机结合。博弈的目的是不断提升国企治理的合法性与现代性。在从运动治理向司法治理转型中,法院要学会规范好政策与司法之间的距离;在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上,党与司法要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与法治化;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利用上,司法要推进自主型治理道路;作出属于法院的贡献。在推进民族复兴的目标指引下,中国司法要与中国地位相匹配,应展现出大国司法形象,应具备中国司法自信,应坚定走中国法治道路,这是改变西方“中心”与“边缘”支配格局的必然选择。从国资国企司法治理来看,法院“以中国为中心”,展现了“中国渐进式双轨制法治模式”的道路自信,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制度自信,这既是终结“终结的预言”,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与升华。法院“以中国为方法”,展现了“主体性司法”的文化自信,展现了“立法者的司法”的理论自信,这既是对改革开放的认同,也是对“中国特色”教条化的反思与升华。法院参照“经济发展阶段论”模式,展现了“渐进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智慧,展现了“增量式司法公正”的中国方案,这既是对司法公正的建构与进化,也是对党治理国家合法性转换的反思与升华。于党和国家而言,现代化一直在路上,而人民利益是永远不变的归宿,改革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司法将在多元主义法治观的指引下,推进法治国家建设。
陈洁[10]（2018）在《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基于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重构》文中研究指明我国股票市场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纵观其发展历程,过度行政干预的影子无处不在,与之相伴随的行政监管缺陷造成的乱象层出不穷。而以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股票市场监管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具体监管措施的批判抑或对某一特定监管制度的局部研究,缺少对监管目标、监管理念以及监管权边界划分等根本问题的探究,偶尔涉及,往往也只是割裂开来的讨论,缺少站在全局把握和宏观构建的角度,从理论基础到方法设计继而由权力划分再到制度革新的系统性的研究。这种失去关联性的点状问题的研究,往往会造成研究的片面和盲目。须知,股票市场监管是一个整体性、系统性的运行机制,涉及到监管目标的达成、监管理念的确立、监管权的划分和配置以及监管具体制度的构建的整体考量,因此在研究上必须力求系统化。孤立的研究或分析问题只会造成研究结果过于片面,失去实际价值。基于这种现状,在当前我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本文尝试运用经济法学、行政法学的基本原理,以及管理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并借鉴美国、英国、日本三个各具有代表性的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证券监管理论和监管经验以及同一经济政治体制下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经验,采取历史考察、比较分析、跨学科研究等方法,以“证券监管权边界划分”为研究的切入点,结合我国股票市场和监管的特点,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监管目标作为我国监管机制重构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标,将市场与监管的“双向回归”监管理念作为贯穿监管机制重构的指导思想,对我国证券监管权三个维度、纵横两个方向的四条权力边界逐一厘清,继而在制度上进行配套革新,对构建我国特色的股票市场监管机制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第一章为我国股票市场及其监管机制的发展历程。该章节从介绍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入手,进而介绍了与之相伴随的监管目标的改变、监管理念的演变、监管手段的更新和延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中国股票市场和监管机制的发展阶段,在整理我国股市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总结出我国股票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频发、国有股法人股一股独大、股价暴涨暴跌等特征,以及股票市场监管措施简单粗暴、行政干预色彩过浓、监管效率低下等监管问题。第二章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剖析。该章节通过对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的主要缺陷及造成的乱象进行分析,究其根源,总结出造成这些缺陷和乱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监管层角色定位、监管目标、监管理念均存在的错位,以及监管权边界的模糊等,明确指出匡正监管机构自身的定位,结合我国国情,树立适合我国股票市场特征的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并据此厘清监管权的权力边界,才是解决证券监管问题的正确之道。第三章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的理论基础。该章节分为股票市场监管正当性和必要性的理论基础;股票市场监管理念的理论基础;以及股票市场监管权配置的理论基础。首先通过对通过凯恩斯主义、公共利益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私人利益学派、经济管理学派这一纵向发展的监管经济理论流派的梳理得出经济学家秉持着同一理念:认为证券市场的监管是必要的,认同经济市场的良性运作离不开监管;继而确认奥地利学派所强调的政府不过多干预市场,尊重市场本身的规律的思想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理念的理论基础,宪政理论中收缩政府监管权力边界和保护人民的个体权利的理念也为监管理念和监管目标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最后通过法律不完备论和监管博弈论的分析得出监管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即扩大立法和执法权,并在多方利益的动态平衡中寻找权力配置的最优解。第四章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的比较与借鉴。该章节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与世界发达国家证券监管机制的比较和借鉴。通过选取美国、英国、日本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成熟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从监管体制的发展、监管模式、权力配置、监管特点等多方位进行对比,折射出各国在监管理念、监管目标、政府监管与市场、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间的关系的共性和差异。由此得出各国在监管目标上逐渐趋同;各国在监管理念上并非一成不变,过分强调政府管制或过分强调市场自治的监管理念在市场发展的潮流下均被证明是不可取的,现今各发达资本市场国家的监管均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结合本国股票市场的具体情况,寻找政府监管权力运行和市场自治的平衡点。这些启示对我国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的达成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二是与我国期货市场监管机制进行比较。通过对同一政治经济体制下的我国期货市场的监管经验的分析,得出我国期货市场监管较为成功的原因,主要是监管理念中政府干预的思想较淡,以及卖空机制的完善形成了多空平衡的市场机制,这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的重构同样提供了参考意义。第五章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的方法路径设计。该章首先厘清了监管目标和监管理念的概念和内涵并设计了监管机制重构的方法路径,即从监管目标入手,将监管目标确立为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和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的,基于监管目标,确立监管理念,并将监管理念作为贯穿证券监管机制重构和监管权边界划分的思路和指导思想,通过监管权边界的划分,继而通过权力划分后各阶段具体监管制度的配套更新,最终又达致监管目标的实现,即监管目标→监管理念→监管权边界划分→具体监管制度重构→监管目标实现。而监管权边界划分作为监管机制重构中最重要的一环,上述路径也同样为监管权边界的划分方法路径,即监管目标→监管理念→监管权边界划分。继而,本章具体分析了我国《证券法》、世界各发达国家及国际证监会组织的监管目标,结合我国散户为主的投资者组成结构,及投资者权益保护欠佳的监管实情,重新确立了投资者保护,尤其是对于中小投资者保护为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的核心监管目标。基于这一目标及对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特点的把握,确立了“市场回归本源,同时监管回归本源”的“双向回归”的监管理念作为贯穿监管权划分及监管机制重构的指导思想,即一方面使得市场回归资源配置和价格发现的本源,另一方面使得监管回归其引导、监督、规范市场的本源。在“双向回归”监管理念指引之下,投资者得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进行自主选择,而监管者专注于对市场的引导、市场秩序的维护,以及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真正达致对投资者保护的目标。第六章为我国证券监管权边界的具体划分。该章节为本文的重点,秉承前章确立的投资者保护的监管目标,运用“双向回归”监管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和划分思路,结合我国股票市场及监管的具体特点,对以证监会为中心的证券监管权的边界进行划分。首先,该章节将证券监管权边界界定为三个维度,纵横两个方向,共四条边界,即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所构成的政府监管权力和市场自治权利的边界;政府监管权与自律监管权的边界;政府监管权与相邻部门权力（主要是公检法部门的司法权）的边界;以及政府监管权内部的权力划分,即证监会和地方监管机构间、和地方政府间的央地权力划分。继而该章对上述四条边界划分逐一做了分析和探讨。第七章为权力划分下股票监管各阶段的具体制度重构。该章在前章监管权边界的重新厘定和划分下,在监管制度上进行配套革新,使得上述应然状态的权力划分得有制度的依托。该章从股票市场权力运行的各个阶段入手,通过股票发行、上市、交易、退市制度的重新构建,使得监管权在股票市场运行的各个阶段得以适当介入,最终完成股票市场监管机制的重构。具体而言,首先,在股票发行阶段解析我国特色的注册制改革,着重介绍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中介组织在注册制下的职权的重新定位,提出我国不宜采用美国证监会的权力完全隐退模式的注册制,建议我国证监会保留部分“对不对”问题的合规性审核权,而将“好不好”的价值判断的审核权下放给证券交易所,并保留谨慎的否决权;继而,在注册后证监会的权力重心从事前审批转移到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上需对交易阶段的信息披露以及证券执法进行加强,并培育多空平衡的市场机制;最后通过完善退市制度,完成一系列监管机制重构,使得监管回归本源,并使得市场能够自主发挥作用,最终达致投资者保护这一终极目标。
二、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缺陷及其矫正（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缺陷及其矫正（论文提纲范文）
（1）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二、关于“司法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 |
| 三、关于“司法裁判与公共政策”的研究 |
| 四、关于“法院执行政策的载体”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的创新之处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构建 |
| 第一节 本文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党的政策” |
| 二、“司法” |
| 三、“司法政策” |
| 四、“政策司法化”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理论基础 |
| 一、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关系 |
| 二、党的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
| 三、司法的政治属性与政治功能 |
| 四、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实践基础——中国的政法体制 |
| 一、党中央 |
| 二、地方党委 |
| 三、党委政法委员会 |
| 四、法院党组 |
| 第四节 政策司法化的主体及方式 |
| 一、最高人民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转化政策 |
| 二、地方法院政策司法化的方式——执行政策 |
| 三、法官政策司法化的方式——运用政策 |
| 第五节 政策司法化的载体 |
| 一、司法解释 |
| 二、政策性司法文件 |
| 三、工作性司法文件 |
| 四、指导性案例 |
| 第二章 政策司法化的实证考察 |
| 第一节 政策司法化的宏观考察 |
| 一、对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梳理 |
| 二、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实践历程 |
| 第二节 政策司法化的中观考察 |
| 一、地方法院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二、地方法院刑事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三、地方法院行政审判运用政策的样态 |
| 第三节 政策司法化的微观考察 |
| 一、对法官的问卷调查 |
| 二、对法官的现场访谈 |
| 三、调查访谈的结论 |
| 第三章 政策司法化的问题与分析 |
| 第一节 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政策司法化的法理基础薄弱 |
| 二、政策司法化的模式相对僵化 |
| 第二节 地方法院执行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执行政策偏差及其表现 |
| 二、执行政策偏差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法官运用政策中的现实问题与分析 |
| 一、直接将政策作为刑事案件裁判标准 |
| 二、民事案件中运用政策缺乏充分说理 |
| 第四章 政策司法化的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提升最高人民法院转化政策的能力 |
| 一、增强司法解释的合法性与谦抑性 |
| 二、改进司法政策的目标性与功能性 |
| 三、加强指导性案例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
| 第二节 健全地方法院执行政策的机制 |
| 一、健全利益诉求的融合机制 |
| 二、健全政策执行的沟通机制 |
| 三、健全政策执行的监督机制 |
| 四、健全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 |
| 第三节 提高法官运用政策的水平 |
| 一、破解法官运用政策的思想误区 |
| 二、规范法官在刑事审判中的政策运用 |
| 三、增强法官在民事审判中的政策说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G银行信用证业务的穿透式审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行业背景概述 |
| 2.1 穿透式审核要求概述 |
| 2.1.1 外汇监管合规要求 |
| 2.1.2 反洗钱合规要求 |
| 2.2 外汇监管及反洗钱违规处罚概况 |
| 2.3 美国的次级制裁 |
| 2.4 行业的困境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G银行信用证业务发展现状 |
| 3.1 G银行的简介 |
| 3.2 G银行信用证业务的操作模式 |
| 3.2.1 国内银行信用证操作模式 |
| 3.2.2 G银行的单证中心模式 |
| 3.2.3 G银行信用证业务现行的审核流程 |
| 3.3 G银行信用证业务的概况 |
| 3.3.1 进出口信用证所涉交易国别 |
| 3.3.2 进出口信用证所涉行业 |
| 3.3.3 客户维护情况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G银行穿透式审核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4.1 信用证穿透式审核所涉风险点及流程分析 |
| 4.1.1 所涉审核风险点分析 |
| 4.1.2 穿透式风险审核流程分析 |
| 4.2 G银行总分行穿透式审核问题调研 |
| 4.2.1 总行单证中心调研问卷反馈 |
| 4.2.2 分支行调研问卷反馈 |
| 4.3 总分行端执行穿透式审核现行存在的问题 |
| 4.3.1 总行端执行穿透式审核存在的问题 |
| 4.3.2 分支行端执行穿透式审核存在的问题 |
| 4.4 G银行执行穿透式审核问题成因分析 |
| 4.4.1 系统间存在壁垒,客户审核信息不透明 |
| 4.4.2 总分行存在断层及割裂 |
| 4.4.3 缺少第三方穿透手段的支持 |
| 4.4.4 制度缺乏与缺陷 |
| 4.4.5 业务人员合规意识薄弱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G银行信用证业务穿透式审核的对策及保障措施 |
| 5.1 针对总行端穿透式审核问题的对策 |
| 5.1.1 事前总行与分支行业务及客户割裂的对策 |
| 5.1.2 事中对业务真实性审核的对策 |
| 5.1.3 事后对业务持续跟踪监督不足的对策 |
| 5.2 针对分支行穿透式审核问题的对策 |
| 5.2.1 事前对客户审核及把控力度有限对策 |
| 5.2.2 事中仅懂流程合规忽视真实性审核的对策 |
| 5.2.3 事后持续跟踪监督不足的对策 |
| 5.3 G银行信用证穿透式审核问题改进的保障措施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3）通辽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和现行政策 |
| 第一节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
| 一、中小微企业发展迅速,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 |
| 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凸显发展新格局 |
| 第二节 我国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 |
| 第三节 我国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 |
| 第二章 通辽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必要性和政策措施 |
| 第一节 通辽市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
| 一、通辽市经济概况 |
| 二、通辽市中小企业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通辽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
| 一、税收优惠政策 |
| 二、财政扶持政策 |
| 三、金融服务政策 |
| 四、人才引进政策 |
| 第三节 通辽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必要性 |
| 第三章 国内外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的经验及启示 |
| 第一节 美国中小企业政策 |
| 一、美国小企业公共政策体系发展历程 |
| 二、美国小企业扶持政策的构成 |
| 第二节 日本扶持中小企业政策 |
| 一、日本中小企业管理体系 |
| 二、日本中小企业政策发展历程 |
| 第三节 深圳市中小企业政策 |
| 第四节 上海市中小企业政策 |
| 一、优化政策环境 |
| 二、完善服务体系 |
| 三、金融财税扶持政策 |
| 四、提升竞争力、促转型发展 |
| 第五节 国内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启示 |
| 一、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 |
| 二、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 |
| 三、高效的金融财税政策 |
| 四、多元化社会服务体系建设 |
| 第四章 通辽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第一节 存在问题 |
| 一、政策体系不健全 |
| 二、财税政策不完善 |
| 三、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 |
| 四、服务机制不健全 |
| 五、创新激励支持不够 |
| 第二节 原因分析 |
| 一、扶持政策与现实需求不完全匹配 |
| 二、管理体制和管理部门存在不足 |
| 三、中小企业自身存在不足 |
| 第五章 改进和完善通辽市政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构建中小企业法律政策体系 |
| 一、制定地方性中小企业法规细则 |
| 二、完善政策体系和配套政策 |
| 第二节 完善中小企业财税扶持政策 |
| 一、制定完善税收政策体系 |
| 二、强化税收主体服务能力 |
| 三、提升纳税人意识和税收环境 |
| 第三节 建立健全金融服务体系 |
| 一、强化政府引导,完善担保机制 |
| 二、优化资源配置,改善信贷结构 |
| 三、提升服务水平,鼓励金融创新 |
| 第四节 大力推进中小企业服务机制建设 |
| 一、做强服务机构 |
| 二、提升服务能力 |
| 第五节 健全中小企业创新激励机制 |
| 一、补齐政策短板、支持企业创新 |
| 二、创新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动力 |
| 三、完善助力模式、推动“互联网+”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通辽市中小企业发展状况和扶持政策落实情况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4）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研究 ——以安徽省安庆市Z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文献评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文献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可能的创新点及不足 |
| 一、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二、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精准扶贫 |
| 二、公共政策执行偏差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二、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 |
| 第三章 Z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情况和成效 |
| 第一节 Z村的基本情况 |
| 一、Z村基本情况 |
| 二、选择Z村进行调查的说明 |
| 第二节 Z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情况 |
| 一、Z村贫困户的识别流程 |
| 二、Z村主要的扶贫措施 |
| 第三节 Z村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成效 |
| 一、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 |
| 二、贫困人口不断减少 |
| 三、村民收入不断增加 |
| 第四章 Z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和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Z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的表现 |
| 一、扶贫对象识别的执行偏差 |
| 二、帮扶责任人被下派到村的执行偏差 |
| 三、扶贫项目安排的执行偏差 |
| 四、小结 |
| 第二节 Z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分析 |
| 一、精准扶贫政策制度存有局限性 |
| 二、社会专业型组织参与农村扶贫不足 |
| 三、政策执行主体价值观念落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出现偏差 |
| 四、贫困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不足,承接扶贫项目能力欠缺 |
| 第五章 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的纠正路径 |
| 第一节 发展型社会政策在治理农村贫困的应然取向 |
| 一、关注扶贫政策的发展特性 |
| 二、强调扶贫政策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
| 三、重视农村贫困户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投资 |
| 四、注重农村扶贫主体多元化发展 |
| 第二节 纠正农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的实现路径 |
| 一、构建多维动态识别机制,纠正帮扶对象识别的执行偏差 |
| 二、号召社会专业型组织参与农村扶贫,提高因村派人的精准性 |
| 三、端正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主体价值观,提升政策执行精准性 |
| 四、加强对贫困户的技术指导,缩小扶贫项目执行偏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惠州地区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政府监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对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监管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对农村中小银行信贷业务监管的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 |
| 2.1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2.1.1 政府监管 |
| 2.1.2 农村中小银行 |
| 2.1.3 小微信贷 |
| 2.2 我国小微信贷监管政策体系概述 |
| 2.2.1 监管制度体系 |
| 2.2.2 政策核心内容 |
| 2.2.3 评价体系 |
| 2.3 我国小微信贷监管职能体系概述 |
| 2.3.1 监管职能体系 |
| 2.3.2 监管实施主体 |
| 2.3.3 监管执行方式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政府失灵理论 |
| 2.4.2 公共产品理论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惠州市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政府监管概况 |
| 3.1 惠州市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发展现状 |
| 3.1.1 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的发展规模 |
| 3.1.2 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的结构分布 |
| 3.2 惠州市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监管现状 |
| 3.2.1 监管的内容 |
| 3.2.2 监管实施主体 |
| 3.2.3 监管的主要手段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惠州市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1 惠州地区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监管情况问卷调查 |
| 4.1.1 问卷调查的方式和对象 |
| 4.1.2 监管部门人员的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问卷情况分析 |
| 4.1.3 银行从业者的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问卷情况分析 |
| 4.1.4 金融消费者的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问卷情况分析 |
| 4.2 惠州市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监管存在的问题 |
| 4.2.1 政府对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的体制机制不健全 |
| 4.2.2 政府内部落实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工作积极性不高 |
| 4.2.3 政府监管资源投入不足,监管政策执行缺乏保障 |
| 4.2.4 监管政策落实所需的配套体系建设不到位 |
| 4.2.5 政府监管部门对小微信贷政策论证科学性不足 |
| 4.3 惠州市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监管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监管理念滞后 |
| 4.3.2 监管资源紧缺 |
| 4.3.3 监管法规缺位 |
| 4.3.4 监管体制不畅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国外小微信贷业务监管经验借鉴 |
| 5.1 国内的监管经验启示 |
| 5.1.1 台州市的监管经验启示 |
| 5.1.2 宁波市的监管经验启示 |
| 5.2 国外的监管经验启示 |
| 5.2.1 美国的监管经验启示 |
| 5.2.2 日本的监管经验启示 |
| 5.2.3 德国的监管经验启示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惠州地区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监管的政策建议 |
| 6.1 改进监管思路,实现风险监管与政策发展有机统一 |
| 6.1.1 平衡政府监管和市场配置的有机统一 |
| 6.1.2 适度提升监管容忍度 |
| 6.1.3 培育银行自治能力 |
| 6.2 完善监管机制,建立健全监管法规制度体系 |
| 6.2.1 完善小微信贷监管制度 |
| 6.2.2 理清小微信贷监管体制 |
| 6.2.3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
| 6.3 加大监管正向激励引导,激发政策执行动能 |
| 6.3.1 优化监管部门内部考核导向 |
| 6.3.2 重塑农村中小银行监管考核机制 |
| 6.4 加大监管资源投入,强化监管执行保障 |
| 6.4.1 加快监管人力资源优化 |
| 6.4.2 加强垂直监管部门与地方监管部门的资源优势互补 |
| 6.5 加快监管配套体系建设,助力监管政策落地 |
| 6.5.1 建立小微信贷配套评级体系 |
| 6.5.2 建立小微信贷风险补偿机制 |
| 6.5.3 培育小微信贷中介服务体系 |
| 6.6 加强监管政策设计,减少监管的负外部效应 |
| 6.6.1 做好监管政策设计论证 |
| 6.6.2 做好监管政策执行监督 |
| 6.6.3 做好监管政策效果评估 |
| 6.7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 关于惠州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监管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 2 惠州地区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监管情况问卷调查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P县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困境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研究评述 |
| 三、主要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一)主要研究内容 |
| (二)主要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精准扶贫 |
| (二)政策执行 |
| 二、相关理论基础 |
| (一)精准扶贫理论 |
|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 |
| (三)集体行动理论 |
| 第三章 P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现状 |
| 一、P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背景 |
| (一)我国精准扶贫政策的演变和发展 |
| (二)精准扶贫工作的有关部署和要求 |
| 二、P县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情况 |
| (一)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 |
| (二)精准扶贫政策执行情况 |
| 第四章 P县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困境及原因 |
| 一、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的困境 |
| (一)扶贫工作机构受到局限 |
| (二)帮扶人员的执行力偏弱 |
| (三)贫困群众自身条件较差 |
| (四)建档立卡户识别不精准 |
| (五)帮扶措施的成效打折扣 |
| (六)考核退出的评定有难度 |
| 二、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存在困境的原因 |
| (一)扶贫工作调度机制尚不健全 |
| (二)贫困群众内生动力长期欠缺 |
| (三)基层人员执行政策未尽全力 |
| (四)精准扶贫前期筹备不够充分 |
| (五)政策执行过程监管流于形式 |
| (六)绩效结果考评管理缺乏活力 |
| 第五章 P县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对策 |
| 一、优化创新扶贫工作机制 |
| (一)建立全社会深度参与的大扶贫格局 |
| (二)强化政策执行的领导和协调机制 |
| (三)健全贫困户精准识别和动态管理机制 |
| (四)创新任务分配和资源统筹工作机制 |
| (五)完善精准扶贫工作大数据共享机制 |
| 二、改进帮扶人员的培训和管理 |
| (一)优化帮扶人员结构 |
| (二)开展精细化和实用性的培训 |
| (三)推行帮扶人员积分制管理 |
| 三、注重扶志与扶智双轮驱动 |
| (一)加大教育引导力度 |
| (二)注重典型示范带动 |
| (三)加强职业技术培训 |
| 四、充分创造政策执行的先置条件 |
| (一)开展基础性调研摸底 |
| (二)理顺政策执行流程 |
| (三)加强基层扶贫组织建设 |
| (四)科学选拔任用干部队伍 |
| (五)探索运用试点推广模式 |
| 五、实行有效可控的全过程监管 |
| (一)健全配套的法规制度 |
| (二)抓好关键环节的监督 |
| (三)坚持监管与反腐相结合 |
| (四)启用问责的容错修正程序 |
| 六、精准实施绩效考评工作 |
| (一)充分激发绩效考评的引导作用 |
| (二)保持绩效考评的延续性和连贯性 |
| (三)改进绩效绩效的方法和指标 |
| (四)强化绩效考评的结果运用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中国准财政活动计量、报告与管理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准财政活动含义与分类的研究综述 |
| 二、准财政活动计量与报告的文献综述 |
| 三、准财政活动效应的文献综述 |
| 四、准财政活动预算管理的文献综述 |
| 五、现有文献的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和技术路线图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准财政活动管理的理论与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准财政活动管理的相关理论 |
| 一、委托—代理理论 |
| 二、“公地悲剧”理论 |
| 三、现代预算管理的理论 |
| 第二节 准财政活动管理中的相关概念及逻辑关系 |
| 一、准财政活动管理的相关概念 |
| 二、准财政活动管理中的相互关系 |
| 第三节 我国准财政活动的主要类型 |
| 一、政府贷款担保 |
| 二、税式支出 |
| 三、金融系统准财政活动 |
| 第四节 我国准财政活动管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我国准财政活动存在的必要性 |
| 二、当前我国典型准财政活动管理的现状 |
| 第五节 我国准财政活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
| 一、准财政活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 二、成因分析 |
| 三、标准化的计量和报告体系构建的必要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准财政活动计量指标的设计 |
| 第一节 准财政活动计量指标的设计 |
| 一、准财政活动计量的内容 |
| 二、准财政活动计量指标设计的具体要求 |
| 三、准财政活动计量指标的设计 |
| 第二节 税式支出计量指标与成本估算 |
| 一、我国税式支出的计量指标 |
| 二、主要指标的解释与计算方法 |
| 三、我国税式支出成本的估算 |
| 第三节 政府贷款担保的计量指标 |
| 一、政府贷款担保的计量指标 |
| 二、政府贷款担保预计成本计量的主要步骤 |
| 第四节 我国央行准财政活动成本的估算 |
| 一、我国央行准财政活动成本的估算依据 |
| 二、央行准财政活动成本的估算 |
| 三、央行准财政活动的影响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准财政活动报告机制的设计 |
| 第一节 准财政活动报告机制的构成 |
| 一、准财政活动报告的含义与特征 |
| 二、准财政活动报告的作用 |
| 三、准财政活动报告的编制者和使用者 |
| 第二节 制式准财政活动报告的设计 |
| 一、税式支出报告的设计 |
| 二、政府贷款担保报告的设计 |
| 三、金融系统准财政活动报告的内容 |
| 第三节 准财政活动报告的披露 |
| 一、准财政活动报告的披露标准 |
| 二、准财政活动报告的披露方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准财政活动计量与报告体系的管理应用 |
| 第一节 指向良治的准财政活动计量与报告体系 |
| 一、确保法定授权 |
| 二、强化受托责任 |
| 三、提高财政透明度 |
| 四、增强预见性 |
| 五、加强公民参与 |
| 第二节 指向预算的准财政活动计量与报告体系 |
| 一、预算准备与计量和报告体系 |
| 二、预算审查与计量和报告体系 |
| 三、预算执行与计量和报告体系 |
| 四、预算评估、审计与计量和报告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准财政活动管理的国际经验与改革议程 |
| 第一节 国外准财政活动管理概述 |
| 一、西方国家税式支出管理概述 |
| 二、西方国家或有债务管理概述 |
| 三、西方国家央行准财政活动管理概述 |
| 四、其它国家准财政活动概况 |
| 第二节 我国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的思路 |
| 一、加强准财政活动立法,以法律约束政府的准财政活动 |
| 二、建立标准化的准财政活动计量和报告机制 |
| 三、将良治的基本原则融入准财政活动预算过程 |
| 四、建立配套的准财政活动评估和激励约束机制 |
| 五、探索准财政活动预算管理的有效路径 |
| 第三节 我国准财政活动管理改革的优先议程 |
| 一、预算准备阶段的改革 |
| 二、预算审查阶段的改革 |
| 三、预算执行阶段的改革 |
| 四、预算控制、评估和审计阶段的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认真对待国资国企司法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特殊在哪里 |
| 三、宪法规定与司法实践 |
| 四、研究语境 |
| 五、问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立法层面 |
| 二、行政层面 |
| 三、司法层面 |
| 四、为什么以司法治理为进路 |
| 第三节 理论脉络和内容结构 |
| 一、以中国宪制为总基调 |
| 二、从案件审判流程来论述 |
| 三、以司法治理现代化为归宿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公法与私法的交叉学科研究 |
| 二、策略博弈分析法 |
| 三、法律实证研究 |
| 第五节 可能的贡献 |
| 第六节 可能的不足 |
| 第一章 法院受理涉国资国企案件的筛选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1: 不予受理企业改制案件 |
| 二、材料2:能动司法受理涉外案件 |
| 三、材料3:能动司法服务国企改革 |
| 第二节 受理还是不受理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三节 能动还是克制 |
| 一、司法规定 |
| 二、司法实践 |
| 第四节 为什么拒绝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实事求是? |
| 第五节 为什么能动司法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利益均沾? |
| 第六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政治形势判断 |
| 一、司法服从国家治理需要 |
| 二、司法完成改革任务分工 |
| 三、司法确定并发展自主性 |
| 四、小结与反思:进退应矩? |
| 第七节 反思与展望:走向自主型司法 |
| 一、司法与政治:调整权力边界 |
| 二、司法与党政:区分发展方式 |
| 三、司法与改革:确证成果合法 |
| 第二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审理术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4:不良债权系列案件 |
| 二、材料5:稳妥处置“僵尸企业”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金融债权案件 |
| 五、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保护理念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专项资金支持 |
| 二、减免缓诉讼费 |
| 三、开通绿色通道 |
| 四、组建专业团队 |
| 五、出台指导意见 |
| 六、统一协调机制 |
| 七、效果导向:“生病企业”的医院 |
| 八、小结与反思:戴着镣铐跳舞?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审理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螺旋式上升?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权力资源配置 |
| 一、司法治理落实国家治理 |
| 二、司法抑制地方保护主义 |
| 三、司法形塑独立社会功能 |
| 四、司法巧用调判结合方式 |
| 五、小结与反思:过渡性策略?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法律多元主义 |
| 一、法官弥补司法制度不足 |
| 二、司法弥补公共政策不足 |
| 三、建设多元一体法治国家 |
| 第三章 涉国资国企案件的执行机制 |
| 第一节 材料与问题 |
| 一、材料6:债权执行系列案 |
| 二、材料7:基本解决执行难 |
| 第二节 司法规定 |
| 一、涉及上级公司案件 |
| 二、涉及行政部门案件 |
| 三、涉及国企与非公案件 |
| 四、涉及社会稳定案件 |
| 五、涉及产权保护案件 |
| 六、小结与反思:平等保护势在必行? |
| 第三节 司法实践 |
| 一、区别对待执行 |
| 二、案件报告制度 |
| 三、地方保护主义 |
| 四、执行联动机制 |
| 五、执行和解机制 |
| 六、业务指导机制 |
| 七、小结与反思:政策转型导致制度变迁? |
| 第四节 为什么如此执行 |
| 一、党政的策略 |
| 二、国企的策略 |
| 三、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四、法院的策略 |
| 五、小结与反思:司法政治化? |
| 第五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专业化实践 |
| 一、司法提升执行治理水平 |
| 二、司法增强制约行政能力 |
| 三、司法规范执行自主建设 |
| 四、小结与反思:执行的春天到了? |
| 第六节 反思与展望:迈向平等保护 |
| 一、司法理念:平等保护 |
| 二、司法行动:平等制裁 |
| 三、路径安排:党与司法 |
| 第四章 作为涉国资国企案件“立法者”的法院 |
| 第一节 “立法”情况 |
| 一、总体概况 |
| 二、具体情况 |
| 第二节 “立法”特点 |
| 一、回避政治问题 |
| 二、防止资产流失 |
| 三、维护社会稳定 |
| 四、迈向平等保护 |
| 五、夯实司法权力 |
| 第三节 为什么是法院“立法” |
| 一、党的策略 |
| 二、人大的策略 |
| 三、国务院的策略 |
| 四、国企的策略 |
| 五、社会行动者的策略 |
| 六、法院的策略 |
| 七、小结与反思:司法法治国? |
| 第四节 司法角色定位:基于国家治理转型 |
| 一、司法与政治之间的平衡 |
| 二、司法确认公共沟通成果 |
| 三、司法治理推进国企治理 |
| 四、小结与反思:合二为一? |
| 第五节 反思与展望:司法治理现代化 |
| 一、服务:“不换思想就换人” |
| 二、维护:“司法公正阶段论” |
| 三、建构:“主体性司法道路” |
| 第五章 司法治理与法治道路 |
| 第一节 司法双轨制 |
| 一、社会的胜利 |
| 二、国家的胜利 |
| 第二节 为什么博弈 |
| 一、国企治理是政治使命必然要求 |
| 二、国企治理是治理绩效必然要求 |
| 三、国企治理与司法治理分工配合 |
| 第三节 目的:提升合法性与现代性 |
| 一、运动治理与司法治理 |
| 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 |
| 三、法律移植与实践资源 |
| 四、小结与反思:什么是法院的贡献 |
| 第四节 总结与展望:司法自信与法治道路 |
| 一、外部视角:“以中国为中心” |
| 二、内部视角:“以中国为方法” |
| 三、司法治理:“阶段论” |
| 四、展望未来:“变化态” |
| 第五节 反思与检讨:解释限度 |
| 结语 |
| 附件: 论文相关司法解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感恩奋斗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基于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重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主要创新点 |
| 第一章 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与监管机制之变迁 |
| 第一节 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历程 |
| 一、我国股票市场的萌芽阶段(1981年-1992年) |
| 二、我国股票市场的扩张阶段(1992年-1997年) |
| 三、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阶段(1997年-2005年) |
| 四、我国股票市场的纵向探索阶段(2005年-今) |
| 第二节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的发展变迁 |
| 一、监管机制的雏形阶段——地方为主,中央为辅的分散监管(1981年-1992年) |
| 二、监管机制的摸索阶段——中央为主,地方为辅的多头监管(1992年-1997年) |
| 三、监管机制的确立阶段——全国集中统一监管(1997年-2005年) |
| 四、监管机制的磨合阶段——在政府监管与市场自治中寻求平衡(2005年-今) |
| 第三节 我国股票市场现行监管权力之架构 |
| 一、证监会享有股票市场全方位的监管权 |
| 二、证监会派出机构在证监会授权范围内行使监管权 |
| 三、自律机构享有少数的特定监管权 |
| 四、证监会对自律机构的权力行使享有监督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的缺陷及成因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缺陷及具体表象 |
| 一、行政干预市场严重——从“政策市”到“政府救市” |
| 二、人为控制供给数量——股票估值体系混乱 |
| 三、执法不力效率低下——违法违规行为频发 |
| 四、制度缺陷抑制做空——股票价格暴涨暴跌 |
| 第二节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缺陷的成因分析 |
| 一、监管者角色定位成因:所有者与监管者,调控者和监管者角色错位 |
| 二、监管目标成因:宏观调控目标与监管目标错位 |
| 三、监管理念成因:行政管制理念与行政监管理念错位 |
| 四、权力配置成因:边界模糊、配置失当、协调不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股票市场监管必要性的理论基础 |
| 一、凯恩斯主义 |
| 二、公共利益理论 |
| 三、公共选择学派 |
| 四、私人利益学派 |
| 五、监管经济学派 |
| 六、政府监管经济学理论流派对股票市场监管必要性的启示 |
| 第二节 股票市场监管理念的理论基础 |
| 一、奥地利学派 |
| 二、宪政理论 |
| 三、奥地利学派和宪政理论对股票市场监管理念的启示 |
| 第三节 股票市场监管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
| 一、法律不完备论 |
| 二、监管博弈论 |
| 三、法律不完备论和博弈论对监管权边界划分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股票市场监管机制重构之比较与启示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股票市场监管机制的比较分析及启示 |
| 一、美国——政府主导型监管 |
| 二、英国——自律主导型监管 |
| 三、日本——严格政府主导型监管 |
| 四、对我国监管机制重构的借鉴和启示 |
| 第二节 我国期货市场监管对股票市场监管的启示 |
| 一、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期货市场监管之解构 |
| 三、我国期货市场监管之借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我国证券监管权边界重新划分的方法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证券监管核心目标的重新确立——证券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逻辑起点和终极目的 |
| 一、证券监管目标之解析 |
| 二、证券监管需应对的现状 |
| 三、基于国情的监管核心目标的重新确立——保护中小投资者 |
| 第二节 我国证券监管理念的重新确立——证券监管权边界划分的指导思想 |
| 一、监管理念的概念厘定 |
| 二、监管理念的内涵明晰 |
| 三、基于国情的监管理念的重新确定——市场和监管的“双向回归”理念 |
| 第三节 监管目标、监管理念及监管权配置的内在逻辑——“双向回归”监管理念下证券监管目标的路径实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证券监管权边界的划分设计 |
| 第一节 监管权的内外部划分:政府监管与市场自治的边界划分设计 |
| 一、证券监管中的政府与市场:政府管制到市场自治的两极推演 |
| 二、我国证券监管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与互动探讨 |
| 三、注册制改革背景下我国证券发行审核市场分权探讨 |
| 第二节 监管权边界的纵向划分:政府监管权与自律监管权的边界设计 |
| 一、政府监管权和自律监管权配置趋势 |
| 二、证监会与交易所之间的监管权配置分析及设计 |
| 三、证监会与证券业协会之间的监管权配置分析及设计 |
| 第三节 监管权边界的横向划分:政府监管权与相邻部门权力(司法权)边界设计 |
| 一、证券监管司法权介入的方式和特点 |
| 二、当前我国证券监管司法权介入现状和问题 |
| 三、证券监管中政府监管权与司法权的边界与互动探讨 |
| 第四节 监管权边界的央地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证券监管权划分 |
| 一、我国证券监管央地分权历史变迁及现状 |
| 二、我国证券监管地方分权的必要性及其限度 |
| 三、注册制背景下我国证券监管权的央地划分构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股票市场各阶段具体监管制度重构 |
| 第一节 股票发行阶段监管制度重构——注册制改革 |
| 一、现行核准制的缺陷 |
| 二、核准制与注册制的本质区别 |
| 三、从核准制向注册制的改革路径 |
| 第二节 股票交易阶段监管制度重构之一——对持续性信息披露的监管 |
| 一、对市场失灵的修正:信息披露以公开原则为核心 |
| 二、防止政府失灵:信息披露以适度原则为补充 |
| 三、持续性信息披露的强化路径 |
| 第三节 股票交易阶段监管制度的重构之二——增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执法机制 |
| 一、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规制的转变 |
| 二、证券执法价值的重构 |
| 三、执法及行政处罚和现行法律的协调——以内幕交易执法为例 |
| 第四节 股票交易阶段监管制度的重构三——培育多空平衡的市场机制 |
| 一、我国融资融券现实情况分析 |
| 二、多空平衡是投机市场的本质特征 |
| 三、完善做空机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
| 第五节 股票退市阶段监管制度重构——完善退市机制 |
| 一、我国现行股票市场“退市难”问题 |
| 二、注册制下退市制度的改革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农业政策性银行的职能缺陷及其矫正（论文参考文献）
- [1]政策司法化研究 ——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党的政策的法律政治学分析[D]. 刘晓鸣. 吉林大学, 2020(03)
- [2]G银行信用证业务的穿透式审核研究[D]. 刘雅琪.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3]通辽市政府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研究[D]. 宋强. 内蒙古民族大学, 2020(02)
- [4]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问题研究 ——以安徽省安庆市Z村为例[D]. 吴尔. 安徽财经大学, 2020(08)
- [5]惠州地区农村中小银行小微信贷业务政府监管研究[D]. 林彬.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6]P县政府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困境与对策研究[D]. 范军元. 西华师范大学, 2020(01)
- [7]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8]中国准财政活动计量、报告与管理改革[D]. 赵瑞芬.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9]国资国企司法治理实证研究[D]. 谢锐勤.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我国股票市场的监管机制研究 ——基于监管权边界划分的重构[D]. 陈洁. 东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