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南亚大事记(2002.11.1～30)（论文文献综述）
杨薇[1]（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任慈[2]（2020）在《“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文中认为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是对华整体外交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国民党败退台湾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传统的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冲击和挑战。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一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等精英上层人物入境权和迁移权,使之免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将中国留学生打造成美国移民政策和对华外交政策失衡的“调节剂”——既可安抚中国不断攀升的民族主义情感,又能为中美关系服务;另一方面,通过主动减免部分庚子赔款并设立奖学金,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试图教育中国学生使之“西方化”“基督教化”,继而让中国实现“美国化”。中国留学生遂成为美国收获对华贸易利益、扩大对华影响的一项重要工具。以上内容,也构成了美国长久以来具有理想色彩的国际主义对中国留学生政策基调。1949年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关系经历巨变,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遭遇震荡、迎来重要转型,从国际主义逐步蜕变成冷战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政府解决中国“滞留”学生政策的变化,恰是这一转变的重要参照。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让美国无法迈出承认新中国的关键一步。不仅如此,对共产主义思想在留美中国学生间蔓延的担忧,也促成了美国对“滞留”的中国学生进行大规模援助、实施文化外交,进而渗透美国价值观和优越论。旅美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归留问题也成为冷战初期中美斗争的焦点之一。在此过程中,美国通过调整移民政策,赋予旅美中国留学生居住权、工作权、免驱逐等一系列实质性特权,方便亲美及中间派中国留学生完成从留学生到难民再到永久居民的身份转换,让人才为美国政府和社会所用。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强化离境管控,严防理工科领域的中国学生回国,继而从科学技术方面遏制新中国。中断与中国大陆的留学教育交流后,美国在50年代转向吸收港台地区中国学生赴美。至此,遏制共产主义和吸引人才,成为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核心内容,也构成了战后美国总体留学生政策的双重轨道。在中美交往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留学生曾长期扮演着重要的“中间人”“粘合剂”的重要角色,连接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文化理念、语言迥异的两国。然而在冷战初期,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角色和影响更加复杂、多面。他们因所持技能的重要性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中美斗争的一个重要议题;同时因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而开展的外交对话,由于不会引发国际争议、低政治风险和低投入,而被美国政府接受,因此也直接促成了中美官方对话,为两国关于其他问题的沟通提供了契机。更为重要且少为学者探索的是,中国留学生对于美国战后整体留学生战略构建亦有重要作用。首先,历史上对华留学生教育的成功性,是支持和激励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事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中国留学生作为当时旅美第二大留学生群体,也因持有的知识、技能,以及所具备的冷战宣传价值,成为第一批敲开美国移民大门的“有色族裔”留学生。其三,中国滞留学生和来自中国港台地区的学生,或以“战争流亡者”“难民”身份合法留美,或凭借其技术专长成为首选类移民优先入籍,对保守的、歧视性的美国移民政策传统造成了实质性冲击,让移民接收问题更看重移民的政治、经济价值。中国留学生帮助弥合了美国种族化移民限额制度和冷战外交战略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让美国的留学生政策兼具实用主义的人才吸引目标,以及建构美国形象的冷战宣传目标。其四,中国留学生入籍美国,从地缘范围上讲,让美国留学生人才吸引的范围从欧洲拓展到亚洲。美国解决中国留学生身份困境的种种法律政策实践,也惠及了其他在美留学生群体,诸如韩国、印度学生纷纷效仿,带动了战后亚洲国家留学生和技术交流人员曲线移民美国的浪潮,成为60年代国际社会“人才流失”争议爆发的曲序和前奏。
胡超[3]（2020）在《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新加坡从殖民地独立建国之后,博物馆体系从规划、建设到展览等各个层面,如何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对国民身份的表述。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兴建的新博物馆都反映出当时对国民身份的侧重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93年,源自于殖民地官办莱佛士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不断探索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博物馆,并以1985年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览为标志,参与建构“新加坡人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15年,这期间亚洲文明博物馆建成开幕,体现了“亚洲价值观”主导下的文化政策,反映出新加坡的“亚洲身份”;第三个阶段从2015年国家美术馆落成至今,作为建设“世界都市”的文化机构,国家美术馆反映了新加坡的“世界身份”。本文由此提出,新加坡这些身份的“想象”,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相关。在这种框架下,虽然有“新加坡人”身份、“亚洲身份”、“世界身份”这三种不同身份,但它们互相关联,本质上都反映着殖民帝国体系发展而来、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通常聚焦在单个博物馆或收藏。本文则首次将一个国家跨越50年的博物馆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建设,对应着不同时代建构国民身份的侧重。另外,目前对亚洲价值观和世界都市等新加坡国策的讨论,往往强调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原因,本文通过对国民身份在博物馆里的体现,首次论述这些国家政策的提出,也是新加坡国民身份建设的需要,反映着国民身份认同建设对国家政策的驱动。本文这两个创新点,以及整体上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建设关系的讨论,或许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的研究。在全球化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对如何发挥博物馆（美术馆）的作用,促使人们理解不同的身份,增进文化互信,也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李永娜[4]（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研究说明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赵阔[5]（2020）在《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论析》文中指出冷战结束后,南海问题由于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成为影响地区安全局势的热点议题。作为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组织,东盟在南海问题发展和地区安全形势演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以“集团方式”介入南海问题,以“东盟方式”作为行为依据,东盟不断加强各成员国内部协商与对华沟通,推动各方达成共识,为营造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做出积极贡献。东盟的南海政策自冷战后（1992年-2002年）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1992年,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与泰国六国发表《东盟南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标志着东盟南海政策正式形成。在后续发展中,东盟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集团介入、协商一致的特征,并不断推动各方达成政治共识。2002年东盟与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简称“宣言”）,为和平与永久解决有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议创造了有利条件。迈入新世纪（2002年-至今）,东盟南海政策表现出三大新的特点。第一,在东盟所主导的多边地区安全会议及论坛上,将南海问题设置为讨论议题,不断推进南海问题“多边化”;第二,拉拢美国、日本、印度等域外势力介入,加强与域外国家的政策互动,“平衡”地区力量对比与权力格局;第三,推进东盟国家与中国的协商谈判,磋商重点围绕《宣言》的具体落实与“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工作。随着大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博弈加剧,东盟的南海政策不仅影响地区安全局势,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对区域秩序的构建。一方面,东盟通过构筑东盟-中国双边对话机制和地区多边安全机制,不断推进域内合作,为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管控海上分歧提供良好的议事平台。但另一方面,东盟在南海问题上持续引入域外势力,严重影响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南海争端双边解决思路的有效落实。面对南海问题东盟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坚定立场,顺势而为。在政策制定上,要把“双轨思路”不断强化为南海问题的解决路径。在外交实践上,要持续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早日达成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地区需求的区域性规则,彰显中国同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诚意、决心和信心。
黄忠[6]（2019）在《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文中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除了外交技巧和手法,它主要受到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战后之初,日本采取“吉田路线”,外交上对美依存,国内专注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及冷战局势的变化,日本主动或被动地追求自主外交,基于安全保障、经济发展、资源供给等问题,拓展外交的对象与形式,弥补和修复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同时欲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从战后之初的被动外交到自主外交冲动,在此过程中,其对华外交处于怎样的位置、又有怎样的变化,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着名政治家,出任第68代、69代内阁总理大臣,虽然执政时间不长,前后仅554天,但他长期处于自民党及其政权的中枢位置,尤其是历任池田勇人内阁、田中角荣内阁的外务大臣,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上留下了深刻烙印。他处在战后日本政治、外交转型期,经历了中日邦交恢复等重大事件,推动中日友好关系发展,并且提出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通过考察他的对华外交理念与实践,可以了解到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发展脉络。按照历史发展顺序,本文将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置于战后日本外交的大框架之中,结合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思想,辨析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此过程中的“变”与“不变”,并指出其在战后日本外交史中的位置。除了序章和结论之外,全文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是对战后初期日本的对华外交做了概述,指出冷战展开与日本对华政策的原点,并指出了大平正芳“椭圆哲学”及其政治理念。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对华政策间的关系,包括大平正芳对安保问题的看法、其在“LT贸易”中的作用等。第三章阐述的是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代表权问题”、“周鸿庆事件”、石油危机、《中日航空协定》等,此时已显示出了日本的自主外交意识。第四章是集中阐述了大平正芳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外交转折期的总结与展望,从中产生的自主外交意识在大平正芳内阁时期的对华外交中有所表现,如:对华日元贷款、缔结《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访华等。第五章则是进一步论述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间的关系,并将此与中曾根康弘等新保守主义者作比较,从而抽出其对华外交理念在战后日本外交中的位置,以及他对中日关系本身的影响。本文综合运用了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与方法,在战后日本外交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下,基于大平正芳政治外交理念与日本对华政策间的互动,探求其对华外交实践的实质与价值。本文认为,在冷战环境下,大平正芳注重国内政治环境与国际舆论,在坚持对美协调的同时,积极谋求自主外交。在中日关系上,调和反共与贸易间的矛盾,但两岸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迫使其调整对华外交理念。大平正芳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恢复,表现出了老练的外交手腕和务实的行事风格,也体现其“椭圆哲学”的意蕴,以及他的敏锐洞察力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决断魄力。在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期,大平正芳积极摸索政治外交的新方向,提出“战后总决算”、“文化的时代”、综合安全保障、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田园都市等理念,对战后“经济时代”的反思,显示出了“脱战后”以及对国家转型的自觉,这也为之后日本政府提起了方向性政策理念。从战后保守到全面保守、右倾化转变的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理念与作用不容忽视,它既有浓厚的个人色彩,也有着时人共通认识的意味。
叶洪平[7]（2019）在《投射与再造：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川滇黔边区的社会印象研究（1860～1951）》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印象已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既有的相关研究多关注于宏观层面,因此我们很难清晰地了解到不同阶层所塑造的基督教印象。本文即以“基督教的社会印象”作为研究对象和切入点,以近代川滇黔边区的循道公会为个案,考察循道公会在当地各社会阶层中的印象变化过程。第一部分先对川滇黔边区在近代不同阶段在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经济交通的差异性方面做了概述。这是当地不同群体塑造循道公会印象的社会背景。第二部分阐述了循道公会传入川滇黔边区前的社会印象与天主教及“洋人”的相关联系。一系列社会事件使天主教和“洋人”在当地的社会印象较为低劣。受既有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视野的限制,当地群体多将天主教和“洋人”看成整个基督宗教或西方文化。加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观念的汉文化与基督宗教文化的冲突。由此,循道公会在滇黔川边区宣教初期便陷入了困境。第三部分叙述了循道公会传教士宣教受阻后,他们一方面开始在当地大力推行各种事工活动,另一方面也开始将自己的重点布道区域转移到非汉文化社会。循道公会传教士通过各种不同的宣教方式和事工活动再造了自己的社会印象。总体而言,循道公会此时在川滇黔边区的社会印象日趋良好。最后部分先分析了循道公会在汉文化社会、非汉文化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同时也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结合社会心理学的社会印象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循道公会之所以能够在近代川滇黔边区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与其社会印象的再造不无关系。循道公会在近代川滇黔地区的社会印象变迁为我们理解基督教在中国不同社会中的印象提供了一个范本,同时也为我们窥见作为“中心”的各种社会变化及政策对“边缘”的影响提供了一个例证。
区少铨（Au Siu chuan）[8]（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李静美[9]（2018）在《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文中提出当前农村教师补充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稳定性差,亟需建立能使优秀人才“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的农村教师补充渠道。湖南省于2006年探索实施的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计划,获得良好的实践反响。有人说,“中师又回来了”。那么,在不同于中师所处时代环境下,定向培养作为农村小学教师的重要补充渠道何以可行?它是如何实现“有人读”且使毕业生“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其背后的发生逻辑是什么?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较少,且偏重对实施经验、人才培养等的描述性研究,学理分析不足,难以回答上述问题。为此,本研究采取“回溯历史、关照背景、诉诸理论”三维取向,以湖南省为个案,基于嵌入型个案研究设计,综合使用个案研究、调查研究和文献研究,采用并行混合方法设计,对当前社会环境下农村教师定向培养何以可行（何以产生、何以有效等）进行了研究。本研究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理论为原型,加入制度环境稳定性变量,构建了新的制度变迁解释模式,认为农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的产生与中等师范教育的取消有内在联系,定向培养政策产生主要是效率机制在起作用。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初期,取消中等师范教育主要是合法性机制作用的结果,取消中师不仅是师范教育中专学历层次的消失,更是中师培养模式与制度优势的隐没,由此导致一些农村学校失去稳定和高质量的师资来源,师资短缺和质量下滑问题日益突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环境趋于稳定,组织微环境较为积极背景下,效率机制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动力,而定向培养之所以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农村教师培养和补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过程中路径依赖的结果。基于对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验的分析,定向培养成为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落后地区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教师补充的重要方式具有历史必然性。本研究基于对各主体的调查、运用相关理论,采取“数据呈现效果→资料挖掘原因→理论解释逻辑”的分析理路,在和中等师范教育、现有农村教师补充渠道对比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农村教师定向培养何以有效做出解释。研究发现,定向培养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现实和客观需求等相契合,由此招收到了次优生源,培养出了高质量的师范生,补充到了有守诺精神的教师,较之其他补充渠道,更好地解决了农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就生源吸引来看,尽管时代发生变迁,但定向培养能够吸引到次优生源,在于公费教育切合了农民贫困家庭的生存理性、就业保障符合了农民的回避风险逻辑、职业特性契合了各阶层对子女的职业期望。人才培养质量高,与良好的生源质量、系统的教师教育、适当的考核退出机制息息相关,它抓住了农村小学职前教师教育的关键,增强了培养对农村教育的适应性。就到岗留任保障来看,契约机制是关键,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合;同时本地化机制促动契约的自动履行,由此构成定向培养保障师范生到岗留任的内在逻辑。针对实施中存在的争议或问题,并结合调研中各利益主体的诉求,从政策设计、院校培养、实施保障、外部支持等方面提出优化建议。
李新铭[10]（2017）在《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文中认为本论文以缅甸华人商会作为研究对象,具体地讨论从20世纪初到60年代初,在祖籍地中国和缅甸社会的发展脉络下,缅甸华人商会成立的背景、经过及其发展状况,并探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华人商会所面临的挑战和其在运作、功能等方面表现出的特点。缅甸华人商会的发展史,既是商人自身整合和社会、政治参与的写照,也蕴含着中缅两国历史变迁与转型的复杂变量。华人移居缅甸自古有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两者分别被称之为“翻山华侨”和“渡海华侨”。前者构成当今缅甸云南华人之主体,其早期移民活动与传统中缅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后者构成了当今缅甸闽粤籍华人之主体,其成规模的移民活动则始于19世纪中叶英国对缅甸的殖民活动。至20世纪初,缅甸华人社会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同一时期,晚清政府日益重视侨务,对外遣使设领,保护和争取华人及其资本,并积极呼吁或参与南洋各地华人商会的创办。在此背景下,缅甸华人的“缅甸中华商务总会”和“缅甸华侨兴商总会”应运而生,并发展为缅华社会两个最具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华人商会建立起了具有细密性和完整性的章程,形成了科层化的组织架构,而且,在制度化的运作之下,商会的收入有了制度化来源保障,其开支去向亦有合理规章安排。商会作为一个超帮派的社会组织,成为整合包括华商在内的华人社会的对话和沟通平台。在二战前,华人商会在华商的工商业经营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华人民间商事纠纷调处的重要机构。华人商会的功能不止局限于经济领域,其影响力也扩展到更为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中,成为华人社会的领导机构,在缅甸华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领域扮演重要角色。1942年,日本侵缅是缅华社会的浩劫,华人商会被迫解散。从1945年至1948年初,在英国继续殖民统治的三年期间,华人社会进入恢复阶段,华文报刊、华校及华人社团等纷纷复办,商会与各类华人工商业社团也在此一时期重建。商会在复办后,在组织机构与人员安排等方面进行调整,使其运作更为规范化。二战后,缅甸华人同东南亚其他国家华人一样,历经剧烈的社会变迁。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缅甸的独立和中国的新生,使缅华社会在很短时间内面临居住国和祖籍国两个方面剧烈的政治变动,这也使华人商会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在1948年1月,缅甸获得独立,进入了自由同盟执政时期（1948年-1962年）。在这一时期,缅甸政府推行以“缅人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路线,缅甸对外侨的各项政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面对缅甸独立后生存环境变化的挑战,商会加强了与缅甸主流社会的良好政治关系,并以华社代表机构的姿态有限度地参与到居住国的政治生活中,以此维护华社的经济利益。在政治层面之外,商会在缅华社会发挥的功能又有其稳定的一面,一如二战之前,商会依然发挥着多样化的功能,与华人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战后中国政治的剧烈变迁,使商会陷入对中国政治取向的认同纷争之中。尤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共两党在缅华社会的统战争夺,使商会面临政治立场的选择。作为华社的最高领导机构,商会对中国政治的立场影响着华社政治立场的整体走向。在经过激烈争夺后,商会内部的进步力量占据了主导。商会选择站在新生中国一边,成为了缅华社会进步力量的代表。在自由同盟时期,华人商会政治取向的选择,引导了华人社会的发展方向。商会成为宣传和维护新中国形象,以及推动中国政府侨务工作的有力支持者。
二、东南亚大事记(2002.11.1～30)（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东南亚大事记(2002.11.1～30)（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2）“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旨 |
| 二、中美学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基本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意义与不足 |
| 五、概念界定与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中美关系视域下的赴美留学潮 |
| 第一节 “不匹配的齿轮”:中美友好的悖论 |
| 一、“华人问题” |
| 二、中国学生与美国对华政策 |
| 第二节 中国学生:让中国更加美国化的实验 |
| 一、“试验田”与前后相接的留学潮 |
| 二、中国教育自主与美国对华留学政策的博弈(1927—1943) |
| 三、中美战时同盟与美国援助中国学生 |
| 第三节 中美“蜜月期”与赴美留学的高峰(1943—1948) |
| 一、维护同盟与《排华法案》的废除 |
| 二、赴美留学与培训的新浪潮 |
| 三、中国与富布莱特项目 |
| 小结 |
| 第二章 争取人心:美国对中国“滞留”学生的政治化援助 |
| 第一节 中国学生“滞留”问题 |
| 一、“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碎 |
| 二、中国学生“滞留”与“中国人难题” |
| 三、“救中国留学生,救中美关系” |
| 第二节 美国政府政治化的“人道主义”援助 |
| 一、政府资助:中国留学生的“专属特权” |
| 二、“中国留学生紧急援助项目”的出台 |
| 三、“反共第一”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大规模援助 |
| 第三节 “争取人心”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 |
| 一、从“幕后”到“台前”:美国政府角色的转变 |
| 二、美国对中国留学生文化外交的实践的主要内容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外交到移民: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的争夺 |
| 第一节 冷战与中国留学生特权 |
| 一、朝鲜战争前中美两国对中国留学生回国问题的策略 |
| 二、争夺人才 |
| 三、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的离境控制与中国留学生的回国权利斗争 |
| 一、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离境控制政策 |
| 二、“移民扣押”与中国留学生争取回国权利的抗争 |
| 三、美国离境限制政策的松动 |
| 第三节 移民外交:中美两国关于“滞留学生”问题的谈判 |
| 一、中美关于“滞留”人员回国的谈判 |
| 二、远非圆满的中美《1955年平民归国协议》 |
| 小结 |
| 第四章 带动留学生移民——中国学生对战后美国留学生政策的影响 |
| 第一节 留学生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
| 一、从中国留学生到所有留学生 |
| 二、选择留学生 |
| 三、教育交流还是价值观输出? |
| 第二节 “吸引人才”:美国留学生政策的移民效用 |
| 一、冷战与大国的移民选择 |
| 二、可利用的难民学生 |
| 三、“两年规则”的嬗变 |
| 第三节 中国留学生对战后留学生移民的影响 |
| 一、中国“滞留”学生与美国吸引留学生移民的制度化 |
| 二、战后东亚学生移民美国路径的异同比较 |
| 三、“学成不归”与“人才流失”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缘起、内容和意义 |
| 1.2. 现有研究梳理 |
| 1.3. 研究方法、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第二章 新加坡博物馆的“前史”:1887-1965 |
| 2.1. 国家博物馆前身-–莱佛士博物馆(1887-1965) |
| 2.2. 莱佛士博物馆的身份信息:“殖民地臣民(colonial subject)” |
| 2.3. 殖民地身份的影响和讨论 |
| 第三章“新加坡人”身份:1965-1993 |
| 3.1. 建国初期国家博物馆的定位探索 |
| 3.2. “新加坡历史”展览:新身份的视觉呈现 |
| 3.3. 开幕系列展中的“新加坡人”身份 |
| 3.4. “海峡华人”展厅:新加坡人身份vs.华人身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亚洲身份(1993–2015) |
| 4.1. “亚洲价值观”背后的“亚洲身份” |
| 4.2. 博物馆体系的开创与亚洲身份 |
| 4.3. 亚洲文明博物馆:相隔15年的两个开幕展 |
| 4.4. 土生文化馆馆址的符号意义:道南学校 |
| 4.5. 土生文化馆的身份象征:种族和文化的“混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都市(Global City)”身份(2015--) |
| 5.1. “世界都市(Global City)”叙事和身份建构 |
| 5.1.1. “世界都市”的国家定位和文化政策 |
| 5.1.2. “世界都市”的身份意识 |
| 5.2. 国家美术馆的外在身份:建筑、历史和规划 |
| 5.3. 国家美术馆开幕系列大展:三重身份的世界属性 |
| 5.3.1. 本土身份:新加坡艺术史展“你叫什么名字?” |
| 5.3.2. 独立的本地华人身份:蔡逸溪vs.吴冠中 |
| 5.3.3. 东南亚身份:“东南亚艺术”展的寓意与困境 |
| 5.3.4. “世界都市”的艺术中心:“艺术家与帝国”展览 |
| 5.4. 美术馆的“世界都市”身份:寓意与融合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5）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论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学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学者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不足及本文创新 |
| 三、 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框架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南海问题与东盟角色 |
| 第一节 南海问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东盟的角色定位 |
| 一、 以“集团方式”介入南海问题 |
| 二、 以“东盟方式”作为行为依据 |
| 第三节 东盟的政策目标 |
| 一、 协调内部矛盾 |
| 二、 达成地区性政治承诺 |
| 三、 创建具有约束力行为准则 |
| 第二章 冷战后东盟南海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东盟南海宣言》的出台 |
| 一、 冷战后南海重要性突显 |
| 二、 南海问题日趋紧张 |
| 三、 六国签署《东盟南海宣言》 |
| 第二节 从“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 一、 “地区行为准则”的酝酿及其渊源 |
| 二、 东盟内部形成“地区行为准则”草案 |
| 三、 东盟-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
| 第三章 新世纪以来东盟南海政策的特点 |
| 第一节 构建机制平台南海问题多边化 |
| 一、 第一轨道多边机制 |
| 二、 第二轨道多边机制 |
| 第二节 推进域内谈判制定行为准则 |
| 一、 敦促《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落实 |
| 二、 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
| 第三节 引入域外势力推行“大国平衡” |
| 一、 加强与美国的多边政治对话 |
| 二、 深化与日本的海上安全合作 |
| 三、 推进与印度的南海经济合作 |
| 第四章 东盟南海政策的对华影响及中国应对 |
| 第一节 东盟南海政策的对华影响 |
| 一、 调解域内分歧，深化各方互利合作 |
| 二、 引入域外势力，双边解决方案受挫 |
| 三、 “南海行为准则”成为磋商重点 |
| 第二节 中国的应对策略及建议 |
| 一、 坚持互利合作，推进“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
| 二、 强调“双轨思路”，避免南海争端多边化 |
| 三、 积极参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与案文拟定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6）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序章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与大平正芳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日本对华外交 |
| 一、冷战的展开与战后日本 |
| 二、战后初期日本对华外交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的“椭圆哲学”与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农魂与中庸性格 |
| 二、“椭圆哲学”与中庸政治观 |
| 第二章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池田勇人内阁的成立及其外交政策 |
| 一、经济第一:宽容与忍耐 |
| 二、池田勇人内阁的外交政策 |
| 第二节 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内阁 |
| 一、大平正芳与日美安保条约修订 |
| 二、大平正芳与池田勇人关系 |
| 三、大平正芳的政治外交观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贸易 |
| 一、池田勇人内阁的对华经济政策 |
| 二、“LT贸易”协定的达成 |
| 三、大平正芳与对中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
| 第三章 大平正芳与中日邦交正常化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与“中国代表权”问题 |
| 一、“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
| 二、“后继国家方式”构想 |
| 三、大平正芳与“周鸿庆事件” |
| 四、大平正芳访“台” |
| 第二节 中日邦交正常化 |
| 一、大平正芳对华外交认识及理念 |
| 二、石油危机与日本的自主应对 |
| 三、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一、《中日航空协定》的达成 |
| 二、大平正芳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
| 第四章 自主外交意识与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第一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外交观 |
| 一、自主外交意识与国民性 |
| 二、大平正芳的安保认识 |
| 第二节 1970 年代大平正芳的政治观 |
| 一、大平正芳的“战后总决算” |
| 二、大平正芳的政治展望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内阁的对华政策 |
| 一、大平正芳内阁的外交战略 |
| 二、对华日元贷款的实施 |
| 三、大平正芳访华 |
| 第五章 大平正芳的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
| 第一节 大平正芳的综合安全保障论 |
| 一、文化的时代与大平正芳政策研究小组 |
| 二、综合安全保障的提出 |
| 第二节 环太平洋合作构想 |
| 一、环太平洋合作研究小组的设置 |
| 二、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的理念及展开 |
| 第三节 大平正芳与新保守主义 |
| 一、大平正芳新保守主义的意味 |
| 二、中曾根康弘与新保守主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投射与再造：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川滇黔边区的社会印象研究（1860～1951）（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现状 |
| 三、选题意义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川滇黔边区的“未变”与“变” |
| 一、近代川滇黔边区社会管理组织的守旧与革新 |
| 二、近代川滇黔边区传统社会教育的保留与转变 |
| 三、近代川滇黔边区社会经济及对外交流工具的发展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前基督宗教在川滇黔边区的社会印象 |
| 一、印象初见下的“异端”:陶三春起义与石达开部“絮扰” |
| 二、治理权威的挑战者:第一次昭通教案前后官府眼中的天主教 |
| 三、表里怎会不一:第二次昭通教案前后民众眼中的天主教 |
| 四、相似即为一体:义和团运动及余波前后官民眼中的基督宗教 |
| 五、地主与权力的分化体:乡村基层管理者眼中的天主教 |
| 六、类聚后的同一:天主教、“洋人”的社会印象对循道公会的投射与影响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循道公会自我形象的再造及其效果 |
| 一、“我的人”与“他的人”:民国政府官员眼中的循道公会 |
| 二、救赎者:20世纪后民众眼中的循道公会 |
| 三、利益载体与颠覆者:20世纪后乡村基层管理者眼中的循道公会 |
| 四、文化载体与入侵者:20世纪后文人眼中的循道公会 |
| 五、本章小结 |
| 未完结的结语:神圣与世俗的契合 |
| 一、“离合”之间:两种文化体系的社会伦理及风俗与循道公会 |
| 二、盖棺岂能定论 |
| 附录 |
| 附图 |
| 参考文献 |
（8）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目说明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的意义 |
|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限制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於香港史相关的研究 |
| (二) 关於东华三院历史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於东华三院档案的说明 |
| 第一章 东华三院概况 |
| 第一节 从广福义祠到东华医院、东华三院 |
| 一、东华医院成立的背景 |
| 二、从广福义祠到成立东华医院 |
| 三、东华医院中医理念与港英政府磨合 |
| 四、东华医院至东华三院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非医疗功能的拓展及与港英当局的磨合 |
| 一、东华医院救助与善业 |
| 二、海内外社团与东华医院的关系 |
| 三、华人社会仲裁与港英政府价值观磨合 |
| 第三节 东华领袖与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
| 一、买办绅商:面向祖国的年代(1880-1930) |
| 二、官商巨贾:立足香港寻求发展(1931-1980) |
| 三、商界精英:植根香港,回归祖国时期(1981-1997前後) |
| 小结 |
| 第二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上1880-1945)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文武庙义学 |
| 一、设立文武庙义学社会背景 |
| 二、文武庙义学招生动机与扩展策略 |
| 三、文武庙义学办学形式及课程 |
| 四、文武庙义学师资及教学概况 |
| 五、文武庙义学收费及学校管理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义学的早期发展及改革 |
| 一、小学的办学策略、学生入学 |
| 二、小学的学制与课程 |
| 三、义学师资及学与教情况 |
| 第三节 东华医院义学与乐善堂义学的横向比较 |
| 一、校舍规模及办学动机 |
| 二、师资待遇及学历 |
| 三、行政管理 |
| 四、课程与教学法 |
| 五、学生表现 |
| 六、财政收入来源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护士学校的办学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课程设置 |
| 三、入学的选拔及就业出路 |
| 小结: 东华医院义学教育之评价 |
| 第三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下1946-1997)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小学发展概况 |
| 一、战後小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招生动机及学校扩展的策略 |
| 三、小学的收生程序及课程 |
| 四、小学的课外活动 |
| 五、教师的遴选、待遇及专业发展 |
| 六、升学衔接及评量考核 |
| 第二节 东华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东华三院中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教育目的与扩展的策略 |
| 三、课程设置及师资 |
| 四、学生培育及学生支援 |
| 五、学校管理与组织 |
| 第三节 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前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课程设置及教学法 |
| 三、东华特殊学校的办学概况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小结 回归前东华教育之发展 |
| 一、重视教育管理的透明度 |
| 二、重视弱势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 |
| 三、灵活有效募款及服务模式 |
| 四、办学团体主导学校的发展方向 |
| 五、东华三院与内地交流之恢复与加强 |
| 第四章 香港回归以来东华三院教育发展(1997-2017) |
| 第一节 回归以来的东华三院中小学教育 |
| 一、中小学的学校管理架构 |
| 二、中学的学制及课程改革 |
| 三、小学的学制及课程转变 |
| 四、东华中小学课外活动的新趋势 |
| 五、学生培育 |
| 六、东华三院中小学教师发展 |
| 第二节 回归後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转变 |
| 第三节 东华大专教育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院的发展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的结束及中东书院的创办 |
| 三、东华学院发展新里程 |
| 小结-东华三院在特区政府管治下的办学特色 |
| 一、发展东华三院院本德育课程-塑造东华故事 |
| 二、鼓励本地、国内、海外考察交流 |
| 三、办学团体资本强大,对教育发展的强势支持 |
| 四、重视平等机会教育及支援 |
| 第五章 东华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过渡期至回归以後的东华三院教育 |
| 第三节 “东华人”“东华精神”与香港社会 |
| 小结 |
| 结语: 东华教育服务对民办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附表及附图）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后记 |
（9）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二、文献回顾与评论 |
| (一)农村教师主要补充渠道的效果与问题 |
| (二)农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相关问题 |
| (三)简要的评论 |
| 三、内容、思路与意义 |
| (一)内容与思路 |
| (二)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与反思 |
| (一)混合方法的选择与设计 |
| (二)样本情况介绍 |
| (三)研究者的反思 |
| 第一章 国家主导的定向培养：改革开放以来中师兴衰探析 |
| 一、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历程 |
| (一)调整整顿期(1979－1983) |
| (二)发展繁荣期(1984－1991) |
| (三)稳中渐衰期(1992－1998) |
| (四)快速消亡期(1999年以后) |
| 二、中等师范教育的成功经验 |
| (一)政策优势吸引了优秀生源 |
| (二)精准培养保证了教学胜任力 |
| (三)定向制度保障了供给与稳定 |
| 三、取消中等师范教育的现实反思 |
| (一)关于取消中师的三种解释 |
| (二)对现有解释的现实反思 |
| (三)关于取消中师的新解释 |
| 小结 |
| 第二章 地方驱动的定向培养：农村教师定向培养政策回归 |
| 一、启动背景 |
| (一)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 |
| (二)农村教师长效补充机制并未形成 |
| (三)农村教师老龄化严重与补充不足共存 |
| (四)中小学教师职前培养存在诸多问题 |
| 二、实施历程 |
| (一)酝酿准备 |
| (二)启动实施 |
| (三)深化完善 |
| 三、学理反思 |
| (一)政策的产生：效率机制起主要作用 |
| (二)政策的选择：路径依赖的结果 |
| 小结 |
| 第三章 为什么选择读：农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生源吸引分析 |
| 一、生源吸引状况 |
| (一)生源质量“次优化”,且有内部差异 |
| (二)生源来源“农村化”,农村和县城生源质量有差别 |
| (三)中下和中中层报考为主,但二者亦有差别 |
| 二、生源吸引原因：为何报考 |
| (一)报考决策的宏观调查 |
| (二)报考决策的微观深描 |
| 三、生源吸引逻辑 |
| (一)公费教育切合农民贫困家庭的生存理性 |
| (二)就业保障符合农民的回避风险逻辑 |
| (三)职业特性契合各阶层对子女的职业期望 |
| 小结 |
| 第三章 为什么选择读：农村教师定向培养的生源吸引分析 |
| 一、培养质量如何 |
| (一)定向师范生的素质表现 |
| (二)定向教师的能力体现 |
| 二、缘何有高质量 |
| (一)优质生源是质量保证的基础 |
| (二)系统的教师教育是质量保证的根本 |
| (三)考核退出机制是质量保证的“助力器” |
| 小结 |
| 第五章 为什么下得去、留得住：农村教师定向培养的到岗留任保障分析 |
| 一、到岗留任状况 |
| (一)定向师范生履约到岗情况 |
| (二)定向教师履约留任情况 |
| 二、到岗留任原因 |
| (一)到岗(下得去)的原因 |
| (二)留任(留得住)的原因 |
| 三、到岗留任保障逻辑 |
| (一)契约机制是到岗留任保障的关键 |
| (二)本地化机制促动契约的自动履行 |
| 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教师定向培养的反思与建议 |
| 一、定向培养的必然性：农村教师补充的方向？ |
| (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在一定时期内一些地区存在 |
| (二)农村教师需要专门准备或培养已成为各国广泛共识 |
| 二、定向培养的有效性：制度变迁路径的视角 |
| 三、定向培养实施中的主要争议或问题 |
| (一)初招学生选择自主性问题 |
| (二)初招项目优质生源冲突问题 |
| (三)专门化培养与再就业问题 |
| (四)定向教师个人发展问题 |
| (五)定向培养经费分担问题 |
| 四、定向培养实施的优化建议 |
| (一)明确制度完善环节,保证项目生源质量 |
| (二)建立二次进退机制,尊重学生自由选择 |
| (三)注重乡土情怀培养,完善农村教师教育 |
| (四)优化服务期制度,促进教师稳定与发展 |
| (五)厘清各级财政责任,完善经费保障体制 |
| (六)改善外部环境,提高农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情况 |
（10）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缘起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东南亚华人商会研究 |
| 二、缅甸华人研究 |
| 三、缅甸华人研究的不足及前瞻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材料来源及论文框架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材料来源 |
| 三、论文框架 |
| 第二章 缅甸历史发展、中国移民南来与缅华社会之建构 |
| 第一节 缅甸的历史发展 |
| 一、从蒲甘王朝时期到“掸族统治时代” |
| 二、东吁王朝时期(1531-1752) |
| 三、贡榜王朝的前期(1752-1823) |
| 四、三次英缅战争与缅甸沦亡(1824-1885) |
| 五、英国在缅甸的殖民统治(1886-1942) |
| 第二节 滇民南来与缅北华人社会 |
| 一、元代之前的中缅贸易与入缅“羁离未还者” |
| 二、元明时期的中缅贸易与华人移民 |
| 三、清代前期的中缅贸易与华人移民 |
| 四、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叶滇缅贸易的质变与华人社会的发展 |
| 五、滇缅陆域的华商网络 |
| 第三节 闽粤移民南来与缅南华人社会 |
| 一、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1826)前后的缅南华人社会 |
| 二、第二次英缅战争(1852)之后的缅南华人社会 |
| 三、缅华社会之建构:以华人社团的形成和发展为视角 |
| 小结 |
| 第三章 华人商会的创办与运作 |
| 第一节 华人商业社团的出现 |
| 第二节 华人商会的创办 |
| 一、晚清侨务政策与南洋华人商会的建立 |
| 二、缅甸中华商务总会(缅甸华商商会)的创办 |
| 三、缅甸华侨兴商总会的创办 |
| 第三节 组织机构 |
| 一、中国商会的组织机构 |
| 二、缅华商会的组织机构 |
| 第四节 经费收支 |
| 一、经费来源 |
| 二、经费开支 |
| 三、财务运作和财产管理的制度化 |
| 小结 |
| 第四章 战前华人商会 |
| 第一节 商会与华商的整合 |
| 一、战前华人工商业经营状况 |
| 二、商会与华人社群的整合 |
| 第二节 商会与华商的商事调解 |
| 一、文献记录中所见商事调解案的案由与类型 |
| 二、商事纠纷调解的制度化操作 |
| 第三节 商会与缅华社会 |
| 一、扮演缅华社会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桥梁 |
| 二、协调华社力量,统一华人行动 |
| 第四节 商会与缅华社会的在地政治参与 |
| 小结 |
| 第五章 日本侵占与英国重返缅甸时期(1942-1948)的华人商会 |
| 第一节 日本侵缅对缅华社会造成的浩劫 |
| 第二节 英国重占缅甸时期华人社会的恢复 |
| 一、缅甸华人的难侨返缅“复员”工作 |
| 二、华人经济的恢复 |
| 三、各项事业的恢复 |
| 第三节 商会复办及新兴工商业社团的出现 |
| 一、华侨兴商总会的复办 |
| 二、华商商会的复办 |
| 三、工商业社团的复办、创办和“四大工商团体”的出现 |
| 第四节 商会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的调整与改变 |
| 小结 |
| 第六章 独立建国初期(1948-1962)的华人商会 |
| 第一节 自由同盟时期缅甸政府的华人政策 |
| 一、国籍问题 |
| 二、移民与外侨管理政策 |
| 三、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商会的经济职能 |
| 一、华人经济的发展变化 |
| 二、商会与华商经营的商事规范 |
| 三、商会与商事调解及其个案 |
| 第三节 商会与缅甸政府的关系 |
| 一、独立运动中的商会 |
| 二、商会与缅甸政界的关系 |
| 三、商会辅助缅甸政府处理华社事务 |
| 四、宣达和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法令 |
| 第四节 商会的社会活动 |
| 一、商会与华人社会的发展 |
| 二、商会的社会救灾活动 |
| 第五节 商会与中国的关系 |
| 一、缅甸政府对缅华社会政治取向的影响 |
| 二、中国政治变迁引发商会内部的认同纷争 |
| 三、商会推动中国认同与辅助侨务工作 |
| 小结 |
| 第七章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东南亚大事记(2002.11.1～30)（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2]“移民和外交”视野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及影响研究（1949-1957）[D]. 任慈.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3]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D]. 胡超.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7)
- [4]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5]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政策论析[D]. 赵阔. 国际关系学院, 2020(08)
- [6]大平正芳对华外交理念及实践[D]. 黄忠.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7]投射与再造：基督教循道公会在川滇黔边区的社会印象研究（1860～1951）[D]. 叶洪平. 云南大学, 2019(03)
- [8]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农村小学教师定向培养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D]. 李静美. 东北师范大学, 2018(12)
- [10]缅甸华人商会研究（20世纪初至60年代初）[D]. 李新铭. 厦门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