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展览联盟联会在香港举行（论文文献综述）
赵跃[1]（2020）在《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世界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区宋庄作为研究对象,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社会变迁,以及宋庄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考察中国艺术区发生和发展的本土化实践之路,从艺术界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化变迁的实践策略。宋庄的研究价值在于其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和矛盾性,变迁中的艺术实践调动了本土文化中的“关系世界”,系统与个人能动性的交互在各个维度被激活,“变迁的危机”“历史的矛盾”“重构的试错”等。在本土与全球、现代与前现代、精英与大众、制度与精神、自由与公平、消费与审美的文化冲突中理解宋庄,有助于我们对本土文化复杂性的深刻自觉,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艺术界和当代中国。本文将问题聚焦在艺术界的关系交互和文化系统的再生产上。从最初的画家村的“乌托邦”想象,到市场繁荣下“艺术家社区”的生态变迁,再到政府主导下的“艺术创意小镇”的不断自觉,宋庄的每一个时期都在“关系世界”的参照中进行着创造性的文化交互和文化再生产。从“乌托邦”的建构与实践,到“自觉的错位”和“期待的不对等”;从系统的功能分化,到“官民共创”的创造性实践;从时代中的“艺术区消亡”,到“艺术超链接”的实践创新,宋庄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艺术界的角度展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全球化”和“社会转型”时的行为模式和精神图示。本文希望从艺术界关系交互的实践策略出发,为了解中国艺术界的变迁动因以及当下文化实践提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宋庄的历史实践表明,艺术的创造是一张网,而人的能动性和社会系统的衍化高度“混融”。艺术实践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更多表现为一种“自我观照”的能力,艺术开始真正回归日常生活。而艺术界的意义在于,宋庄用近30年的实践证明了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强大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重要启发意义,那就是艺术界是一个有关希望和创造的想象共同体,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我们不断在本土文化的“关系网络”中寻找精神自觉和文化生态的和谐,以不断生产希望和勇于创造的精神面对未来的风险和挑战。这也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反思文化艺术的社会价值,更是本土艺术界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温子坚[2]（2019）在《二战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文中认为加拿大的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是加拿大国内影响力较大的华人社团群体,一直以来是维护加拿大侨社稳定的中坚力量。二战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组织形态与社团的主要功能发生了变化:其组织形态主要受到战后华人移民情况变化的影响,尤为突出的是社团出现了众多的女性会员,在社团领导层也出现了不少能力卓越的女性面孔,粤籍社团内部甚至出现其他族裔的会员;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生存环境的改善,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发挥引导华人扎根加拿大的政治功能,鼓励华人参政来保障华人的政治权益;近年来,尽管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办的华文学校日益衰落,但是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在当今中国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大背景之下,依然发挥在海外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中加两国在当代有着许多相同的利益,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在当前发挥自身扎根加拿大久远与熟悉两国政治民情的优势,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牛桂晓[3]（2019）在《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文中认为中国的公共卫生运动最早是由基督教会倡导和组织的。1901-1937年间,中国基督教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公共卫生运动。基督教会之所以在中国发起这项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公共卫生运动在西方兴起以后,伴随着全球化进程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成为基督教会在中国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时代背景。其次,中国卫生行政的不完善、卫生状况的落后,以及民众卫生观念的缺乏,引起了来华教会的注意,这是教会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重要前提。同时,公共卫生也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国内舆论对公共卫生的探讨日益增多,这些都为公共卫生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条件。最后,公共卫生运动适应了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需要。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教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以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要求。公共卫生运动成为适应基督教在华发展和教会传教需要的方式之一。因此,1901-1937年间,基督教会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公共卫生运动。1901-1937年间,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全面发展阶段以及调整和转变阶段。在此期间,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展演进体现出三个发展趋向。在办理模式上,公共卫生运动从教会自办发展到与政府合办,得到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并被逐渐纳入到政府的公共卫生运动中去。在活动内容上,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从卫生宣传扩展到其他领域,如环境卫生、疾病防治、学校卫生、妇婴卫生、劳工卫生等,同时也开始在培养公共卫生人才和创办卫生实验区上进行尝试。在空间范围上,教会公共卫生运动逐渐从口岸城市扩展到内陆腹地和乡村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公共卫生运动的不足,使得公共卫生运动的空间大为扩展。教会在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形式来宣传和践行近代卫生理念,如发行卫生读物、开展卫生教育运动、改良城乡环境卫生、进行疾病防治等等。其中,卫生读物或倾向于剖析卫生医理,或注重传播卫生知识,或采用口语,或用文言,适应了不同阶层民众的需求。卫生教育运动以宣传卫生知识为中心,通过卫生游行、展览和演讲等方式引起社会各界对卫生的注意,被称为“走进中国城市的卫生表演”。在环境卫生方面,教会不断改善教会医院的卫生状况,并以此作为示范,将环境卫生推广开来,在社会上开展了清洁运动、灭蝇运动和改良厕所等活动。在疾病防治方面,教会开展了种痘运动、防疫运动、预防肺痨和性病等活动,使民众认识到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的重要性。教会在面向大众开展公共卫生运动的时候,一些特殊的群体也引起了教会的关注。首先,教会人员的健康问题得到了教会的重视。教会最初选派医学传教士就是为了保证传教士等人员的健康。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教会已经不满于消极的医治传教士的疾病,而是采取积极的措施,如对教会人员进行定期检查、预防接种疫苗以及在教会活动场所开展卫生运动等,来保障教会人员的身体健康。与此同时,教会学校学生的健康问题也引起了教会的注意,教会逐步采取措施健全了校医制度,并开展了学校卫生运动。教会还将注意力投向妇婴卫生和劳工卫生等领域,开展了儿童卫生运动、妇女卫生教育、生育卫生、劳工卫生运动等,以培养国民卫生的基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涵盖卫生教育、防疫和保健等多个领域,是一场现代卫生知识和理念的宣传运动。它开创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运动的先河,对当时民众卫生意识的觉醒、地方卫生事业的发展和政府卫生运动的开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此同时,随着国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出现,知识精英认识到卫生与民族、国家间的关联。这使得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引起了历届中国政府的注意,并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展开了合作。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运动密切了教会与中国社会的联系,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当时,教会开展了各式的卫生布道活动,如卫生大会布道、卫生文字布道、特殊医疗机构布道、乡村卫生布道等,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总之,在公共卫生诉求和传教布道的双重影响下,教会开展的公共卫生运动拓展了传教的途径,促进了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同时运动又将卫生与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将卫生作为强国强种的根本,从而又使其具有一定的民族主义色彩。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受到内外环境的诸多限制,如政治环境、社会发展水平、传教政策以及组织的不完善等,使得教会的卫生运动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是,它在客观上传播了卫生知识,唤起了民众对卫生的注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区少铨（Au Siu chuan）[4]（2019）在《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创建于1870年的东华医院,是香港历史最久远及规模最大的慈善机构,设立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及社会服务。至2017年,东华三院在全香港设有超过300个服务单位,雇员人数逾一万名。自1880年开始在香港提供教育服务,在香港共设有52所学校,包括专上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特殊学校的完整教育体系,为香港最具规模的办学团体之一。东华医院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初一段长时间内,曾一度是华人社会的权力中心。东华医院的董事集中了香港社会上举足轻重,及具有名望的华人绅商,属于士绅阶层的东院董事,经常负起排解纷争、维持地方秩序的责任。英政府亦乐意透过东华医院来维持华人的社会秩序。东华医院故此一直有特殊的社会地位,直至二次大战之后,方才日渐减退。本文以东华三院（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兴办教育的过程及其教育服务的变迁为例子,探讨民间非牟利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在香港社会经营教育服务的态度及实况。本文通过研究香港政府对东华教育服务的扶助及干涉的情况下,东华如何扩大其服务范围,改变课程和教学,由塾馆演变为现代化的多元教育机构。本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是简介东华三院的历史发展,概括说明从广福义祠至建立东华医院,以及三所医院联合组织成“东华三院”的历史背景。东华三院除赠医施药外,更同时兼及社会福利服务,东华总理在不同的阶段,开展的社会服务皆有不同特色,救济范围广及国内外同胞,也反映了东华三院和港英政府、中国政府、海外华人的互动情况;第二章是说明东华兴办教育的第一阶段,东华自1880年利用文武庙捐款收益从事教育服务,创办第一所义学,从私塾形式扩展至现代化的小学,为贫苦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发展过程,其间义学在课程及管理上皆改了重大的改革,进而与另一历史悠久机构香港乐善堂义学作横向比较,以分析东华教育在当时发展的水平;第三章是叙述东华教育发展的第二阶段,战后东华三院全面恢复教育服务,及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东华三院配合政府的发展步伐,着手开办中、小学、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发展正规和系统化的教育服务。到了 1997年,东华三院的教育进入了第三阶段,在配合政府的教育政策的前提下,学校课程及活动上皆有不同的调适,而且发展了东华三院的德育课程,以建立“东华人”对国家及办学机构的归属感。东华三院亦与时并进,配合社会的转变和市民的需求不断改善及扩展包括大专等各项教育服务;影响东华三院教育发展的因素很多,政治的影响及“东华人”精神尤其是突出的方面,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特区政府、香港社会的互动上,皆有超越其他办学团体的优势;东华学校重视价值教育,品德培养,因此栽培了众多出色的毕业生,这些“东华人”反映了“东华精神”,在香港各行各业均发光发亮。研究显示,东华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民办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从办理学校的经过观之,东华在经费取得、学校的管理、发展策略与政府的交涉,均有其成功之处,总结东华成功从传统民间慈善机构转型为现代化的多元办学机构的成功经验,能为中港未来民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模式。
郑名烈[5]（2018）在《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末至民国期间,大批福建和广东的移民往英属马来亚迁徙,在当地建构了华侨社会。这些中国移民选择南迁,一方面是因为家乡受民军和土匪的扰乱,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加上闽粤沿海地区的人民拥有出洋的便利性。另一方面是英属马来亚有大面积适于种植农产品的土地,以及丰富的锡矿苗,需要大批劳工的进驻,因而英属马来亚成为闽粤人民的主要移民地之一。笔者以永春社群为研究对象,尝试透过永春社群来解析华人从中国移民到英属马来亚的历史发展变迁过程。南来的永春移民从事的职业深受离乡前的谋生方式所影响。离乡前住在永春商业活动最发达的县城附近地区者,南来后大部分仍旧以经商为业。而原先以务农耕作谋生者,尤其居住在远离县城的乡区者,南来后多半继续依靠劳力投入拓殖垦荒的活动来维持生活。永春人在移民过程中,原乡的血缘和地缘的纽带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亲带亲、邻带邻的亲族移民模式,让永春移民在英属马来亚产生群聚作用。在英殖民政府的半自治政策下,本着克勤克俭的精神,永春移民在马来半岛站稳脚跟后建构了永春会馆,同时也投入创建坟山和学校的社会建设。在大多数情况下,永春移民是融合在福建社群内,整合各个福建次方言群的力量进行社会建设。永春会馆、家族会组织,以及桃源俱乐部和坟山组织为永春社群建构的社会组织。各地方的永春移民即是透过这些组织把永春同乡凝聚在一起。马来亚独立前,各地永春会馆之间鲜少互动,唯在中国永春发生匪祸之后即掀起新、马两地的永春移民展开救乡运动,各地方的永春会馆开始有了连接。日本侵华期间,英属马来亚掀起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多个地方的永春会馆领导人均参与筹赈运动,其中尤其吉隆坡永春移民更落力的推展购买国债救国的活动。马来亚独立后,全国各地22个永春属会联合组织了马来亚永春联合会,分散各地的永春社群正式整合在一起。1993年,世界永春联谊会也宣告建立,永春社群也进行跨国网络的建构。从移民到落地生根,自落地生根到建设在地社会,从立足英属马来亚到关怀祖籍地,参与孙中山革命运动和支援祖国抗日救亡运动,到整合马来亚永春社群,最后又反馈乡里、参与乡里的投资建设工作,除了呈现出永春社群的认同变迁之外,也反映了中国移民到英属马来亚后因应社会变迁而作出必要的调适,从中亦可窥探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变迁的轨迹。
张光润[6]（2018）在《袁同礼研究（1895-1949）》文中指出袁同礼,字守和,祖籍直隶安肃,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生于北京南横街本宅,1965年病逝于美国华盛顿。在他出生之年,造就“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已在甲午海战中幻为泡影,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变迁的大事件已是山雨欲来。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发轫”于三年后的戊戌维新。他在这场巨变中养成了新知和旧学,并以发展图书馆事业回应了那个时代,成就了自己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中的先驱地位。1949年初旅美定居之前,他不仅领导全国最大的国立图书馆,并将它带向了世界,深度参与了近代社会的变迁。有关袁同礼的研究,近三十年来逐渐受图书馆界关注,相关专题论述层出不穷,至今仍是方兴未艾,但由于资料和视野所限,历史学界有关他在近代社会变迁上的讨论,尚不多觏。有鉴于此,本文在借镜图书馆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他学问和事业中的若干大事件作深入研究,着重强调其在近代变迁中的独特意义,并力图通过这些研究进一步拓展、丰富和深化袁同礼研究应有的内涵。全文除绪论、结语和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外,主体部分由四个专题研究组成,分别从家世、成学、学问和事业方面作系统论述。第一章论述袁同礼家世及成长的时代,分析袁家由农村迁居城市的近代意义,及袁同礼童年成学时的新旧知识比重。第二章研究袁同礼近代知识结构的形成,既详论北大预科的成学背景及成绩,也重视在清华学校的第一份图书馆职业,及游学欧美对近代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清华学校部分,也简单梳理了近代图书馆史的发展特征;游学美欧部分,则着重讨论他在近代群学意义上广泛参与各种学术组织,及以近代目录学为中心的图书馆学新知的养成。第三章学问篇以《永乐大典》的访求和研究为例,结合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北平图书馆的任职经历,系统研究他的15篇研究成果,详述其中的编目方法的近代转变,典籍观念的新旧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永乐大典》由流散史到阅读史的转变。第四章事业篇则以他去国之前精力所萃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为研究对象,从他宣示中外的三条立馆宗旨出发,分节论述他带领北平图书馆走向世界的近代化进程,以及这一进程所具有的近代意义。文末所附《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是撰写本文的资料长编,也是对正文的有益补充,为研究袁同礼在近代巨变中的独特地位提供了相对翔实的背景。
陈永华（Chan Wing Wah）[7]（2017）在《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人移民外地的历史悠久而且漂洋过海无处不到,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人移民异地先侨居,後发展为落地生根,与当地非华族主体共存共荣,渐次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把中国文化习惯、物质文明带到异地,经历多年累积构建而成当地多元化民族和多元文化的一分子。同时华侨散布各国,进一步把中国文化发展为世界性的中华文化。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研究可追朔100年前之清末民初。但由於华侨华人事务、活动繁多,分布的地域国家也非常广泛。於是有着众多可供历史研究的选材下,多数学者的着作是华侨在某国家、某地区生活状况的国别史,或是专科领域的教育、媒体、经济、宗教和社团等,或是专题专案的关於成功企业家、革命家（对中国近代政治而言）、某类物质文明或个别乡族文化。对於海外中华商会或某国家中华商会的专门研究是稀少。发掘海外中华商会的重要性,是近年的事。中国在开放改革後,市场经济重新成为中国经济的另一半。商业活动、商人和商会又在国内蓬勃起来,连带推动对近现代中国商业活动和商人组织的经济、社会功能的研究。对中国的商业、商人、商人组织的活动和历史展开研究,除了在中国近现代史有学术价值外,实际重要意义是帮助中国寻找一条合适自已的经济发展之路。在20世纪末的90年代,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领导团队对中国商会历史作出大规模系统性的研究,继而引发连串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商会研究热潮。进入21世纪,全球急速一体化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开放的政策加大力度。政府修改了 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来、走出去”的被动战略转变为21世纪的主动方式“走出去、引进来”。在上世纪末,中国“崛起”的现象已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在未来10年中国对全球的经济影响力再度攀昇是可以预期的。另一个影响中国和印尼的关系而又与印尼中华商会相关的是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中、印两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与世界华商网络接轨。同时段中国商会学者也发现中国的商会组织随华侨移民海外,并且已经自然发展成为遍布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华商会网路。他们在中国商会的档案中也发现中国的商会与各地海外中华商会曾经有着长期紧密的关系和通讯。因而在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内着名华侨历史研究大学的支持下对海外中华商会（南洋区）的专门研究。南洋区是中国人最早移民也是最多华侨的地域,其中以印尼为最突出。估计印尼华人人口在1000万以上,是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族群的居住国,当地华商更是印尼经济的主力。可是至今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是稀少。在众多印尼国别史上,学者往往侧重於教育、经济、宗教等明显社会议题的论述。即使在社团的研究论着中,有关印尼中华商会的内容也是稍有涉及,通常是放在业缘社团中的一栏目,给予小篇讨论。从而忽视了中华商会对中国、印尼关系和印尼华人近今100多年历史的重要贡献。论文是采用“总体式”专题研究的方法。印尼中华商会定义为:由印尼华侨华人在印尼成立的商会,组织成员为华商,商会主要服务对象为华侨华人,并承传着中华文化。总体史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把握和审视是宏觐的,切入是微观的,描述是全方位的,观察包括了“时段性”和“统合长时段”性两种。在研究分析时也可用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具体的说,论文是对印尼中华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进行研究。透过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研究看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会三者之间复杂的联系,看印尼中华商会与上述三个政社群体之间的关系,看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论文选择了“中、印关系”作为宏观环境的切入角度,以在过去115年内中、印关系和中华商会的重要事件作为分时段的指标。经过四章的“时段”性分析,清楚显示了印尼中华商会在不同的时段,都对中国近现代史里的中、印关系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时段,她的角色扮演和功能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中、印关系中的三大政社群体,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人都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最後,综合各时段的研究结果显示出一个动态式的观察来,它成为评论印尼中华商会对中、印关系的总体作用的基础。在中国、印尼近今115年的历史里,两国的内、外政局急剧变化带动着中、印关系的起伏。生存在中、印两国之间的印尼华侨华人固然是两地关系的重要元素之一。在20世纪前,印尼华侨可以说是中、印关系的始祖。到了清末之後,中国和印尼两地政府才成为中、印关系的主导者。由清末至1958年,当时代表着华侨的总机构-印尼中华总商会承担着重大的时代任命,带领着印尼华族在异国生存,维繋着与中国、印尼两国政府和华侨民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後进行社会主义建国,政府没有使用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里发挥功能。不幸地,在1965年印尼军事强人苏哈托施行邀进的同化华人政策,取缔了所有华人社团包括中华商会在内。从此时计算,印尼中华商会消失了 36年,到苏哈托被推翻下台三年後的2001年才得以复办。在进入21世纪初的15年,印尼中华商会再度在中、印尼关系中发挥她专长的经济功能,成就不少中、印经济贸易合作的成绩,使印尼渡过国家经济重大危机及帮助中、印两国修补过去的历史伤痕,为两国建立全面的战略性夥伴关系出了一分力。总的来说,印尼中华商会在历史的激流里,仍能保持她在中、印关系中的重要位置是靠着他们儒商智慧和坚毅的精神。她使用“三赢”的方程式使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同得益处,其中以经济益处为最基本;并适时地调和这三方面的关系,减少矛盾冲突,加强政治互信,为华侨和中华商会寻求最大的生存空间。在21世纪未来的中、印关系,相信印尼中华商会也会采用这个曾经被长期使用并证实为有效的“三赢”方程式去做出贡献。而且在2015年中、印两国刚宣布了两国的长期经济大战略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经济”,明显展示了双方在国家经济发展方面有非常强的互补性。以中、印关系现时的良好走势看,印尼中华商会在调谐印尼华人与中、印政府的关系是较为容易。但印尼中华商会的三赢方案并不是必胜的。从四个歴史时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是中华商会的作用和“三赢方案”成效与当时“印尼华人国家认同”的争议情度有密切的关系。印尼中华商会的功能作用基本上是经济性质。但在不同时段的中、印内外政治环境形成不同的中、印关系状态时,三个主角,中国政府、印尼政府和印尼华侨社群会赋予它额外的政治、外交、社会文教等其他重要任务,调教着它在不同时段的角色。印尼中华商会未来的挑战仍然是在“印尼华人的国家认同”争议。2015年7月一批“反华人”的人士组成了“原住民党”,并故意在8月17日印尼国庆日宣布,制造声势。现今世代,世界各国普遍认同国家有责任对国民作出一生的教育、照顾和保护,换取的是国民必须向国家效忠。是一种法理上的承诺。入了外国籍的华人对国家效忠必定是他们的国籍国,是法理上必须要做。如果他们的行为有损国籍国的利益时,必被定为叛国罪行。但在法理以外的感情归属,则各地民族和各人也有不同。人类的情感归属效忠对象可能是出.生国、或是居住国、或是祖籍国,甚至是宗教信仰。但不竟华人问题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敏感问题。中、印关系的三大主角,中、印两国政府和代表印尼华人的重要社圑,必须要合作,共同面对,主动地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难题。笔者以印尼中华商会为历史研究个案,在论文开始写作之前,并未感到使用“总体史”研究范式的特点和好处。但使用後,意识到它是研究专题个案的很好方法。采用了“总体史式”的方法,能把印尼中华商会的特性和历史角色看得明白,也能总结出印尼中华商会“成功”、“失败”的因素和导致她在近今115年的中、印关系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原因。继而本着“监古知今”学习历史的态度,推论印尼中华总商会在21世纪中、印关系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相信此论文不单是一篇对印尼中华商会多面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印经济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的一篇辅助参考。
陈明辉[8]（2017）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文中提出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社会的救国思潮相结合,形成了影响广泛的体育救国思潮,极大地促进了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然而,重要的国内外赛事和全国性体育组织几乎都掌握在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代表的外国人手中。随着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收回体育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热心体育事业的社会名流及一批受过体育专业教育的体育专业人才的共同努力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24年正式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发展、停滞、复会、恢复重建,直至改组的曲折历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先后采用董事制和理监事制,不断完善组织的内部结构,同时制定了较为规范的议事制度和内控制度,从制度上保证了组织的有序运行。以张伯苓、王正廷、沈嗣良、董守义等为核心的领导群体成员热心会务,并通过邀请社会各界名流担任职务等方式,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网络,对中华体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编译、发行体育书刊,举办体育讲习会、体育讨论会和体育培训班,组织体育表演团,派遣体育指导员,联络社会各界名流、放映体育电影及举办体育展览等方式积极传播体育,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育观,而且还通过组建各种社会体育组织,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使得体育空间不断拓展,逐渐由学校推及社会,由东部地区扩散至西部地区,推动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社会化和普及化进程,促进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和扩散。在此过程中,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通过与政府开展广泛的合作,使得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得以扩展、国家渗透能力和政治控制能力得以增强,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随着各种体育赛事的发展,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逐渐建立起一个包括统一的赛事规范、多层次的赛事格局、多元化的赛事目标、中西合璧的赛事内容及现代化的体育设施等在内的较为完善的体育赛事制度,推动了民国时期体育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进程。此外,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还以体育为载体开展体育慈善活动,扩展了社会体育事业的范畴和体育文化的内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起到了补助政府行政之作用。作为民国时期社会体育事实上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不仅积极发展国内社会体育事业,而且代表中国开展国际体育交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不仅致力于加入国际体育组织,主办、参与国际体育赛事以及开展国际体育间的交流与考察,而且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华传统体育,极大地推动了以奥林匹克运动为代表的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推动中国体育国际化进程的同时,还借助国际体育舞台,开展体育公共外交,在展示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提高中国国际地位,敦睦邦交及维护国家利益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推动了中国融入世界的脚步和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崔龙健[9]（2016）在《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全称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是抗战时期具有相当整合能力的民间慈善组织。它正式成立于1937年10月2日,经中国红十字会授权许可,独立从事抗战救护活动。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由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合作组建。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各界群起参与救护,但是随着战线不断内移,伤兵和难民人数不断增多,各慈善救济团体遇到经费不足等诸多困难,于是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均向中国红十字总会前会长颜惠庆呼吁成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在更大范围内更有效地组织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工作。正是在颜惠庆的积极联络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得以成功创建,以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建立了一个分科设层且对内对外具有长效联络机制的组织体系,并广泛吸收旅沪中外慈善界人士为办事委员,从而得以迅速组织起各项救援行动。尤其外籍慈善人士的积极加入,为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对外联络与沟通提供了诸多便利。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开展救护工作,不遗余力,并且勇于打破常规,在慈善救济方法上多有创见。鉴于经费重要性,该会首先提出募集法币一千万元的目标,通过举办红十字募捐周、成立三元救命会等一系列社会劝募活动,在国内外打开了募捐局面,获得南京国民政府、海外侨胞、国际红十字组织及欧美其他慈善团体和个人的大力支持,为救援行动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然而由于本身并无技术人员和设备,开展工作殊有难度,该会选择的办法是将上海慈善界优秀团队和个人整合起来。除商调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总干事办事处处理日常会务之外,还与中华医学会及其上海支会取得医务合作,为伤兵开办残废伤兵医院、设立假肢工场、授予谋生技能,为难民打造以难民医院为核心、以难民收容所诊疗所及流动诊疗所为基层网络、以其他合作专科医院为辅助的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救助体系,并以开展预防伤寒霍乱注射运动等多种形式,推进难民卫生防疫工作。此外委托着名教育家陈鹤琴等人办理难民教育,教授新文字和职业技能,教养兼施,卓有成效。难民救济是一项系统而又复杂的工作,加上救济形势不断变化,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难民工作重心和救济策略也要随之不断进行调整。起初在法籍神甫饶家驹的主持下,计划开办难民收容所,后经审时度势,避免重复工作计,决定放弃自办,转而协助各慈善救济团体办理,以督促后者改善各所环境卫生,但由于没有直接管理权限,效果不佳,故该会又采取改组视察机构等措施以加强监管。期间各慈善救济团体因经费来源枯竭,无力承担难民给养,均向该会申请援助,该会出于人道主义,自1938年1月份起,统筹全沪难民给养工作,难民膳食总体得到明显改善。然而此项负担过重,该会不久也发生给养危机,在实施降低给养标准、剔厘平民、派遣饶家驹赴北美募捐等开源节流办法作用有限的情况下,不得不进一步转变思路,推行难民生产等积极性举措,取得一定成效,不过仍旧未能逆转颓势。同时,公共租界发生的业主强迫难民收容所迁让事件,工部局力图避免承担主要责任,该会又不得不带头寻找、租借合适场地,建立新的难民收容所,进一步加大了经济压力,为内部矛盾的爆发埋下了隐患。总之,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通过各种努力,使上海难民救济事业度过了最为困难的时期,而且它还关心和支持全国其他地方的难民救济工作,为抗战救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另外,成功运用和推动“安全区”概念在中国的实践,使南市难民区成为交战国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而载入《日内瓦第四公约》,对国际人道法的制订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该会因中外办事委员救济理念上的差异而产生冲突,导致提前终止直接救济工作,也给尚未完全好转的上海难民救济事业带来了不利影响。
吕晶[10]（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二、国际展览联盟联会在香港举行（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国际展览联盟联会在香港举行（论文提纲范文）
（1）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
| 二、关键词界定和阐释 |
| 三、由宋庄引发的问题 |
| 四、全球化与中国艺术界40年 |
| 五、宋庄研究的时代意义 |
| 第二节 宋庄及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宋庄的社区生态及文化问题研究 |
| 二、宋庄作为现代艺术空间的研究 |
| 三、宋庄艺术产业等具体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艺术区的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为什么以艺术界角度研究宋庄艺术区 |
| 二、“关系世界”:实践论的中国方案 |
| 三、艺术界中的“三种关系”和“四个维度” |
| 四、“宋庄世界”:自觉、衍化与再生产 |
| 五、作为“信息媒介”的实验民族志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与内容 |
| 一、全球化背景中的现代艺术“乌托邦” |
| 二、市场与官民共创下的“艺术家社区” |
| 三、社会经济“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四、不断自觉中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章 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乌托邦” |
| 第一节 “盲流”艺术家与“盲流”画家村 |
| 一、“盲流”艺术家:“我别无选择” |
| 二、重要的不是“艺术”,也不是“职业” |
| 三、圆明园画家村崛起的“真相” |
| 四、中国现代艺术的全球化与“戏谑”化 |
| 第二节 圆明园的“遗产” 宋庄的“资源” |
| 一、圆明园画家村“最后的时光” |
| 二、圆明园画家村的真正“遗产” |
| 三、艺术家眼中的宋庄精神 |
| 四、重新理解艺术“乌托邦” |
| 第三节 艺术家、村民与基层组织 |
| 一、一位小堡村民的文化艺术观 |
| 二、联防队与艺术家 |
| 三、谁成就了“乌托邦”? |
| 四、谁的“乌托邦”? |
| 第四节 “劳模”书记与艺术“乡绅” |
| 一、“教父”“宋江”与“乡绅” |
| 二、“泥瓦匠”“书记”与“劳模” |
| 三、书记与“乡绅”的合谋 |
| 四、“乌托邦”的“破碎” |
| 第五节 “后现代”世界与“前现代”社群 |
| 一、索探“给宋庄艺术家的公开信” |
| 二、《纽约时报》眼中的方力钧 |
| 三、“春卷店老板”的无奈 |
| 四、全球化与“小江湖” |
| 本章小结 |
| 一、“乌托邦”:精神的实践性 |
| 二、期待和参照:艺术界的再生产 |
| 三、自觉的“错位” |
| 四、“后现代艺术界”的逻辑:回归本土实践 |
| 第二章 “官民共创”的“艺术集聚区” |
| 第一节 从“小堡生态”到“中国宋庄” |
| 一、胡书记的“苏荷”情结 |
| 二、“文化造镇”的顺势而为 |
| 三、“中国宋庄”的“百年畅想” |
| 四、“宋庄模式”的精神:尊重与共生 |
| 第二节 从“自然集聚”到“野蛮生长” |
| 一、最赚钱的行当:艺术 |
| 二、宋庄的“淘金时代” |
| 三、“艺术地产”与“艺术集聚”的背后 |
| 四、宋庄生态的“流变”与“共生” |
| 第三节 艺术节、艺术区与促进会 |
| 一、从“宋庄路”到“打开宋庄” |
| 二、从“链接”到“跨界” |
| 三、画廊、美术馆与“签约”艺术家 |
| 四、促进会、艺术组织与“品牌宋庄” |
| 第四节 原告与被告 |
| 一、住农家小院的“美梦”与“噩梦” |
| 二、城乡二元结构里的“宋庄” |
| 三、“赢了官司,输了信用” |
| 四、10 年后风波再起 |
| 本章小结 |
| 一、“关系世界”里的“自觉错位” |
| 二、衍化源自于“期待的不对等” |
| 三、“熵增”“焦虑”与“调试” |
| 四、创造力:动能性与系统性的辩证 |
| 第三章 “新常态”中的“艺术区孤岛” |
| 第一节 艺术区里的“陷阱” |
| 一、艺术区的“二次消亡” |
| 二、艺术区没落的背后 |
| 三、“破碎”的“艺术区孤岛” |
| 四、艺术品产业的真相 |
| 第二节 现代艺术的“三岔口” |
| 一、“小时代”的“落幕” |
| 二、现代艺术“招安论”背后的尴尬 |
| 三、现代艺术的危机和分裂 |
| 四、现代艺术到底在表达什么? |
| 第三节 “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本土模式 |
| 一、“前现代”艺术“回潮”的背后 |
| 二、宋庄里的“山东模式” |
| 三、市场、价格、流通与消费 |
| 四、“圈子”与“潜规则”的破灭 |
| 第四节 想象的创造力共同体 |
| 一、宋庄的多重复杂性 |
| 二、宋庄里的“隔”与“不隔” |
| 三、宋庄“无画廊”的真相 |
| 四、对艺术界“边界”的再理解 |
| 本章小结 |
| 一、功能分化与多重复杂性 |
| 二、现代艺术合法性的两难和机遇 |
| 三、前现代文化复兴的深层逻辑 |
| 四、在后现代社群中理解“共同体” |
| 第四章 不断自觉的“艺术创意小镇” |
| 第一节 从“中国宋庄”到“特色小镇” |
| 一、宋庄的新机遇 |
| 二、“特色小镇”背后的发展逻辑 |
| 三、褪色的“明星小镇” |
| 四、宋庄的时代挑战 |
| 第二节 当代艺术家的“第三体系” |
| 一、对艺术家群体的误解 |
| 二、“重要的还是艺术” |
| 三、“没有传统,没有现代,只有当下生活” |
| 四、“第三体系”的人类学内涵 |
| 第三节 作为“信息媒介”的民营美术馆 |
| 一、美术馆“公共性”的背后 |
| 二、美术馆职能的衍化 |
| 三、树美术馆的“艺术微循环” |
| 四、艺术信息的“超链接” |
| 第四节 艺术价值生态建构的路径自觉 |
| 一、宋庄艺术家的“微拍自救” |
| 二、艺术价值生态的参考模型 |
| 三、网络大V与“艺术品登记认证系统” |
| 四、宋庄的两种危险和两种机遇 |
| 第五节 文化理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自觉 |
| 一、符号里的时代 |
| 二、年轻人的艺术与生活 |
| 三、从符号迷信到文化理性觉醒 |
| 四、人类学眼中的艺术自觉 |
| 第六节 艺术传播属性的不断自觉 |
| 一、艺术品如何走入大众消费 |
| 二、直播、微拍点燃民间热情 |
| 三、艺术工艺品化、IP开发与场景设计 |
| 四、符号消费和“新复制时代”里的“艺术灵韵” |
| 第七节 艺术界公共性的深度自觉 |
| 一、品质、创作、生活 |
| 二、艺术教育与社群文化的集聚 |
| 三、艺术技能的获得与公共性的再理解 |
| 四、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 |
| 本章小结 |
| 一、“艺术+”的超链接生态 |
| 二、艺术的人类学精神 |
| 三、宋庄价值重构的多重路径 |
| 四、公共视野与艺术理性 |
| 结论:在本土实践中理解后现代艺术界 |
| 一、从宋庄理解“后现代文化”的逻辑 |
| 二、“自觉错位”是动态的,也是常态的 |
| 三、作为风险管理模式的文化系统 |
| 四、人是核心,关系是本质 |
| 五、艺术是一种全面自觉的能力 |
| 六、创造是一张网 |
| 七、艺术实践的本土思维 |
| 八、艺术界:一个有关创造与希望的想象共同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2）二战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二、学术研究综述 |
| 1.关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研究状况: |
| 2.关于“加拿大华人社团”的研究状况: |
| 3.“海外华人社团”研究状况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思路与内容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形态的变化 |
| 第一节 人员构成的变化 |
| 一、社团人员性别结构的变化 |
| 二、社团人员来源变化 |
| 第二节 部门设置的变化 |
| 一、妇女部门的出现 |
| 二、青年部门的出现 |
| 第三节 组织管理的变化 |
| 一、会员管理方式的简化 |
| 二、摆脱国民党海外力量的控制 |
| 第四节 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组织形态变化的原因 |
| 第二章 二战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政治功能的变化 |
| 第一节 政治认同导向功能的转变 |
| 一、战前引导华人在政治上认同中国 |
| 二、战后引导华人扎根加拿大 |
| 第二节 积极参与加拿大政治 |
| 一、支持华人参加民主选举 |
| 二、促成全加华人联会 |
| 第三节 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政治功能变化的原因 |
| 第三章 二战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文化功能的变化 |
| 第一节 华文教育功能的变化 |
| 第二节 中华文化传承与传播功能的强化 |
| 一、保育华人历史文化 |
| 二、积极传播优秀中华文化 |
| 第三节 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文化功能变化的原因 |
| 第四章 二战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对外功能的变化 |
| 第一节 与中国关系上的功能变化 |
| 一、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
| 二、为中加经贸牵针引线 |
| 第二节 与加拿大关系上的功能变化 |
| 一、与加拿大主流社会保持沟通 |
| 二、为加中交流搭桥铺路 |
| 第三节 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对外功能变化的原因 |
| 结语 |
| 附录一 |
| 附录二 |
| 附录三 |
| 附录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范围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缘起 |
| 一、时代趋势：全球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一)西方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
| (二)公共卫生运动在全球的扩展 |
| 二、现实需要：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现状与需求 |
| (一)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落后 |
| (二)中国各界对公共卫生的提倡 |
| 三、自我需求：基督教会在华发展的需要 |
| (一)应对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 |
| (二)基督教会自身发展的需要 |
| 第二章 基督教会在华公共卫生运动的演进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发端与初步发展(1901-1919) |
| (一)中华博医会的早期提倡与实践 |
| (二)青年会的加入与推动 |
| (三)公共卫生运动的初步发展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全面发展(1920-1927) |
| (一)教会团体的广泛参与 |
| (二)公共卫生运动的空间扩展 |
| (三)公共卫生运动内容的调整 |
| (四)时局变动中的受挫与恢复 |
| 三、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调整和转变(1928-1937) |
| (一)公共卫生组织的重组 |
| (二)与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开展合作 |
| (三)公共卫生运动在空间上继续推进 |
| 第三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主要形式 |
| 一、知识传播：公共卫生读物的印发 |
| (一)印发卫生读物的缘起 |
| (二)卫生读物的出版情况 |
| (三)卫生读物的发行方式 |
| 二、宣传教育：卫生教育运动的开展 |
| (一)举行卫生游行 |
| (二)开展卫生演讲 |
| (三)举办卫生展览 |
| (四)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 |
| 三、保持清洁：近代城乡卫生改良运动 |
| (一)教会医院卫生的改善 |
| (二)提倡厕所改良 |
| (三)清洁运动 |
| (四)灭蝇运动 |
| 四、预防疾病：开展疾病防治运动 |
| (一)种痘运动 |
| (二)防疫运动 |
| (三)防痨宣传 |
| (四)花柳病防治 |
| 第四章 基督教会在特定群体中的公共卫生运动 |
| 一、教会人员的健康保健 |
| (一)教会人员的健康受到关注 |
| (二)教会人员的体检和预防接种 |
| (三)教会活动场所的公共卫生活动 |
| 二、教会学校中的卫生运动 |
| (一)学校卫生受到重视 |
| (二)完善校医制度 |
| (三)开展学校卫生运动 |
| 三、妇婴卫生运动的开展 |
| (一)举行儿童卫生运动 |
| (二)开展妇女卫生教育 |
| (三)生育卫生 |
| 四、劳工中的卫生运动 |
| (一)劳工卫生问题的提出 |
| (二)调查劳工卫生状况 |
| (三)劳工卫生运动 |
| 第五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中国社会各界的关系 |
| (一)历届政府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二)社会精英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三)普通民众与教会公共卫生运动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与传教事业 |
| (一)毕德辉与卫生传教策略的提出 |
| (二)形式多样的卫生传教 |
| (三)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对传教事业的影响 |
| 三、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与近代中国观念习俗的变迁 |
| (一)西方医疗卫生知识的传播 |
| (二)民众医疗卫生观念和习俗的改变 |
| 四、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对近代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影响 |
| (一)对中国公共卫生运动的示范作用 |
| (二)推动了政府卫生工作的开展 |
| 第六章 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在华境遇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就与局限 |
| (一)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成就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的局限 |
| 二、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现实境遇的原因分析 |
| (一)中国社会环境的制约 |
| (二)卫生传教政策的限制 |
| (三)缺乏强有力的卫生组织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目说明 |
| 二、选题意义 |
| (一) 研究的意义 |
| (二) 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限制 |
| 三、研究现状 |
| (一) 关於香港史相关的研究 |
| (二) 关於东华三院历史的相关研究 |
| (三) 关於东华三院档案的说明 |
| 第一章 东华三院概况 |
| 第一节 从广福义祠到东华医院、东华三院 |
| 一、东华医院成立的背景 |
| 二、从广福义祠到成立东华医院 |
| 三、东华医院中医理念与港英政府磨合 |
| 四、东华医院至东华三院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非医疗功能的拓展及与港英当局的磨合 |
| 一、东华医院救助与善业 |
| 二、海内外社团与东华医院的关系 |
| 三、华人社会仲裁与港英政府价值观磨合 |
| 第三节 东华领袖与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发展 |
| 一、买办绅商:面向祖国的年代(1880-1930) |
| 二、官商巨贾:立足香港寻求发展(1931-1980) |
| 三、商界精英:植根香港,回归祖国时期(1981-1997前後) |
| 小结 |
| 第二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上1880-1945) |
| 第一节 东华医院文武庙义学 |
| 一、设立文武庙义学社会背景 |
| 二、文武庙义学招生动机与扩展策略 |
| 三、文武庙义学办学形式及课程 |
| 四、文武庙义学师资及教学概况 |
| 五、文武庙义学收费及学校管理 |
| 第二节 东华医院义学的早期发展及改革 |
| 一、小学的办学策略、学生入学 |
| 二、小学的学制与课程 |
| 三、义学师资及学与教情况 |
| 第三节 东华医院义学与乐善堂义学的横向比较 |
| 一、校舍规模及办学动机 |
| 二、师资待遇及学历 |
| 三、行政管理 |
| 四、课程与教学法 |
| 五、学生表现 |
| 六、财政收入来源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护士学校的办学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课程设置 |
| 三、入学的选拔及就业出路 |
| 小结: 东华医院义学教育之评价 |
| 第三章 港英时期东华三院教育发展(下1946-1997)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小学发展概况 |
| 一、战後小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招生动机及学校扩展的策略 |
| 三、小学的收生程序及课程 |
| 四、小学的课外活动 |
| 五、教师的遴选、待遇及专业发展 |
| 六、升学衔接及评量考核 |
| 第二节 东华中等学校教育发展概况 |
| 一、东华三院中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教育目的与扩展的策略 |
| 三、课程设置及师资 |
| 四、学生培育及学生支援 |
| 五、学校管理与组织 |
| 第三节 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学校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前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二、课程设置及教学法 |
| 三、东华特殊学校的办学概况 |
| 第四节 东华护士学校的发展概况 |
| 小结 回归前东华教育之发展 |
| 一、重视教育管理的透明度 |
| 二、重视弱势学生的职业教育问题 |
| 三、灵活有效募款及服务模式 |
| 四、办学团体主导学校的发展方向 |
| 五、东华三院与内地交流之恢复与加强 |
| 第四章 香港回归以来东华三院教育发展(1997-2017) |
| 第一节 回归以来的东华三院中小学教育 |
| 一、中小学的学校管理架构 |
| 二、中学的学制及课程改革 |
| 三、小学的学制及课程转变 |
| 四、东华中小学课外活动的新趋势 |
| 五、学生培育 |
| 六、东华三院中小学教师发展 |
| 第二节 回归後东华幼儿教育及特殊教育的转变 |
| 第三节 东华大专教育的发展概况 |
| 一、东华学院的发展背景 |
| 二、东华护士学校的结束及中东书院的创办 |
| 三、东华学院发展新里程 |
| 小结-东华三院在特区政府管治下的办学特色 |
| 一、发展东华三院院本德育课程-塑造东华故事 |
| 二、鼓励本地、国内、海外考察交流 |
| 三、办学团体资本强大,对教育发展的强势支持 |
| 四、重视平等机会教育及支援 |
| 第五章 东华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东华三院与港英政府的互动 |
| 第二节 过渡期至回归以後的东华三院教育 |
| 第三节 “东华人”“东华精神”与香港社会 |
| 小结 |
| 结语: 东华教育服务对民办教育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附表及附图）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
| 后记 |
（5）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论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文献史料与架构说明 |
| 第二章 马来(西)亚历史演化与华人社会变迁 |
| 第一节 英殖民政府时期与华侨社会 |
| 第二节 独立建国以来的马来(西)亚与华人社会 |
| 小结 |
| 第三章 从闽南到马来亚:永春社群的南来与拓荒 |
| 第一节 清末至民国的永春与永春移民南来 |
| 第二节 永春移民在英属马来亚的拓荒 |
| 第三节 马来亚建国以来永春社群经营行业的变迁 |
| 小结 |
| 第四章 永春社群组织 |
| 第一节 会馆 |
| 第二节 家族会 |
| 第三节 俱乐部与坟山 |
| 小结 |
| 第五章 多元时空下的马来(西)亚永春社群 |
| 第一节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的永春社群 |
| 第二节 马来西亚永春社群与中国的关系 |
| 第三节 跨国网络:从马来亚永春联合会到世界永春联谊会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综述 |
| 三 主要史料和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1895-1913) |
| 第一节 家世考 |
| 一 曾祖移居京师 |
| 二 祖父定居京师 |
| 第二节 童年 |
| 第二章 成学之路(1913-1924) |
| 第一节 北大预科 |
| 一 入学前的北大预科 |
| 二 入学后的预科调整 |
| 三 预科成学 |
| 第二节 以图书馆为志业(1916-1924) |
| 一 水木清华四寒暑 |
| 二 游学美欧 |
| 第一节 缘起 |
| 一 《永乐大典》的编纂和流传 |
| 二 全祖望和缪荃孙的研究 |
| 第二节 袁同礼的调查与研究 |
| 二 系列调查研究及影响 |
| 第四章 主持国立北平图书馆(1929-1948) |
| 第一节 作中国文化之宝库 |
| 一 访购中西书籍 |
| 二 使受学之士观摩有所 |
| 第二节 通中外图书之邮 |
| 一 出版品交换 |
| 二 善本寄美保存 |
| 第三节 树长治久安之基 |
| 结语 |
| 附录一 ：袁同礼先生年谱初编(1895-1965)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7）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绿起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海外华侨华人研究 |
| (二) 中国商会研究。 |
| (三) 海外中华商会研究 |
| (四) 研究状况的结论 |
| 三、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 |
| 第一章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尼)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两地的内、外政治环境(1900-1945) |
| 一、中国的内政、外交 |
| 二、荷兰及其印尼殖民政府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前的中、印(荷政府)关系(1900-1945) |
| 一、中国的印尼政策 |
| 二、印荷政府对华人政策的改变 |
| 三、中国、印荷政府在印华事务上的角力 |
| 四、中国、印荷政府关系的改善 |
| 五、印尼华侨社会状况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与诞生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孕育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成立 |
| 第四节 中国、印荷政府合作下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加强对印尼中华商会的管理 |
| 二、荷属东印度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商会二战前的发展及其功能作用 |
| 一、中国政府在印尼的华侨事务机构 |
| 二、印尼华侨的“市民社会”管治核心 |
| 三、印荷政府的辅助管治工具 |
| 四、华侨”认同中国”的重要推动者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商会的抗日运动与在日治时期所受的迫害 |
| 第七节 对抗的中、印(荷政府)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二章 二战结束後中、印(尼)关系及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45-1965)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独立战争和“指导民主”时代 |
| 四、印尼的外在环境 |
| 第二节 二战结束後的中、印(尼)关系(1945至1965)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 |
| 二、新中国的印尼外交与侨务管理(1949-1965) |
| 三、印尼开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
| 四、印尼华侨社会的急剧变化 |
| 第三节、二战结束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取代印尼中华会馆的印尼中华总会 |
| 二、复办的印尼中华商会与新办的中华总会的关系 |
| 三、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成立宗旨、组织、活动、人事布局 |
| 四、印尼中华商会联合会的关键人物分析 |
| 第四节、印尼各地区中华商会重光後的复办 |
| 第五节、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与分裂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的衰落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分裂 |
| 第六节、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与历史中断 |
| 一、印尼中华商会被查封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的历史中断 |
| 第七节、复杂多变的中、印关系中的的印尼中华商会 |
|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 |
| 二、印尼华侨社会的角度 |
| 三、印尼政府、印荷政府、印尼民众的角度 |
| 四、新中国政府的角度 |
| 五、印尼中华商会在中、印关系的整体作用 |
| 第三章 世纪之交的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商会再次复办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政治环境(1992-2004) |
| 一、中国的国内政治环境 |
| 二、中国的外在政治环境 |
| 三、印尼的国内政治环境 |
| 四、印尼的国外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世纪之交的中、印(尼)关系(1992-2004) |
| 一、中国的印尼外交 |
| 二、印尼的中国外交及华人政策 |
| 三、印尼华人社会的正向转变 |
| 第三节 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土壤和经过 |
| 一、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政治土壤 |
| 二、印尼中华商会第二次复办的经过 |
| 第四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早期活动与初步成绩 |
| 第五节、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重要领导人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总主席陈大江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执行主席杨克林 |
| 三、印尼中华总商会首任常务副总主席张锦雄 |
| 第六节 风雨同舟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 |
| 第四章 21世纪初中、印关系与印尼中华总商会 |
| 第一节 中国、印尼的内、外在政治政环境(2004-2015) |
| 一、中国的大国兴起和新的对外经济策略 |
| 二、印尼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打造海洋大国经济 |
| 第二节 21世纪初中、印关系(2004-2015) |
| 一、战略夥伴关系 |
| 二、全面战略夥伴关系 |
| 第三节 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中、印关系 |
| 一、世界华人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成立 |
| 二、世界华商大会与中国经济发展 |
| 三、世界华商对印尼经济发展的影响 |
| 第四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革新扩展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变革更新 |
| 二、领导印尼中华总商会改革的重要人物 |
| 第五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与世界华商大会的接轨 |
| 第六节 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政、商、社关系 |
| 一、印尼中华总商会的活动分析 |
| 二、印尼中华总商会与其他华人社团的关系 |
| 第七节 战略性伙伴的中、印关系中的印尼中华总商会 |
| 一、21世纪初中、印经贸成绩 |
| 二、“一带一路”遇上“海洋大国经济建设” |
| 三、世界华商大会扩展对中、印关系的帮助 |
| 四、印尼中华总商会在中、印战略性伙伴关系的作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目录 |
| 附录 |
| 论文後记 |
（8）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一) 近代体育社团研究概况 |
| (二) 中华体协研究概况 |
| (三) 存在的问题 |
| 三、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四、概念说明 |
| 第一章 中华体协的成立及其演变 |
| 一、中华体协成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 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
| (二) 民族危机笼罩下体育救国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
| (三) 反帝爱国运动的兴起与体育主权意识的觉醒 |
| (四) 中国体育人才的成长和推动 |
| 二、中华体协的发展演变 |
| (一) 萌芽期(1910-1924) |
| (二) 发展期(1924-1937) |
| (三) 停滞期(1937-1941) |
| (四) 复会期(1941-1945) |
| (五) 恢复重建期(1946-1949) |
| 第二章 中华体协的治理结构 |
| 一、中华体协的组织结构 |
| (一) 会员制度 |
| (二) 组织形态的演变:从董事制到理监事制 |
| (三) 领导群体分析 |
| 二、中华体协的运行机制 |
| (一) 议事制度 |
| (二) 内控机制 |
| 第三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国内传播 |
| 一、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大众传播 |
| (一) 编辑、出版体育刊物 |
| (二) 编译、撰写体育着作 |
| (三) 放映体育电影 |
| 二、中华体协与体育的群体传播 |
| (一) 开展体育巡回表演 |
| (二) 举办体育讨论会和体育演讲 |
| (三) 举办体育讲习会和培训班 |
| 三、中华体协与体育的人际传播 |
| (一) 联络社会各界名流 |
| (二) 派遣体育指导员 |
| 四、中华体协的体育观 |
| (一) 对体育内涵的理解 |
| (二) 对体育精神的阐扬 |
| (三) 对体育功能的解读 |
| 第四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空间的拓展 |
| 一、体育空间扩散:由学校推及社会 |
| (一) 成立各种体育联合会 |
| (二) 组建各地分支会 |
| 二、体育空间迁移:由东部走向西部 |
| (一) 西部地区分支会陆续建立 |
| (二) 西部地区体育赛事兴起 |
| 第五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赛事制度的确立与规范 |
| 一、制定统一的赛事规范 |
| (一) 制定运动竞赛规则 |
| (二) 制定业余运动原则 |
| (三) 审订各项运动记录 |
| 二、推动体育设施建设 |
| (一) 建设体育场地 |
| (二) 推动国产体育器材的创制和发展 |
| 三、构建多样化的赛事类型 |
| (一) 多层次的赛事格局 |
| (二) 多元化的赛事目的 |
| (三) 中西合璧的赛事内容 |
| 第六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慈善活动的开展 |
| 一、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 |
| (一) 社会救济 |
| (二) 同业救济 |
| (三) 抗战募捐 |
| (四) 赞助卫生、教育事业 |
| (五) 赞助体育事业 |
| 二、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方式 |
| (一) 举办体育慈善比赛 |
| (二) 举办体育慈善拍卖 |
| (三) 设立体育基金 |
| 三、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特征与影响 |
| (一) 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特征 |
| (二) 中华体协体育慈善活动的影响 |
| 第七章 中华体协与体育的国际交往 |
| 一、加入国际体育组织 |
| (一) 参加远东业余体育协会 |
| (二) 融入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
| (三) 加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
| 二、主办及参与国际体育赛事 |
| (一) 主办及参与综合性国际运动会 |
| (二) 主办及参与国际单项锦标赛 |
| 三、开展国际体育间的交流与考察 |
| (一) 走出去:派遣体育专家、运动队出国考察与交流 |
| (二) 引进来:邀请外国优秀运动员、体育专家指导体育 |
| 四、中华体协国际交往之透视 |
| (一) 推动体育进步,融入国际体坛 |
| (二) 展示和重构国家形象,提高国际地位,寻求国际化 |
| (三) 开展体育公共外交,敦睦邦交,促进世界和平 |
| (四) 反对外国侵略,维护国家主权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9）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缘起及成立 |
| 第一节 淞沪会战的爆发及其失利 |
| 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与淞沪会战爆发 |
| 二、淞沪会战前后的国际态度 |
| 三、淞沪会战中的伤兵和难民 |
| 第二节 上海各界的人道主义救护活动 |
| 一、淞沪会战前的救护准备 |
| 二、淞沪抗战救护过程及其特点 |
| 三、淞沪抗战救护中存在的问题 |
| 第三节 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初步创建 |
| 一、旅沪中外慈善人士呼吁建会 |
| 二、颜惠庆为建会积极奔走联络 |
| 三、成功建立国际红十字委员会 |
| 小结 |
| 第二章 组织发展与完善 |
| 第一节 合法地位的确立 |
| 一、合法性问题的产生 |
| 二、申请独立会章失败 |
| 三、接受中国红会授权 |
| 第二节 组织体系的构建 |
| 一、以执行委员会为核心 |
| 二、分委员会及功能设置 |
| 三、组织运行的基本特征 |
| 第三节 部门组织的完善 |
| 一、现有工作小组的增设 |
| 二、对外合作机构的创设 |
| 三、对内协调机制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三章 经费募集与支配 |
| 第一节 国内多元化劝募的实施 |
| 一、国民政府拨款 |
| 二、社会劝募活动 |
| 三、团体个人捐助 |
| 第二节 国际援助的获取 |
| 一、欧美各国捐助 |
| 二、海外侨胞捐赠 |
| 三、饶家驹北美募捐 |
| 第三节 经费筹募的成效及影响 |
| 一、经费收支总体状况 |
| 二、经费使用不足之处 |
| 三、经费问题中的利弊 |
| 小结 |
| 第四章 合作与整合：救援行动的组织途径 |
| 第一节 多种方式：伤兵救护工作的开展 |
| 一、普通伤兵救护 |
| 二、残废伤兵救助 |
| 第二节 团体合作：难民医卫工作的推行 |
| 一、难民医疗救助体系的构建 |
| 二、难民卫生防疫工作的推进 |
| 第三节 个体整合：难民教育工作的筹办 |
| 一、筹办难民教育的原因 |
| 二、难民教育的办理过程 |
| 小结 |
| 第五章 难民救济工作的困境与调适 |
| 第一节 收容所自办计划的放弃与职责调整 |
| 一、放弃自办与协助办理 |
| 二、收容所标准化尝试 |
| 三、特别指导团的组建 |
| 第二节 难民给养危机的出现与解决 |
| 一、统筹难民给养 |
| 二、减少难民人数 |
| 三、组织难民生产 |
| 第三节 收容所迁让事件的发生与应对 |
| 一、工部局责任规避与事件升级 |
| 二、上海国际红十字会的努力 |
| 三、难民迁移方案的制订与最终解决 |
| 小结 |
| 第六章 人道救援行动的成效 |
| 第一节 救援行动的绩效考察与评析 |
| 一、伤兵救护业绩辨析 |
| 二、难民救助效果评估 |
| 第二节 地域援助及其成效剖析 |
| 一、近郊救济的实施 |
| 二、地域援助的提供 |
| 三、地域联系的强化 |
| 第三节 “饶家驹安全区”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谎言”中建立起来的南市难民区 |
| 二、“安全区”模式在其他城市的援用 |
| 三、南市难民区与《日内瓦第四公约》 |
| 小结 |
| 余论 |
| 附录 |
| 一、《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大纲》 |
| 二、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组织系统表 |
| 三、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委员名录 |
| 四、《管理难民收容所方法草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文章 |
| 后记 |
（10）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史料运用 |
| 第一章 时代背景与宋美龄后半生的符号特征 |
| 第一节 蒋介石撤台时的内外困局 |
| 第二节 1950年初宋美龄自美返台后对蒋介石的政治支持 |
| 第三节 “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政治符号选择 |
| 第二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一:“台美外交主掌人” |
| 第一节 积蓄“台美外交”助力(1949-1952) |
| 第二节 践行“夫人外交”(1952-1959) |
| 第三节 从台前到幕后(1963-1969) |
| 第三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二:台湾“妇运领袖” |
| 第一节 妇女运动:宋美龄的政治根据地 |
| 第二节 抵台发动妇运维稳 |
| 第三节 以“动员”作为妇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
| 第四节 妇联会:宋美龄退台后的妇运抓手 |
| 第四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社会角色之三:台湾社会事业推动者 |
| 第一节 宗教信仰与政治的融合 |
| 第二节 宋美龄与台湾医疗事业 |
| 第三节 宋美龄与台湾教育事业 |
| 第五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政治符号与家庭角色关系研究 |
| 第一节 传统家族中的长者 |
| 第二节 从斗争到同舟共济:宋美龄与蒋经国关系研究 |
| 第三节 宋美龄在娘家利益与蒋家利益间的平衡 |
| 第六章 宋美龄后半生的终结:隐居美国 |
| 第一节 隐而不休 |
| 第二节 东山未起 |
| 第三节 谢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国际展览联盟联会在香港举行（论文参考文献）
- [1]宋庄：中国艺术界的当代实践[D]. 赵跃.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0(12)
- [2]二战后加拿大粤籍华侨华人社团的变化研究[D]. 温子坚. 暨南大学, 2019(02)
- [3]近代中国基督教会公共卫生运动研究（1901-1937）[D]. 牛桂晓.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2)
- [4]民办教育在香港 ——东华三院教育研究[D]. 区少铨（Au Siu chuan）.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5]马来西亚永春社群研究[D]. 郑名烈. 厦门大学, 2018(06)
- [6]袁同礼研究（1895-1949）[D]. 张光润.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7)
- [7]中、印（尼）关系中的印尼中华商会[D]. 陈永华（Chan Wing Wah）.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8]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与近代社会体育事业（1924-1949）[D]. 陈明辉.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7)
- [9]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研究[D]. 崔龙健. 苏州大学, 2016(11)
- [10]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