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谈史料

一、曾国藩之于史档文献（论文文献综述）

徐艳兰^[1]（2020）在《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旨从“中原文献之传”这一独特视角,探讨吕祖谦如何重建儒学学统。宋学的问题意识是重建内圣外王之道,而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意识的回应。吕祖谦将传统思想之继承与时代思想之变革结合起来,走了一条以儒学学统为骨骼、以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为血脉的儒学复兴之路。这条路既有别于朱熹以天理论为核心的宇宙本体论建构,又迥异于陆王挺立心本体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他以“中道”作为贯穿本体世界与意义世界的方法论,又以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打通内圣与外王的关隘,使得儒学重归内圣外王的格局。此种儒学学统建构方式,对宋元明清儒学尤其是清代儒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透过吕祖谦学术地位的演变,发现宋元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注重学统到道统再复归注重学统的演变历程。虽然朱子以道统论为核心,以《四书》学为经典体系构建的理学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核心,回归五经,统合孔孟,包举汉唐的学统论建构亦是儒学史上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学统与道统相角逐且学统传衍至清代而复兴。其次,吕祖谦的学术体系是围绕着儒学学统而展开的,其所得“中原文献之传”的确切含义是“儒学学统之正”。这既是与金朝争正统的产物,也是吕祖谦对儒学发展的整体性思考的结果。道兼体用的义理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总纲;斯文重建的辞章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关键;求实考信的考据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基石;经世致用的经济之学是中原文献之学的归宿,它们共同构成了吕祖谦学问之整体。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面向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义理之学代表道统,辞章考据代表文统,经济之学代表治统。吕祖谦以学统去统合道统、文统与治统,既不割裂儒学发展的连续性又注重时代创新性,使得其中原文献之学呈现出与同时代人迥异的面貌。最后,透过吕祖谦以儒学学统为理据重建宋学,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吕祖谦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上的地位。强调内圣与外王是儒学重要的特质,也是儒学区别于道家、佛家的显着特征。修己治人、成己成物,合内外之道的中原文献之学是吕祖谦学术的核心。在理学家转向内在心性修养,忽略外王事功的时代背景下,重建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的学术旨趣。吕祖谦在儒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既是宋学建构的参与者,又是婺学开拓者,更是儒学学统建构的完成者。宋代浙东事功学派、明清实学、清代朴学、浙东史学皆深受其影响。总之,中原文献之学展现了吕祖谦博杂思想背后的系统性及其为宋元明清儒学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曲白果^[2]（2020）在《张之洞古文与骈文研究》文中指出作为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的张之洞,不仅对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影响深远,还因其卓越的诗文成就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张之洞文学方面的成就,集中以其诗歌创作成就最大,但其实张之洞的古文与骈文创作亦成就斐然,值得我们重视与研究。本文主要对张之洞的古文与骈文进行研究。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共四章。绪论部分主要就研究缘起、研究现状与研究对象进行说明。文章第一章主要对张之洞的生平、思想与创作概况进行梳理分析。首先在充分了解其生平的基础上,将张之洞的古文与骈文创作以巡抚山西为界,分为投身洋务前期与投身洋务后期两个阶段进行梳理、分析,以期能更清楚的看到张之洞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与文章创作之间的关系。第二章主要探讨张之洞的古文创作。文章重点提炼出了张之洞古文自我向儒心志的表达、经世致用思想的阐发与学术文章观念的表达等三个主要思想内容。第一节主要研究在坚定的儒家本位观念的指导下,张之洞所展现出的传统儒家君子的典型与中西会通的保守儒臣两个形象;第二节主要从经世教育的实践和经世思想的发展两个方面来阐释张之洞的经世致用思想;第三节则主要从对张之洞的经学观念与诗文观念的阐发来认识其学术文章观念。第三章主要论述张之洞的骈文创作。在充分立足文本的基础上,主要分析了张之洞的寿序文、表文与祭文的写作。分别提炼出了其寿序文层次谨严、气息渊雅,表文笔力雄健、气势雄浑和祭文短篇小制、歌功颂德的艺术风格。在前三章分析的基础上,第四章主要探讨张之洞古文与骈文的不同之处。出于对古文与骈文两种文体不同的观念,张之洞的古文与骈文创作又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具体而言,张之洞的古文写作主要呈现出务实致用的特征,而其骈文的创作则主要呈现典雅醇正的风貌。

郭太玲^[3]（2020）在《《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是清末桐城派大家吴汝纶的评点着作,着重在揭示《史记》的文法,渗透着吴汝纶宏通的学识和务实的治学态度。而且,本书以其对桐城理论的融汇和突破成为《史记》评点中不可多得的着作。本文从四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章探讨《点勘史记》成书。首先,从明清评点风气、桐城派评点传统和吴汝纶学识及吴氏家学三个方面考察《点勘史记》的成书背景。这一节的设置,有利于后面分析《点勘史记》的评点及其特色。接着考察《点勘史记》的版本和着述体例。第二章分析《点勘史记》的章法和笔法评点,这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点勘史记》多从文章学角度评论《史记》,章法和笔法上各有侧重,章法重在对《史记》整体布局构架的揭示,而笔法则关注《史记》的微观层面。第一节先分析宏观之章法,整体构架由面到点地进行分析。第二节论析笔法,围绕衬托、旁枝、反讽、顺逆四种笔法,分析吴汝纶在评点《史记》笔法中的偏重。第三章考察《点勘史记》的评点特色。从评点语言、评点态度、评点内容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语言不事雕琢,多用熟语,绝少修辞;评点态度审慎;评点内容务实不空疏。第四章论述《点勘史记》的地位,将其放在桐城《史记》评点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把握《点勘史记》作为清末最后一部《史记》评点大作的定位,揭示《点勘史记》对桐城评点理论的融汇和突破,由此分析《史记》评点学发展到清末,吴汝纶《点勘史记》这一大着作出现的意义。在前四章的基础上,结论部分总结《点勘史记》的贡献和不足。

陈峰^[4]（2019）在《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学统四起、名家辈出的清代学术史上,王懋竑（1668—1741）因纂订《朱子年谱》而久负盛名,其经史考据的成就亦受到乾嘉以降后学的普遍推重。王懋竑身处康乾之时,朝野上下弥漫着尊崇朱学的浓厚氛围,学者以尊朱述朱为能事,然编排去取之间指向各殊。导源于明中叶的博古考据之风在此时亦渐次兴盛,成为乾嘉朴学的先声。与此同时,陆王心学仍有余绪,颜李学派也在学林中占据一席之地。作为江南儒士的王懋竑,早年便与方苞、朱泽沄等人订交论学,与阎若璩、惠士奇、李塨、张伯行、陈鹏年等人俱有往还。在与学人互动的历程中,王懋竑抱持着尊朱的宗旨,既迎合了清廷形塑意识形态的举措,同时又不尚苟且调停之说,不因袭摘撮成篇的陈法,转而剖析《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中的时空人物信息,从文辞的探讨、语境的还原、事证的勾稽、义理的寻绎等方面深加用功,考订朱熹行年先后,编订朱熹着述真伪。《朱子年谱》的编纂,既在清代朱子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也彰显了王懋竑独特的学术风格与思想旨趣,为后世研究清代学术史提供了鲜活的个案。作为记史之体的年谱,糅合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依据时序对史料进行排比系年,其中的去取增删,与编纂者本人的身份背景、学术考量以及思想动因息息相关。从乾嘉之时迄于今日,学界对王懋竑的推崇与肯定,主要是从《朱子年谱》考据精审、辨伪详实的角度而立论。然而《朱子年谱》纂订的动机,表面上是为了指陈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之误、否定“朱陆调和”之类的观点,实质上是以考据为工具,对李光地所纂《朱子全书》、张伯行所编《朱子语类辑略》等风行之书作出批驳,对同时理学家的种种误读作出纠谬,更是对康熙“理学真伪论”的潜在回应。具体而言,《朱子年谱》围绕着朱熹的书写可分为四个主题,即考订早年学行、辨析朱张交游、形塑朱陆之争、论定晚年宗旨。王懋竑考订朱熹早年,删汰种种神异书写,指陈武夷三先生为学不纯,又讳言朱熹早年学禅的经历,更淡化李侗（1093—1163）对朱熹的影响,意在将朱熹从道南一脉的理学系谱中加以抽离,为重新书写朱熹形象作出铺垫。《朱子年谱》中对朱张、朱陆交游书写,分别代表朱熹与当时学人互动的两种类型。以王懋竑所见,张栻与朱熹论学大旨相契,故《朱子年谱》对朱、张通书详加考释,一字一句不肯放过,将张栻视作朱熹之附翼,意在揭示朱熹编订着述、诠解义理时的艰辛历程,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变”的一面。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学者,为学宗旨已与朱熹偏离,王懋竑在形塑朱、陆之争时又常常略去书信的具体语境,专就两家争讼之语进行解读,将朱、陆之争认定为朱熹思想演变的核心论题,凸显朱熹固守正统、贬斥异端的形象,反映朱熹学术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这种书写的不对称性,在《朱子年谱》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只是潜藏于文献罗列与史事考订之中,未被此前研究者发掘。王懋竑对朱熹晚年宗旨的探讨,以考辨《玉山讲义》为先,认定朱熹晚年并不专言本体,本体当寓于工夫之中。同时,王懋竑考订朱熹书信,以主敬为朱熹工夫论之主轴,主静从属于主敬,二者绝不能等同;主敬既贯穿于穷理、反躬之中,而读书为学方是穷理、反躬的下手之处。三者层层递进之下,朱熹学术思想中的形上色彩被渐渐剥离,取得代之的是日用伦常之道、下手工夫之处,其中读书治学之法更被王懋竑视作晚年定论所在。相较元明年谱而言,朱熹玄远思辨、默契道体、遥接孔孟的道学因素不断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潜研经籍、好古深思、反躬践行的读书人形象,这与康乾时渐盛的考据学风密不可分。王懋竑对《家礼》、《周易本义》前九图的辨伪,清儒中尊信者不少,当代人非议者居多。造成聚讼纷纭的主因是学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认知。王懋竑辨伪《家礼》,既援引《仪礼》《书仪》等书以凸显《家礼》“于古非有所据”,同时关注明清之时社会礼俗的递变,强调《家礼》“于今又难以行”。当然,王懋竑辨伪《家礼》的取径之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从朱熹的文集、语录之中发现破绽,论定朱熹生前未撰《家礼》。王懋竑考辨此问题时,所见文献有限。其实从陈淳、黄干等人的歧说异论之中,更可佐证王懋竑的这一创见。再如《周易本义》前九图,王懋竑校雠宋元旧本、寻绎朱熹文语,以为九图非朱熹所作。此论得失互见,充斥着清初儒者鄙薄《图》《书》之学的成见。要言之,王懋竑辨伪诸书,展现了清儒考据中旁征博引、多闻阙疑的特质,其深层意图则是将朱熹文献中不合时宜、或者潜在发生负面影响的因素加以剔除,从而强化朱熹的正面形象。王懋竑在经史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读书记疑》之中。经学领域中,王懋竑辨《古文尚书》之伪,与阎若璩、惠栋之理路不谋而合。在疑古求是的同时,王懋竑亦认为《古文尚书》保存圣贤遗训,不可尽废,较阎若璩、惠栋所见更为持平。蔡沈《书集传》虽为功令所尊,王懋竑考据史事、融贯事理对蔡书提出不少批评。在对《诗经》的研讨之中,王懋竑力辨毛、郑之异以破前儒陈说,不攀附崇郑佞郑的时风;辨析朱熹《诗集传》早晚版本之别,又能改订朱注之误,对元明旧解多有发覆。在三《礼》之中,王懋竑对《礼记》着力最深,不仅校勘、订正《礼记》经文,又能折衷于郑玄、朱熹、陈澔诸说之间,博古求是,缘情说礼,以求济用。《四书》方面,王懋竑将主敬认定为《四书章句集注》的思想主轴,考据名物以羽翼朱熹之说,参酌《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推求朱熹定论。不过,王懋竑将《大学》《中庸》重新回归到《礼记》的系统中加以诠释,既折射了清儒对礼学的推重,又可视为对朱熹《四书》学体系的消解,在清儒之中颇具典范意义。至于史学领域,王懋竑潜研史籍,以校雠之法,效长编考异之例,改订、补正《资治通鉴纲目》,意在远绍朱熹之志。在分析史事、评骘人物中,王懋竑逐渐跳脱出天理史观的束缚,通过比勘文献记载的歧异展现历史的复杂图景,在考订名物制度、还原历史过程之中探求史学的经世致用之效。在南宋以降的学术思想史上,朱熹学说的权威地位虽已奠定,然而朱熹的历史形象却是一个变动不居的动态历程。李方子《朱子年谱》行世之后,取信而增详者有之,批评而改订者有之,显示了朱门后学在理解师说上种种差异。明清之时,尊朱已有定论,述朱却无共识。围绕着朱熹的年谱层出不穷,纂谱者或以标榜道统为宗旨,或怀彰显乡贤之心,或以弘扬祖德为职志。正因立场有别、旨趣各殊,编年记事之间往往暗寓作者对朱熹形象的不同理解。《四库全书总目》对《朱子年谱》推崇备至,归根究底,是因为王懋竑对朱熹的成功塑造,恰恰符合乾嘉考据学者的学术预设,在某种程度上也使理学与经学间的张力消融于无形之中。与此相似,王懋竑逝世后,其学术贡献受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翁方纲、阮元、俞樾、陈澧等人的推重。在近代以来,唐文治、梁启超、胡适、钱穆等学者在讨论朱子学史、清代学术史时皆曾对王懋竑予以高度评价。在这些表彰与评议之中,无论是将王懋竑塑造为笃守程朱、深研考据的朴鲁学者,或是推阐宋明学术的朱学巨擘,抑或是扬州学派之先导人物,皆是立足于王懋竑学术思想的特定方面而立论。若就知识社会学的理路而言,王懋竑的学术形象亦经历着不断“再生产”的过程。作为偏居一隅的儒者,王懋竑撰作不倦,着书传世,在后来学者的追溯与书写之下,其学术形象虽无定论可言,亦跃升为学人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便足证王懋竑的学术思想在乾嘉以降的深远影响。

汤浩^[5]（2018）在《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湘军集团与理学文化有着深层次的互动关系。咸同湘军兴起,不仅是宏济艰难的现实选择,更是儒学内部结构运动的结果,是理学自救的产物。湘军是一支以文化立军,有着自身政治目标和文化理想的理学之军。湘系理学经世派受内忧外患的深重刺激,开启“以实动名”的崛起之路,自下而上地打破有清以来二百余年理学内敛时期之沉寂,比较成功地将学术思想转化为政治军事组织能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政治—文化自强运动。咸同湘军以理学作为节制之道,培植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权威结构,体现出独特的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湘军以理学为宗,结合圣王理想和豪侠气象,形成“兵儒合流”“以礼治军”“明耻教战”的军事管理理论。湘军将理学思想全面运用到军事实践指导中去,以精微之意行威厉之事,其儒兵思想中的儒学向度,使之成为军事活动中活用理学的典范。湘军中曾较普遍树立了以身殉国、克己廉介的价值观。湘军不同支脉中,理学浸淫最深的王錱老湘营战斗力最强最持久,在勇营制度下由地方军逐渐取代国防军,特别是在国势陵夷中注重“隐图自强”,力破“不勤远略”的儒学政治传统。湘军以理学原则为指导,对政治军事制度进行改创,并在事功领域广泛运用,其“以实动名”的创化改制,涵盖了吏治文法、军制财政、文教制度等多个方面。同时这种创制也具有实用性、渐进性、适应性、局部性特点,缺乏整体上、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具有明显“过渡性”的特征。湘军集团作为湖湘理学的发舒,对晚清理学产生过政治与学术方面的多重影响,包括:对理学学术走向,对理学乃至儒学学术思想与社会实践的关系,对理学学术思想的发挥与修正,对理学信仰和主流地位强有力的扞卫等。可以说,湘军集团体立用行、务本开源的“通儒”经济,极大地丰富扩充了儒学的践履范畴,实现了为儒学的“正名”,在更广阔的社会格局和宏观文化视野上深刻影响着晚清理学发展的轨迹。湘军一定程度改变了宋明儒学柔弱函胡之弊,焕发了理学价值,形成了激越高亢的审美情趣。咸同湘军立足于建立“学”“道”“政”的良性互动关系,助推形成的政治新秩序成为晚清政局转捩的重要枢纽;湘军集团致力于隐图自强,在对外战争中挽回了军事颓势,挽救保存了中国疆域的主体部分,为中国的逆势复兴奠定了基本的领土格局,同时也将儒学社会价值在封建社会晚期最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湘军人物匡济时艰的精神,自励殉道的操守、任事敢为的勇气、坚毅不拔的意志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必将与民族文化中的进步基因融为一体,感召后人。

黄金萍^[6]（2018）在《唐浩明历史小说研究》文中指出现代历史小说是指现代作家根据自身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理解、想象及建构,在遵循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审美创造的一种现代叙事形式。现代历史小说因其特有的思想、文化与艺术魅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则是当代历史小说谱系中至为重要的一环。本文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唐浩明以晚清人物为题材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旷代逸才·杨度》以及《张之洞》。本论文从唐浩明及其创作的小说切入,从社会视角、文化视角、历史视角、心理学视角以及文学视角展开探讨与分析。论文分为七个部分,各部分主要内容如下:绪论围绕唐浩明晚清题材历史小说这一特定文学与文化现象,考察论文选题的缘起与意义。论文首先阐述了“现代历史小说”的基本特征、社会功能以及审美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尤其是追溯了在现代以来“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曾国藩、杨度、张之洞这三位一直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在百年历史着述中评价标准的变化。同时,通过探讨新时期以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路径以及晚清题材历史小说的独特意义,指出唐浩明晚清题材历史小说所蕴含的主体意识、思想内蕴、传统资源以及价值评判等多方面的意义。其次,通过回顾现代历史小说研究史尤其是新时期唐浩明历史小说研究的历史,指出当前历史小说相关研究的整体情况与存在问题。最后,就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作细致的说明。论文第一章“思想解放与社会转型”主要从三个方面分述唐浩明历史小说创作的动因:社会思想的逐步解放推动了历史敏感题材在文学表现上的进一步松动,“文化热”与寻根思潮的兴起为唐浩明小说创作的民族文化表现提供了借鉴资源,全球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紧迫性为唐浩明的创作设置了宏阔的世界背景并提供了文化现代转化的文学表现的原动力。论文第二章“史传情结与对话精神”重点阐述唐浩明本人在历史小说创作上主体性的自觉,并将作家的这种主体自觉意识划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在敬畏真实的史学态度下进行合理虚构与想象的自由;二是坚持对传统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并将文化担当精神贯穿于三部作品的创作之中;三是坚持对笔下历史人物进行心灵层面的分析与人性层面的对话。论文第三章“入世追问与文化重构”着重探讨小说文本所包含的思想文化内涵,先是分析唐浩明晚清题材历史小说中是如何表现近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曲折历程的,继而探讨在本土视野下唐浩明小说是如何弘扬湖湘地域文化的特色的,以及如何表现传统文化应对西方挑战时的近代转化与生存追问的。论文第四章“范式转化与经典传承”主要对唐浩明创作对于中国古代文学资源多方面借鉴的经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诸如对“史传文学”资源的充分借鉴、对古典小说资源的自觉传承以及对民间文学资源的有效利用等等,重点是通过细致的文本细读挖掘唐浩明历史小说对于传统文学资源的全面借鉴与创新发展。论文第五章“类型比较与风格异同”主要是基于个案分析与比较研究的视野,将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同当代其他有影响力的典型作家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厘定唐浩明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文化意义,具体内容是通过与二月河历史小说的比较,考察二者在通俗化叙事方面的趣味差异;通过与高阳历史小说的比较,考察二者在晚清题材表现上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别;通过与刘斯奋历史小说比较,考察二者在文人题材历史小说上的异同。在结语部分,主要是立足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新世纪大背景,综合上文内容,分析唐浩明晚清题材历史小说的典范性意义与创作经验推广的可能性,同时也正视其创作本身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包括思想内涵上的某些偏失、部分章节叙事艺术上的薄弱以及语言表达上的拘谨等等,以期为新世纪历史小说的进一步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陆益军^[7]（2015）在《道光时代汉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道光时代上接乾嘉,下开咸同,是中国社会即将由“古代”迈进“近代”的历史结点,是一个将变未变的历史时期。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段的知识界与学人,究竟是怎样的状态,正是选题的初衷所在。本文以汉学群体为考察对象,藉此走进道光时代的知识界。曾居乾嘉学术主流的汉学,在道光时代遭受诟病,尽管如此,仍然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在展开,呈现出西汉之学兴起、经典论争与权威动摇、学术多样化、经典重疏的新趋向,继续保持繁荣的态势,影响范围扩大。同时,在时代因素作用下,汉学进行自我更新,在经济、义理、词章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呈现出通经致用的新风貌。全文由绪论、正文、余论构成。绪论辨析汉学、限定边际、阐明内容、明确宗旨。正文分五章,第一章主要通过叙述《儒林传》、《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撰编的背景、内容、特点,展现汉学的强势地位及其试图祧宋的学术史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第二章主要考察了《汉学商兑》、桐城派及《国朝学案小识》的汉学观,表明理学家在新时期的汉宋之争中,既对汉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同时又对其成就予以肯定,主张将汉学纳入宋学统绪之中,携手繁荣圣学。第三章和第四章,揭示汉学在遭受诟病的学术环境下,仍然按照自己的内在逻辑发展,呈现出西汉之学兴起、经典论争与权威动摇、学术多样化和经典重疏的新趋向,继续保持繁荣的态势。第五章指出,面对后繁荣时期的社会矛盾,汉学家在经济、义理、词章方面推出自己的主张,既是汉学强势地位的体现,也是汉学的自我调适,呈现出通经致用的新风貌。余论部分,则根据经历过这个时代的学者意见,概括道光时代的汉学继续保持繁荣的诸种表现,否定汉学应为社会动荡负责的偏见。厘清道光时代的汉学状况,有助于了解道光时代的知识界,也为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寻求一个顺理成章的切入点。

彭琴^[8]（2015）在《《张舜微壮议轩日记》引清人文集考述》文中指出作为中国现代着名的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1911-1992）学兼四部,着述宏富,于清人学术研究甚多,影响甚大。《张舜徽壮议轩日记》（1942.9-1947.1）主要记载其平日读书、治学、教学以及学术交游之事,其中阅读引论的清人文集多达65种,是考察张舜徽青年时期治学情况尤其是其研究清人学术思想的宝贵材料。当前学界对于张舜徽先生的主要学术着作都有初步的评介和研究,但对于《张舜徽壮议轩日记》的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张舜徽先生从1942年9月至1947年1月之间阅读引论的65种清人文集进行穷尽式的爬梳整理,将其中三百余条引文与今日所见同名文集比勘校对,对其引论的内容、作用等进行详细的分析,全面展现了张舜徽先生青年时期阅读清人文集之勤之精,追求博通、严谨平正、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治学精神,及其于苦境中坚持不懈读书治学的惊人毅力,为日后研究清人学术思想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和深厚的学人修养。另外,通过《张舜徽壮议轩日记》与张舜徽先生后来出版的《清人文集别录》、《清儒学记》、《清代扬州学记》三部研究清人学术的专着进行对读,可知张舜徽先生最终形成的清人学术思想及相关专着直接来源于青年时期勤读清人文集所形成的观点。其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治学当以经世致用为归旨,尤其推崇曾国藩等兼备武略以宏儒效的湖湘学者；二是治学当博采众说,择其善者而从之,主张博通之学,服膺阮元,推崇翁方纲、姚鼐、章学诚乾嘉三大通儒,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清代朴学殿军孙诒让之学；三是为学当为本原之学,当摒弃汉宋门户之见,消融程朱陆王之争；四是学者当作有用之文,当不屑以纯粹文人自居。

杨倩^[9]（2014）在《曾国藩档案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近现代名人的档案思想是了解我国档案学发展历史的重要基础。作为晚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思想贡献十分突出，因此，近年来备受各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追捧。通过对国内现行文献的分析调查发现，曾国藩档案思想也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文章为了探寻曾国藩档案思想的精华，发掘其在档案方面的思想价值取向，通过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以及实地调研的方法，对曾国藩档案思想的发端、实践及其特点与意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论述，以期为近现代名人档案思想的研究提供借鉴。在绪论部分，文章主要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及意义、研究思路与方法等。在分析整理国内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曾国藩档案思想的研究现状归纳为：曾国藩档案思想的成因研究，曾国藩档案管理实践的研究，曾国藩档案思想的借鉴研究。其次，文章探讨了曾国藩档案思想的发端及渊源。从文化渊源、家族渊源、专业渊源、社会渊源分别进行探讨，得出曾国藩档案思想是受从宏观到微观的各方面影响而形成的。然后，从曾国藩的搜书活动、档案收集活动、档案整理活动、档案保管活动、档案利用活动等几个方面探讨曾国藩档案思想的实践与运用；并分析了曾国藩档案思想从萌芽到形成最终走向成熟的几个阶段性特征及其发展变化。文章最后提出曾国藩档案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的沉淀，且在每个时期的表现不一样，同时其档案管理活动具有自身独特的模式。系统总结了曾国藩档案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启示，包括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宣传教育、浸润名人思想等三个方面的意义。

王俊桥^[10]（2014）在《晚年郭嵩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郭嵩焘作为中国近代一位洋务派思想家和第一位驻外公使,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他从湘军建功而崭露头角,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基础；而随后的三年出使经历,使他有机会走出国门,通过对西方社会的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他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思想更趋先进,见解日渐深邃,也使其以更加理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当时中国社会。出任公使成为他一生最为辉煌的时刻,也是中国开始走向世界,逐步抛弃传统观念,与西方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一次尝试。而他出任公使的三年经历了种种的打击和挫折,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和内心的苦楚,使其不得已引身自退。本文研究把郭嵩焘的晚年界定于他自1879年出使归来后归隐湖南家乡,直至1891年病逝这段时期。郭嵩焘正式退出政治舞台后,并非像一般赋闲官员那样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他身在江湖,而心仍停留在庙堂之上,时刻关心国家时局。他并没有因来自于社会、政治的压力而屈服,仍坚持己见,建言献策,表现出极大的道德勇气和博大的政治胸襟。内忧外患的时局在刺激着他,如其所言“乐岁民生凋敝甚,纷坛时局益芒然。”他的心犹如“古井波澜,有搅其中,辙激而动。”儒家士大夫的担当和忧患意识使得举办教育和畅谈洋务成为他晚年生活的重心所在。郭氏以在野的绅士先后主讲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并恢复湘水校经堂,编纂湘阴县图志。这段时期他经历了中法战争、琉球之废以及铁路论争等大的事件,与官绅的交往也成为他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活动和所经历的事件对他思想的发展与完善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都成为本文研究的重点所在。通过对晚年郭嵩焘的研究,我们既可深入了解其晚年的思想与境况,在观照其一生中,把握其人生轨迹及思想发展脉络,从而给郭嵩焘以恰当的历史定位；亦可以其个案来管窥洋务派知识分子坎坷的心路历程,以折射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同时为研究湖南近代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一个有益的视角。正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首先介绍郭嵩焘生平的关键节点,使其本人原貌得以重现,再现其人生发展的历程,说明其早年的经历对其晚年的所思所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论述了洋务思想的内涵是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深入分析了洋务思想形成的渊源,既有对湖湘哲学的吸收与发挥,也有对王夫之学术精神的发扬及道器观、历史观的继承。第二章交待了19世纪后半期晚清湖南社会的整体状况,展现甲午战争之前的湖南绅士的社会心态,官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郭嵩焘在长沙的洋务宣传活动与各阶层的交往,以印证郭氏的长期活动对湖南维新运动的酝酿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部分是论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教育和洋务是他晚年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教育方面,郭嵩焘首先指出了晚清湖南书院教育官学化色彩越发浓厚,沦落为科举的附庸,深刻揭露了传统教育的弊端,郭氏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倡导实学。在实学精神的引导下,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实践。郭嵩焘的教育实践加快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向近代教育方式的转化,为湖南近代教育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先导性作用,推动了湖南教育近代化进程。洋务方面,郭氏的外交思想、铁路思想、贤人政治思想以及治河思想都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洋务思想。郭氏的和平外交思想的超前性使其洋务思想迥异于其他人士；循序渐进的铁路思想体现了他在冷静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贤人政治思想体现了他始终处于保守与开新的矛盾统一体中；既尊重规律又重视实践的治河思想体现了他已具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这些思想都是他洋务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其作为洋务运动的鼓吹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更加清晰,但总体来看,他的洋务思想始终限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五章。结论在充分挖掘材料,基本理论分析基础上给予了郭嵩焘恰当的历史定位,指出他是一位洋务派思想家、清王朝的忠实拥护者、中国现代化的先行者、儒家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和特立独行之人。郭嵩焘的思想是一个有机统一体,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单薄到厚重的演进轨迹。他的思想趋于返本和开新之间,并体现了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基本特征。郭嵩焘终其一生都力图在中西、古今之间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以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振兴。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在甲午战争之前的转型时代背景下以其深沉的忧患意识、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以走中西相融合的实现路径寻求强国之梦。在中西文化颉颃中完成文化现代化历史使命并不是郭嵩焘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能完成的任务,但他所引领的中西文化融合会通的道路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和发扬。

二、曾国藩之于史档文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曾国藩之于史档文献（论文提纲范文）

（1）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张之洞古文与骈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唐浩明历史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道光时代汉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张舜微壮议轩日记》引清人文集考述（论文提纲范文）

（9）曾国藩档案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晚年郭嵩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曾国藩之于史档文献（论文参考文献）

• [1]建构儒学学统：吕祖谦中原文献之学研究[D]. 徐艳兰. 湖南大学, 2020(02)
• [2]张之洞古文与骈文研究[D]. 曲白果.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3]《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研究[D]. 郭太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清儒王懋竑学术思想研究[D]. 陈峰. 湖南大学, 2019(07)
• [5]咸同湘军与湖湘理学研究[D]. 汤浩. 湖南大学, 2018(06)
• [6]唐浩明历史小说研究[D]. 黄金萍.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2)
• [7]道光时代汉学研究[D]. 陆益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5(03)
• [8]《张舜微壮议轩日记》引清人文集考述[D]. 彭琴. 华中师范大学, 2015(03)
• [9]曾国藩档案思想研究[D]. 杨倩. 湘潭大学, 2014(02)
• [10]晚年郭嵩焘研究[D]. 王俊桥. 南开大学, 2014(04)

标签：吕祖谦论文;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曾国藩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