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高畅的着作

一、略论高昌上奏文书（论文文献综述）

张重洲^[1]（2021）在《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文中指出高昌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佛教势力的发展及寺院经济兴衰问题,一直是吐鲁番佛教史和经济史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通过研究认为,高昌国建政及对初期佛教的政策,奠定了佛教发展和寺院经济的基本走向。佛教地理决定了寺院经济的根本发展模式和路径,但高昌国佛教经济体制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之间,呈现出相近及相悖的两种趋势。高昌国的寺院经济以佛教主导,同时包含有多种宗教下的经济成分,其在高昌国内兴衰与发展均有一定的必然性因素支撑。高昌国的寺院经济是以佛教寺院和僧尼寺户为主体,围绕这两个主体所产生的各项经济活动,形成了以土地经营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形态,寺田在性质、数量、来源等方面均与世俗社会保持一致,经营门类和方式也大致相当。寺院经济具有宗教性、社会性、封闭性、地域性四个较为明显的特征。寺院内部财务收、支平衡,兼营多种经营门类,有完整且成熟的“常住”管理制度与财务核算方法。国家设置有专门的僧务机构,形成了僧官阶层,两种制度和体系共同运行管理寺院财产。此外,还通过《僧尼籍》来管理寺院僧尼及其附属人口,按照一定标准征收赋税劳役,其征收标准随着经济体制而发生改变。寺院内部僧尼群体间地位高低和财产分化明显,存在“中层僧尼”群体,普遍在寺院之外还从事着各自的经济活动,与豪门望族往来密切,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贯穿社会发展的始终。高度的世俗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益,尼僧群体、货币支付、国家体制、社会动荡等诸问题均与寺院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均加剧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形态和寺院经济的固化。唐西州建立后,寺院经济并没有发生“衰落”,而是逐步在改革中转型重构,最终逐渐适应新政权的改革并完成自我革新。总体而言,高昌国寺院经济自身是一个闭环的完整链条,其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最终至衰落的全过程,形成了特有的经济体系,构成了复杂的社会共同体。

徐畅^[2]（2020）在《草刺、行书刺与三国孙吴县级公文运转机制——从长沙吴简闰月草刺册的集成切入》文中研究表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数量巨大,内容丰富,但受发表进程限制,簿书复原研究是以往学界作业的重点。近刊资料中大量出现长沙地方官府、属吏参与制作、收发的官文书,而大多与诸曹相关;数量较多的是以"草言府""某曹言"开头的两种反映诸曹文书制作、收发的目録简,李均明将其定性爲草刺,衆多学者对其性质、格式展开讨论,但由於无法进行草刺册的复原,所论未得突破。本文借助《竹简》[陆]新刊闰月言府草刺册的标题简,找到孙吴基层对两种文书的正式称谓:"草刺"与"行书刺",指出其性质类似纸本文书中的官府事目历,摘要展示由诸曹、门下参与的临湘县级公文情况,在吴简官文书中具有核心地位;以揭剥图、时间信息爲切入点,对闰月草刺册进行集成;在最大程度把握吴简官文书种类与内容基础上,尝试透析临湘侯国（县廷）内部上、下行文书,以及县廷上行更高行政机构、高级机构下行文书的制作及运转,发现诸曹是基层公文的主要制作和承载者,而门下是公文运转的枢纽;长时段观察临湘县廷的公文运转机制,认爲这一机制本於秦制,经三国发展而来,可作爲六朝公文运转机制的源头。

吕媛媛^[3]（2019）在《吐鲁番出土高昌与唐初麴仕悦文书考释》文中研究说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有一件供养人写经题记与日本国华社1915年出版的《西域考古图谱》中刊布的题爲《唐西州司马麴某〈大智度论〉跋断片》能够缀合,缀合後的供养人名爲"麴仕悦"。在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还发现了很多与"麴仕悦"相关联的文书残片,如《高昌延寿

王素^[4]（2019）在《高昌王令形制综论》文中认为本文认为:高昌王令分为"下令"和"传令"两种形制。"下令"以高昌王名义直接颁下,均有完整文本,见于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传令"由王国中央出纳审查机构官员直接宣传,大致均为口令,散见于公文书的辞、奏、符以及一些帐中。高昌王令及相关公文书制度,应始于阚爽首次建立割据政权时期。但根据现有材料,只能从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时期说起。本文以高昌王令形制为切入点,结合吐鲁番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史,依次对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阚氏王国、张氏王国、麹氏王国的高昌王令形制及相关公文书制度进行分析和解说,对其与河西政权及中原王朝相关制度的继承、差异、流变进行比较和探讨,指出:沮渠氏北凉流亡政权的政治传统与河西北凉政权一脉相承,与后来高昌国的制度设计不是一个概念。高昌一直实行高昌王集权体制,高昌王令构成高昌文书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环。

朱艳桐^[5]（2017）在《北凉史新探—多元史料的交错论证》文中认为河西卢水胡自汉代兴起,约前凉时期沮渠氏获封北地王。沮渠蒙逊父亲法弘任前秦中田护军。后凉中田护军任职者马邃亦可能为卢水胡人,沮渠氏与马氏不和。沮渠蒙逊建立沮渠氏北凉后行嫡长子继承制,但北凉王位传袭多次出现兄终弟及。沮渠牧犍代立后可能杀害了前世子沮渠菩提。沮渠牧犍、安周在继位之前通过“世子”、“摄政”确认自己的“合法继承人”身份,有利于政权平稳过渡。沮渠牧犍投降北魏前,沮渠祖与沮渠万年先行降魏,加速了北凉的灭亡。北凉内部早在436年就有降魏之人。姑臧城破之前出现了多种谣谶,部分谣言可能是北魏为引导舆论加工的。沮渠牧犍东迁后,沮渠无讳率众辗转河西与魏兵交战,期间以“征西镇酒泉后都摄留府”统摄征西将军府事。西迁之时,部分原北凉官吏畏惧路途艰辛选择投降北魏。段业、沮渠蒙逊先称公、后称王,亦封亲贵公、侯、男等爵位。在王国体制下设置王国左常侍,公、侯置中尉、常侍。北凉先后行用“二府”制和台省制。“二府”制以都督府官为主,长史为行政首脑。北凉置台省之后即停用“二府”官。北凉置尚书、中书、门下、秘书四省。尚书省以尚书左右丞为首,下领吏部、兵部、民部、都官尚书。北凉置大行台。中书、门下省分别以中书侍郎、门下（黄门）侍郎为长官。秘书省长官不知,置“秘书考课郎中”典校经籍。另置御史、殿中侍御史、奉常、太史令、助教、博士、世子洗马、东宫侍讲等诸卿、东宫官员。中枢置门下校郎、中兵校郎,说明北凉对“校”职的重视。北凉辅国将军权职较重,禁卫体系下设置武卫、右卫、殿中将军,可能亦置左卫将军。北凉中枢文官任职者几乎排除了沮渠氏,沮渠氏宗亲多任武将和郡守。军队实行军幢制,军长官为军将、幢长官亦称幢。在地方上北凉置凉州、秦州、沙州。沮渠蒙逊攻占姑臧后,置秦州。北凉迁都姑臧后,秦州改治张掖,凉州改治姑臧。沙州初置治敦煌,后改治酒泉。北凉至少置中田、敦煌、屋兰三护军,增置凉兴、金山、湟川等郡。出土文献可以补充北凉玉门太守巩宾,浇河太守麹宁孙、张兴宗,湟河太守房恩成、张兴宗,乐都太守张璋,新城太守张兴明,高昌太守阚斑、沮渠封戴,敦煌太守赵斌、沮渠封戴,西郡太守麹艺,索育（祚）可能任晋昌太守。郡属吏中校曹主簿、校曹书佐至少同时置两员。政务系统中五官、功曹史、主簿与校曹主簿是层级升迁次序,任职人员可顺序升迁,亦可越级升迁。北凉行水文书集中反映了郡兵曹、仓曹、户曹、金曹、掾史曹与县官吏间的配合。在民族发展发面,汉族清河房氏、弘农杨氏、广平程氏在北凉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北凉疆域的扩大,鲜卑对北凉的态度由敌对变为归降。鲜卑秃发氏、鹿氏是重要的入仕北凉的鲜卑族人。北凉曾联合西羌、东羌共同对抗西秦,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可能出自羌族。高昌隗氏在北凉时期任郡佐吏,可能与隗仁担任太守有关。北凉在南凉、西秦灭亡后两次大规模入侵河湟地区,征讨鲜卑卑和、乌啼部是为了扩张其在青海湖以北地区的疆域,保障经苕藋翻越冷龙岭至河湟的道路畅通。北凉与西秦在青海地区的疆界线稳定在祁连山以南。北凉与吐谷浑长期保持友好合作。高昌北凉控制了鄯善、且末、焉耆、高昌,掣肘柔然南下,阻断北魏交通西域。

塔玛拉·肖开提^[6]（2016）在《《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研究》文中认为自1959年到1975年的十六年间,诸多学者通过不断的努力,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合卓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到唐的墓葬四百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汉文文书就达2700多件。而且根据文书中的记载,西晋泰始九年（273）的文书是为期最早的,唐大历十三年（778）的文书则是最晚的,前后历时五百年。这些文书,并不是当时都在吐鲁番书写的。其中有的来自敦煌、庭州、伊州,乃至洛州等地。以文书形式直接随葬的是吐鲁番文书中的一部分,除了这部分较为完整之外,被当作废纸用来制成死者所用的服饰也占大部分,比如死者的鞋靴、冠带、枕衾之外,还有一些俑的构件,因此大部分都比较残缺,不完整。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时代为晋、前凉、北凉、高昌、唐西周时期,内容广泛,也比较丰富,包括账籍、古籍经典、书信、券契、官府文书等,从政治、军事、经济、日常生活、文化、历史等诸多个层面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清晰的古代社会的大概面貌。这批吐鲁番文书,经过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武汉大学历史系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共同努力合作,唐长孺教授作为主编先后整理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本,图文对照全四册本,这两套文书都成为了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基本材料。本文主要的研究材料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对照四册本,参考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本以及《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大谷文书集成》等其他材料,先对文书进行大致分类,逐类分析主要的用字,总结汉字形体的演变,对汉字规范化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材料。汉字从起源发展到成熟也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吐鲁番出土文书大都是晋唐时期的作品,晋唐时期正是我国古代文字发展的重要时期,字体繁多,风格也各不相同,却互有牵连影响,文书生动地记载了古代新疆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在交通和通讯都不是很便利的古代社会,汉字的发展却是如此繁荣,可以说汉字的演变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人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突破口。自吐鲁番文书陆续出土以来,就广泛受到各界学者们的关注,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也层出不穷,由此一门新的学科即吐鲁番学产生了,随着吐鲁番文书的出土与研究,这门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与之前产生兴起的敦煌学交相辉映。关于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可以涉及到很多方面,其中最基础的文书文字的识别和释读,只有识别了文书上的文字内容,才能更有利地进行其他各方面的研究。在历史上,这里建立的有汉族的政权,也有少数民族的政权。其中前凉与西凉都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少数民族所领导的政权有前秦、后凉、北凉。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有回鹘文、栗特文等文字,但是汉字作为汉民族特有的文化,依然被生活在西域的汉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所学习继承。无论哪个政权,在这里都积极吸纳各种人才,无论民族,只为自己的政权能管理得更加得心应手。少数民族政权设立学校教授汉语汉字,十分注重汉文化的教育和学习,这一举措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以及汉文化传统的延续,也加快了高昌地区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本论文分为四部分。首先,引言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各大学者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当前状况以及对文献的综述,除此之外,还一并阐述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以及论文中的难点和创新点。正文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吐鲁番地区以及吐鲁番文书的历史概况和吐鲁番文书的内容分类,从而概述了其所用的主要汉字,包括其所用字的界定、晋唐时期文字的发展历程以及国内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是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用字进行具体研究。主要对文书中的公文类文书、佛经抄本和古籍抄本、习字文书、随葬衣物疏以及往来私信文书进行具体分析。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吐鲁番出土文书》所用文字具体类释。第四部分主要阐述《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研究的价值与影响。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现状及文献综述看,大部分研究都集中在了史学范畴和语法研究的范围,关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方面的研究,只有数篇论文,仍然缺乏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前人大量的文献基础之上,结合自己阅读《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体会,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政府公文、佛经古籍抄本、习字文书、随葬衣物疏以及书信类文书的用字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并与当时主流文字进行比较。

赵海莉^[7]（2016）在《西北出土文献中蕴含的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古代民众究竟有怎样的生态意识,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传世文献中的生态意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而对于出土文献中蕴含的民众生态意识的挖掘与探讨,研究成果很少。本文以汉代简牍、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塔里木盆地文书、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书等西北出土文献为主要依据,结合传世典籍,并辅之以莫高窟、榆林窟石窟壁画,对其中蕴含的汉至西夏时期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的史料进行检索、梳理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从自然和社会经济状况出发分析导致民众生态环境意识产生的背景和基础,从传统儒家思想、佛教与道教思想等方面探讨古代民众生态环境意识产生的思想根源,并汲取古代民众生态智慧的菁华,为今天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本文所论“民众”,指古代社会官、民、僧、道各界大众,并非专指平民百姓。所论生态环境意识,是指蕴含在卷帙浩繁的西北出土文献中的汉至西夏人们对于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与体认,这一意识既体现在社会各界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中,又体现在人们日常的生产活动和生活行为方式中,特别是对动植物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的重视、管理、爱护以及利用等方面;既体现在官方颁行的有关制度、法律法规上,如汉代悬泉置出土的《四时月令诏条》、佉卢文书中保护树木的法律条款、唐代敦煌县《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西夏时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更集中地体现在民间的习俗、信仰、祭祀、岁时节庆、民间禁忌、童蒙教育、以及解梦、占卜、相宅等风俗上。文章绪论部分简述了中国古代生态环境意识的缘起与肇兴及西方生态环境意识的缘起与发展,总结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态环境意识研究的主要收获和成果,引出本文的议题。第一章分五个时段对中国古代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简要回顾。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检索、梳理大量的西北出土汉代简牍资料、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塔里木盆地文书（主要为楼兰、尼雅等地出土的汉文、佉卢文简纸文书）、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书等文献及莫高窟、榆林窟石窟壁画形象资料,从林草植被、动物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保护等几个方面探讨蕴含在其中的古代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第七章探讨古代民众生态环境意识形成的自然环境基础及人文社会背景以及古代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第八章讨论古代民众生态环境意识产生的思想根源。第九章以史为鉴,汲取古代生态智慧的菁华,为今天生态文明建设及民众生态意识的增强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从整体上看,西北出土文献中反映出的民众生态环境意识,表现出朴素、普遍、强烈等特点。古代西北民众生态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应是自发的、不自觉的、或是环境所迫的,但也并非是零星的、片段的、随意的。在西北民众的意识中,或许缺少理论上的思辨,但人们对于自然山水、林草、动物普遍怀有淳朴的珍惜、爱护之情,主要表现为对土地资源、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等生态因素的全面体察与认知上,也表现在社会各界（官、民、僧、道等）民众普遍拥有的积极的生态观念、责任意识及生态行动中。我们还发现,古代西北民众尤其是对于水资源、林草资源的生态意识更为强烈和高昂,这显然是与西北地区特有的干旱鲜雨、沙漠戈壁广布的自然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的。本文主要的创新点之一在于对卷帙浩繁的西北地区出土文献资料进行逐一的检索、爬梳,找出其中蕴含的古代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的有关记载,并从构成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入手进行整理、归纳与分析,揭示其表现特征。尽管对我国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生态环境意识,已有许多研究成果问世,但绝大多数都是依据传世文献所得,依据出土文献进行研究的成果很少,且大都是零星的、片段式的,而本文的功夫之一主要下在对于西北出土文献资料系统、全面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上。同时,基于出土史料等对古代民众生态环境意识产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思想根源进行探讨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和关注。我国正处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的关键时期,更需要人们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和谐的生态化生存理念。本文旨在汲取我国历史上悠久的民众生态观念的智慧,为今天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若干有益切实的历史借鉴。

张雨^[8]（2015）在《南朝宋皇太子监国有司仪注的文书学与制度史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南朝宋皇太子监国有司仪注,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公文形态。但是,现有中华书局点校本《宋书》、《通典》的仪注文本及标点,均有不完善之处,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标点。在对仪注进行了文书学与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尽管尚书台（省）自西晋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机构的职权,尚书令、仆射也已被视爲宰相,但是迟至南朝宋时,尚书台仍然未成爲一个层级分化、结构规整、分工明确、各有权限的外朝宰相职司。在两汉至隋唐间三公制—三省制的体制转轨还没有基本完成之前,尚书台所得的宰相职权,并没有及时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态中。尚书台作爲文书传递机构的性质,仍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体现在南北朝公文书式中。就现有研究而言,尚书省及令、仆射所获得的宰相职权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才实现。

谢英明^[9]（2015）在《《吐鲁番出土文书》汉字书法体式研究》文中指出近百年来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古文书。文书是书写在纸上的墨迹,因为古代墨迹能流传到今天,为数极少,因此吐鲁番出土大量的墨迹是研究我国古代书法非常宝贵的资料。这批总计达数千件的文书,不少是记录有年代,其最早是西晋泰始九年（公元二七三年）,最晚到唐代大历十三年（公元七七八年）。文书的内容包括政府公文、券契类文书、籍帐类文书、经籍抄本、随葬衣物疏、私人书信、习字文书等等。这些文书的书写者多为普通的官府书吏和民间书家,从出土文书的墨迹中,生动形象地体现了晋唐时期书法体式和书法风格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用字情况。本文主要是以《吐鲁番出土文书》四册图录本作为最主要的研究材料,同时也参考《吐鲁番出土文书》十册录文本、《日本宁乐美术馆藏吐鲁番文书》以及《大谷文书集成》等其他材料,先对文书进行系统地分类,按照类别,从图片中直观地描述文书所使用的书法体式,分析出土文书主要使用的书法体式,并与晋唐时期的传世书法作品进行比较分析,总结西域地区书法体式的演变规律,描绘当时的书写状态。汉字书法艺术是汉民族独有的文化,汉字从起源发展到成熟也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吐鲁番出土文书大都是晋唐时期的书法作品,晋唐时期正是我国古代书法发展的重要时期,书法体式繁多,风格也各不相同却互有牵连影响,从吐鲁番出土文书所使用的书法体式,可以看出楷书从早期大量使用隶书笔法的特点到逐渐摆脱隶书笔法形成自己特有笔法的全过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书家都不是名家,大部分都是是普通的劳动人民,文书不仅生动地记载了古代新疆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更是展现了中国古代汉字书法在新疆的演变发展过程。吐鲁番出土文书中除了汉字,也有回鹘文、栗特文等文字,但是汉字作为汉民族特有的文化,依然被生活在西域的汉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所学习继承。无论哪个政权,在这里都积极吸纳各种人才,无论民族,只为自己的政权能管理得更加得心应手。少数民族政权设立学校教授汉语汉字,十分注重汉文化的教育和学习,这一举措推动了汉文化的传播以及汉文化传统的延续,也加快了高昌地区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本文分为四部分。引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现状以及文献综述,并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难点和创新点。正文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吐鲁番地区以及吐鲁番文书的历史情况、吐鲁番文书的内容分类和本文所涉及的文书三个方面,并简要概述了书法体式的相关内容,包括书法体式的内容、晋唐时期书法体式的发展历程以及国内的研究现状。第二部分是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书法体式进行具体研究。主要对文书中的公文类文书、佛经抄本和古籍抄本、习字文书、随葬衣物疏以及往来私信文书进行具体分析。第三部分主要阐述《吐鲁番出土文书》书法体式的价值与影响。结论部分对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本文在前人大量的文献基础之上,结合自己阅读《吐鲁番出土文书》的体会,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政府公文、佛经古籍抄本、习字文书、随葬衣物疏以及书信类文书的书法体式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

朱艳桐^[10]（2014）在《2013年吐鲁番学研究综述》文中研究指明据初步统计,2013年中国大陆出版吐鲁番学专着8部,论文集6部,论文131篇。2013年吐鲁番学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对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成果颇丰;二是对历史、经济的研究仍占主导地位,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籍帐制度、农田水利两方面;三是对回鹘史的研究仍是

二、略论高昌上奏文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略论高昌上奏文书（论文提纲范文）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吐鲁番出土高昌与唐初麴仕悦文书考释（论文提纲范文）

（4）高昌王令形制综论（论文提纲范文）

（5）北凉史新探—多元史料的交错论证（论文提纲范文）

（6）《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北出土文献中蕴含的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南朝宋皇太子监国有司仪注的文书学与制度史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吐鲁番出土文书》汉字书法体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2013年吐鲁番学研究综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略论高昌上奏文书（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昌国佛教寺院经济研究[D]. 张重洲. 兰州大学, 2021(09)
• [2]草刺、行书刺与三国孙吴县级公文运转机制——从长沙吴简闰月草刺册的集成切入[J]. 徐畅. 文史, 2020(04)
• [3]吐鲁番出土高昌与唐初麴仕悦文书考释[J]. 吕媛媛. 出土文献研究, 2019(00)
• [4]高昌王令形制综论[J]. 王素. 西域研究, 2019(01)
• [5]北凉史新探—多元史料的交错论证[D]. 朱艳桐. 兰州大学, 2017(05)
• [6]《吐鲁番出土文书》用字研究[D]. 塔玛拉·肖开提. 喀什大学, 2016(10)
• [7]西北出土文献中蕴含的民众生态环境意识研究[D]. 赵海莉. 西北师范大学, 2016(06)
• [8]南朝宋皇太子监国有司仪注的文书学与制度史考察[J]. 张雨. 中华文史论丛, 2015(02)
• [9]《吐鲁番出土文书》汉字书法体式研究[D]. 谢英明. 喀什大学, 2015(06)
• [10]2013年吐鲁番学研究综述[J]. 朱艳桐. 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通讯, 2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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