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在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论文文献综述)
陈钰晓[1](2021)在《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住房资产是我国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居民将总资产的70%配置在了住房资产上。因此,房价成为我国居民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房地产价格剧烈变化不仅会对居民生活造成影响,更会引起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经济体的波动。1998年中央政府确定了城镇住房的货币化、市场化、商品化改革方向之后,我国新的住房制度逐步构建起来,房地产市场自此开始走向蓬勃发展。自住房制度货币化改革以来,我国住房价格节节攀升,从1998年的1854元涨到了2019年的9287元,20年间房价上涨超过4倍。房价的过快上涨一方面造成居民买房难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中国的高房价已经成为严峻的社会经济问题,探究房价变化背后的原因有助于理解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规律,并针对性地出台调控政策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现有研究从土地财政、货币超发、居民收入提高、城市化等视角切入,解释房价变动的原因。但是这些因素在解释房价长期变动趋势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我国住房销售价格与销售面积变动步调十分一致,作为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居民的需求是影响房价的关键,人口因素会对住房价格产生直接深远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的视角来看,第三次“婴儿潮”成年以及老年群体代际转移行为共同作用,导致房价进入上升通道。但是,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持续恶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显示,0-14岁少儿比例从1953年的36.3%下降到2018年的16.9%;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则从4.4%上升到11.9%,这些变化反映了我国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在此背景下,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效果如何、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微观机理以及随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未来房价可能产生何种变动趋势等问题,是当前经济学领域十分重要的议题。围绕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这一核心问题,全文通过逐层递进的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第一部分从宏观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论文首先从理论溯源、现实描述和实证研究三个层面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体来讲,在理论分析层面,构建以世代交叠模型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框架。从生命周期理论出发,老年群体自身住房需求降低,导致房价下跌,但从代际转移理论出发,老年群体的代际转移行为则会推动房价上涨,因此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依赖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在现实描述层面,基于全国、省份、城市维度的历年数据,描述我国房地产价格、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情况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婴儿潮”成年是推动房价在2003年之后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少儿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与房价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在实证研究层面,第一步,基于中国1999-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二步,基于2000年第五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省份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应年份数据,实证检验各个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第三步,通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获得的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数据,结合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未来走势的影响。无论是从省份还是城市一级宏观数据都得到一致结论,即少儿抚养比下降推动房价上涨,老年抚养比增加推动房价上涨但推动力量在减弱。第二部分从微观个体层面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从不同年龄群体住房需求决策出发,基于微观视角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产生上述影响的原因,这有助于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价格运行规律。论文分别使用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M-W模型计算出年龄与住房需求之间呈现稳定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在修正“群组效应”的基础上,提供老年人口代际转移行为变化的证据。结果发现,老年人口自身住房需求下降,但会通过代际转移行为推动房价上涨,同时代际转移的力量正在逐步减弱。伴随着代际转移力量的消减,老年抚养比增加对房价的推动作用正在减弱,未来将会呈现何种趋势?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必要汲取OECD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启示。一方面,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正在与OECD国家趋同;另一方面,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相对成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时序长,使得研究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具有优势。因此,论文利用1970-2018年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为本研究提供更多证据。实证结果显示,人口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住房价格指数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价格指数的负向影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综合来看,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深入,我国老年抚养比增加将会从推动房价上涨转向抑制房价上涨。第三部分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预测未来房价趋势。由上两部分的论述可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是影响房价的重要因素,而且未来会呈现出新趋势。那么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内在规律,我国房价未来将会如何变动?这是政府、居民和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因此,论文首先选取人口—发展—环境分析(Population-Development-Environment Analysis)模型,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其次,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来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住房总需求将在未来遭遇拐点,在低/中等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0-2035年之间;在高生育率情况下,拐点出现在2035-2040年之间。由于城市人口和跨区域流动人口变动的一些特征趋势,会导致不同层级城市出现拐点的时间存在差异。一二线城市房价更稳定且拐点更靠后,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风险更大且拐点更靠前。最后,通过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总结,结合我国房地产市场和人口年龄结构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人口结构、强化住房居住功能、坚持“因城施策”、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加强房地产调控等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包括:第一,通过生命周期理论与代际转移理论的统一,国内经验与国际经验的统一,最终得出老年人口占比与我国房价之间将呈现“倒U型”关系的结论。仅仅依靠生命周期理论很难解释我国人口老龄化推动房价上涨这一现象,因为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老年人口对住房的需求会下降。为了解释这一悖论十分有必要引入代际转移理论,由于我国老年人口经历了房地产市场改革,获得了房改红利,加之我国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社会养老制度并不健全、房屋交易成本较高等原因,老年人口具有较强的代际转移能力和意愿。因此,老龄化反而推动房价上涨,但这种代际转移行为难以持续。伴随储蓄释放过程的逐步减弱、养老金融服务产品的日益丰富、养老制度的逐步健全,代际转移的力量也将削弱,实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进一步,结合国际经验发现,人口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具有阶段性特征。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其对房价的抑制作用会越来越明显。综上,我国人口老龄化会先推动房价上涨,之后推动力量变得不显着,最终人口老龄化将抑制房价。第二,通过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结合的方式,有机整合国家、地区层面以及微观个体层面的数据,全方位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及其机理。从宏观视角出发,选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5个大中城市的人口与房价数据,考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为了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论文进一步选取1970-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OECD国家人口与房价数据展开分析。国家、省份、城市层面的房价数据,各有其优缺点,能够在不同维度上更好度量我国房价变化的时序特征和地区差异特征。从微观视角出发,选取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345个地区的2585481个样本)、2015年四川省人口抽样调查数据(907238个样本)以及2011、2013、2015、2017年四期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剖析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提供依据。人口普查数据和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可以更好地度量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住房资产变动情况。通过二者的有机结合,建立对应的计量模型,本文相对更加准确、全面的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与房价的关系。第三,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更精准地预测了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当前,预测房价变动趋势的方法主要分为三种:第一种,直接将人口普查得到的人口分布平移至未来,结合各年龄段对应的住房需求,预测未来住房需求及价格趋势;第二种,基于线性模型,将房价影响因素的预测值代入模型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三种,基于时间序列模型,根据房价历史变动趋势特征预测未来房价走势。第一种直接平移人口分布预测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动态演变的方法存在明显缺陷,后两种方法则适用于预测短期房价变动,在预测房价长期变动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引入人口—发展—环境分析模型,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设定高中低生育率三组情景,对我国2021-205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预测未来房价变动趋势。同时,考虑城镇化率、人口跨区域流动等因素,对房价变动趋势进行分析。
苏彬[2](2021)在《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党在宣传战线上的重要任务之一,党中央历来对此高度重视。无神论宣传教育在近年来取得丰硕成果,但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宣传无神论仍面临缺乏学科支撑、频频遭受污名的境遇。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历程及经验启示进行梳理和总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学科建设,廓清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成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大量文献研究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无神论宣传教育可分为五个时期: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清除了“左”的错误,根据毛泽东“研究宗教,批判神学”的批示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宗教学学科建设,为无神论宣传教育确立了理论前提,构筑了学科基础;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党中央对新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作出总体部署。但在学术界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争论之后,无神论宣传教育逐渐失去学科支撑而走向式微,导致有神论的影响失去了制衡力量而持续扩大;上世纪90年代,针对社会转型和神秘主义影响所带来的伪科学、封建迷信蔓延,一批专家学者联起手来大力宣传无神论,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使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世纪之交站在新的起点之上;新世纪之初,面临“宗教热”的蔓延和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中央有关部门就无神论宣传教育和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作出部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无神论的实体研究机构,为无神论宣传教育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和有关无神论宣传教育的争议,党中央坚决遏制宗教极端思想蔓延,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等新论断,开辟了无神论宣传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新局面。通过总结这段历程可以发现,无神论宣传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能根据当时的形势,调整工作重心,勇担时代责任,应对风险挑战,在与有神论进行长期思想斗争的过程中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进一步推进无神论宣传教育,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基本前提,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有力推动,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重要依托,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坚实基础。
杨洋[3](2020)在《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文中指出理论研究对接党中央提出的要求,把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纳入学术视野是一项现实任务。目前有关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研究正处于积极发展阶段,主要分为理论性和实务性研究,一是对组织力内涵、内容等理论建设和讨论,二是对如何提升党组织组织力的对策性建议。这两种研究的方式和思路是未来一个阶段开展相关研究的重要基础,然而,影响组织力的制约因素以及对其进行观察的方式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也就是说,连接二者之间的“桥梁”性研究可能是未来的重点之一。尽管组织力的研究热潮源自于十九大报告,但这一理论背后有着丰厚的思想渊源、理论论述和实践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组织力这一概念,也根本不可能为中国发展实际提供直接的思路,但他们的思想包含有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力理论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关党的支部建设、组织建设、人民史观等等思想,是无产阶级政党加强组织力建设的思想指南,对中国共产党提高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新时代实践具有现实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组织力建设发表过一系列的论述,为十九大形成组织力重大命题奠定了重要基础。党在对自身理论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组织力”这一党“**力”体最新的话语表达,为指导实践提供了话语支撑。十九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组织力命题推向深入,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在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重大战略部署的宏观背景下,全党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一顶层设计与战略决策相结合的方式,为组织力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街道社区党组织建设历了初步探索、全面推进和新的起点三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基层党组织建设都在不断推进。党中央持续加强部署城市基层党组织各项建设,经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和科学实践,街道社区党组织在队伍建设、组织架构、主要职责等方面的规定更加合理更加精准。上海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探索中形成了以“凝聚力工程”为抓手的特色党建形式,在此基础上逐渐构建起“1+2”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体制、“三三制”社区党建管理模式,这些兼具创新性和实效性的实践方式,为党组织自身建设和党建引领城市治理提供了科学的保障,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研究选择了上海几个社区进行调研,辅以官方文件等相关资料,深入社区中观察社区党组织在自身建设和引领社区建设的各项状况,探讨和分析制约当前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的影响因素。上海市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居民社区,它们有着各自的特点也有着普遍性,经过初步调研和比较,最终决定选取四个社区开展进一步观察,分别为:一个历经了由差向好“根本性”扭转的大型社区、一个市中心老公房社区、一个市中心的纯商品房社区和一个兼具前三个社区部分特色的近郊商品房社区。组织力在这四个社区中呈现出强弱各异且有两极分化等的趋势。结合理论与实际,社区党组织组织力的强弱主要与党组织自身组织建设、功能建设,以及在社区中传播政党文化和树立政党权威有关,这样的观察结果就构成了制约组织力提升因素的分析框架,不仅对应着现实,也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内涵相互照应。从主体性因素来看,主要是组织建设和功能建设问题。组织建设是基层党组织各项建设的根本,其中带头人队伍和组织体系建设是首要因素。具有很强个人能力和党性原则的干部队伍,能够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头作用,具有科学合理和不断优化的组织结构能够为党组织开展各项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功能建设的弱化必然导致党组织整体上的逐步弱化。自建立以来,党就凭借自身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发挥各项功能,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新时代,社区党组织提升组织力必须以更新的时代任务为契机,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大力拓展以服务为中心的各项政党功能建设,在实现政党功能中提升党员素质,在推动自身对社区的有效领导和有效服务中打造坚强战斗堡垒,提升自身的组织力。从政党文化因素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发挥其从内部支撑向外部传播的问题。党的先进文化是党组织各项建设的价值支撑,这为推动服务型党组织的构建以及向外科学的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力量。文化是党和国家建设的推动性因素。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现今,一些错误价值取向和腐朽文化不断冲击着党的先进文化体系,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危害。在城市社区,党组织必须不断传播优秀的政党文化,才能抵制各类错误价值取向和腐朽文化,形成以党的文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形成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力量。通过文化的传播,在社区形成政党文化与其他优秀文化的良性互动,推动党组织组织力的提升。从政党权威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共同体问题。面对逐渐形成的原子化社会,党组织需要通过树立权威的形象,将持续分化的基层社会弥合起来。缺乏认同的社区难以跟上党组织各项建设的脚步,党组织的发展也缺乏强有力的支撑,这就形成了边缘化的态势。因此,无论是党员还是群众,增强其认同感是树立政党权威的根本。从社区角度出发,需要通过物理空间、组织空间和关系空间的建构,形成以党组织权威和核心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党组织组织力的有效提升。组织力的提升需要有效地破解思路。第一,增强队伍建设和组织结构优化是组织建设的主体内容,也是其他几项思路的基本前提。只有选优配强党组织的带头人队伍,才能为不断扩大的党组织工作覆盖面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撑,才能不断满足来自党中央和社区两个方向上的合理期待。第二,强化功能建设是党组织开展有效服务的基本方式,对内的监督管理和规范方面、对外的服务整合和动员方面是社区党组织功能建设的重点,也是组织力提升的重要内容。第三,政党文化具有影响社区的持久性力量,厚植政党文化、抵制腐朽文化和科学的传播将为凝聚社区,特别是为构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提供根本的精神依托。第四,在政党权威的建构下,党组织组织力将实现主动式和协同式的有效提升。尽管破解组织力难题的思路还有许多,但这几种思路是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城市社区党组织提升组织力较为主要的优化路径。
郭磊贤[4](2018)在《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处在高质量空间发展门槛上的中国大城市地区面临“放任增长”或“限规模、疏人口”的路线争议,学术研究亟待从“质量”角度回答中国大城市地区的空间发展机制问题,但已有研究方法和成果的指引作用有限。本文将“质量”概念降维到城乡规划学科核心关注的空间层面,选取“密度”和“设施”作为调节聚落质量的核心变量,以“密度-设施”比例关系作为聚落质量的空间测度,构建了基于“空间过密化”假设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经由“密度-设施”的研究视角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空间研究与多样本、多尺度的比较研究方法,本文概括了世界特大城市地区的“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与聚类特征,并以上海-苏州地区为重点对象,全面解析了1946年至今该地区的聚落空间演化与治理过程。经过归纳、解释和初步验证,本文认为,上海-苏州地区的聚落空间发展表现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的过程逻辑,形成了在长期空间过密化进程中局部突破低水准聚落质量困境的空间演化与治理机制。该机制是中国特大城市地区在外部政治经济环境下,根据体制特征和公共资源条件,策略性选择疏解人口、供给基础设施等不同成本“密度-设施”调节路径的结果。现阶段,外围地区成为上海-苏州应对空间过密化的重点地带,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和上海-苏州跨界地区等外围地区典型空间的“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实践则表现出通过治理模式创新改善设施服务的新趋向。综合研究发现,本文也对上海-苏州地区提出了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沈亮[5](2016)在《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黎照寰是近代中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人生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相继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常务次长、交通大学校长、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会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董事长、新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协副主席,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位值得纪念与研究的风云人物。黎照寰的一生历经坎坷,精彩纷呈。他早年接触进步思想,在清政府无故取消其留学资格后,与之坚决斗争,此后远渡重洋,参加革命;他曾撰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策》、《中国国民党政策》等书籍,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任职,但无意发展仕途,转而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担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兼容并包,锐意改革,一手开创了建国前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时代精英特有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参与了当时社会的多个重要团体组织,在近代中国的对外交流、社会服务、宗教慈善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晚年的黎照寰选择留在新中国,通过在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努力实现其爱国理想;他的人生经历是近代历史人物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真实写照,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本文首先介绍了黎照寰的个人成长背景,之后结合时代特征阐述其参加革命与从政的活动,分析其革命思想,并将其着作与戴季陶的着作进行比较。黎照寰是建国前交通大学“黄金时期”的缔造者,自1929年来到交通大学后,他连续14年执掌交大,这段校长生涯是其人生的巅峰时刻,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成熟,成绩斐然,且具有抗日爱国情怀。黎照寰热衷民国社会活动,曾担任多项重要的社会职务,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形成了具有个人特点的思想和主张。1949年政权鼎革之际,黎照寰选择走向新中国,积极参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民政协工作,继续弘扬传承孙中山的精神。黎照寰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与诚挚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他也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这些特质使得黎照寰能在中国近代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敏锐地把握时代机遇,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施展才华,虽不时受到时局的困扰,却依然与时俱进,奋勇前行。黎照寰参与革命、政治、教育以及社会活动的人生轨迹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精英活动的一个缩影,他的兴奋与激进、彷徨与无奈都是时代的反映。
邢恩源[6](2013)在《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文中提出柯庆施于“文革”之前主政上海及华东十余年,是建国以后毛泽东最为赏识的地方领导人之一。1949年后,柯庆施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市长、市委书记,1953年初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1954年10月调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从1956年起,柯庆施的政治生涯开始如日中天,在风起云涌的政坛上备受瞩目:他积极支持毛泽东对“反冒进”的批评,严厉指责所谓的“右倾保守主义”。1957年在上海贯彻毛泽东“引蛇出洞”反右方针,成为反右派运动主将。同年12月因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夸奖。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柯庆施语出惊人地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大力树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全力支持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在1958年夏天放出华东钢铁产量八百万吨的“大卫星”,对毛泽东要求当年全国钢铁产量达到“一 0七0”万吨起了决定性影响。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他首创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一方面对“大跃进”百般维护,另一方面严厉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刘少奇有关大跃进运动的总结报告表示不满,并希望继续跃进;1963年,为响应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新倡导的“阶级斗争”,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在华东迅速掀起现代戏运动,为“文革”的爆发奠定了广泛的舆论氛围和群众基础。此后,他与江青合作在上海打造“文化革命的试验基地”,并提携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基本形成了日后上海“文革”的政治构架。在他的大力支持与运作下,上海成为“文革”爆发的重要策源地。柯庆施的举动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地位也随之不断攀升。1956年中共“八大”上他当选中央委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60年开始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同时继续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成为响当当的华东“第一人”。1965年初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关于柯庆施的学术研究很具有典型意义。他是当时中共地方党政负责人中的一员,其表现出的政治姿态带有某种普遍性,只是更加突出和激烈而已。随着毛泽东“继续革命论”理论的变相发展,中共的执政主旨思想越来越急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急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共中央及地方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主动或被动地遵循毛泽东的指导思想亦步亦趋地紧跟。在党内大环境的制约下,柯庆施一方面揣摩毛泽东的心态,一再表达迎合性的极“左”言论,进而献言献策;另一方面彻底贯彻毛泽东所提出的各项“左”的政治方针,一直冲在历次政治运动的最前沿。但是,不可否认,在柯庆施的身上又充满了秉承“左”的路线思想和保持共产党员党性原则相互之间的矛盾。作为建国后在地方上最积极支持和拥护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代表,柯庆施在1956—1965年间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说明了他的实际行动完全符合毛泽东的政治理念,是毛泽东政治思想在地方上的具体实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共党内,政治生态已经很不正常,整个社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朱庆跃[7](2012)在《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文中指出运用政治生态学研究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实践的演进源由、经验教训、内在规律,这既在理论上有助于拓宽有关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实践研究的深广度;同时也有利于推动现实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这篇论文,就是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着重以政治生态学研究法为主,融合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历史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力求从生命系统工程建设(即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环境系统(其分为外环境系统和内环境系统两种,前者为引发和促使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变迁的外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条件,后者为党的权力运行的政治体系内各子系统,如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和政治行为等方面之间协调运行的核心环境)变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来探寻如何实现与保持两者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化发展(即揭示有效有序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根据党的权力运行所处政治生态环境在具体化变迁中呈现出的特征,本论文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90多年的历史分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新时期三个长时间段。相应地,论文在布局上主要分为上(革命时期,有4章)、中(建设时期,有3章)和下(改革新时期,有3章)三篇,共10章内容和一个结束语。上篇:主要具体考察在革命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21-1927年构建的开启、1927-1937年初步探索、1937-1945年的成熟以及1945-1949年的继续完善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正向性”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轻视到重视、行为规范到人格塑造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以及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等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是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正向性”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一章重点考察1921-1927年党的成立和创建期,党如何开启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以预防和遏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劣变生态因子侵袭所诱发的种种腐败现象和行为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外部生态环境系统中影响党的权力运行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而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开启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二章重点考察1927-1937年土地革命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新旧转变中的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和苏维埃区域处于新旧转变为分析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以党内“左”、右倾错误思想及其错误化实践为分析对象。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初步化发展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三章重点考察1937-1945年抗日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成熟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抗日根据地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根据地处于新旧社会特点并存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因党的合法性被承认和民族战争所赋予的特殊性任务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杂质”。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相应的历史评价。第四章重点考察1945-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化发展,以预防和遏制解放区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解放区处于新旧社会急促替换这一情状为分析的立足点;而内环境系统主要分析党的权力在适应党的地位、任务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诸多弊端。第二节阐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客观的历史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28年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历史实践中的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正向性”发展的轨迹特征。中篇:主要具体考察在建设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从1949-1956年为初步构建、1956-1966年为曲折化以及到1966-1978年处于失误化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建设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所呈现的特征并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逆态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的转化;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的转化;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的转化;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的转化;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转化。而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判断以及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等多种消极性因素共同作用,是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这种“逆态化”发展轨迹特征的原因所在。第五章重点考察1949-1956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的准备阶段,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初步构建,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变革中残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因素、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半旧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伴随党的地位、党建所处的环境和党面临的任务等方面全面转变时,党的权力运行系统在某些环节和领域的不能科学判断和正确操作所滋生的诸多劣变生态因子情状。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构建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六章重点考察1956-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时期,党如何实现反腐败政治体系在全面执政条件下的继续式调构,以预防和遏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探索期下这一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分析以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为标志所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而指引下的错误化趋向,如在宏观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所产生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对党的权力运行的消极性影响;而内环境系统主要阐述“左”倾错误在党建中逐渐成为指导思想对党的权力运行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式的风险。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实现全面执政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历史评价。之所以用“曲折化”来定义这一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特征,在于党的权力运行中本身还隐藏着一套在错误思想指导下所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并与正确的进行不断交锋和冲突,乃至最终取代正确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第七章重点考察1966-1978年十年“文革”时期和两年“徘徊”期,在支配全局或占主导性地位的“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在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的失误化调构,并从现实中所存在的诸多腐败现象和行为说明这套反腐败政治体系只是将腐败现象和行为压制到较低限度,体系本身的缺陷和弊端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另外,本章还对党内健康力量在正确思想指导下从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和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等方面,对失误化反腐败政治体系尝试性“纠错”状况进行了具体论述。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49-1978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逆态化”发展的轨迹特征。下篇:主要具体考察在改革新时期的不同阶段针对内外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是变迁中所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对权力异化如腐败现象和行为的诱发,党如何从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以构建动态平衡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特别是由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所经历的1978-1992年属于初步构建,1992-2002年属于继续调适性构建,而2002年以来新时期则属于深度化调构这一构建的历程,概观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呈现的特征;同时就这三个具体阶段中腐败滋生状总体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趋势以及腐败的遏制与反遏制还处于一种均势状态这一奇怪现象给予原因阐释。具体来说,这种政治体系构建体现出了一种“深度化”发展轨迹:在政党文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政治社会化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政治制度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政治关系方面经历了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政治行为方面经历了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变迁和政治体系本身存在着诸如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在种类和体制上的复杂性、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等原因,而致使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呈现出“深度化”特征同时,还表现出与环境互动“非完全耦合性”的一面。第八章重点考察1978-1992年改革新局面的开创期,党如何初步构建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中劣变生态因子主要表现为新旧体制在初步转化中因不完善化新体制和残存旧体制所诱发的劣变生态因子;而内环境系统劣变生态因子主要体现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形成的“病变化”党的权力运行体系“遗毒”、复归的传统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弊端以及复归的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与生态生态环境调适中所形成的不成熟、不完善的部分和环节等。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初步构建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九章重点考察1992-200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全面确立期,党如何继续调构新条件下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以不成熟、不完善化的新体制所带来的大量劣变生态因子为重点考察对象;而内环境系统方面主要揭示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在不同步地适应变迁化新生态环境中所滋生的新劣变生态因子。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继续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状况,并进行了客观的历史评价。第十章重点考察2002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巩固完善期,党如何深度化调构新条件下反腐败政治体系,以预防和遏制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党的权力运行内环境系统等方面所存在的劣变生态因子侵袭这一历史实践。此章分为两节:第一节具体剖析了内外生态环境中对党的权力有效有序运行构成影响的诸多生态因子特别是一些劣变生态因子。其中密切层外部生态环境主要呈现出新体制因素已处于“大立化”状态却尚未达到“大固化”和“至善至美”的境地,旧体制因素总体上虽处于退出状态但一些环节和部分依然存在着残余因素的状况;而内环境系统着力揭示不成熟、不完善的新体制因素以及旧体制的残余因素对党的权力运行异化的诱发情境。第二节论述了党围绕具体化内外生态环境变迁所呈现的特征特别是其中劣变生态因子的侵袭,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方面深度化调构改革新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历史实践,并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小结:重点从纵向方面就政党文化、政治社会化、政治制度、政治关系、政治行为等几个具体层级,在1978年以来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中各自演变逻辑轨迹及其总体原因进行了阐述,以此说明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体现出一种与环境互动的非完全耦合性的“深度化”发展轨迹特征。结束语:通过上述的上、中和下三篇90多年来党基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构建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历史实践的考察,重点从政治体系构建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之间,以及政治体系构建的本身等方面抽象或概括出来一些具有共性或者称之为“规律”的东西,以为正确认识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乃至更加科学地指导现实实践中的反腐败,提供一些现实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这些“规律”集中表现为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以及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李晶[8](2011)在《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房地产税收的发展是矛盾和冲突的产物。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在解决矛盾过程中不断的变化、改革和进步的。在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解决各种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产生了,在不断的矛盾调整中,房地产税收制度走向和谐与完整。时至今日,中国房地产税收面临着巨大的改革压力,将房地产税收改革推向风口浪尖:第一,走过极贫极弱的发展历史,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探索着富国富民的道路,集30年的经验,走出改革开放的大方向。伴随着农村改革、工业改革、商业改革、财政改革、金融改革等改革进程,各个行业在进行着改革,各个部门在进行着改革。房地产既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重要的生活资料,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房地产行业也开始改革,以土地使用有偿化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住宅自有化住房制度改革在中国开始广泛实施并全面推广。由于原房地产税收制度是基于土地无偿使用而设置的,因此,房地产业的改革成为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基础性动因。第二,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房地产业和原有税收制度的冲突,这种冲突迫使政府必须改革原房地产税收制度,以适应房地产业的发展需求。第三,房地产业的发展引发了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上的矛盾激化,结构上的矛盾亦格外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整个购房者作为主体,其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经济的发展是消费者至上,消费者利益受损必然导致房地产业畸形发展。为了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和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均衡,需要对原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改革。第四,在社会进步和社会生产过程中,中国社会财富占有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财富差距不仅表现在流量上,而且表现在存量上。为了缩小财富的差距,需要对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调整流量即调整收入的差距,一是调整存量即调整财产的差距。正是在如此巨大的改革压力下,对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的思考变得紧迫而意义非凡。论文分析我国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总结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从与房地产的影响关系与影响程度的角度,分析房地产价格的密切影响因素和一般影响因素;沿着历史的脉搏,探索房地产税收发展的历史轨迹,归纳现代房地产税收的改革历程,从税收要素的角度介绍房地产财产税、房地产商品税、房地产所得税和房地产其他税等房地产税种设置。之后,论文进行现行房地产税收的政治经济分析,分析房地产行业现行地租、税收、收费的状况及税费比重;分析现行房地产企业直接承担和间接承担的税收负担水平;指出在现行房地产税收体系中存在着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以及房地产取得环节、交易环节和保有环节税种设置欠妥等问题:在房地产财产税中存在着的城乡之间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个人拥有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等问题;在房地产商品税中存在着商品税体制滞后、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等问题;在房地产得税中存在着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环保节能导向作用较弱、调节社会财富存量功能较弱和实现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得以发挥等问题;最后,对中国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进行客观评价。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与体制改革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税收制度的整体框架内,房地产税改革的目标应当是:确立房地产税在房地产税收体系和地方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分类课征的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建立房地产税收体系;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在理论基础部分,主要从房地产税收政治学、房地产税收社会学、房地产税收伦理学、房地产税收经济学、房地产税收法学等角度,论述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的理论基础;在基本架构部分,主要确立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确立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确立房地产税收体系的结构;确立房地产税收的基本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在相关制度部分,主要论证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所必需建立房地产估价制度。房地产按照评估价值计税的必要基础在于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房地产重复征税的变革、地方财政的可持续增长和国际房地产税制的发展趋势。最后,论文提出现行房地产税收的制度创新的改革进程。根据房地产税收的改革目标,按照改革任务的逻辑关系,考虑各级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和企业与居民对于税制改革的承受能力,房地产税收体系创新应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进行。2011-2015年,与“十二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近期目标;2016-2020年,与“十三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中期目标;2021-2025年,与“十四五”规划同期,形成房地产税收制度远期目标。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近期方案,提供对于城市居民住房普遍征收房产税、对城市居民用地普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改进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在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方面、提供在建筑节能方面、节能减排资金投入及使用方面和减排与循环经济方面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中期方案,提供将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农村的房地产财产税改进方案,对建筑业、销售不动产业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的房地产商品税改进方案,将土地增值税并入企业所得税、试点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远期方案,提供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的房地产所得税改进方案。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在交易环节征收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在保有环节征收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在遗赠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的房地产税收体系,实现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目标。
赵琨[9](2011)在《地产年度风云榜 N大魅力看点 再启品牌大典》文中研究说明魅力看点之一:"风云榜品牌体系"出炉魅力看点之二:风云榜不得不说的故事魅力看点之三:风云榜"牛人"都有谁?魅力看点之四:"大会堂对话",再发"爆破性"观点?魅力看点之五:风云榜将引导何种新趋势?魅力看点之六:风云榜"快乐"片段都有"神马"?魅力看点之七:年度事件榜都有啥大事?百大事件回顾魅力看点之八:……魅力看点之九:……魅力看点之十:Caver Stary
范兴坤[10](2010)在《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文中研究指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针对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时特别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实现社会管理的规则是党的政策,而非法律,即使是在已改革开放30年、提倡“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化社会的今天,长期以来依靠政策和行政系统实现社会管理的传统仍然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国家管理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各项社会事业的首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在图书馆事业领域制定颁布的地方法规、行政法规及各种制度,都仍然是在党的政治指导思想和各级政府社会发展政策框架下发挥作用。因此,对当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和了解,必须在对党的政治指导思想、对政府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指导政策充分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和社会环境政策的了解,需要有适用的科学方法。政策科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由美国学者开创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已经发展成了一门基础雄厚、专业系统、研究手段多样的成熟学科,并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实践和学科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我国图书馆学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提起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问题,也开始尝试结合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研究,期望通过借助政策科学的帮助加强图书馆事业的研究,但惜乎研究成果数量不多、研究深度也稍嫌不够。该论文是在宏观上将我国1978-2008年三十年间的图书馆事业政策作为考察对象,以政策科学研究的模式和方法作为工具,在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政策进行总体评价的基础上,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和政策环境及政策特点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论文第一章《导论》部分,定义了研究的相关背景,对以政策学方法研究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国内外情况进行了综述和评介,介绍了论文选题、研究方法及研究意义等方面的内容;第二章作为对我国1978-2008年间图书馆事业的综合性介绍部分,分别以阶段性方式和综述性方式介绍了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变化的特点,认为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思想的指引下,图书馆事业通过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开始形成符合事业客观规律的政策体系,逐步实现了事业政策的科学化、客观化,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效率化和效益化的发展;在篇章结构上,第三、四、五章是论文的核心部分。第三章全面介绍了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社会环境,包括建国后三十年(1949-1978)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及挫折,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图书馆发展的总体情况,介绍了1949-1978年间的政策演变及相关影响因素;改革开放后,对我国图书馆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图书馆事业的示范作用和激励作用,直接引导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图书馆界的努力方向;该章并结合我国图书馆系统现实状态,分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四个方面讨论了中观政策对图书馆事业政策制定的影响;第四章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制定主体情况,分别介绍了国家立法机关、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各级行政及事业管理部门、图书馆行业学会和协调组织、图书馆的情况,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图书馆事业政策的种类及政策特点等方面的内容;第五章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部分,根据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制定情况,分管理、文献资源建设、人力资源建设、技术建设、建筑等几个方面,对我国30年来在这些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分类缕析和总结述评,使各领域的政策沿革通过研究变得更为清晰,并据此总结出这些政策在变化过程中的特点;第六章是研究的实证部分。图书馆立法是我国当前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界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结合论文的研究方向,以政策分析的过程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图书馆法立法的问题,按照政策过程划分模式,以立法的提出、法律的制定、法律实施、法律监测、法律效果评价、法律修正和终止的六个阶段讨论了我国图书馆法立法过程,对立法在不同阶段的观点、立法背景、立法理论研究及立法进度进行了汇总和综述性研究,认为我国当前的图书馆法建设在立法基础、立法程序和进度发展上是符合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客观现实的,图书馆界和社会在《图书馆法》立法上的努力也是值得肯定的。在结束语部分,以从制度建设角度考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处的社会环境、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需加强的重点三个部分陈述了作者对我国1978年以来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的总体认识,认为政策建设的基础在于图书馆事业的制度设计,需要从事业制度设计的基本点着手解决图书馆事业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而当前中国共产党所提倡的以“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为图书馆事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在我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教科文卫等各项社会事业不断发展的未来,图书馆事业政策需要检讨、完善、优化,基于法制的图书馆事业政策体系更需要新的发展。该论文的研究设想,是通过借用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建设实践与图书馆理论,以“政策科学”方法研究“图书馆事业”;在研究图书馆政策的过程中,实现“政策内容”和“政策形式”的有机结合;在覆盖领域上,实现对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各领域政策的全面概括;在纵向政策整合上,实现对30年间主要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变化沿革的条理化分析;在研究目标上,实现对我国1978-2008年间图书馆事业政策承前启后的价值论证;在体系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贯通……。但种种研究设想,受研究者理论水平、专业背景和研究时间、研究手段、资料完整度、资料取舍标准等种种条件的限制,每一个方面都只能部分地实现,而且在个别问题的研究上还逃不出“剪不断理还乱”的窘境,深感自己以后还需要更多地潜心学习,并在该论文研究方向上继续努力。对于已完成论文的不足,欢迎各位老师和同行批评指正。
二、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在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在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论文提纲范文)
(1)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
1.1.2 研究意义 |
1.2 文献综述 |
1.2.1 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 |
1.2.2 人口因素对房地产需求及价格的影响 |
1.2.3 文献述评 |
1.3 概念界定 |
1.3.1 房地产市场 |
1.3.2 人口年龄结构 |
1.4 研究路线、内容与方法 |
1.4.1 研究路线 |
1.4.2 研究内容 |
1.4.3 研究方法 |
1.5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1.5.1 创新点 |
1.5.2 不足之处 |
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基础 |
2.1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相关理论 |
2.1.1 房地产市场供求理论 |
2.1.2 人口转变理论 |
2.1.3 生命周期理论 |
2.1.4 代际转移理论 |
2.2 人口年龄结构影响房价的理论分析 |
2.2.1 理论分析框架 |
2.2.2 世代交叠模型 |
2.3 本章小结 |
3 中国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情况 |
3.1 房价变动情况 |
3.1.1 房价变动趋势 |
3.1.2 房价变动特征 |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情况 |
3.2.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 |
3.2.2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 |
3.2.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3.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3.3.1 婴儿潮与房价的相关性 |
3.3.2 老龄化与房价的相关性 |
3.3.3 人口抚养比与房价的相关性 |
3.4 本章小结 |
4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4.1 问题的提出 |
4.2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宏观视角 |
4.2.1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4.2.2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房价的影响 |
4.2.3 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未来房价增速的影响 |
4.3 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微观视角 |
4.3.1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人口普查数据 |
4.3.2 年龄与住房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
4.4 本章小结 |
5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与经验启示 |
5.1 OECD国家房地产市场与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 |
5.1.1 房地产市场情况 |
5.1.2 人口年龄结构情况 |
5.1.3 房价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5.2 OECD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影响的实证研究 |
5.2.1 模型设定 |
5.2.2 数据与描述性统计 |
5.2.3 人口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 |
5.3 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启示 |
5.3.1 人口转变的内在规律 |
5.3.2 婴儿潮对房价的影响 |
5.3.3 老龄化对房价的影响 |
5.3.4 不同层级城市房价的变动特征 |
5.4 本章小结 |
6 基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6.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 |
6.1.1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选择 |
6.1.2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参数设定 |
6.1.3 人口年龄结构预测结果 |
6.2 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房价趋势预测 |
6.2.1 不同生育率方案下的房价趋势预测 |
6.2.2 考虑城镇化率的房价趋势预测 |
6.2.3 考虑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房价趋势预测 |
6.3 本章小结 |
7 结论与政策建议 |
7.1 结论 |
7.2 政策建议 |
7.2.1 优化人口年龄结构,促进房价平稳运行 |
7.2.2 强化住房居住功能,防范楼市投机行为 |
7.2.3 坚持“因城施策”,实现差异化引导 |
7.2.4 发展租购并举新体系,满足流动人口住房需求 |
7.2.5 加强房地产调控,保障市场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致谢 |
摘要 |
Abstract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1.2.3 研究述评 |
1.3 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 |
1.3.1 研究方法 |
1.3.2 理论基础 |
1.4 核心概念阐释 |
1.4.1 无神论 |
1.4.2 马克思主义无神论 |
1.4.3 无神论宣传教育 |
2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启 |
2.1 改革开放初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2.1.1 宗教工作的拨乱反正 |
2.1.2 对个人崇拜问题的反思 |
2.2 确立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理论前提 |
2.2.1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 |
2.2.2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无神论宣传教育 |
2.2.3 反对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 |
2.3 构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学科基础 |
2.3.1 恢复宗教研究机构 |
2.3.2 启动宗教学学科建设 |
3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式微 |
3.1 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时期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3.1.1 在全面改革开放中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3.1.2 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对待宗教问题的“慎重”态度 |
3.1.3 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克服“左”的思想 |
3.2 中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决策部署 |
3.2.1 “中央19号文件”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定位 |
3.2.2 “八二宪法”制定中关于“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的争论 |
3.2.3 1990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对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申 |
3.3 无神论宣传教育在学术研究中的失语 |
3.3.1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争论 |
3.3.2 中国无神论学会的停摆 |
3.3.3 无神论在“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缺位 |
4 世纪之交“法轮功”的成势与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1 世纪之交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4.1.1 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 |
4.1.2 世界范围内神秘主义的影响 |
4.1.3 美国和苏联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 |
4.2 “无神论无人讲”与“法轮功”的成势 |
4.2.1 “特异功能热”的形成 |
4.2.2 伪科学和伪气功的发展 |
4.2.3 “法轮功”的组织化扩张 |
4.3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起点 |
4.3.1 响应新号召:批判封建迷信和伪科学 |
4.3.2 凝聚新力量:重建中国无神论学会 |
4.3.3 承担新任务:协助中央取缔“法轮功”邪教组织 |
4.3.4 营建新阵地:创办《科学与无神论》杂志 |
5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任务 |
5.1 新世纪之初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5.1.1 “宗教热”从农村向城市蔓延 |
5.1.2 境外宗教渗透的加剧 |
5.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协同推进 |
5.2.1 中央六部委出台加强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文件 |
5.2.2 抵御境外宗教渗透与防范校园传教 |
5.2.3 成立无神论研究机构 |
6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新局面 |
6.1 十八大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形势 |
6.1.1 宗教极端主义的崛起 |
6.1.2 “党员信教”与“信徒入党”问题的争论 |
6.1.3 无神论宣传教育争议再起 |
6.2 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创新发展 |
6.2.1 “坚持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是大原则” |
6.2.2 遏制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 |
6.2.3 拓展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阵地 |
7 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的经验启示 |
7.1 中央的清醒和重视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基本前提 |
7.2 学者的责任和担当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有力推动 |
7.3 地方和部门的贯彻落实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重要依托 |
7.4 群众的发动和参与是做好无神论宣传教育的坚实基础 |
8 结论 |
参考文献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3)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研究意义 |
二、研究综述与文献评价 |
(一)研究综述 |
(二)文献评价 |
三、核心概念 |
(一)组织力 |
(二)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
四、研究内容与思路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思路 |
五、研究方法与创新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创新 |
第一章 提升党组织组织力命题的思想、论述和实践基础 |
一、支部与群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渊源 |
二、党员与组织:历史实践中对组织力的理论论述 |
(一)历史文献中关于组织力的理论论述 |
(二)基层党组织组织力重大命题的形成 |
三、部署与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创新 |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与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命题形成 |
(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丰富了党的工作路线思想内容 |
第二章 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历史发展与上海实践特色 |
一、社区党组织建设的发展:从探索到新起点 |
(一)初步探索 |
(二)全面推进 |
(三)新的起点 |
二、上海的实践特色:凝聚力工程与制度创新 |
(一)以“凝聚力工程”为抓手的基层党建实践 |
(二)以服务群众为核心的工作方向 |
第三章 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建设的社会观察与制约因素 |
一、若干社区观察点选取的考虑 |
(一)三种社区类型的介绍与比较 |
(二)上海四个社区观察点的选取 |
二、四个社区组织力建设的情况 |
三、深入四个社区观察点的发现 |
四、制约组织力建设的原因分析 |
(一)组织建设与功能建设:有效领导与服务的前提 |
(二)政党文化:由内向外推动价值统合的精神支撑 |
(三)政党权威:以党组织为核心构建的社区共同体 |
(四)城市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影响因素的分析 |
第四章 从组织覆盖到功能强化:组织力提升的主体性因素 |
一、组织建设:提升社区党组织有效领导的根本方式 |
(一)内聚与延伸:队伍建设与对社区的示范效应 |
(二)优化与覆盖:自身架构与社区的工作覆盖面 |
(三)规范与期待:党与社区两个方向的合力塑造 |
二、功能建设:提升社区党组织有效服务的基本方式 |
(一)结构与目的:社区中政党功能的意涵与指向 |
(二)一致与差异:政党功能与组织力之间的关联 |
(三)向内与向外:政党功能聚焦发力的四项内容 |
第五章 向内支撑到向外传播:组织力提升的政党文化因素 |
一、服务型党组织:政党文化支撑与承载的具体指向 |
(一)政党文化在社区中的“服务”属性 |
(二)政党文化是服务型党组织的内核 |
二、吸引与传播:城市社区政党文化的主要建设方向 |
三、统合与转化:以政党文化提升组织力的内在逻辑 |
(一)政党文化对社区的统合 |
(二)文化力向组织力的转化 |
第六章 服从合作到主动认同:组织力提升的政党权威因素 |
一、服从与合作:政党权威在社区中的双重实质 |
二、两种认同:政党权威与组织力提升的关联性 |
三、三个空间:政党权威推动组织力建设的重点 |
第七章 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优化路径 |
一、组织建设视角下的组织力提升 |
二、政党功能视角下的组织力提升 |
三、政党文化视角下的组织力提升 |
四、政党权威视角下的组织力提升 |
结语 |
参考文献 |
一、文献资料 |
二、学术着作 |
三、期刊论文 |
四、学位论文 |
附录 |
一、访谈提纲 |
二、调查问卷 |
三、访谈对象 |
四、文档资料 |
后记 |
(4)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本文研究目的和意义 |
1.2 研究背景 |
1.2.1 中国城镇化锁定高质量发展目标 |
1.2.2 对大城市高质量空间发展路径争议激烈 |
1.2.3 需要从“质量”视角思辨大城市人居空间发展 |
1.3 研究面临的若干理论瓶颈 |
1.3.1 本体层面:定义困境 |
1.3.2 认识层面:感知与测定争议 |
1.3.3 理念层面:无限更迭陷阱 |
1.3.4 方法层面:内涵还原悖论 |
1.3.5 实践层面:量-质关系问题 |
1.3.6 批判地认识当前研究状况 |
1.4 研究纲领要点 |
1.4.1 突破“质量”认识论 |
1.4.2 聚焦特大城市地区尺度 |
1.4.3 拓展研究的时、空两向维度 |
1.4.4 引入“治理”因素 |
1.5 研究对象 |
1.5.1 研究群像:世界特大城市地区 |
1.5.2 重点对象:上海-苏州地区 |
1.5.3 重点对象选取意义及典型性 |
1.6 研究问题、方法与难点 |
1.6.1 科学问题 |
1.6.2 研究方法 |
1.6.3 研究难点 |
1.7 篇章结构 |
第2章 理论框架 |
2.1 核心变量 |
2.1.1 将“质量”降维到空间层面所得变量 |
2.1.2 由“质量”概念源头推导所得变量 |
2.1.3 密度与设施 |
2.2 “质量”认识论与空间测度 |
2.2.1 密度、设施的类哲学意义关联 |
2.2.2 以密度、设施描述空间发展现象 |
2.2.3 对密度、设施构成测度方式的讨论 |
2.2.4 “密度-设施”比例关系 |
2.3 基于“密度-设施”的大城市空间发展过程模型 |
2.3.1 模型前提假设 |
2.3.2 起始:空间过密化与“密度-设施”失衡 |
2.3.3 过程:治理主体多路径调节“密度-设施”关系 |
2.3.4 结果:形成阶段性形态结构 |
2.4 小结:经由“密度-设施”关系透视研究对象 |
第3章 世界特大城市地区“密度-设施”分布规律及特征分异 |
3.1 “密度-设施”总体治理状况 |
3.1.1 后发地区受困于“密度-设施”失衡问题 |
3.1.2 根据自身资源条件选择改善调节路径 |
3.1.3 治理模式和能力是重要支撑因素 |
3.2 “密度-设施”空间分布规律 |
3.2.1 对象与空间构造 |
3.2.2 人口密度分布特征 |
3.2.3 基础设施分布特征 |
3.2.4 “密度-设施”分布特征 |
3.3 特征分异与模式聚类 |
3.3.1 分布曲线聚类与发展阶段的关系 |
3.3.2 分布曲线形态与路径策略的关系 |
3.3.3 初步解释 |
3.4 小结:寻找塑造“密度-设施”分布状况的历史线索 |
第4章 上海-苏州地区聚落空间“密度-设施”演化与治理进程 |
4.1 研究语境 |
4.1.1 作为“话语”的“‘骨’‘肉’关系” |
4.1.2 理性逻辑下的空间干预进程 |
4.2 时空范围与素材 |
4.2.1 历史时期划分 |
4.2.2 空间层次界定 |
4.2.3 主要文献材料 |
4.3 基于“密度-设施”关系的空间演进过程(1946-) |
4.3.1 起始状态:城、乡空间双重过密 |
4.3.2 疏散理想受阻于建国初时势(1946-1957) |
4.3.3 多管齐下向外疏解市区人口(1958-1977) |
4.3.4 在空间过密失衡中寻找出路(1978-1989) |
4.3.5 大规模增长与扩散的二十年(1990-2010) |
4.3.6 改善区域人居环境的新时期(2011-) |
4.4 过程特征 |
4.4.1 两轮“密度-设施”关系内外消长 |
4.4.2 市区两轮空间过密与一次失衡 |
4.4.3 较显着的三十年周期波动特征 |
4.4.4 与政经体制和治理模式的潜在关联 |
4.5 小结:待验证的“密度-设施”空间波动特征 |
第5章 上海-苏州地区“密度-设施”空间波动与过密空间转换 |
5.1 技术思路 |
5.1.1 基本原理 |
5.1.2 测度分析方法 |
5.1.3 数据来源 |
5.2 验证“密度-设施”空间波动律(1990-2010) |
5.2.1 上海市域部分 |
5.2.2 苏州市域部分 |
5.2.3 沪苏走廊地区 |
5.3 波动进程中各类空间的“密度-设施”变化及比较 |
5.3.1 各级居民点 |
5.3.2 特大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地区 |
5.3.3 空间过密化区域随波动进程转换 |
5.4 小结:外围地区是现阶段上海-苏州地区的过密空间 |
第6章 外围地区空间过密化成因与“密度-设施”关系修复应对 |
6.1 边界外侧成为政府主导空间开发的优先区位 |
6.1.1 现象:外围地区大规模空间“贴边”开发 |
6.1.2 原因:设施供给成本角度的情景模拟解释 |
6.1.3 结果:空间拓展首选“密度-设施”配比洼地 |
6.2 外围圈层成为外来人口落脚定居的集中地带 |
6.2.1 现象:外来人口分布集聚地圈层外移 |
6.2.2 原因:落脚定居综合成本角度的解释 |
6.2.3 结果:公共设施与外来人口高度错配 |
6.3 外围地区修复“密度-设施”关系的自主实践 |
6.3.1 地方设施服务治理难点 |
6.3.2 上海中心城周边地区设施服务改善实践 |
6.3.3 上海-苏州跨界地区设施服务合作探索 |
6.4 评价与启示 |
6.4.1 以柔性治理摆脱“权”、“利”困境 |
6.4.2 以多元投入代替单一主体供给公共资源 |
6.5 小结:以治理模式创新引导“密度-设施”优化 |
第7章 试论上海-苏州地区空间发展机制及质量提升对策 |
7.1 长期空间过密化与过密空间周期转换 |
7.1.1 空间演化与治理的过程逻辑 |
7.1.2 成绩和经验 |
7.1.3 牺牲和代价 |
7.2 对长期空间过密化机制的初步解释 |
7.2.1 城市化规律的客观作用 |
7.2.2 城市发展理念的长期影响 |
7.2.3 区域治理结构的扰动变化 |
7.2.4 空间开发模式的深刻塑造 |
7.3 优化“密度-设施”关系,提升空间质量的初步建议 |
7.3.1 基本判断 |
7.3.2 对策建议 |
7.3.3 空间框架 |
第8章 结论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8.2 研究启示 |
8.3 创新点 |
8.4 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A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人口、交通设施与医疗设施资料来源 |
附录B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交通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C 样本特大城市地区圈层空间人口密度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D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及与乡、镇、街道行政边界的比较 |
附录E 上海-苏州地区空间测度单元人口与医疗设施测度数据 |
附录F 调研访谈受访者名单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5)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四、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第一章 革命与从政 |
第一节 投身革命的原因 |
一、家庭背景 |
二、启蒙教育 |
三、留学经历 |
四、孙中山的引领 |
第二节 海内外的革命斗争 |
一、在美国的斗争 |
二、革命金融家 |
三、东江遇险 |
第三节 黎照寰的革命思想 |
一、黎照寰着书的历史背景 |
二、黎照寰书中的革命观 |
三、与戴季陶主义的比较 |
第四节 铁道部的从政经历 |
一、重返政坛的原因 |
二、履职实绩 |
三、时局制约下的转行 |
第二章 开创交通大学的“黄金时期” |
第一节 黎照寰的治校理念 |
一、交通大学的早期历史 |
二、治校理念 |
三、现实的困境 |
第二节 黎照寰的改革措施 |
一、行政管理改革 |
二、院系学科改革 |
三、招生教学改革 |
四、基础设施的扩充 |
第三节 黎照寰的创新举措 |
一、提高声誉:顶尖学者访校 |
二、扩大影响:举办重要会展 |
三、国际知名:拓展海外交流 |
四、培养精英:德、智、体全面发展 |
第四节 抗日救亡中的斗争与无奈 |
一、组织抗日斗争 |
二、理智研判与应对 |
三、“孤岛”治校的艰辛 |
第五节 黎照寰的教育思想 |
一、黎照寰的治校成就 |
二、“教育强国”的理念 |
三、科学合理的教育体系 |
四、“振兴国家”的责任 |
第三章 黎照寰的社会活动 |
第一节 筹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
一、筹建同盟的背景 |
二、筹建同盟的活动 |
第二节 在上海社会的救亡活动 |
一、上海市地方协会的活动 |
二、国际问题研究会的斡旋 |
三、黎照寰的外交观 |
第三节 黎照寰的文化活动 |
一、创立中山文化教育馆 |
二、主持中苏文化协会上海分会 |
三、黎照寰的影响与贡献 |
第四节 黎照寰的宗教事业 |
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 |
二、宗教事业的国际交流 |
三、黎照寰的宗教观 |
第四章 建国后的活动与思想 |
第一节 留在大陆的原因 |
一、与旧政权的决裂 |
二、主观因素 |
三、客观因素 |
第二节 建国后的活动 |
一、执掌之江大学 |
二、支持“抗美援朝” |
三、推进公私合营 |
四、参与“三自”爱国运动 |
五、加入中苏友好协会 |
第三节 在人民政协的工作 |
一、亲力亲为,尽心履职 |
二、科学分析与研判 |
三、对政协工作的思考 |
第四节 传承孙中山的精神 |
一、与宋庆龄并肩协作 |
二、怀念与感悟 |
第五节 晚年的思想转变 |
一、自身思想的转变 |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
三、期待与无奈 |
第六节 黎照寰与竺可桢之比较 |
一、黎照寰与竺可桢的交集 |
二、影响人生的求学历程 |
三、功勋卓着的治校业绩 |
四、殊途同归的爱国信念 |
结语 |
附录 黎照寰生平及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一、档案资料 |
二、报纸资料 |
三、期刊杂志 |
四、着作 |
五、研究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致谢 |
(6)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英文摘要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学术史回顾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第一章 引言 |
第一节 去世后的哀荣 |
一、病逝成都 |
二、超乎常规的葬礼 |
三、死因重提 |
第二节 出身和早期经历 |
一、出身 |
二、新潮学生 |
第三节 家庭和工作作风 |
一、简朴的家庭生活 |
二、勤恳的工作作风 |
第二章 早期生涯 |
第一节 峥嵘岁月 |
一、见到列宁 |
二、年轻的共产党员 |
三、在“王明路线”时期 |
第二节 延安整风之中 |
一、与刘少奇“结怨” |
二、延安整风的开展 |
三、被“抢救” |
第三节 石家庄的“试验田” |
第三章 在南京的日子 |
第一节 主政南京 |
一、刘少奇的一封电报 |
二、接管南京 |
三、基层政权的建立 |
四、恢复生产 |
五、推动城市转型 |
第二节 江苏省委书记任上 |
一、中共高层“过渡”时间上的分歧 |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
第三节 推行农业合作化 |
一、“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
二、为江苏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 |
三、推行统购统销工作 |
第四章 在上海初显身手 |
第一节 初露锋芒 |
一、入主上海 |
二、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
三、上海的“对资改造” |
四、“论十大关系”对上海的影响 |
第二节 关于反右运动 |
一、整风运动 |
二、鼓励鸣放 |
三、反右主将 |
四、上海反右派风暴 |
第五章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
第一节 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 |
一、“主要矛盾”问题 |
二、乘风破浪 |
三、批评反冒进 |
四、无限崇拜 |
五、“急先锋” |
第二节 城市大跃进的楷模 |
一、上海进入“大跃进” |
二、“一0七0”指标的提出 |
三、大炼钢铁 |
四、“技术革命” |
五、“全国一盘棋” |
第三节 上海农村人民公社化 |
一、推波助澜 |
二、大办人民公社 |
三、短暂的纠“左” |
四、不服输 |
第六章 庐山会议后的继续跃进 |
第一节 庐山会议 |
一、再度转向 |
二、上海反右倾斗争 |
三、打击刘顺元 |
第二节 继续跃进 |
一、工业再跃进 |
二、“救命稻草” |
三、“穷过渡” |
第三节 跃进的代价 |
一、更上层楼 |
二、保钢 |
三、农村危局 |
四、不糊涂的糊涂账 |
第七章 七千人大会前后 |
第一节 坚守最后的阵地 |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
二、不同的反思 |
三、最后的“社会主义阵地” |
第二节 分裂的开始 |
一、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
二、中央高层重心的偏移 |
三、为毛泽东辩护 |
第三节 重提“阶级斗争” |
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
二、上海的阶级斗争之弦 |
三、“四清”运动 |
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基地 |
第一节 倡导现代戏 |
一、“大写十三年” |
二、华东各地贯彻 |
三、毛泽东的支持 |
第二节 “文革”前华东现代戏高潮 |
一、华东成为现代戏的海洋 |
二、全国现代戏高潮的出现 |
三、高潮的背后 |
四、柯庆施的文艺“四清”运动 |
第三节 柯庆施与“文革”的发动 |
一、与江青合作 |
二、提携张春桥、姚文元 |
三、关于“评海瑞罢官”的争议 |
结语 |
附1 1954 年—1965年上海市委主要领导 |
附2 1949 年以后柯庆施大事记 |
参考文献 |
后记 |
(7)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内容摘要 Abstract 引言 |
第一节 论文选题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意义 |
一、 论文相关的几个概念和关键词的释义 |
二、 论文研究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
三、 论文研究的学术和社会价值 |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 |
一、 关于“腐败”内涵的研究 |
二、 关于“腐败”本质和表现形式的研究 |
三、 关于“腐败”根源和功能的研究 |
四、 关于腐败的遏制与根除的研究 |
五、 关于特权与腐败尤其是权力腐败的关系研究 |
六、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腐败思想研究 |
七、 关于中国共产党反腐败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 |
八、 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现象及反腐败的研究 |
九、 关于政治生态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 |
第三节 论文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方法 |
一、 论文研究的实施方案 |
二、 论文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三、 论文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
第四节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一、 论文的特色与创新之处 |
二、 论文的不足之处 上篇 革命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一章 1921-1927 年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 |
第一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下的外部环境 |
二、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21-192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开启及其评价 |
一、 开启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二章 1927-1937 年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
第一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转变中的密切层外部环境系统状况 |
二、 党内“左”、右倾错误削弱了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反腐败的“免疫力”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27-1937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初步正确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正确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三章 1937-1945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成熟 |
第一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社会特点并存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的“杂质”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37-1945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成熟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成熟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四章 1945-1949 年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的构建与调适 |
第一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新旧社会急促替换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出现的弊端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45-1949 年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继续完善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继续完善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小结:革命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正向性”发展的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理想化趋向现实化、价值理性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转化 |
(二)、政治社会化:从轻视到重视、规范到人格的转化 |
(三)、政治制度:从遵循到创新、分散到系统的转化 |
(四)、政治关系:从服从到指导、混杂到分工的转化 |
(五)、政治行为:从自在到自为、支持到规导的转化 |
二、 原因探析:多种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中国化发展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科学化分析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正确性判断 |
(四)、对政治体系构建中几对关系的辩证性处理 中篇 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五章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第一节 1949-195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全面执政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49-195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六章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的调构 |
第一节 1956-1966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探索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所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56-1966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曲折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曲折化调构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七章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调构 |
第一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左”倾错误指导下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失误化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失误化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二节 1966-1978 年建设时期正确倾向对失误化反腐路径的尝试性纠错 |
一、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上,力求实行由“庸俗化”向“科学化”的转变 |
二、 在党的权力人民性宗旨的发展性程度上,力求实行由“外部保障” 向“内涵发展”的转变 |
三、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规范上,力求实行由“无序”到“有序”的转变 |
四、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主体建设上,力求实行由“斗争清除”到“教育整顿”的转变 |
五、 在党的权力运行的监督方式上,力求实行由“群众运动”到“群众路线”的转变 |
小结:建设时期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逆态化”的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革命精神内核到革命行为理念 |
(二)、政治社会化:从共产党员政治人格的塑造到领袖人格的盲崇 |
(三)、政治制度:从良性构建到总体缺失 |
(四)、政治关系:从政党主导到政党主宰 |
(五)、政治行为:从有序到无序 |
二 原因探析:多种消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对构建提供指导的理论武器的教条化理解 |
(二)、对外部生态环境基本特征的错误化定性 |
(三)、对党的权力异化主要发生源的失误化判断 |
(四)、对革命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一些成功经验的绝对化运用·378 下篇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与调适的历程、特质 |
第八章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 |
第一节 1978-199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改革开放新局面开创期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转轨期下党的权力运行政治体系内环境中隐藏的风险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78-199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初步构建及其评价 |
一、 初步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九章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 |
第一节 1992-2002 年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权力运行体系内环境中滋生的错误化倾向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1992-2002 年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继续调适性构建及其评价 |
一、 继续调适性构建状况 |
二、 历史评价 |
第十章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深度化调构 |
第一节 2002 年以来党的反腐败实践所面临的政治生态环境 |
一、 巩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下的密切层外部环境 |
二、 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发展条件下权力运行体系内滋生的劣变生态因子 |
三、 劣变生态因子诱发下腐败特征表现 |
第二节 2002 年以来改革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深度化调构及其评价 |
一、 深度化调构状况 |
二、 评价 |
小结:改革新时期党的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轨迹特征及其原因探析 |
一、 轨迹特征:呈现出“深度化”趋势 |
(一)、政党文化:从坚持指导思想的科学性到科学性与人本性的统一 |
(二)、政治社会化:从坚持廉政文化建设的工具性到合工具性与目标性的统一 |
(三)、政治制度:从坚持制度的保障功能到保障与预防功能的统一 |
(四)、政治关系:从坚持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民主法治化到与民主法治化与科学化的统一 |
(五)、政治行为:从坚持惩处腐败到惩处和预防腐败的统一、群众参与反腐制度建设方面的渠道拓宽到渠道拓宽和权利保障的统一 |
二 非完全耦合的原因探析: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一)、变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诱发权力异化的劣变生态因子的种类和体制原因的复杂性 |
(二)、调构的反腐败政治体系:与政治生态环境的变迁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同步性 结束语: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规律和现实启示 |
一、 历史规律 |
(一)、富于变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决定了反腐败政治体系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 |
(二)、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对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环境内容的科学判断 |
(三)、后一个阶段的政治体系构建是对前一个阶段相关内容的积极性“扬弃” |
(四)、每一个阶段反腐败政治体系调构本身也是个处理诸多辩证关系的逐渐深入化过程 |
二、 现实启示 |
(一)、要把进一步深化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视为有效而彻底地反腐败的基本途径 |
(二)、要科学把握和分析当下变迁化政治生态环境的特质和性质,从而理性地选择反腐败的路径 |
(三)、要清醒地认识到当下诱发腐败的劣变生态因子的复杂多样性,务必将反腐败斗争视为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后记 |
(8)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图目录 |
表目录 |
1 导论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1.1 房地产业面临着全新的发展问题 |
1.1.2 房地产业积累了突出的发展矛盾 |
1.1.3 房地产业肩负着更多的发展责任 |
1.1.4 房地产税收实现快速稳定的增长 |
1.1.5 房地产税收改革进程滞后 |
1.1.6 房地产税收改革压力巨大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1.2.1 国外文献综述 |
1.2.2 国内文献综述 |
1.2.3 对国内外文献的分析 |
1.3 篇章结构及研究方法 |
1.3.1 篇章结构 |
1.3.2 研究方法 |
1.4 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 |
1.4.1 论文创新之处 |
1.4.2 论文不足之处 |
2 房地产相关概念、种类与属性 |
2.1 房地产相关概念 |
2.1.1 土地与地产 |
2.1.2 房屋与房产 |
2.1.3 建筑物与构筑物 |
2.1.4 房地产与不动产 |
2.1.5 房地产业与建筑业 |
2.1.6 房地产税与财产税 |
2.2 房地产种类 |
2.3 房地产属性 |
2.3.1 房地产的自然属性 |
2.3.2 房地产的经济属性 |
2.3.3 房地产的社会属性 |
2.3.4 房地产的政治属性 |
3 房地产税收的社会经济基础 |
3.1 房地产体制 |
3.1.1 房地产的产权关系 |
3.1.2 房地产的所有制关系 |
3.2 房地产业发展 |
3.2.1 房地产业的发展阶段 |
3.2.2 房地产业的发展状态 |
3.3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与影响因素 |
3.3.1 房地产价格表现形式 |
3.3.2 房地产价格影响因素 |
4 房地产税收的形成与发展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房地产税收 |
4.1.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4.1.2 土地使用课税 |
4.1.3 房屋使用课税 |
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房地产税收 |
4.2.1 土地与房屋交易课税 |
4.2.2 土地与房屋使用课税 |
4.2.3 现代房地产税收改革历程 |
4.3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 |
4.3.1 房地产税收体系 |
4.3.2 房地产税种设置 |
4.4 现行房地产税收政策 |
4.4.1 2003~2008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4.4.2 2008~2009 年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4.4.3 2009年以来的房地产税收政策 |
5 现行房地产税收的经济分析 |
5.1 房地产租、税、费关系分析 |
5.1.1 房地产租金与税收 |
5.1.2 房地产收费与税收 |
5.2 房地产税收水平分析 |
5.2.1 房地产税收绝对水平:从税收角度的观察 |
5.2.2 房地产税收相对水平:从地租和收纳角度的观察 |
5.3 房地产税收体系分析 |
5.3.1 房地产税种安排略多 |
5.3.2 房地产重复征税略重 |
5.3.3 房地产各环节税种设置欠妥 |
5.4 房地产财产税分析 |
5.4.1 城乡之间的土地与房屋存在法律差异 |
5.4.2 个人拥有不同房产之间存在法律差异 |
5.4.3 计税依据设计不够公平 |
5.4.4 个人拥有的经营性住房税收流失严重 |
5.5 房地产商品税分析 |
5.5.1 商品税体制滞后 |
5.5.2 商品税附加制度陈旧 |
5.6 房地产所得税分析 |
5.6.1 级差利润调整作用微弱 |
5.6.2 环保节能导向作用不足 |
5.6.3 调节社会存量财富功能较弱 |
5.6.4 社会正义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
5.7 总结 |
5.7.1 房地产税收职能:有作用但不可无限放大 |
5.7.2 房地产税收制度:有缺陷且不可被忽视 |
6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目标模式 |
6.1 理论基础 |
6.1.1 房地产税收社会学 |
6.1.2 房地产税收政治学 |
6.1.3 房地产税收伦理学 |
6.1.4 房地产税收经济学 |
6.1.5 房地产税收法学 |
6.2 基本架构 |
6.2.1 租利税费并存的财政收入体制 |
6.2.2 房地产税收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 |
6.2.3 房地产税收体系 |
6.2.4 房地产税收基本模式:确立分类房地产税模式 |
6.2.5 房地产税收目标模式:建立城乡企业与居民普遍征收的房地产税制度 |
6.3 房地产估价制度 |
7 现行房地产税收制度创新:改革进程 |
7.1 近期方案 |
7.1.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7.1.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7.1.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7.2 中期方案 |
7.2.1 改进房地产财产税 |
7.2.2 改进房地产商品税 |
7.2.3 改进房地产所得税 |
7.3 远期方案 |
7.3.1 推广混合个人所得税制度 |
7.3.2 新设遗产税与赠与税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参考文献 |
(10)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
1.1 关键词释义 |
1.2 国内外研究述评 |
1.2.1 国外研究述评 |
1.2.2 国内研究述评 |
1.3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及创新点 |
1.3.1 研究方案 |
1.3.2 技术路线 |
1.3.3 研究方法 |
1.3.4 论文框架 |
1.3.5 论文研究预期达到的目标 |
1.3.6 论文研究实现的创新点 |
1.4 本选题背景、现实价值、学术意义 |
1.4.1 本论文选题背景 |
1.4.2 现实价值 |
1.4.3 学术意义 |
1.5 本论文选题研究的难点及解决方法 |
1.5.1 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 |
1.5.2 对三大图书馆系统共性与个性政策的包容问题 |
1.5.3 时间、空间、层次、内容四维关系的处理 第二章 30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 |
2.1 三十年以来我国图书馆政策建设特点 |
2.2 三十年来不同历史阶段的政策发展特征 |
2.3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发展变化特征 第三章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发展环境 |
3.1 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图书馆事业政策及环境 |
3.1.1 建国后到文革前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 |
3.1.2 "文革"时期我国的图书馆事业 |
3.2 三十年来对外开放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
3.2.1 我国学习西方图书馆事业的方法 |
3.2.2 我国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
3.3 三十年来我国社会环境对图书馆事业政策的影响 |
3.3.1 政治环境对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
3.3.2 文化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及促进 |
3.3.3 教育政策对图书馆发展的重要影响——以高校馆为例 |
3.3.4 国家科技信息发展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政策需求及促进 第四章 图书馆事业政策主体及所制定的政策 |
4.1 国家立法机关 |
4.2 中国共产党各级委员会 |
4.3 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及事业部门 |
4.4 图书馆行业学会和协调组织 |
4.5 图书馆 |
4.6 其他 第五章 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各领域发展政策 |
5.1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客体的特点 |
5.2 管理现代化发展政策 |
5.2.1 我国各类图书馆的宏观管理政策 |
5.2.2 我国图书馆事业在不同阶段的发展规划 |
5.2.3 大众化服务的发展方向的确立 |
5.2.4 以检查和评估促发展 |
5.2.5 设置图书馆管理机构 |
5.3 资源建设现代化政策发展 |
5.3.1 1978年后我国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主要相关法规政策 |
5.3.2 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政策变迁中的特点 |
5.4 人力资源建设现代化政策 |
5.4.1 1978年以来我国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相关法规政策 |
5.4.2 图书馆人力资源建设政策变迁中的特点 |
5.5 技术现代化政策 |
5.5.1 改革开放后我国图书馆技术现代化发展政策环境 |
5.5.2 图书馆技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技术政策 |
5.6 图书馆建筑的技术性规则和标准 第六章 以政策分析法解析我国《图书馆法》立法 |
6.1 本研究中政策过程阶段划分 |
6.2 《图书馆法》的立法相关问题 |
6.2.1 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社会任务规定 |
6.2.2 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社会预期及其实现 |
6.2.3 以立法手段解决政策问题的思路来源 |
6.2.4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文化政策对图书馆立法的促进 |
6.2.5 《立法法》为图书馆法的制订提供了技术条件 |
6.2.6 《图书馆法》立法的前期准备基础 |
6.2.7 对以立法解决问题的预期 |
6.3 《图书馆法》的制订 |
6.3.1 《图书馆法》的性质 |
6.3.2 立法活动历程 |
6.3.3 《图书馆法》立法法律案的提出 |
6.4 图书馆法立法原则及相关内容规定 |
6.4.1 基于法理的立法原则 |
6.4.2 元政策问题及指导思想的规定 |
6.4.3 正确处理图书馆法规定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
6.4.4 《公共图书馆法》中条款规范侧重点的处理 |
6.4.5 对各领域问题的规范明确性和深度问题 |
6.5 《图书馆法》的实施 |
6.5.1 《图书馆法》实施的原则 |
6.5.2 《图书馆法》执行的政策工具 |
6.6 《图书馆法》实施的监测、修订与终结 |
6.6.1 《图书馆法》实施过程中的监测 |
6.6.2 《图书馆法》的修订和终止 第七章 结束语 |
7.1 从制度建设角度观察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处的社会环境 |
7.2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保障 |
7.3 我国图书馆事业政策建设需加强的重点 参考文献 个人简介 后记 |
四、上海市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相关政策的研究——在上海市房产经济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口年龄结构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研究[D]. 陈钰晓. 四川大学, 2021(12)
- [2]改革开放以来无神论宣传教育历程与经验研究[D]. 苏彬. 北京科技大学, 2021(02)
- [3]组织力:城市社区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大命题研究[D]. 杨洋.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基于“密度-设施”的上海-苏州人居空间演化与治理研究[D]. 郭磊贤. 清华大学, 2018(01)
- [5]爱国民主人士黎照寰研究[D]. 沈亮. 上海师范大学, 2016(08)
- [6]柯庆施与中国当代政治[D]. 邢恩源. 南京大学, 2013(01)
- [7]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 ——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D]. 朱庆跃.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8]中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研究[D]. 李晶. 东北财经大学, 2011(07)
- [9]地产年度风云榜 N大魅力看点 再启品牌大典[J]. 赵琨. 安家, 2011(01)
- [10]中国大陆地区图书馆事业政策研究(1978-2008)[D]. 范兴坤. 南京大学, 20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