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论文文献综述）
程睿[1]（2021）在《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70年代后,为获取更多利润、实现资本增殖,资本主义国家依靠资本输出不断地提高对剩余价值的榨取。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与变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在此历史背景下,西方理论界开启了对于帝国主义特征与实质的理论研究。伴随帝国主义理论的出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宣告诞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概念与内涵由帝国主义理论析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基础概念、合理内核与最终目的。广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是帝国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涵盖自帝国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全部帝国主义理论中经济范畴的阐释,包括20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包括中国对于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及其他国家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狭义的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则包含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及其后出现的西方帝国主义理论中对于不同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控制方式的理论批判,即“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国家实行全球霸权的手段。在经济帝国主义理论视域中,经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军事帝国主义、政治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均作为助推经济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从属于经济帝国主义而非与经济帝国主义并列。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在全球化中体现地愈加明显。20世纪是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萌芽时期,由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共同组成。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提供思想来源,是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列宁在坚持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在对前列宁时期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的利用与帝国主义寄生性的补充中,对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的基本继承中,对卢森堡积累规律论的批判性借鉴中,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的批判中,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提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列宁用案例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写作手法,以特征论与阶段论的视角对帝国主义的五大基本经济特征进行梳理、提炼、概括。其中,特征论是阶段论的基础内核,阶段论是特征论的合理命题。列宁揭示出帝国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特征是垄断的、寄生的、腐朽的、过渡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给帝国主义作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历史阶段”的定义,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得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前夜的结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新路径,开创了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提出也标志着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正式确立。二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及研究帝国主义的理论有了新的大发展,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旧殖民地纷纷走向独立,然而政治上的独立却没能使得新兴民族国家在经济上获得良好的发展,多数民族国家的经济仍然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与之相反的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经济腾飞。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命运与未来,重点针对落后国家为何落后、落后国家如何摆脱落后等问题展开探讨,生成了以“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为代表的“二战后帝国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由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向更新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理论转变。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也宣告进入了“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新时期,以保罗·巴兰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为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奠基性、代表性的理论成果。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结合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与新变化,以“经济剩余”为切入点展开对于垄断资本控制下落后国家经济结构形态的分析,以案例分析和历史性回顾的方式对于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进行理论透视,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早期侵略和殖民统治是落后国家的“欠发达”根源,致使欠发达国家的发展基础被破坏、发展道路被扭曲、经济剩余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向流动。提出落后国家想要突破“欠发达”根源,在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可能、最好出路是社会主义革命。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奠基理论。“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是在继承马克思、列宁相关学说的基础上,以巴兰“经济剩余”和资本积累的观点为出发点,在对当代帝国主义理论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批判性借鉴的基础上,以经济过程为论证核心,对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资本主义形态、经济结构、南北不平等交换的具体形式及原因、垄断资本剥夺下生成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进行剖析。揭示出处于“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处于“外围”的落后国家由于社会历史、生产方式、积累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垄断资本控制下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结构与分配格局。该理论是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中最具代表性与综合性的理论成果。进入21世纪,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迎来了重大的历史契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苏联解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促使西方左翼理论家将研究的重点重新聚焦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21世纪“新帝国主义理论”应运而生,21世纪“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实现了同步发展。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资本积累、生产方式、民族国家地位等的变革展开讨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是:大卫·哈维关于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理论、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生产方式变革理论、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的民族国家理论。资本积累逻辑批判理论,力图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视域下创造出一个以资本积累逻辑批判、资本积累空间修复批判、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批判为基础的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框架,展开对于新经济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演变的全新阐释,开创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批判范式的新维度。其中,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是理论分析的主线,空间修复是资本积累新的转移方式也是分析空间地理的工具,剥夺性积累是资本积累的主导形式与驱动力。生产方式变革理论,以帝国为核心概念对帝国的本质、帝国的统治形式、帝国的生产方式展开论述。生产方式变革理论揭示帝国的本质是资本帝国、帝国的统治形式是生命政治统治、帝国的生产方式是生命政治劳动,指出反抗帝国的主体在生命政治劳动中产生,探讨了未来社会的理想形态及存在的可能。民族国家理论,以资本帝国主义作为对新经济帝国主义的表述方式,在将资本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战后帝国主义形态的比较中,概括出资本帝国主义的特殊性,探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与资本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经济与政治的剥离是资本帝国主义与以往帝国主义的根本区别、全球化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扩张与帝国霸权、全球化中资本帝国主义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霸权统治、民族国家是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力量与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能量场。根据经济帝国主义理论所揭示的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结构、生产方式、资本逻辑、资本积累、对抗主体等内容,可知经济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依然不会停止其向更深层次演进的脚步,全球化中经济帝国主义的诉求依然是构筑资本的帝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本质、中心与外围的经济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经济帝国主义也在演进中不断地生发出新的生产、积累、扩张、修复形式。研究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找寻跳脱经济帝国主义资本逻辑的路径,推动实现世界各国的平等发展。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的持续在场使之成为反抗经济帝国主义的重要主体,民族国家的领土逻辑与民族意识的觉醒成为辅助全球化中与经济帝国主义交锋的关键要素,新的反抗主体指向民族国家、新的发展路径指向社会主义。经济帝国主义已经开启了全球化中的新一轮权力布展,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下的发展道路与实践经验为世界经济治理、世界各国的政治与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思路与参考方案。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以经济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反思中国在经济帝国主义过程中对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生发出关于历史的总结与未来的展望,能够为促进实现反经济帝国主义扩张提供新的论据支撑。
李晓霞[2]（2021）在《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文中提出党内集中教育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加强自身思想建设,推进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重要法宝。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的关键是在把握和运用规律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并完善其内部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使党内集中教育的各个环节、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更加符合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使党内集中教育呈现出科学发展的过程与状态。提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这个问题,不是对以往党的思想建设经验和成效的否定,而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下,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发生重大转变,给我们党与时俱进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我们党永葆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在新形势下如何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活动科学化水平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本论文遵循“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这一总的逻辑理路展开。在研究过程中以对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基本概念和本质的把握为基础,围绕“如何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这一基本问题,搭建了以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为核心的理论框架,回顾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的时代必然性,力图探寻新时代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主要路径。本论文的正文总共包含五个部分的研究内容。第一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阐释。本部分内容旨在解决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依据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意义是什么”的前提性问题。本文认为,在理论依据方面,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理论教育思想是党内集中教育的理论源泉。在本质和特征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先决条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关键是把握和运用规律,落脚点是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还具有动态性、系统性、长期性等基本特征。在现实意义方面,促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有助于提升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第二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本部分内容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共计22次的党内集中教育,从背景、目标、内容、形式、过程、成效、特点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试图回答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从哪里起步”“经历了什么样发展”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起步于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历经了奠基与开创、继承与曲折、创新与发展、完善与深化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三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本部分内容总结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基本经验,试图回答我们党在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哪些经验和规律”的问题。本文认为,党内集中教育的本质和特征是“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根本追求是“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成效检验的方法和标准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根本保证和重要保障是“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第四部分,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本部分内容立足国情、党情、世情的新变化,从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新形势下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发展“是否必要”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推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提供重要思想保证,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强大精神支撑。第五部分,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本部分内容从优化和完善党内集中教育的构成要素和运行机制出发,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要在新形势下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明确目标定位,以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优化内容体系,以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健全体制机制,以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创新方式方法,以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构建评价体系,以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总之,要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就要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与时俱进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推动党的自我革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和重要保障。
熊务丰[3]（2021）在《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革命的内涵指向为人类从事的一切“改变世界”或“对现存事物的改造”的活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主题就是革命。在整个现代历史的进程脉络中,中国革命是一场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革命”,它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中国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场最为持久和最为深彻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革命谱系中,有三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影响贯穿始末,而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一直朝着一个宏伟目标前进,即中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伟大复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反经验的积累主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形势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艰难而又曲折地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树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为中国实现向社会革命的转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的坚实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革命永不停息的根本理由,社会革命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实现最终开辟的,但也是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现的新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预判,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实施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人们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将新时代的社会革命纵深推进到更高层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进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刀刃向内进行了坚决、彻底的自我革命,保持了党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在伟大而又复杂的中国革命中融入了诸多伟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既要解决中国因传统而产生的遗留问题又要聚焦新的发展阶段产生的新矛盾、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新的境界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我们必须将其总结和践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着中国革命所生成的内在逻辑,正在并将继续用自己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拥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中国在新冠疫情危机关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积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将继续用实践行动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同时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握正确的社会革命方向,不断缔造新的发展奇迹;中国正在开创一种崭新的人类发展文明道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丁红岩[4]（2021）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征程的开创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恒久发展的源头所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元素和基本经验。在异常艰辛的革命斗争中,早期共产党人积极传播、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思想成果,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生逻辑、发展历程,深刻理解其理论成果,可以帮助我们重现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体图景,深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性意义的认知,澄清一些人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误差和偏颇。与此同时,对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规律和历史经验的探寻和总结,能为我们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供有益的智力支持和思路启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上生成的。20世纪初,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统治下,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全面觉醒,急于“救亡图存”的中国人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的理论武器;与此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初步形成,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与弊端充分暴露,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重心东移,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两制并存的复杂局势下经过反复的比较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建党之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成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关注和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的基本观点和基本经验,并结合中国实际萌生了“相结合”的思想意识;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学理渊源、社会理想、价值目标、实践理性等多方面的融通契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能够顺利推进的深层次原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历了准中国化、正式开启、艰辛推进三个阶段。五四运动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启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进步社团不断涌现,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日益强大,工人阶级逐渐觉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组织主体、思想主体、阶级基础逐渐完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和使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国共合作后,在不断总结国民大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认识逐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艰难中曲折发展。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相对丰硕的理论成果。虽然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创建,但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对关乎革命前途和命运的社会性质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动力、对象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妇女解放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初步形成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尽管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有些问题的认识相对青涩,理论阐述尚待提升,但是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考构筑了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雏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准备了丰厚的思想养料。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它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征程,奠定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铺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推进了中国革命领袖主体的生成。总体看来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了“举什么旗”和“建什么党”的问题。新时代我们要不断汲取建党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经验和智慧,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理论自信、强化问题意识、树立世界眼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结合,在创新发展中实现筑梦伟业。
闫佳伟[5]（2021）在《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文中认为2014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立德树人的重要价值意义在该意见中得到了明确规定,并将其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也是实现学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要求。21世纪以来,课程改革不断推动着教育体系的深化,使我国的教育既满足时代性又具有规律性。作为教育根本任务,立德树人有力推动着育人方式的不断变革,使我国在提高育人水平的同时也能提升国民素质,对人力资源强国的建设、教育发展的前瞻性与人才培养时代性具有重大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教育各环节,贯穿教育各领域。中学阶段处于学生成长的关键期,在学校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价值与长远意义。因此中学的教育需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旗帜,在政治方向和价值观念上严格遵循党的教育大政方针,秉持学校的立校文化与育人目标,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学生。本研究充分认识到当前中学阶段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进行了研究与探索。首先,本研究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对立德树人进行历史溯源与理论研究,基于传统文化及近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立德树人的发展研究,结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与育人导向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新时代背景下立德树人的历史使命、时代责任、具体内涵与价值意义。其次,基于现实审视的角度,对本研究中的个案F中学立德树人实践进行研究,并将实践工作与《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进行对标分析,从课程、文化、活动、实践、管理、协同六个维度,将该校德育工作进行归类梳理。从立德树人的顶层设计、实践落地、管理效能三个角度对个案进行研究,总结该校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方面的有益经验与成功做法。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聚焦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中的目标、内容和协同机制三方面,反思出当前该校主要面临的德育目标体系建构不清、大中小幼德育体系衔接不畅、德育课程体系建构不全、德育综合实践创新力度不大、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程度不高等亟需进一步提升的问题。在反思的基础上,从《指南》指要求的六个维度出发重构该校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实施路径。最后,本研究继续聚焦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诸多要素中核心的三方面内容,即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标机制、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内容机制以及落实“三全育人”的协同机制,给出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完善建议。
张起梁[6]（2021）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文中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撰写的“主要着作”,亦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光辉典范。在当代,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的理论研究,不仅使马克思哲学研究再次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还开拓出了一些新的、有利于推进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的研究视角。但《资本论》的学科性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经济学批判的着作;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批判的着作。从经济学批判看,《资本论》是资本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三位一体”;从哲学批判看,《资本论》则是作为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发达机体”而对一切旧哲学的彻底扬弃。因而,《资本论》就是经济学—哲学批判的二位一体和辩证统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特别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学转向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则是引发这一事件的重要前提。因而,这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事件。从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批判转向了生产劳动批判,实现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草创”到“再创”再到“成熟”为节点判断和理论标识的哲学革命。循此革命逻辑,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应被确立为“生成论”的生产劳动本体论。无论在认识论层面将马克思哲学从历史观维度表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还是从世界观维度表述为“历史唯物主义”,亦或在方法论层面表述为“唯物辩证法”,但在本体论层面,这些表述方式都有着共同的“本体承诺”。其所唯之“物”,既不是传统哲学所固守的“自在之物”或“直观之物”,也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膜拜的“抽象之物”或“单纯之物”,而是在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的基础上,统统上升为表征社会人的存在之基和生活之本的哲学范畴,即“人格化”了的物。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关键在于方法。关于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所用方法的研究,既是正确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一把钥匙,也是《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马克思曾致信恩格斯,“不论我的着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马克思在另一封信中提示,《资本论》是他“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更确切地说,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辩证法,俨然已不再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概念辩证法,更不是古希腊时期的直观辩证法,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科学的批判性开展中,对以往辩证法进行革命批判或革命“颠倒”之后而确立的辩证法的科学形态,即唯物辩证法。如果说《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初篇”,那么,《资本论》则是“续篇”。“初篇”是在宏观层面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宏大叙事,“续篇”则是微观层面的微观表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初篇”与“续篇”在理论上又构成了一种正向指导与反向建构的创生关系。而且,伴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进行,特别是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开展中,马克思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从而形成了一些表征唯物辩证法的具体的、特殊的方法形态,如“科学抽象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从后思索法”等。但问题在于,如何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作出科学的、不偏不倚的读解。遵循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方法研究的理论进路,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争论和意见冲突,有必要寻求新的理论视角并把这个问题的探讨放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马克思哲学即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出场逻辑,而且是其言说方式和言说语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文本依据,从而在这一原初的、生成的言说语境中,对唯物辩证法及其发展形态进行不偏不倚的解读,应是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范式。在深耕文本的基础上,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言说语境,借鉴方法论与认识论的“视域融合”,从整体上对《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所贯穿、运用和发展的唯物辩证法,进行抽绎、去蔽和解读,深入对唯物辩证法的认识、领悟和理解。从而赋予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以新的解释力,使其具有更加普遍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这一基础理论研究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上具有重要意义。
张晓旭[7]（2021）在《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百年党建,组织为先。一部百年党建史就是一部党的组织路线的演进史。作为党的建设和党事业发展的生命线,组织路线是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运用到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而形成的内涵丰富、品格独立、特点鲜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纵观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它主要经历了开始创建、曲折发展、恢复发展、新发展四个阶段,不仅实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的确立与重新确立,更形成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这一伟大理论成果,为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布局,促进党的组织建设和组织工作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不断跃升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准确、客观、真实地认识这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理论创新史、艰苦奋斗史、自身建设史,自然成为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研究的应有之义。研究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首先要弄清党的组织路线是什么的问题。党的组织路线既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具有客观性、阶段性、复杂性和多变性特征,又是一个复合概念和系统概念,包含诸多要素。因此,对党的组织路线的构成要素进行全方位解读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的基础理论前提,也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问题的逻辑起点。从基本构成上看,党的组织路线包含五重要素,分别为党员、党的干部、严密的组织体系、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人才和知识分子。要厘清这些构成要素,必须立足百年演进这一基点,从历史维度、内容维度、创新维度、价值维度和世界维度廓清党的组织路线的科学内涵。这是研究党的组织路线历史演进的客观要求,是建构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领导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较早地提出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成为独立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发挥党员干部和专门人才优势,强调党的纪律和民主原则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的基本保障作用。列宁创造性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问题,并在实践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有组织的先锋队,它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必须实行严格的“铁的纪律”、坚持把党员干部和专门人才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工作的“第一资源”,充分体现出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相关论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整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将党的组织路线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开始对党的组织路线的初步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创造性地运用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的基本观点,按照革命与实践的现实需要,既在理论上实现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理论的中国化,又在实践中形成并发展了一条包括组织体系、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党员标准、干部队伍建设在内的组织路线,创造出党的组织工作发展的奇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组织路线进入了曲折发展期,这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三次转变:第一次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作为执政党对组织路线的初步探索。其路向沿着干部队伍建设、组织体系建设、党员标准的确立、完善与健全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这样一条逻辑路径延伸,使党的组织路线为党的组织建设和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提供了重要组织保障。第二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对组织路线的独特探索。党的组织机构和基层组织、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员干部与知识分子队伍的深相结合,都对社会主义建设任务的开展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对组织路线的曲折探索。由于受到“文革”影响,党的组织路线偏离正确的轨道,面临组织机构建设陷于停滞、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肯定走向否定”、党员干部队伍遭遇“选择性失误”的被动局面。由此证明,党的组织路线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在组织建设的曲折发展中逐渐发展形成的基本路线,具有重要的历史与实践价值。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党坚持廓清思想迷雾,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在伟大历史转折中实现了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通过对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历史任务的研判,使党的组织路线进入发展新阶段,这使党的组织路线的一些重要内容,如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的关系,组织体系的锻造锤炼,党员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的内在逻辑演进等在演绎发展中进一步成为提升党的组织凝聚力、战斗力和政治领导力的重要法宝。进入新时代,在社会环境、党内考验、思想观念以及国际趋势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下,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作为一个全新命题被首次提出。科学解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命题可知,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新的理论阐释、新的实践路径和新的品质特征三方面。理论层面之“新”涵括在提出过程、理论意蕴和主要目标当中,实践层面之“新”体现在科学把握“四对关系”、组织体系建设和干部、党员、人才队伍建设的路径选择上,品质特征层面之“新”体现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所具备的时代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品质。总之,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高度重视对组织路线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呈现出党的组织路线基本理论形态的显着特点。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指导思想的引领、阶段性历史任务和组织制度层面的理论认知。同时,党的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涵括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相统一、立足理论与顺应时代相统一、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相统一、组织体系与关键群体相统一四条基本经验,它们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奠定了重要组织基础。
徐文越[8]（2020）在《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一生从事的主要理论工作,其主要成果就是耗费几十年心血的恢宏巨着《资本论》,当然这一工作并未能完成。恩格斯准确概括了马克思一生的两大理论发现,正是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其中剩余价值的发现又是关键,与之并列的另一个发现就是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在传统的解读中似乎并不存在太大争议,但二者内在统一的机制与环节并未得以完全展现。而在后来的其他解读路径中,二者关系却日益呈现为“并列”,甚至是走向“对立”,并处于实质的分离之中。由此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质的解读也逐渐脱离开唯物史观境域,成为局限于现代学科内部对于既定事实的或实证化或观念论的批判,在根本上又囿于现代性范畴之内,使得政治经济学批判不再具有超越性和客观历史性。尽管这些解读路径可以导向激进的政治实践,并看似更符合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事实,但在脱离开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基础后,也就歪曲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质和目的,使其停留于外在批判而难以深入到社会有机总体的内在关系之中,并失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根本力度。这不仅危及对于马克思整体思想的正确理解,也往往影响到对于社会实践的指导,这也决定着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的阐释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包含着实践价值。本文主要的阐释路径就是深入到文本之中,依据文本考察证实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共生共长、互为推进的内在关系,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以恢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保障其正确的批判性质。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得以深入推进,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又构成唯物史观发展中的必然环节。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内在结构的整体批判,在根本上也是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而不是其他意义上的人本主义批判或实证学科内的技术批判。虽然唯物史观着眼于人类社会,但其作为典型解析的依然是资产阶级社会,也并不存在脱离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纯粹唯物史观着作。唯物史观不仅在最深层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奠定理论根基,更在最高处为其指引着人类解放的方向,并提供更为具体的方法论基础。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奏的法哲学批判,可谓是马克思自身经历的一个独特阶段,不同于未经此阶段而直接进入经济批判并确立共产主义立场的赫斯等人。马克思看似“迟缓”的这一步却是意义重大,其不仅系统清理了自身之前的理性自由观念,对遭遇到的物质利益困惑问题作出了理论反思,开出了政治批判维度;而且在引向市民社会批判的同时确立了人类解放的主题,并揭示了政治解放的限度,在理论上发现了无产阶级概念。这一切都使得马克思在思想上与当时看似同行的青年黑格尔派有了实质性差别,也决定着马克思在随后开启的经济批判在性质上并不同于包括赫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人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启,是站在之前已确立的人类解放立场上对国民经济学根本前提的本质审视,通过分析阐明了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内在关联,并且借助这两个因素引出了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总线索。这根本上又在于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从其精神生产史中收获了劳动辩证法,并通过感性活动原则奠定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论基础。对于马克思此时以异化劳动为核心展开的经济批判并不能仅仅从认识论层面或人本主义视角予以解读,而应从经济事实出发深入到本体论层面,否则便与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路径相混同起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自发分工为核心,阐明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等方面的关系,草创了关于人类历史的科学即唯物史观,超越了一切市民社会科学或知性科学,从此马克思手中有了最为彻底也最为有力的批判武器,对于还未真正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深层理论奠基意义。这也在于唯物史观本身就是一种深层理论,并不是一种简单历时性的历史记叙,而是对于历史发展结构和内在矛盾运动的真正洞悉,根本揭示了社会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政治经济学并非永恒的科学,其不过是对于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经济关系的理论反映,本身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对其批判并不能脱离开唯物史观所阐明的理论地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深刻揭示了经济范畴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集中批判了那种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纯对经济范畴进行的理性设计和改造。这不仅针对略显肤浅的蒲鲁东,也同样针对自认为处于科学水平的政治经济学家,因其已预先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设定为天然的存在,这也在根本上与唯物史观原则相背离。这些都通过对于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批判而得以阐明,并包含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第一次科学阐释。马克思到达伦敦后在经历最为集中的一次经济学研究和批判后,终于形成了其计划中的理论巨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个手稿,这其中包含着远大于后来《资本论》的理论框架,也更有利于辨析其中的理论构想。特别是其中的《导言》实际上是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旨概说,同时也是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对应性批判,并阐明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方法。马克思此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已生成了以社会关系为本质维度的科学的概念范畴体系,体现为包含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的“二重性”特质,这也就从内部更为深入地批判了整个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经济运动规律的科学解析,面对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有机总体,在叙述方式上有着一种类似先验的结构形式。但同时我们却不能将《资本论》中的范畴形式完全从黑格尔意义上进行解读,包括对于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价值形式概念以及资本逻辑的解析,在根本上还是要能回溯到唯物史观那里,而不能归为某种精神统摄。唯物史观在《资本论》中始终是在场的,并有着自身的呈现方式,也并不存在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相互分割和对立,最终对于资本逻辑统治的克服并不能脱离开物质生产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关系和内在矛盾的发展演进,这里展现的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根本意义。本文在文本考察的过程中又主要通过确立一个个思想路标,在比较研究中,辨清马克思思想上的根本超越之处。青年马克思曾与青年黑格尔派为伴,但在自身遭遇物质利益困惑并实现哲学上的变革后,又将这些曾经的思想伙伴一一超越,从中也更能辨清马克思思想的生成路径。马克思也曾与蒲鲁东交往密切,后又屡屡成为马克思的批判对象,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更加澄清了唯物史观原理并坚定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又长期与政治经济学家的着作打交道,特别是对古典经济学多有吸取,但最终又在根本上超越了这些理论,并通过克服这些理论固有的内在矛盾而确立起自身的经济科学。而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生成和发展过程中,黑格尔的影响又是最为根本的,并贯穿始终。本文也试图将二者思想直接衔接,强调马克思通过实现对黑格尔思想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从而促成了自身的理论发现。本文也将唯物史观看作是从黑格尔体系中挣脱出来的伟大成就,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石,同时又包含着对黑格尔辩证方法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和超越。当然这些根本启示并不妨碍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哲学的彻底批判,二者在性质上有着严格差别,并不能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看作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翻版,这样也就完全混淆了批判的性质。本文进而还对唯物史观的性质和方法论内涵进行了重新阐释,以此来澄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关系中存在的种种误读,并真正呈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阐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根本上是政治经济学的唯物史观批判的理论内涵和意义。
徐亚清[9]（2018）在《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信访,即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和国家对来信来访的处理,是本土语境下产生的治理活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信访既可解读为社会场景中的一种现象,又可视作学术研究中的一类概念。作为现象,信访的存在贯穿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至今的社会场景中,如果究其缘起,此种现象甚至可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政权建构中所创设的群众工作。作为概念,对信访的研究长期存在于诸多学科中,如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近几年来,主要的趋向是考察现实场景中的微观化的信访政策和个体化的信访活动。微观化、个体化的趋向主要受国外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法论,以及制度经济学聚焦所谓个体偏好的特质的影响。受此影响,诸多研究开始聚焦信访者的个案,力图从个案中考究信访逻辑。此类研究丰富了信访的案例基础,然而信访本身是渗透于国家和社会治理,影响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现象,其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故而研究不应止步于微观化视角,而应更具有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换言之,是整体化、历史化地考察信访的治理逻辑。整体化、历史化的逻辑,使历史制度主义成为信访研究需直面的对象。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对应着国外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对行为科学等实证主义范式的反思。历史制度主义具有的特质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漫长历史时空的基础性。其将社会现象置于整体化而非碎片化的格局中加以诠释,使之具有历史的厚重感。二是国家概念的凸显。这在受到历史制度主义影响的晚近历史社会学中有明显的体现。其将国家视角引入,从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中探究一系列社会表达活动,从而克服了既往功能主义研究存在的“社会中心论”的倾向。三是对历史路径持续和变迁的考究。如路径依赖、拐点等词汇,是旨在诠释历史传统的延续和重要时空节点中传统的沿革、新兴要素的出现。若回到信访的研究主题,不难发现,既往研究中对历史制度主义的关注并非绝对空白,但诸多研究或是直接忽视、或是“引而不用”,即并未直接透视历史制度主义的核心内涵。此局限性揭示了信访研究缺乏整体性、历史性的瓶颈,亦为研究的深化揭示了方向。历史制度主义,可为信访研究构筑总体脉络,且能将其置于本土历史演化的时空之中进行更为深刻的诠释。关键在于如何依托信访研究主题,基于本土语境,构筑起历史制度主义对信访概念的支撑。首先,信访需理解为一种治理方式。毋庸置疑,信访是本土语境下,与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相伴相生的治理之道,存在于社会表达和国家回应的诸多层面。其次,对历史制度主义需实现更为深刻、更为本土化的解读。简单“复制”仍然是停留在所谓的“引而不用”。相反,需够透过信访,实现历史制度主义扎根本土语境之后的丰富与创新。国外范式的合理性与本土语境的根源性的契合,方才是历史制度主义视域得以构建的基石。其三,对信访的研究,需探求其治理的内核所在。这既是历史制度主义要义的体现,亦是克服既往研究中个体、微观视角局限的研究。因为唯有透过围绕信访的、表层化的、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去探究信访作为本土治理之道所具有的基本维度,方能真正理解信访的缘起、奠基、变迁和当前阶段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信访为何存在,信访为何不能简单理解为“提意见的处理工作”,信访的传统究竟如何,现阶段的现象与传统之间究竟有何联系,有何变化?这实质是对信访治理逻辑的主题研究。因此,可提出制度、场景、话语的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将此三重维度视为形塑信访治理逻辑的基本层面。制度是诠释信访的首要层面,因为信访之所以成为长期、普遍的现象,得益于党和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设。在本土语境下,这体现在领导同志的发函、指示、党代会的战略路线、国务院的条例制定等。信访在制度层面的演化历史,将使研究直接越过微观化的“藩篱”,将社会成员的表达、政府的回应与整合均置于以国家政权的建构和治理为核心的、刚性化、整体化的制度框架。场景之维是信访演化的现实基础,可理解为制度演化的现实载体,是信访的治理之场。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域下,场景自然不会局限于对二十一世纪现阶段的孤立化诠释,而会探求漫长的历史时空演化,场景应视作是这一演化的聚焦之处。话语之维的提出是契合了历史制度主义对传统的考究,并基于本土语境对研究的深刻意义。信访的治理逻辑,亦可解读为信访现象背后核心化的话语规范,话语规范由制度承载,在场景的历史演化中形成,渗透于场景的各个层面,随着场景的演化而发生改变,其调适又将重新形塑制度、深刻影响场景。制度是刚性承载、场景是演化之源,话语则是核心依托,使信访的治理逻辑得以明朗。信访治理逻辑的缘起,既要考察制度的创设和场景的基础,又要从核心层面考究信访背后群众工作的话语传统。话语在治理实践中的成熟最终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信访工作得以奠基。遵循话语脉络,方能将信访的场景划分为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缘起、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奠基和改革开放至今的延续性与同传统相差异的断裂性三个基本阶段。在考究中可发现,一些地方在治理实践中由“主动”动员意见转为“被动”回应表达,便充分印证了治理逻辑的断裂。对于信访制度的走向,社会各界存在较多论争,所谓“扩权论”、“取消论”曾一度引发学界研究的关注。制度层面的争论植根于制度背后话语体系在场景变革中的适应性问题,即全面扎根基层、总体动员意见、充分维护权益的群众工作传统,是否能够在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转型交融的场景中扎根,能否真正与法治化、信息化进程辩证统一?对信访治理逻辑的诠释,最终得出的是信访治理逻辑转向的命题,即由相对静态场景中的话语传统,转向为基于场景变革,实现制度的调整、改革同话语的适应、丰富相结合。基于此,研究共分九个部分。其中第一章是研究绪论。第二章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基本理论基础的前提下,选择了与历史制度主义内涵相契合的国家理论、话语理论作为研究话语基础,并阐释制度、场景、话语三重交互辩证的维度。第三章阐释信访治理逻辑之生成,包括革命政权建构阶段的话语缘起、治理的路径求索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制度性奠基。第四章诠释改革开放之后信访治理逻辑的延续,包括常态工作的恢复与适应、信访制度的法治化与场景变革中的信息化。第五章是解读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包含制度本身在社会场景分化中的割裂与科层管理问题、信息化过程中的复杂风险样态、社会价值的分化对传统话语共识的挑战。第六章是论述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包含制度文本与制度执行的内在张力、场景自身在断裂式变革中产生的异质性主体与不确定问题、话语在共识上的整合失效对社会复杂样态的加剧。第七章是诠释关于信访治理逻辑走向的论争和各自的内在问题,包括“扩权论”与法治化的张力、“取消论”的价值偏差与治理失效、“调整论”需面对的逻辑核心与表达张力。第八章是探讨研究自身对信访治理逻辑的展望,即改革中如何依托场景变革样态、法治趋向、群众工作传统实现对信访治理逻辑之重塑。第九章为余论,其中回顾了研究的整体思路,并对信访话语的研究价值和主题深化方向做了自身构想。
卜广庆[10]（2018）在《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是一个新开论域,同时也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因而,当下深度犁耕与倾力研究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不仅对于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本真呈现,而且对于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与时俱进,以及对于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中国化进程的深入推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人们也许会从线性思维出发,基于马克思缺少责任政府形式化文本的客观事实,而武断地认为马克思并没有责任政府的思想。但,无论是从马克思哲学品性的层面理解,还是从思想史两种解读方法（文本法与脉络法）的层面检视,都不能得到马克思没有责任政府思想的结论。人们也许会将理想目标与现实追求相混淆,基于“马克思扬弃政府思想与责任政府主张”间的二元悖逆,从而质疑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殊不知扬弃政府的主张是马克思站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而提出的理想性目标;责任政府思想则是马克思立足无产阶级国家政府建设而提出的过程性要求。因而,两者之间并不构成“逻辑矛盾”。人们也许会认为:诉诸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研究,乃为迎合当下责任政府研究热潮之需,似有为马克思脸上“贴金”之嫌,然而,翻看《法兰西内战》一文,我们则可对“为研究而研究”的指责“释怀”。传统责任政府即为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历史参照。传统责任政府是由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所催生的,其实践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以沃尔波尔首相的辞职为标志。尽管我们不否认这种政府体制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开创了“政府负责”的新纪元,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尽管我们不能抹杀启蒙思想家从民主理念出发为其所作的理论贡献:主权论为其奠定了理念基石;契约论为其奠定了法理基石;权力合法论为其奠定了价值基石。但通观传统责任政府的理论与实践,则不难发现:不论是其理论根基——抽象的民主理论、还是其制度设计——权力分立的制度架构、抑或是其政府实践——维护资本逐利逻辑以及有产者利益的实质,不仅与责任政府的称谓难以匹配,而且难掩其“虚假责任制”的本质。这些既是马克思不待见传统责任政府的因由,同时也是马克思重塑责任政府思想的根本触发点。马克思立足实践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者,从实践哲学的关系思维出发:一方面,基于世界为我的关系,揭橥责任发源的内在机理——利益关系（共同利益与利益矛盾）是主导责任发源的始基;另一方面,立足我为世界的关系,从实践的反思性思维出发,揭示人类社会责任规范的进步主义趋向。二者,马克思在颠覆黑格尔国家决定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立足社会决定国家的历史观,将政府起源及其责任发初置于利益关系中考察,并在显明政府二元责任结构（阶级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同时,定格政府以人为本的责任经纬与归宿;三者,马克思立足人类历史变迁的客观规律,从人类社会的五大历史形态出发,揭示了政府责任异化与复归的历史演进。当然,由于政府具有阶级属性,因而,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以贯之的方法论。马克思基于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从实证之维凝练了责任政府的本质特征:责任政府的人民性;责任政府的廉价性;以及政府责任的规制性。当然,马克思在为我们揭示无产阶级责任政府本质特征的同时,也为我们在今天判断责任政府的生成提供了价值基准:前提性判准——政府责任来源的合民意性;过程性判准——政府责任履践的合法律性;结果性判准——政府责任履践的合效率性。由于巴黎公社既非中世纪意义上的“公社”,也非波拿巴的第二帝国,更非梯埃尔的国防政府,而是无产阶级政府。而无产阶级政府的根本属性,体现并昭示着公社对于传统责任政府的内在超越价值:根本制度之超越——真正民主制取代虚假民主制;制度基础之超越——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取代生产资料私人所有;治理方式之超越——社会自治取代官僚统治;履责方式之超越——“透明政府”取代“神秘政府"。马克思对于传统责任政府展开的病理解剖与深刻批判,以及对于巴黎公社的热情讴歌与竭力颂扬,是同其伦理情怀紧密关联的。马克思紧紧围绕政府的责任客体,也即“为了谁”的伦理宗旨,立足政府“人为性”与“为人性”的界面,从“人为何指" "人性为何”以及“合乎人性”三个层面,揭示了政府的责任情怀、责任本分以及创生责任政府的现实路径。由于马克思伦理学的品性:不是在抽象或直观意义上言说道德,而是在科学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言及道德;不是在个体本位之下畅谈道德,而是在社会本位之上论及道德;不是在非阶级性的意义上空论道德,而是直陈道德的阶级属性;不满“坐而论道”,而是突出强调“起而行之”,由此不仅敞显了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高远立意、博大情怀与价值诉求,而且使得马克思责任政府的伦理思想呈现出“温暖的红色”与“冰冷的红色”的双色基调。马克思的责任政府思想对于塑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责任政府的价值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其启示与教益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1）坚守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宗旨——这是一条红线问题,显明了责任政府所应恪守的原则底线;（2）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多的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和——这是一个任务问题,点明了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重点所在;（3）责任政府建设“始终在路上”——这是一个规律问题,指明了当代责任政府建设的长期性与艰巨性;（4）改革与完善政府的责任制度,批判借鉴与吸收东西方责任政府建设的有益经验——这是一个态度问题,言明了责任政府建设所应具有的开放性心态与创新精神。在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指导下,立足我国社会转型的现实境遇,致思当下责任政府研究的主题与任务——建构底线意义上责任政府的务实目标,以及打造多元并重的政府责任模式,则是学人们应予关注的重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相关概述 |
| 2.1 经济帝国主义的概念界定 |
| 2.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广义概念 |
| 2.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狭义概念 |
| 2.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涵盖 |
| 2.2.1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2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2.3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 |
| 2.3 经济帝国主义的特质 |
| 2.3.1 用经济帝国主义手段实现全球霸权 |
| 2.3.2 用政治文化手段助推经济扩张 |
| 第3章 20 世纪初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初探 |
| 3.1 前列宁时期的帝国主义理论萌芽 |
| 3.1.1 霍布森资本扩张本质论 |
| 3.1.2 希法亭金融资本垄断论 |
| 3.1.3 卢森堡资本积累论 |
| 3.1.4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
| 3.2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论奠基 |
| 3.2.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时代背景 |
| 3.2.2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核心观点 |
| 3.2.3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当代价值 |
| 第4章 20 世纪中期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成果 |
| 4.1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理论 |
| 4.1.1 落后国家的经济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析 |
| 4.1.2 落后国家“欠发达”根源的理论透视 |
| 4.2 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中心”与“外围”经济结构理论 |
| 4.2.1 垄断资本构建的“中心”与“外围”的世界经济结构 |
| 4.2.2 垄断资本掌控下的南北不平等交换形式 |
| 4.2.3 垄断资本剥夺下的“中心积累”与“外围停滞”分配格局 |
| 第5章 21 世纪西方左翼新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新拓展 |
| 5.1 全球化中资本积累逻辑的理论批判 |
| 5.1.1 资本积累的资本逻辑与领土逻辑 |
| 5.1.2 资本积累的空间修复理论批判 |
| 5.1.3 资本积累的剥夺性积累理论批判 |
| 5.2 全球化中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创新 |
| 5.2.1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统治 |
| 5.2.2 生产方式变革的生命政治劳动 |
| 5.3 全球化中民族国家理论及其新视野 |
| 5.3.1 全球化背景下的资本帝国主义 |
| 5.3.2 对抗资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理论 |
| 第6章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评析与启示 |
| 6.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综合评述 |
| 6.1.1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探索成就 |
| 6.1.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的偏颇之处 |
| 6.2 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启示 |
| 6.2.1 资本逻辑跳脱与发展路径选择 |
| 6.2.2 民族国家在场与民族意识觉醒 |
| 6.3 经济帝国主义进程中的中国发展之反思 |
| 6.3.1 全球化中国际经济新秩序重构 |
| 6.3.2 全球化中政治文化实践空间探索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党内集中教育 |
| (二)科学与科学化 |
| (三)党的建设科学化 |
| (四)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 |
| 四、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概述 |
| 一、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二)列宁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三)斯大林关于加强科学理论武装的思想与实践 |
| 二、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 |
| (一)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主要内涵 |
| (二)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基本特征 |
| 三、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的重要意义 |
| (一)有助于增强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 |
| (二)有助于筑牢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 |
| (三)有助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
| (四)有助于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第二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进程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奠基与开创 |
| (一)思想建党基本原则的确立 |
| (二)“运动式”整风整党模式的创立和实践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的继承与曲折 |
| (一)整风整党运动与中心工作两结合两促进 |
| (二)整风整党运动发生转折并偏离正确方向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创新与发展 |
| (一)整风整党运动优良传统的全面恢复 |
| (二)以正面教育为主的“活动式”集中教育的创新发展 |
| (三)通过建章立制规范集中教育过程管理的全面探索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完善与深化 |
| (一)以融入经常为目的的“主题式”学习教育的逐步完善 |
| (二)集中性教育与经常性教育融合发展机制的持续深化 |
| 第三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探索的历史经验 |
| 一、本质特征:贯彻思想建党方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 |
| (一)贯彻思想建党方针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根本特征 |
| (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是党内集中教育的鲜明本质 |
| 二、价值旨归: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
| (一)推动党的自我革命是党内教育活动的直接目的 |
| (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是党内集中教育的最终目标 |
| 三、原则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
| (二)突出问题导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
| 四、成效检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树立实践检验的根本准则 |
| (一)发扬党内外民主,坚持由人民来评价的基本原则 |
| (二)将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检验教育成效的根本标准 |
| 五、根本保证:坚持党中央正确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 |
| (一)党的领导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
| (二)正确政治路线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基本遵循 |
| (三)制度建设为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提供根本保障 |
| 第四章 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提升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国内局势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统筹推进国内局势提供坚实的思想保证 |
| (二)帮助我们党统筹国内局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建新布局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深入推进党建新布局提供重要抓手 |
| (二)助力我们党推进党建新布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三、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的需要 |
| (一)能够为我们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
| (二)辅助我们党应对世界变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第五章 守正创新:持续提升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水平 |
| 一、明确目标定位,认清党内集中教育的历史方位 |
| (一)明确目标定位的重要意义 |
| (二)明确目标定位的主要依据 |
| (三)明确目标定位的主要切入点 |
| 二、优化内容体系,丰富党内集中教育的内容结构 |
| (一)优化内容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优化内容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三)优化内容体系的主要着力点 |
| 三、健全体制机制,规范党内集中教育的过程管理 |
| (一)健全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意义 |
| (二)健全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
| (三)健全体制机制的主要方向 |
| 四、创新方式方法,拓展党内集中教育的开展形式 |
| (一)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重要意义 |
| (二)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基本原则 |
| (三)加强方式方法创新的主要抓手 |
| 五、构建评价体系,加强党内集中教育的成效评估 |
| (一)构建评价体系的重要意义 |
| (二)构建评价体系的基本原则 |
| (三)构建科学的评价标准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和参与课题情况 |
| 致谢 |
（3）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革命 |
| (二)关于中国道路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正确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 |
| 一、革命的概念 |
| 二、马克思革命思想 |
| 三、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类型划分 |
| (一)政治革命 |
| (二)社会革命 |
| (三)哲学(精神)革命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选择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语境 |
| 一、近代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民主革命道路的选择 |
| (一)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论战 |
| (二)工人阶级的壮大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 |
| 三、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逻辑和行动逻辑 |
| (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 (二)救亡压倒一切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正反经验的积累 |
| 一、大革命的洪流中党对革命的初步探索 |
| (一)找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
| (二)大革命的失败 |
| (三)大革命的教训提炼 |
| (四)大革命时期下的党与人民群众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道路的发展 |
| (一)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 |
| (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创 |
| (三)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 |
| 三、长征对党革命品性的锤炼 |
| (一)党开始形成理论自觉 |
| (二)成熟领导核心的构建 |
| (三)党内政治生活的构建 |
| (四)党群众路线的升华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炼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与构建 |
| (二)党“三大法宝”理论的成熟运用 |
| (三)整风运动 |
|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 |
| 第四章 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发展轨迹 |
| 一、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化 |
| (一)理清革命与改革的逻辑机理 |
| (二)对革命观念的认知转换 |
| 二、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
|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1949-1978) |
| (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2012) |
|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探索为社会革命提供重要条件和正反面经验 |
| 第五章 新时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
| 一、进一步深化革命观的认知 |
| (一)对革命观的精准校正 |
| (二)重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革命 |
| (三)以坚决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 |
| 二、社会革命向更深层次推进 |
| (一)经济建设 |
| (二)民主政治建设 |
| (三)文化建设 |
| (四)和谐社会建设 |
| (五)生态文明建设 |
| 三、不断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
| (一)党在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以从严治党开启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
| 四、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新时代的严峻挑战 |
| (一)新时代下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
| (二)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风险挑战 |
| 第六章 马克思革命思想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 |
|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
| (二)在真理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三)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 |
| 三、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 |
| (一)实事求是 |
| (二)问题导向 |
| 四、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 |
| (二)顺势而为 |
| (三)与时俱进 |
| 五、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 |
| (一)紧紧依靠人民 |
| (二)以人民为中心 |
| 第七章 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展望 |
| 一、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 |
| (一)为人类文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 |
| (三)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
| (四)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
| 二、贯彻人民至上是中国道路走向光明未来的价值保障 |
| (一)执政最大底气就是人民 |
| (二)实践中贯彻人民至上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共产主义革命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三)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四、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一种高效的解决路径 |
| 五、永葆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战略引擎 |
| (一)发扬革命精神进行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永葆革命精神 |
| (三)勇于自我革命 |
| 六、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
| (一)更新革命的基本范畴和内涵 |
| (二)把握社会革命的正确前行方向 |
| (三)重视革命精神的宣讲和代际传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对国内外研究成果的评价 |
| 三、相关概念的理论界定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
| (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的时限 |
| 四、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注释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与基础 |
|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内环境 |
| (一)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 |
| (二)中国社会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十字路口 |
| (三)中国人民主体性民族意识全面觉醒 |
| 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环境 |
| (一)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格局重构 |
|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心东移 |
| (三)国际思潮博弈中马克思主义异军突起 |
| 三、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
| (一)经典作家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理论阐述 |
| (二)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创新论断 |
| (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相结合”的思想前瞻 |
| 四、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学脉相承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社会理想契合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目标相似 |
|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践理性相通 |
| 注释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轨迹 |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1919-1921) |
| (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积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
| (二)进步社团的创建培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织主体 |
| (三)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形成孕育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主体 |
| (四)工人阶级的成长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开启(1921-1924) |
| (一)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
| (二)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主题 |
| (三)中国工农运动的勃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发展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推进(1924-1927) |
| (一)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步探索的必然选择 |
| (二)推进国民革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方式 |
| (三)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影响 |
| 注释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
| 一、社会性质问题理论 |
| (一)“半殖民地”学说的中国化 |
| (二)“半封建”学说的中国化 |
| (三)“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联壁创新 |
| 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理论 |
| (一)中国革命性质问题 |
| (二)中国革命阶段和革命前途问题 |
| (三)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
| (四)中国革命的动力构成问题 |
| 三、党的建设理论 |
| (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 |
| (二)中国共产党必须建设强固精密的坚强组织 |
| (三)中国共产党必须锻造铁的纪律 |
| (四)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 |
| 四、武装斗争理论 |
| (一)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式 |
| (二)武装斗争必须建立正规的革命军队 |
| (三)武装斗争必须坚持人民战争 |
| (四)武装斗争必须加强军队自身的建设 |
| 五、妇女解放理论 |
| (一)“四条绳索”是中国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
| (二)工农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锋和主力 |
| (三)建立妇女联合战线是妇女解放的基本途径 |
| (四)参加国民大革命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任务 |
| 注释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地位及现实启示 |
| 一、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地位 |
| (一)开启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征程 |
| (二)奠定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基石 |
| (三)铺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基础 |
| (四)推进了中国革命领袖主体的生成 |
| 二、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启示 |
| (一)坚持党的领导,在加强党的建设中推进同心筑梦新征程 |
| (二)坚持理论自信,在多思潮互动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 |
| (三)强化问题意识,在破解社会重点难点课题中推动实践发展 |
| (四)秉持世界眼光,在加强国际合作中汲取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
| (五)坚持实事求是,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
| 注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以“立德树人”回应青少年成长时代挑战 |
| (二)用“落实机制”破解立德树人关键问题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关于立德树人 |
| (二)关于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
| (三)关于中学德育工作 |
| (四)关于中学德育工作的国际比较 |
| 三、研究问题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立德树人 |
| (二)落实机制 |
| 五、研究设计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一章 正本清源:关于立德树人的历史溯源与发展探寻 |
| 一、关于立德树人的历史溯源 |
| 二、党的教育方针与立德树人的发展探寻 |
| (一)党的历史实践赋予立德树人的使命与责任 |
| (二)关于新时代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的研究 |
| 第二章 现实审视:F中学立德树人工作落实的实践梳理 |
| 一、个案F中学的基本情况 |
| (一)F中学办学发展历程与区域影响 |
| (二)F中学建校以来课程与教学改革历史梳理 |
| 二、F中学立德树人工作实践研究样例 |
| (一)以“1247”工作模式为载体的共青团、少先队工作 |
| (二)以贯通式架构为依托的思政一体化课程实施 |
| (三)以在体验中提升为追求的社会综合实践活动 |
| (四)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综合素质评价工作 |
| (五)以共同促进学生成长为目标的家校合作工作 |
| 三、依据《指南》分类梳理F中学工作实践 |
| (一)基于课程育人维度 |
| (二)基于文化育人维度 |
| (三)基于活动育人维度 |
| (四)基于实践育人维度 |
| (五)基于管理育人维度 |
| (六)基于协同育人维度 |
| 第三章 积极支撑: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有益经验 |
| 一、基于顶层设计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 (一)关注国家教育政策的解读 |
| (二)坚持学校改革规划的设计 |
| (三)统筹学校改革资源的协调 |
| 二、以管理效能服务立德树人工作实施 |
| (一)强化制度建设 |
| (二)强化师资培育 |
| 三、以实践落地保障立德树人工作效果 |
| (一)以五育并举为导向的全学科融合 |
| (二)家校社会的全过程协同 |
| (三)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全方位评价 |
| 第四章 内视反听: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问题反思 |
| 一、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实证分析 |
| (一)教师层面的问卷调查与分析 |
| (二)学生层面的问卷调查与分析 |
| (三)面向师生家长及居民的访谈与分析 |
| (四)基于实证研究的问题小结 |
| 二、立德树人工作落实的目标机制问题 |
| (一)立德树人系统化实施有待加强 |
| (二)应重视立德树人诸多要素的良性互动 |
| (三)需强化全面响应育人方式变革意识 |
| 三、立德树人工作落实的内容机制问题 |
| (一)顶层设计与底层实施的双线融合契合度不够 |
| (二)“五育并举”培养体系中德育路径创新还需拓宽 |
| (三)需深化核心价值观教育与课程、活动的深度融合 |
| (四)应更注重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宽视野 |
| (五)需强化破“五唯”背景下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建设 |
| 四、立德树人工作落实的协同机制问题 |
| (一)需加速提升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建设 |
| (二)德育一体化纵向衔接与横向融合还需提升 |
| (三)需建立教师专业发展与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
| (四)家校社三方协同育人发展不均衡 |
| 第五章 完善之路: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新建构 |
| 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理论指导与内在逻辑 |
| (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
| (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
| 二、基于《指南》六个维度重构F中学立德树人实施路径 |
| (一)课程育人:中小学一体化课程体系 |
| (二)文化育人:学校德育文化传承与创新 |
| (三)活动育人:主体性德育活动体系 |
| (四)实践育人:依托团·队学生工作体系开展综合实践 |
| (五)管理育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 |
| (六)协同育人:多要素协同育人体系 |
| 三、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的重构建议 |
| (一)指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目标机制 |
| (二)服务于育人目标的内容机制 |
| (三)落实“三全育人”的协同机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F中学学科德育渗透工作 |
| 二、F中学家校委员会工作制度 |
| 三、F中学教育综合改革自评报告 |
| 四、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调查问卷报告 |
| 五、F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访谈提纲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四、研究重点与创新 |
| 五、研究不足与展望 |
| 第一章 从希腊到德国的演变: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渊源 |
| 第一节 古代希腊哲学:辩证法的精神家园 |
| 一、探寻本源: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素朴直观的辩证法思想 |
| 二、化一为多:古希腊形而上学体系建构中的辩证法思想 |
| 三、伦理转向:古希腊走向衰退期的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第二节 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思辩王国 |
| 一、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知识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三、谢林的客观唯心主义“同一哲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四、黑格尔的“逻辑学”及其辩证法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规律到范畴的进展:唯物辩证法的深刻体现 |
| 第一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联系与发展总特征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历史的联系与发展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阶级的联系与发展 |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逻辑的联系与发展 |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规律的运动与发展 |
| 第二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的精髓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 |
| 第三节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对立统一规律的展开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范畴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范畴 |
| 三、《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原因与结果的辩证法范畴 |
|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必然与偶然的辩证法范畴 |
| 五、《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体现的现实与可能的辩证法范畴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从一般到特殊的转变:唯物辩证法的深化发展 |
| 第一节 科学抽象法: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实施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内涵澄明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科学抽象法的具体实施 |
| 第二节 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真实内涵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法的运用发展 |
| 第三节 从后思索法:唯物辩证法的独特视角 |
| 一、《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内涵界定 |
| 二、《资本论》及其手稿中从后思索法的具体运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宏观到微观的推进:作为辩证法的唯物史观 |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内在关系 |
| 一、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观点 |
| 二、关于这一问题的重新理解 |
| 三、理解中解释学方法的引入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基础的奠定 |
| 一、经济范畴人格化:破解人的存在之谜的钥匙 |
| 二、科学劳动范畴: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元理论 |
| 三、经济的社会形态:走向历史深处的科学范畴 |
| 四、三形态学说:划分社会历史演进的科学形态 |
| 五、社会有机体:把握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范畴 |
| 六、资本逻辑:主宰现代社会运行的总体性原则 |
| 第三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微观表达的开创 |
| 一、实践观:人类社会在实践活动中辩证发展 |
| 二、自然观: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的辩证统一 |
| 三、动力观:社会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
| 四、结构观:人类社会三个维度形成三种结构 |
| 五、演化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前进 |
| 六、主体观:人民群众位居社会历史主体地位 |
| 七、价值观:人类文明不断在更高层次上复归 |
| 第四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史观辩证原理的贯穿 |
| 一、唯物史观关于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辩证关系原理 |
| 二、唯物史观关于真理与价值对立统一辩证关系原理 |
| 三、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创造者原理即人民主体性原理 |
| 四、唯物史观关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推动力原理 |
| 五、唯物史观关于手段与目的内在结合辩证关系原理 |
| 六、唯物史观关于合规律性与合价值性辩证统一原理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文本到当代的开显:唯物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
| 第一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品格 |
| 一、唯物辩证法是宏观的但也是微观的理论体系 |
| 二、唯物辩证法是历史的但也是开放的理论体系 |
| 三、唯物辩证法是具体的但也是发展的理论体系 |
| 四、唯物辩证法是当代的但也是民族的理论体系 |
| 第二节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启迪 |
| 一、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 |
| 二、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理念 |
| 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关键举措 |
| 四、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战略性抉择 |
| 五、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 |
| 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道路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由及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基本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五、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构成要素及多维解读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构成要素 |
| 一、党员是党的组织路线的细胞 |
| 二、党的干部是党的组织路线的关键 |
| 三、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组织路线的重点 |
| 四、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路线的根本组织原则 |
| 五、人才和知识分子是党的组织路线的重要支撑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多维解读 |
| 一、历史之维:党的组织路线在不懈奋斗中的丰富和发展 |
| 二、理论之维:党的组织路线基本内容的深层延展 |
| 三、创新之维:党的组织路线主题、话语、制度的承继与创新 |
| 四、价值之维:党的组织路线内在价值意蕴的历史传承 |
| 五、世界之维:党的组织路线在不同话语体系中的交流互鉴 |
| 第二章 经典作家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的奠基与发展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的理论奠基 |
| 一、“独立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自己独立运动”的前提和基础 |
| 二、“先进性”和“纯洁性”是无产阶级组成独立政党的核心与方向 |
| 三、“党的干部”和“专门人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主体要素 |
| 四、“党的纪律”和“民主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重要保障 |
| 第二节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路线的理论与实践 |
| 一、无产阶级政党是有组织的先锋队 |
| 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来组织 |
| 三、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严格的“铁的纪律” |
| 四、“党员干部”和“专门人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的“第一资源”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创建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严密组织体系的基本成型 |
| 一、中央组织机构的整合完善 |
| 二、中央派出机构的“多元化”历史演变 |
| 三、地方组织机构建设的初步探索 |
| 四、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组织原则与组织纪律的确立及发展 |
| 一、组织原则:从“民主制的实行”到“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 |
| 二、组织纪律:从“组织纪律源于什么”到“如何实行组织纪律” |
|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
| 一、党员队伍建设:党员标准的确立及有计划地教育管理 |
| 二、干部队伍建设:选拔什么样的干部、如何选拔培养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曲折发展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初步探索 |
| 一、从严管理干部,培养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
| 二、重视组织体系建设,“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 |
| 三、探赜党员标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 |
| 四、完善党的组织原则,在严明党纪中巩固党的团结统一 |
| 第二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接续探索 |
| 一、“两个核心”:党的组织机构和基层组织的协同发展 |
| 二、“一个基本点”:坚持以民主集中制原则为中心 |
| 三、“三个着力点”:稳定干部队伍、提高党员标准与造就知识分子队伍深相结合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偏离正确的轨道 |
| 一、党的组织机构建设陷于停滞 |
| 二、民主集中制原则“从肯定走向否定” |
| 三、党员干部队伍建设遭遇“选择性失误”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恢复发展 |
| 第一节 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恢复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路线 |
| 一、党的组织路线的初步恢复 |
| 二、伟大历史转折中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 |
| 三、党的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要靠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来保证 |
| 第二节 “组织强党”:锻造锤炼党的组织体系的三重维度 |
| 一、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拓展与深化 |
| 二、党组织机构的健全与完善 |
| 三、党基层组织核心作用的发挥 |
| 第三节 “关键在人”:干部、党员与人才队伍发展的内在逻辑演进 |
| 一、变革与发展:干部队伍发展的“破”与“立” |
| 二、传承与创新:党员队伍发展的“变”与“不变” |
| 三、认识与深化:人才队伍发展的“立”与“行”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理论新阐释 |
| 一、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提出过程 |
| 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理论意蕴 |
| 三、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主要目标 |
| 第二节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实践新路径 |
| 一、科学把握“四对关系”,树立积极健康的组织观 |
| 二、强化组织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党的组织力 |
| 三、培养高素质党员干部,厚植近悦远来的人才沃土 |
| 第三节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品质新特征 |
| 一、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时代性品质 |
| 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实践性品质 |
| 三、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的创新性品质 |
|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演进的主要特点和基本经验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历史演进的主要特点 |
| 一、党的组织路线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为理论原点 |
| 二、党的组织路线始终以党的指导思想为根本遵循 |
| 三、基于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发展党的组织路线 |
| 四、在组织制度保障下把党的组织路线和党的建设统一起来 |
| 第二节 历史思鉴: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历史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路线理论与党的组织建设实际相结合 |
| 二、强调党的组织路线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 |
| 三、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是践行党的组织路线的根本力量 |
| 四、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体系、党员干部与专门人才的整合作用 |
| 结语 不断开辟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新境界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言:问题与思路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思路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奏的法哲学批判 |
| 第一节 面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
| 一、承接启蒙的理性自由观 |
| 二、遭遇物质利益的困惑 |
| 三、对黑格尔理性哲学的怀疑与动摇 |
| 第二节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激进批判 |
| 一、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复杂性 |
|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吸取 |
| 三、“克罗茨纳赫笔记”中政治批判维度 |
| 第三节 法哲学批判的成就展现与思想定位 |
| 一、《德法年鉴》中市民社会批判转向与无产阶级概念的产生 |
| 二、马克思的人类解放与人本主义的性质差别 |
| 三、经由政治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 |
| 第三章 对黑格尔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经济批判的开启 |
| 第一节 费尔巴哈因素与国民经济学研究 |
| 一、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的“高估” |
| 二、马克思对于国民经济学的初始研习 |
| 三、费尔巴哈与国民经济学都未在思想深层触动马克思 |
| 第二节 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 |
| 一、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体系与马克思的激烈批判 |
| 二、从精神生产史向劳动辩证法的创造性转化 |
| 三、感性活动的唯物史观定向 |
| 第三节 哲学批判基础上的经济批判 |
| 一、哲学批判成果与经济批判的路径 |
| 二、作为私有财产概念本质的异化劳动 |
| 三、通向唯物史观与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线索 |
| 四、“穆勒笔记”中的交往异化与批判成就 |
| 第四章 唯物史观的创立与经济批判的深层奠基 |
| 第一节 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 |
| 一、对一切观念史观的颠覆 |
| 二、对一切市民社会科学的批判与超越 |
| 三、唯物史观创立中的自发分工、生产力与交往形式 |
|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内涵 |
| 一、作为总体性理论的唯物史观 |
| 二、唯物史观的历史性与否定性 |
| 三、唯物史观中概念的二重性 |
| 第三节 唯物史观对于经济批判的深层奠基 |
| 一、深层生产结构的辩证决定 |
| 二、社会形式的生成及其赋形作用 |
| 三、唯物史观中的主体问题 |
| 第五章 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互为推进 |
| 第一节 读不懂“社会关系”的蒲鲁东 |
| 一、处处与唯物史观相对立的《贫困的哲学》 |
| 二、蒲鲁东“构成价值”的“科学发现” |
| 三、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
| 第二节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 |
| 一、作为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关联的社会关系 |
| 二、对蒲鲁东经济改造理论的批判 |
|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上的唯物史观澄清 |
| 第三节 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推进 |
| 一、《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正面阐释 |
| 二、《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批判 |
| 第六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的成型及其结构解析 |
| 第一节 作为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 |
| 一、“伦敦笔记”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创作背景 |
| 二、“生产一般”与作为总体的生产 |
|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两种不同的“抽象” |
| 四、未完成的《导言》及其地位与意义 |
| 第二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起点的确定与结构调整 |
| 一、关乎整个批判的起点 |
| 二、作为起点的“商品” |
|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构体系中的唯物史观 |
| 第三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成型与唯物史观发展 |
| 一、劳动二重性的发现 |
| 二、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关系的再生产 |
|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深入推进与唯物史观发展 |
| 第四节 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经济科学的确立 |
| 一、古典经济学的功绩与困境 |
| 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于古典经济学的具体批判 |
| 三、经济科学的确立与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 |
| 第七章 《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呈现方式 |
| 第一节 《资本论》的形式分析与实质内容 |
| 一、《资本论》的结构与《逻辑学》的关联 |
| 二、形式分析的客观限度 |
| 三、唯物史观的在场性及其“上升”路线 |
| 第二节 价值形式与社会形式 |
| 一、价值形式与系统辩证法 |
| 二、价值形式的唯物史观回溯 |
| 三、实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 |
| 第三节 资本逻辑的唯物史观限度 |
| 一、资本逻辑的思辨解读 |
| 二、颠倒的世界及资本逻辑的限度 |
| 三、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问题 |
| 第四节 《资本论》内在矛盾路径及对唯物史观的深化 |
| 一、资本在实现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危机与矛盾 |
| 二、《资本论》内在矛盾解析路径及其根本意义 |
| 第八章 结语:当代启示与意义 |
| 一、彰显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与经济批判的唯物史观属性 |
| 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方法论基础 |
| 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提供指导 |
| 四、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沧桑正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9）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设计 |
| 二、技术路线图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与存在的难点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难点 |
| 第二章 研究主题的学理阐释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信访 |
| 二、治理逻辑 |
| 三、信访的治理逻辑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与借鉴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理论视角与反思性借鉴 |
| 第三节 信访治理逻辑的三重维度透视 |
| 一、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制度奠基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化进程 |
| 二、由静态化的格局转向信息时代多元复杂治理图景的变迁 |
| 三、从群众工作的话语创设到自我调适与被动回应的并存 |
| 四、场景变革中的制度演进与话语重构 |
| 第三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生成:国家政权的建构方位 |
| 第一节 话语缘起:“自上而下”的基层调查与权益维护 |
| 一、调查的缘起与基层的记忆 |
| 二、《兴国调查》的历史节点与话语方位 |
| 第二节 孕育场景:革命政权建构时期的表达与平衡 |
| 一、权益保护的基层向度 |
| 二、治理实践的路径形塑 |
| 三、诉求反馈的核心承载 |
| 第三节 制度奠定: 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构与治理 |
| 一、从发函到“五一决定”的制度性基石 |
| 二、全局化的治理布局与信访工作的正式起步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逻辑延续: 改革开放中信访的治理功效 |
| 第一节 话语继承: 恢复性工作与常态化治理 |
| 一、历史事件处理的导向与恢复性举措 |
| 二、围绕信访的战略指令与权威共识 |
| 三、中共中央的指示工作与信访的话语愿景 |
| 第二节 制度设计: 信访法治化的脉络 |
| 一、改革的深入进行与信访的法治化演进 |
| 二、围绕《信访条例》的法治化探索 |
| 三、信访法治化的世纪回望与治理定位 |
| 第三节 场景适应: 深化变革中的信访信息化 |
| 一、信访信息化的先导与萌芽 |
| 二、信访信息系统的规范化设置与技术革新 |
| 三、信访信息化的路径探索与多元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信访的治理逻辑的断裂性 |
| 第一节 制度设置的割裂化与单向性 |
| 一、信访沟通机制的割裂化 |
| 二、非制度化参与的心态根源与结构性影响 |
| 第二节 场景变革的分化趋向与问题输入 |
| 一、多元信访主体的演化逻辑与活动方式的复杂样态 |
| 二、风险孕育的未知性与趋向的不确定化 |
| 三、多元复杂的问题输入 |
| 第三节 话语传承的现实偏移与实践张力 |
| 一、语言表达的偏移与共识规范的消解 |
| 二、价值偏移的技术化与话语统合的失效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信访治理逻辑的断裂成因 |
| 第一节 信访制度预期与治理实践的失衡 |
| 一、过度化的制度承载与权力依赖 |
| 二、单向化绩效考评与非制度化的信访活动 |
| 第二节 信访场景的多元样态与风险趋向 |
| 一、风险的记忆之场与持续演化 |
| 二、风险的网络样态与场景叠加 |
| 第三节 话语向度的多维化与失效性 |
| 一、价值样态的多样化与分割性 |
| 二、话语传统的向度变革与延续瓶颈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围绕信访治理逻辑的方向性论争 |
| 第一节 扩权论: 局部性扩张与法治化瓶颈 |
| 一、围绕信访的治理诉求与认知误区 |
| 二、科层的拓展化与身份的有限性 |
| 第二节 取消论: 效能的边缘化与场景的偏差性 |
| 一、现实治理效能的边缘化误区 |
| 二、错位化的场景判断与认同困境 |
| 第三节 调整论: 话语与变革之间 |
| 一、多重交织与调整之困 |
| 二、有限调试与转型阵痛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信访治理的逻辑转向: 传承与定位 |
| 第一节 场景变革: 风险坐标与治理契机 |
| 一、风险的同质化与转向的可能性 |
| 二、治理观的场景反思与变革契机 |
| 三、治理契机的节点与社会日常的承载 |
| 第二节 制度承载: 法治的权威与包容的格局 |
| 一、在法治框架内实现信访的制度定位 |
| 二、在深刻变革的场景中确立包容性制度导向 |
| 第三节 话语向度: 群众路线与公平正义 |
| 一、群众路线传统的整体性功能 |
| 二、公平价值的合理赋予 |
| 本章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10）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
| 第一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研究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扫描 |
| 二、国内研究现状概览 |
| 第三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研究理路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价值 |
| 第二章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研究之前提设问 |
| 第一节 形式化文本与实质性思想之关联辨析 |
| 一、问题:马克思责任政府形式化文本的缺失是否意味着实质性思想的空场 |
| 二、原因:马克思哲学非学院哲学的品性决定其不会纠结于形式化文本问题 |
| 三、结论:马克思缺少责任政府的形式化文本决不表明其实质性思想的缺失 |
| 第二节 扬弃政府与责任政府思想之悖逆疏解 |
| 一、马克思扬弃政府的思想 |
| 二、两者“悖逆化”的消解 |
| 第三节 《法兰西内战》文本与责任政府思想 |
| 一、《法兰西内战》与责任政府思想之关联 |
| 二、《法兰西内战》文本解读的两维旨趣 |
| 第三章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之历史参照 |
| 第一节 传统责任政府的历史发轫 |
| 一、传统责任政府的历史发源及其实质意涵 |
| 二、责任政府与自然经济形态的绝缘性剖析 |
| 三、责任政府与市场经济形态的亲缘性揭示 |
| 第二节 传统责任政府的理论滥觞 |
| 一、主权论定格了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奠定了政府对人民负责的理念基石 |
| 二、社会契约论明晰了政府的责任坐标,构筑了政府对人民负责的法理基石 |
| 三、权力合法论诱生了政府的恒常责任,夯实了政府对人民负责的价值基石 |
| 第三节 传统责任政府的弊病梳理 |
| 一、立基理论的瑕疵 |
| 二、制度设计的痼疾 |
| 三、责任实践的缺陷 |
| 第四章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之宏观透视 |
| 第一节 分析视角——关系思维与责任发源 |
| 一、实践思维与理解责任的科学进路 |
| 二、马克思对于责任发源的深邃理解 |
| 三、马克思关于责任特性的概要说明 |
| 第二节 解析框架——国家与市民社会"谁为本位" |
| 一、政府责任的对象性范畴说明 |
| 二、政府与社会二元关系的澄明 |
| 三、马克思社会本位观下的政府责任经纬 |
| 第三节 责任演进——政府公共责任的异化与复归 |
| 一、前政治社会“作为非国家机构”的政府责任 |
| 二、政治社会: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责任及其演化 |
| 三、后政治社会:政府消融于社会与社会充分自治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阶级分析法 |
| 一、阶级实质与无产阶级责任政府 |
| 二、无产阶级责任政府的历史创生 |
| 三、去阶级分析法责难的理论回应 |
| 第五章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之价值意蕴 |
| 第一节 马克思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无产阶级政府 |
| 一、现实批判意义上的必然 |
| 二、思想发展意义上的必然 |
| 三、经验实证意义上的确证 |
| 四、实践偏差上的问题澄清 |
| 第二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之哲学探因 |
| 一、实践唯物主义地基之上的责任政府 |
| 二、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总体性征 |
| 第三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之特征思想 |
| 一、责任政府的人民性 |
| 二、责任政府的廉价性 |
| 三、政府责任的规制性 |
| 第四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之判准思想 |
| 一、前提性判准政府责任来源的"合民意性" |
| 二、过程性判准政府责任履行的"合法律性" |
| 三、结果性判准政府责任践履的"合效率性" |
| 第五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之超越思想 |
| 一、政治制度之超越 |
| 二、经济基础之超越 |
| 三、治理方式之超越 |
| 第六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之纠结问题 |
| 一、责任重心:专政还是民主 |
| 二、实质指认:误解还是栽赃 |
| 第六章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之伦理追问 |
| 第一节 马克思新哲学观下的政府责任伦理 |
| 一、基于实践哲学之上的马克思伦理学 |
| 二、马克思伦理学视野下的政府责任伦理 |
| 第二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伦理思想之界面 |
| 一、政府的人为性与政府的为人性 |
| 二、政府为人性的解析及内在关联 |
| 第三节 人为何指与政府责任情怀 |
| 一、人为何指攸关政府责任党性 |
| 二、马克思人为何指的思想历程 |
| 三、人的显明与政府的价值基调 |
| 第四节 人性为何与政府责任本分 |
| 一、人性为何关乎政府责任主旨 |
| 二、马克思人性为何的思想诠释 |
| 三、人的自由本性与政府责任本分 |
| 第五节 合乎人性与创生责任政府 |
| 一、马克思对合乎人性生存方式的远景展望 |
| 二、非人性生存方式的真相揭示与根源剖析 |
| 三、无产阶级自创责任政府则是历史的必然 |
| 第六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伦理思想之总结 |
| 一、马克思责任政府伦理思想的总体品性 |
| 二、马克思责任政府伦理思想的鲜明特色 |
| 第七章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之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之教益与启示 |
| 一、宗旨问题:红线不容僭越 |
| 二、任务问题:思想不容教条 |
| 三、发展问题:规律不容违背 |
| 第二节 中国责任政府建设之时代境遇与研究聚焦 |
| 一、时代境遇:社会处于转型时期 |
| 二、责任现状:政府负面责任频发 |
| 三、研究任务:聚焦政府负面责任 |
| 四、研究取向:本土化与理性致思 |
| 第三节 中国责任政府建设之底线思维 |
| 一、现代意义上责任政府之层级划分 |
| 二、底线意义上责任政府之选择因由 |
| 三、底线意义上责任政府之建构重心 |
| 第四节 中国政府责任模式之务实致思 |
| 一、类型学意义上的政府责任模式 |
| 二、影响责任模式选择的变量分析 |
| 三、我国政府责任模式的历史沿革 |
| 四、政府多元责任并重的理性思考 |
| 附录: 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的发展历程研究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西方经济帝国主义理论研究[D]. 程睿. 吉林大学, 2021(01)
- [2]党内集中教育科学化研究[D]. 李晓霞. 广西师范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D]. 熊务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D]. 丁红岩.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1(09)
- [5]中学立德树人落实机制研究 ——以F中学为个案[D]. 闫佳伟.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6]《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唯物辩证法研究[D]. 张起梁. 兰州大学, 2021(09)
- [7]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历史演进研究[D]. 张晓旭.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8]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D]. 徐文越. 上海财经大学, 2020(04)
- [9]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信访的治理逻辑研究[D]. 徐亚清.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2)
- [10]马克思责任政府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卜广庆.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