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速公路呼唤立法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刘冰捷[1]（2020）在《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文中认为警察执法的体系化研究既是新时代法治建设背景下,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必然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运作的规律性总结。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治理方略,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一项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九大强调提出“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公安机关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全的行政机关,必须在“依法治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性顶层设计的背景下,建立有法可依、执法有据、稳定统一、正当权威的履职模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治理法治化模式的基础上,对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意味着政府执法效能的提升,并且该提升应当具有理性权威和正当性,这对公安领域警察法制的体系化水平与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的研究产生了现实推力,同时,警察执法实践的规律性分析也能为公安机关在社会秩序中的治理现状提供评估。伴随着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快速转型,警察也不断展现出其职权履行的现代性变革。警察的现代性变革不仅仅表现在警察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中,还存在于警察为维护国家与社会的秩序对社会成员进行限制和保护的平衡努力中。警察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和保护实质上是通过基层一线执法警察的每一次个案执法进行表达的,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研究,能够对警察执法的体系有清晰的结构性认知,进而探索警察在维护治安秩序过程中的治理脉络。警察依据法律规范履行其职能时,常常会面对制度化的执法缺陷。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速转型的当下中国,我国警察类法律法规的现有规范无法适应转型时期出现的过多且新型的治安秩序矛盾,导致公安机关不得不通过规范性文件来细化警察类法律本文中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规范性文件在目前“文件治国”的大趋势下具有极高的适用频率,基层公安机关在日常执法和行政应诉中,规范性文件成为绝大多数案件的主要执法依据。但是,海量的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警察职能的规范上,时常呈现出适用冲突的局面,导致警察在执法时往往处于“应依法履职”与“禁止干预”的两难境地。因此,规范性文件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执法中的适用冲突成为本文研究的切入点。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制度化分析,以及规范性文件所构造出的实际警察执法的样态与模式,试图在社会秩序治理中对警察执法的制度逻辑提出一种理论解释。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背景下,将警察法律法规、政治改革决策、政府治理文件和行政诉讼裁判的理论与实践贯通一体,打通立法维度、执法维度、司法维度的隔阂,尝试在法学规则与秩序研究的问题意识基础上,运用更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社会科学家的视角对秩序治理的实际运行机理作出观察,并从法学维度作出理论回应。借助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视角,并将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作为法学论文证成内容的原因在于,法律所代表的规则与秩序是多维度的,只有把多种维度的规范分析放到动态的可变项中观察,才能对法律作出彻底的研究,提出可靠的规律性解释。尤其是在现代行政法“结构性理论变迁”背景下,愈来愈重视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交互式、协商式及多因素考量式的执法过程动态研究,因此,引入“社会控制概念论”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必要性也随之提升。本文在方法论多元主义的指导下,有关警察执法的研究创新点呈现出三重构造:第一,通过对警察执法中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适用分析,提供现有警察类法律规范实施现状的客观评估;第二,分析总结警察实际执法的经验性事实,试图解释适用规范性文件导致警察职权履行困境的内在逻辑;第三,基于当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提出公安领域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理论回应。第一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产生、发展及革新的多维度分析,实现警察行政法学最重要的基本范畴概念——警察权的本土化阐释,并且对后四章警察执法的体系化讨论形成基础性理论支撑。从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可以看出,通过国家决策的长期选择所形成的特定轨迹——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的双向融合,以及根据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灵活地调整不同时期警察职权的重心,成为中国社会治安呈现出“稳定奇迹”的关键。从本土警察权产生开始,我国警察制度便以治安型警察权概念为主体,通过建立国家化、职业化的警察,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并提升国家强制控制力,我国以治安型警察权为主体概念的类型选择延续至今,这区别于概括性内务行政警察权概念。基于治安型警察权概念,本土警察权的嬗变过程展现出的第一种特征便是填补型警察权,即通过警察这一组织机构,在以维护社会治安为主线的同时,根据警察工作模式及警务运作机制的特点,赋予警察其他的行政职权或国家权力。政治统合性是本土警察权展现出的第二种特征,也是我国当下社会治安“稳定奇迹”的根本保障。将政治决策、政治职能及政治保障三方面进行有机统合,使社会治安与政治稳定的融合成为国家顶层设计的战略性偏好,并以高配领导、物资倾斜等政策之间的相互支撑与协作,促使政治统合性警察权在中国本土获得成功。但是,政治职能在一定时期内,与填补型警察权概念中的填补性职权有一定程度的重合,这需要本土警察权在未来的发展中,完成政治职能与法定职权的区分。在警察权属于行政权还是司法权的争论中,应当对两种职能属性进行分层。涉及侦查职能时,警察的刑事司法权归为“事权”维度,进行具有司法独立性质的侦查活动,公安机关行政体制下的行政权则归为“组织权”维度,在行政内部对资源调配、权力授权及保障控制等问题行使行政权。本章通过对本土警察权嬗变的逻辑分析,以及本土警察权属性的分层定性,可以确立我国目前警察权调整范围的基本前提为“既限缩,也扩增”。在权力限缩方面,学界普遍认为通过“两个标准”,以不断转移、限缩警察目前的权力范围:一是执行上是否具有不可迟延性,或者危害是否具有急迫性;二是是否经常使用警察手段,或者警察强制作用,对于不符合“两个标准”的警察职权应当进行限缩,但是要考虑到治安型警察职能所需保障的因果链。对于维持社会治安及社会情势变化所需要的新型警察权,应当进行扩增,这也符合我国本土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逻辑轨迹。第二章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制度化分析,总结出我国警察法制体系运行的基本构造是通过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案件的适用依据,以填补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因过多概括性条款而引起的法律概念之不确定性。警察类法律文本所展现出的立法模式,以原则性立法为导向,使得概括性条款成为法律法规适用的最大特点。概括性条款的概念运用不仅出现在《人民警察法》这类作为警察部门总则性法律之中,如《治安管理处罚法》等规范警察具体职权的行为法也利用概括性条款来包容社会生活所出现的种种立法者无法预料的治安挑战,这从司法审查的视角中可以得出。除公安机关本身具有的职能规范外,行政协助也是警察工作的重要部分,由于我国没有制定有关警察行政协助的法律法规,协助职能仅散落在其他行政机关的部门立法当中,这使得警察发动行政协助时同样也是援引警察法中的概括性条款作为法律依据。尽管第一章提到,公安机关具有的政治统合性促使社会秩序与政治稳定高度融合,我国警察类概括性条款发挥政治功能的意义相比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显得更加突出。但是,概括性条款的普遍适用呈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随着法治政府战略部署的推进,通过原则性立法使用概括性条款的立法选择只能是暂时性的,必须建立长效、精确的权责统一机制,现代警察立法理论应当基于警察职权“具体化”规制的解释框架。警察的每一项职权授予应当充分而具体。概括性条款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之问题,在我国公安机关的执法运作中有着自身的一套具体化路径——通过行政规范性文件的细节化填补来应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规范的疏漏。因此规范性文件在我国本土环境下有着充分的实践与理论基础,成为运用最多的权力规范形式。通过对税务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不同权力机关运用规范性文件的观察,既证明了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运用范围、方式及类型上的广泛性,也为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运用提供了参照系。在公安领域,规范性文件的运用可以说最为广泛,形成对警察类法律法规的三重填补机制:一是非赋权性基础填补,基于规范性文件严格意义上的裁量基准与解释基准,对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具体警察职权的规范进行细化。二是赋权性对内职权填补,是指规范性文件授予公安机关新的职权,这类职权对于公安部门内部的事务推进和工作方式进行补充。三是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通过创设新的警察职权对社会公众权利义务产生制约。赋权性对外职权填补在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特征下确有一定的包容空间,但是,突破现行法律体系、违反上位法规定的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其职权的创设应当引起警惕。我国警察类规范性文件的填补功能,自身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其法理逻辑在于警察执法的特质与依法行政存在天然的冲突。警察执法是面对公共秩序、社会治安问题,法律不可能在规范学意义上对每一种治安情形作出调整,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对特定情况、特定范围的事务进行细致化的规定以补充治安管控上的漏洞。警察执法的过程具有即时判断性的特点,法律无法对警察的即时判断作出规定,只能对不同治安对象和治安频密事件通过规范性文件制定出特定的判断导向。警察执法在作出即时判断后时常伴随着应急措施,而应激措施同样难以用法律进行规范。就我国现行警察法制而言,例如对于自杀的治安管控仅存在于有关“犯罪嫌疑人自杀行为”的调整上,但是警察在实践中面临的最常见情形——“救济型”自杀类治安案件却没有法律规定。无论是应急强制措施还是应急非强制措施,都有超出法律在制度层面调控的范围,这就是规范性文件在警察领域作出填补功能的逻辑基础。第三章阐释了公安机关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因过度依赖规范性文件的适用现状。警察类规范性文件在实践中的适用,不仅有着创设具体警察职权侵害“法律保留原则”的嫌疑,而且通过海量规范性文件中的量化指标条款,来实现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和监督。规范性文件所制定的指标考核体系在中国政府各层级的全面应用,既是当下社会转型时期面对改革深水区的一个治理“良策”,也是现代政府试图通过法律规则进行全面法治化治理路径上的一个阻碍。指标考核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在于,过度依赖指标考核来实现警察权力的监督与控制,会促使公安机关以任务指标的完成为终点,忽略行政过程中的程序正义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指标考核体系在形式上虽然与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的治理路径并行,但是实质上其所具有的自身强化性与激励、约束相融机制,导致公安机关在履行行政权甚至是刑事侦查权时,更倾向于以完成指标考核为职能目的。指标考核体系的运作方式分为三种:一是在执法方式上的行政裁量基准量化,表现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上,通过规范性文件的具体规范,以行政裁量基准对自由裁量权作出分层。裁量基准的“高强度”适用导致执法裁量的过度僵化,而以裁量基准为规范路径又限于过于简单化的技术误用,裁量基准本身的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有效性饱受质疑。二是行政任务的量化。通过行政任务的排序、行政任务的分解以及具体量化指标成为工作目的等方面,直接影响行政任务的设定与完成路径。三是通过运动化执法实现的指标量化。实际上,警察运动式执法在具体内容上仍然属于行政任务量化的范畴,仍然是将具体的指标考核纳入到具体任务执行的全过程中,形成“完成具体指标”等于“完成行政任务”的目的。将运动式执法单列为一种运作方式进行说明的目的在于,警察运动式执法不仅具备了行政任务量化的内涵表达,还具备政治导向明确、警力实施集中、处罚裁量上浮、违法行政易发、部门联合紧密等特点。运动式执法所具有的特定政治因素,其执法指标的转化以及对裁量基准的替代性,使其成为指标考核体系运作的特殊情形。相比于其他两种运作方式,运动式执法所展现出的量化指标运作模式对于依法行政、法治政府治理的权力运行框架冲击更大。运动式执法中政策因素的渗透性不仅仅作为公安机关执法的考量因素,甚至在特殊时间段、特定治安保护事项上,成为代替法规范的一种执法依据。指标考核体系通过行政裁量基准、行政任务量化及运动式执法的方式,使得行政内部监督的方式不断趋向指标数值评判的单一化模式,指标考核成为政府工作水平及行政官员晋升的主要标准。并且,量化指标体系的运作在不断地消解着行政自由裁量权,我们从多个公安部文件及地方公安机关文件中的表述中可以看出,裁量基准甚至有着将基层执法警察变为法律“自动贩卖机”的倾向。显然,指标考核体系对于实现警察权设立的立法价值有着一定的偏离,结果导向型的指标考核体系,导致警察难以通过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通过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完成警察权所要求的危害防止职能,同时量化的具体指标数值也使得警察所特有的执法即时判断能力不断弱化。第四章对现有司法审判经验的分析,表明行政诉讼对规范性文件所造成的创设性警察职权及警察行政裁量权行使的既有制度缺陷起到了良好的矫正功能,过往的有益经验对规范警察类规范性文件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路径,但是这样的矫正功能在“行政主导型”的政府权力运行背景下仍然有限。在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创设性警察职权问题上,司法审查更多的是选择在审判理由和审判依据中忽略违法或错误的规范性文件,以被告公安机关的败诉结果来否定规范性文件中违法的创设性警察职权。行政诉讼中法官对于公安机关在治安案件中依据不合法或有瑕疵的规范性文件而作出的行政行为,并不直接否定案件的适用依据,而是通过引用警察类法律法规并解释该法律规范的方式,来纠正警察执法中不适当规范性文件之适用。通过行政诉讼的实证研究,对规范性文件中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我们可以得到四点认识:第一,尽管立法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六）款明显不当情形的合理性审查路径没有具体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法院通过援引行政法总论中的比例原则理论,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依据。第二,法院通过能动裁判,确认了警察在社会治安管控中的治安“兜底职能”,警察通过概括性条款作出的职权裁量得到法院认可。第三,在审查单一的行政裁量行为时,合理性审查具有排他性,不应当与合法性审查的其他情形混用。第四,作为合理性审查的两种情形,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应当进行区分,滥用职权不仅具有主观过错构成要件,而且在审查范围上要大于合理性审查。相比于规范性文件中的创设性警察职权,法院在裁判有关警察执法裁量规范的行政案件时,更倾向于通过具体的解释性说理对警察执法的明显不当情形进行矫正。但是,无论是引导性矫正还是解释性矫正,都只能运用于行政诉讼的个案正义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占据强势主导地位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异体”监督难以触碰到由规范性文件建立起的以量化指标体系作为行政内部考核的强激励式政府治理模式,还是应当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进行解析,以重塑警察依法行政的体系,将警察类法律法规的制定与警察实践执法的运作在规范性文件上集中展现出的问题作出消解。第五章基于面向行政的行政法维度,通过分析警察类法律法规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法律制度的技术治理以及以听证为核心的行政程序等三个方面来重新构造警察执法的框架体系,建立权威正当的警察法律法规适用规范以代替现有规范性文件主导的适用模式。从应然立法价值到实然法律制度,警察一般性立法的本土化诠释必须基于当代中国的顶层政治决策、地方行政机制、基层执法实践,作出具有本土立法价值、立法技术、立法内容的解释,以此成为重塑警察依法行政体系所依仗的“法”依据,以解决规范性文件在既有执法实践中所具有的制度性缺陷。尽管量化指标所形成的考核体系在行政权力运行内部一直以来作为主导性的政府治理路径,但是,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战略部署逐渐走向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前沿,“法”依据的基本功能立场不可否认的一直在提升。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治理模式,在形式上形成中国政府对地方权力实行控制与监督的“双轨制”治理格局,而实质上指标考核体系的自我强化功能与依法行政标准认定的模糊性却使得前者在权力运行中不断强化,后者则不断弱化。依法治国所代表的法律制度刚性约束、稳定的制约机制,是现代理性化科层政府的必经之路。警察类法律法规在立法价值上的基本立场,不仅要明确本土警察权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还应当结合警察法治共有的理论解释,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并促使二者协同互动、同向发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提出,在制度上强化制度意识、维护制度权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这便是要求既有的“双轨制”并行治理模式应当完成向治理法治化主导模式的转型,以适应新时代总体国家安全观下公安机关全面依法履行社会治安职责的政治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在制度上作出转型,通过制度化的规范路径将权力与利益作出区分治理。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双向融合的制度设计,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实质上就是将警察法治的价值内涵融入到国家顶层战略部署中,以政治的表达方式实现法治的现实转型。现有警察类法律法规中对概括性条款的过度依赖导致依法行政中的“法”依据难以在个案中得到解释和适用,当然只能通过规范性文件进行解释和细化,甚至是创造实践中需要而制度中没有的警察职权。因此,概括性条款向具体警察职权的转换过程成为推进警察依法行政、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制度性改革关键,也是提升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秩序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具体化转向应当确立概括性条款之于警察法制体系三层“金字塔”的结构,以当下最紧迫、现实最需要的警察职权类法律法规的完善作为具体化转向的中心着力点。听证是一国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其在警察执法中的适用是保障警察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关键,但是现有的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的听证事项与听证程序的法律规范制定上过于粗疏,导致警察执法的听证实践在现实运作中难以发挥非正式听证应当具备的程序正当之作用。应当在听证书面结果的法律效力、坚持听证主持人的相对独立地位以及增加人身权限制的听证事项等三个方面对听证制度进行完善。尤其是在涉及人身权限制的治安处罚领域,通过听证程序保障处罚决定作出前的行政理性与权威正当性是现代治理法治化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警察类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分析,发现既有的警察执法体系在适用依据上的执法运作机制,结合政府治理在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经验事实,总结出警察执法在法律规范适用中的基本制度逻辑是,由于警察类法律法规在具体条文的制定上存在普遍的原则性立法现象,导致警察执法不得不适用数量庞大的规范性文件以弥补法律法规中概括性条款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整个警察执法体系在法律规范的适用依据上过度地依赖规范性文件,因此呈现出两大制度性缺陷:一是没有经过正式立法程序产生的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保留原则下仍然会出现创设性警察职能以弥补现有警察法制体系概括性条款的粗疏,但是对现有行政法体系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冲击;二是由于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量化指标考核规范具有强激励、约束机制,形成的指标考核体系成为政府控制、监督权力运行的主要治理模式,使依“法”行政在实践执法中演化为依“指标考核”行政。尽管司法审查在充分发挥能动司法判决情况下对上述两大弊病有着显着的矫正功能,但是行政诉讼在“行政主导型”的本土基本权力结构中,只能在个案正义中进行表达,法院的权力弱势地位与行政诉讼强势主导的悖论,以及行政案件多中心问题引发的选择性司法都使得司法审查的矫正功能相当有限。新时代下应当对警察依照法律执法进行体系化的改造,确定政治特征与法治建设的双向融合,为警察法制体系立法价值的基本立场提供框架解释,结合立法的技术治理使国家治理模式从指标考核体系与依法行政体系的形式“双轨制”转向良法善治的法治主导模式。我国警察执法的规律性分析,既是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变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治理逻辑中稳定政治内核的一种表达,更是公安机关作为部门行政机构展现出自身履职特征的一次呈现。警察执法体系的治理效能本文仅从警察类法律法规与规范性文件的规律性分析整合中提出了初步的解释框架,为适应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警察行政法学下一步还应当作出更加精细化的研究,并且注意与其他部门行政法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互动。
刘刚[2]（2019）在《行业法治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思想。到2035年,我国还要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的目标。如何判断法治社会基本建成,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迫切的实践问题。社会是由行业组成的,法治社会的建成可以走一条行业法治之路。法治社会是社会领域实现法治化的治理状态,而行业法治可以理解为是指行业领域的法治化的治理过程。先有法而后才有法治,先有行业法而后才有行业法治。因此,要研究行业法治,需要先研究行业法;而要研究行业法,则需要先研究“行业”。改革开放后,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行业”入法现象,汇聚成“法律中的行业”这个独特命题。对“行业”入法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行业”已经从一个古老的经济概念变成一个新生的法律概念。“行业”入法现象在所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总体上占到了三成,席卷了除诉讼法及非诉讼程序法之外的所有部门法,甚至现行宪法也对“行业”做出了明确规定,宣示了“行业”的宪法地位。“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包括行业规划、行业标准、行业自律、行业诚信、行业垄断、行业主体、行业协会和从业人员等。“行业”入法现象有力的支撑了行业法的存在,宣告了行业法治的潜在可能。“行业”入法现象是对行业在社会结构中的变迁的法律响应,行业法是法律社会化发展的最新表现。系统梳理行业法的历史研究成果,可以发现,虽然学界还存在分歧,但也形成了一些理论共识,即行业法是兼顾“硬法”和“软法”在内的体系。新兴的行业法有助于一并解决传统部门法体系的学科壁垒问题、稳定性不足的问题以及部门法的局限性问题。行业法应该继部门法之后,成为我国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的新成员。行业法与部门法之间存在着两种关系:一是交叉与重叠关系,二是包含与被包含关系。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建基于法治概念的宽泛性和灵活性。行业法治是一种“混合”法治,其内涵表现为“硬法”之治和“软法”之治的结合、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横向体系（各行各业的法治）和纵向体系（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在内）的结合。行业法治是一种“复杂”法治,其特性包括法治主体的多元性、法律规范的复合性、行业治理的差异性、运行机制的共治性和调整范围的全面性。行业法治是一种真法治,而不是假法治,其理念包括权利保护理念、公平正义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和自治理念。行业法治是一种有意义的法治。从法治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也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还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从行业发展维度看,行业法治既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也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还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行业法治体现了行业与法治的互动关系,促进了法治发展和行业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包括经济基础、政治基础、社会基础、法律基础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基础是指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政治基础是指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步建立;社会基础是指行业组织的大量出现;法律基础是指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与法治社会一样,行业法治也包括主体要素、制度要素与实践要素。这三种要素共同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与“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主要形式样态基本一致,行业标准、行业协会和行业自治构成了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是广义的行业标准,行业标准是一种“软法”,可以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柔性化和可操作性。行业协会是行业法治的重要主体,行业协会通过参与行业立法、行业纠纷化解、行业监管和行业管理等来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既是权利,也是权力。行业自治首先通过行业自治规范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但是,在行业法治的运行中,行业监管与行业自治始终需要处于动态平衡的态势中,只有这样,行业自治才能最大限度的促进行业法治的发展。理想的行业法治是完美的,但是行业法治的现实运行,包括行业立法、行业监管、行业纠纷化解和行业自治等,还存在若干缺陷,因而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完善措施。其中,行业立法存在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行业法律滞后、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等缺陷。对此,一是可建立专业工作委员会提出立法草案的体制,取代现有的行业主管部门主导立法的立法体制,并建立第三方如行业协会等接受立法机关委托起草行业立法的立法体制;二是应将行业标准的制定权赋予行业协会,取代现有的行政机关制定行业标准的体制,并建立跨行业的标准协调制度,加大推广综合标准制度;三是应及时修订行业立法。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包括重审批轻监管、事中事后监管体系不健全,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等。对此,一是需要将监管理念从“重审批轻监管”转变为“轻审批重监管”,同时强化事中事后监管;二是政府应建立包括企业、非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在内的全国统一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发挥行业协会在信用监管中的作用;三是应当从监管主体、监管模式、监管手段和监管过程等四个方面完善综合监管体制;四是对新兴行业应遵循政府适度监管的原则。行业纠纷化解存在行业调解制度公信力有待加强、认同度和成功率都不高、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一是应进一步增强行业协会的代表性,提升行业调解的公信力;二是应积极推动行业协会设立专业性调解组织,提高行业调解人员的准入资格条件,以提升行业调解制度的利用率和成功率;三是应当建立专门的行业调解程序;四是健全行业仲裁制度,可考虑由行业协会组建行业仲裁委员会,并修订《仲裁法》,赋予行业仲裁应有的法律地位;五是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尽可能减少行业纠纷的产生。行业自治方面,存在着立法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消除等不足。对此,一是应该突出“行业自治”的理念,将法律条文中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二是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不再干预行业协会的内部事务;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只要不违反法律,行业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皆由行业协会自行解决。同时,国家需保留对行业协会的行政监督和司法监督。综上,通过对“行业”入法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对行业法和行业法治的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分析,对行业法治的内涵、特性、理念、实践意义等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对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和基本要素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行业法治的理论框架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只要有效解决行业法治在现实运行中的不足,作为法治社会的建设途径,行业法治一定会拥有美好的未来。期待有朝一日,行业法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行业法治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杜庆昊[3]（2019）在《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机器人、无人机等新产品不断升级,迭代速度原来越快;电子商务、网约车、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不断涌现,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共享经济、云制造、互联网金融等新业态不断发展,数字经济正在重塑整个社会生态,已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数字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诸如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产权保护、消费者维权、行业垄断等问题不断涌现和放大,现有监管方式已无法适应数字经济的治理,如何做到同步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与维护数字经济发展秩序,成为数字经济领域研究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传统的监管理念以政府监管为主,监管手段也以监管人员的线下监管为主,已经难以适应数字技术变化快、技术壁垒高、融合联通能力强的特点,政府监管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难题、信息难题、成本难题和法治难题。而数字经济的创新性、虚拟性、跨界性、流动性和平台性等特征,亟待多元主体发挥各自治理优势和作用,共同参与数字经济治理。从实践上看,首先,协同治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在对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治理,具备一定的经验积累;其次,一些发达国家互联网治理起步较早,在协同治理应用实践上取得了可借鉴的积极成效,而中国正在经历传统政府监管模式的转型,数字经济领域的协同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最后,中国政府、企业和社会主体的治理水平已发育到一定程度,具备参与协同治理的能力。因此,无论是从理论和实践看,还是从国内和国外现状看,运用协同治理模式推动中国数字经济治理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必要性。构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是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指导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理论基础。国内外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尝试了构建协同治理分析模型,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分析模型是“JM模型”,也有国内学者将其进一步发展为“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理论分析模型必须要与治理对象的实际相结合,才能焕发理论的光芒。考虑到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的复杂性,既要考虑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也要考虑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仅政府内部就存在中央和地方、地方之间、部门之间的协同,因此本文结合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实际,对现有理论分析模型作了适应性修正,形成“关系、互动与协同模型（修正）”,重点增加了主体协同这一重要要素,以此为理论框架指导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关系协同、主体协同和机制协同。一是关系协同,这是实现协同治理的前提。要做到目标协同,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升治理能力、增进人的福祉为协同共治的目标;要做到理念协同,以人民性、法治性、科学性的共治理念推动协同;要明确协同原则,既鼓励创新、又审慎包容;既强调自律、又坚持底线。二是主体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关键。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在数字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分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企业的自治作用和社会的共治作用;要重点做好同类主体内部的协同,实现主体内部职责明确、关系融洽,提高治理的效率和效果;要做好不同类主体之间的协同,重点实现组织网络、工作制度和技术平台的协同。三是机制协同,这是实现协同共治的保障。根据爱莫森的协同治理统一模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建立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国际合作治理机制等,以确保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质参与、共同行动和高效协同。当然,数字经济与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是个新的不断发展的研究课题,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研究还要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统计体系,明确数字经济的范畴和测算依据。此外,还要建立数字经济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为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效果的评判提供重要参考。
景荻[4]（2019）在《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自动驾驶汽车已经成为现实,一个自动驾驶的时代正在到来。尽管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但其并不能保证绝对的安全。事实上,自动驾驶汽车引发伤亡事故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由此引发侵权责任承担的难题。一方面,自动驾驶汽车到来后,自动驾驶系统逐步取代人工驾驶,人类驾驶员的角色日益被削减和替代,传统以人类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和驾驶过错为中心构建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规则难以继续适用;另一方面,作为人工智能在汽车领域的具体运用,自动驾驶汽车具有高度的智能属性,这使其区别于传统产品,由此对现行产品责任制度提出了挑战。基于此,本文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侵权责任问题展开研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展开如下:第一部分为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责任挑战,主要揭示自动驾驶汽车对于现行侵权责任规则提出的难题。首先,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历史演变、技术分级以及社会价值展开论述,分析了自动驾驶汽车的概念和特征,辨明了其与辅助驾驶、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其次,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和我国有关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规制进行比较法上的考察可知,各国都在鼓励自动驾驶汽车进行道路测试,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责任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问题,但尚不存在一个行之有效又普遍适用的侵权责任解决方案。最后,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责任挑战展开了从事实到法律的论述,并将其归纳为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自动驾驶汽车究竟是法律主体抑或法律客体的问题,这直接关系着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规则的选择和设计,故称之为前提问题;二是自动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一方的责任承担问题,具体表现为自动驾驶汽车对于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挑战,称之为内部责任问题;三是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销售者一方的责任承担问题,具体表现为自动驾驶汽车对于现行产品责任的挑战,称之为外部责任问题。第二部分为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辨析,主要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究竟是法律主体抑或法律客体的问题进行探讨。首先,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自主性、自我学习、自我决策等智能特征进行分析,提出自动驾驶汽车拟人化倾向引发的法律主体地位的困惑。其次,梳理和评析了当前有关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各种学说,指出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判断的关键在于赋予其法律主体地位是否能够解决自动驾驶汽车引发的侵权责任等法律挑战以及是否具有制度优越性。最后,在比较分析上述学说的基础上,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给出了本文的回答。当前自动驾驶汽车尚不具备取得法律主体地位的技术、社会伦理和法律基础,赋予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主体地位也并非解决侵权责任承担等其他法律挑战的关键,相反还会徒增立法和司法成本,阻碍自动驾驶汽车产业的发展。故此,应坚持将自动驾驶汽车界定为法律客体。第三部分为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责任规则界定,主要针对自动驾驶汽车内部责任问题和外部责任问题的具体解决规则进行探讨。首先,针对自动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一方的内部责任问题展开论述,详细比较和评析了现有的各种学说。其次,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销售者一方的外部责任问题展开论述,深入考察和评述了当前各种可能的路径。最后,针对自动驾驶汽车的内部责任问题和外部责任问题给出本文的解决模式:对于所有人、使用人一方的责任问题,主张通过改造现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来解决,具体通过引入无过错责任性质的机动车保有人责任来替代当前以驾驶行为和驾驶过错为基础的驾驶人责任,以便适应自动驾驶时代无人化的技术特征;而针对生产者、销售者一方的责任问题,则主张延续现行产品责任规则,由生产者、销售者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但在产品责任的具体适用上理当予以相应的更新。第四部分为自动驾驶汽车与产品责任的更新,主要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适用问题展开探讨。首先,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分析,主张无过错责任原则应当一体适用于生产者和销售者,同时不应当区分制造缺陷、设计缺陷和警示缺陷。其次,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主体展开论述,主张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主体包括生产者、销售者,但不包括运输者和仓储者,同时对零部件和原材料供应商、软件供应商、自动驾驶系统供应商等特殊主体展开了具体分析。再次,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进行探讨,重点论述了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类型、判断标准和证明问题。其中,对于自动驾驶汽车设计缺陷的判断,本文主张以不合理的危险为根本,遵从当事人的约定至上,同时坚持以消费者期待标准为主、风险效用标准为辅、发展风险抗辩规则兜底限制的判断标准。随后,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中因果关系要件展开论述,分析了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中因果关系判断的主要方法、举证责任以及推定问题。最后,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免责事由进行探讨,重点分析了发展风险抗辩规则,主张考虑到自动驾驶系统主动或被动升级的技术特征,因而在发展风险抗辩规则具体适用的时间点以及技术水平判断标准都与传统产品有所不同。第五部分为自动驾驶汽车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更新,主要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适用展开论述。首先,探讨了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主张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同时针对自动驾驶汽车无过错责任与传统机动车“过错责任+过错推定”二元归责原则的协调问题做了分析,提出了统一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改革模式和区分自动驾驶汽车和传统机动车分别适用不同归责原则的改良模式。其次,针对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的认定展开论述,主张将“运行支配+运行利益”作为判断保有人的标准,重点针对所有人和使用人分离时保有人的认定问题进行分析,同时反对将自动驾驶汽车生产者认定为保有人。再次,对于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具体承担问题进行探讨,分别就构成要件和免责事由逐一进行阐述。最后,对于自动驾驶汽车具体情形中的交通事故责任问题进行论述,包括自动驾驶汽车人机混合模式、道路测试期间的交通事故问题,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的协调适用问题,以及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的配套问题。
刘旭东[5]（2019）在《法律的可诉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法律的可诉性意指任何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在理论及实践中都可以直接以法律作为依据,向法院提出争议解决的请求;同时,法官也因法律要素的完备、细致而易于对纠纷进行直接裁判。法律的可诉性内含深刻的法治逻辑。首先,法律的基本内容是权利,而权利的存在必然同时要求权利救济渠道的存在,在现代法治国家,司法是维护权利的最重要也是最后一道防线,没有法律的可诉性,司法启动就将无从谈起;其次,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始终是法治的永恒主题。行政权是最具侵犯性的公权力,实践中,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主要是依靠司法权予以完成的,司法权的充分施展也依赖于法律的可诉性;最后,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日益凸显,现代法治国家普遍采用公益诉讼的方式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公益诉讼的蓬勃发展必然在实践中要求法律须完善有关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举证方式及证据鉴定等内容的规定,这也指向了法律的可诉性。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即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在法律可诉性的问题上存在着发展迥异却又殊途同归的现象。英美法系强调“从事实出发”,英美法系的普通法本就发源于诉讼,衡平法则在令状缺失的情况下保证了法官得以依据公平、正义的原则直接断案,先例制度中的“区分先例”及“法官造法”技术则为新型利益纠纷提供了司法救济,在法律“空白”处保障了当事人的利益不被法律所遗弃。上述事实使得英美法系国家天然地信奉着救济先于权利的理念,决定了法律的可诉性在英美法系国家中是不言而喻的。大陆法系则注重“从规范出发”,追求完备精致的法典,而必然出现的立法“空白”现象则决定了“法典唯一论”将会引发大陆法系法律在可诉性方面的障碍。为弥补这一缺陷,当代大陆法系国家也开始逐步重视通过对司法判例的运用来提升法律的可诉性。作为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中国,大陆法系国家提升法律可诉性的经验显然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各大部门法领域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可诉性欠缺现象。私法可诉性欠缺主要体现在法律原则在当下的司法实践中难以获得充分运用,法官对法律规则的恪守过于执着乃至于死板,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法官通常仅仅将规则视为审判依据,在缺乏规则的情况下,法官往往以“法无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对之进行裁判,即便存在适用法律原则的情况,其适用方式也过于简单,缺乏规范性;公法可诉性欠缺主要体现为法律规范中责任规定的缺失,即相关立法在为权力机关设定了大量权力的基础上,并没有为这些权力搭配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导致法律或是有权力无责任,或是责任条款极其笼统,或是以行政责任代替法律责任,公民无法针对部分公权力的侵权行为提起诉讼;社会法可诉性的欠缺则主要体现为“宣言性立法”过多,部分法律条款既没有规定有关主体,也没有规定相应的责任,而仅仅是在宣示国家特定的态度或政策。私法可诉性的提升在于法律原则的充分运用,实现法无明文规定下法官得以依据原则判案。公法与社会法在可诉性方面的不足需要由细化法律规则来弥补,即实现法律规则逻辑构造的完整性、明确性与可操作性,明确规定权利义务主体、法律后果以及相应的处理机构、解决程序和执行机构,并尽量减少宣言性立法。司法解释亦是提升法律可诉性的有效辅助手段,司法解释可以有效地阐明法律的真实含义,甚至在出现法律漏洞时,司法解释还可以发挥“造法”的作用,弥补法律的空缺,故而司法解释通过对法律的阐明甚至补缺推动了法律的司法适用,提升了法律的可诉性。同时,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公布了诸多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在统一司法裁判与补充成文法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实践功能,这使得它们天然地与法律的可诉性密切相关。
薛峰[6]（2018）在《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文中提出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以来,综合监管一直是中国市场监管领域的热门词汇。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明确写道:组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方案的颁布出台,正式拉开了中国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序幕。本文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中,希望以经济法的视角全面审视市场综合监管,为党和国家进行市场综合监管改革添砖加瓦。首先第一章,笔者将从监管的概念分析到市场监管的概念,再延伸到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逐级阐明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定位。监管的通常含义是监督和管理,但其含义既不同于监督,亦不同于管理,它是现代管理的一个独立的从属概念。市场监管,指的是市场的监管主体对于市场上的活动参与主体以及对于参与主体的市场行为,进行限制和约束等这些干预活动的总和。但是市场监管又可以区分为对证券、金融等要素市场的监管和对于生产资料、消费品等商品市场的监管。我国现行的市场监管机制是由证监会等专业监管部门实施要素市场的监管,而由工商局作为综合监管部门、质监局和物价局等作为专项监管部门共同实施商品市场的监管。所谓市场综合监管,这一理论发源于管理学中的集成管理理论,即在组织行为学与科学监管理论的指引下,合理布局监管组织系统内部的机构、职能和人员等内部资源,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信息等智力资源,建立起“全过程”、“集约化”的全新市场监管模式。市场综合监管总体上以机构整合为方向,以分类监管为目标,以专业运作为手段,以社会监管为支撑。之后第二章再从经济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入手,分析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选择和理论基础。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有几个阶段的演变过程:一是计划经济时代纯粹的“政府全能、市场无用”的政府主导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互动型阶段;三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开始,至今天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主导阶段。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其中政府是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一种实际的物质存在。而根据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观点,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不是有形的存在,而是以一种社会关系的形式出现,这两只手共同构成推动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源泉。现阶段更要求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市场的自由度,减少缩小政府的监管机构,实施综合监管。经济学家科斯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同样可以用于分析市场综合监管。该理论中心在于围绕交易费用节约,把交易作为分析对象,寻找到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进行最为合理。交易成本根据事前的交易成本和事后的交易成本可以区分为搜寻成本、信息成本、议价成本、决策成本、监督成本和违约成本等。市场综合监管同样可以套样“交易成本”理论,综合分析进行市场监管的各项成本,得出综合监管为交易成本最低的选择的结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公共选择要“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1”,认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必须通过公共选择的理论来审视政府监管的不足,而后即可通过政治制度的修改完善来弥补不足。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设有三项:第一、在政治活动之中进行运用的经济人假设。第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国家机构作为一个主体,但是构成机构的是一个个部门和一个个政府工作人员,每一个部门或者工作人员在进行政府决策和实施政府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部门或者个人的利益得失;第三、政治的可交易性。即认为政府的决策、实施过程与经济市场中的交易行为相类似,政治过程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在解决政治冲突时进行利益交易（交换）从而达成协议的过程。由于对域外市场监管情况的研究可以很好的作为我国市场综合监管理论的映证和补充,所以在第三章笔者专门就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市场监管的历史发展、立法进程、重要监管法律等内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美国食药市场监管的综合监管方式、综合监管理念,作为最后解决监管路径措施问题的比较法依据。美国的市场综合监管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到撰写独立宣言的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的限制政府干预思想。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的“自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要受到自身的科学法则的约束。只要让市场竞争机制起到完全的应有作用,市场机制会比运用强制力的政府机制的调节作用更有效,也更加有利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对于美国市场综合监管的实证分析主要针对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1906年通过《食品与药品法案》并成立食品药品监管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从食品药品监管局进行市场监管的历史进程（从建立到强化,从加强到放松）的发展分析,希望能够促进对于市场综合监管的进一步认识。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的监管实证对于我国未来建立科学的市场监管体制、树立先进的监管理念有哪些启示呢?第一,中国应树立逐步放松政府监管的理念。“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因为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面临着激烈的生存竞争,竞争的压力迫使它必须讲究信誉,否则就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1”第二、建立合适的市场监管体系,运用多方力量,充分发挥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创新监管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科技的力量,达到既提高监管效率,又节约监管的人力、物力成本的监管效果。第四、要培育科学的市场监管理念,注重风险的预防和控制。中国国内在2018年3月开始确立实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而在此之前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第四章着重分析国家实施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市场监管现状情况。此前长期的监管法律理念发展过程中,普遍重管理而轻培育,重事前监管轻事中、事后监管,重危机应对轻风险预防,重传统监管轻高科技监管,强面上监管弱精准监管。笔者以所居住的城市上海作为分析样本,从市场监管立法、市场监管机构设置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总结出综合监管改革之前的监管问题主要有:一、市场监管法律法规不够健全。二、监管机构繁多、规模庞大。三、监管机构权责不清、界限不明,相同事项多头管理、职能交叉。四、监管效率不高,行事拖沓。五、监管的信息化手段运用不充分,科技含量不足。六、监管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监管专业人员欠缺。总之,现有的市场监管机构立法不足、规模庞大、效率不高、人手不专、监督不够,有限的机构改革也不能完全克服系统的缺陷,结果就会容易陷入“缩小了又膨胀,压缩了又扩张”的怪圈。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最后第五章对于中国市场综合监管的立法、机构设置和市场综合监管的全面完善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与措施,希望能在经济法领域中为市场综合监管改革的推进与发展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支撑。笔者认为,市场综合监管的总体路径框架应包括:一、市场综合监管立法要有力。必须迅速及时,抓紧进行市场综合监管类法律法规的立、改、废。同时市场综合监管立法必须体现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有机统一。立法必须注重前瞻,增强市场综合监管立法的趋势引领力。同时确保制度完备,加强立法内容表述的可执行性。更要加强整体设计,预防市场综合监管立法中的钱穆制度陷阱。立法时应注重层级清晰,该由法律规定的内容交给法律,该由法规规章规定的内容交给行政法规和规章。立法程序上应适当引入更多市场活动参与者以及利益相关方进入立法环节,充分的听取各市场主体的实际需要和诉求。二、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设置必须做到“有效”。市场综合监管机构设置时必须遵循统一性、权威性、独立性、协调性、严密性相结合的法律原则。机构监管权的配置必须清晰化、程序化、透明化,必须注重监管权配置中的宽进严管。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塑造任重而道远,既要强化监管之手,充分运用各种科技先进手段提升监管能力,又要丰满监管之手,通过社会组织、个人监管等社会共治方式以及引入监管机构竞争机制等方法,加强市场综合监管的力量。最后还要约束监管之手,需要从监管立法、监管制度设计、监管机构制衡以及加强市场主体、社会各方面对于市场综合监管之手的监督等方向加以努力,做到监管之手的可控可约束。总而言之,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要使原有市场监管中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越位的归位,通过实施市场综合监管,使得监管的权威得以彰显,监管的脉络得以理顺,监管的效率得以提高,监管的有效性不断增强。这才是我们所追求的市场综合监管的合理模式。
张蕾[7]（2018）在《我国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研究》文中认为PPP模式在国内的应用,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但一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似乎更倾向于将这种公私合作关系界定为旨在解决政府财政负担的新型融资渠道,而没有充分认识到PPP模式对于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以及公共利益保障方面的积极作用。PPP项目实践初期,我国地方政府甚至刻意回避与社会资本方之间形成书面契约关系,致使政府在整个项目运营周期范围内肆意违约,社会资本方的预期收益权严重受损。就目前而言,我国PPP模式的实践已经较为深入,但我国关于PPP项目的立项、审批、建设、运营等重要环节均严重缺乏制度规范上的“顶层设计”,由此导致社会资本方进入PPP项目领域所面临的巨大投资风险。即便是作为确定公私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性PPP项目合同,也可能因具体条款设计的纰漏或条款效力的不确定性而导致利益保护的失衡。作为公私主体关于公共项目建设而产生的一系列合作伙伴关系的契约性集合,PPP项目合同在项目全过程中都发挥着整体性管控作用。但由于PPP项目具有合作周期长、投资金额巨大、资本创收缓慢、利益相关者众多及合作环境不稳定等特征,私人主体在这一合作关系中极易遭受来自政府方的违约风险,其在实践中突出表现为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的缺失或者不完备,从而导致私人主体投资权益的严重受损。一方面,政府在公共基础设施上获得了来自社会资本方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却不能根据社会资本方的要求保证PPP项目收益在一定范围内不受政府主持的其他公共项目的竞争因素影响,显然有悖于PPP项目合同订立的初衷。为揭示唯一性条款对于PPP项目合同以及国内PPP模式实践的重要作用与应然法律地位,论文首先对唯一性条款的基本内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并对相关概念如PPP模式及其合同体系、特许经营制度进行了关联分析;其次结合政府保证行为理论、行政性垄断规制理论,深入分析了 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的合法性界限;进而引用了国内外关于唯一性条款适用的两个典型案例,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对我国首个PPP项目的失败原因以及美国加州91号快速路争议解决的司法审判观念进行了深刻总结;最后围绕当前我国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的实践困境,探讨了我国PPP项目运作中应当进行的顶层制度设计方案。通过对唯一性条款及相关问题的探析,论文主要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唯一性条款是PPP项目合同的核心条款,也是PPP项目合同体系构建的关键环节。其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有利于争取贷款并且增加政府的违约成本,充分保障社会资本方的投资权益。第二,唯一性条款所体现的政府保证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担保方式,但仍属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政合同条款,也是社会资本方权利得以保障的合法根据。同时,社会资本方争取唯一性保证应当遵循一定的合法限度,避免因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而陷于无效的法律风险。第三,从泉州刺桐大桥及美国加州91号快速路PPP项目实践的案例可以看出,唯一性条款的缺失将直接导致PPP项目的最终失败。社会资本方不仅要争取非竞争保护,更应当注重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的设计,包括政府的具体义务、违约责任等,避免唯一性条款在法律适用上的障碍。第四,设立完善的PPP项目合同及其唯一性条款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在遵从特定法律逻辑及原则理念的基础上,适时构建PPP模式的立法性规范并合理安排配套制度,避免现有政策、规章所造成的司法实践困境,力图实现我国PPP争议解决路径综合体系的建立与健全,以期对我国PPP模式立法、司法的建立完善及其实践的发展有所裨益。
陆露琳[8]（2018）在《政务微博语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务微博语篇是政府机构用于实现政务公开、官民互动的一系列连续句子或语段所构成的语言整体。政务微博语篇研究应该是政务微博语言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而目前学界对政务微博语篇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以政务微博语篇为研究对象,运用了比较法、定量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对其特征与类型、衔接与连贯、言语行为加以分析。全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概述了政务微博语篇相关研究现状,指明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语料来源。正文部分是对政务微博语篇的研究过程,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在界定政务微博语篇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政务微博语篇与其他微博语篇的对比,探析其语言使用规范、语篇结构类型复杂多样、语篇内容政治化的特点;通过政务微博语篇与公文语篇的对比,探析其语篇口语化、语篇篇幅较短以及语篇交互性强的特点。最后我们从语篇模式类型和语篇功能两个角度对政务微博语篇进行分类。第二章综合分析了政务微博语篇的衔接与连贯,用主位推进理论分析了政务微博语篇中的结构性衔接,从语篇语法学的角度归纳了政务微博语篇的非结构性衔接,而后探析了政务微博语篇的篇际衔接,最后从语篇语义学的角度总结了影响政务微博语篇连贯的因素。第三章从语篇语用学的角度对政务微博言语行为进行分析,运用言语行为理论探究了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的主体以及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特征,分析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结语部分对本文探讨的内容进行总结,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以及不足之处。
唐俊峰[9]（2017）在《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四川省高速公路收费挂钩办法的立法失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的需求是无限的,由人组成的社会集体的需求同样是无限的,法的创立正是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立法是否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全部财富,而且从伦理角度来看,这个过程是否公平。立法活动不能逃避“集体行动的逻辑”,通常是不平衡的——少数人从立法中获利,其他人从立法中只得到了责任。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个人主义、理性人假设、交易的过程恰恰可以对立法的失衡进行透析、解释,其贡献主要在于引入经济人理性、政治市场的交易理念,对选举与立法等政治行为分析,其内核与立法过程中的博弈极为趋近。《四川省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与工程和服务质量挂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16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本《办法》的制定虽非典型意义上的立法活动,但纵观其起草、论证、实施过程,却又具备明显的行政立法特征。由此产生的资源、利益转移,渗透着行政权与行政相对方权利的不均等。本文紧扣《办法》的起草、论证、实施过程,以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其中存在的风险,提出风险的预防治理方案,探寻《办法》实施的立法平衡救济途径,从政府干预失灵和“利益集团”理论探讨政府干预的合理边界,以行政法学研究领域有关立法失衡的观点探讨行政主导立法和激励不相容等情况对立法平衡的破坏,具体分析《办法》实施风险来论证行政主导立法的弊端。指出通过落实严格的内部管控、良好的机制设计和有力的宣传引导等防范措施,能够保障该项政策落地,在达到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在中国特色立法背景下,我们找到公共选择理论的有效论证,保证创制法律过程的利益均衡,旨在改善中国行政立法的整体失衡,不断促进立法的公共选择机制创新。
张改平[10]（2016）在《公益性运输的界定及实现机制研究》文中认为公益性运输一直是各种运输方式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然而并未引起国内相关部门及学者的足够重视,无论在官方文件还是在学术研究中,对公益性运输的界定都未达成一致,导致公益性运输的实现机制不健全,从而造成我国公益性运输的供给效率较低。本文认为,公益性运输背后隐含的基本理念,是对公民基本交通需求的认知与保障。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后,公民基本交通权益的保障,将成为不可回避且必须妥善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早在1982年,法国就明确提出“交通权”的基本概念,日本也将居民的基本出行权以“移动权”的概念在《交通政策基本法》中体现。另外,两国还制定了相关政策和规划,通过保障公益性运输的供给逐步实现交通权,这些做法为如何界定公益性运输提供了有效参考。国内外公益性运输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铁路领域,目前缺乏从全行业视角对公益性运输的认知与界定,这将不利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与构建。同时,公益性运输问题的处理,也仅聚焦在国家财政补贴上。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社会资本进入公共设施领域,并针对交通基础设施领域也相继发布了一些政策文件。能否妥善解决公益性运输问题,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成为吸引有资质的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因此,如何对公益性运输进行界定,构建什么样的实现机制才能进一步提高公益性运输的供给效率,成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为研究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方法以及比较分析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完善了公益性运输分析的理论基础。首先,为了界定公益性运输,论文对公益性、公益性运输的界定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搜集和梳理,发现目前对公益性运输的界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大部分研究仅聚焦在铁路行业；二是对公益性运输的内涵和外延认识不统一。其次,对关于公益性运输问题如何处理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搜集和梳理,发现对公益性运输的处理,主要采取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单一模式,这些为论文提供了继续深化研究的空间。运输经济学的产品-资源-网络经济理论对公益性运输产品属性的分析、公共经济学中公共产品理论和管理学中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界定公益性运输产品属性、公益性运输产品供给不足、如何才能提高公益性运输的供给效率的相关研究构成了论文的理论基础。二是构建了公益性运输实现机制的基本框架。为了提高公益性运输的供给效率,必须构建完善的实现机制。通过国内外案例的梳理,论文提出从立法保障、资金保障、利益补偿三方面来构建实现机制。首先是立法层面,通过借鉴法国、日本等国家交通权的基本理念以及立法经验,提出以交通权为核心的法律保障机制；其次是资金来源层面,公益性运输的供给需要充足的资金保障,除了依赖政府财政资金以外,提出有效引入社会资本提供公益性运输的资金保障机制；最后是利益补偿机制,这是由于公益性运输的盈利能力较差,为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提出高效利用公共资源的利益补偿机制。三是对政府的支持力度进行量化分析。通过分析传统财务自偿率指标的不足,提出收入覆盖成本比率指标,对公益性运输项目中,政府需要对项目自身财务无法负担部分应给予支持力度进行量化分析。通过以上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可分为两部分：学术性结论：（1）公益性运输是指为实现某种公共目的,造成运营结果出现亏损或难以盈利的状态,为维持其正常运行,必须由政府动用公共资源予以支持的运输服务。公益性运输具有公共性、非营利性、外部性和非自愿性等属性,并具有普遍服务的特性；（2）为提高公益性运输的供给效率,应从立法、资金、利益补偿三个层面构建实现机制。政策性结论：（1）制定相关法律,明确政府是公益性运输的责任主体,并明确政府、企业在公益性运输供给中的责任和义务；（2）保障社会资本的合法权益,完善其进入和退出机制,并建立风险防范和共担机制；（3）成立第三方机构,使财政补贴等公共资源的使用更加公开化、透明化。
二、高速公路呼唤立法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高速公路呼唤立法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研究思路及创新 |
| 第一章 我国警察权嬗变的内在逻辑 |
| 第一节 主流警察权体系的选择与移植 |
| 一、两种主流警察制度的区分 |
| 二、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近代移植 |
| 第二节 变迁中的填补型警察权概念 |
| 一、治安型警察权概念的延续 |
| 二、填补型警察权概念的产生与扩张 |
| 第三节 我国本土警察权的政治统合性 |
| 一、政治统合性的形成:公安行政首长参与政治决策 |
| 二、政治统合性的内容:警察权中的政治职能 |
| 三、政治统合性的保障:人员编制与财政支出的倾斜 |
| 第四节 警察权属性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层 |
| 一、警察危害防止任务具有行政权性质 |
| 二、侦查权法律属性之辨析 |
| 三、行政权与司法权在职能维度上的分层 |
| 第五节 现有警察权范围的调整与反思 |
| 一、警察权限缩的有限性 |
| 二、治安类警察权的理性扩增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二章 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有限填补功能 |
| 第一节 警察类法律文本与警察立法理论的差距 |
| 一、警察类法律文本中概括性条款的适用 |
| 二、警察行政协助的立法问题 |
| 三、现代警察立法理论:警察权限授予的具体化 |
| 第二节 规范性文件对警察类法律文本的填补功能 |
| 一、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制度基础 |
| 二、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适用的普遍性 |
| 三、规范性文件的三重填补机制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适用规范性文件的合理性 |
| 一、警务特性对法律文本的超越 |
| 二、警察执法的即时判断性 |
| 三、警察执法的措施应急性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三章 指标考核体系对警察执法的影响 |
| 第一节 规范性文件填补功能的风险构成 |
| 一、法律位阶的越权风险 |
| 二、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同案异罚的风险 |
| 三、行政事实行为的“隐性强制”风险 |
| 四、风险源头——指标考核体系的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与运作 |
| 一、指标考核体系的表达方式 |
| 二、运作方式之一:行政裁量基准量化 |
| 三、运作方式之二:行政任务量化 |
| 四、运作方式之三:警察运动式执法的说明 |
| 第三节 指标考核体系过度依赖的结果 |
| 一、行政内部监督的路径单一化 |
| 二、警察执法中行政裁量权的消解 |
| 第四节 指标考核体系与警察权力运行的悖论 |
| 一、结果导向的量化指标侵蚀依法行政原则 |
| 二、警察权的预防性与指标考核的矛盾 |
| 三、指标考核体系中考核路径的缺陷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四章 司法审查对警察执法的矫正功能 |
| 第一节 司法审查下的创设性警察职能 |
| 一、履职困境:创设性职能的立法冲突 |
| 二、执法实务中生成的履职基准 |
| 三、职能规范冲突导致的行政不作为 |
| 第二节 司法审查下的行政裁量规范 |
| 一、公安类行政案件中比例原则的适用 |
| 二、明显不当情形的认定 |
| 三、明显不当情形在判决中的不当适用 |
| 四、滥用职权与明显不当情形的适用辨析 |
| 第三节 司法审查的矫正路径 |
| 一、以判决结果作出的个案矫正 |
| 二、以裁判理由作出的解释性矫正 |
| 第四节 司法审查矫正功能的局限性 |
| 一、合理性审查的局限性 |
| 二、创设性警察职权司法审查的审慎立场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五章 治理法治化视野下警察执法规范体系的重构 |
| 第一节 制定警察类法律文本的价值立场 |
| 一、政治统合性的价值导向 |
| 二、法治立场的基本解释 |
| 三、政治导向与法治立场的双向融合 |
| 第二节 技术治理在警察立法中的运用 |
| 一、概括性条款具体化的法治内涵 |
| 二、概括性条款与列举性条款的关系 |
| 三、警察职权类法律规范的具体化转向——以行政管束为例 |
| 第三节 警察执法程序中听证制度的完善 |
| 一、我国警察听证制度的基本构造 |
| 二、听证制度在警察执法中的实施困境 |
| 三、听证制度完善的具体路径 |
| 第四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行业法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一章 法律中的“行业”与行业法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比较 |
| 一、行业与事业 |
| 二、行业与产业 |
| 第二节 “行业”入法的实证分析 |
| 一、法律文本的选择 |
| 二、“行业”的检索结果 |
| 三、“行业”入法的主要领域 |
| 四、部门法中的“行业” |
| (一)宪法中的“行业” |
| (二)经济法中的“行业” |
| (三)行政法中的“行业” |
| (四)社会法中的“行业” |
| (五)民商法中的“行业” |
| (六)刑法中的“行业” |
| 五、“行业”在法律条文中的形式样态 |
| (一)行业规划 |
| (二)行业标准 |
| (三)行业主体 |
| (四)行业协会 |
| (五)行业垄断 |
| (六)行业自律 |
| (七)行业诚信 |
| (八)从业人员 |
| 第三节 行业法的提出 |
| 一、行业法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一)从部门法的角度来理解行业法 |
| (二)从非正式制度的角度理解行业法 |
| (三)对行业法的深入研究 |
| (四)行业法与领域法的比较研究 |
| 二、行业法研究的理论共识 |
| 三、行业法与部门法的关系 |
| (一)交叉与重叠关系 |
| (二)包含与被包含关系 |
| 第二章 行业法治的概念分析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的提出 |
| 一、提出行业法治的逻辑 |
| 二、行业法治研究的历史沿革 |
| 三、行业法治的理论主张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的内涵 |
| 一、“硬法”之治与“软法”之治的结合 |
| 二、依法监管与依法自治的结合 |
| 三、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的结合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的特性 |
| 一、法治主体的多元性 |
| 二、法律规范的复合性 |
| 三、行业治理的差异性 |
| 四、运行机制的共治性 |
| 五、调整范围的全面性 |
| 第四节 行业法治的理念 |
| 一、权利保护理念 |
| (一)通过公众参与实行权利保护 |
| (二)通过救济实现权利保护 |
| (三)通过行业监管实行权利保护 |
| 二、公平正义理念 |
| (一)行业准入公平 |
| (二)行业运行公平 |
| (三)行业结果公平 |
| 三、科学发展理念 |
| (一)创新理念 |
| (二)协调理念 |
| (三)绿色理念 |
| (四)开放理念 |
| (五)共享理念 |
| 四、自治理念 |
| 第五节 行业法治的实践意义 |
| 一、法治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拓展法治的理论空间 |
| (二)有助于填补传统法治的短板 |
| (三)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 |
| 二、行业发展维度 |
| (一)有助于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促进行业发展 |
| (二)有助于确立行业治理的标准,规范行业发展 |
| (三)有助于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 |
| 第三章 行业法治的产生基础 |
| 第一节 经济基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
| 第二节 政治基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体制逐渐确立 |
| 一、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检索结果 |
| 二、各行业推进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的情况举例 |
| 三、对政企分开或政事分开检索结果的分析 |
| 第三节 社会基础:行业组织的大量涌现 |
| 一、政策和法律对行业组织的扶持 |
| 二、行业组织数量显着增长 |
| 第四节 法律基础:行业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
|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到九十年代中期 |
| 二、第二阶段:九十年代后期至今 |
| 第四章 行业法治的基本要素 |
| 第一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标准 |
| 一、行业标准的广义界定 |
| 二、标准化对国家治理的作用 |
| 三、行业标准的法律性质 |
| 四、行业标准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标准进一步促进行业法治的社会化 |
| (二)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柔性化 |
| (三)行业标准使行业法治进一步具有可操作性 |
| 第二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协会 |
| 一、行业协会的法律定位 |
| 二、行业协会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一)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立法 |
| (二)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纠纷化解 |
| (三)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监管 |
| (四)行业协会参与行业管理 |
| 第三节 行业法治中的行业自治 |
| 一、行业自治的法律性质 |
| 二、行业自治对行业法治的促进 |
| 第五章 行业法治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
| 第一节 完善行业立法机制 |
| 一、行业立法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分类难以精确 |
| (二)狭隘的部门本位主义 |
| (三)行业法律的滞后性 |
| (四)行业协会立法不完备 |
| (五)缺失跨行业的标准化协调机制 |
| 二、行业立法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立法体制 |
| (二)完善行业标准立法 |
| (三)及时修订行业立法 |
| 第二节 完善行业监管机制 |
| 一、行业监管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审批轻监管的传统仍然存在,事中事后监管不健全 |
| (二)传统监管不适应新的形势,信用监管存在体制机制缺陷 |
| (三)传统监管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综合监管仍有待完善 |
| 二、行业监管问题的完善 |
| (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完善信用监管和综合监管 |
| (二)贯彻政府适度监管原则 |
| 第三节 完善行业纠纷化解机制 |
| 一、行业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
| (一)行业调解组织主要靠公权力推动,公信力有待加强 |
| (二)行业调解制度的认同度不高,导致利用率过低 |
| (三)行业调解的成功率不高,没有实质性发挥作用 |
| (四)行业调解程序和行业仲裁等相关法律制度缺失 |
| 二、行业纠纷化解问题的完善 |
| (一)完善行业调解制度 |
| (二)健全行业仲裁制度 |
| (三)鼓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化法律文本,预防行业纠纷的产生 |
| 第四节 完善行业自治机制 |
| 一、行业自治存在的问题 |
| (一)立法和政策上重行业自律,轻行业自治 |
| (二)行业协会自治权力不够 |
| (三)不利于行业自治的固有缺陷难以根除 |
| 二、行业自治问题的完善 |
| (一)将立法上的“行业自律”修改为“行业自治” |
| (二)政府彻底退出行业协会的运作 |
| (三)赋予行业协会完整的自治权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主要行业法律的梳理 |
| 附录 B 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政策性文件清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3）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社会形态从农业社会演变到信息社会 |
| 二、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 |
| 三、数字经济发展挑战社会治理能力 |
| 四、数字经济治理研究具有理论基础和现实需要 |
| 第二节 文献研究综述 |
| 一、互联网治理的发展演变 |
| 二、协同治理的研究综述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价值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应用价值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可能的创新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涵及逻辑基础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数字经济 |
| 二、数字经济治理 |
| 第二节 协同治理理论内涵 |
| 一、协同的内涵 |
| 二、治理理论 |
| 三、协同治理的内涵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逻辑基础 |
| 一、逻辑起点:防范和化解数字经济风险 |
| 二、现实困境:传统政府监管已不适应数字经济特征 |
| 三、动力引擎:数字经济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参与 |
| 四、路径选择: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内在逻辑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三章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国外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二、非政府主体协同治理方面 |
| 三、系统协同治理方面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现状分析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注重战略制定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格局尚未形成 |
| 三、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协同性亟待提高 |
| 第三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
| 一、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必然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模式理论分析框架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第四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关系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治理目标的协同 |
| 一、直接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 二、根本目标:提升国家治理能力 |
| 三、最终目标:增进人的福祉 |
| 第二节 数字经济治理理念的协同 |
| 一、坚持人民性的价值立场 |
| 二、遵循法治的治理理念 |
| 三、注重科学性的治理导向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原则 |
| 一、国际互联网治理原则 |
| 二、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原则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议题的协同 |
| 一、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正当性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边界性 |
| 三、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权力主体 |
| 四、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的国别特色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主体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主体分析 |
| 一、政府主体分析 |
| 二、企业主体分析 |
| 三、社会主体分析 |
| 第二节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分析 |
| 一、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 |
| 二、发挥政府主体的主导作用 |
| 三、加强企业主体的自我规制 |
| 四、发挥行业组织和公民的共治作用 |
| 第三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一、政府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二、企业主体的内部协同 |
| 三、社会主体参与协同治理 |
| 第四节 数字经济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 |
| 一、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保障分析 |
| 二、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要素分析 |
| 第五节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数字经济治理的机制协同研究 |
| 第一节 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一、协同治理机制分析 |
| 二、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的要素分析 |
| 第二节 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机制建设 |
| 一、共同行动保障:数字经济法律和规则体系协同机制 |
| 二、共享动机保障:多元主体信息公开与信息共享机制 |
| 三、实质参与保障:多元主体协调与利益平衡机制 |
| 四、高效协同保障:大数据技术手段应用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的机制建设 |
| 一、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
| 二、注重中国规则与国际规则的协同 |
| 三、发挥新型国际组织的治理作用 |
| 第四节 本章小节 |
|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责任挑战 |
| 第一节 自动驾驶汽车的界定 |
| 一、自动驾驶汽车的历史演进 |
| 二、自动驾驶汽车的概念界定与技术分级 |
| 三、自动驾驶汽车的社会价值与消极影响 |
| 第二节 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的比较法考察 |
| 一、美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的考察 |
| 二、德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的考察 |
| 三、英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的考察 |
| 四、我国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的考察 |
| 五、小结：自动驾驶汽车法律规制的比较分析 |
| 第三节 自动驾驶汽车对现行侵权责任的挑战 |
| 一、挑战的现实前提：自动驾驶汽车的安全性假设与危险性现实 |
| 二、挑战的法律前提：自动驾驶汽车的无人化困境与拟人化疑惑 |
| 三、挑战的具体体现：现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遭遇困境 |
| 四、挑战的具体体现：现行产品责任面临难题 |
| 小结 |
| 第二章 自动驾驶汽车的法律地位辨析 |
| 第一节 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困惑与重要性 |
| 一、自动驾驶汽车的智能特征 |
| 二、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困惑 |
| 三、界定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重要性 |
| 第二节 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地位的学说梳理与评析 |
| 一、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主体说及其评析 |
| 二、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客体说及其评析 |
| 第三节 自动驾驶汽车法律客体的界定 |
| 一、自动驾驶汽车尚不具备取得法律主体地位的技术基础 |
| 二、自动驾驶汽车尚不具备取得法律主体地位的社会伦理基础 |
| 三、自动驾驶汽车尚不具备取得法律主体地位的法律基础 |
| 四、赋予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主体地位并非解决其侵权责任问题的关键 |
| 五、过早赋予自动驾驶汽车法律主体地位不利于技术革新 |
| 小结 |
| 第三章 自动驾驶汽车的侵权责任规则界定 |
| 第一节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内部规则的可能路径及其评析 |
| 一、现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说及其评析 |
| 二、机动车交通事故保有人责任说及其评析 |
| 三、一般侵权责任说及其评析 |
| 四、高度危险责任说及其评析 |
| 五、参照动物侵权责任说及其评析 |
| 六、用户无须承担责任说及其评析 |
| 第二节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外部规则的可能路径及其评析 |
| 一、产品责任说及其评析 |
| 二、一般侵权责任说及其评析 |
| 三、产品责任与一般侵权责任区分适用说及其评析 |
| 四、机动车交通事故保有人责任说及其评析 |
| 五、高度危险责任说及其评析 |
| 六、参照电梯侵权责任说及其评析 |
| 七、责任保险救济说及其评析 |
| 第三节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外部规则的选择 |
| 一、产品责任对于自动驾驶技术具有很强的调整适应性 |
| 二、产品责任契合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的法律属性 |
| 三、产品责任能够实现救济受害人和鼓励技术革新的目标 |
| 四、自动驾驶汽车适用产品责任也获得广泛的支持 |
| 第四节 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内部规则的选择 |
| 一、自动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应当承担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
| 二、自动驾驶汽车所有人、使用人应当承担机动车保有人责任 |
| 小结 |
| 第四章 自动驾驶汽车与产品责任的更新 |
| 第一节 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一、现有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 |
| 第二节 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主体界定 |
| 一、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者 |
| 二、自动驾驶汽车的销售者 |
| 第三节 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 |
| 一、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类型 |
| 二、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 |
| 第四节 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中因果关系的判断 |
| 一、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中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
| 二、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中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
| 三、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中的因果关系的推定 |
| 第五节 自动驾驶汽车产品责任的抗辩事由 |
|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 |
|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缺陷尚不存在 |
| 三、发展风险抗辩 |
| 小结 |
| 第五章 自动驾驶汽车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的更新 |
| 第一节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一、传统机动车保有人责任的归责原则 |
| 二、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无过错责任的确立 |
| 三、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保有人无过错责任的展开 |
| 第二节 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的界定 |
| 一、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的判断标准 |
| 二、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的具体界定 |
| 第三节 自动驾驶汽车保有人责任的具体承担 |
| 一、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保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 |
| 二、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保有人责任的免责事由 |
| 第四节 自动驾驶汽车具体情形的交通事故责任 |
| 一、自动驾驶汽车人机混合模式的交通事故责任 |
| 二、自动驾驶汽车道路测试期间的交通事故 |
| 三、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责任与产品责任的协调 |
| 四、自动驾驶汽车交通事故保险责任的配套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的成果 |
（5）法律的可诉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可能的创新 |
| 第一章 法律可诉性问题的提出 |
| 一、法律基本特征中的可诉性问题 |
| (一)可诉性与法律的特征 |
| (二)可诉性在我国法律特征理论中的普遍缺失 |
| 二、“可诉性”的多种言说指向 |
| (一)作为诉讼依据的法律之可诉性 |
| (二)作为诉讼对象的法律之可诉性 |
| (三)作为诉讼对象的行为之可诉性 |
| (四)作为诉讼对象的社会纠纷之可诉性 |
| 三、法律可诉性的规范意涵 |
| (一)法律可诉性在本文中的界定 |
| (二)法律可诉性命题的理论澄清 |
| 四、法律可诉性的功能指向 |
| (一)法律的科学性角度的分析 |
| (二)法律的功能实现层面的分析 |
| 五、法律可诉性缺失的成因分析 |
| (一)可诉性缺失的普遍成因 |
| (二)我国法律可诉性缺失的特殊原因 |
| 第二章 法治逻辑中的法律可诉性 |
| 一、权利本位法律观与法律可诉性 |
| (一)法律、权利与救济 |
| (二)救济与诉权 |
| 二、权力制约与法律可诉性 |
| (一)法治的核心要义 |
| (二)现代司法的控权功能 |
| 三、社会公共利益与法律可诉性 |
| (一)社会公共利益:现代法治的基本任务 |
| (二)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路径 |
| 第三章 两大法系之法律可诉性的比较分析 |
| 一、英美法系与法律的可诉性 |
| (一)普通法与衡平法:法律可诉性的外部观察 |
| (二)判例制度:法律可诉性的内部探析 |
| 二、大陆法系与法律的可诉性 |
| (一)大陆法系传统法律的可诉性欠缺 |
| (二)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可诉性的提升 |
| 三、两大法系可诉性比较背后的理念差异 |
| (一)进化论理性主义、建构论理性主义与法律可诉性 |
| (二)法律可诉性在制定法国家的提升及对中国的启示 |
| 第四章 可诉性欠缺在我国不同法律部门中的表现 |
| 一、私法部门中法律的可诉性 |
| (一)禁止拒绝裁判原则的理论基础 |
| (二)法律原则在私法领域的运用缺失 |
| 二、公法部门中法律的可诉性 |
| (一)部分责任条款较为笼统、模糊 |
| (二)部分行政行为不可诉 |
| (三)部分法律主体不可诉 |
| (四)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阙如 |
| 三、社会法部门中法律的可诉性 |
| (一)宣言性立法数量广泛 |
| (二)法律主体、运作模式和责任后果设置不当或模糊不清 |
| 第五章 强化法律可诉性的实践方案 |
| 一、法律原则在私法领域的充分运用 |
| (一)私法领域法律原则的分类 |
| (二)通过存于法律明文、基础之原则提升私法可诉性 |
| (三)通过存于法律上面之原则提升私法可诉性 |
| 二、公法和社会法领域的法律规则科学化 |
| (一)法律规则逻辑构造的完善 |
| (二)若干重点领域可诉性之提升 |
| 三、通过司法解释提升法律可诉性 |
| (一)司法解释与法律的可诉性 |
| (二)指导性案例与法律的可诉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获奖情况 |
（6）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难点及主要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本文基本结构和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市场综合监管概说 |
| 第一节 监管与市场监管的概念 |
| 一、监管的概念 |
| 二、市场监管的概念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的概念 |
| 一、市场综合监管的法律含义 |
| 二、市场综合监管主体的法律分析 |
| 三、市场综合监管客体的法律分析 |
| 四、市场综合监管行为的法律分析 |
| 第三节 市场综合监管应有的法律理念分析 |
| 一、树立精准监管的法律理念 |
| 二、树立注重风险防控的法律理念 |
| 三、树立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法律理念 |
| 四、树立加强柔性监管的法律理念 |
| 第二章 市场综合监管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概论 |
| 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 |
| 三、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演进 |
| 四、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发展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交易成本理论 |
| 一、科斯为代表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论 |
| 二、政府监管的成本分析 |
| 第三节 公共选择理论 |
| 一、对以布坎南为主提出的公共选择理论的认识 |
| 二、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对市场综合监管的审视 |
| 第三章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产品市场监管的理论和立法发展 |
| 第二节 美国食品药品市场监管实证分析 |
| 一、美国 FDA 的发展与美国食品药品领域监管演变情况 |
| 二、美国食品药品监管立法进程分析 |
| 三、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体制剖析 |
| 四、美国FDA注重防控的监管理念分析 |
| 五、美国FDA的综合监管方式分析 |
|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综合监管改革前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国内市场综合监管改革试点情况分析 |
| 一、2014年起全国各主要地区(上海以外)市场综合监管试点情况分析 |
| 二、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机构改革试点情况 |
| 第三节 改革前国内市场监管领域的主要问题——以上海为例 |
| 一、监管立法繁多而缺乏统一性 |
| 二、监管机构平行分列而缺乏综合性 |
| 三、监管理念陈旧而缺乏先进性 |
| 第五章 我国实施市场综合监管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立法要“有力” |
| 第二节 市场综合监管要求监管机构“有效” |
| 一、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的综合性分析 |
| 二、市场综合监管机构监管权的配置 |
| 三、市场综合监管机构体制应当确保激励相容 |
| 第三节 塑造市场综合监管之手 |
| 一、强化监管之手 |
| 二、丰满监管之手 |
| 三、约束监管之手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我国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PPP项目合同及其唯一性条款概述 |
| 第一节 PPP模式及其合同体系的界定 |
| 一、PPP模式概念解析 |
| 二、PPP合同体系梳理 |
| 第二节 特许经营与PPP模式比较分析 |
| 一、特许经营与PPP模式的内在逻辑 |
| 二、特许经营与PPP模式的具体联系 |
| 第三节 PPP项目合同及其唯一性条款解读 |
| 一、项目合同——PPP合同体系之核心 |
| 二、唯一性条款——PPP模式运作之保障 |
| 第二章 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之法理基础 |
| 第一节 政府保证行为理论 |
| 一、政府唯一性保证的基本特征 |
| 二、政府唯一性保证的法律本质 |
| 三、政府唯一性保证的法律适用 |
| 第二节 行政性垄断规制理论 |
| 一、项目合作关系中的利益博弈 |
| 二、破除行政垄断壁垒 |
| 第三节 合法性判断理论 |
| 一、唯一性条款的合法性基础 |
| 二、唯一性条款的合法性界定 |
| 第三章 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之案例解读 |
| 第一节 失败案例——泉州刺桐大桥BOT项目 |
| 一、项目概况及其现实意义 |
| 二、项目失败成因分析 |
| 三、项目失败之案例启示 |
| 第二节 经验借鉴——美国加州91号快速路PPP项目 |
| 一、91号快速路PPP项目基本概述 |
| 二、91号快速路唯一性条款之争议 |
| 三、91号快速路唯一性条款之司法判定及启示 |
| 第四章 PPP项目合同唯一性条款之立法缺陷及完善 |
| 第一节 唯一性条款法律规制之立法缺陷 |
| 一、PPP法律文件效力层级低 |
| 二、PPP法律文件适用的冲突 |
| 三、PPP法律文件缺乏操作性 |
| 第二节 唯一性条款之立法完善建议 |
| 一、确认唯一性条款的合法性地位 |
| 二、明确违反唯一性条款救济方式 |
| 三、行政法与民法规则的协调适用 |
| 第五章 唯一性条款争议综合解决机制之构建 |
| 第一节 设立PPP项目监管部门 |
| 第二节 规范公私双方协商渠道 |
| 第三节 构建第三方专家裁决制度 |
| 第四节 积极发展仲裁纠纷解决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 |
（8）政务微博语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的依据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语篇研究现状 |
| (二)政务微博研究现状 |
| (三)政务微博语篇研究现状 |
| 三、创新之处 |
| (一)研究语料新 |
| (二)研究角度新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比较法 |
| (二)定量分析法 |
| (三)跨学科研究法 |
| 五、研究语料及来源 |
| (一)语料的界定 |
| (二)语料的来源 |
| 第一章 政务微博语篇的特征与类型 |
| 一、政务微博语篇相关概念界定 |
| (一)语篇 |
| (二)政务微博 |
| (三)政务微博语篇 |
| 二、政务微博语篇的特征 |
| (一)政务微博语篇与其他微博语篇的区别 |
| (二)政务微博语篇与公文语篇的区别 |
| 三、政务微博语篇的类型 |
| (一)按语篇模式类型分 |
| (二)按语篇功能类型分 |
| 小结 |
| 第二章 政务微博语篇的衔接与连贯 |
| 一、政务微博语篇的衔接 |
| (一)政务微博语篇的篇内衔接 |
| (二)政务微博语篇的篇际衔接 |
| 二、政务微博语篇的连贯 |
| (一)政务微博语篇连贯的外部条件 |
| (二)政务微博语篇衔接保证语篇的连贯 |
| 小结 |
| 第三章 政务微博语篇的言语行为分析 |
| 一、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
| (一)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
| (二)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的构成性规则 |
| (三)存在的问题 |
| 二、政务微博言语行为主体 |
| (一)政务微博的说话者 |
| (二)政务微博的听话者 |
| (三)政务微博的核查者 |
| (四)政务微博的驱动者 |
| 三、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 |
| (一)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概述 |
| (二)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分布特点及其原因 |
| (三)政务微博言语行为类型对比分析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9）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四川省高速公路收费挂钩办法的立法失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研究思路、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创新与不足 |
| 2 相关理论研究 |
| 2.1 公共选择理论 |
| 2.2 立法失衡 |
| 3 《办法》的制定与实施 |
| 3.1 《办法》的起草背景 |
| 3.2 《办法》的合法性依据 |
| 3.3 《办法》的起草过程 |
| 3.4 《办法》实施的必要性 |
| 3.5 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
| 4 《办法》的立法失衡风险及预防治理 |
| 4.1 《办法》的立法失衡风险 |
| 4.1.1 投融资环境短期可能受到影响 |
| 4.1.2 申诉救济机制尚需完善 |
| 4.1.3 宣传引导有待加强 |
| 4.2 《办法》的立法失衡风险预防治理 |
| 4.2.1 严格风险防控 |
| 4.2.2 建立完善机制 |
| 4.2.3 强化整改落实 |
| 4.2.4 畅通申诉救济渠道 |
| 4.2.5 加强宣传引导 |
| 5 公共选择理论对立法失衡的对策梳理 |
| 5.1 立法的利益选择 |
| 5.1.1 为什么选 |
| 5.1.2 选什么 |
| 5.1.3 怎么选 |
| 5.2 立法的效益评估 |
| 5.2.1 评估的参与者 |
| 5.2.2 完善的评估制度 |
| 5.3 立法的约束和激励 |
| 5.3.1 约束机制 |
| 5.3.2 激励机制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公益性运输的界定及实现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铁路改革对公益性运输机制构建的重视 |
| 1.1.2 交通领域引入社会资本要求妥善处理公益性运输问题 |
| 1.1.3 城市化进程对公益性运输的需求增加 |
| 1.2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意义 |
| 1.2.1 问题提出 |
| 1.2.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范围和相关概念 |
| 1.3.1 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相关概念的梳理 |
| 1.4 逻辑主线与研究方法 |
| 1.4.1 逻辑主线和章节结构 |
| 1.4.2 研究方法 |
| 2 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
| 2.1 公益性运输界定的相关研究 |
| 2.1.1 公益性的概念及相关研究 |
| 2.1.2 公益性运输界定的相关研究 |
| 2.1.3 本文对公益性、公益性运输内涵的界定 |
| 2.2 公益性运输实现机制的相关研究 |
| 2.2.1 国外相关研究 |
| 2.2.2 国内相关研究 |
| 2.3 文献评述与研究空间 |
| 2.3.1 已有文献的评述 |
| 2.3.2 拓展研究的空间 |
| 2.4 本章小结 |
| 3 概念剖析及应用分析 |
| 3.1 概念剖析 |
| 3.1.1 以实现公共目的为最终目标 |
| 3.1.2 公益性运输并不必然导致亏损 |
| 3.1.3 公共资源是保障多数公益性运输的运营的重要条件 |
| 3.2 性质、功能与定位 |
| 3.2.1 性质分析 |
| 3.2.2 功能与定位 |
| 3.3 我国公益性运输特点分析 |
| 3.3.1 铁路行业 |
| 3.3.2 城市公共交通 |
| 3.3.3 其他交通方式 |
| 3.4 本章小结 |
| 4 理论基础及量化指标 |
| 4.1 公益性运输问题的理论分析 |
| 4.1.1 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 |
| 4.1.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4.2 公益性运输实现机制的基本框架 |
| 4.2.1 公益性运输实现的基本机理 |
| 4.2.2 PPP是实现公益性运输实现机制的主要方式 |
| 4.3 政府动用共用资源的量化分析 |
| 4.3.1 财务自偿率指标 |
| 4.3.2 以青藏铁路格拉段为例进行RCCR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5 以交通权为核心的法律保障机制 |
| 5.1 公益性运输在交通权立法中的体现 |
| 5.1.1 法国的《国内交通基本法》 |
| 5.1.2 日本的《交通政策基本法》 |
| 5.1.3 其他国家立法情况 |
| 5.2 实现交通权的保障—交通负担金制度 |
| 5.2.1 法国交通负担金制度的设立背景 |
| 5.2.2 交通负担金对法国交通权的资金支持 |
| 5.3 通过交通权立法明确公益性运输的重要性 |
| 5.3.1 交通权基本理念的重要性 |
| 5.3.2 交通权立法填充交通领域基本公共服务保障的空白 |
| 5.3.3 通过立法保障公益性运输的供给 |
| 5.4 本章小结 |
| 6 有效引入社会资本的资金保障机制 |
| 6.1 吸引社会资本提供公益性运输 |
| 6.1.1 社会资本作为公益性运输资金保障的必要性 |
| 6.1.2 我国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吸引社会资本的主要历程 |
| 6.1.3 日本和台湾地区吸引社会资本的经验借鉴 |
| 6.2 主要案例分析 |
| 6.2.1 成功案例—台北转运站 |
| 6.2.2 失败案例—泰宝公司参与高速公路建设 |
| 6.3 本章小结 |
| 7 高效利用公共资源的利益补偿机制 |
| 7.1 财政补贴模式 |
| 7.1.1 财政补贴的内容介绍 |
| 7.1.2 具体案例—Amtrak公司和青藏铁路 |
| 7.1.3 案例启示 |
| 7.2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 |
| 7.2.1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 |
| 7.2.2 具体案例—北京S2线 |
| 7.2.3 案例启示 |
| 7.3 土地联合开发模式 |
| 7.3.1 土地联合开发的内容 |
| 7.3.2 具体案例—香港地铁“地铁+物业”模式 |
| 7.3.3 案例启示 |
| 7.4 政府赋予特许经营权模式 |
| 7.4.1 特许经营权的介绍 |
| 7.4.2 具体案例—美国金门大桥 |
| 7.4.3 案例启示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后续研究空间 |
| 8.1 完成的主要工作与结论 |
| 8.1.1 完成的主要工作 |
| 8.1.2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 |
| 8.3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铁路行业财务状况分析 |
| 附录B 国外交通法相关法律条款 |
| 附件1 法国《交通法典》关于交通权的法律条款 |
| 附件2 日本《交通权宪章》 |
| 附件3 《日本交通政策基本法》法律条文 |
| 作者简历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四、高速公路呼唤立法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警察执法中法律规范适用的制度逻辑[D]. 刘冰捷.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5)
- [2]行业法治研究[D]. 刘刚. 吉林大学, 2019(02)
- [3]中国数字经济协同治理研究[D]. 杜庆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4]自动驾驶汽车侵权责任研究[D]. 景荻.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5]法律的可诉性研究[D]. 刘旭东.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6]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监管体制研究 ——以美国食品药品监管为鉴[D]. 薛峰.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7]我国PPP项目合同中唯一性条款研究[D]. 张蕾. 南京师范大学, 2018(02)
- [8]政务微博语篇研究[D]. 陆露琳. 江苏师范大学, 2018(12)
- [9]基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的四川省高速公路收费挂钩办法的立法失衡研究[D]. 唐俊峰. 四川农业大学, 2017(12)
- [10]公益性运输的界定及实现机制研究[D]. 张改平. 北京交通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