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动农民对其适龄子女的教育选择分析——结构二重性的视角（论文文献综述）
付吉力根[1]（2020）在《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社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如何基于地方特点,结合传统与现代是乡村社会转型研究的主要课题。本文选取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尕扎村,运用结构化理论,探讨了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实践。高原村落的资源稀缺性和生态多样性是社会转型的制约因素,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能动因素。发挥高原村落的能动性,不断优化资源配置方式,在更大的空间配置资源是社会转型的核心问题。本研究基于民族志的方法,通过为期14个月的田野调查,使用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结合地方志、历史文献以及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中的各种实践,对乡村社会转型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在历史空间中,尕扎村经历部落制度、土司制度以及寺院体系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土地制度由封建贵族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人们获得了使用土地的平等权利,社会发展有了质的飞跃。这个历史过程是地方社会进入国家整体的分配体系的过程。历史空间是当前社会转型的前提条件。在生产空间中,村民的农牧业生产围绕定居点、牧场和借牧地三个空间展开。在河谷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空间轮转突破资源限制,使农牧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物质基础。在亲属空间中,家庭结构以扩大家庭为主,通婚范围集中在河谷之内,这与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方式有密切关系。从人情往来中的礼物形式来看,哈达加礼金是最普遍的形式。礼物的货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哈达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变得更加宽泛,同时实物形式的礼物收缩在亲密的亲属之间。亲属空间是社会转型的规则基础。在象征空间中,人们通过仪式的方式,展演资源共享的规则。措哇、村落、河谷等山神祭祀的不同单位,代表着不同的资源共享和纠纷调节范围。敦巴斋会、嘛尼会则通过物的汇集和分散,调节合作与竞争的社会规范。象征空间是社会转型的文化基础。在组织空间中,借助国家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契机,以旅游资源开发、环保协会、合作社为载体,在超越村落的层面上建立新的组织形式,使得村落在更广阔的领域进行资源配置和利用。环保协会、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成为乡村承接国家政策指导和市场机制新载体。组织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制度保障。综合而言,从历史空间、生产空间、亲属空间、象征空间以及组织空间构成的整体生活空间来看,尕扎村的社会转型在传统农牧业生产和注重集体协作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空间和生产空间是社会转型的前提和基础;亲属空间和象征空间是在长期社会转型中形成的地方资源配置方式,而组织空间是村落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与国家政策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形成新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载体。从资源与规则的理论视角来看,乡村社会转型是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在此,结构具有资源与规则的二重性,资源由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构成,而规则具有管制性和构成性。社会转型需要发挥资源的配置性和规则的构成性,也利用资源的权威性和规则的管制性。尕扎村社会转型的关键点在于当地的权威性资源与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上。当地的权威性资源是配置性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规则化过程而形成的。国家政策和市场机制的构成性通过资源化过程转化为当地新的配置性资源,这一过程通过生产空间来完成。生产空间与其他空间通过资源化和规则化相互影响,其中组织空间作为最具构成性的权威性资源,更新地方的资源配置方式,形成新的权威性资源。生产空间和组织空间在乡村社会转型中作为资源与规则转化的两个重要空间,连接地方和国家/市场,成为从社会整合到系统整合的主要实践领域。总而言之,高原村落的社会转型是村落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指导下,在乡村关系网络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通过资源与规则的结构化过程,形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过程。
刘纪蕊[2]（2020）在《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是家长依据子女的需要,以实现家庭整体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现有教育类型、内容及品质等进行的一系列满足个体偏好的资源配置或方案决策行为。在素质教育背景下,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是实施全面育人的两大体系,家长作为青少年教育的规划者和决策者,面临在两大教育体系内的各类教育选择问题。虽然,我国推行义务教育“就近入学”政策,但随着城镇化发展和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实施,农村教育空间被压缩,农村家庭的“择校”现象逐渐显露,校外教育选择问题也逐渐凸显,亟须给予关注和解决。当前,比较成熟的教育选择理论主要来源于西方国家,而我国关于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或特殊群体家庭。由于文化环境和经济发展差异,这些研究不能有效指导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因此,深入调研当前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真实状况,全面分析农村家庭的教育选择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县域内家庭如何进行教育选择并影响学生发展”为核心研究问题,以家庭教育决策相关理论和教育投入产出理论为理论工具,从家庭的学校教育选择（包括:小学类型、中学类型及最高教育类型）和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包括:资金投入和时间投入）两个方面,研究了家庭的教育选择现状、特征、影响因素及对学生发展的影响,特别研究了各教育选择间的作用关系。在研究中,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和调查研究法,以我国东、中、西、东北四地区县域内35所公立小学的1039个家庭（学生、家长）调研数据为基础,以R语言和SPSS作为数据分析工具,采用量化研究为主,质性研究为辅的方法进行研究,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家庭的教育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学校教育选择呈现“取优”、“向城”趋势,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呈“中等”状态。在学校教育选择方面,对于当前小学生家庭而言,家庭的最高教育类型选择普遍较高,多数家庭的选择为本科及以上,有三分之一的家庭选择已向硕士阶段延伸,有近五分之一的家庭决定让子女接受高职、大专及以下教育;有相当多的家庭对村镇小学有选择需求,未来对县市中学选择需求较大,但仍有相当部分的家庭未来对乡镇中学有较高选择需求。在家庭的校外教育投入选择方面,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趋势一致,整体呈“中等”状态。第二,家庭的教育选择主要受学生、家长及家庭特征影响。学校教育选择主要受家长和家庭特征影响,校外教育选择主要受家庭和学生特征影响。从“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角度对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两类限制”对各教育选择的影响略有差异。整体来看,“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制定能力限制影响较大;而“中学类型选择”和“小学类型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执行能力限制影响较大;“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受家庭的教育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影响相当。第三,各教育选择间作用关系显着。对于小学生家庭而言,在家庭的教育选择系统内,未来最高教育类型选择显着影响未来中学类型选择,未来中学类型选择显着影响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当前小学类型选择显着影响校外教育资金、时间投入选择。概言之,“教育选择目的”影响“教育选择手段”,实证了教育选择间的“手段-目的”链关系假设。此外,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影响未来中学类型选择,当前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影响未来最高教育类型选择。这说明家庭已执行的教育选择,指导或限制未来的部分教育选择。第四,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不同方面的发展影响各异。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和心理韧性发展,未来中学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当前小学类型选择影响学生学习状态发展,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影响学生心理韧性和“心理健康”发展,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影响学生同伴关系发展。从分析结果看,最高教育类型选择和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对学生发展影响较大。另外,“教育选择、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间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说明:校外教育投入选择、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发展作用关系显着,而学校教育类型选择对学生发展作用关系不显着。总体而言,本文在研究框架的构建、实证研究的分析过程中,对于理论视角、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的创新进行了有益探索,丰富了家庭的教育选择理论研究,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展抽样范围、扩大样本规模,从更广泛的视角拓展研究主题。
王冬雪[3]（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贫困是造成人类生活不幸的罪恶本源,是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障碍和藩篱。消除贫困是人类社会努力实现的理想,是国际社会一致认同的价值追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和政治承诺。开发式扶贫是党和政府在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始终坚持的根本方针。开发式扶贫的本质在于将自食其力和社会帮扶结合起来,将扶贫资源与贫困群体需求有效对接,更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帮助贫困群体不断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冲破贫困藩篱,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由内而外彻底摆脱贫困。要想从根本上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稳固脱贫,单纯地进行物质救济式帮扶是有限的,而且容易助长贫困群体等靠要的思想。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只有通过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提高贫困群体科学文化素质,帮助他们树立自力更生的意识和脱贫致富的信心,通过坚持学习、努力奋斗才能彻底改变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教育扶贫作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体系的重要环节,其重要性不断显现,并被赋予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历史使命。一直以来,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兴学赈灾是民间社会的应尽责任。作为社会扶贫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组织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教育扶贫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国农村扶贫开发也相应地进入到脱贫攻坚阶段,社会组织扶贫成为国家扶贫开发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对于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于更好发挥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有着不言而喻的深远影响。为此,论文围绕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选题,运用历史研究、系统研究、综合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详细论述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理论资源、实践探索、实践模式等内容,以此明确了我国社会组织参与教育扶贫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深刻探讨了我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基本经验、发展机遇、发展挑战和发展路径等问题,以助推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实现教育扶贫教育脱贫的总体目标。具体来说,论文在结构安排上共分六章。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主要介绍了论文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国内外学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思路及在此过程中运用的研究方法、论文框架结构及论文创新和不足之处,为论文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第二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概念、现实背景、发展脉络、总体成效。以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为出发点,爬梳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脉络,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1978年—1989年探索阶段、1990年—2000年展开阶段、2001年—2011年深化阶段、2012年以来攻坚阶段。并从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等四个方面阐释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取得的总体成效。第三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本章主要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四个方面对论文的理论资源进行归纳,为第四章到第六章的实践探索、模式分析和未来展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第四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本章主要从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以资育人、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六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涉足的主要领域和实践的具体内容。第五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本章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实践模式大体划分为三种基本模式,即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又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又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又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第六章是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明确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论文科学合理地将社会组织在教育扶贫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定位为扶贫资源的链接者、扶贫服务的提供者、扶贫能力的建设者、扶贫行动的倡导者和扶贫工作的合作者。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提出要发扬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论文从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经验,为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意见。第三部分分析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发展机遇,即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四大机遇。第四部分检视了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所遇到的挑战。论文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存在法律缺失、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普遍资源短缺和内部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亟需尽快解决。第五部分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优化性路径选择。论文提出,为继续推进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良性发展,必须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法律体系、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并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总之,通过全面总结和分析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情况,论文提出如下创新观点:一是归纳概括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包括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三种基本模式。其中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包括筹款工具模式、项目运行模式、组织资助模式;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模式包括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包括社会企业模式、公益创投模式、影响力投资模式。二是鉴于社会组织在大扶贫格局下社会扶贫中的重要主体地位,明确定位了中国社会组织在2020年后农村教育扶贫中的五种角色,即资源链接者、服务提供者、能力建设者、行动倡导者和扶贫工作合作者。三是高度总结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包括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四个方面,为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教育贫困问题提供了指导意见。四是全面分析了社会组织教育扶贫在当前以及2020年后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建设性地提出了优化性路径选择。
卢桢[4]（2020）在《牧区城镇化视角下马蹄藏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文中指出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从新中国成立、三大改造完成进入社会主义,再到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历史的车轮不断向前迈进。中国大地上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文化形态等方面都发生深刻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潮流逐渐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经济的发展促使人口向大中小城市（城镇）聚集,逐渐形成城市（镇）化。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人口逐渐向城镇转移,使基层乡村形成空心化。传统的马蹄牧区也紧随时代发展趋势,在政策引导、教育推动、草原生态保护的需要、牧区人们生活需求等不同因素的合力推动下,马蹄藏族转变原有的生计方式向城镇转移定居,逐步实现牧区社会的城镇化,传统游牧文化也随之变迁。婚姻家庭是人类学家研究文化变迁的一个窗口,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传递社会文化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婚姻是家庭成立的前提,家庭是婚姻的延续。人类繁衍发展的进程中,婚姻家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密切相关,社会文化的变迁也以不同的方式对婚姻家庭的构建、形成、变化产生影响。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发生重大变革,马蹄藏族婚姻家庭文化也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变迁。马蹄藏族在面对婚姻时个人主体意识不断觉醒,从择偶标准、择偶形式、通婚范围、族际通婚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婚配方式从自我选择和父母做主之间形成了此消彼长的过程;离婚与再婚也逐渐被牧区群众接受和认可;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宣传和马蹄藏族求学、工作、婚恋观转变等因素的影响,初婚年龄后延,婚龄差减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程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高,马蹄藏族家庭结构、家庭模式、家庭关系、家庭功能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迁。对此笔者对建国70年来马蹄藏族婚姻家庭文化变迁进行系统的描述和剖析,在城镇化视角下运用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试途找出马蹄藏族婚姻家庭文化变迁的原因、影响和利弊,对我国少数民族婚姻家庭观念的趋向做出展望。本文旨在通过对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藏族乡游牧民族安居住宅楼进行田野调查。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在社会经济发展下,当地生计方式转变、政府政策引导、传统文化变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马蹄藏族牧区婚姻家庭文化的现状和变迁进程。
陈茗秋[5]（2020）在《从公办到民办：结构化因素制约下的农村择校现象研究 ——基于A民办学校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新《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我国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农村民办教育作为民办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发展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选择从公办学校转移到民办学校就读。在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背景下,放弃免费的公办学校转而进入要求缴费的民办学校就读,这种选择体现了农村学生及其背后家庭特殊的教育需求。本研究针对农村地区从公办到民办的择校现象,通过对农村民办学校的实地调研,结合相关社会学理论分析导致择校现象产生的结构化因素,剖析择校主体在结构性因素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逻辑。农村地区从公办到民办择校现象的出现,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密切相关。一方面,县际间教育不均衡发展的现状催生外县市学生纷纷“用脚投票”,跨县区进入优质民办学校求学;城乡二元结构下乡村教育落后的局面,也让乡村学校的学生纷纷逃离;县域城镇化发展背景下城区学校大班额的环境,也让部分学生转身进入民办学校。另一方面,我国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亿万农村劳动力流动到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传统家庭结构发生变动。大量“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子女”面临着无处可去的窘境,提供寄宿服务的民办学校成为他们临时的“家”。社会结构深深影响和制约着个体命运与选择。择校主体作为能动的“理性人”,面对结构的制约并非只是被动承受,而是试图通过择校这一行动,挣脱结构规则的束缚。一方面,家长们更多的是出于对文化效益最大化的追求,加之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实施了县际间、城乡间、城区学校间的择校行为,而家庭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择校提供了资源保证。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和离异家庭子女的家长们出于对经济效益和安全效益的考量,做出择校这一决策,在结构网络之下寻求对子女和家庭综合效益最大化的方案,体现了个体的能动意识和理性思维。农村地区从公办到民办择校现象的发生,是社会结构和个体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结构性制约下的个体择校行为,反过来又影响和推动了结构的再生长,导致意外后果的发生。乡村学校生源逃离造成农村“空心校”问题严重;以进入城区学校就读为目标的择校角逐导致大班额现象突出;城区两类民办学校接收学生时的“兜底”或“择优”策略,有进一步加剧教育不平等的风险。农村择校现象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它将深刻影响县域教育生态新一轮的变革和演进。
钱智玲[6]（2019）在《贫困家庭的教育期望、投入及成因研究 ——基于上海市P区16个低保家庭的访谈》文中研究说明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国家教育普及与公民意识的提高,教育行业也经历着巨大的变革。青少年的受教育年限正在稳步上涨,教育系统内基础教育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教育市场的飞速发展也映证了家长与学子对更多教育资源的渴求。生处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处处能感受到竞争与压力,每个家庭都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落于人后,贫困家庭也不例外。“寒门出贵子”是所有贫困家庭的愿望,但并非所有的贫困家庭都能实现愿望。如今,贫困家庭在青少年教育上分化出了两条路径,一部分家庭以“寒门出贵子”为目标持续、长久地投资教育,另一部分家庭却有望而不达,自我放弃了对青少年的高教育期望。国内外相关研究均表明个体和家庭在青少年时期的教育期望对其成长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实发展中,教育期望似乎显现了两面性——一部分子女在教育期望的激励下提升了学业积极性,呈现出的课程高表现不断激发更强的学习心理动机;另一部分子女却因教育期望产生心理负担导致学业倦怠,形成期望与现实的落差。研究通过对16组低保家庭家长与子女的深度访谈,旨在了解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期望,家庭为青少年教育所做出的投入;运用资产建设理论,从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层面剖析这些家庭在运用所具备的资产时起积极效应的行为和亟需的援助,产生对社会工作干预的启示。研究发现,大多数低保家庭对青少年都抱有较高的期望,低期望的家庭因为家庭资本不足和主观不自信而降低心理预期。有形资产上,教育带来的负担沉重,家庭投资与储蓄行为不科学,部分家庭产生了福利依赖;无形资产上,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存量低,低保家庭沟通与教养观念差异性大;家庭没有利用现有公共文化资源的意识和主动性,需要社会工作者进行倡导和宣传。对此,研究提出:社会工作者应帮助低保家庭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利用教育期望激发学习主动性与持久性;树立健康的心态和正确的理财观念;加大情感投入,提高家庭成员的情感沟通力与抗压力,链接社会资源为低保家庭提供必要援助。
王通[7]（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汪婷[8]（2019）在《结构化视角下“农民农”的生存困境研究 ——来自皖南H村的调查》文中认为本文是针对那些离乡进城、租种土地的农民的生存境况研究。与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相对,学界将这些进城务农的农民称之为“农民农”。他们离开家乡、离开自己的土地,却又进城以租种别人的土地为生。这样独特的地理和身份的错位生活模式,在一开始就困难重重,而在发展数十年之后也未得到改善。以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呈现出结构主体与个体主义相分裂的情况。并且,整体研究趋于静态,未能考虑到农民农群体的动态变化。因此,本文通过对一群来自皖南H村的“农民农”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实践调研,了解他们数十年“农民农”的经历,再运用结构化理论视角对该问题进行解析。首先,文章对调研过程以及收集到的案例都进行了初步归纳。并且,为了进一步了解H村的“农民农”,又将其具体发展阶段进行了概括。其次,根据调研的具体实践经验,本文将“农民农”的生存困境问题具体分为社会融入困境和进入市场困境两个层面进行论述。社会融入困境,是指“农民农”呈现的一种难以融入城市本土社会的困境。本文将之概括为社会融入的边缘化,即在社会融入中,“农民农”处于本地社会体制之外,难以定位自身结构位置,无法有效利用社会结构和自身资源的状态。这具体可分为居住地点的边缘化和教育资源的边缘化两个方面。进入市场困境,是指“农民农”不再进行传统农村小农的经营方式,而是需要自己进入市场,从而产生的直面市场风险的困境。这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规模化种植与小农生产方式间的矛盾,二是缺少组织化而导致的以个体形式参与市场交易的弱势地位。再次,对“农民农”生存困境进行分析归纳之后,本文试图从结构化视角来分析困境的形成。因此,根据理论的指导,笔者将先分别考察影响“农民农”生存状况的外部结构因素和内部主体因素。其中,外部结构因素是指社会系统再生产过程中反复利用到的“规则”和“资源”,本文将之划分为以户籍制度与农业政策为主的两大规则,以及以农业基础设施和社会排斥为主的两大资源。内部主体因素则是指作为行为主体的“农民农”自身的因素,本文将之划分为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主的客观能力水平,以及以追求“房子”与“孩子”为主的主观发展意愿。最后,再运用结构化理论具体分析“农民农”生存困境的生成机制:社会结构对“农民农”的生存状况的实际制约,与“农民农”通过自身的条件进行的能动应对,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最终形成的“农民农”生存困境。本文通过结构化理论对实践经验进行分析,试图为解决“农民农”生存困境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朱平安[9]（2018）在《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空间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对象是郑州市的建筑业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我们认为,农民工在城市的融入,不仅仅是取决于一个完善的制度,也不是完全依赖农民工个人的行动。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在制度性因素和主体性因素中同时展开的。因此,我们以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作为本文的理论分析工具,用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作为本文的分析框架,来分析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的过程和结果。根据我们的调查,大部分受访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适应状况较好,但是在城市融入上,情况不容乐观,整体上处于一种“半融入”的状态。“半融入”并不是意味着各个方面融入相对较好或者融入程度较差,而是指他们现实生活中处于城市的权利体系之外,城市实践空间受到挤压,城市生活并不是很如意,但是,他们习惯了这种状态,并已经适应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在心理层面,他们形成了一种“适应--不满”的二重性心理,即对城市生活“适应”,但是对城市社会“不满意”的二重心理。具体而言,在户籍融入、随迁子女受教育融入比较好,而居住融入、社区融入、就业融入、社会保障融入和心理融入尚需促进。由于建筑业工作性质,建筑业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和生活流动性较强,这也导致了现有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对建筑业农民工群体形成完整的覆盖,城市的不接纳和责任主体的不担责,反过来也会导致建筑业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偏见和自我心理封闭,进而影响了他们的城市融入实践。对此,我们从物质层面、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对促进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出了一些可行性建议,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入提供事实依据。
尚伟伟[10]（2018）在《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及其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流动儿童教育融入是新时代背景下教育发展的重要命题,对流动儿童教育有着极为重要意义。所谓流动儿童教育融入,是指流动儿童能够在城市学校中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能够适应学校教育教学并获得教师和同伴的接纳,从而对学校产生归属感并逐步融入整个教育系统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流动儿童进入城市学校就读,解决他们的教育融入问题迫在眉睫。本研究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首先编制了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问卷,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信效度检验等实证检验,形成了学业融入、心理融入、文化融入和交互融入的“四维度”教育融入测量框架。然后对2334名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并对流动儿童及其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就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现状、特点、影响因素、内部作用机制以及改进策略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水平均处于中等及偏下水平。其中,文化融入处于中等水平,学业融入、交互融入、心理融入三个方面融入状况依次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在性别、学段、年级、家庭人口结构、出生地、学校类型、转学次数等存在差异特征。第二,客观环境要素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均有不同程度影响。（1）制度与政策环境因素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影响较为持续深远,主要体现在户籍制度、升学政策和教育救助政策等方面。（2）社会支持因素及其不同层面（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均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具有正向影响效应。其中在学业融入、心理融入、交互融入和文化融入方面,支持利用度影响效应最大。（3）家庭环境因素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教养方式均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产生影响效应。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情感温暖型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产生正向影响效应,惩罚严厉型、过度干涉型和拒绝否认型教养方式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产生负向影响效应。同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够直接影响流动儿童教育融入,还能够通过家庭教养方式为中介变量间接影响流动儿童教育融入。（4）学校氛围及其不同层面（学业支持、学校管理、教师支持、同学支持）均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其中在学业融入方面,学业支持和教师支持的影响效应高于学校管理和同学支持,在心理融入和交互融入方面,教师支持和同学支持影响效应高于学业支持和学校管理,在文化融入方面,教师支持和学校管理对流动儿童文化融入的影响高于学业支持和同学支持。同时,歧视知觉在学校氛围与流动儿童教育融入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第三,主观策略选择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也有不同影响。（1）认同管理策略因素（个体流动策略、社会竞争策略和社会创造策略）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其中,在学业融入方面,社会竞争策略影响效应最大,其次社会创造策略,最后个体流动策略;在心理融入方面,社会竞争策略影响效应最大,其次社会创造策略和个体流动策略;在文化融入方面,社会创造策略影响效应最大,其次个体流动策略,最后社会竞争策略;在交互融入方面,个体流动策略影响效应最大,其次社会创造策略,最后社会竞争策略。（2）文化适应策略因素（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均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产生影响效应。其中,整合策略和同化策略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均产生正向影响效应,且同化策略的正向影响效应在学业融入、心理融入、文化融入和交互融入方面均高于整合策略,分离策略和边缘化策略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产生负向影响效应,且边缘化策略的负向影响效应在学业融入、心理融入、文化融入和交互融入方面均高于分离策略。（3）心理弹性作为心理品质策略因素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均产生影响效应。心理弹性及其不同层面（韧性、力量、乐观）均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产生正向影响效应,其中乐观对流动儿童心理融入、文化融入和交互融入的影响效应最大,韧性对流动儿童学业融入的影响效应最大。同时,心理弹性在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影响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认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促进流动儿童的教育融入:一是建设包容发展的政策环境,改革户籍制度,深化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的教育合作,加快构建教育救助体系;二是全面发挥社会组织的教育力量,创造开放式社会空间,搭建“信任—协商”的参与平台,提升社会组织能力;三是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树立多元融合的办学理念,完善学生心理支持体系建设,提升家校合作能力;四是建立开放、民主的家庭氛围,树立健康的家庭教养观念,注重家长言传身教。
二、流动农民对其适龄子女的教育选择分析——结构二重性的视角（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流动农民对其适龄子女的教育选择分析——结构二重性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1）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中国社会与社会转型 |
| 二、高原地区与社会转型 |
| 第三节 理论范式和重要概念 |
| 一、结构化理论 |
| 二、重要概念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历史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村落历史 |
| 一、尕扎村的地理方位 |
| 二、地名传说中的村落历史 |
| 第二节 土地制度的历史沿革 |
| 一、行政体系的演变 |
| 二、土地制度的沿革 |
| 第三节 宗教文化与河谷整合 |
| 一、苯教文化的传统 |
| 二、苯教和佛教文化的融合 |
| 三、建立寺院的历史人物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生产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农牧业生产的政策变迁 |
| 一、农牧业生产的政策转变 |
| 二、改革开放后的致富事例 |
| 第二节 农牧业生产的时空安排 |
| 一、农牧林资源以及利用方式的变化 |
| 二、牧业生产中的空间转换 |
| 第三节 农牧业生产生活的转变 |
| 一、衣食住行方面的变化 |
| 二、收入结构与生活转变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四章 亲属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家庭结构 |
| 一、家庭规模 |
| 二、家庭类型 |
| 三、亲属称谓 |
| 第二节 婚姻与继嗣 |
| 一、通婚范围 |
| 二、村落内部婚姻 |
| 三、村落外部婚姻 |
| 四、继嗣形式 |
| 第三节 人情往来与亲疏远近关系 |
| 一、婚礼 |
| 二、葬礼 |
| 三、盖房 |
| 第四节 口头起誓隐含的亲疏远近关系 |
| 一、日常生活中的口头起誓 |
| 二、问卷调查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五章 象征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山神祭祀 |
| 一、措哇 |
| 二、山神祭祀 |
| 三、山神祭祀的象征意义 |
| 第二节 敦巴斋会 |
| 一、敦巴斋会的早期记录 |
| 二、敦巴斋会的主要内容 |
| 三、敦巴斋会的象征意义 |
| 第三节 嘛尼会 |
| 一、嘛尼会的过程及内容 |
| 二、嘛尼会中体现的村民关系 |
| 三、嘛尼会的象征意义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第六章 组织空间与转型实践 |
| 第一节 旅游资源与转型实践 |
| 一、寺院以及年度活动 |
| 二、转型中的寺院功能 |
| 第二节 环保协会与转型实践 |
| 一、参与公益活动 |
| 二、自行成立环保协会 |
| 三、村民对环保协会的态度 |
| 第三节 国家政策与转型实践 |
| 一、“生态文明村”建设项目与实施 |
| 二、“三变改革”与合作社建立 |
| 本章小结 |
| 本章附图 |
| 结论 |
| 一、牧村:农村与牧区之间 |
| 二、生活空间的社会转型特点 |
| 三、乡村社会转型与制度改革 |
| 四、反思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后记 |
（2）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问题 |
| 第二节 概念界定 |
| 一、家庭的教育选择 |
| 二、家庭的教育投入 |
| 三、农村教育 |
| 四、学生发展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范围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路线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与可能的创新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可能的创新 |
| 第五节 数据介绍 |
| 一、数据来源 |
| 二、主要指标选取、变量测量及定义 |
| 三、样本基本特征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文献梳理及述评 |
| 一、家庭对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选择的理论、政策及相关研究 |
| 二、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相关研究 |
| 三、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选择和投入的相关研究 |
| 四、研究述评: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进展、局限及可拓展的研究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及研究框架 |
| 一、家庭教育决策相关理论 |
| 二、教育投入产出理论 |
| 三、家庭的教育选择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家庭对子女学校教育的选择 |
| 第一节 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最高教育类型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未来就读中学类型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未来中学类型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三节 家庭对子女当前就读小学类型的选择 |
| 一、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选择小学类型的因素分析 |
| 四、家长对选择小学的评价 |
| 五、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投入的选择 |
| 第一节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校外教育资金投入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的选择 |
| 一、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特征分析 |
| 三、影响家庭对子女校外教育时间投入选择的因素分析 |
| 四、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
| 第一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学习状态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二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同伴关系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三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韧性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四节 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 |
| 一、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现状分析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分析 |
| 三、结论 |
| 第五节 教育选择、学生发展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机制 |
| 一、结构方程模型研究设计 |
| 二、数据分析结果 |
| 三、结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研究结论 |
| 一、家庭的教育选择呈现多元化特征 |
| 二、家庭的教育选择和学生发展受到学生、家长及家庭特征影响 |
| 三、家庭的决策制定和执行能力限制对教育选择的影响不同 |
| 四、家庭各类教育选择之间影响关系显着 |
| 五、家庭的教育选择对学生发展影响显着 |
| 第二节 实践启示 |
| 一、加强优质义务教育在村镇地区的均衡布局 |
| 二、加强对本科及以上教育的供给,提升家庭的最高教育类型选择 |
| 三、加强区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引导西部地区家庭的教育选择 |
| 四、重视“特定群体”家庭的教育选择需求及学生发展 |
| 五、加强家长的教育选择能力培养,引导家庭合理规划教育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不足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不足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框架结构和创新及不足 |
| 1.4.1 框架结构 |
| 1.4.2 创新之处 |
| 1.4.3 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问题概述 |
| 2.1 相关概念阐释 |
| 2.1.1 社会组织 |
| 2.1.2 教育扶贫 |
| 2.1.3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 |
| 2.2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现实背景 |
| 2.2.1 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有待开发 |
| 2.2.2 社会组织服务社会优势凸显 |
| 2.2.3 精准扶贫要求多元力量参与 |
| 2.3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历史进程 |
| 2.3.1 1978 年—1989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探索阶段 |
| 2.3.2 1990 年—2000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展开阶段 |
| 2.3.3 2001 年—2011 年: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深化阶段 |
| 2.3.4 2012 年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攻坚阶段 |
| 2.4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总体成效 |
| 2.4.1 缓解了政府教育扶贫财政压力 |
| 2.4.2 填补了政府教育扶贫工作空隙 |
| 2.4.3 促进了政府教育扶贫效率提高 |
| 2.4.4 减轻了贫困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
| 第3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理论资源 |
| 3.1 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1.1 发展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3.1.2 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统一 |
| 3.1.3 教育同生产劳动实践相结合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
| 3.2.1 发展教育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重大举措 |
| 3.2.2 发展教育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基础 |
| 3.2.3 发展教育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根本之策 |
| 3.3 国外学者的相关理论 |
| 3.3.1 人力资本理论 |
| 3.3.2 文化贫困理论 |
| 3.3.3 福利多元主义理论 |
| 3.4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相关理论 |
| 3.4.1 有教无类——教育的普惠性 |
| 3.4.2 治乱学说——教育的教化性 |
| 3.4.3 经学致用——教育的实用性 |
| 3.4.4 教养兼施——教育的公益性 |
| 第4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实践探索 |
| 4.1 基础教育 |
| 4.1.1 学前教育 |
| 4.1.2 义务教育 |
| 4.1.3 普通高中教育 |
| 4.1.4 特殊儿童教育 |
| 4.1.5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
| 4.2 职业教育 |
| 4.2.1 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 |
| 4.2.2 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
| 4.2.3 抓好农业实用技术培训 |
| 4.2.4 培养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
| 4.3 普通高等教育 |
| 4.3.1 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 |
| 4.3.2 指导城市返乡青年创业 |
| 4.4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
| 4.4.1 学前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2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3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4 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4.5 普通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
| 4.5 以资育人 |
| 4.5.1 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自立自强 |
| 4.5.2 通过人文助困树立学生积极心态 |
| 4.5.3 通过感恩教育培育学生责任意识 |
| 4.6 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
| 4.6.1 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
| 4.6.2 提高农村学校信息化水平 |
| 第5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主要模式 |
| 5.1 社会组织独立运作模式 |
| 5.1.1 筹款工具模式 |
| 5.1.2 项目运行模式 |
| 5.1.3 组织资助模式 |
| 5.2 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 5.2.1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 |
| 5.2.2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
| 5.3 产业+社会组织合作模式 |
| 5.3.1 社会企业模式 |
| 5.3.2 公益创投模式 |
| 5.3.3 影响力投资模式 |
| 第6章 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未来趋向 |
| 6.1 明确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角色定位 |
| 6.1.1 扶贫资源的链接者 |
| 6.1.2 扶贫服务的提供者 |
| 6.1.3 扶贫能力的建设者 |
| 6.1.4 扶贫行动的倡导者 |
| 6.1.5 扶贫工作的合作者 |
| 6.2 发扬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基本经验 |
| 6.2.1 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
| 6.2.2 抓好教育扶贫品牌建设 |
| 6.2.3 重视舆论宣传引导作用 |
| 6.2.4 开展多种形式慈善募捐 |
| 6.3 抓住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机遇 |
| 6.3.1 经济与社会转型激发社会组织发展 |
| 6.3.2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提供发展时机 |
| 6.3.3 政府职能转变需要社会组织承接工作 |
| 6.3.4 制度创新为社会组织创造发展环境 |
| 6.4 正视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挑战 |
| 6.4.1 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缺失 |
| 6.4.2 社会组织外部管理僵化 |
| 6.4.3 社会组织普遍资源短缺 |
| 6.4.4 社会组织内部能力不足 |
| 6.5 优化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的路径选择 |
| 6.5.1 构建社会组织教育扶贫法律体系 |
| 6.5.2 改善社会组织外部治理环境 |
| 6.5.3 落实社会组织培育扶持政策 |
| 6.5.4 加强社会组织内部能力建设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的攻读成果 |
| 后记 |
（4）牧区城镇化视角下马蹄藏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婚姻家庭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婚姻家庭的研究 |
| 三、关于藏族婚姻家庭的研究 |
| 第一章 马蹄藏族乡牧区城镇化 |
| 第一节 马蹄藏族乡人文地理概况和历史沿革 |
| 一、马蹄藏族乡人文地理概况 |
| 二、马蹄藏族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马蹄藏族乡牧区城镇化的历程与表现 |
| 一、政府引导外迁城镇化 |
| 二、教育促使和推动城镇化 |
| 三、政府引导农牧民集中安置 |
| 四、求学、工作、经商而在城市生活 |
| 第二章 马蹄藏族传统的婚姻与家庭 |
| 第一节 马蹄藏族传统的婚姻 |
| 一、婚配原则 |
| 二、婚恋方式 |
| 三、婚礼流程 |
| 第二节 马蹄藏族传统的家庭 |
| 一、传统家庭 |
| 二、家庭关系 |
| 三、家庭功能 |
| 第三章 马蹄藏族婚姻变迁 |
| 第一节 择偶方式和标准的变迁 |
| 一、初婚年龄 |
| 二、婚龄差 |
| 三、择偶方式 |
| 四、择偶标准 |
| 第二节 通婚范围与族际通婚 |
| 一、通婚地理范围 |
| 二、通婚文化范围 |
| 三、族际通婚 |
| 第三节 婚姻习俗和婚礼仪式的变迁 |
| 一、婚姻习俗 |
| 二、婚礼仪式 |
| 三、其他婚俗 |
| 第四节 婚姻关系的解除和重建 |
| 一、离婚、丧偶 |
| 二、再婚 |
| 第四章 马蹄藏族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家庭状况变化 |
| 一、家庭人口 |
| 二、家庭结构 |
| 三、家庭关系 |
| 第二节 家庭功能变迁 |
| 一、经济功能 |
| 二、生育功能 |
| 三、教育功能 |
| 四、赡养功能 |
| 第五章 婚姻家庭变迁的探析 |
| 第一节 婚姻家庭变迁的原因 |
| 一、经济 |
| 二、政策 |
| 三、生活方式 |
| 四、各民族交往交流 |
| 第二节 婚姻家庭变迁的影响 |
| 一、婚姻方面的影响 |
| 二、家庭方面的影响 |
| 第三节 婚姻家庭变迁的利弊分析 |
| 一、婚姻家庭变迁中利 |
| 二、婚姻家庭变迁中弊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5）从公办到民办：结构化因素制约下的农村择校现象研究 ——基于A民办学校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述评 |
| (一)关于民办教育的研究 |
| (二)关于择校的研究 |
| (三)文献述评 |
| 三、概念界定 |
| (一)农村 |
| (二)民办教育、民办学校 |
| (三)择校、农村择校 |
| 四、理论基础 |
| (一)结构化理论 |
| (二)理性选择理论 |
| 五、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访谈法 |
| 第一章 农村择校现象调查--以A民办学校为例 |
| 一、L县的社会与教育 |
| (一)信阳市L县社会概况 |
| (二)L县教育概况 |
| 二、L县A学校调研概况 |
| (一)A学校基本情况 |
| (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
| 第二章 从公办到民办:教育不均衡发展背景下的农村择校 |
| 一、作为结构的县际间教育不均衡:跨县的“用脚投票” |
| (一)为何X县学生跨县到L县求学 |
| (二)县际间教育不均衡发展下的教育选择:进入L县民办学校 |
| 二、作为结构的城乡二元对立:乡村公办学校生源的逃离 |
| (一)为何乡村学生逃离乡村公办学校 |
|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教育选择:逃离乡村学校,进入城区学校 |
| 三、作为结构的县域城镇化:对城区公办学校大班额的逃离 |
| (一)为何城区学生逃离公办学校 |
| (二)坚守与逃避:两种不同的教育选择 |
| (三)城区学校大班额背景下的教育选择:坚守或逃避,胜者是谁 |
| 第三章 从公办学校到民办的“家”: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择校 |
| 一、作为结构的城镇化:无处可去的留守儿童 |
| (一)城镇化进程中的留守儿童 |
| (二)无处可去的留守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 |
| (三)城镇化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 |
| 二、作为结构的婚姻家庭变迁:无处可去的离异家庭子女 |
| (一)婚姻家庭变迁中的农村离异家庭子女 |
| (二)无处可去的的离异家庭子女:进入寄宿制学校 |
| (三)结构化制约下的幸与不幸 |
| 第四章 结论与反思 |
| 一、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的思考 |
| (一)择校与教育公平 |
| (二)对择校现象的政策性引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农村地区从公办到民办择校现象访谈提纲 |
| 致谢 |
（6）贫困家庭的教育期望、投入及成因研究 ——基于上海市P区16个低保家庭的访谈（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教育期望的研究 |
| 1.2.2 关于教育投入的研究 |
| 1.2.3 研究不足与趋势述评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城乡低保家庭 |
| 1.3.2 教育期望 |
| 1.3.3 教育投入 |
| 1.4 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
| 1.4.1 理论视角 |
| 1.4.2 研究方法 |
| 1.5研究思路 |
| 第2章 教育期望与现实处境 |
| 2.1 教育期望的分类 |
| 2.1.1 奋进型-高期望家庭 |
| 2.1.2 平和型-高期望家庭 |
| 2.1.3 放弃型-低期望家庭 |
| 2.2 现实处境的差异 |
| 2.2.1 双向激励:高期望-高表现家庭 |
| 2.2.2 学业倦怠:高期望-低表现家庭 |
| 2.2.3 无心插柳:低期望-高表现家庭 |
| 2.2.4 动力丧失:低期望-低表现家庭 |
| 第3章 有形资产的困顿与乏力 |
| 3.1 教育费用来源与心理负担 |
| 3.2 教育投资行为 |
| 3.2.1 教育自愈:延迟投资的逻辑 |
| 3.2.2 拒绝止损:沉没成本的影响 |
| 3.3 家庭储蓄误区 |
| 3.3.1 社会救助政策的高福利依赖 |
| 3.3.2 未来收入账户的高心理成本 |
| 3.3.3 理财观念缺失的低储蓄成效 |
| 第4章 无形资产的缺损与弥补 |
| 4.1 人力资本 |
| 4.1.1 隐瞒或坦白:对疾病的态度 |
| 4.1.2 “靠自己”或“陪着你”:对学历的态度 |
| 4.1.3 不预或探索:低保家庭的规划能力 |
| 4.1.4 盲从或理性:低保家庭的决策能力 |
| 4.2 社会资本 |
| 4.2.1 保量或保质:家庭沟通的仪式策略 |
| 4.2.2 批评或鼓励:张弛有道的教养方式 |
| 4.2.3 封闭或社交:教育信息的获取通道 |
| 4.3 文化资本:教育赋能的隐秘方式 |
| 第5章 结论与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2 对社会工作介入的启示 |
| 5.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5.3.1 研究创新 |
| 5.3.2 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1 |
| 附录2 |
（7）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结构化视角下“农民农”的生存困境研究 ——来自皖南H村的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创新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理论基础 |
| 第一章 资料收集与概况呈现 |
| 第一节 资料收集与H村概况 |
| 一、资料收集过程 |
| 二、H村概况 |
| 三、调研个案呈现 |
| 第二节 H村“农民农”发展概况 |
| 一、萌芽积累阶段——村内“工头”的出现 |
| 二、发展聚居阶段——群体移居城郊 |
| 三、规模分散阶段——分散居住、扩大种植 |
| 第二章 “农民农”的生存困境 |
| 第一节 社会融入的困境 |
| 一、居住地点的边缘化 |
| 二、教育资源的边缘化 |
| 第二节 进入市场的困境 |
| 一、规模化种植与小农生产方式的矛盾 |
| 二、无组织化的弱势地位 |
| 第三章 外部结构因素与“农民农”生存困境 |
| 第一节 规则的限制 |
| 一、户籍制度 |
| 二、农业政策 |
| 第二节 资源的限制 |
| 一、配置性资源——农业基础设施 |
| 二、权威性资源——社会排斥 |
| 第四章 内部主体因素与“农民农”生存困境 |
| 第一节 “农民农”自身的能力 |
| 一、人力资本 |
| 二、社会资本 |
| 第二节 “农民农”自身的意愿 |
| 一、追求“房子”——物质生活与情感寄托 |
| 二、追求“孩子”——人生任务与城市化寄托 |
| 第五章 “农民农”生存困境的生成机制 |
| 第一节 社会融入困境的生成机制 |
| 一、社会融入困境的社会结构限制 |
| 二、社会融入困境的个体能动应对 |
| 第二节 进入市场困境的生成机制 |
| 一、进入市场困境的社会结构限制 |
| 二、进入市场困境的个体能动应对 |
| 结论 |
| 一、结构化视角下“农民农”生存困境的思考 |
| 二、本文的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9）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空间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理论 |
| (三)文献简评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建筑业农民工 |
| (二)城市融入 |
| (三)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心理空间 |
| 四、理论工具 |
| (一)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 |
| (二)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 |
| 五、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技术路线 |
| 六、研究的意义与创新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空间迁移：从农村到城市 |
| 一、郑州市建筑行业的兴起 |
| 二、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原因分析 |
| (一)经济原因 |
| (二)社会原因 |
| (三)制度原因 |
| （四）自身发展的需求 |
| 第二章 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物质空间实践 |
| 一、居住空间 |
| (一)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居住空间现状 |
| (二)建筑业农民工城市居住实践与结构性因素的互动影响 |
| (三)农民工进城务工潮对户籍制度障碍的冲击 |
| (四)解决建筑业农民工城市居住问题的建议 |
| 二、就业融入 |
| (一)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就业融入现状 |
| (二)劳动力市场对建筑业农民工就业融入的结构性影响 |
| (三)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就业融入的实践 |
| (四)促进建筑业农民工城市就业空间公平的建议 |
| 第三章 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社会空间实践 |
| 一、劳动权益保护与救助 |
| (一)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与救助的空间评价 |
| (二)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护与救助的空间实践 |
| (三)促进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救助的政策实践 |
| 二、城市社会保障 |
|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及现状 |
| (二)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社会保障空间实践 |
| (三)建筑业农民工社会保险参保行为分析 |
| (四)解决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社会保障融入的建议 |
| 三、社区融入 |
| (一)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空间评述 |
| (二)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现状 |
| (三)促进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的建议 |
| 四、随迁子女教育融入 |
| (一)河南省推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政策实践 |
| (二)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融入的空间实践 |
| (三)推动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公平的建议 |
| 第四章 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心理空间实践 |
| 一、城市社会认同 |
| (一)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
| (二)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的城市社会归属感 |
| 二、城市生活满意度 |
| (一)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
| (二)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生活满意度 |
| 三、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的心理空间评价 |
| 第五章 总结与讨论 |
| 一、研究结论概述 |
| 二、基于空间理论视角对促进城市融入的对策建议 |
| (一)物质空间层面：政府和企业提供有力保障 |
| (二)社会空间层面：保障建筑业农民工在城市的合法权益 |
| (三)心理空间层面：加强精神文化引导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
| 第四节 概念界定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 |
| 第一节 理论依据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过程 |
| 一、研究范围限定 |
| 二、研究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本研究架构 |
| 一、研究路径 |
| 二、研究框架 |
| 第三章 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测量模型构建与验证 |
| 第一节 教育融入的结构分类与测量 |
| 一、教育融入的结构分类 |
| 二、教育融入的测量模型 |
| 第二节 教育融入测量模型的实证检验 |
| 一、测量模型数据收集 |
| 二、探索性因素分析 |
| 三、验证性因素分析 |
| 四、信度和效度分析 |
| 第四章 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现状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假设 |
| 第二节 研究程序 |
| 一、研究工具 |
| 二、数据收集 |
| 第三节 研究结果 |
| 一、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的现状分析 |
| 二、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各维度的特征分析 |
| 三、讨论与结论 |
| 第五章 客观环境要素影响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影响效应分析 |
| 一、户籍制度导致城乡“二元”分立 |
| 二、区隔化的教育制度是重要瓶颈 |
| 三、不完善的教育政策是直接阻碍 |
| 四、缺位的教育救助体系是助推手 |
| 第二节 社会支持因素的影响效应分析 |
| 一、社会支持因素影响教育融入的分析框架 |
| 二、不同社会支持水平下教育融入的差异比较 |
| 三、社会支持影响教育融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
| 四、总结与讨论 |
| 第三节 家庭环境因素的影响效应分析 |
| 一、家庭环境因素影响教育融入的分析框架 |
| 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教育融入的路径分析 |
| 三、不同教养方式影响教育融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
| 四、教养方式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教育融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
| 五、总结与讨论 |
| 第四节 学校氛围因素的影响效应分析 |
| 一、学校氛围因素影响教育融入的分析框架 |
| 二、学校氛围影响教育融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
| 三、歧视知觉在学校氛围与教育融入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
| 四、总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主观策略选择对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影响效应检验 |
| 第一节 认同管理策略的影响效应分析 |
| 一、认同管理策略内涵与相关量表 |
| 二、认同管理策略影响教育融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文化适应策略的影响效应分析 |
| 一、文化适应策略内涵与相关量表 |
| 二、文化适应策略影响教育融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心理品质策略的影响效应分析 |
| 一、心理品质策略内涵与相关量表 |
| 二、心理弹性影响教育融入的结构方程模型 |
| 三、心理弹性在歧视知觉与教育融入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 |
| 四、小结 |
| 第七章 推进流动儿童教育融入的策略 |
| 第一节 建设包容发展的制度环境 |
| 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
| 二、创新流入地与流出地教育合作机制 |
| 三、完善教育救助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 |
| 一、构建“信任-协商”的参与机制 |
| 二、扩展开放、宽松的社会空间 |
| 三、提升社会组织的资质与能力 |
| 第三节 推动学校教育多元融合 |
| 一、树立多元融合的办学理念 |
| 二、提供心理支持的校园氛围 |
| 三、优化家校合作的体制机制 |
| 四、培养流动儿童自主性 |
| 第四节 营造民主式的家庭环境 |
| 一、树立健康的家庭教育观念 |
| 二、营造民主型家庭教养环境 |
| 三、树立以身作则的家长榜样 |
| 第八章 结语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 |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四、流动农民对其适龄子女的教育选择分析——结构二重性的视角（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源与规则：尕扎村社会转型实践研究[D]. 付吉力根.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2]县域内家庭的教育选择实证研究[D]. 刘纪蕊. 华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教育扶贫研究[D]. 王冬雪. 吉林大学, 2020(08)
- [4]牧区城镇化视角下马蹄藏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D]. 卢桢. 兰州大学, 2020(01)
- [5]从公办到民办：结构化因素制约下的农村择校现象研究 ——基于A民办学校的考察[D]. 陈茗秋.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6]贫困家庭的教育期望、投入及成因研究 ——基于上海市P区16个低保家庭的访谈[D]. 钱智玲.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7]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8]结构化视角下“农民农”的生存困境研究 ——来自皖南H村的调查[D]. 汪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9)
- [9]郑州市建筑业农民工城市融入空间实践研究[D]. 朱平安. 云南师范大学, 2018(01)
- [10]流动儿童教育融入及其治理研究[D]. 尚伟伟. 华东师范大学,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