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控制洗钱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实践与我国的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叶磊[1]（2021）在《数字货币的反洗钱国际监管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提出
王一帆[2]（2021）在《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中国反恐斗争已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通过采取多元化和立体化的综合治理手段,“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已基本丧失在中国境内的生存空间,反恐形势已发生质的变化。恐怖主义风险最高的中国新疆地区已连续四年多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安全稳定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但是,部分“东突”恐怖主义势力仍在境外开展恐怖主义活动,受多重因素影响,土耳其已成为“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境外的大本营和避难中心。“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煽动反华舆论,筹措发展资源,扩大组织规模,集中训练恐怖活动人员,遥控指挥实施恐怖袭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长期盘踞在土耳其,使中国无法从根源上铲除这一“毒瘤”。因此,与土耳其推进和深化反恐合作,对中国进一步开展反恐斗争和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限制“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土耳其的活动与发展,中国与土耳其开展的反恐合作已启动多年,但是取得的成效不佳,缺乏实质化进展,亟需在多个关键环节进行突破。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提升,政治互信日益增强,在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和推进反恐合作的共识也在逐步深化。因此,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面临重大机遇。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在论述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和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中国与土耳其开展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内外环境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推进和深化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具体对策。本研究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绪论,包括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相关理论和研究框架等内容。第二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详细梳理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共经历了起源阶段、探索阶段、发展阶段和深入阶段。总结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具有的发展特征,主要包括进程阶段性、立场反复性、合作复杂性和目标长期性。第三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深入剖析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与土耳其以及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稳定的重要意义。第四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客观分析推进反恐合作具有的可行性。第五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伊斯兰国”和“东突”等恐怖主义发展因素,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以及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等双方利益因素,美国和欧盟各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态度等国际力量因素。第六章为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提出具有可操作性和可实践性的对策,包括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等内容。
陈德露[3]（2021）在《论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机理》文中提出从2012年中国昆仑银行案,到2017年的中国丹东银行案,再到2018年的中兴公司案,近年来美国针对我国银行企业的次级制裁频频发生。作为美国次级制裁的主要受害国,我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在此时代背景下,本文以美国次级制裁为切入点,研究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机理,分析其制裁法律体系与制裁执行手段,以求对关于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研究有所裨益。面对愈演愈烈的美国次级制裁,探索如何有效反制美国次级制裁这一问题也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关于论文研究内容,其包括美国对华次级制裁的案例、美国次级制裁概述、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机制和中国应对四部分。了解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机制,并为我国政府提出应对建议,是本次研究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一是,中国昆仑银行案、中国丹东银行案和中兴公司案中关于美国次级制裁的基本案情和适用的美国次级制裁法;二是,美国次级制裁的产生原因与立法发展,次级制裁的概念界定与基本法律特征;三是,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机制,这里主要就美国次级制裁的域外管辖权基础、美国次级制裁的国内法依据、美国次级制裁的执行展开分析;四是,针对美国次级制裁,我国政府在国际与国内不同层面上可以采取的有效对策。关于论文研究结论,第一,关于美国次级制裁的产生原因,引起美国次级制裁的因素主要包括满足美国特定的利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维护国际和平及保护人道主义。第二,美国次级制裁的本质是为了确保初级制裁的预期目标顺利实现,通过扩大美国制裁法的域外效力,美国对与被制裁方存在经贸合作等密切联系的不特定第三方实施制裁,包括贸易限制、投资限制、金融制裁这三个手段,强迫第三方加入美国制裁阵营,从而实现美国最大程度打击被制裁对象的预期目标。第三,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特征有三点,以初级制裁为基础、次级制裁对象不特定、以经济制裁为主要制裁手段。第四,在域外管辖权基础上,美国从属人管辖权原则等四个管辖权原则为次级制裁提供合理基础。美国通过属人管辖权原则,扩大其对海外子公司商业活动的管辖;通过效果原则和保护原则,拓宽其对境外行为的管辖;通过普遍管辖原则,赋予自身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管辖。第五,在美国次级制裁法律体系上,该体系是由一般性法律与专门性制裁法案共同组成,既包括一般法《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也包括针对特定国家和特别活动而制定的专门性制裁法案,比如《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达马托法案》和《爱国者法案》。第六,在美国次级制裁的执行上,OFAC是核心执行机构,其主要通过金融机构、SWIFT和CHIPS美元清算系统等途径,落实美国次级制裁的具体措施。OFAC不仅有权要求美国银行冻结资产、禁止与被制裁对象金融往来,而且有权通过向SWIFT发出传票从而获得相关的金融信息,还有权通过CHIPS美元清算系统切断被制裁对象使用美元的途径,把被制裁对象从美元清算体系中剔除出去。此外,针对美国次级制裁,提出我国在不同层面上的应对建议是本次研究的创新点。在当前阶段,建议我国政府充分发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积极推动中美双边谈判磋商,同时也要完善我国的反制裁法,并继续加强对国内企业的合规管理和审查。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国际层面,对于美国的次级制裁,我国政府应积极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同时,为了保证我国企业和个人获得及时救济,也要积极推动中美双边谈判,尽可能地减少美国次级制裁造成的损害。另一方面,在国内层面,我国可以在既有法律和规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制裁法;同时,我国政府还应继续加强对国内企业的合规管理和审查,不断增强企业对合规风险的应对能力。
汤君[4]（2020）在《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刑法随着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1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79年刑法典）,结束了新中国长达30年没有刑法典的历史。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典）。受到历史条件和立法技术的限制,刑法典的稳定性和完备性是相对的,随着社会的改革和发展,必然面对必要的修改补充,而刑法典的修改方式也在不断变化发展。1979年刑法典的修改补充主要采用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方式,1997年刑法典在采用了唯一一次单行刑法的修改方式后,改为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并先后出台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使得刑法修正案成为此后修改刑法的唯一方式。本文以1997年刑法典的十个刑法修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论证刑法修改应当坚持的模式,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的特点,分析刑法修正案的发展趋势,提出刑法修正案应当秉承的理念以及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的重构。本文第一章对我国刑法修正案进行了总的概述。在法律修改概念的基础上,对刑法修改的内涵进行界定,考察了域外和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综合比较各类刑法修改方式,认为我国刑法修改应当坚持刑法修正案模式,并介绍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首先,界定法律修改的内涵,考察域内外刑法修改的历史。在综合各家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对现行刑法通过增加、删除、替换等方式进行完善,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立法活动。法律修改的类型包括法律修订、法律修正和法律修正案。法律修订是立法机关全面修改法律的一种方式,我国1997年刑法典就是在1979年刑法典基础上做出的全面修订。法律修正是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主要是局部或者个别的修改。法律修正案也是法律修正的一种,我国出台的十部刑法修正案便属于此类型。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基本都是通过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修改刑法部分条款和全面修订刑法典等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完善。我国立法机关也先后通过制定24部单行刑法,在107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1979年刑法典做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11997年刑法典颁行后,立法机关除了通过1部单行刑法外,主要以刑法修正案的方式陆续对1997年刑法典做了局部性的修改补充。其次,论述了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刑法修改模式是指立法者修改、完善刑法典的方式。单行刑法具有灵活简便、针对性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存在随意性大,功利性明显的弊端,从而导致单行刑法与刑法典之间存在适用协调性问题,会实际损伤刑法典的稳定。附属刑法具有协调性较强,专业性突出等优点,但也会导致刑法典同其他法律衔接不畅,缺乏体系性,缺乏监督制约等问题。笔者认为,采用刑法修正案模式修改刑法有其一定的优越性:一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维护法治统一,二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实现刑法任务,三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公民认知和司法适用,四是采用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有利于限制立法者权力。再次,总结和分析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笔者梳理了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情况,对修改的条文数、增设（废除）罪名数,犯罪构成的变化情况进行详尽的量化比较分析,逐个总结历次刑法修正案得失,展示了十个刑法修正案个体和整体的特征和趋势。笔者认为,刑法修正案总体呈现出三方面的特点:（1）总则与分则、广泛与集中相结合。为了保证刑法典整体的价值统一和逻辑统一,形成修改的普适性,减少修改频次,扩大适用范围,刑法修正案从只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扩大到总则和分则相结合修改。另外,刑法修正案出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变化等不同需求,对刑法分则十个类罪名皆有不同程度的修改,有重点、有主次,体现出了广泛而集中的特点。（2）积极性与稳定性相结合。一方面,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积极开展对新型犯罪的刑法规制,积极呼应社会关切,积极贯彻刑事政策,体现出了刑法修正案积极性的一面。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也非常重视刑法典的稳定性。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模式,尽量坚守谦抑性原则,理性对待实践部门、理论学者和民众提出的修改刑法草案或建议。总体而言,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修改还是以稳定性为主。（3）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一方面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加大对老年人、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弱势群体保护的国际刑法理念;加强恐怖活动犯罪和贪污贿赂犯罪立法的国际化,实现与国际条约相关条文的对接。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司法实践,在社区矫正和终身监禁制度的立法上,设置了与其他国家并不相同的本土化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本土化特征。第二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犯罪圈扩张化趋势。我国十个刑法修正案基本上显示了犯罪圈扩张的主要导向,并主要从三种路径实现。（1）增设新罪,将原先不认为是犯罪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前五个刑法修正案是增设新罪的平稳期,增设新罪的条款相对较少。从《刑法修正案（六）》开始至今,增设罪名的高峰期到来,虽然《刑法修正案（十）》只增设1项罪名,但能否迎来增设罪名的拐点,有待后续的观察。（2）扩大犯罪主体。一是由特殊犯罪主体扩大到一般犯罪主体,二是扩大特殊主体范围,三是在自然人犯罪的基础上,增加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四是将单位犯罪扩张至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3）降低入罪门槛。刑法修正案分别通过扩张行为方式,扩张犯罪对象范围,降低构成要件标准的方式降低了部分罪名的入罪门槛。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圈扩张上具有一定的必要性。（1）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域外传统大陆法系国家近年来对涉及到恐怖主义犯罪、金融犯罪、网络犯罪等刑法条款都进行了修改补充,适当扩大了犯罪圈。传统刑法的“后置化”保护已不能满足需要,刑事立法越来越注重保护“前置化”。受到风险刑法理论的影响,法益保护的范围越来越大,导致犯罪圈呈现了扩张化。（2）刑法结构转型的需要。1997刑法典因罪名体系不严密,罪状设计粗疏,立法技术局限,导致很多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违法行为长期被排除在犯罪之外,不能有效地及时惩治犯罪、保护法益。同时刑罚严苛导致刑罚重刑主义,忽视人权保障。只有适当扩张犯罪圈,严密刑事法网,将一定的轻微犯罪纳入刑法规制,在刑罚轻缓化的前提下,整体上形成“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才能有效实现刑法目的。（3）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一些危害社会的行为被犯罪化,刑法将部分“应受劳教处罚行为”纳入规制范围,犯罪圈的逐步扩张是弥补法律制裁漏洞的需要。针对刑法修正案中犯罪圈不断扩张的趋势,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改善:（1）理性回应民意。刑法修正案应当尊重和回应民意,但需理性对待非理性的民意。刑法修正需要尊重刑事立法规律,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民意的回应应有限度,不能盲目满足民意表达,违背刑法谦抑原则,最终损害刑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2）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刑法不应对非道德的行为过度介入,对道德刑法化应在一定的原则下有所限制,一是要限于普适的道德,二是要限于必要的道德,三是要坚持谦抑性原则,四是要限于以不法行为为基础,以侵害法益为结果。（3）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刑法修正案中预防性立法应当作为例外情况,应针对“危险行为”而非“风险行为”进行规制,应限于有“重大”危险的特定犯罪领域。第三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出民生化的趋势。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是立法实践强化对民生刑法保护的结果,是实践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其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应当肯定强化对民生的刑法保护,深化对民生刑法观的理论研究。我国通过五个刑法修正案,分别从矜老恤幼、保护劳动权益、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加大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进一步保护个人信息等五个方面完善了刑法典对民生权益的保障。首次涉及到刑法典总则的修改,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出于矜老恤幼的考虑,强化民生保护,完善了对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矜老恤幼。《刑法修正案（八）》顺应了“矜老”刑法发展理念,一是增加了对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从宽处理的规定。二是有条件地排除死刑适用。三是缓刑的宣告条件从宽。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理方面,主要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排除累犯。二是缓刑的宣告条件放宽。三是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2）保护劳动权益。在劳动刑法发展国际化的背景下,我国历次刑法修正案也日益突出劳动权益的保护,先后三个修正案对刑法典有关条文进行了修改。《刑法修正案（四）》增设雇佣童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作出修改。《刑法修正案（八）》对强迫劳动罪作出修改,增设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三个刑法修正案充分发挥刑法“保障法”的作用,进一步保障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劳动关系。（3）保护食品安全权益。充分发挥刑法保护食品安全权益最后一道屏障作用,进一步预防和惩治食品安全犯罪,成为近年来刑法修正案的重要内容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修改,增设了食品监管渎职罪。（4）将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了危险驾驶罪,进一步惩治危险驾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行为。（5）保护个人信息。《刑法修正案（七）》注重加强对侵犯公民信息个人行为的刑法规制,增设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再次修改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将犯罪主体扩大为一般主体,修改了该罪的犯罪构成,提高了本罪的法定刑。第四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是法律修改国际化在刑法领域的展开,是中国化与国际化的结合,是我国出于共同打击国际犯罪或保障人权的需要,根据缔结的国际公约或者国际刑法发展理念,对国内刑法予以修改、完善的过程。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基础主要在于:一是国际社会存在共同的法律文化。各个国家的刑法体现出蕴含在刑法中得以为各国所接受和承认的法律文化,从而使得各国刑法在某些领域互相接近而彼此融合,形成一种互相借鉴、彼此联结的国际性刑法发展趋势。二是面临共同的犯罪问题。即出现了新的跨国犯罪形态,且呈现日趋严重的趋势,各类犯罪行为也展现出国际化的特点。三是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人权保障作为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体现,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本文认为,刑法修正案国际化应当坚持三项原则:一是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每个国家都是独立的主体,应在充分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平等交往。需要各国在平等善意、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沟通与协作,并通过各国主权力量承认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以实现各国在国际法上的同等限制与保护。二是坚持条约必须信守原则。要求对于合法缔结的国际条约,缔约国在有效期内必须依法善意履行条约义务。从诚信、公正的角度,不仅限于遵守条约文字,更重要的是从立约精神的角度履行义务,不能以任何行为破坏条约宗旨,应全面履行条约。三是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人权保护的最直接和最根本的责任主体是主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应成为国内刑法修正案国际化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立法路径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未成年人保护的国际化。国际公约主要聚焦在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划定,承担刑事责任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限制。《刑法修正案（八）》分别从对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缓刑制度和前科封存制度三个角度的修正落实了国际公约中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和要求。（2）生命权保护的国际化。国际条约主要聚焦在死刑的废除和限制使用。我国立法机关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对死刑制度进行改革,《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延续改革的基本方向,顺应了国际社会对于取消和限制死刑的人权保护理念。（3）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化。根据国际公约的相关要求和精神,我国立法机关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和《刑法修正案（九）》全面修改与补充了1997年刑法典中有关恐怖活动犯罪的条文。契合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要求和精神,将有关罪名的预备行为实行化,增设罪名,将以往作为共犯处理的犯罪行为单独作为正犯处理。犯罪圈进一步扩大,通过增设罪名或修改犯罪构成,将“结果犯”或“情节犯”的立法模式改为“行为犯”。（4）反腐败犯罪的国际化。我国通过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等,总体上实现了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对接,履行了反腐败的国际义务,但也存在一定的错位。第五章提出我国刑法修正案呈现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趋势。笔者认为,刑事制裁措施与刑罚并非一个概念,刑事制裁措施是使犯罪行为人得到刑事制裁的具体措施,包含刑罚措施与非刑罚措施两种类型。不仅包括我国刑法典中规定的主刑和附加刑,还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从业禁止等预防性措施以及终身监禁制度等措施。通过对法国、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多元化的刑事制裁措施的对比研究,本文认为,域外刑事制裁措施总体有三个特点:一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层次化。域外基本上采取了犯罪分层制裁设计,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从纵向上来对全部犯罪进行轻重分层,并针对轻罪和重罪采取不同制裁手段或方式。二是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传统的4个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刑事制裁制定体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同时对于每一类制裁措施的规定又较为细化,考虑到了不同的犯罪形态,力求做到罪刑适当。三是刑事制裁措施的轻缓化。各国广泛适用罚金刑,注重行为矫正,充分利用保安处分措施,显示了制裁的轻缓化。我国逐渐重视对刑事制裁措施的改革,并通过刑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刑事制裁措施的相关立法,体现出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趋势。一是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二是创设终身监禁制度,三是增设社区矫正制度。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一是刑罚轻缓化的需要,我国刑法典中的刑事制裁措施基本以重刑为主,种类偏少,也未规定保安处分等措施,使得我国刑罚轻缓化的选择余地较小。二是发挥刑罚预防目的的需要。立法机关不仅关注行为的危害性,还关注了对人身危险性的有效治理,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为发挥刑法功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2）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一是需要应对严密法网带来的挑战。二是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针对犯罪轻重的不同,需要采取轻重不同的制裁措施。（3）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克服从宽处理刑事制裁措施单一化的弊端。第六章讨论了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科学化完善。在刑法修改实践中,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刑法立法观,对刑法修改实践缺乏有力的引导。在如何界定刑事犯罪的边界,如何实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和秩序维护机能的平衡,以及犯罪圈大小的划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在刑法修改过程中,因受到不同刑法立法观的影响,导致不同时期的刑事立法呈现出不同的立法趋势。总体而言,一方秉持保守型、审慎型刑法立法观。坚持刑法谦抑原则,坚决反对刑法的过度犯罪化,反对犯罪圈的扩张。但该类立法观忽略了刑法自身发展完善的需求,忽视了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也忽略了国内外对于犯罪认识的巨大差异。另一方秉持积极型、预防型的刑法立法观。以社会转型、风险社会和刑法国际化为由,主张采取积极型、预防型刑法立法观。但该类立法观模糊了立法总结与立法指导的界限,将立法短暂的趋势当成指导立法的理念并不可取。与传统刑法理念背道而驰,违背了刑法谦抑性,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错误认为刑法的积极介入为社会的刚性需求,而给不给其法律调整方式以机会。最终,不符合我国的依法治国现实国情与保障人权的时代精神。本文认为应当坚持理性刑法观,并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一是贯彻刑法谦抑主义,纠正刑法万能主义,纠正刑法过分工具化,纠正重刑主义。刑事立法要考虑刑法介入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刑罚宽缓化。二是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利于刑罚报应与预防目的的统一,有利于协调有限的刑罚资源,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根据我国现今的国情和刑法发展的方向,有必要长期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法化,探索犯罪分层,以犯罪类型为标准适用宽严对象,持续推进刑罚的宽缓化和刑事制裁措施的多元化。三是贯彻人权保障理念。推进人权保障的刑法立法化,进一步限制和废除死刑,进一步完善特殊群体的宽缓制度,进一步完善非监禁刑。针对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问题,本文提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存在较大的争议,主要围绕我国刑法修正案制定主体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唯一主体的“一元主体”,还是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其常务委员会为主体的“二元主体”?及在刑法修正案立法主体“二元主体”下,两个主体的位次和权限如何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发挥了刑事立法的主体作用,大有架空全国人大基本法律立法权之势,并在刑法修改主体、修改限度和修改程度上存在失范的问题。一是修正案制定主体主次失序。作为刑法制定者的全国人大20年间11次刑法修改中,无一例外地被规避参与刑法的修改,全国人大的制定权意味着被虚置。二是修正案修改限度的失控。历次刑法修正案修改罪名达97个之多,所占比例高达23.15%,修改罪名的比例呈明显上升趋势,且速度较快。三是修正案修改程度的失当。从《刑法修正案（八）》开始涉及到了对刑法总则的修改,再加上因历次刑法修正案从量变带来的质变,导致刑法修改出现了程度上的失范情况,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受到了挑战。域外刑法修改的经验表明,刑法修改有且只能有唯一的立法机关,即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修改权利,并力行严格的立法程序。在此经验启示下,有必要将刑法修正案制定权回归全国人大。本文认为应重构刑法修正案的制定权,“二元主体”下的限权路径更为符合我国法律和现实国情的需要。限制全国人大常委会附条件的刑法修改权,即限制修改刑法总则,限制增设新罪。最终,确立全国人大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一般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刑法修正案为例外情况的位次,对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刑法修正案,只能限于在非常紧迫情况下对刑法分则的必要修改。
张磊[5]（2020）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互联网大会上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随着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者——恐怖主义,已从传统的网下威胁演变和发展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近年来,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不断增多,不仅威胁着各主权国家的国内安全,更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极大破坏。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也提出了新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之下,网络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从对象型向空间型转变,从单向型向交叉型转变,而且其专业化、智能化、分散化、隐蔽性特征更强。传统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无法起到有效的防控作用。在此种背景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应强调体系性与开放性的治理理念,也应从单一的治理思维向综合预防性战略转变。网络恐怖主义考验着国内法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战略等的体系化建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内涵和新战略,实现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防控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当前我国与国际社会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国内来看,我国在防控网络恐怖主义问题上尚未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积极指导功能。国家安全内涵丰富,包括国家内外部安全,也包括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新诠释,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从特征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多层次性、立体性、辩证性和动态性,这些特征使得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目前,国内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性立法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制度层面,也表现在实践层面;此外,还缺乏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金融、预警机制等的不健全,需要在新的安全理念下树立更综合性的防控理念,建立新的防控策略。从国际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需要世界各国的互助合作。但当前,世界各国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法律合作、技术合作与情报合作基础不牢,亟待构建网络反恐的国际化体系。在此种情势下,如何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指导功能?如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融合于具体的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制度性举措之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机制的健全进行诠释。导论部分就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等作简要分析。第一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法,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目标追求和现实应用状况。文章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与特性对网络反恐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国家安全观背景下,首先要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现方式,进而深刻挖掘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国新的反恐战略的指导意义。第二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梳理和阐述了网络恐怖主义的内涵,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实状况与发展态势。文章分析了网络恐怖主义内涵及其阶段特征,指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主体复杂、对象广泛、成本低廉、组织隐蔽的特点;总结了当下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新趋势,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利用网络融资、传播思想、发展成员、联络和利用网络开展恐怖袭击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和新趋势对总体国家安全产生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策略和路径进行优化。第三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在立法融资机制、预警机制以及国际合作机制方面都有一些探索,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这些不足使得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存在薄弱环节,导致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对当前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进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对策建议奠定基础。本部分着重网络恐怖主义防控的预防性立法体系、预警机制、融资防控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问题深入剖析,检视我国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战略、防控体系、防控对策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第四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和政策定位。在价值立场方面,应全面优化网络反恐的价值理念,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反恐的价值引导,形成四位一体的网络反恐观,即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上,首先,应坚持科学的整体策略,以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兼顾非传统安全手段防控网络恐怖主义威胁,运用法律、金融等多种手段来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其次,应严格掌握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立场、整体定位和基本模式,使刑事政策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引导相契合,夯实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路径的价值基础。第五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应强调整体与互动的治理理念,构建多层次的防控路径。一是法治化反恐。进一步健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法律体系,不仅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专门法律,还需要发挥部门法的规制作用,健全反恐预警立法和反恐融资立法。二是预防性反恐。宏观上,鉴于我国目前预防性反恐立法检视中发现的不足,应构建预防性反恐立法体系,强化预防性刑事立法,统筹法律之间在预防犯罪上的衔接机制。微观上,要完善法律机构体制、规范罪刑设置、调整财产刑处理、优化认定机制等,进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机制,既保证法律的预防性,还需要防止法律过度扩张,最终达到预防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三是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预警机制,创建高效的恐怖主义情报搜集和交流模式,确保预警机制精准有效。首先,健全网络反恐预警防控组织结构,通过立法明确各预警机构的职责内容;在实际预警中,通过提高预警意识等来发挥作用。其次,强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情报分析能力,建议要明确反恐预警情报内容,发挥人力情报分析核心作用,及时掌握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上的数据、信息,同时在建立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发挥网民在情报搜集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情报覆盖范围和精准性。最后,还要确保预警机制的物质保障、技术保障,利用综合保障机制来实现预警机制职能发挥。四是金融性反恐。进一步完善网络反恐融资监管机制,通过完善立法和机制,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融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另外,还要加强融资防控部门建设,加强融资监管和司法合作。五是全球性反恐。加强网络反恐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调整国家工作战略的前提下,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恐中心,深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综上,通过法律体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机制等的完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域下有效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陈彦羽[6]（2020）在《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两架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厦,如同电影般的灾难场景令世人震惊。随后,美国主导北约启动共同防御条款发动反恐战争。联合国通过第1373号决议要求成员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全球反恐掀起高潮,各项反恐法律、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其中最直接的方法是加强政府权力打击恐怖主义。然而,国际社会很快意识到,在美国反恐影响下,部分国家的反恐措施危及到基本人权,美国的无限期拘留、英国的限制令、甚至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资产冻结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人权原则。9·11过去十九年,美国反恐不仅没有彻底消灭“基地”组织、塔利班,反而催生了更多的矛盾。中东地区政局不稳,无数平民于战火中丧生。欧洲宗教冲突加剧,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隔阂加深。国际社会逐步达成共识:不惜一切手段的反恐必将越反越恐,反恐必须坚持尊重人权、基本自由和法治。论文以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为研究对象,从国际人权法的视域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论文在研究内容上,选择与人身自由权、财产权、隐私权有密切联系的羁押、搜查扣押冻结、监听几种刑事强制措施,围绕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对基本权利的干预,以及如何在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之间平衡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上,论文遵守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方法、法解释学方法、价值分析方法及案例分析方法。首先,论文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和特点进行分析,揭示出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本质属性,并重点研究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对人权的干预及人权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规制。由此得出,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之间相互制约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其次,论文从人权法视角深入剖析几种具体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之间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9·11后,在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关系中,存在降低羁押法定要件、强调预防性、对外国人采取无庭审拘留,不确定拘留等突出问题。在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关系中,呈现出公共场所反恐搜查常态化、搜查扣押加剧种族歧视,安理会冻结制度不符合财产权保障的法律要求等问题。在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关系中,表现出混肴侦查监听与情报监听、降低隐私权保障标准、模糊监听范围、区别对待本国公民与外国人等问题。这些问题突出了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冲突。再次,论文从人权法视角,以人权保障的价值、准则、目标为出发点,寻求解决上述冲突的方案,为具体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合理扩张提供有效路径。在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关系中,应明确不同类型羁押的认定标准,完善反恐战争中人身自由权保障的法律规范,对外国人坚持平等与不歧视的原则。在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关系中,必须坚持程序机制、限制搜查扣押中的自由裁量权,完善联合国安理会的资产冻结制度。在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关系中,必须厘清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关系、确定反恐监听中隐私权保障原则、明确反恐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界限、制定或完善外国人监听立法。复次,论文对我国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展开研究,分析了我国羁押、搜查扣押冻结、监听在反恐中的具体适用及差异性,并提出构建反恐未决羁押制度、将搜查扣押冻结定性为强制措施、完善宪法的隐私权防御功能、细化反恐立法等建议。最后,论文给出研究结论和启示。9·11后,主要国家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由限权到授权理念转变背后是国家在安全与自由之间价值博弈的结果。反恐刑事强制措施降低证据标准、扩大适用范围、简化法定程序,这些变化符合西方国家反恐需求,与此同时,人权法的确立及人权理念的根植确保了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授权免于失控。反恐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反恐执法必须遵守人权法,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不可克减原则、比例原则、平等和不歧视原则等人权原则,在具体实施中还应注意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倡导文明相容的人权观且立足于本国的反恐形势和法治水平。
颜俊杰[7]（2020）在《反恐怖融资侦查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二十世纪以来,国际恐怖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日趋严峻,随着金融、科技等领域的不断发展,国际恐怖主义活动也体现出日新月异的特点。新形势下,一些针对恐怖主义的传统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下应对新型国际恐怖主义的需要,不少专家和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恐怖融资这一领域。国际社会也开始意识到通过单纯的打击恐怖活动,抓捕和审判恐怖分子尚不足以打到对恐怖主义的抑制效果,只有从打击恐怖融资入手,切断恐怖活动的资金链条才能切实有效的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活动。在反恐怖融资的各项活动中,进行反恐怖融资的侦查必须走在最前线,而当前国际社会所能提供的反恐怖融资的侦查环境并不乐观。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贯彻实施和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中国和世界各国之间的反恐怖融资情报合作,成为有效地应对地区恐怖主义的重要举措。本文立足国际社会的反恐形势以及中国的现状,具体分析了当前反恐怖融资背景下侦查工作所面临的困境和难题,积极探索应对当前环境下打击恐怖融资战略和措施,全文共分为三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章是对恐怖融资的概述,笔者从恐怖融资的基本概念出发,对恐怖融资的类型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和分析,并就不同的恐怖融资方式进行了比较和研究,介绍并探讨了当下国际国内对待恐怖融资所采取的的相关的政策。在划分清楚概念,弄清研究对象之后才能更好的发现问题,探寻国际以及国内社会反恐怖融资侦查过程中所面临的的一系列困境和问题。第二章对当前社会下反恐怖融资所面临的的困境进行论述,具体划分为五个小节,分别从洗钱犯罪与恐怖融资的关系、洗钱犯罪的复杂性、流动资金监管的层级性、国际合作所遇到的困难以及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发展对反恐怖融资侦查带来的挑战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只有厘清恐怖融资侦查所面临的问题找出困境的根源,才能够对症下药地探究解决影响侦查效率的方法。第三章从反恐怖融资的策略入手,从反恐怖融资立法、侦查机构和金融机构开展深入合作以及建立大数据情报共享机制三个方面出发,进一步研究新形势下在反恐怖融资的侦查过程中所面临的的困难和阻碍以及恐怖融资的相关法律框架,从恐怖融资的运作规律出发,有针对性地探究如何通过与金融机构的高效合作的强强联合的侦查方式来打击洗钱犯罪从而切断恐怖主义的资金链条,以探索建立大数据反恐怖融资情报共享中心为突破口,寻求侦破恐怖融资的新方向,为我国周边的安全与稳定及国际反恐贡献出一份力量。通过完善侦查制度来抑制恐怖融资是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新的方向,要系统化的完善恐怖融资制度方能为打击恐怖主打下坚实的基础。
刘磊[8]（2019）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经济全球化一方面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加速了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对于恐怖组织来说,资金是他们的生命线、是驱动力;没有资金支持,恐怖主义就将无法运作。国家有必要基于经济基础,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流,阻断恐怖资金转移通道,以限制恐怖组织规模的扩大,并削弱其影响。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和立场,结合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从需求侧、供给侧以及流通转移渠道三个方面进行理论分析,并通过比较分析国际组织和部分发达国家反恐怖融资体系和具体做法,进而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一方面完善了恐怖融资理论研究体系,丰富了反恐怖融资理论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一方面从实践角度对国际反恐怖融资机制及我国反恐怖融资进行分析,对于我国完善反恐怖融资战略和机制,打击恐怖主义,从而维护我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恐怖主义不仅在全球造成人员伤亡和恐慌,也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损失。本文提出对恐怖主义这一政治性极强的课题进行经济学角度的思考。比如,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选择成本收益比最合适的恐怖袭击方式;采用“消费替代”理论分析恐怖袭击目标的变化;采用“社会收入”理论来分析恐怖组织和恐怖袭击长久存在的原因;尝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和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的预算约束,即恐怖融资的规模对恐怖组织恐怖袭击行为的影响;还通过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恐怖组织领导人、恐怖融资委托人之间的博弈和策略选择,并提出政府可以通过秘密冻结涉恐资产、公开监视恐怖分子亲属以及发展经济等方式来提高对恐怖融资的打击力度。恐怖融资需求侧是恐怖组织的各项支出需要。恐怖组织与现代社会组织一样,需要资金作为其运营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运营一个恐怖组织,可以被看作是在运营一个特殊的公司,其追求的是将培训、意识形态宣传、武器装备等资源投入,通过恐怖组织自身的“生产”,将其转化为恐怖袭击、政治权利、影响政策等“增值产品”,并通过一系列运作程序,将“增值产品”“出售”给社会团体、宗教团体、特定种族团体等特定的“客户”。而维持这个特殊公司不仅需要发动恐怖活动所需的武器装备、交通工具、后勤保障等直接开销,还需要运营人力成本、宣传成本等间接成本。恐怖融资的供给侧是恐怖融资的主要来源,其供给水平决定了恐怖融资的规模,进而决定了恐怖组织的规模和实力。恐怖融资的供给可分为外部资助和自我融资两种类型,而外部资助包括国家资助和非国家资助,自我融资则包括贸易等合法收入和绑架、贩毒等非法收入,此外还有所谓“征税”的资金供给。恐怖融资不同的供给来源方式各有优劣,不同的恐怖组织通常会根据其历史背景、所处环境、组织形态、任务目标等因素,选择适合的一种或多种恐怖融资方式。不同时期的恐怖组织也会侧重于不同的恐怖融资方式,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恐怖融资的流通转移渠道是恐怖融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即支出和收入之间进行流通转移和价值转换的通道,主要包括正规的金融系统、非正规的价值转移体系、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途径,以及虚拟货币等新兴转移方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虚拟货币、网络支付、暗网交易等方式,已吸引了恐怖组织的目光,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国际恐怖组织,也借助比特币、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和方式筹措和转移资金。对联合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组织和国家的反恐怖融资体系进行比较分析。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埃格蒙特金融情报组织等国际组织通过各种形式为国际反恐怖融资合作与交流做出了诸多努力。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根据国际公约,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建立了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行业准则在内的相对完善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协调合作的执法体系,充分发挥各执法部门的专业性和积极性。“了解你的客户”“风险为本”“一致监管”和“持续性”是国际反恐怖融资工作坚持的普遍原则。虽然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融资有基本的共识,但是在全球反恐怖融资合作机制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通过猎鹿博弈的分析,证明了在国际社会中就打击恐怖融资进行政府间合作几乎不可能成功。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但恐怖袭击威胁不断加大,反恐怖斗争形势严峻复杂。“东伊运”作为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恐怖主义威胁,通过直接发动恐怖袭击活动、组织培训和转移恐怖分子、在境内募集恐怖活动资金等三个方式对我国安全造成危害。根据分析,我国面临的恐怖袭击风险和洗钱风险都较高,两者叠加后使得我国也面临着中等水平的恐怖融资威胁。我国的恐怖融资供给来源主要包括个人或企业资助、变卖个人财产、经商所得、向信教群众筹措等“合法渠道”以及抢劫、盗窃等违法犯罪收入。我国通过参与国际反恐怖融资标准制定,不断扩大我国在国际反恐怖融资中的话语权。通过构建包括刑事立法、行政法规、行业规范和要求在内的多层次、系统化、立体式的反恐怖融资法律体系,建立了多部门共同参与的反恐怖融资工作机制,并通过定向金融制裁、涉恐资金冻结等配套制度确保反恐怖融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我国反恐怖融资实践中存在社会反恐怖融资意识淡薄、相关法律法规仍不够完善、政府机构组织体系与工作机制还不健全以及国际合作力度还比较薄弱等问题,但整体上从立法、情报质量、可疑交易监测有效性、资源配置、国际合作有效性等方面的评估显示我国反恐怖融资脆弱性处于中低水平。为我国反恐怖融资应从改善社会环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反恐怖融资组织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扩大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另外,还要制定我国反恐怖融资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去统筹部署反恐怖融资体制机制设计,进而推动我国反恐怖融资工作迈向新台阶。
张瑜[9]（2019）在《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泛滥,给世界各国的安全与和平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也严重威胁着我国的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恐怖主义危害,世界各国和地区纷纷加强了立法工作,也加强了反恐的国际合作,并加大预防和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我国也顺势而为,1997年在刑法典中设立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在《刑法修正案（三）》中增设了一系列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也出现“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为进一步打击恐怖活动犯罪提供了法律的保障。2009年7.5事件发生后,我国恐怖活动犯罪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频发,造成的影响范围扩大、社会危害及影响也日益增大,给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适应新时期的反恐形势,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下简称《反恐怖主义法》）出台,为我国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同年《刑法修正案（九）》颁布,为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完善了最后的屏障,该修正案的主要内容就是增加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名,而这些增加的罪名与传统的观念中的恐怖活动犯罪有所区别。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之下,开启了本文的研究,本文立足于现有的法律规范结合实践发生的案件,将恐怖活动犯罪的行为方式进行类型化,着重研究与传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相对的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由此引起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重视。在打击这类恐怖活动犯罪时,是否需要与传统恐怖活动犯罪有所区别,其理论基础是否有所不同,对该类行为进行刑事法律规范的关键在于什么,我国现有的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刑法体系存在什么样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科学合理的构建该类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刑法体系,是本文所主要关注的问题。本论文正文共有六章,共16万余字,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第一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概述。该章的重点是对纷繁复杂的恐怖主义的概念进行厘清,在分别对词典、国内外学者、部分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关于恐怖主义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作者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即通过暴力、破坏、恐吓或者其他非暴力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行为。以此作为定义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的基础,进而探讨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概念类型化的必要性,得出本文关于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基本概念,即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达到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的效果,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目的的行为和主张。本文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进行类型化分类,将非暴力型恐怖活动分为三大类型:网络恐怖主义、与经济金融有关的恐怖主义以及其他帮助型恐怖主义。第二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现有规范的考察。本章主要对国际公约、部分国家的反恐法及刑法、以及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和《刑法》涉及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规范进行梳理。联合国多个决议中均提到并重申资助和筹备任何恐怖主义行为、组织、煽动、协助或参加恐怖主义的行为以及美化、提供庇护的行为均是需要严厉打击的,而且将其作为强制性义务要求各成员国必须在其国内法中有所反应。另外对于洗钱、恐怖融资等行为需要进行严格规范,对于极端主义思想也需要进行严厉打击。在各国的反恐法律体系中除了规制上述行为之外,还特别关注网络恐怖主义,即通过网络传播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录音录像等行为。这些行为均属于恐怖活动犯罪,但其并非传统的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国际公约、世界各国的反恐法律均对其进行了相应规定,笔者将以此作为进一步类型化的依据。第三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理论基础的探讨。该章首先探讨了传统刑法理论在应对恐怖活动犯罪中反映出来的滞后性和无力感。论文从犯罪的本质、行为及责任承担的依据进行论述,探讨了在新形势下坚守传统刑法理论无法适应反恐的需要。得出结论即在反恐领域,刑法基础理论应该通过适度修正从而适应新的变化。其次,论文对敌人刑法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梳理了敌人刑法的基本概念,介绍了支持敌人刑法与反对敌人刑法的学者观点。得出本文的观点,敌人刑法的相关理论事实上在反恐领域已或多或少有所反应。本文认为,敌人刑法仅仅是一种概念的表达,事实上在反恐领域并没有谁真正的被当做无任何权利保障的“敌人”,即便是战争,也有其应该遵守法则,而不是毫无规则的滥杀无辜,对待战俘依然是要尊重和保障其基本人权。由此本文认为敌人刑法的基本理论在应对严重的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时能起到积极意义和价值。第三,本文以风险社会视阈下的风险刑法为讨论对象,系统的论述了风险刑法基本概念及基本理论,讨论了其对反恐立法的影响,风险刑法本身的内涵决定了其性质要温和于敌人刑法,在激进的同时又保持有理性,在扩张的同时又坚持了基本理论,在重视秩序的同时又保持了对权利的保障。由于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与传统暴力恐怖活动犯罪有所区别,其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及民众观感均弱于暴力恐怖活动犯罪,因此,笔者倾向于将风险刑法理论作为传统刑法的补充成为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理论基础。第四章则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关键要义的分析与探讨。确定了规制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理论基础是风险刑法理论,并将其视为传统刑法的补充,试图发挥其功能和作用。但是,风险刑法也面临着质疑和挑战,一些基本问题仍旧需要进一步厘清。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本质究竟是规范的违反还是法益的侵害?本文通过对刑法价值的比较与衡量,得出结论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本质键在于法益的侵害,法益侵害意味着至少是要造成侵害的威胁,而威胁的逻辑起点在于行为,并认为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所侵害的主要法益是国家安全。为后续发现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问题及构件提供进一步的理论基础。第五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该章首先对现有法律体系进行系统的归纳,并对现有刑事立法的特点进行归纳,认为现有立法呈现出预防性刑事立法的趋势,例如抽象危险犯增加,犯罪预备正犯化等。本文进一步分析了《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反恐法实施条例》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之间的衔接问题,认为在立法目的、调整范围、专业术语等方面均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本文还对现有罪名体系的缺陷进行分析,认为反恐刑事立法存在以下问题:没有进行分类立法;刑法在资格刑、罚金刑等方面没有全面覆盖;刑法总则缺乏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指导;从重处罚的依据与标准、刑事责任年龄、单位犯罪等方面均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就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具体罪名而言,已有的个别罪名的内涵需要扩大,还有行为应纳入犯罪的范畴而现行刑法未将其纳入其中,如通过破坏网络系统达到恐怖主义犯罪目的行为,本章将重点探讨这些具体行为入罪的可行性。第六章是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具体构建。首先,本文认为在风险刑法理论及法益侵害基础上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刑法规制,必须要坚持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理念,必须要坚持宽严相济以严为主的刑事政策。其次,以恐怖活动犯罪类型化为基础,借鉴法国刑法典关于反恐刑事立法的模式,将恐怖活动犯罪纳入到危害国家安全罪一章,并在此基础上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进行立法规制。具体而言,以前述分类为基础,将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分为三大类:与经济、金融有关的恐怖活动犯罪、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以及资助、帮助型恐怖活动犯罪。
杨猛[10]（2018）在《论我国刑法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困境与出路》文中研究说明洗钱与反洗钱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都对金融安全、国家安全以及全球安全法益产生重要影响。对于洗钱行为,我国以刑法典第191条为规制核心,但是对于反洗钱,我国目前只有行政法律法规加以规制,并没有针对金融机构反洗钱渎职行为的刑事评价,所以金融机构一方面受到洗钱犯罪的冲击,另一方面又要承受反洗钱渎职的负面影响,这就使得金融机构在洗钱与反洗钱的反向对冲之下,处于困境之中,故本文以金融机构反洗钱行为为规制对象,从刑事角度揭示困境以及原因所在,并结合域外经验,探求解困之路径。第一层面,以金融机构反洗钱为典型代表,揭示刑事困境所在。金融机构反洗钱为反洗钱的子类,作为一种制度、政策以及大国治理的义务,一直是国际社会和我国共同关注的重大议题,其面临的困境是多样化的,因为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刑事机能呈现多样化,即主要涉及以下三大刑事辅助机能:不仅关涉到洗钱罪本罪及其上游犯罪的预控,还关涉到对境外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制裁的预防以及国际追赃的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等方面。反洗钱存在于很多领域,但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刑事辅助机能最具代表性,所以本文以其为典型代表。风险是金融业的同义词,①金融业更是洗钱高发区,为了预控风险,就需要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强化尽职,而这是实现其刑事辅助机能的前提。但是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的规制主要体现为行政法规,较轻的行政规制无法实现有效的强化尽职,导致其刑事辅助机能发挥不利,进而造成对法益的实害与危险,本文借此归纳出我国刑法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制的三大困境如下:第一,洗钱罪设置局限及其影响;第二,行政法与刑法衔接不当及其影响;第三,国际立法国内法化不充分及其影响。选取以上三个刑事困境作为本文论述的焦点,原因在于:首先,对于上游犯罪的预控,金融机构反洗钱是一线设防;对于海外金融机构反洗钱大额处罚,金融机构是主要的责任和预防主体;对于洗钱类涉外刑事司法合作与协助,金融机构反洗钱是信息共享主渠道。其次,以上三方面刑事规制困境,折射出洗钱罪罪名体系、反洗钱行政刑事立法衔接、反洗钱国际立法国内法化方面存在的不足与提升的空间。所以本文选取金融机构反洗钱为研究视角,以期揭示其在运行中存在的以上立法困境以及所引发的司法问题,进而完善其刑事规制的体系化建设。第二层面:梳理法源、研判困境产生原因。透析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刑事困境的产生原因,既要立足国内,追根溯源金融机构反洗钱立法及其困境生成背景;又要放眼全球,把握国际立法动向及对我国的影响。首先国内层面,自我国加入FATF以来,反洗钱行政立法以《反洗钱法》为中心多样纷杂,刑事立法以刑法典第191条为规制中心单一独立,没有针对金融机构反洗钱渎职的刑事立法出现,所以导致洗钱罪本罪设置局限、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的衔接出现断层;其次国际层面,联合国颁布的三大公约即“反毒公约”、“反腐公约”、“反组织犯罪公约”以及FATF的《反洗钱40+9项建议》,我国《反洗钱法》与刑事立法深受其影响,但是其中部分公约只是建议,不具备法律强制力,有的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并未在所有层面都与国际立法同步,所以导致金融机构反洗钱情报信息共享与刑事合作国际立法国内法化的短板。进而对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司法也产生负面效应。总而言之,我国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立法“穿衣戴帽,各顾一套”,导致司法的连续性与衔接性不够到位。在原因分析方面更以“帕累托最优”为解释视角,以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违法性、责任性质评价的变化作为“帕累托最优”与金融机构反洗钱刑事困境的连接点,从“帕累托最优”评价的侧重即成本支出方面出发,透析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立法、司法成本支出存在的问题及其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刑事辅助机能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困境产生原因。第三层面:借鉴经验,寻求解困路径。虽然对于洗钱罪的立法司法解释都在持续进行,刑法修正案纷纷出台,但是面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刑事机能的失调,传统刑法解决措施诸如扩容洗钱罪上游犯罪、本犯入罪的探讨显得疲软乏力。本文认为应在传统的解决方案基础上,结合境外金融机构反洗钱刑事规制经验,才能有效解决当下困境。所以,本文梳理了美国、加拿大、英国等欧美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制的刑事立法司法资料,以期借鉴针对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立法模式、罪名设置、监管渠道、国际合作等方面经验,从而助力我国该领域刑事困境的解决。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应当对金融机构反洗钱进行刑事体系化构建:第一,洗钱罪本罪的体系化构建。既要对犯罪构成进行微调,又要对量刑幅度进行调整,以预控减少洗钱行为发生,为金融机构反洗钱的运行创造良性的刑事保障;第二,洗钱罪罪名的体系化构建。首先创建小洗钱罪罪名体系,结合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特点,强化前置行政立法与刑法衔接,引入空白罪状,适时增设针对金融机构反洗钱渎职的新罪名,以强化尽职;其次创建大洗钱罪罪名体系,在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基础上,梳理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之间的关系,将三者重新调整并合理适用;第三,司法对立法完善的应然回应。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监管与金融机构反洗钱情报的报送与分享是调整的核心,而这都建立在推进一体化监管、反洗钱情报分类报送与分享制度以及对金融机构反洗钱渎职分级处罚原则的基础之上,由此才能完善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司法的调整。
二、控制洗钱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实践与我国的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控制洗钱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实践与我国的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1.1 关于土耳其的研究现状 |
| 1.3.1.2 关于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1.3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关系的研究现状 |
| 1.3.1.4 关于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1 在土耳其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 |
| 1.3.2.2 在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库尔德工人党”方面 |
| 1.3.2.3 在地区和全球反恐合作方面 |
| 1.3.2.4 在中国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文献研究法 |
| 1.4.2 跨学科研究法 |
| 1.4.3 学术访谈法 |
| 1.5 相关理论 |
| 1.5.1 合作论 |
| 1.5.2 国家利益论 |
| 1.5.3 国家安全理论 |
| 1.6 研究框架 |
| 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演进和发展 |
| 2.1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历史演进 |
| 2.1.1 起源阶段 |
| 2.1.2 探索阶段 |
| 2.1.3 发展阶段 |
| 2.1.4 深入阶段 |
| 2.2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发展特征 |
| 2.2.1 进程阶段性 |
| 2.2.2 立场反复性 |
| 2.2.3 合作复杂性 |
| 2.2.4 目标长期性 |
| 3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战略价值 |
| 3.1 开展反恐合作对中国的战略价值 |
| 3.1.1 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实践 |
| 3.1.2 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要求 |
| 3.1.3 参与中东地区安全治理和非传统安全合作的主要内容 |
| 3.1.4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必然选择 |
| 3.1.5 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维护海外利益的重要保障 |
| 3.1.6 打击“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根本出路 |
| 3.2 开展反恐合作对土耳其的战略价值 |
| 3.2.1 强化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基础 |
| 3.2.2 深化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关键前提 |
| 3.2.2.1 土耳其国内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
| 3.2.2.2 土耳其与中国贸易不平衡加剧 |
| 3.2.3 维护国内政治和社会安全稳定的有效手段 |
| 3.2.4 改善国际形象和提升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
| 4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内外环境 |
| 4.1 国际环境 |
| 4.1.1 中东地区力量格局转变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战略契机 |
| 4.1.2 多元化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平台保障 |
| 4.1.3 世界各国的反恐立场为开展反恐合作提供舆论支持 |
| 4.2 国内环境 |
| 4.2.1 中国境内恐怖主义风险显着降低 |
| 4.2.1.1 预防打击恐怖主义 |
| 4.2.1.2 开展去极端化治理 |
| 4.2.1.3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
| 4.2.2 土耳其外交政策转变趋势日益明显 |
| 4.2.2.1 以更加积极自主的态度参与地区和全球事务 |
| 4.2.2.2 以更加丰富灵活的方式强化亚太区域的合作 |
| 4.2.3 中国与土耳其不断深化多领域的合作 |
| 4.2.3.1 经济领域合作 |
| 4.2.3.2 人文领域合作 |
| 4.2.3.3 其他领域合作 |
| 5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制约因素 |
| 5.1 恐怖主义发展因素 |
| 5.1.1 “伊斯兰国”的发展变化 |
| 5.1.1.1 调整武装活动策略,改变恐怖袭击方式 |
| 5.1.1.2 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寻求多方势力合作 |
| 5.1.1.3 积极开展跨国“圣战”,策划实施“回流”渗透 |
| 5.1.2 “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变化 |
| 5.1.2.1 以土耳其为政治和发展中心 |
| 5.1.2.2 以土耳其为指挥和活动中心 |
| 5.2 双方利益因素 |
| 5.2.1 缺乏互补性的反恐合作需求 |
| 5.2.2 存在差异化的反恐合作目标 |
| 5.2.3 不确定和不统一的反恐标准 |
| 5.3 国际力量因素 |
| 5.3.1 美国因素 |
| 5.3.1.1 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 |
| 5.3.1.2 美国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5.3.2 欧盟因素 |
| 5.3.2.1 土耳其与欧盟的关系 |
| 5.3.2.2 欧盟对“东突”恐怖主义势力的政策 |
| 6 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的推进和深化 |
| 6.1 巩固反恐合作共识,夯实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根基 |
| 6.1.1 坚持打击恐怖主义 |
| 6.1.2 坚持反对干涉他国内政 |
| 6.1.3 坚持反对反恐“双重标准” |
| 6.2 完善反恐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效率 |
| 6.2.1 加强反恐问题磋商交流机制建设 |
| 6.2.2 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价值 |
| 6.2.3 争取第三方国家对反恐合作的支持 |
| 6.3 优化反恐合作环节,拓宽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范围 |
| 6.3.1 强化反恐情报交流共享 |
| 6.3.2 协调开展网络信息监管 |
| 6.3.3 探索反恐怖融资合作渠道 |
| 6.3.4 促进去极端化治理交流 |
| 6.3.5 推动引渡合作取得新进展 |
| 6.4 加快推进全面合作,实现中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突破 |
| 6.4.1 持续增进政治互信 |
| 6.4.2 破解经济合作瓶颈 |
| 6.4.3 丰富人文交流形式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3）论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机理（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1章 美国对华次级制裁的案例引入 |
| 1.1 中国昆仑银行案 |
| 1.1.1 案情简介 |
| 1.1.2 法律适用 |
| 1.2 中国丹东银行案 |
| 1.2.1 案情简介 |
| 1.2.2 法律适用 |
| 1.3 中兴公司案 |
| 1.3.1 案情简介 |
| 1.3.2 法律适用 |
| 第2章 美国次级制裁概述 |
| 2.1 美国次级制裁的产生与发展 |
| 2.1.1 美国次级制裁的产生原因 |
| 2.1.2 美国次级制裁的立法发展 |
| 2.2 美国次级制裁的概念与特征 |
| 2.2.1 美国次级制裁的概念 |
| 2.2.2 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特征 |
| 第3章 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机制 |
| 3.1 美国次级制裁的域外管辖权基础 |
| 3.1.1 属人管辖权原则 |
| 3.1.2 效果原则与保护原则 |
| 3.1.3 普遍管辖原则 |
| 3.1.4 小结 |
| 3.2 美国次级制裁的国内法依据 |
| 3.2.1 《对敌贸易法》和《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 |
| 3.2.2 《赫尔姆斯—伯顿法案》、《达马托法案》和《爱国者法案》 |
| 3.2.3 小结 |
| 3.3 美国次级制裁的执行 |
| 3.3.1 次级制裁手段 |
| 3.3.2 制裁执行机构 |
| 3.3.3 小结 |
| 第4章 美国次级制裁的中国应对 |
| 4.1 国际层面之中国应对 |
| 4.1.1 充分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
| 4.1.2 积极推动中美双边谈判 |
| 4.2 国内层面之中国应对 |
| 4.2.1 完善我国反制裁法 |
| 4.2.2 加强对企业的合规管理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刑法修正案概述 |
| 第一节 刑法修改的历史 |
| 一、法律修改的界定 |
| 二、域外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三、我国刑法修改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我国刑法修改模式的选择 |
| 一、单行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二、附属刑法修改模式之利弊 |
| 三、刑法修正案模式的确立 |
| 第三节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基本情况 |
| 一、刑法修正案的内容与成效 |
| 二、刑法修正案的特点 |
| 第二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犯罪圈扩张化体现 |
| 第一节 犯罪圈扩张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新罪 |
| 二、扩大犯罪主体 |
| 三、降低入罪门槛 |
| 第二节 犯罪圈扩张的必要性 |
| 一、加强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的客观需要 |
| 二、刑法结构由“厉而不严”转型为“严而不厉”的需要 |
| 三、废止劳动教养后调整法律制裁体系的需要 |
| 第三节 理性限定犯罪圈的扩张 |
| 一、理性回应民意 |
| 二、避免过度道德刑法化 |
| 三、限制过多预防性立法 |
| 第三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民生化体现 |
| 第一节 民生刑法的提出 |
| 一、民生刑法之历史渊源 |
| 二、民生刑法的概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中的民生保护 |
| 一、矜老恤幼 |
| 二、保护劳动权益 |
| 三、保护食品安全权益 |
| 四、对危险驾驶行为的惩处 |
| 五、保护个人信息 |
| 第四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缘起 |
| 一、法律国际化 |
| 二、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内涵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国际化的原则 |
| 一、主权平等与国际合作原则 |
| 二、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
| 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
| 第三节 刑法修正案的国际化路径 |
| 一、未成年人保护国际化 |
| 二、生命权保护国际化 |
| 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国际化 |
| 四、反腐败犯罪国际化 |
| 第五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中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体现 |
| 第一节 刑事制裁措施立法的域外范式 |
| 一、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考察 |
| 二、域外刑事制裁措施的特点 |
| 第二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立法路径 |
| 一、增设预防性刑事制裁措施 |
| 二、创设终身监禁制度 |
| 三、增设社区矫正制度 |
| 第三节 刑事制裁措施多元化的现实意义 |
| 一、现代刑罚理念发展的需要 |
| 二、应对犯罪发展的需要 |
| 三、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需要 |
| 第六章 我国刑法修正案完善的科学化 |
| 第一节 刑法修正案的理念问题 |
| 一、积极型、预防型刑法观之批判 |
| 二、保守型、审慎型刑法观之反思 |
| 三、确立理性刑法观 |
| 第二节 刑法修正案制定权的完善 |
| 一、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争 |
| 二、刑法修正案之失范 |
| 三、刑法修正案制定权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内涵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产生背景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完善过程 |
| 第三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及特征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征 |
| 第四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中国反恐战略的导向意义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反恐实践的指导意义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反恐战略的优越性 |
| 第二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界定 |
| 一、恐怖主义 |
| 二、网络恐怖主义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 |
| 四、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况与态势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现况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态势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总体国家安全的危害和挑战 |
| 一、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
| 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
| 三、威胁人身财产安全 |
| 四、威胁社会公共安全 |
| 五、威胁网络安全 |
| 六、威胁国际社会安全 |
| 第三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法律体系的运行障碍 |
| 一、我国网络反恐立法概况 |
| 二、我国网络反恐立法存在缺陷 |
| 三、预防性网络反恐的立法困境 |
| 四、网络反恐的执法程序规范缺失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预警机制的制度疏漏 |
| 一、网络反恐预警机制立法的缺失 |
| 二、网络反恐预警的协调机制不足 |
| 三、网络反恐情报侦察体系不完备 |
| 四、网络反恐的社会预警意识不强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机制障碍 |
| 一、反恐融资立法及监管机制缺失 |
| 二、反恐融资的融资部门建设不足 |
| 三、非金融行业反恐融资监管缺失 |
| 第四节 我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存在的困境 |
| 一、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法规范缺失 |
| 二、网络反恐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不足 |
| 三、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实践欠缺 |
| 第四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 |
| 一、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 |
| 二、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 |
| 三、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 |
| 四、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整体策略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 |
| 第五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 |
| 第一节 法治化反恐:健全网络反恐的法律法规体系 |
| 一、修订《反恐怖主义法》等现行法律法规 |
| 二、充分发挥现有部门法的规制作用 |
| 三、健全和完善反恐预警法律制度 |
| 四、立法中平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
| 第二节 预防性反恐:强化网络反恐的预防性机制建设 |
| 一、完善网络反恐法律的结构体例 |
| 二、调整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设置 |
| 三、加强“涉恐”财产的科学处置 |
| 四、强化刑事法与行政法衔接机制 |
| 五、健全预防性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
| 第三节 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反恐防控预警机制 |
| 一、网络反恐预警组织机制的建设 |
| 二、网络反恐情报搜集分析的强化 |
| 三、网络反恐预警保障机制的健全 |
| 第四节 金融性反恐:完善反网络恐怖主义融资制度 |
| 一、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立法和监管机制完善 |
| 二、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部门的科学设置 |
| 三、非金融行业的网络恐怖主义融资监管机制 |
| 四、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司法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全球化反恐:积极参与网络反恐国际合作 |
| 一、调整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工作战略 |
| 二、推动完善网络恐怖主义防控国际法律制度 |
| 三、聚力推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重点、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 |
| 第一节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述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概念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特点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的关系 |
| 第二节 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本质属性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理论分析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干预基本权利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人权保障对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一般性规制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核心理念必须坚持人权保障的价值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基本原则必须遵守人权保障的准则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设计必须实现人权保障的目标 |
| 第二章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 |
| 第一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的界定 |
| 一、反恐羁押 |
| 二、人身自由权 |
| 第二节 反恐羁押干预人身自由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困境 |
| 一、降低反恐羁押法定要件削弱人身自由权保障效果 |
| 二、强调反恐羁押的刑事预防性提高人身自由权保障风险 |
| 三、混淆反恐模式凸显人身自由权保障漏洞 |
| 四、违反平等与不歧视原则造成人身自由权保障差异 |
| 第四节 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平衡 |
| 一、明确不同类型羁押的认定标准 |
| 二、发展战争模式的反恐羁押 |
| 三、合法合理区别对待外国人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羁押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羁押与人身自由权保障的平衡 |
| 第三章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 |
| 第一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的界定 |
| 一、反恐搜查扣押冻结 |
| 二、财产权 |
| 第二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干预财产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困境 |
| 一、公共场所反恐搜查常态化引发人权担忧 |
| 二、反恐搜查扣押加剧种族歧视 |
| 三、安理会资产冻结制度难以实现财产权的有效保障 |
| 第四节 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平衡 |
| 一、反恐搜查扣押必须坚持程序机制 |
| 二、限制随机搜查扣押中的自由裁量权防止种族歧视 |
| 三、安理会资产冻结制度应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搜查扣押冻结与财产权保障的平衡 |
| 第四章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 |
| 第一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的界定 |
| 一、反恐监听 |
| 二、隐私权 |
| 第二节 反恐监听干预隐私权的法律实践 |
| 一、国际法律实践 |
| 二、典型国家法律实践 |
| 第三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困境 |
| 一、混淆情报监听与侦查监听增加侵犯隐私权的风险 |
| 二、反恐监听降低隐私权保障标准缺乏正当性与必要性 |
| 三、隐私权天然的开放性使反恐监听更为复杂 |
| 四、本国人与外国人不对称的隐私权保障 |
| 第四节 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平衡 |
| 一、厘清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关系 |
| 二、确定反恐监听的隐私保障原则 |
| 三、明确反恐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界限 |
| 四、确立对外国人监听的隐私权保障立法 |
| 第五节 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 |
| 一、我国反恐监听的具体规定 |
| 二、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困境 |
| 三、我国反恐监听与隐私权保障的平衡 |
| 第五章 考察结论与启示 |
| 第一节 考察结论 |
| 一、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强调授权功能 |
| 二、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的授权并未失控 |
| 第二节 启示 |
| 一、单一的执法手段无法彻底消灭恐怖主义 |
| 二、反恐国际法律框架所确立的反恐措施应遵守国际人权法 |
| 三、反恐刑事强制措施应维持安全与自由的平衡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反恐怖融资侦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目标与拟解决问题 |
| 三、研究的难点与价值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恐怖融资概述 |
| 第一节 恐怖融资需求类型 |
| 一、基于组织运营的需求的恐怖融资 |
| 二、基于直接实施恐怖活动的需求的融资 |
| 第二节 恐怖融资的主要方式 |
| 一、募集资金 |
| 二、转移资金 |
| 第三节 恐怖融资的相关政策 |
| 一、联合国反恐怖融资政策 |
| 二、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反恐怖融资政策 |
| 第二章 反恐怖融资的侦查困境 |
| 第一节 恐怖融资和洗钱犯罪机紧密勾连 |
| 一、洗钱犯罪 |
| 二、洗钱犯罪助长恐怖融资 |
| 第二节 洗钱犯罪的复杂性加大了侦查的成本 |
| 一、洗钱罪的法律规制不够完善 |
| 二、洗钱犯罪隐蔽性增强 |
| 三、跨境洗钱形势复杂严峻 |
| 第三节 恐怖资金流动的复杂性增大了侦查的难度 |
| 一、资金流动的复杂性使得恐怖融资的监管层级增加 |
| 二、金融监管面临困境 |
| 三、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使网络洗钱更为复杂 |
| 第四节 国际合作面临的困境 |
| 一、滋生恐怖主义的根源长期存在 |
| 二、滞后的国际反恐措施难以奏效 |
| 第五节 互联网的发展给侦查带来的挑战 |
| 一、隐蔽性极强的网络洗钱增加侦查难度 |
| 二、网络数据的易擦除性增加了技术侦查的工作压力 |
| 第三章 反恐怖融资的侦查策略 |
| 第一节 加强反恐怖融资侦查立法工作 |
| 一、积极响应国际组织的立法要求 |
| 二、调整国内反恐怖融资侦查立法 |
| 第二节 强化金融机构和侦查监控系统的合作 |
| 一、国际金融合作反恐 |
| 二、国际组织提供支持 |
| 三、完善跨金融机构可疑交易监测通报体系 |
| 第三节 合理运用大数据建立反恐怖融资信息分析系统 |
| 一、搭建大数据情报共享中心 |
| 二、重视反洗钱情报在侦查中的作用 |
| 三、在打击恐怖融资中的反洗钱情报分析思路 |
| 四、重视电子证据的提取与固定 |
| 结语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论文有关情况的说明 |
| 第一章 恐怖融资基础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与经济学 |
| 第二节 恐怖融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对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恐怖融资需求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恐怖袭击的直接成本 |
| 第二节 恐怖组织的运营成本 |
| 第三节 恐怖融资需求侧案例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恐怖融资供给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外部资助 |
| 第二节 自我融资 |
| 第三节 恐怖组织融资方式的多元化趋势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恐怖融资流通渠道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正规的金融系统 |
| 第二节 非正规价值转移体系 |
| 第三节 基于贸易的价值转移 |
| 第四节 虚拟货币等新兴途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二节 美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三节 英国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四节 俄罗斯的反恐怖融资体系 |
| 第五节 国际反恐怖融资体系的特征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反恐怖融资现状及问题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及恐怖融资情况 |
| 第二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发展现状 |
| 第三节 我国反恐怖融资中存在的不足与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四、创新 |
| 第一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概述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恐怖主义概念的学理争议 |
| 二、法律法规中的恐怖主义及评析 |
| 三、本文的观点 |
| 第二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概念的提出 |
| 一、非暴力恐怖活动犯罪定义的现实必要性 |
| 二、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基本内涵 |
| 第三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类型及特征 |
| 一、信息网络类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 |
| 二、经济金融类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 |
| 第二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现有规范考察 |
| 第一节 国际公约中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规范 |
| 一、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的非暴力恐怖活动犯罪 |
| 二、联合国《制止向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
| 三、金融特别工作组制定的《金融反恐特别建议》《反恐怖融资9项特别建议》 |
| 四、上海合作组织《反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
| 第二节 各国法律中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规范考察 |
| 一、美国《爱国者法》 |
| 二、英国系列反恐立法 |
| 三、德国反恐立法 |
| 四、俄罗斯《联邦反恐怖法》 |
| 第三节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 |
| 一、《反恐怖主义法》 |
| 二、《刑法》中的非暴力恐怖主义规范考察 |
| 第三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传统刑法理念与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 |
| 一、传统刑法理论之解读 |
| 二、传统刑法理论解决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之困境 |
| 第二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与敌人刑法观 |
| 一、敌人刑法观解读 |
| 二、敌人刑法观之批判与回应 |
| 三、敌人刑法作为暴力恐怖活动犯罪之理论基础的理性探讨 |
| 第三节 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与风险刑法 |
| 一、风险刑法之概念解读 |
| 二、风险刑法观的批判与回应 |
| 三、风险刑法理论之于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 |
| 第四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关键要义 |
| 第一节 法益的侵害还是规范的违反 |
| 一、法益侵害说基本内涵 |
| 二、法益的机能 |
| 三、规范违反说的基本内涵 |
| 四、二者选择之路径 |
| 第二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之本质在于法益保护 |
| 一、刑法规制犯罪的几种价值衡量 |
| 二、法益保护对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基本要求 |
| 第三节 法益保护视角下当前相关犯罪刑法规制的偏差与错位 |
| 一、区分恐怖主义犯罪与普通的刑事犯罪 |
| 二、现行刑法“恐怖活动犯罪”法益之检讨 |
| 三、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国家安全法益之确立 |
| 第四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保护法益的重新选择 |
| 一、抽象危险犯的基本问题 |
| 二、不得已原则的基本内涵 |
| 三、不得已原则与非暴力恐怖主义犯罪 |
| 四、协调的路径 |
| 第五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 |
| 第一节 我国现有刑事反恐法律体系 |
| 一、我国反恐立法之演进 |
| 二、我国反恐怖主义刑事立法特征 |
| 第二节 现有反恐法律之间衔接的缺陷 |
| 一、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的衔接出现错位 |
| 二、《反恐怖主义法》与《刑法》的法律术语不协调 |
| 三、专门概念模糊不清 |
| 第三节 我国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立法模式及罪名体系的缺陷 |
| 一、立法模式缺乏系统性 |
| 二、罪名设置不够严密 |
| 第四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罚配置的缺陷 |
| 一、缺乏刑法总则的衔接 |
| 二、刑罚配置不合理 |
| 第六章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规制体系的构建 |
| 第一节 传统刑事立法基本理念之坚守 |
| 一、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人权保护理念的坚守 |
| 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的坚守 |
| 第二节 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罪名体系的格局设计 |
| 一、规范反恐刑法体系中的专门术语 |
| 二、刑法规制模式的选择 |
| 三、增加非暴力型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 |
| 四、调整刑罚配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论我国刑法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困境与出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选题背景和研究价值 |
| 文献综述 |
| 研究方法 |
| 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立法演进与发展 |
| 第一节 金融机构反洗钱概述 |
| 一、金融机构反洗钱的概念与地位 |
| 二、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刑事机能与实现 |
| 第二节 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立法的国际背景 |
| 一、刑法典第191条、312条、349条来源于联合国三大公约 |
| 二、《反洗钱法》立足于FATF《40+9项建议》 |
| 三、其他反洗钱法规参考艾格蒙特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相关法律文件 |
| 第三节 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立法的现状与发展 |
| 一、以我国刑法典第191条洗钱罪为规制中心 |
| 二、以相关法律法规辅助刑法发挥作用 |
| 三、我国金融机构反洗钱立法的发展趋势 |
| 第二章 我国刑法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困境检视 |
| 第一节 立法困境一:洗钱罪设置局限 |
| 一、洗钱罪犯罪构成缺位:过失犯、不作为犯有待补充 |
| 二、洗钱罪罪名体系模糊:第191条、312条、349条关系有待明确 |
| 三、金融机构反洗钱事前预防机能发挥不利 |
| 第二节 立法困境二:行政法与刑法衔接不当 |
| 一、行政法与刑法衔接不当的征表:空白罪状缺失 |
| 二、金融机构反洗钱渎职的国际制裁问题凸显 |
| 第三节 立法困境三:国际立法国内法化不充分 |
| 一、国际立法国内法化不充分的征表:反洗钱追赃立法滞后 |
| 二、金融机构反洗钱境外追赃受阻 |
| 第四节 立法困境引发的司法问题 |
| 一、金融机构反洗钱司法合作不成熟 |
| 二、金融机构反洗钱司法协助不顺畅 |
| 三、金融机构反洗钱渎职处罚不到位 |
| 第三章 我国刑法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困境的“帕累托最优”解释 |
| 第一节 运用“帕累托最优”解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一、“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与运用 |
| 二、必要性:多元法益保护导致违法性评价范围扩张 |
| 三、可能性:主体性质变化导致尽职责任性质嬗变 |
| 四、多元法益、主体质变导致立法司法成本再分配 |
| 第二节 立法困境的“帕累托最优”解释 |
| 一、“帕累托最优”评价内容:直接、间接立法成本 |
| 二、直接立法成本分布不平衡造成立法困境一 |
| 三、直接立法成本设置不灵活造成立法困境二 |
| 四、间接立法成本控制不适当造成立法困境三 |
| 第三节 立法困境引发司法问题的“帕累托最优”解释 |
| 一、金融机构反洗钱刑事司法成本支出领域 |
| 二、金融机构反洗钱刑事司法成本支出过高 |
| 第四章 域外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经验与启示 |
| 第一节 域外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模式梳理 |
| 一、综合性规制模式 |
| 二、双向规制模式 |
| 三、专项罪名规制模式 |
| 四、弱化故意要素规制模式 |
| 第二节 域外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立法经验启示 |
| 一、立法模式多样化 |
| 二、法益保护多元化 |
| 三、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有机结合 |
| 四、渎职行为刑责化明显 |
| 第三节 域外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司法经验启示 |
| 一、强化金融机构反洗钱司法合作 |
| 二、注重金融机构反洗钱司法协助 |
| 三、严惩金融机构反洗钱渎职行为 |
| 第五章 我国刑法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以洗钱罪罪名体系为切入点 |
| 一、洗钱罪罪名体系:“大小”洗钱罪 |
| 二、以洗钱罪罪名体系为切入点的依据 |
| 第二节 “小洗钱罪”第191条的完善 |
| 一、完善前提:洗钱罪犯罪构成与量刑的微调 |
| 二、完善路径:“行刑”衔接与国际立法国内法化 |
| 三、完善原则:用尽前置立法与行业自律彰显刑法谦抑品质 |
| 四、完善内容:引入过失洗钱罪与反洗钱情报不申报罪 |
| 第三节 “大洗钱罪”的完善:第191条、312条、349条梳理与适用 |
| 一、三者溯源与关系述评 |
| 二、三者重新设置与适用 |
| 第四节 司法对立法完善的回应 |
| 一、建立金融机构反洗钱跨国司法合作通道 |
| 二、推进金融机构反洗钱跨机构司法协助 |
| 三、引入金融机构反洗钱渎职分级处罚原则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四、控制洗钱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法律实践与我国的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数字货币的反洗钱国际监管法律问题研究[D]. 叶磊. 西北大学, 2021
- [2]中国与土耳其反恐合作研究[D]. 王一帆.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1(12)
- [3]论美国次级制裁的法律机理[D]. 陈德露.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4]我国刑法修正案研究[D]. 汤君.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5]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D]. 张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6]国际人权法视域下反恐刑事强制措施研究[D]. 陈彦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7]反恐怖融资侦查制度研究[D]. 颜俊杰.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8]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恐怖融资与反恐怖融资研究[D]. 刘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9]非暴力型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D]. 张瑜.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论我国刑法规制金融机构反洗钱的困境与出路[D]. 杨猛. 吉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