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地区军民春节联欢晚会招标“变脸”(论文文献综述)
肖赛玥[1](2021)在《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文中认为考察典型单位制元素的生成与发展历程是单位制变迁研究持续关注的核心议题。在传统单位制社会,职工群众以“单位人”的身份工作、生活在各个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组织开展的文艺活动是职工业余文化生活的主要形式,加之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需要借助文艺形式向职工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和生产动员,“单位文艺”成为单位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在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单位制面临着转型或消解的趋势,与单位组织相依存的“单位文艺”同样面临命运抉择。单位制变迁的总体趋向是为适应社会发展逐步褪去单位组织的社会服务属性,回归以生产为主的企业属性,学界称之为“单位去社会化”。依据这一演变逻辑,文艺作为非生产、管理属性的元素,似乎难以摆脱被剔除的命运。然而,笔者通过实证考察发现文艺在当下的单位组织中仍有其发挥价值的空间。据此,本研究以在单位制变迁进程中依旧保留传统单位制组织形态的大型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将“单位文艺”作为单位制变迁历程中,单位组织内部的保留性元素加以考察。通过不同历史时期“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功能变迁历程的探究,解析单位制变迁背景下单位组织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所进行的积极探索。受研究对象的历时性和复杂性因素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质性研究方法,以S市112厂为研究个案,对112厂“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历程展开实证考察。研究对“单位文艺”价值的考量是围绕“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展开的,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先是从历史维度对“单位文艺”的缘起与生成进行溯源,为“单位文艺”工具化属性的形成探寻历史源流;其次以“单位文艺”生成的历史轨迹作为逻辑主线展开研究。遵循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依据“单位文艺”的生成历程与功能预设、功能实现、功能延展和功能转向的对应关系,将“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嵌入到“单位文艺”的生成与发展的时间序列之中。从不同历史时期的“单位文艺”的艺术图景中探究“单位文艺”如何助力单位组织实现动员机制的有效实施;再次是结合“单位人”对“单位文艺”的记忆表达和功能认知,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基于文艺是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的特性,笔者引入时间维度从即时性、阶段性和积累性三个层次探讨“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并着重从积累性实效层面考察“单位文艺”对“单位意识”形塑起到的正向作用。研究结尾,笔者尝试运用本土实践经验与经典理论进行对话。借鉴布尔迪厄的文艺生成理论对“单位文艺”的生成结构中“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依据文艺生成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探究“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时代推动因素。本研究将“单位文艺人”视为“文艺生产场”中的行动者,通过分析“单位文艺人”的“习性”的产生,以及“习性”对“单位文艺人”的行动的影响,探讨“单位文艺人”作为行动者在“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将“单位文艺”定位为单位体系中,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的协作要素。研究发现:(1)“单位文艺”的功能定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艺的价值禀赋一脉相承。在历次朝代更迭、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文艺在思想启蒙、教化民众方面发挥的功能促使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形成了一种价值认同与文化自觉。一方面是对文艺的工具属性的价值认同。能够发挥政治服务、社会服务功能的文艺形态往往比纯粹的审美性的文艺形态更被推崇。政治精英把文教当作统治中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文化精英则将文教当作一种应然的使命。另一方面是形成文化自觉。中国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善于汲取国内外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情境中的文艺工作经验,逐步构建出具有本土特色的文艺生成结构和运行逻辑。上述两点共识不仅是推进“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的历史动因,也是中国文艺价值史观中亘古未变的核心命题。(2)从“文艺生产场”的场域结构来看,“文艺场域”与“权力场域”之间的结构依附关系促使“单位文艺”从生成伊始便走向组织化、制度化的文艺运行轨道。对资源与秩序具有绝对支配和管理权的权力主体从官方角度对“单位文艺”的功能建构过程进行把控,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单位文艺”的思想宣传、文化教育、生产动员等诸项功能的有效实施。“文艺场域”中“单位文艺人”作为能动的行动者,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导向的内化与再生产促进“单位文艺”的功能识别,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意识形态导向的“过滤”和“化解”,形成“去功能化”的“单位文艺”记忆表达。(3)“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是随着时间的累积而逐渐呈现的。依据“单位文艺”发挥实效的时间长短可分为即时性实效、阶段性实效和积累性实效三个层次。研究发现,“单位文艺”对形塑“单位意识”中的积极要素具有正向作用。随着时间的积淀,以“单位意识”形塑为典型实效的积累性实效是单位制变迁进程中,“单位文艺”能够成为从传统单位制时期过渡到后单位制时期的保留元素的核心价值所在。组织架构和管理体制的调整促使以组织空间为单位共同体依存形式的共同体格局趋向松动或瓦解,而思想意识层面的精神共同体依旧存在,集体主义荣辱观与使命感等积极“单位意识”不仅是传统单位制时期的宝贵财富,在新时期同样具有重塑国企单位组织社会价值的现实意义。
刘佳宁[2](2020)在《《正大综艺》三十年发展与改版研究》文中指出
郭常顺[3](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提出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刘佳云[4](2016)在《傣族社会的文化记忆:德宏傣剧的艺术人类学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傣剧是在傣族民间文化土壤中滋养,在汉文化的影响中催生、成长、发展成熟的戏曲剧种,秉承着中国传统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艺术特征,凝聚着傣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民间文学、民间美术等艺术形式的精华,主要流传于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相邻的保山市及我国邻邦缅甸部分傣族村寨也有傣剧活动。在漫长的生成过程中,傣剧逐渐形成了以说傣话、唱傣歌、跳傣舞等独特表现手法来演绎傣族故事、反映傣家生活、塑造傣族人物形象的独具艺术风格和民族特征的综合性艺术形式,成为我国戏曲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绚丽奇葩;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记忆载体,傣剧以一种动态的方式,记载、传承着傣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成为傣族民间乃至盛大活动中的重要仪式内容和民间娱乐活动,也成为德宏傣族文化的重要标志和符号。2006年,傣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本研究主要基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视角,以文化记忆主线,考察和描述云南傣剧生成语境、历史源流及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变迁过程以及变迁产生的历史动因;以充分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以傣民族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傣剧产生的自然及历史文化空间为背景,以社会记忆涉及的主要内容:为何记忆、如何记忆、记忆什么、记忆的延续为主线,分析不同历史语境中话语力量的影响与作用,以及现代语境中傣剧生存与发展的文化空间。从文化变迁、社会记忆与文化认同的角度,阐释了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德宏傣剧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分析当下傣剧传承与发展的多维语境与发展空间,探讨傣剧的传承方式与传承路径。全文包括绪论、正文与结语三大部分,其中一至五章是论文的主体部分。导论:该部分主要陈述论文选题缘由,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通过对相关学科理论背景和现有研究成果与动态的梳理分析,提出了本论文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第一章:“记忆载体的生成——德宏傣剧产生的自然、历史及社会文化空间”。本章主要对傣剧产生的地理空间、历史文化、社会文化三个空间维度进行考察。试图通过傣剧形成、发展的自然地理、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从历时性方面厘清傣剧形成、发展、变迁的脉络。第二章:“如何记忆——作为傣族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本章主要从共时性方面,通过傣剧与傣族文化、傣族文化与傣剧、傣族社会中的傣剧等各要素关系的梳理,重点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对象——德宏傣剧作为戏剧本体的相关内容亦即综合性记忆载体的构成要素:文本形式、唱腔、表演形态及表演内容(包括剧目、题材、题材来源及移植题材)、表演组织与傣剧表演艺术的特点,分析不同时空中傣剧与傣族社会文化融合、交流、互动的关系及傣剧在傣族社会中的功能;以区别于其他记忆载体。第三章:“如何记忆——傣族集体记忆的建构”。本章主要是笔者参与实地调研的田野考察记录,主要从傣族民间重要节日——春节、泼水节、仪式中的傣剧展演形态及观众与傣剧关系三方面着手,通过对不同场景中描述傣剧记忆场景的构建和具体的傣剧展演形态描述,探讨傣剧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史信息,以及傣剧与当地民众生活的关系;着重说明傣剧“如何记忆”“记忆什么”以及观众对傣剧的认知度及参与情况。第四章:“傣剧的变迁与记忆的重建——从民间艺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章描述傣剧从建国初期到“文革”时期、从改革开放和“非遗”身份确立的变迁历程,旨在通过对傣剧在不同历史阶段变化轨迹的描述,通过对仅存的两个国有傣剧艺术团体的个案分析,着重说明不同时期国家主流话语、现代话语对族群艺术的影响,以及傣剧作为传统艺术形式的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第五章:“记忆的延续——傣剧传承与发展的多元文化空间”。本章主要通过对当下傣剧传承与发展的多维语境、云南当下社会发展环境的分析,探讨傣剧发展空间;通过傣剧传承与发展过程中面临困境的系统分析,探讨傣剧在当今时代背景与多元语境中的传承方式与传承路径。结语部分主要对文中说提及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梳理及回答,强调傣剧作为德宏傣族社会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在形成、发展与变迁的历程中所承载的特殊价值和意义,通过对其传承与发展路径的探析,引发的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少数民族戏曲类艺术形态保护的思索。
赵娅军[5](2016)在《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研究》文中提出麦克卢汉在20世纪曾预言地球将会是一个村落,到今天已然成为现实。全球的紧密联系不单体现为物质商品的交换,而且更体现为信息的快速传播,在数字技术极其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速度前所未见。电视作为一种影像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当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文化交流看似没有直接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目的,但是一个国家在文化交流当中的独特身份和地位却潜在地影响着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利益。在今天,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消费不是简单的对物品的使用价值的消耗,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也是符号的占有和接受,因此文化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几乎不容置疑。美国学者在上世纪晚期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便道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前所未有的紧密关系,及对别国的文化扩展将带来无法估量的经济和政治的利益。当电视这种媒介依靠数字技术而变得无所不在时,文化的扩展就轻而易举,人们不需要把物质产品运输到另一个地方,而只需要将影像复制传输,一个地方的人群就可以了解到别样的文化。所以,电视对于文化交流居功至伟。在21世纪没有哪个发达国家不是竭力树立自身文化形象,尽可能发挥文化的影响力,显然发展中国家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它们首先面临的是发达国家文化产品的入侵或殖民,民众甚至会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感到羞愧和怀疑而试图彻底抛弃,这又连带导致经济和政治陷入被动。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也被裹挟着带入全球文化交融的漩涡之中,中国人广开文化大门欢迎四方来客,这种开放的心态本来无可厚非,因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历史就是不断吸纳外来文化的过程。然而由于近代中国在经济上的落后使得中国人在文化上也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了不自信,总是不由自主地向西方看齐。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中国电视同样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节目形式上模仿西方、购买版权,直接舶来西方的电视节目;在内容上回避中国社会存在诸多问题的现实,而将镜头对准了大都市男女活色生香的精彩生活。加之大众文化以铺天盖地之势呼啸而来,为了追求收视率,精英向大众投降,深刻向肤浅缴械、责任向娱乐让步,中国电视上出现了大量思想浅薄、内容匮乏、娱乐至上的三俗节目,电视的舆论监督、思想教化的功能完全被忽视,致使很多有识之士认为电视仅是无聊的人打发时光的工具而很少打开电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电视逐步丧失了自己独立的身份,在全球的平台上找不到自己立足的位置。进入21世纪以来,权利核心层和主流意识形态对“文化软实力”日渐重视,将文化繁荣提升到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中国电视界开始了对自身文化及建构路径进行回顾整理和摸索探寻。于是一批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电视节目在屏幕上出现,涌现出以《百家讲坛》、《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传承者》为代表的以传统文化为主要符号的电视栏目;以《康熙大帝》、《闯关东》、《大秦帝国》等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思想的电视剧;以央视全息山水景观晚会——央视中秋晚会等为代表的电视综艺晚会。这些电视节目分别从内容、思想、美学诸方面进行了中国电视“民族性”的有益探索,使中国电视人看到了中国电视身份构建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本文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现实问题出发,通过对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电视结合的必然性考量,在分析电视媒介环境的基础上,对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身份建构的途径进行了细致分析。全文共分为五章对“传统文化参与建构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路径”问题进行了论述。第一章重点分析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电视结合的必然性与可行性。一方面,中国电视要建构自身的独立文化身份必须向传统文化寻找资源支持,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保持民族性的支柱,是建构“想象共同体”的必然之选。另一方面,传统文化赖以存在的土壤和生态环境在今天受到冲击,生存空间被挤压,传统文化被迫只能改变自己的传承方式,电视作为目前拥有最多受众的大众媒体拥有巨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对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这为传统文化参与电视身份建构提供了可能。所以无论从电视角度看,还是从传统文化角度出发,二者的结合都实属必然。第二章从媒介环境入手,对中国电视的宏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电视本身的微观环境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当前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发展的政治环境、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在电视身份建构方面的高度契合的文化环境、电视产业化快速发展、技术的成熟与完善等都为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身份建构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然而不容乐观的是,从微观层面看,中国电视还存在着过度依靠版权引进、原创节目稀缺、电视娱乐化倾向明显等问题。宏观有利的环境背景与微观上不尽如人意的电视表现使得中国电视身份建构越发显得必须与紧迫。第三章以电视在21世纪以来出现的、以优秀传统文化中可直接呈现的内容为节目主体的电视栏目为载体,重点分析了:使文化走下神坛的《百家讲坛》、开启益智新风尚的《汉字英雄》等、民间文化守望者《传承者》等栏目,对传统文化参与电视文化身份的内容建构路径进行了探析,并指出内容建构是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基础。第四章通过对多部优秀电视剧的分析,总结出21世纪以来电视剧对传统文化中爱国主义、刚健自强、人伦和谐等优秀思想的传承方式,同时也对传统文化在电视剧呈现过程中突出的粗制滥造、格调低下问题,价值扭曲、导向错误问题,伦理失范等问题做了较详尽的分析。通过近20年来电视剧在传播传统文化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传统文化参与电视的思想建构途径进行了论述,并指出思想建构是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核心。第五章以央视中秋晚会和北京奥运会的电视直播为对象,通过晚会地点的选择、精湛的舞台设计、中国风格晚会编排的分析,对央视秋晚的全息山水景观晚会的美学创新进行了论述;通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蕴含的传统美学思想、诗乐舞画结合的传统美学意象、传统美学的现代技术表达的分析,对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央视直播的美学建构进行了论述。最后总结中国电视美学身份的建构必须依靠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具体路径之所在,并指出美学建构是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关键。通过对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构建的路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从内容层面、思想层面还是美学层面,传统文化都可以为中国电视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提供重要元素。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塑造形成的中国电视的崭新身份一定可以具有自己的独立性与标识性,从而在世界舞台上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王安[6](2015)在《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明朝之前,残疾军人保障的标准不明晰,残疾没有轻重之分,待遇没有高下之别。明代的残疾军人保障有了初步的分类,体现出一定的差别。清朝前期对残疾军人的保障,主要依据其自身的残疾轻重程度和是否立有战功来给予相应的待遇;晚清时期,虽然新旧规章共存并行,但是军人的残疾等级有了较为明晰的划分,残疾鉴定更加科学,残疾军人的长期生活也受到了重视。中国传统社会原本就存在针对残疾人的积极救助措施,晚清国门开放,这些积极救助措施也开始转型,由单纯地学习技艺,转向以特殊教育为手段,激发残疾人的潜能,提高其能力。这些都可以在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制度和实践中寻找到踪迹。同时代的欧美各国通过物质补偿、康复就业、权利保障来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和合法权益。这些国家保障残疾军人的实践向民国政府和国人展示了新的保障理念和保障措施。政府和国人均表现出了仿效的愿望。优抚和安置是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优抚既包括物质层面的抚恤,又包括精神层面的优待。抚恤方面,管理机关分层设科,各有职掌;评残范围逐步扩大,待遇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军衔,残疾程度居于次要地位,虽然恤金标准多次提高,但与日渐高涨的物价相比,依旧是杯水车薪,士兵靠抚恤金,根本无法维持生存;在实际的抚恤过程中,虽然相关手续逐渐规范,但是微薄的抚恤金常常被拖欠、克扣。优待方面,残疾军人的功绩获得了表彰,政府与社会团体经常对残疾军人进行慰问、犒劳,残疾军人及其家属还可以获得费用减免等优惠待遇。这些措施虽然起到了一定精神慰藉、激励士气的作用,却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收容教养与就业安置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重要举措。国民政府设立教养院为残疾军人提供衣食住所,对他们开展教育,灌输政治理念,传授文化知识,培养劳动技能,并管束其行为。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就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组织残疾军人集体进行生产活动;第二,鼓励残疾军人分散就业。安置残疾军人就业的活动,开始于全面抗战之前,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设立机构,出台法规,建构了残疾军人就业安置制度。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在抗战期间于国统区内全面推行开来,由于各种原因,抗战胜利之后,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逐渐陷入困境之中。国民政府安置残疾军人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国统区的残疾军人安置工作得到了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舆论给予残疾军人安置工作高度关注,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安置残疾军人,不仅是满足残疾军人的个人需要,也是政府的责任和社会的义务,更是坚持抗战乃至建设国家的必然要求;并探讨了安置的具体途径,如提升素质、集体安置等。全面抗战之前,社会团体对残疾军人的救助活动就已经存在。全面抗战期间,社会团体中出现了以残疾军人为服务对象的专业团体。这些社会团体开展职业培训,介绍工作岗位,设立安置社区,为安置残疾军人做出了重要贡献。残疾军人也自发组建了互助团体,为群体谋福利。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为依托,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对人民军队中的残疾军人实行社会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军队系统与政府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集抚恤、优待、疗养、安置为一体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体系。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将优抚与安置紧密结合,引导残疾军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自足。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将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工作与革命斗争的需要相结合,号召残疾军人继续为革命服务。各解放区开办荣誉军人学校,提高残疾军人的政治觉悟,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对于有工作能力的残疾军人,军政部门则量才使用,分配适当工作。对于身处后方的残疾军人,各解放区则鼓励他们努力发展生产,在改善生活的同时厉行节约,尽力支援前线。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性质上已由皇权恩赐转变为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政府、社会团体、民众均参与其中。保障的目标由满足基本生存需要提升为实现自我价值。保障措施也由单一向多元转化。与同时代的欧美国家相比,民国时期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在保障水平和保障标准方面还存在着差距。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成效明显优于国统区。这与两党的动员能力、组织能量、政治风气及政策执行力有密切关系。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历史轨迹为今天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推行和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鲍红志[7](2015)在《楚生》文中研究指明我说楚生是楚剧大师,楚生自嘲道:现在都变成了"哭丧"师!楚剧是从武汉周边农村的黄孝花鼓戏演变而来。"悲迓腔"是楚剧最具代表性的唱腔。喜欢"悲迓腔"的,视它为艺术。排斥"悲迓腔"的,喻它为"哭丧"。引子文明的起源,从来离不开水。长江、汉江在汉口的集家嘴汇合,把武汉隔成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站在集家嘴面对
殷允岭[8](2014)在《“雪龙号”纪实(二)》文中指出六、百年之梦在圣贤云集的东方——泱泱大中国,早就出现过"飞天"的梦想,牛郎织女,早做了先遣。《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先生,更是一个筋斗打到了南天之柱,以小解做了记号。虽然那事件之诠释矮化了悟空,将天柱讲为佛之一指,那也不过是作家弘扬佛教,尊崇佛法无边、法眼通天、天下之大,莫非佛土之哲学阐解。龙磐虎踞,傲视四方,大唐东土,难免有悟
苏超[9](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指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陈璐[10](2012)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争夺与共享 ——一种历史过程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从1983年诞生以来,在国家、媒体、企业和受众历经三十年的角力与协作下发生数次意义的变迁。本文选择了中观的历史过程考察和微观的文本研究结合的方式,将研究对象置于比较宽广的理论空间和现实背景之内,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其生产流通过程中各种关系的勾连、互动及其对传播进程及结果的影响,避免了以往研究中将春节联欢晚会视为静态的文本的片面性。基于上述的思路,本文以历史演进的时间顺序为经,以各方力量在春晚传播中的角逐和协作为纬,设置了明暗交织的两条线索。本文将春晚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83年-1997年,1998年-2010年,2010年春晚结束后至2012年,分别对应正文的三个章节。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二章从年节庆典的基本内涵入手,考察1983-1997年之间的春晚,揭示此阶段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节日仪式注入加强团结、凝聚人心等政治意义,从而使春晚逐渐演变成为国家主导的年节庆典。此外,本章也发现了此时媒体在完成政治使命之余的市场探索行为,不过这些市场观念及实践对春晚的深远影响并未立刻显现。第三章针对晚会在1998-2010年的生产流通进行了集中探讨。在权力与市场两种导向的协作与牵制的过程中,国家、媒体和企业也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关系,首先,国家主导的局面继续维持;其次,三者也在局部展开协作,各取所需。其结果是,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晚会在多重力量的推动之下,逐渐从国家主导的年节仪式过渡为政治与消费的杂糅体,成为国家为主、媒体和企业共享话语权的场域。这一新的仪式景观日益将受众视为规训和贩卖的对象,而非节日的平等参与者,因而逐渐引发传-受矛盾的外显。第四章以2010年春晚结束为起点,将研究的重点置于受众对春晚的对抗和解构的大范围扩散,及其对意义生产阶段所起到的反作用。虽然这种反作用所起到的制约尚不足以和自上至下的宰制力量形成对等,但是它冲击了持续多年的不对等的传-受关系以及传播格局。受此影响,国家和媒体进行了诸多调整举措,一方面积极收编受众以平息矛盾,另一方面则改头换面维持对晚会的控制,不同力量对晚会的争夺与共享呈现出新的面貌。最后为本文的结论。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春节联欢晚会的嬗变呈现出三个特征:文化形态从偶然、单一发展为常态化、复合的传播活动集群,权力关系从支配方式向交互方式过渡,价值呈现从一元向多元转型。三个特征由外而内,互相映照,既彰显了春晚三十载历史流变的特征、规律,又折射了当代中国新闻传播行业的共同发展轨迹。
二、广州地区军民春节联欢晚会招标“变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广州地区军民春节联欢晚会招标“变脸”(论文提纲范文)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第1章 绪论 |
1.1 研究缘起与问题提出 |
1.1.1 研究缘起 |
1.1.2 问题提出 |
1.2 文献综述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1.2.3 研究述评 |
1.3 概念界定 |
1.3.1 单位文艺 |
1.3.2 单位文艺组织 |
1.3.3 单位文艺人 |
1.4 理论基础 |
1.4.1 结构功能主义 |
1.4.2 艺术场域理论与文艺生成理论 |
1.5 研究设计 |
1.5.1 研究对象 |
1.5.2 研究方法 |
1.5.3 田野过程介绍 |
1.6 研究框架与篇章结构 |
1.6.1 研究框架 |
1.6.2 篇章结构 |
1.6.3 阶段划分依据 |
1.7 研究意义 |
1.7.1 理论意义 |
1.7.2 现实意义 |
第2章 “单位文艺”溯源 |
2.1 中国传统文教思想与文艺社会功能说 |
2.1.1 为治世而兴诗教 |
2.1.2 “文以载道”理念的形成与沿用 |
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思想的传承与文艺使命的延展 |
2.2.1 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化人” |
2.2.2 文艺跃升为革命战斗的武器 |
2.3 苏联模式中的文艺工作经验 |
2.3.1 文艺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
2.3.2 开辟工人阶级的学校和乐园 |
2.3.3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土化探索 |
小结 |
第3 章 生成期:“单位文艺”的早期萌生 |
3.1 “单位文艺”早期生成的历史语境 |
3.1.1 “单位文艺”形成的宏观社会语境 |
3.1.2 “单位文艺”形成的地域环境 |
3.2 “单位文艺”的生成动因与功能预期 |
3.2.1 国家层面:价值理念的形塑与传播工具 |
3.2.2 单位层面:助力单位组织动员机制有效实施 |
3.2.3 个人层面:满足多元精神文化诉求的主要路径 |
3.3 “单位文艺”的早期文艺景观与功能实现 |
3.3.1 爱国主义教育与爱国情感抒发 |
3.3.2 弘扬集体主义劳动精神 |
3.4 “单位文艺组织”的早期雏形 |
3.4.1 “自发原生型”业余文艺团体 |
3.4.2 “路径依赖型”业余文艺团体 |
3.4.3 “模式借鉴型”文艺活动阵地 |
3.4.4 “辅助拓展型”文艺活动空间 |
小结 |
第4 章 过渡期:“单位文艺”的震荡式过渡 |
4.1 过渡期的“别样文艺景观” |
4.1.1 “大跃进”时期的“文艺跃进” |
4.1.2 “文革”时期的“模式化”文艺生产 |
4.1.3 绑缚“政治胞衣”的“单位文艺” |
4.2 过渡期的常态化“单位文艺”实践 |
4.2.1 “单位文艺”的检阅与提升 |
4.2.2 文化主管部门与权威大众媒体联合树立舆论导向 |
4.2.3 单位组织自有媒体助力“单位文艺”的传播与推广 |
4.3 功能预设与功能实效的偏差 |
4.3.1 不同利益主体对“单位文艺”的功能预期的博弈 |
4.3.2 个体对功能实效的感知与内化的偏差 |
小结 |
第5 章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蓬勃发展盛景 |
5.1 改革开放初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新契机 |
5.1.1 文艺政策制度调整 |
5.1.2 单位组织体制变革 |
5.2 成长期:“单位文艺”的发展态势 |
5.2.1 文艺活动常态化与文艺形态多样化 |
5.2.2 文艺活动组织规模日趋扩大 |
5.2.3 发挥“典型单位制”区域的引领与示范作用 |
5.3 “单位文艺”的功能延展:单位组织文化的系统构筑 |
5.3.1 自制影视剧——单位组织文化的影像呈现 |
5.3.2 厂歌、厂旗和厂徽——单位组织文化的识别符号 |
5.3.3 厂庆文艺活动——单位组织历史的文艺呈现 |
5.3.4 文艺公关——维系单位组织公共关系的纽带 |
小结 |
第6章 转型与发展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挑战与自我调适 |
6.1 转型期“单位文艺”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
6.1.1 国企单位组织的角色转换 |
6.1.2 代际更迭导致“单位文艺组织”的凝聚力下降 |
6.1.3 文化多元化与“单位文艺”的效用困境 |
6.2 多元功能诉求促成“单位文艺”的功能转向 |
6.2.1 国家层面:重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 |
6.2.2 单位层面:“内聚外展”双向驱利力下的功能延展 |
6.2.3 个人层面:搭建情感融入与情感记忆的桥梁 |
6.3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与功能的演变进路 |
6.3.1 “单位文艺”的自我调适 |
6.3.2 “单位文艺”功能的演变进路 |
小结 |
第7章 “单位文艺”的评价 |
7.1 “单位文艺”的民间记忆与功能解读 |
7.1.1 “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7.1.2 “非单位文艺人”对“单位文艺”的功能解读 |
7.2 引入时间维度解析“单位文艺”的功能实效 |
7.2.1 即时性实效 |
7.2.2 阶段性实效 |
7.2.3 积累性实效 |
7.3 “单位文艺”与“单位意识”的形塑 |
7.3.1 “单位意识”的内涵与形塑过程 |
7.3.2 “单位文艺”的运行特质 |
7.3.3 “单位文艺”的形塑策略 |
小结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8.1 “文艺生产场”的运行逻辑与“单位文艺”的功能变迁 |
8.1.1 结构的附属:“权力场域”中的“单位文艺” |
8.1.2 “文艺场域”的内部结构 |
8.1.3 作为行动者的“单位文艺人” |
8.2 “单位文艺”的未来发展趋向 |
8.2.1 “单位文艺”的“回潮”现象 |
8.2.2 “单位文艺”发展的合理性与持续性 |
8.2.3 “单位文艺”发展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8.3 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参考文献 |
附录 |
附录1:单位文艺爱好者访谈提纲 |
附录2:单位文艺管理人员的访谈提纲 |
附录3: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
在读博士期间学术研究成果 |
致谢 |
(3)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前后的湖北概况 |
一、鄂西国统区的形成与巩固 |
二、湖北境内中共力量的增长 |
三、沦陷区的百废待兴 |
四、胜利前夕的湖北军事态势 |
小结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
一、国军挺进沦陷区与日伪军换防 |
二、湖北党政军等机构的陆续“还治” |
三、对日俘与日侨的遣返与处置 |
四、对日伪财产与公产的接收与处理 |
小结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上) |
一、对敌后迁回军民的安置与优抚 |
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 |
三、西迁学校及企业的复校与复业 |
四、一系列社团组织的恢复 |
五、卫生与防疫工作的开展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下) |
一、财政与粮政问题的解决 |
二、工农业、水利与交通的恢复与发展 |
三、邮政与通信网络的构建 |
四、教育领域的恢复工作 |
五、新市政规划的出台与实施 |
小结 |
第五章 湖北收复区接收与重建之评估 |
一、接收与重建之成效评估 |
二、成效不显着之肇因所在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4)傣族社会的文化记忆:德宏傣剧的艺术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第一节 研究选题与对象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对象与范围 |
第二节 理论背景和研究方法 |
一、关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与文化记忆的理论背景 |
二、研究视角 |
三、研究方法 |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综述 |
一、关于戏曲的研究 |
二、我国关于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研究 |
第一章 记忆载体的生成——傣剧产生的自然地理及其人文背景 |
第一节 傣剧形成的自然地理空间 |
一、德宏的文化地理空间 |
二、德宏傣剧的流布区域 |
第二节 傣剧产生的人文背景 |
一、德宏傣族及其历史概述 |
二、傣剧与傣族文化 |
第三节 傣剧产生的社会环境 |
一、明清时期德宏地区傣族的社会经济状况 |
二、明清时期德宏地区的戏曲活动 |
三、汉文化的浸润与汉傣文化的交融 |
四、傣族社会精英阶层的推动与傣剧的形成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傣剧——作为傣族文化记忆的特殊载体 |
第一节 记忆载体——傣剧艺术形式中的傣族文化 |
一、傣剧的语言 |
二、傣剧的唱腔 |
三、傣剧的表演 |
第二节 傣剧表现内容中的文化记忆 |
一、傣剧剧目 |
二、傣剧剧目中的文化记忆 |
第三节 记忆载体的承载组织 |
一、傣剧民间戏班 |
二、傣剧专业院团 |
第四节 傣剧表演场所与记忆场 |
一、从村场坐唱到舞台表演 |
二、演剧现场与观众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如何记忆——傣族社会集体记忆的建构 |
第一节 民间节庆活动中的傣剧 |
一、“出洼”节中的傣剧活动 |
二、春节期间的傣剧活动 |
第二节 传统庆典仪式中的傣剧 |
一、新城“芒朗之乡”的泼水欢歌 |
二、傣剧发源地——盈江泼水节庆典中的傣剧表演 |
三、黎明之城——州府芒市的“国际泼水节狂欢节” |
第三节 如何记忆和记忆什么——节日庆典仪式与傣剧 |
一、庆典仪式与族群记忆的建构 |
二、傣剧在仪式中的象征意义 |
三、傣剧《刀安仁》——英雄形象的塑造与族群记忆的结晶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傣剧的变迁与记忆的重建——从族群艺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
第一节 傣剧的变迁与身份的确立 |
一、傣剧的民族化与剧种身份的确立 |
二、从民间剧团到国有专业剧团的转变 |
第二节 记忆的重构:政府主导下的“非遗保护” |
一、入列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
二、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傣剧保护 |
第三节 傣剧艺术的多元文化价值 |
一、傣剧艺术的文化认同与凝聚价值 |
二、傣剧艺术的历史文化价值 |
三、傣剧艺术的审美娱乐价值 |
四、傣剧艺术的教育价值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记忆的延续——傣剧传承与发展的多元文化空间 |
第一节 傣剧传承与发展的多维语境 |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傣剧 |
二、现代化语境中的傣剧 |
三、多维语境中的傣剧 |
第二节 傣剧的传承实践与现实困境 |
一、傣剧的传承实践 |
二、傣剧生存的时代困境 |
第三节 傣剧传承与发展的路径探索 |
一、构建保护传承体系,营造良好文化生态 |
二、增强文化认同,推动创新发展 |
本章小结 |
结语 |
附录 |
附一: 傣剧专业演出团体情况表 |
附二: 傣剧业余演出团体情况表 |
参考文献 |
(一) 专着 |
(二) 期刊论文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致谢 |
(5)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导论 |
一、问题的提出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第一章 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必然性分析 |
第一节 传统文化 |
一、文化 |
二、传统文化 |
第二节 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寻求传统文化的必然 |
一、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发展的资源库 |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保持民族性的支柱 |
三、传统文化是中国电视建构“想象共同体”的必然之选 |
第三节 传统文化建构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可行性分析 |
一、传统文化传承方式被动改变 |
二、电视的特殊属性为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 |
三、电视媒介与传统文化的美学共通性 |
第二章 传统文化参与建构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环境分析 |
第一节 宏观环境分析 |
一、政治环境 |
二、经济环境 |
三、文化环境 |
四、技术环境 |
第二节 微观电视环境分析 |
一、版权引进与原创稀缺 |
二、泛娱乐化与众神狂欢 |
第三章 传统文化参与电视文化身份的内容建构:以传统文化类电视栏目为例 |
第一节《百家讲坛》:文化走下神坛 |
一、讲坛内容的转变 |
二、讲述方式的转变 |
三、后期包装的转变 |
第二节 《汉字英雄》等:开启益智新风尚 |
一、独特的价值主张与传播内容 |
二、精巧的赛制设置与题目设计 |
三、深度的选手挖掘与专家参与 |
第三节《传承者》:民间文化守望者 |
一、传承项目丰富多样 |
二、多重视角 |
三、表现手段多元化 |
附: “寻找中国 100 元素”网络调查结果之第 101—200 名 |
第四章 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的思想建构:以电视剧为例 |
第一节 中国传统思想在电视剧中的艺术呈现 |
一、爱国主义 |
二、刚健自强 |
三、人伦和谐 |
第二节 传统文化电视剧呈现的现存问题 |
一、粗制滥造 格调低下 |
二、后宫争斗 价值扭曲 |
三、伦理失范 导向错误 |
第五章 传统文化参与电视文化身份的美学建构:以大型综艺晚会为例 |
第一节 央视秋晚:全息山水景观晚会的美学创新 |
一、历史文化名城的选择意义 |
二、精湛舞美设计 |
三、节目内容的选择与晚会编排的中国风格 |
四、技术手段营造的中国意味 |
第二节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央视直播的美学建构分析 |
一、开幕式中的传统美学思想 |
二、诗乐舞画相结合的传统美学意象 |
三、传统美学的现代技术表达 |
结论 |
致谢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6)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 |
二、概念说明 |
(一)军人社会保障 |
(二)残疾 |
(三)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三、研究综述 |
(一)特殊教育 |
(二)社会保障 |
(三)残疾人事业 |
(四)残疾人的贡献与影响 |
(五)职业群体 |
四、研究方法与写作框架 |
五、创新与不足 |
第一章 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的起点和参照 |
第一节 历史起点:帝制时代的保障措施 |
一、明清以前:代有诏令 标准同一 |
二、明清时期:官兵有别 赏依伤定 |
三、晚清时期:多规并行 新旧共存 |
第二节 历史参照:残疾人的积极救助 |
一、传统遗产 |
二、晚清变化 |
第三节 时代参照:欧美国家的保障措施 |
一、物质补偿 |
二、康复就业 |
三、权利保障 |
小结 |
第二章 残疾军人的优抚 |
第一节 抚恤:经济补偿 |
一、管理机关 |
二、待遇标准 |
三、实际推行 |
第二节 优待:精神慰藉 |
一、优待方式 |
二、实际效果 |
小结 |
第三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政府举措 |
第一节 收容教养 |
一、机构沿革 |
二、收容转院 |
三、教养管束 |
第二节 就业安置 |
一、制度建构 |
二、实施情况 |
第三节 成绩与问题 |
一、主要成绩 |
二、存在的问题 |
小结 |
第四章 残疾军人的安置:社会支持 |
第一节 社会舆论的关注 |
一、关于安置意义的阐发 |
二、关于安置途径的探讨 |
第二节 社会团体的协助 |
一、推动职业重建 |
二、建立安置社区 |
三、组建互助团体 |
小结 |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的残疾军人社会保障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 分工明确形成体系 |
一、机构设置 |
二、内容构成 |
三、实际运作 |
第二节 抗日战争时期: 优抚安置保障生活 |
一、抚恤 |
二、优待 |
三、安置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量才使用 继续革命 |
一、提高觉悟 培养能力 |
二、分配工作 量才使用 |
三、生产节约 支援前线 |
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附录 |
致谢 |
(7)楚生(论文提纲范文)
引子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十八 |
十九 |
二十 |
二十一 |
二十二 |
二十三 |
二十四 |
二十五 |
二十六 |
二十七 |
二十八 |
二十九 |
(8)“雪龙号”纪实(二)(论文提纲范文)
六、百年之梦 |
七、首闯南天 |
(一) 通过最深的海沟 |
(二) 科技讲座 |
八、“天门”之役 |
九、长城站盛典 |
十、春华秋实 |
(一) 接收大气哨声 |
(二) 观测地震 |
(三) 地质考察 |
(四) 地貌考察 |
(五) 生物考察 |
1.动物考察 |
2.植物考察 |
十一、二十九队 |
(9)“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附图清单 |
附表清单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一、研究背景 |
二、问题设定 |
第二节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一、研究目的 |
二、研究意义 |
第三节 主要概念界定 |
一、数字鸿沟 |
二、文化信息资源 |
三、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 |
四、可持续发展 |
第四节 研究设计 |
一、研究方法 |
二、研究内容与思路 |
第五节 研究创新点 |
第二章 研究相关理论与文献回顾 |
第一节 研究相关理论 |
一、知识沟理论 |
二、文化权利 |
三、文化传播 |
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五、公共物品理论 |
六、贫困文化理论 |
第二节 我国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回顾 |
一、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内容分析 |
二、文化共享工程研究文献的评价分析 |
第三章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背景分析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的背景 |
一、全球信息化给文化建设带来挑战 |
二、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 |
第二节 实施文化共享工程的缘由 |
一、提高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 |
二、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
三、弘扬中国优秀文化的需要 |
第四章 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 |
第一节 初步探索阶段:十五时期 |
一、建立试点 |
二、启动应用 |
三、全国推广 |
四、初步探索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二节 普遍发展阶段:十一五时期 |
一、开展文化共享工程试点工作 |
二、与相关项目合作共建 |
三、文化共享工程“进村入户” |
四、县级数字图书馆推广计划 |
五、普遍发展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三节 巩固提升阶段:十二五时期 |
一、继续推进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
二、服务新思路:拓展与深化 |
三、统筹数字资源建设 |
四、打造技术支撑平台 |
五、巩固提升阶段工程建设小结 |
第四节 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过程的系统分析 |
一、建设流程 |
二、国家政策影响及作用 |
三、相关利益群体分析 |
四、资源构成分析 |
五、服务方式分析 |
第五章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效果与分析 |
第一节 宏观层面:消弭社会信息鸿沟 |
一、计算机设备增加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二、计算机技能培训助力“信息鸿沟”的消弭 |
第二节 中观层面: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
一、推动公共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 |
二、促进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的层级建设 |
第三节 微观层面:充实文化资源,提升国民生活质量 |
一、充实国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 |
二、助力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
第四节 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数字文化资源的偏好分析 |
一、以“心声·音频馆”为例 |
二、以“上图讲座”为例 |
第六章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 |
第一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影响因素 |
一、从文献梳理中发现问题 |
二、从建设过程与效果中分析问题 |
三、从访谈资料中挖掘问题 |
四、影响因素的确定 |
第二节 国外相似项目介绍及分析 |
一、美国:“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 |
二、韩国:“信息网络村”(Information Network Village,INVIL) |
三、南非:“数字之门”(Digital Doorway) |
四、印度:“墙上之窗——学习站”(HiWEL-Learning Stations) |
五、日本:“无处不在网络计划”(U-Japan) |
六、英国:“文化在线”(Culture on Line) |
第三节 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顶层设计 |
一、设计导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 |
二、设计主题:突出“标准、规范、反馈、社会化” |
三、资源设计:标准统一 |
四、制度设计:系统全面 |
五、技术设计:拓展利用 |
六、服务设计:进村入户到人 |
第四节 文化共享工程未来发展实践指导 |
一、指导原则:依据顶层设计与相关建设规划 |
二、以技术支撑平台为基础,构建层级分布式互联网网站群 |
三、以“服务年”为契机,实现数字文化活动的品牌化建设 |
四、以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为重点,完善资源基础库 |
五、以人才建设为中心,推动全民信息素养教育与工作队伍培训 |
第五节 构建文化共享工程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第二节 研究不足 |
第三节 研究展望 |
附录A 文化共享工程建设问题汇总——96篇研究文献梳理 |
附录B 国家数字文化网——专题资源库 |
附录C 心声·音频馆资源 |
附录D 上海图书馆讲座回顾(2002年-2013年) |
参考文献 |
致谢 |
个人简历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10)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争夺与共享 ——一种历史过程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目录 |
1 导论 |
1.1 |
1.1.1 问题的提出 |
1.1.2 研究综述 |
1.1.3 研究框架及方法 |
2 国家主导的年节庆典(1983年-1997年) |
2.1 年节庆典的基本内涵及其变迁 |
2.1.1 传统社会:“辞旧迎新”、“官民同乐” |
2.1.2 解放后至文革:为政治服务的革命节日 |
2.1.3 社会转型时期:回归与重新定义 |
2.2 国家控制下的仪式传播 |
2.2.1 现实因由:宣传管理体制从日常向节日辐射 |
2.2.2 国家管控的表现之一:直接控制节目生产 |
2.2.3 国家管控的表现之二:意识形态的间接制约 |
2.2.4 国家与媒体的协作:收编与迎合 |
2.3 媒体在政治边缘的市场探索 |
2.3.1 国内新闻传播行业早期的市场转型 |
2.3.2 市场观念及实践在晚会中的萌动 |
2.3.3 市场行为对春晚的潜在影响 |
3 权力与市场的共谋及角力(1998年-2010年) |
3.1 权力控制与市场实践的合谋 |
3.1.1 行政保护下的资源垄断 |
3.1.2 权力庇佑下的成本控制 |
3.1.3 盈利激增巩固权-利同盟 |
3.1.4 双重导向在内容生产中的混合 |
3.2 市场与权力的局部矛盾 |
3.2.1 国家对媒体市场实践的制约 |
3.2.2 市场实践逐渐干扰权力宰制 |
3.2.3 市场行为激化其他矛盾 |
4 多元信号的显现(2010年春晚结束至2012年) |
4.1 受众在意义再生产阶段的变化 |
4.1.1 以对抗和解构为主的意义再生产 |
4.1.2 对抗与解构的成因及影响 |
4.2 国家和媒体的求稳与应变 |
4.2.1 盈利方式的改变与收益的保持 |
4.2.2 视觉效果的进一步优化 |
4.2.3 晚会内容的变与不变 |
4.2.4 其他环节中的控制与收编举措 |
附录 |
结论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后记 |
四、广州地区军民春节联欢晚会招标“变脸”(论文参考文献)
- [1]国企“单位文艺”的生成及功能变迁研究 ——以S市112厂为例[D]. 肖赛玥. 吉林大学, 2021(01)
- [2]《正大综艺》三十年发展与改版研究[D]. 刘佳宁. 山西师范大学, 2020
- [3]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4]傣族社会的文化记忆:德宏傣剧的艺术人类学考察[D]. 刘佳云. 云南大学, 2016(04)
- [5]传统文化参与中国电视文化身份建构的路径研究[D]. 赵娅军. 山西师范大学, 2016(08)
- [6]民国时期残疾军人社会保障研究[D]. 王安. 苏州大学, 2015(07)
- [7]楚生[J]. 鲍红志.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5(03)
- [8]“雪龙号”纪实(二)[J]. 殷允岭.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4(11)
- [9]“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10]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争夺与共享 ——一种历史过程的考察[D]. 陈璐. 武汉大学, 201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