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襄樊 孝感提前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论文文献综述）
蒋昌辉[1]（2020）在《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文中指出湖北省地处长江中游,是中国疫病高发的省份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正处于民国时期疫病的高发时段,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更加剧了防疫形势。战后卫生与防疫建设直接关系民众健康和社会稳定,更关乎湖北重建及民族前途。因此,湖北省公布历年防疫计划和卫生部门建设计划,绘制卫生与防疫建设蓝图,以期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湖北省政府不断调整卫生行政系统:卫生处直属省政府,统领下属各级卫生机关,包括直属机关和监督及指导机关;直属机关包括省级的省立医院、传染病院等,监督及指导机关包括县级的县卫生院、乡镇卫生所等。卫生处是全省卫生事宜的指导及监督者,各级机关是工作的实操者,为战后重建提供组织保证和人员基础。为有效防控疫情,湖北省政府发挥各级卫生机关基层作用,及时调查和上报各地疫情,以便迅速采取行动;开展夏令卫生运动,举办防疫宣传周,通过传单、漫画等方式以广防疫常识;在疫情发生之时,采取应急预防接种,有效控制传染源,及时救疗患者。防疫工作与卫生建设息息相关,除了应急性防疫措施外,经常性卫生建设更能够有效杜绝或减少疫情发生与传播的风险,是防疫治本之策:第一,发挥卫生行政的作用,改组和充实各地机关,加强复员卫生工作。第二,加强预防保健工作,通过卫生运动增强卫生意识,办理卫生工程和环境卫生业务以改良公共环境卫生,尤其注重厕所改造和饮水消毒,喷洒DDT以切断害虫传播疫病途径。第三,针对疫病易感人群,如孕妇、婴儿、儿童,此类人群的自身免疫力较成年人低,且幼儿的卫生习惯多未养成,卫生机关与有关机关密切协作,共同办理妇婴卫生及民族保育政策,推进学校卫生工作,借助儿童节举办时机开展儿童健康比赛,唤起社会各界对卫生健康的关注。第四,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通过配发药械及现金等物资给予援助,有力推动了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进程。抗日战争胜利初期是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恢复时期,1946-1948年是其大建设时期,而解放战争后期,各卫生机关被降级或取消,卫生业务难以为继,是时局在卫生防疫事业上的反映。总之,文章基于对湖北省档案馆所藏的相关卫生档案、地方志等材料的解读和分析,就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方面展开探讨,其趋势是向善的,但其中暴露的问题值得重视与研究,以期对解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有所启发。
王玺杰[2]（2020）在《1923～1937年湖北公路建设运营研究 ——以政府权力与公用事业关系为视角》文中指出近代以来,湖北工商业迅速发展,商品流量随之攀升,传统运输方式因其低效不便,难以适应现实的经济、军事需要。限于财力,政府支持当地商绅出资创办长途汽车运输公司,拉开了湖北公路建设的帷幕,官督商办的经营模式就此确立。由于从业者一味逐利,且在资金、技术、制度等方面存在不足,公路质量低下、管理紊乱的弊病日益显现。国民党在湖北建立政权后,为了整饬这一重要的公用事业以利军事、经济需求,强行接管了汽车公司,并成立专门的公路管理机构,湖北公路交通遂进入官办省营时代。行政垄断之下的湖北公路里程明显增长,组织体系与规章制度日渐完善,但也因某些强制、腐败行径与督查不力而遭致不满。纵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湖北公路交通,存在建设功利化、发展政治化、交通系统化、治理规范化的特点,其在便利运输、推动公众观念变革的同时,也面临着财力拮据、灾害肆虐、战争频繁的发展困境。公路交通作为公用事业的一部分,在社会生产及民众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因为此,政府权力的干预贯穿于湖北公路事业的发展过程之中。实际上,民国时期湖北公路交通的发展史,也是政府权力不断增强并进而干预垄断的历史,权力强弱的不同间接促使其划分为商营及省营两个时期,这既由公用事业垄断性、公益性特征而决定,也与政府掌控力及其现实需求密切相关。
麦思超[3]（2019）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根本矛盾的转化,对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应提出了新思想、新理念、新征程、新要求。绿色发展作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大战略,是基于我国长期发展道路的历史性经验与教训的深刻认识,是对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综合判断,是开启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必然抉择。长江经济带建设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在全面实施“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新的发展战略定位的背景下,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论文在系统梳理绿色发展演变由来和绿色发展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刻阐述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特征与内在机理,建立了更加科学、全面、体现新时代特征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立足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及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等多空间尺度,采用基于CRITIC法赋权的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对不同时空尺度下2005年至2016年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及其构成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并利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定量探讨不同空间尺度下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差异和空间关联性,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时空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指标层存在的障碍因子作出判断,同时选取多种因素,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等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依据我国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与定位,明确界定了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新内涵与绿色发展“五位一体”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对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夯实与拓展;二是构建了既体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定位,又更加适应新时代需求的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且所选用的指标大部分为相对强度指标和结构指标,进而更加科学、全面、客观地评价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三是对长江经济带开展了省域和市域等多空间尺度的研究,通过更小的地域单元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及五大构成要素的时空演变规律,并进一步明确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和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城市在影响因素上的区域差异,丰富了绿色发展研究的空间层次;四是依托时间跨度大且详实的数据资料,采用障碍度模型对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指标层进行了分析,以揭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又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并从指标体系外部选取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金融支持、国际合作、教育发展等5个维度共6个因素对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东中西部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与研究,为不同因素在绿色发展中的影响程度大小与方向提供了新的论据和事实。根据本文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1.2005年至2016年间,得益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发展战略的实施,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取得了一定成效,省市间或城市间差距不大,且差距呈缩小态势,在空间上呈现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为主的“东部沿海省份和城市高、西部地区省份和城市增速快”的特征。省域层面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值基本维持在0.3917至0.5281之间,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从1.24:1缩小至1.14:1;市域层面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值基本维持在0.3098至0.5919,最高与最低之间的比值从1.66:1缩小至1.49:1。但总体水平偏低,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2.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无论是省域层面还是市域层面的绿色经济、绿色社会、绿色生态、绿色政治、绿色文化大致也呈波动提升态势,且基本保持绿色经济和绿色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绿色生态发展水平中等或较高、绿色政治发展水平中等、绿色文化发展水平最低的格局,并在空间上呈现与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相似的“东高西快”的特征。仅绿色生态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中西部地区相对较高、东部地区增速相对较快的局面。五大构成要素空间相对差距呈缩小态势,仅绿色文化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空间差距,其他差距较小。3.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直辖市、省会城市等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较高,主要得益于其绿色经济、绿色社会和绿色文化的支撑,但绿色生态和绿色政治两大构成要素并不具备优势。其中,东部和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及五大构成要素在各自空间中排名较前,而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绿色发展综合水平、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绿色社会发展水平和绿色文化发展水平则相对较弱。同时,中心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对相邻城市的绿色发展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仅在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产生负的空间溢出效应。4.2005年至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省域层面绿色发展的障碍因子包括城市燃气普及率、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人均生活用电量、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绿地面积、森林覆盖率、人均废水排放量、单位播种面积化肥使用量、建成区排水管道密度和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共11种障碍因子。市域层面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人均工业SO2排放量等两大障碍因子,但具体到各省各市略有差异。5.2005年至2016年间,工业化推进和教育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影响显着为负,其他影响因素的表现在空间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产业高级化、工业化、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和教育发展是影响长江经济带东部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教育发展、工业化、国际合作、金融支持是影响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科技创新、国际合作、工业化、产业高级化和教育发展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因素。
魏超[4]（2019）在《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文中认为国土空间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宝贵家园,是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资源、国民生存和从事各种活动的场所和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以相对紧缺的资源禀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长期快速的城镇化导致生活空间迅猛扩张,城镇周边大量沃土良田和生态用地被无情吞噬,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采矿、电镀、冶金等工矿企业废气、废水和废渣的肆意排放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固有的国土资源利用观念注重资源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对资源生态属性的重视度不足。当国土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产生冲突时,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效益往往凌驾于生态环境之上。面对自然资源约束紧迫、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突出的地位。随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指出,中国不仅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由此可见,如何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快速转型中存在的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低效、混乱及资源环境代价沉重等问题,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国土空间利用总体要求,并将提高国土空间利用质量、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举措。现有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研究多侧重国土空间某个方面开展研究,对国土空间利用的协调性考虑不足,因此,本研究基于生态文明理念将生产空间利用、生活空间利用和生态空间利用置于同等重要的层面,不以牺牲某一空间的利用质量为代价,换取另一种空间利用质量的快速提升,而是追求多维协调、整体进步的协调发展状态。首先,论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出发,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指导与要求,构建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随后,构建了基于“数量-质量-协调-障碍”路径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体系,对国土空间利用类型、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以及国土空间利用障碍因子开展全面系统研究;最后,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省份——湖北省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并提出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理论框架与方法体系构建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的概念和理论,认知了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然后,探究了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内涵,明确了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要求;最后,剖析了国土空间利用的功能属性,构建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本研究从宏观尺度开展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相关研究,借助三生功能来衡量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高低,摆脱了宏观尺度上三生空间难以精确划分的困境,形成了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为生态文明背景下如何开展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在理论框架构建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基于“数量-质量-协调-障碍”路径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体系。首先,以地类图斑为单元全面铺开探究国土空间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规律;然后,聚焦到市域尺度开展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研究;紧接着,基于评价结果查明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状态;最后,厘清制约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短板。该方法体系能够对国土空间利用开展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可以为国土空间利用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一种新的研究路径。（2）国土空间利用类型时空演变分析开展国土空间类型时空演变分析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国土空间类型变化的原因和过程,同时也能揭示出国土空间类型对人类活动程度的响应规律。本研究基于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采用单一功能识别的方法划分了生产空间（简称“PS”）、生活空间（简称“LS”）和生态空间（简称“ES”）,借助国土空间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和区域重心理论查明了国土空间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过程及相互转换规律。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ES占主导地位,LS比例最小;LS和ES在研究期间持续扩张,PS不断被压缩;PS和ES之间的转化最为显着,PS向LS的转化呈现加速状态;湖北省ES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西部偏北地区,PS和LS的重心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且LS重心偏移几何重心的距离大于PS重心;湖北省三生空间在南北方向上的均衡性大于东西方向;三生空间的重心在研究期间均朝几何重心方向有不同程度的迁移,表明湖北省三生空间在空间分布上的均衡性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各区域的LS比例在研究期间均有不同程度提升,PS和ES的比例有升有降;武汉城市圈国土空间类型变化比例整体高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各地区国土空间类型转化呈现出“PS和ES相互转化占主导,LS转入比例不可忽视,LS转出比例非常低”的特点。（3）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时空分异特征首先,本研究基于国土空间利用的本质内涵,结合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要求,秉承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针对性、独立性、可操作性和可比性原则构建了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确定各指标的主客观复合权重;最后,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法测算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数值,并依据标准划分各地区的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等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生产空间利用质量（）、生活空间利用质量（）和国土空间利用综合质量（）在研究期间均持续提升,且2006-2016年间的提升幅度大于1996-2006年阶段,生态空间利用质量（）在1996-2011年间稳步提升,却在2011-2016年间突然下降;湖北省各地区间国土利用质量差异最大是,差异最小的是;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且东西向上的不均衡性强于南北向,其中,重心偏移几何重心的距离最大,重心偏移的距离最小;研究期间,和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均衡性均有所提升,和在东西向的空间均衡性有所提升,南北向的均衡性有所减弱;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最高的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1）和荆州市（2016）,最高是武汉市（1996、2006-2016）和黄石市（2001）,最低的是恩施州（1996、2011）、咸宁市（2001-2006）和神农架林区（2016）;最高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6）、十堰市（2001、2011）和荆门市（2006）,最低的是武汉市（1996-2006）、黄石市（2011）和鄂州市（2016）;最高的是鄂州市（1996）、十堰市（2001）和武汉市（2006-2016）,最低的是神农架林区（1996-2001）和荆州市（2006-2016）。（4）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时空分异特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状态由、和间的协调发展程度决定,只有三者相互协调,同步提升,才能说明国土空间利用是协调发展的。本研究基于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内涵,构建了改良的耦合度模型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对国土空间利用耦合度（）和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进行测算,并依据标准划分协调发展等级。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湖北省在1996-2006年间小幅度先降后升,在2006-2016年间大幅提升;在1996-2006年间小幅提升,在2006-2016年间大幅提升;湖北省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先小幅增加后大幅下降,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变化规律与相似,但变化幅度小于同期的;湖北省和的重心均位于几何重心的东部偏南地区,东西向的不均衡性强于南北向,且的整体偏移距离大于;研究期间,和的重心均朝几何重心发生位移,表明和的在空间分布上趋向均衡。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最高的地区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地区始终是神农架林区;湖北省最高的地区仍始终是武汉市,最低的地区是神农架林区（1996-2011）和荆州市（2016）。（5）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度诊断本研究构建了包含三个层级障碍因子的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影响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全面诊断,厘清了制约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的短板,进而有的放矢,差别化调控不同区域的国土空间利用发展策略。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针对一级障碍因子,湖北省对的障碍度最大,且在研究期间持续增加;的障碍度先增加后持续减小,整体障碍度呈下降态势;的障碍度先持续减小后迅速提升到更高水平。从市域层面上看,仅武汉市和鄂州市的障碍度是下降的;所有地区的障碍度均有不同程度下降;各地区的障碍度有升有降。2016年,湖北省二级障碍因子障碍度从高到低依次为A2、A1、A3、B2、C1、B1、B3、C3和C2;从市域层面上看,湖北省所有地区的B2障碍度均有所下降;仅武汉市的A2障碍度有所下降;仅鄂州市的A3障碍度有所下降;仅武汉市的B1障碍度有所提升;仅鄂州市的C2障碍度有所提升;C1障碍度2降15升;C3障碍度3降14升;B3的障碍度4降13升;A1的障碍度7升10降。针对三级障碍因子,障碍度排名前十的障碍因子障碍度之和在研究期间持续增加,其中,代表的障碍因子占主导,总障碍度呈下降趋势,呈现出“数量减少,首位坚挺”的特征;代表的障碍因子占比和总障碍度均小幅度先增后减,呈现出“整体稳定,排位后移”的特征;代表的障碍因子占比在1996-2011年间变化不大,在2011-2016年间突然翻倍,总障碍度先小幅降低后大幅增加,呈现出“数量增加,排位前移”的特征。最后,本研究基于障碍度诊断结果提出了具体改进措施。（6）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如何提升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水平是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的最终落脚点,本研究基于研究结果,针对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宏观层面提出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本研究主要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区域及产业发展战略布局和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三个方面提出湖北省国土空间优化的对策和建议。
冯佳[5]（2019）在《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文中研究表明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发生在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的时期。此次灾荒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极其严重的灾荒,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灾害种类之繁令人震惊。为何这场灾荒前后历时两年并造成如此巨灾,其中不仅包含着自然因素,而且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因素。这场灾荒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如何救灾以及能否救灾,直接关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以及政权的稳固,更关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兴衰成败。“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救助灾荒作为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重视。在领导根据地政府和军民救助中原大灾荒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救助灾荒视为责无旁贷的政治任务与历史使命,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救灾思想中的精髓,沿袭了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的救灾机制与程序,而且将救灾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凝聚民心、改造农村、促进社会变革、激发抗战决心的重要抓手。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以生产自救为根本原则,舍弃了“政府包办”的依赖型救灾体制,将治标措施与治本措施结合起来,采取了以积极生产为主、政府帮助为辅、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化救灾模式,从而帮助军民成功抗击了灾荒,使党政军民关系更加和谐融洽,并促进了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救灾的成功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同时为当前开展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参考与借鉴。全文分为绪论与正文两个部分:绪论部分包括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中原大灾荒的学术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界定以及创新点与难点。正文总共包括六部分内容:第一章:灾情概述。介绍了中原大灾荒的受灾区域以及自然灾害种类。此次灾荒涉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安徽北部、湖北北部等黄河中下游的广泛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受到极大影响。灾荒具有时代背景复杂、受灾区域广泛、灾种循环相生等特点。形成灾荒的原因包括自然因素、日军侵略、国民政府迟缓救灾等自然原因与社会原因。此次灾荒对人口、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第二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应急救灾举措。灾荒发生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立即采取宣传动员、发放粮款、减免税负、社会互济、节约募捐等应急救灾举措,这些“治标”措施对于遏制灾荒蔓延、缓解灾情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章:中国共产党采取的发展救灾举措。抗日民主根据地党和政府在采取“治标”措施的同时,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激发群众战胜灾荒的内生动力,必须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自发进行生产自救。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政府和军民采取了兴修水利、抢种补种、发展纺织、建立合作社等“治本”措施,从而逐渐形成了标本兼治的救灾模式,取得了良好的救灾效果。第四章:党政、社会体制与救灾。根据地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陆续开展了整风、精兵简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运动,这些运动虽然不是专门针对救助灾荒而开展的,但是促进了救灾工作的顺利开展,间接起到了利于救灾工作的效果。第五章:中国共产党领导救助中原大灾荒的成效、特点与现实启示。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政府和军民战胜了灾荒,保证了军民的基本生活,稳定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并推动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与群众基础。这次救荒的主要特点是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从单纯救济转向服务抗战大局。这次救荒也为当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宝贵的财富。
冯志峰[6]（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郭常顺[7]（2018）在《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湖北位于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近代以来,武汉成为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经济中心,国民党仅次于南京的第二大政治中心,也是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区域,其战略地位得以进一步凸显。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北,尤其是武汉,成为中日两军浴血奋战、重兵对峙的区域,历时7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展开对全国各地沦陷区的分区受降。依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湖北省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与重建。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不断进攻,国统区日渐萎缩。湖北省政府最终退守恩施,鄂西国统区开始形成,肩负起拱卫陪都、屏障西南的重任。在省主席陈诚的坚强领导与努力推动下,以“增加生产”、“征购实物”、“物物交换”和“凭证分配”为主要内容的“新湖北建设运动”在鄂西全面展开,当地的工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及教育事业得到较快发展,闻名全国,鄂西国统区逐渐得以巩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中共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开展武装斗争,逐步在沦陷区站稳脚跟,开辟了鄂豫边区,成为鄂省境内与鄂西后方相比肩的两大抗日力量。在此期间,湖北沦陷区被战火覆盖,民众的生命与财产遭到毁灭性打击,损失惨重,鄂省经济元气大伤,已有成果几乎毁于一旦,“百废待兴”成为这一危局的真实写照。1944年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日趋明朗化,国、共、日三方都开始积极布局,日军发动老河口、芷江战役,被国军所击败,中共则派出南下支队经略华中与华南。三方的战略态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对于国民政府而言,鄂省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开始了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蒋介石出于阻止中共方面接收的目的,积极笼络鄂省境内的伪军头目。在其有力配合下,国军第五与第六战区的部队迅即向湖北沦陷区开进,相继挺进武汉、沙市、宜昌等地,很快便与各地日伪军完成换防。与此同时,湖北省党政军等机构陆续“还治”武汉,隆重举行受降仪式,各县市政府纷纷返回各自辖区,中统、军统也在鄂省积极扩张势力,国民政府在湖北的统治地位得以重新确立。随着“还治”过程接近尾声,湖北省政府开办日军官兵与侨民管理处,对在鄂日俘与日侨展开集中收容与教育,妥善安排其日常生活,并在中央政府与武汉行营的配合下,积极组织运力,顺利将在鄂日俘与日侨遣返回国。面对数量庞大的日伪财产与公产,第六战区相继成立接管日方物资委员会等一系列机构,力求消解战后初期“四大金刚”等无序接收的乱象。经过半年多的努力,鄂省境内多数日伪财产与公产被省府所掌握,其经济实力得以迅速提升。在此之后,省府对其进行了相关处理,分别予以标卖、发还和充实教育基金,总体过程还算顺利。但是,接收过程中弊案迭出、贪腐横行,财产损失不少,对政府形象与民众观感产生了较大影响。沦陷区经过敌伪7年的蹂躏,各种社会关系亟待调整。大批军民在战时迁往后方,许多日本战犯与汉奸在战后被捕,如何对上述迁返的军民加以妥善安置并给予优抚,对上述战犯与汉奸加以惩治与审判,就成为摆在省府面前的重要课题。省府通过修祠、立碑等方式,对阵亡将士予以褒扬;积极筹措物资,开展优抚活动,给予军烈属物资关怀;办理青年军等退伍军人的复员转业事宜,力求使其各得其所;对过境的外省军民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顺利还乡;积极改善公教人员的待遇,意在使其安心工作。囿于财力短缺,上述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武汉行营设置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以治其罪,收到一定效果,但是在种种因素的干扰下,许多战犯得以逃避审判与惩处。与此同时,战时西迁的学校与企业纷纷返回原址,谋求复校与复业,这一过程较为顺利,但因财力与物力所限,难以正常运作。出于扩大统治基础、加强社会控制的目的,省府采取措施,迅速恢复并发展一系列社团组织。面对战后社会风气的颓势,省府积极开展卫生与防疫工作,以安定人心,消除不稳定因素。在接收开展的同时,收复区的战后重建也陆续步入实施阶段。省府主要着眼于如下领域:（一）通过推进土地陈报复查工作、田赋与营业税划归地方、禁止摊派并举办捐献、合并机构与裁减冗员、市价征粮与禁征民夫、减购军粮与清发粮款等方式,谋求财粮问题的解决（二）积极推进工厂复工与农村复耕,聚焦重点工程,发展特色农业;着力于水利工程与水陆交通的恢复与发展,谋求从根本上解决财政问题（三）加快建设覆盖全省的邮政与通信网络,沟通各地的联系,以适应战后重建的客观需要（四）在万耀煌“教而后富”思想的引导下,大力发展各类教育事业,举办运动会及童子军运动,为鄂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五）出台“大武汉”建设等一批市政规划,积极开展市政建设,谋求鄂省城市的复兴。上述这些领域受限于人、财、物力的短缺,虽然取得一定进展,对后世产生一定积极影响,但是最终都没能完全实现,着实令人扼腕。总而言之,经过战后四年的努力,湖北收复区的接收大体顺利完成,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统治得以重新确立,此后的战后重建虽然取得了部分成效,但其成效很不明显,逐渐无疾而终,未获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国民政府而言,主观方面,一系列短板束缚其手脚,包括胜利突降,准备不足,手忙脚乱;贪腐横行,行政效率低下;时紧而事繁,短期内难以完成重建等原因;客观方面,则在于国共内战的持续扩大,与战后重建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换言之,即内战与重建矛盾重重,难以兼顾。就在国民政府举步维艰之际,中共实现了对湖北收复区的成功接管。
付寿康[8]（2018）在《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文中认为在全球气候变暖,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碳减排压力不断增大,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的大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西部民族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与东部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则是这种“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的优势在于资源,发展的矛盾也在于资源。以生态与资源为中心,“富饶的贫困”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界对“富饶的贫困”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富饶”的类型与层次多样。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将“富饶”的对象具体化为“碳”。从“碳”视角研究民族地区“碳资源富集”与贫困之间的关联,探索“碳”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思考碳交易在民族地区减贫中的重要作用。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归纳总结法、案例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和问卷调查法,以资源禀赋理论、“两山”理论、可行能力理论、外部性理论、“两个共同”理论为指导。围绕碳贫困这个中心,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展开对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负外部性,生态保护正外部性与贫困问题之间关联的研究。本文以生态文明建设与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介绍碳贫困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明确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研究思路与方法,把握其中规律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结合已有研究与调研,对新概念“碳贫困”进行界定。以贫困发生率高与贫困程度深的民族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碳资源禀赋,发展的差距与不平等,以民族地区同步小康的实现为目标,对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从地区以及人的发展权利与能力角度,探讨“碳”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外部性情况下的致贫原因、致贫机理。提出碳贫困是一种间接贫困,并指出碳贫困的特点、类型与应用,思考碳交易减贫的新方式。以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和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为碳贫困问题的研究案例。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六盘水市灰碳贫困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排放的测算,量化碳源,将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负外部性影响具体化,提出六盘水市应对灰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从外部性视角探讨生态环境保护中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的成因、特点与主要表现,通过碳储量的估算,量化碳汇量及其价值,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正外部效应具体化,提出恩施州应对绿碳贫困的基本思路。以这两个典型案例的研究,思考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的灰碳贫困与绿碳贫困问题,即通过碳交易破解碳贫困。将碳交易制度作为一种新的政策制度设计,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脱贫攻坚中政府难以解决,解决不好的资源环境外部性问题。进而对碳交易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从总体上介绍世界碳排放市场的结构及发展状况,论证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述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必要性,探讨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思路。最后,提出破解民族地区碳贫困问题的对策建议。主要有,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张培培[9]（2018）在《建国初期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50-1952）》文中研究说明建国初期,经历了数年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加之朝鲜战争的爆发,全国掀起了抗美援朝运动,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之下,中央为解决财政危机,恢复和发展经济,为之后的工业化建设积累资金,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湖北省为了尽快的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物价,提高全省人民的生活水平,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在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全省人民开展了一场涉及各行各业的大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全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过程中,湖北省的各级党政机关和民间组织,通过宣传动员使这场运动成为了一场全民性的经济运动。首先,全省建立了相关的组织机构,对运动进行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然后,通过建立宣传网,采用文字、形象、劳模宣传等多种宣传方式,结合抗美援朝运动的爱国主义时事宣传教育向全省人民进行宣传动员,使之深刻理解增产节约运动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生产节约热情。在经历宣传动员之后,全省各领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增产节约运动。工业方面,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制订增产节约计划和目标,推广先进技术和经验,以提高产量和质量,节约成本。农业方面,开展爱国主义丰产运动,各地互助组成为农业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主导力量,采取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兴修水利,积肥追肥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商贸系统开展以加速资金周转,节省商品流转费用为主的增产节约运动。合作社系统则通过改进工作方法,扩大营业,开展增产节约竞赛。学校则开展“生产节约,艰苦建校”运动以响应增产节约号召,机关单位结合三反运动开展以“紧缩编制,节省开支,反对贪污浪费”为核心的增产节约运动。这一时期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是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的大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使得当时的爱国主义时事宣传教育与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同时与其他运动如爱国公约、爱国捐献等相互交织,这些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同时进行,相互影响,成为这一时期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一个显着特点。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有利于恢复和发展湖北地区经济。同时在运动中通过宣传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也增强了国家主人翁意识,有力的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加强了对新生政权的认同。尽管运动中出现了形式主义、计划主义的倾向,但总得来说,建国初期湖北省的增产节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湖北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稳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吴鹏[10]（2017）在《建国初期湖北粮政研究（1949-1953）》文中指出建国之初,市场物资供应严重不足,粮食是私人投机的重点物资,粮价的波动往往带动整个物价的剧烈变动。粮食在当时不仅关系到市场的稳定、人民生活的改善,更关系到新政权的巩固。此时期的粮食问题与清匪反霸斗争、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战争、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等重大事件紧密相连,因此,粮食工作牵涉面广、任务繁重。湖北是产粮大省,武汉是华中地区最大的粮食集散地,本文主要是以1949年至1953年的湖北为中心,对建国初粮食的征购、储运、粮食市场的管理以及粮食工作管理队伍状况进行综合考察,阐述粮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建国初期粮食自由贸易政策向统购统销政策的转变进行分析。解放之初的湖北,通过大力征收公粮、粮食集中调拨、扩大国营粮食购销经营比重、打击投机倒把等多项措施,既保证了作战部队、脱产军政人员、城镇居民、农村缺粮户、灾区群众的粮食供给,又稳定了粮食市场。但粮食工作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许多不足,体现在粮食的储运、粮食工作管理队伍状况、粮食的市场管理等多个方面。粮食在调运过程中意外事故频发,粮食保管不善,不少粮食干部对粮食工作不重视,业务水平不高,还出现贪污腐化。到1953年粮食市场在经历短期的相对稳定后又出现剧烈波动,粮食收购困难,粮食销售量大幅提高,私商极其活跃。这是由于对中央调整商业的指示和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布的六项措施理解不到位,放松了对市场的领导和对私商的约束。粮食工作本身存在的问题众多,对保证粮食供应和粮食市场稳定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湖北粮食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反映了建国初期全国性粮食工作的不成熟,这种不成熟影响到了市场粮食的供应,在粮食交易自由的情况下,不利于国家对粮源的掌握和粮食市场的管理,促使国家推行统购统销政策。粮食政策的根本转变,也是为了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变化的需要,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足够的粮食和稳定的社会环境,将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二、襄樊 孝感提前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襄樊 孝感提前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论文提纲范文）
（1）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基本史料与研究重难点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战后湖北省防疫形势 |
| 第一节 历史上湖北的疫灾概说 |
| 一、民国以前湖北的疫情 |
| 二、民国时期湖北的疫情 |
| 第二节 战后湖北省疫情 |
| 第三节 战后湖北省卫生医疗条件 |
| 一、卫生机关情形 |
| 二、开业卫生人员与私立医疗机构情形 |
| 第二章 战后湖北省卫生建设 |
| 第一节 卫生部门五年建设计划 |
| 一、医政建设 |
| 二、防疫建设 |
| 三、保健建设 |
| 第二节 卫生行政系统的调整 |
| 一、卫生行政管理机构 |
| 二、省级各卫生机关 |
| 三、县级各卫生机关 |
| 第三节 复员卫生工作的办理 |
| 第四节 环境卫生的改良 |
| 一、举办卫生运动 |
| 二、办理卫生工程与环境卫生 |
| 第五节 特定人群健康卫生的促进 |
| 一、办理妇婴卫生 |
| 二、推进学校卫生 |
| 三、举办儿童节纪念活动 |
| 第六节 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的援助 |
| 一、设立湖北分署 |
| 二、开展卫生业务 |
| 第三章 战后湖北省防疫机制的重构 |
| 第一节 提前部署,有效防范 |
| 第二节 颁布规定,宣传常识 |
| 一、颁行防疫法规 |
| 二、宣传防疫常识 |
| 第三节 实施灭虫,抑制传播 |
| 第四节 预防接种,加强免疫 |
| 第四章 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的评析 |
| 第一节 绩效评估 |
| 一、工作成效 |
| 二、存在问题 |
| 第二节 制约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1923～1937年湖北公路建设运营研究 ——以政府权力与公用事业关系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学术前史 |
| (一) 宏观视野下的公路史研究 |
| (二) 区域视野下的公路史研究 |
| (三) 湖北地区的公路史研究 |
| 三、研究方案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官督商办:湖北公路事业的兴起 |
| 第一节 商营长途汽车公司的出现 |
| 一、汽车公司成立背景 |
| 二、商民出资创建公司 |
| 第二节 商营长途汽车公司的运营 |
| 一、公路草创 |
| 二、客货运输 |
| 三、管理紊乱 |
| 第二章 官办省营:湖北公路事业主导权的变更 |
| 第一节 强制征收:省政府对商营公司的接管 |
| 一、接管命令的颁布 |
| 二、商绅股东的控诉 |
| 第二节 专司主营:公路管理机构的设置 |
| 一、公路管理机构的沿革 |
| 二、公路管理机构的组织系统 |
| 第三节 军事优先:公路建设的首要目的 |
| 一、政局突变 |
| 二、国民政府公路会议的召开 |
| 第三章 统筹发展:湖北公路事业的跃进 |
| 第一节 公路交通网的成型与养护 |
| 一、省道与县道的修建 |
| 二、公路养护的重视 |
| 三、公众对修路的反应 |
| 第二节 公路交通管理的完善 |
| 一、车务管理 |
| 二、营运管理 |
| 三、人员管理 |
| 第四章 湖北公路事业的成效、困境及特点 |
| 第一节 湖北公路建设的成效及困境 |
| 一、便利运输 |
| 二、观念变革 |
| 三、多重困境制约发展 |
| 第二节 湖北公路建设的特点 |
| 一、功利化:“快餐式”的公路建设 |
| 二、政治化:政府权力干预的加强 |
| 三、系统化:公路网与铁路、水运的联通竞争 |
| 四、规范化:治理体系的改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谢辞 |
（3）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外绿色发展时空演变的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外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
| 1.2.3 有关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相关研究 |
| 1.2.4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2 绿色发展相关理论基础 |
| 2.1 绿色发展理念的演变背景 |
| 2.1.1 绿色发展理念演变的国际背景 |
| 2.1.2 绿色发展理念演变的国内背景 |
| 2.2 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 |
| 2.2.1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 |
| 2.2.2 环境经济学理论 |
| 2.2.3 循环经济理论 |
| 2.2.4 生态经济学理论 |
| 2.2.5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3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与机理 |
| 3.1 国内外对绿色发展内涵的界定 |
| 3.2 新时代对绿色发展的新要求 |
| 3.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的背景 |
| 3.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标志 |
| 3.2.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绿色发展的新要求 |
| 3.3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内涵与特征 |
| 3.3.1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新内涵 |
| 3.3.2 新时代绿色发展的五大特征 |
| 3.4 新时代绿色发展“五位一体”内在机理 |
| 3.4.1 绿色经济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核心内容 |
| 3.4.2 绿色社会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 3.4.3 绿色生态发展是绿色发展的前提条件 |
| 3.4.4 绿色政治发展是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
| 3.4.5 绿色文化发展是绿色发展的灵魂 |
| 4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时空演变分析方法 |
| 4.1 国内外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和测度方法 |
| 4.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2.1 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2 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
| 4.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和时空分析方法 |
| 4.3.1 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方法 |
| 4.3.2 绿色发展水平时空分析方法 |
| 5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与空间关联性分析 |
| 5.1 数据来源说明 |
| 5.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2.1 省域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2.2 市域绿色发展水平时空演变轨迹 |
| 5.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3.1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3.2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差异演化轨迹 |
| 5.4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分析 |
| 5.4.1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演变 |
| 5.4.2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空间关联性演变 |
| 5.5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 |
| 6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1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1.1 障碍因素诊断方法 |
| 6.1.2 省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1.3 市域尺度绿色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分析 |
| 6.2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 |
| 6.2.1 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模型的确立 |
| 6.2.2 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
| 6.2.3 变量统计性描述与检验 |
| 6.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 |
| 6.3.1 市域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2 东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3 中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6.3.4 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
| 7 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对策建议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致谢 |
（4）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作者简历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及评述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4 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4.3 创新点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生态文明 |
| 2.1.2 国土空间 |
| 2.1.3 三生空间 |
| 2.1.4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 |
| 2.1.5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 |
| 2.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2.1 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系统理论 |
| 2.2.2 人地协调发展理论 |
| 2.2.3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理论 |
| 2.2.4 精明增长理论 |
| 2.2.5 人居环境理论 |
| 2.2.6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2.3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内涵解析 |
| 2.3.1 生态文明理念的历史渊源与时代内涵 |
| 2.3.2 生态文明理念对国土空间利用的指导与要求 |
| 第三章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构建 |
| 3.1 国土空间利用的功能属性 |
| 3.1.1 引入三生功能的必要性分析 |
| 3.1.2 三生功能内涵辨析 |
| 3.1.3 三生功能系统影响因素分析 |
| 3.2 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构建 |
| 3.2.1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理论框架构建思路 |
| 3.2.2 基于功能导向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机理 |
| 第四章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法体系构建 |
| 4.1 国土空间利用类型变化研究 |
| 4.1.1 国土空间利用现状分析 |
| 4.1.2 国土空间利用类型划分方法 |
| 4.1.3 国土空间利用类型时空演变研究方法 |
| 4.2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研究 |
| 4.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2.2 指标权重值的计算 |
| 4.2.3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方法 |
| 4.3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状态研究 |
| 4.3.1 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模型构建 |
| 4.3.2 协调发展水平等级划分标准 |
| 4.4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因子诊断与识别 |
| 4.4.1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因子层级构建 |
| 4.4.2 障碍度诊断模型构建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 |
| 5.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
| 5.1.1 研究区概况 |
| 5.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2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类型时空演变分析 |
| 5.2.1 湖北省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分析 |
| 5.2.2 湖北省三生空间时空演化分析 |
| 5.2.3 湖北省市域三生空间时空演化分析 |
| 5.3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时空分异特征 |
| 5.3.1 国土空间利用质量评价指标权重结果 |
| 5.3.2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整体水平分析 |
| 5.3.3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时空演变分析 |
| 5.4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性分析 |
| 5.4.1 耦合度与协调发展度整体水平分析 |
| 5.4.2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度时空演变分析 |
| 5.5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质量障碍因子诊断与识别 |
| 5.5.1 一级障碍因子障碍度变化分析 |
| 5.5.2 二级障碍因子障碍度变化分析 |
| 5.5.3 三级障碍因子识别及障碍度变化分析 |
| 5.6 湖北省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对策建议 |
| 5.6.1 严格执行国土空间用途管,实现国土空间有序利用 |
| 5.6.2 实施“一芯两带三区”布局,推动湖北省高质量发展 |
| 5.6.3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破解生态环境难题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5）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 |
| 二、相关研究回顾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界定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1942-1943 年中原大灾荒概述 |
| 第一节 中原大灾荒灾情概述 |
| 一、受灾区域概况 |
| 二、根据地灾情严重 |
| 第二节 中原大灾荒的特点 |
| 一、灾荒背景复杂 |
| 二、涉灾地域异常辽阔 |
| 三、灾害循环相生 |
| 第三节 中原大灾荒形成的原因 |
| 一、自然因素 |
| 二、日本的侵略战争 |
| 三、国民政府迟缓救灾 |
| 第四节 中原大灾荒造成的影响 |
| 一、对人口的影响 |
| 二、对经济的影响 |
| 三、对社会的影响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的救灾思想与“治标”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救灾思想回顾 |
| 一、救灾思想的起源 |
| 二、救灾体制 |
| 第二节 宣传动员 |
| 一、救灾前的宣传动员 |
| 二、救灾中的宣传动员 |
| 第三节 筹粮赈灾 |
| 一、赈济粮款 |
| 二、组织借粮 |
| 三、开展对敌粮食斗争 |
| 第四节 减轻税负 |
| 一、减免公粮 |
| 二、减租减息 |
| 第五节 节约募捐与准备代食 |
| 一、节约募捐 |
| 二、准备代食 |
| 第六节 处理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 |
| 一、救助移民难民 |
| 二、开展卫生防疫 |
| 三、处理偷窃问题 |
| 四、惩治贪污腐败 |
| 第三章 “治本”救灾举措 |
| 第一节 创造农业生产条件 |
| 一、兴修水利 |
| 二、发展合作社 |
| 三、开展捕蝗运动 |
| 第二节 发展农业生产 |
| 一、抢种补种农作物 |
| 二、开展大生产运动 |
| 第三节 发展副业 |
| 一、发展纺织业 |
| 二、发展家庭副业 |
| 第四节 开展赎地救人运动 |
| 一、开展赎地运动 |
| 二、开展救人运动 |
| 第四章 党政、社会体制、民生运动与救灾 |
| 第一节 加强政权建设以赢得阶级认同 |
| 第二节 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以提高统领能力 |
| 第三节 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负担 |
| 第四节 开展民生运动以推动社会革新 |
| 第五章 救灾之成效、特点与经验 |
| 第一节 主要成效 |
| 一、成功度过灾荒 |
| 二、推动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 |
| 三、增进党群、干群、军民的关系 |
| 四、战胜困难的能力得到提升 |
| 第二节 主要特点 |
| 一、从应急救灾转向生产救荒 |
| 二、从单一政府救灾转向动员群众广泛参与 |
| 三、从单纯救济灾民转向服务抗战大局 |
| 第三节 现实启示 |
| 一、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
| 三、倡导以“自立更生、生产救灾”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根本策略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路径与方法 |
| 第一章 抗战胜利前后的湖北概况 |
| 一、鄂西国统区的形成与巩固 |
| 二、湖北境内中共力量的增长 |
| 三、沦陷区的百废待兴 |
| 四、胜利前夕的湖北军事态势 |
| 小结 |
| 第二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沦陷区的接收 |
| 一、国军挺进沦陷区与日伪军换防 |
| 二、湖北党政军等机构的陆续“还治” |
| 三、对日俘与日侨的遣返与处置 |
| 四、对日伪财产与公产的接收与处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上) |
| 一、对敌后迁回军民的安置与优抚 |
| 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惩处 |
| 三、西迁学校及企业的复校与复业 |
| 四、一系列社团组织的恢复 |
| 五、卫生与防疫工作的开展 |
| 第四章 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重建(下) |
| 一、财政与粮政问题的解决 |
| 二、工农业、水利与交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邮政与通信网络的构建 |
| 四、教育领域的恢复工作 |
| 五、新市政规划的出台与实施 |
| 小结 |
| 第五章 湖北收复区接收与重建之评估 |
| 一、接收与重建之成效评估 |
| 二、成效不显着之肇因所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概念界定 |
| (一)民族地区 |
| (二)碳贫困 |
| (三)碳交易 |
| (四)绿色发展 |
| 四、文献综述 |
| (一)国内外有关水贫困的研究 |
| (二)从资源开发中人的权利能力视角解释贫困原因的研究 |
| (三)有关碳源、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四)有关碳汇、碳交易与贫困问题的研究 |
| 五、研究思路、技术路线、研究方法与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研究方法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六、论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论文的创新之处 |
| (二)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理论基础 |
| (一)外部性理论 |
| (二)“两山”理论 |
| (三)自然资源禀赋论 |
| (四)可行能力理论 |
| (五)“两个共同”理论 |
| 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碳资源禀赋特征分析 |
| (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况 |
| (二)民族地区传统能源资源禀赋 |
| (三)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禀赋 |
| 三、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背景下的民族地区碳贫困成因分析 |
| (一)自然资源富集型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二)生态资源富集民族地区生态保护与贫困之间的关联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民族地区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碳源：贵州六盘水市灰碳贫困 |
| 一、贵州六盘水市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六盘水市煤炭资源开发利用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一)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碳源分析 |
| (二)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负外部性影响 |
| (三)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外部性影响 |
| 三、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测算 |
| (一)碳排放的测算方法 |
| (二)六盘水市能源活动碳排放的测算 |
| (三)六盘水市煤层气抽采与碳减排 |
| 四、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六盘水市灰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六盘水市灰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湖北恩施州绿碳贫困 |
| 一、湖北恩施州的资源禀赋与碳贫困概况 |
| 二、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性效益 |
| (一)生态环境保护中的碳汇种类 |
| (二)林业碳汇与恩施州碳汇林 |
| (三)恩施州生态环境保护与碳汇的外部性分析 |
| 三、恩施州碳储量的估算与价值量化 |
| (一)恩施州碳储量估算 |
| (二)恩施州碳储总量及其总价值的分析 |
| (三)恩施州户用沼气碳汇效应与碳交易 |
| 四、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特征与原因分析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特征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的主要原因分析 |
| 五、恩施州绿碳贫困中的绿色发展困境与应对策略 |
| (一)恩施州绿碳贫困的绿色发展困境 |
| (二)恩施州绿碳贫困问题的绿色减贫应对策略 |
| 六、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基于碳贫困的民族地区碳交易参与研究 |
| 一、世界碳交易市场的结构及发展概况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一)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紧迫性 |
|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必要性 |
| (三)中国碳交易市场构建的可行性 |
| 三、当前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成效与困境 |
| (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成效 |
| (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主要困境 |
| 四、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作用与意义 |
| (一)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模式优化的要求 |
| (二)民族地区挖掘生态正外部效益,碳汇资源变扶贫效益的需求. |
| (三)民族地区减小碳排放负外部效应,共享资源开发利益的要求. |
| 五、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与案例 |
| (一)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实践探索 |
| (二)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的成功案例 |
| 六、民族地区参与碳交易存在的问题：基于湖北恩施州的调研 |
| 七、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族地区碳交易破解碳贫困的基本路径 |
| 一、减碳源——民族地区传统资源开发的转型升级 |
| 二、增碳汇——民族地区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 |
| 三、优化生态补偿制度——民族地区碳贫困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
| 四、实施碳交易减贫——民族地区碳贫困外部性内在化的新途径 |
| 五、选择新的发展理念——民族地区绿色发展破解碳贫困 |
| 六、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经历与成果 |
| 附录B：生物量和蓄积量转换模型参数表 |
| 附录C：农作物根冠比、含碳量、水分系数和经济系数 |
| 附录D：碳排放系数及折标煤系数 |
| 附录E：六盘水精准扶贫背景下碳贫困破解路径研究的调研提纲 |
| 附录F：碳汇林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附录G：户用沼气利益相关者项目认知度调研问卷 |
| 致谢 |
（9）建国初期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5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论文时间界定 |
| (二) 论文空间界定 |
| 三、学术界研究现状 |
| (一) 有关增产节约运动的整体性研究 |
| (二) 增产节约运动的有关问题研究 |
| (三) 有关增产节约运动的区域研究 |
| 四、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概述 |
| 一、全国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背景 |
| (一) 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 |
| (二) 抗美援朝战争的推动 |
| (三)精兵简政政策的传统 |
| (四) 苏联增产节约运动的启发 |
| 二、建国初期湖北省的经济状况 |
| 三、建国初期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部署 |
| 第二章 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与宣传 |
| 一、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组织机构 |
| (一)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湖北分会 |
| (二) 湖北省爱国增产节约委员会 |
| (三) 湖北省总工会 |
| (四) 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 |
| (五) 社会主义青年团 |
| 二、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宣传 |
| (一) 构建宣传网 |
| (二) 文字宣传 |
| (三) 形象宣传 |
| (四) 劳模宣传 |
| 第三章 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在各领域的展开 |
| 一、增产节约运动的酝酿阶段(1950年4月—1950年10月) |
| (一) 工矿企业的生产节约 |
| (二) 农业生产的节约渡荒与备荒 |
| (三) 学校开展“节约生产,艰苦建校”运动 |
| 二、增产节约运动的全面开展(1950年10月—1951年11月) |
| (一) 工矿企业的爱国主义生产竞赛 |
| (二) 农业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开展 |
| 三、增产节约运动的发展高潮(1951年11月—1952年12月) |
| (一) 工矿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二) 农业生产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三) 国营商业贸易系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四) 交通运输系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五) 合作社系统的增产节约运动 |
| (六) 机关单位的增产节约运动 |
| (七) 学校开展以节约为主的增产节约运动 |
| (八) 人民群众的增产节约运动 |
| 第四章 增产节约运动与其它社会运动的相结合 |
| 一、爱国捐献与增产节约 |
| 二、爱国公约与增产节约 |
| 三、民主改革与增产节约 |
| 四、三反运动与增产节约 |
| 五、荆江分洪工程与增产节约 |
| 第五章 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评价 |
| 一、特殊时代背景下爱国主义与增产节约的结合 |
| 二、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取得的成就 |
| 三、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的不足及其原因探析 |
| (一) 形式主义现象严重 |
| (二) 片面追求高速度,锦标主义 |
| (三) 未完善奖励制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建国初期湖北粮政研究（1949-1953）（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计划 |
| 第一章 建国初期湖北粮食工作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湖北粮食工作面临的形势 |
| 第二节 粮食机构的设置和粮食干部的配备 |
| 第三节 建国初期湖北的粮食征收政策及其实践 |
| 第二章 建国初期湖北粮食的储运 |
| 第一节 建国初期湖北粮食的保管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湖北粮食的调运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湖北粮食市场的管理 |
| 第一节 1949-1952年的粮食市场状况 |
| 第二节 1953年粮食市场的变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襄樊 孝感提前完成全年财政收入任务（论文参考文献）
- [1]战后湖北省卫生与防疫建设（1945-1949）[D]. 蒋昌辉. 武汉大学, 2020(04)
- [2]1923～1937年湖北公路建设运营研究 ——以政府权力与公用事业关系为视角[D]. 王玺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轨迹与影响因素研究[D]. 麦思超. 江西财经大学, 2019(07)
- [4]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国土空间利用协调发展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D]. 魏超. 中国地质大学, 2019(05)
- [5]1942-1943年中原大灾荒与中国共产党的应对[D]. 冯佳.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国民政府对湖北收复区的接收与重建（1945-1949）[D]. 郭常顺. 华中师范大学, 2018(12)
- [8]民族地区碳贫困类型与碳交易减贫研究 ——以贵州六盘水市湖北恩施州为例[D]. 付寿康. 中南民族大学, 2018(05)
- [9]建国初期湖北省增产节约运动研究（1950-1952）[D]. 张培培.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10]建国初期湖北粮政研究（1949-1953）[D]. 吴鹏. 武汉大学, 2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