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治理的支点

一、诚信,为政之枢要（论文文献综述）

曾筱琪^[1]（2021）在《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儒家始终在思考政治权力的正当性问题,思考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思考如何使君主与臣民在政治实践中承担起对彼此的责任和义务。荀子提出的思路是“隆礼重法”,即将礼作为治国的指导原则,将法作为治国的有效手段,试图通过礼与法的结合构建王道政治的理想图景。作为战国后期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是在时代思潮和现实政治的双重冲击下,谋求儒家的生存地位的。剧变的冲击,并没有让他退回到儒家传统德治模型的继续美化中,而是让他深刻地看到了儒家自身可能出现的弊病,无论是在君子人格的塑造上,还是在政治理想的实现上,荀子认为,将理想的实现完全寄托于人性的自觉和执政者对于传统的绝对服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行为。同时,他看到了法家思想中的某些观点在治理国家、维护秩序方面的突出效能,从这种正面效能上看,荀子发现法的思维正是儒家在实际政治制度中需要的,而且并非是在传统儒家礼的观念下完全没有根基的存在。于是他对礼与法做出新的诠释,援法入礼,向上传承了孔子思想中现实主义一面,向下开启了汉代以孝、忠为主轴的“礼法交融”和“儒法互用”。他所创造的礼法体系是在面临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时,为适应社会发展所做的新的制度化尝试和儒家式的努力,他的全部思想也都是为礼义规范或礼法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做论证。他对法的重视来自于制度化的要求,而法的背后仍然是礼的精神,他试图说明,法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手段,礼则是人类的基本价值,这是荀子和法家的最大区别。本文试以对荀子法思想的研究作为基本视点,在当代法治社会背景与战国历史背景的对话中对荀子思想进行系统反思:第一章“由德到法的时代背景”以宗法政治制度的解体、各国变法的风潮等史实为依据,论证了随政治环境之变化而发生的观念之转变。战国末期的各国不再重视“德”与“礼”在政治上的作用,而是以追逐强力为目标,试图扩大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力,“法”的观念于是成为战国时期的时代精神,也成为荀子反思和吸取的因素。第二章“援法入礼的理论基础”从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和分群论三方面分析了荀子法思想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以礼为本的‘重法’思想”试图从由荀子思想中礼与法的结构性张力、荀子与法家在价值观上的区别等几个方面说明荀子的法思想不会、也不可能走向法家的集权路径,荀子的法思想始终以礼为其领域界限和根本精神。第四章“礼法施行的道德主体”论证了荀子以君子为其礼法思想的道德主体,保证了法对于儒家价值的归趋。第五章“王道政治的理想建构”讨论了荀子的王道政治理想以及各项具体的法制设想。

刘亚奎^[2]（2021）在《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研究》文中提出周公、孔子、孟子、荀子是先秦儒学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历史人物。宋代以后,随着孟子地位的升格,人们对儒学思想内核的认识逐步由“周孔之道”让位于“孔孟之道”。这种认识虽是宋明历史的思想产物,然在一定程度上却也影响了我们对孔子、荀子之间思想联系的认识。从礼学思想来看,孔荀之间的这种思想连续性尤其值得重视和关注。就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而言,荀子无疑也是与孟子一样的孔学杰出开拓者,儒学无疑也可以被定义为是“孔荀之道”。太史公曰:“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此之谓也。具体说来,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首先,荀子从以“伪”论礼的角度对孔子的“习”论进行发展,孔子认同教育对人的作用,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在此基础上,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进一步提出后天教育对人的重要作用,认为个体可以通过后天之伪达到“士”“君子”“圣人”的道德目标。其次,荀子从以“法”论礼的角度对孔子的“德”治思想进行发展,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主张全社会学习礼,统治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实行仁政。荀子赞同礼治的治国效用,与此同时认为礼治也有其局限性,故而引入“法”。援法入礼,主张以法治弥补礼治之不足,进一步提出德主刑辅。最后,荀子从以“分”论礼的角度对孔子“正名”思想进行发展。孔子的“正名”思想维护的是旧贵族尊卑等级,在战国时期,旧贵族阶级已经逐渐被新兴地主阶级所取代,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荀子提出“分”论,认为“分”是协调人伦关系和社会分工的重要依据,使礼学具有社会秩序性。经过荀子以“伪”论礼、以“法”论礼、以“分”论礼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使儒家礼学在战国晚期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荀子对儒家礼学思想的发展,不仅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重要基础,而且也对汉代以后礼法合用的国家治理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荀子礼学思想对现代国家治理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李会康^[3]（2020）在《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文中指出本文从人文阐释体系的构建角度入手探讨董仲舒的经学阐释,说明董论中阐释载体与“大一统”的人文体系形成和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而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言说义理同安置各人文元素的节文场域如何对应,以对这一体系所试图揭示的“适宜”传承和探索路径进行描述。目的是为了揭示一些习以为常的经学阐释元素和理念的由来,以及在董仲舒所构建经学体系初期的形态。传统认为董仲舒作为“儒者宗”,使得景、武间儒家接替黄老之学而开始成为经学构建的主导学术流派是不证自明的史实。基于这一史实,本文借董仲舒“推阴阳”这种广阔的学术视角,对经学作为人文核心同自然的联系进行了深度发掘。“天人合一”的理念和“天人感应”的体察方式并非董仲舒向壁虚构,“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人文阐释理念也不是汉初《春秋》学者突发奇想。这些理念同公羊学派所倡导“大一统”一样,都是人文传统自上代诗乐教化以来不断嬗递的结果。董仲舒的经学阐释不仅葆有了历代嬗递中的人文元素,也为其在当世人文实践中铺就了作用理路,实现了“乐”《诗》《春秋》等人文要素的转生。从今见可靠资料看,董仲舒是最早有意识对中介天地和人文的儒学领域进行整体系统化的大儒。在讨论董仲舒所构建的经学阐释体系时,本文详细回顾了董仲舒所关注的“乐”、《诗》、《春秋》等形态。以董仲舒认定的物理、人情为入路,结合相关史实,梳理了“乐”在人文体系中浮现的过程。“乐”何以在董仲舒拟构的经学体系中占据基理位置,成为“六艺之科”得以在经学体系中安置的文化根基,是本文试图了解董仲舒经学阐释体系的入路。对“乐”文化所衍生的“乐语”及随后落成《诗》的具体形态和文化角色进行关注,可使董仲舒论中各“六艺之科”的经学意义更加明确。通过描述宗周教《诗》、儒门用《诗》同汉初诂《诗》的联系,可进而阐明“赋《诗》断章”同“《诗》无达诂”之间的深刻文化渊源。通过祭祀中“乐”同“言辞”的联系,可重新审视契刻符号同“语音”的结合在人文阐释中的历史性意义。进而可说明“文辞”为主要形态的《春秋》在接替诗乐的过程中如何保留“大一统”理念,并继承“鬼”“神”原始概念而生成“三统”“三世”的成熟义理。在汉初的文化建构中,陆贾、贾谊对《谷梁》《左传》阐释立场的偏用,已体现了《春秋》学所蕴含义理在人文构建中的巨大作用。至董仲舒时,《诗三百》作为训诂的直接担当,已经基本促成了新时代文辞意义的替新;同时,《十九章》的着成,使得《诗三百》成为完全脱离“音乐”的文辞体系,《春秋》之学作为人文阐释担当已成为时代必然。董仲舒作为《公羊》大师,充分发挥文辞的义理之长,对《春秋》这一义理场域进行了分化和再建构,使“无达辞”的阐释有了合理的去向,《春秋》也成为一个既在理论上自足,又同现世人文相通的阐释场域。“适宜”在人文中的积累明确产生了“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的理论基础。

魏凯^[4]（2020）在《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研究》文中提出先秦儒家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刻,体系完善。孔子、孟子、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在各自的学说中提出了各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思想,因此,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本文参考了大量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研究的相关文献、期刊和资料,并进行综合分析、整理和研究,得到对本文有用的信息和理论。在此基础上,对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的主要目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并且运用比较分析法,重点比较分析了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目的、内容、方法的异同,同时,对他们道德教育思想作出了评价,总结出了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启示。孔子主张培养“君子”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其道德教育思想以“仁”为核心,将“仁”、“礼”相结合,注重因材施教、学思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孟子主张培养实施“仁政”的“士君子”,强调人伦仁义,认为人性本善,其具体道德修养方法为存心养性、反身内省。荀子期望培养出“圣人”和“君子”,主张隆礼重法,强调性伪之分,其道德修养方法为化性起伪和积善成德。孔、孟、荀道德教育目的的一致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都期望通过道德教育把培养对象培养到“内圣”,二是都以道德教育来推动其各自政治主张的实现。在道德教育目的的差异方面,孔、孟、荀在道德教育培养的人才层次上有所差别。孔子注重培养“君子”型人才,孟子注重培养“士君子”的理想人格,而荀子注重培养“圣人”和“君子”。在道德教育主要内容的异同方面,他们都以“仁、礼、义”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这是他们相一致的方面,而差异主要体现在心性论上的差异。在道德教育方法方面,相一致的地方有两处,一是都以主动学习作为提升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二是都以师者作为传授道德知识的主体。而差异的地方也有两处,一是在道德教育实现途径上的差异,二是对受教育对象的具体要求上的差异。对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的评价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积极影响,即在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有助于提升人的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是其局限性,主要表现为目标和时代局限性。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启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理念方面,要加强对大学生心性和道德情怀的培养。二是在方法方面,注重培养大学生学思结合、自我反省的能力以及积累善行的观念。三是在形式方面,要重视周围环境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影响,同时对大学生的道德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高赟^[5]（2020）在《北周文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北周文学为研究对象,旨在整体、系统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周文学,还原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北周文学,呈现一个清晰的北周文坛,显示北周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学价值,改变人们对北周文学的认识。北周文学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快速、密切大融合的成果,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起着枢纽作用。北周文学因时代、地域、民族、文学演进规律呈现独特的阶段性文学特点。全文除绪论、结论、附录外,分上下编,共八章。上编五章整体、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文学成果、文学特点,展现它的枢纽作用。下编三章重点研究北周文学独特的、最重要的作家。上编第一章宏观整体鸟瞰北周文学,从北周文学家、北周文学作品、北周文学活动三个方面论证北周文学的繁荣。第二章重点研究对当时和后世影响较大的周文帝宇文泰发起的西魏文体文风改革,论述西魏时期文学作品和西魏对北周文学的贡献。第三章从北周时期政治、文化、社会环境和北周文学的关系论述北周时期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与北周文学的繁荣密切相关,起着促进作用。北周文、明、武三帝收集和整理中原典籍对华夏文化的绵延不断作出重大贡献。第四章通过北周时期两个文坛和民间文学的文学作品全面系统论述北周文学的繁荣、南北文学融合的文学成果、文学特色。第五章从出土西魏北周墓志视角考察这段时期墓志的演进和文学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北周文学的文学水平。下编第一章整体论述北周宇文氏文学作品,充分展现北周宇文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第二章综合研究王褒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王褒生年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卒年是周武帝建德五年（576）。梁宫体诗是一种新体诗,诗人运用这种诗体可以创作任何题材的诗歌。王褒是梁宫体诗的代表诗人。王褒北朝大部分五言诗歌反映他因羁旅异国的现实而引发内心深处的亡国之悲、羁旅之痛、思乡之切、生命之短的各种复杂的沉重心情,呈现“悲”“沉郁”的特色和风格。王褒以边塞乐府诗为代表的诗歌带有“建安风骨”的气息,但与“建安风骨”不同。王褒在创作乐府诗时很大程度上受到他创作宫体诗艺术技巧的影响。王褒五言八句、四句诗创作对唐律诗、绝句的形成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王褒入北文章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南北文学相融合的成果。第三章综合研究庾信及其文学作品。本文考证庾信在北周任司水下大夫、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的任期和北周部分交游。庾信入北前十年心态复杂,最终由排斥到感恩、接受,再到主动亲和北周朝廷。庾信在入北前十年,或者说在入北的二十八年中,对故国的悲伤、对故国故土的思归和思念从没有停止过,贯穿始终。这种乡关之思以公元557年十月陈代梁为界显示出细微区别。之前是他对梁朝故国的思归与思念,之后是他对南方故土的思归与思念。《哀江南赋》作于公元557年十二月,主旨是哀梁朝。《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枯树赋》《小园赋》《伤心赋》《竹杖赋》《邛竹杖赋》展现庾信入北初期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极具文学价值。五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展现庾信诗歌的文学魅力。庾信在北周创作的宫体艳情诗是他在梁朝创作的宫体艳情诗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显出新特点。《燕歌行》在王褒、庾信、高适手中继承并改变,最终使乐府旧题《燕歌行》的传统内容真正变成以边塞为内容的边塞乐府诗。《杨柳歌》是乐府诗,作于庾信入北初期,主旨是自悲身世。庾信创作的宫廷雅乐歌辞反映北周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崇拜。《道士步虚词十首》是庾信对道教步虚词的改造,文人步虚词成为表达个人情感的乐府诗体裁。庾信五言八句、四句诗歌创作对唐律诗和绝句的形成作出很大贡献,他创作出一首五言绝句。庾信入北前期部分诗赋文创作呈现“建安风骨”的风貌。《拟连珠》最大可能作于公元557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主旨是念王室、悲身世,它的创新表现在三个方面。庾信墓碑传文、墓志铭传文、墓碑志铭辞都各具文学特色。庾信丧母是在西魏,丧母守孝时间是公元555至557年。庾信在北朝真正的隐居时期是公元554至563年。《移虏留使文》非庾信作品。

涂可国^[6]（2019）在《政治儒学的一个重要向度:先秦儒家的法治思想》文中研究指明社会儒学要具有旺盛生命力,就应把思维的触角伸向政治生活领域,融儒家政治哲学或政治儒学所蕴含的德治论和法治论于一身,以进一步开拓社会儒学的政治向度和政治儒学的法治向度。儒家关于礼治与法治关系的治道思想大致体现为三种情形:礼法分治、礼法共治和礼主法辅。先秦儒家虽然凸显德治、礼治的作用,但并不是否定刑罚在治国理政中的功能,这集中体现在孔子主张"齐之以刑"、孟子倡导"明其政刑"和荀子讲求"明德慎罚"上。先秦儒家法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既表现为《礼记》把"礼乐刑政"看作治国理政的核心和总纲,提出"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和"制五刑""行四诛"的治道,还表现为董仲舒阐明了德本刑末的治国理念,也表现为汉代之后历代统治者一定程度上奉行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治国之道。

蒋昌鑫^[7]（2019）在《《翻译名义集》引内典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翻译名义集》（1143）,南宋法云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梵汉对译佛教辞书。其广征博引,保存大量汉字古音古形古义,对古书1佚、文字考证、辞书编撰均有重要作用。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或是内容收录重编,或是书本简介,还有很大研究空间。以宋刊本《翻译名义集》为底本,借助语言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方法,加以计算机技术辅助,对文本数字化,建立数据库,对《翻译名义集》引内典问题进行梳理及研究。《翻译名义集》引内典269种,凡2052例。引书目的主要有释义、书证。引书形式以直接引用原文为主。引书内容与今本比较,文字有同有异。其同表现为基本相同、完全相同;其异主要表现在暗引、节引、转释、意引、异文、借用、)误等,其中)误指文字上的脱、衍、倒、)及以甲书为乙书等情况。如“博”和“愽”的不同,与异文有关;“恒”和“常”的不同,与转释有关。由於种种原因,论文尚存诸多不足,有待日後改进。

吴国龙^[8]（2018）在《宋代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李光易学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宋儒开创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周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主要在“革新政令”与“创通经义”两方面为儒者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李光是生活在两宋之际的一位儒家士大夫,绍兴和议期间官至参知政事（即副宰相）,因在和议、用人上与秦桧发生严重冲突,被远贬岭南十五年之久,在贬居岭南的高压政治与苦闷生活中,历十数载着《读易详说》,他的人生经历和着作充分地展现了其思想与宋代政治文化的内在联系。李光《读易详说》在解易过程中,有大量引史证经的材料,四库馆臣将他看作易学“史事宗”的开创者。李光之史事易学,对历史人物、历史典故的运用,完全是为了服务于他的经世思想。“士必通经而后可以学史,史者,经之翼也。”（明·张自勋）“经学不可以史证,经学必以史证。”（宋·李杞）经史互证是经典诠释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李光是把《周易》本身当作一部政治学教科书,用“以史证易”这样一种解《易》方式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君道”是李光易学思想的重要方面,其“尊君”思想既有北宋立国时的文化记忆,也是对两宋之际政治现实的客观反映。李光之尊君,是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他认识到了稳定对于政治秩序的重要意义,侧重于讲“尊君之势位”,强调“以德配位”。宋代矫枉过正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军事上的弱势让李光借《周易》提出恢复“封建制”的设想。“国是”说从宋神宗朝绵延到李光生活的两宋之际,成为宋代政治的中心问题,“国是”的背后是君权的扩张,政治生态的改变,反映在思想领域是君臣借《周易》的阐发,对于君主“乾纲独断”的要求。君权的扩张,让儒者们逐渐意识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国定”是政治的大根本,而当经典的权威无法约束无边的皇权时,“得君行道”便成了儒者可遇不可求的乌托邦。李光易学中的臣道思想是和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分不开的。宋初科举制度的大力推行和政治、经济基础的变化都为儒家士大夫真正大规模登上历史政治的舞台提供了基础。以儒家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士大夫一上来就以提升大臣的名节、操守为重。李光在《读易详说》中着重阐发了他对大臣“柔顺而贞”的原则要求。李光借助《周易》中天然存在的爻位“结构语言”,结合卦爻辞,对大臣的“进退出处”恒三致意,其思想反映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存在着在“邦有道”与“邦无道”的政治环境下如何取舍的问题。在李光易学思想中便充满着这种矛盾,他既赞许君子在邦无道的时候尽快离开朝堂,所谓“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又反对当天下无道之时,君子缄口莫言,做明哲保身之举。这种矛盾的取舍,是在君主专制制度条件下,普遍存在于儒家士大夫身上的政治伦理选择困境。此外,以《读易详说》中《师》卦为例,结合李光在两宋之际的政治实践,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政治的另一个面向,即对武人的防范,指出岳飞之死与杨存中之富贵,是双方性格与南宋初期政治文化走向的必然。君子小人之辨是《周易》固有的思想,两宋之间的朋党之争与君子小人的纠葛密切相关。《读易详说》于君子小人反复论述,是对宋代政治文化的直观反映。宋代的党争,首先是以经世为目的的士大夫的政见之争,在“异论相搅”、忠奸难辨等复杂环境中,逐渐转化成所谓的“君子党”与所谓的“小人党”之争。“小人”,在强调士风名节的宋儒那里是最为摈斥的对象,因此,政见之争就变成了关乎安身立命的道德操守之争,其残酷和激烈可想而知。李光在《读易详说》中既重君子与君子党,又反复言及小人的危害与情伪,对小人采取诛、化、并包的三种态度,故他关于君子小人之辩的思想不再落到意气之争,而表现出一种理性和务实。李光政治生涯的前期经历了徽宗朝“丰亨豫大”对百姓的盘剥,后期经历了战乱所造成的民生凋敝。所以,李光非常重视统治阶级的节俭品德和对民生、民力的涵养。《周易》本身即具有浓厚的民本思想,李光在《读易详说》《庄简集》反复借卦爻的诠释来阐发他的经世思想。在李光看来,民心向背是政权合法性的根源,“民心即天心”。在其着书与政治实践中,李光借助《周易》中《剥》《复》《损》《益》《革》等卦的解释,以经典的权威性对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吴翀^[9]（2018）在《荀子以礼为本统的统合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国末期,面对比孔子时期更严重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当世大儒荀子没有采用前期思孟学派向内塑造人的道德人格的学术路径,而以礼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纲领,通过礼的成文化、制度化建设,强化礼的规范性,向外寻求建立更具约束力的社会规则和秩序,最终实现天下的大一统。荀子认为诸子百家的思想各有侧重,各有所“偏”、所“蔽”,有一定合理性,但都不全面,他希望构建起一套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又汲取各家合理思想的相对整全的思想体系来统合各家思想。因此,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可见其受到道家、法家、名家、墨家等思想影响的痕迹,同时又坚持了儒家思想的立场和宗旨。荀子用“礼”作为统贯各种理论、构建社会秩序的纲领。他试图实现从礼治到礼制的转变而重新奠定礼的权威性、规范性,为建立稳定统一的社会秩序服务。本文通过“礼统名实之辨合论”、“礼统天人之制用论”、“礼统性情之教化论”和“礼统修身治国之治世论”四个部分来阐释荀子以礼作为统合纲领来构建其思想体系的理论特色,以及个人的道德实现与社会秩序规范化建设相统一的理论目的。同时,也强调了荀子始终坚持儒家的思想立场和宗旨,并没有背离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为学修身治国相统一的思想宗旨,故荀子是真正的儒家。

黄杰辉^[10]（2018）在《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荀子治国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基于“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这一总体看法,荀子以“一核双线”（人性论研究为理论内核、内圣能思外王能群为展开主线）为理论进路,展开了其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哲学研究离不开对人的理解,荀子认为人性虽有自然的趋向,但人却又能思、能群,具有社会的品格,从人之天性出发说人性本恶,仅仅只是荀子人性论学说逻辑起点所在,荀子并未仅仅停留在性恶本身,而是重点强调“化性起伪”以及“涂之人可以为禹”,后者体现了人的能善品格。荀子对人的理解,也主要聚焦于体现人的后天特性的能善论,其治国理论则由此引出,由此出发,荀子以内圣能思和外王能群为两条主线建构其治国思想体系。具体而言,荀子认为人的根本特性之一在于能思,个体能思特性展开为理性思维等能力,并使个体能够把握天道和人道,遵循礼法规范。圣人在这方面提供了典型的范例。荀子提出“心也者,道之工宰者也。”重要观点,又说:“圣人者,精于心道者也。”在荀子眼中,圣人就是精通思维之道者,所谓能思成圣,也就是在后天进一步发展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以便为“国”之治理提供内在前提。荀子认为,人的另一根本特性在于“能群”,人和万物根本不同,除了个体通过能思把握天道和人道,遵循礼法规范等等之外,还在于人能够合群以发挥更高的群体作用。在由能群而达外王方面,荀子提出“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要观点,并强调:“国者,天下之重任也。”荀子主张以群学开外王,认为王道即群道,从而,把握并依据群道,便可逐渐达到合乎礼制的治国之境。综合起来,从广义的人性论出发,荀子以“能思”扩展内圣、以“能群”落实外王,就“个体如何思”、“国家如何群”进路进行深入研究,对国之“治”的一系列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由此展开的思想既包括历史的意义,也蕴含理论的意义。

二、诚信,为政之枢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诚信,为政之枢要（论文提纲范文）

（1）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论文提纲范文）

（4）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北周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翻译名义集》引内典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宋代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李光易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荀子以礼为本统的统合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荀子治国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诚信,为政之枢要（论文参考文献）

• [1]荀子“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研究 ——以“法”为视角的考察[D]. 曾筱琪.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荀子对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研究[D]. 刘亚奎. 曲阜师范大学, 2021(02)
• [3]诗乐诗教与董仲舒经学阐释的文化溯源[D]. 李会康.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5)
• [4]先秦儒家孔孟荀道德教育思想研究[D]. 魏凯. 江西理工大学, 2020(01)
• [5]北周文学研究[D]. 高赟.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1)
• [6]政治儒学的一个重要向度:先秦儒家的法治思想[J]. 涂可国. 当代儒学, 2019(01)
• [7]《翻译名义集》引内典研究[D]. 蒋昌鑫. 华中科技大学, 2019(03)
• [8]宋代政治文化视野下的李光易学思想研究[D]. 吴国龙. 湖南大学, 2018(06)
• [9]荀子以礼为本统的统合思想研究[D]. 吴翀. 云南大学, 2018(01)
• [10]国者，天下之制利用也 ——荀子治国思想研究[D]. 黄杰辉.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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