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艺术集成志书编纂与乌春研究(论文文献综述)
范丽琴[1](2021)在《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指收录整个福建或福建某地区两个及以上作家作品的合集,其编纂者不限于本土文人,还包括客寓文人。福建最早的地方诗歌总集是唐代黄滔所编的《泉山秀句集》三十卷,现存最早的则是明代徐编、费道用等补录的《闽南唐雅》十二卷,此后福建地方诗歌总集蓬勃发展,充分展现了福建文学的发展轨迹。从时间分布上看,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自唐代发端,宋代勃兴,元代延绵不绝,至明清时期得到全面发展,出现明代中期和清代中期两座发展高峰,福建各府涌现出大量着名的地方诗歌总集,并在清代呈现出总结性的特点。从空间分布上看,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主要集中在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邵武府、建宁府次之,其他各府零星分布。在福建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人积极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们承前启后地进行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他们以“以人而存其诗”(选人)和“因诗而存其人”(选诗)的选录标准为主,对前人已刊刻或未付梓的总集、别集、诗话、笔记、方志、杂录等,甚至石刻藓壁、题画诗等多种文献载体进行全面搜集与整理,采用以人系诗、以体系诗、以主题系诗的编纂体例,编纂出诸如《闽海风雅》《全闽诗俊》《乾嘉全闽诗传》《闽诗录》《全闽明诗传》《国朝全闽诗录》《晋安风雅》《莆阳文献》《莆风清籁集》《清源文献》《螺阳文献》《丰州集稿》《昭阳扶雅》《建宁耆旧诗钞》《汀南廑存集》《柘浦诗钞》《建阳诗钞》《剑浦诗编》等一大批反映整个福建或某府某县诗歌发展状况的省级或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福建科举文化发展水平、福建地方文学家族的发展步伐相一致,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能够比较突出地体现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状况,其中所包含的正文和序、跋、凡例、人物小传、评注等附件资料不仅具有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拓展福建诗人群体研究、拓展福建诗歌批评研究等重要的文学意义,而且具有辑佚与校勘功能,具有保存作者资料、保存历史事件史料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记载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金标[2](2021)在《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乾隆时期编纂的文化典籍工程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项文化典籍工程中,有乾隆亲自主持下,编纂的《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钦定金史国语解》、《钦定满洲源流考》等,上述典籍实则是清代以国家层面对满洲姓氏、族源的谱系化建构。然而因受时代的局限,缺乏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研究,存在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以“白山黑水地带”为空间范围,以氏族、族源为切入点,将族称“女真”、“满洲”与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考察。文章除绪论、结语,正文为四章:第一章讨论族称“女真”与“满洲”。首先对建州女真的迁徙与形成过程进行考察,其次,对其为渤海遗裔作以梳理,以语音、词根为抓手,结合满语及相关史料,论述了“满洲”、“靺鞨”两个名号的共同氏族起源性,并且对其具有“大”、“弓”之语义做了分析。接下来,对狭义“肃慎”的范围以及其与“女真”的语音关系加以考察,并对“肃慎”概念的泛化和“女真”一词所具有的不同层面的意义进行分析。第二章首先对清代皇族“爱新觉罗氏”作为“觉罗氏”的支脉,以及“觉罗氏”与金代“夹谷氏”、“加古部”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从满、汉语言文化互动的视角,论证了“觉罗”、“佟”、“佟佳”之间的关系。接着,笔者对“董鄂氏”与金代女真“术虎氏”的源流关联进行了梳理,进而从语音、语义、文化、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将“术虎氏”与黑水靺鞨“铁骊部”溯源为一个名为“/*t?ɑk/”的古老氏族,最后对“觉罗氏”与“术虎氏”的氏族同源性进行了探讨。第三章对完颜氏的语音、语义和姓氏源流进行了梳理,认为完颜、富察、渤海具有共同氏族起源。进而对蒲鲜万奴的姓名与东夏国国号,靺鞨、完颜氏以“李”为姓,女真、满洲文化“柳”崇拜的根源等问题做了分析,并对“靺鞨七部”的形成与去向加以考察。最后,对“苏完瓜尔佳氏”的迁徙加以考述,厘定了“苏完地方”的位置,对“瓜尔佳”之满语语义为“网”,起源于渤海国“忽汗河”之河名的历史进行了论证。第四章首先以“白山黑水地带”内部的二重“华夷体系”构造为视角,对“窝集”、“兀者”、“兀狄哈”、“兀的哥”、“吾者”、“兀的改”等具有“森林”语义的名号进行了分析,进而对其在满洲、女真、靺鞨人中形成的一系列姓氏和部族名称进行了梳理。其次,对满洲着姓“温都”、金代女真姓氏“温敦”的语音、语义进行了考察,在氏族层面对其与“挹娄”的源流关系进行了梳理。进而对“挹娄”、“于离”、“虞娄”、“尼夫赫”等名号的语音及其群体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考察,对其氏族源流进行了推测。最后,不但对“那拉氏”的源流进行了分析,还对契丹融入女真—满洲的主要姓氏及语义进行了揭示。
曲晓燕[3](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研究指明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孙克诚[4](2020)在《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特殊时期,封建时代又到存亡交替关口。当此之际,因政治腐败明王朝急剧没落,以武力血腥清政权勃然兴起,社会变乱四起,战争频发,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尖锐。人们经历着政治黑暗导致的生活失序,感受着朝代更替带来的心理失落,体会着华夷错位生就的思想阵痛,这是一个令人精神痛苦、心灵扭曲的时代。置身巨大社会变迁中,生性敏感的知识分子的感受尤为深刻。失望于现实的腐霉黑暗,感慨于社会的狂澜难挽,诸多不肯出卖节操以求荣利,不愿屈膝以事异族的高洁之士,此时纷纷走向了遁世之途。与时代沉浮相协应,隐逸历史渊源流长的崂山亦于明末清初,迎来了隐逸文化的繁盛时期。一批士子各有不同出身与经历,或为朝中高官,或为地方官员,或为东林党人,或为复社成员,或为进士举人,或为布衣士子,或为宫廷太监,或为义军领袖,为了驱除胸中郁闷、排解思想痛苦、保全气节操守、苟全身家性命,受到了崂山所承传的隐逸精神的感召,先后来到崂山,隐遁丛林之中,僻居海滨之侧,托身佛道之门,选择了远离尘俗、固守德操、持养心志的隐逸生活。但是他们并非全然忘怀世事,消极以避世,在纷乱时代中,仍然关怀世情民生,持有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他们互通声气、彼此支持,结友仁人志士,交往文化名流,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隐逸文人群体,从而对地方多有作为,于社会多有贡献。啸傲在崂山,作为特殊时代中有德操之士的代表,他们的人生之终,或从容赴死,或慷慨就义,或守志终老,各自成就了人生的价值,光扬了崂山文化的精神。栖息在崂山,他们以传承民族文化为使命,披荒榛、筑屋舍,修造藏读场所,创办书塾书院,兴造佛庵道庙。于此读书治学、赋诗论艺、习书抚琴、教授生徒、参禅修道,于学术、教育、艺术、宗教上,都有突出的作为与贡献。他们传延了崂山文脉,发展了区域文化。歌哭在崂山,他们以文学为生活方式,记事抒情议论,创作了大量的散文与诗歌作品。这些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意蕴深厚,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们创办诗社,相聚一起,联吟酬唱、论诗谈艺,主导了崂山及周边的文学风气,繁荣了区域性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宝贵的文学遗产。因为隐逸文人的入驻,崂山文化呈现出鼎盛之势。在崂山,隐逸文人们拓建了新的文化空间,营造了新的文学景观,使崂山文化地理的精神内涵再得丰富。明末清初之时,社会种种变局均对崂山产生了深远影响。政治之博弈、奸邪之斗争、生活之动荡、易代之变化、强权之暴虐等诸般时代风雨,都波及到了这边隅海陬之地。旧恩之眷恋、亡国之哀痛、恢复之图谋、出处之矛盾、生死之抉择等诸般文人情思,都在崂山丛林中留下了深深印痕,崂山实已成为整个社会的缩影与表征。此时的崂山隐逸文化与文学蕴含着时代的品质与精神,超越了一时一地之局限,具有了普遍性与永恒性的意义。论文各部分主要内容简述如下:绪论:论析了选题提出的意义,对与选题相关研究成果作了述评,明确了论文研究任务及采用的研究方法,对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了界定,说明了文献资料的搜集、准备及使用情况。第一章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作了考述,对从秦汉到明前中期二十余位进入崂山隐居人物隐居始末作了探析;其次论析了崂山隐逸文化精神传统的形成及其内涵,分析了影响其形成的自然与文化原因。第二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首先对此际崂山隐逸文人群体概况作了考述,对三十余位人物的生平及隐居崂山情况作了考析;其次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表现及特点作了论析;最后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作了分析。第三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对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地理的空间存在及其内涵作了论析。首先对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作了阐析,指出一些文化景观蕴含着独有的精神内涵,因而成为隐逸文人崇尚的精神地标;其次对隐逸人物密集的地理空间所在与变迁情况作了考述,明晰了自然与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历史变动情况。第四章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对当时文化名士如施闰章、顾炎武、王士禛、钱谦益、蒲松龄、高珩、王铎、朱彝尊、张英等人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游情况,及其对崂山作出的文化贡献,分别作了考析。第五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研究:从隐逸文人中选择高弘图、黄宗昌、张允抡、黄培、胡峄阳等五人为代表人物作了个案研究,对其生平、隐居崂山始末、文化贡献与文学创作情况作了较详备的考述。第六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论析了崂山隐逸文人对区域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对其在学术、教育、艺术、宗教等方面所作出重要的贡献作了整体性考析。第七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对隐逸文人的散文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对他们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作了考察;其次从文体角度,对其创作的各种散文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散文的总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第八章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对隐逸文人诗歌创作情况及其成就作了论析。首先就其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进行了考察;其次对其诗歌结社、诗论建树情况作了考论;再次从题材角度,对其所创作各种诗歌类别,分别就其思想意蕴、艺术特点等方面做了分析;最后对其诗歌整体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作了总括性论析。结语:就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作了回顾性的概括总结。明晰了此际崂山隐逸文化在中国隐逸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与现实性价值。
杨鹏[5](2020)在《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明清时期,玉米、番薯、马铃薯、辣椒、烟草等30多种美洲作物传入我国,随后被引种至武陵地区,继而广泛种植。美洲作物的引种和推广对武陵地区的农业生产、人口增长、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探讨玉米等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时间、推广过程等问题,并揭示了其引种和推广的动因以及历史影响。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对武陵地区的自然、人文环境及农业历史概况进行概述。宋代以前武陵地区农业经济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主,农耕业和畜牧业有一定发展,但不占主要地位。元明至清初,随着屯田的开展和流民的迁入,农耕生产进一步发展。清代改土归流后,农耕业迅速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生产方式,采集和渔猎的地位下降,仅作为一种补充手段。第二章阐述主要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和推广的发展历程。涉及有三类作物:一是粮食作物主要包括玉米、番薯和马铃薯;二是经济作物主要包括烟草和花生;三是蔬菜作物主要包括辣椒和南瓜。第三章探讨武陵地区引种和推广美洲作物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然因素,武陵山区的自然条件适合于美洲作物尤其是玉米、番薯和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的生长。二是社会因素,一方面清代改土归流后,各地府县官员大力劝种,加快了美洲作物的传播速度,另一方面,改土归流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武陵地区,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随之传入这一区域,为美洲作物的引种推广奠定了技术基础。另外,人口激增导致人地矛盾日益尖锐,促使美洲作物尤其是玉米等粮食作物迅速推广。第四章主要分析美洲作物传入武陵地区的历史影响。具体来看,一是提供了农业生产的作物新品种,改变了农作物结构,同时扩大了这一地区的耕地面积,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的粮食产量。二是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活跃了农村经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推动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三是为人口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四是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民间文化活动,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五是改变了武陵地区的生态环境,出现了植被破坏、动物灭绝、水土流失、地力下降等生态环境问题。
何欢[6](2020)在《《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文中指出徐霞客(1587—1641)用尽毕生精力考察祖国山川,足迹遍及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行程远达十万余里,并留下皇皇六十余万字的日记体名着——《徐霞客游记》。学界对其人其游记研究成果颇丰,并形成“徐学”体系。该书中,徐霞客征引了众多地理类文献。稍显遗憾的是,大部分学者着重的是对徐霞客行踪游记的考察以及地理科考贡献的关注,对《徐霞客游记》征引书籍的文献学价值的分析研究不够深入。故本文对《徐霞客游记》中征引的地理文献一一进行考疏,从文献学的角度深化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本文在绪论里指出,徐霞客出游时所带书籍主要为地方志及有关地方记载的文献。第一章梳理了《徐霞客游记》全书引用文献的范围,将引文内容尽数析出,厘清征引文献范围,获得47种着录文献,共计征引203次。参考传统目录学四分法和着述主体的分类原则,将征引文献分为地理类文献和非地理类文献,其中地理类文献25种,征引180次;非地理类文献22种,征引23次。我们发现《徐霞客游记》征引文献众多,且以征引地理类文献为主。经史子集各部类虽有涉及,但零散不成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本列于经部的《尚书·禹贡》,因具有地理专着的性质,笔者特将其归为地理类文献进行研究。《徐霞客游记》征引的地理类文献具体可以分成三类,分别是记载全国范围的总志、记录地方历史地理的地方志以及地理专着专论。总志有《大明一统志》《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书,地方志有《西事珥》《广西府志》《百粤风土记》《腾越州志》《大理府志》《南程续记》《寻甸府志》《桂胜·桂故》《晋宁州志》《名胜志》《云南志》《都匀府志》《衡州统志》《零陵郡志》《腾永图说》《梧州府志》《新宁州记》《姚关图说》《永昌府志》《鸡山志》等书,地理专着专论有《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书。第二章考述《徐霞客游记》各地理类文献的征引内容。本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题解各书作者、目录、成书过程、版本流传等内容。除此之外,将地理类文献的引文逐条排列,并与征引原文进行对校辨析,或考证征引文献的流传存佚,或评论徐霞客征引文献的得失,或分析先贤前辈对徐霞客引用文献的评价。在考述引文的过程中,可以得知《徐霞客游记》使用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两种征引方式。由于徐霞客出行在外,吃住条件简陋,无法携带大量书籍,因此主要以间接引用为主。《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涉及内容繁多,包括建置沿革、山川、公署、土产、关梁、寺观、祠庙、古迹、人物等。不但有自然地理现象,如地貌、水文、植物、气候、土壤及矿产等,还有各地社会概况、民族民俗、风土人情等人文地理现象,是晚明社会历史真实的缩影。第三章对《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的多种功用做了总结分析。其中最基本的功用就是以志导游,明晓地事。徐霞客在游览名山和西南遐征的过程中,将实地勘探与阅读地理图志互相印证,进行深度地理考察。在充分利用已有地理文献的基础上,徐霞客秉持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对地理书籍中的错讹之处毫不留情地进行纠正。通过实地勘探,徐霞客提出了金沙江才是长江主源的正确论断,证实了《禹贡》“岷江导河”的错误记载。除此之外,徐霞客也辨析了不少地方志中错误的地名记载,将《大明一统志》《百粤风土记》《西事珥》等志书中一些错讹之处进行了订正。更令人敬佩的是,徐霞客还提出了自己的修志主张,创修了《鸡山志》,为后世鸡山志的编修树立了榜样。最后一章,探究《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丰富的文化意义。《徐霞客游记》为日记体游记,在行旅日记和小字夹注中,徐霞客征引了 200多条地理文献,既增添了科学性,又促使《徐霞客游记》从纯粹的文学游记向丰富的地理野外考察报告转变,完成了对游记体裁的创新,是明代游记类型发展繁荣、类型丰富的印证。征引众多地理文献,扩充和丰富了《徐霞客游记》的内容。其对史籍、地志的纠错,也为明代地理文献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还是徐霞客超然自由的个人性情与崇尚真理的科学精神的彰显。在梳理徐霞客旅行时所接触文献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建构起徐霞客的阅读世界,探究徐霞客的文献视野,丰富和延伸“徐学”的研究内容及体系内涵。
汪洋[7](2020)在《乾隆《天门县志·人物例传》整理与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方志卷帙繁浩,记载一方之史,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人物等方面,被誉为“一方之百科全书”,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地方的发展演变历程和历史文化底蕴。方志具有教化、资治、存史作用,而这些功能集中体现在人物志的编纂上。章学诚早期编纂的乾隆《天门县志》作为天门现存旧志中质量最佳的一部志书,内容丰富,人物列传占有很大比重,且在体例与内容方面有诸多创新,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在现存版本中,《中国地方志集成》所收乾隆《天门县志》(简称集成本)和故宫所藏乾隆《天门县志》(简称故宫本)流传范围相对较广。运用科学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对故宫所藏乾隆《天门县志》进行标点,对疑难之处进行注释,对残缺部分进行校补,有利于人们的阅读,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论文在对故宫本进行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开展了相关学术研究。首先,梳理乾隆《天门县志》的编纂状况,包括编纂机构及人员、编纂体例和版本流传,形成比较系统全面的县志研究资料。其次,分析了乾隆《天门县志·人物列传》编纂的内容和特点。在内容上,根据每卷记载人物不同分为循良列传、儒林列传、卓行列传等等。在编纂特点上,第一,每卷作一“序”;第二,记载人物丰富且重视史料真实性;第三,摒弃前志“重富贵而轻贫贱”的主张,重视贫苦寒门小人物;第四,破格为生人立传;第五,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再次,评述乾隆《天门县志·人物列传》的价值和不足。论文认为,其价值主要包括保存史料和有利于天门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其不足则包括以下两方面:第一,政治意味太强;第二,没有为社会上的反面人物立传。论文对乾隆《天门县志·人物列传》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一方面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天门地区的了解;另一方面有利于弘扬天门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最后也为后世方志的编纂提供了一定经验。
张劲松[8](2019)在《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文中提出义宁州①位于江西西北部,系湘鄂赣三省毗邻地区,山高林密,为江西西北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明清以来,宁州战祸不断,其中既有所谓“土贼”窃发,也有明末李自成、清初“三藩”之乱及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州城数次被破,破坏严重。战乱造成人口剧减、土地荒芜。为改变土旷人稀、赋役征收困难的局面,清初康熙年间地方将招徕移民开垦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从而吸引了大批闽粤及本省赣南等地的移民流寓宁州,成为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战乱记忆与逐渐形成的资源争夺、文化冲突等使土着形成了较为强烈的敌外心理,客观上造成了土着集团与客籍移民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雍正三年(1725),清廷批准客籍棚民在宁州成立怀远都,编为四都八图八十甲,分插在六乡,使棚民在政策层面上成为宁州地方合法成员。移民群体在宁州存在的合法化及其发展要求与土着对此的反应,成为清代义宁州书院发展的历史背景。宋至明代的宁州书院总体表现与我国古代书院的发展同频,北宋黄庭坚家族的樱桃芝台书院、明代山泉书院等反映了家族势力与官府等在书院建设中重要作用,这一因素在清代得到较好的承续,成为义宁州书院建设中一以贯之的传统。清代义宁州书院高速发展,新建书院数量超过宋元明时期,尤其在晚清时期集中爆发,呈现出城市化与乡村化同步发展,书院治化作用进一步彰显等特征。在这一过程中濂山书院的发展中得到官方的持续支持,书院拥有广泛的民众基础和高度文化认同,位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及长期以来形成的较高社会地位与影响使这成为义宁州的中心书院。清代义宁州以濂山书院为代表的中心书院与遍布各乡都的乡村书院构建了“核心——外围”的格局,发展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书院群。清代义宁州书院在运行中表现出区域特色,在书院群内部存在普遍的文昌神崇拜是书院世俗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科举制度在书院中深刻影响的具体表现,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书院群成员几乎都编纂了书院志,志书的体例、内容与传统教育书院有所不同,诗文、讲义等阙如,代之以公移、捐名、契据、章程等。书院志的实质是档案册簿的事实,反映了晚清时期义宁州书院的现实需要与务实风格。奎光书院、培元书院、梯云书院等数所书院由义宁州所特有的(文)会、(文)季等民间组织演变而成,不同于新建书院,建立在会、季基础上的书院高度重视并保留了会、季时期的考课、宾兴等功能,从而使书院的性质与功能发生转变。“无田即无院也”,教养相资的优良传统在义宁州书院中得到较好贯彻。为建设书院,在地方官员的支持和有效的社会动员下,义宁州书院获得了广泛的的社会捐助,其内容包括田地、银钱及各种物资等,从而保障了书院膏奖、宾兴花红等各类经费的支出。在捐资活动中,议叙政策、捐户进主、肄业资格与从众压力等成为绅民捐赀书院的动力所在。捐户进主的创造性举措,丰富了我国书院祭祀活动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时代性。“规制”一词在传统书院语境中主要指书院建筑物的“规模”与“形制’,自1980年代以来,书院研究界创造性地将原主要指建筑物的“书院规制”转换为主要表征“书院功能”与“书院制度”的组成部分,并提出我国书院“教学、祭祀、藏书、学田”四大规制,从而实现了“书院规制”含义的重大转变,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从功能与章程所反映的史实来看,考课是清代义宁州书院最普遍、最基本的活动,考课是书院的本质规定,清代义宁州书院几乎都是考课书院,祭祀、学田、藏书等活动均以考课为中心。因此,考课是清代义宁州和清代书院的基本规制。基于对清代义宁州书院考课规制的认识,在书院研究中应形成一种发展性的规制观。道光十九年(1839),客籍士子甘临吉参加濂山书院的甄别考试并被知州录取,嗣后土着以甘氏入籍在后、书院建设在先,要求州宪剥夺其肄业资格,由此引发持续五年之久的濂山书院案。案件经州控、府控、省控,最终在江西巡抚的判决下以甘临吉不准与考书院而告终。伴随着案件的审理与发展,土着集团与移民族群之间的关系越发紧张,案件的最终结果客观上刺激了义宁州书院建设,推动了地方人才培养,同时也加剧了土着与客籍移民之间的对立,书院以其特有的方式参与义宁州社会的发展,成为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重要因素。
黄毓芸[9](2019)在《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旧志约8200种,占现存中国古籍的十分之一以上。但学界现有的研究重新志而轻旧志,重地理、历史研究而轻文献学研究,早期方志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魏晋隋唐方志是方志发展的早期阶段,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这一时期的方志,对方志文献学的理论建设,中国方志的起源、发展及演变,方志史和方志学史的建立,第三(6方志的编纂工作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方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方志仅指地方性的综合志,广义的方志还包括全国性总志及记述某方面特定内容的专志。论文主要研究狭义方志,着重研究了以下问题。第一,界定魏晋隋唐方志具体范围。历代学者对方志名实、方志起源、方志内涵与外延的看法差别很大。一代有一代之方志。魏晋隋唐方志既具备历代方志共性,也有其时代特徵。论文基於文献用例归纳“方志”的语义发展、“方志”的内涵、特点及其核心要素;从代表性方志学着作、方志整理着作、着录方志的目录着作所举方志归纳方志外延。并据此从广、狭两方面提出能够整合前人观点的方志定义,为魏晋隋唐方志文献的目录、版本、校勘、1佚研究奠定了基础。第二,归纳魏晋隋唐方志总特点。从方志地名沿革、地域分布、体例分类、撰人分布等方面分阶段考察魏晋隋唐方志各自特徵。第三,考察方志着录轨迹的历史演变。梳理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志在历代目录及其子目中的分布及沿革以求“考镜源流”;考证了官、私、史目录学着作着录魏晋隋唐方志的误录、同书异名、同名异书、卷数异、撰人异等情况。第四,整理魏晋隋唐方志文本和考证魏晋隋唐方志1本。分析总结魏晋隋唐方志1佚成果现状,补充已有1本漏1方志佚文、新1方志佚书,校勘佚志佚文及现存方志文本;从版本学角度对这一时期的现存和1本方志进行考察,梳理已有的方志版本研究成果并做了专题研究。第五,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整理与考证。方言材料包括语音(音韵)、文字、词汇、训诂、语法等不同类别,论文主要研究其中的词汇材料,并从文献学角度考证了其中的异文、名物、风俗、地理及历时与共时的演变,旨在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方志中方言资料的整理、1录及数字化工程”的研究提供资料;又是一次从中国古典文献学角度对语言文字学文献进行整理、研究的有益尝试。
陈亭竹[10](2019)在《道光《大定府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大定府地处黔西北,史称“水西”及“乌撒”。元时立乌撒路,置罗氏鬼国安抚司,置顺元宣慰司,立亦溪不薛三路达鲁花赤。后置亦溪不薛宣慰司,不久又以亦溪不薛为军民总管府。明代大定地区置赤水卫、毕节卫、乌撒卫。清代改土归流,置大定府,领平远、黔西、威宁三州及毕节县、水城厅。民国时期一律改县,并新置纳雍、金沙、赫章三县。1949年置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公署,1970年水城县改隶六盘水市。方志被认为有“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而为统治者所重视。我国历来有编修方志的传统,现存方志数量众多,约占古籍的十分之一。贵州方志发轫于《华阳国志》,宋代贵州已开始编修方志,大定于元代编修有《乌撒志略》,明代有《毕节县志》,可惜俱已佚失。大定地区历来为少数民族世居地,在清康熙三年方改土归流。乾隆时期太守王允浩撰成《大定府志》十余卷,未曾付梓。黄宅中莅任后,查大定志乘残缺,文献莫稽,遂决心撰修一部大定的地方志。彼时贺长龄巡抚贵州,热心并支持修志事业,举荐湖南着名的方志学家、舆地学家邹汉勋撰道光《贵阳府志》。黄宅中在邹汉勋完成道光《贵阳府志》的纂修后,延请邹汉勋至大定作志书主纂人,纂修道光《大定府志》。道光《大定府志》,由知府黄宅中主修,邹汉勋任主纂,大定万松书院掌教傅汝怀任分纂,郡中举人谭文藻任首席采访。《大定府志》共六十卷,分为冠篇《宸章》《典礼》,内篇《疆土志》《治地志》《惠人志》《俊民志》《经政志》《旧事志》,以及外篇《文征》《旧志叙录》。道光《大定府志》在纂修时搜罗和引征大量文献,其来源众多而广泛,有史书、方志、少数民族文献、年谱、家谱、碑记、墓志铭等。编修者将王允浩的十余卷乾隆《大定府志》稿全部纳入和采用,同时,首席采访谭文藻的《采访册》及其私修志书《大定志略》,乾隆《贵州通志》也在志书中占据一定比重。邹汉勋在贵州共主纂四部方志,为道光《贵阳府志》、道光《大定府志》、咸丰《安顺府志》、咸丰《兴义府志》,四府志均被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为清代名志。四府志虽为同一人撰修,但比较其体例可以发现,四府志的侧重之点根据各府实际情况而有所不同。《大定府志》与另三部府志相较而言,其体例随着晚清知识观念的转型而变得轻“分野”;根据水西少数民族多、改流时间短、不谙中原礼仪的特点而重典礼规条的教化作用;水西安氏土司是贵州四大土司之首,在贵州有重要影响,因此志书又详细记载安氏土司本末。道光《大定府志》是建国前黔西北地区唯一的一部地区志,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影响。其大量记载和收录黔西北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民族、人物、土司、艺文等方面的资料,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可备征考、补残缺。道光《大定府志》记载了大量清代大定的民风民俗、生产生活的材料,并收录部分诗文进行佐证,是民俗学研究的主要资料。《旧事志》记载水西安氏土司及乌撒土司的主要事迹,为研究黔西北土司提供了文献。《文征》诗歌文献是志书内容的重要补充,做到以诗证史,并保存了大定的乡邦文献。《大定府志》可助黔西北人实现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同时,通过利用《大定府志》,可以发展旅游事业,服务地方经济。《旧志叙录》对大定地区的修志情况进行罗列和简要阐述,并收录有部分旧志的序言及跋语。此外,道光《大定府志》对民国《大定县志》的编修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道光《大定府志》也存在着不足,如收录不全,内容上存在讹误,以及编修者思想的局限等。
二、艺术集成志书编纂与乌春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艺术集成志书编纂与乌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目的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第一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献考察 |
第一节 考察缘由 |
一、作家别集文献保存较少 |
二、福建地方诗歌总集文献丰富 |
第二节 现存文献的馆藏及版本考察 |
一、现存文献的馆藏情况 |
二、现存文献的版本情况 |
第三节 已佚文献的着录考察 |
一、已佚文献着录书目种类 |
二、已佚文献的着录特点 |
第四节 文献考察结果分析 |
一、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发展特点 |
二、原因分析 |
第二章 明代福建各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发展历史 |
第一节 福州府的省级、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一、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二、府县级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第二节 兴化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一、明郑岳《莆阳文献》 |
二、明昌应时《郊居诗抄》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第三节 泉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 |
一、明何炯《清源文献》 |
二、明朱炳如等《温陵留墨》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第四节 其他府地方诗歌总集的零星编纂 |
一、建宁府:《建宁诗选》《潭阳文献》《潭阳文献录》 |
二、邵武府:《樵川二家诗》 |
三、汀州府:《杭川风雅集》《临汀集》 |
第三章 清代福建各府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发展历史 |
第一节 省级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勃兴 |
一、清代前期(清初至雍正) |
二、清代中期(乾嘉) |
三、清代后期(道光后至清末) |
第二节 泉州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繁荣 |
一、清陈澍《螺阳文献》 |
二、清柯辂《清源文献纂续合编》 |
三、清周学曾等《温陵赋钞》 |
四、清陈国仕《丰州集稿》 |
五、其他诗歌总集 |
第三节 兴化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兴盛 |
一、清郑王臣《莆风清籁集》 |
二、清涂庆澜《国朝莆阳诗辑》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第四节 邵武府地方诗歌总集编纂的异军突起 |
一、清朱霞《樵川二家诗》 |
二、清周揆源《昭阳扶雅》 |
三、其他诗歌总集 |
第五节 其他各府编纂的零星出现 |
一、清江远涵《建阳诗钞》 |
二、清杨澜等《汀南廑存集》 |
三、清高镛《剑浦诗编》 |
四、清何澄《台湾杂咏合刻》 |
五、其他诗歌总集 |
第四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编纂因素研究 |
第一节 编纂者 |
一、官吏、乡绅 |
二、学者、诗人 |
三、藏书家、刻书家 |
第二节 编纂缘由 |
一、倡导诗派振兴风雅之旨 |
二、乡邦人文之盛与遗文散落的巨大反差 |
三、征文考献,以备一郡之典 |
四、“接迹前人,流示后昆” |
第三节 选录标准 |
一、“以人而存其诗”的选人标准 |
二、“因诗而存其人”的选诗标准 |
第四节 编纂材料来源 |
一、前人所编的诗歌总集 |
二、先贤诸家遗文 |
三、石刻藓壁、题画诗、稀见方志等 |
第五节 编纂体例 |
一、正文编排 |
二、附件编排 |
第五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学意义 |
第一节 梳理福建文学发展脉络 |
一、编纂理论概括文学发展脉络 |
二、编纂实践体现诗歌发展脉络 |
第二节 拓展了福建诗人群体研究 |
一、拓展了结社诗人群体研究 |
二、拓展了家族诗人群体研究 |
第三节 拓展了福建诗歌批评研究 |
一、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诗话文献 |
二、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 |
三、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 |
第六章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的文献价值 |
第一节 保存诗歌文献 |
一、仅存之作 |
二、集外之作 |
三、集内之作 |
第二节 保存作者资料 |
一、人物传记 |
二、人物辑评 |
三、诗话中的作者资料 |
第三节 其他史料记载 |
一、历史事件史料 |
二、地方特色文化史料 |
三、其他文化史料 |
结论 |
参考文献 |
致谢 |
附录 |
附录1 |
附录2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现状 |
二、研究的时空及概念界定 |
三、研究方法 |
第一章 “女真”与“满洲”的氏族源流 |
第一节 建州女真的迁徙与源流 |
一、明初对建州女真的招抚及建州诸卫的设立 |
二、建州女真迁居浑江流域 |
三、故元三万卫的南迁与建州女真的形成 |
四、满洲部与辽、金胡里改人之源流 |
第二节 族称“靺鞨”与“满洲”的源流与关系 |
一、“满洲部”源出于渤海遗裔 |
二、姓氏、满语视角下的“靺鞨”与“满洲” |
三、“靺鞨”与“满洲”的氏族根源 |
第三节 族称“肃慎”与“女真”的氏族源流 |
一、“肃慎”与“女真”的语音关系 |
二、姓氏、满语词族视角下的“肃慎、女真”系统 |
三、“肃慎”与“女真”的概念源流 |
第二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上) |
第一节 皇族姓氏“爱新觉罗”与“觉罗氏”、“佟佳氏”源流 |
一、“爱新觉罗氏”与“觉罗氏”之关系 |
二、“觉罗氏”、“夹温氏”、“夹谷氏”的源流与关系 |
三、“觉罗氏”与“佟”姓、“佟佳氏”的关系 |
第二节 “董鄂氏”之源流 |
一、“董鄂氏”与“术虎氏”之源流 |
二、“术虎氏”与“铁骊部”之氏族源流 |
第三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中) |
第一节 “完颜氏”与“富察氏”之源流 |
一、“完颜氏”、“富察氏”的共同氏族起源 |
二、“完颜氏”、“富察氏”与“靺鞨七部”的源流 |
第二节 “瓜尔佳氏”之源流 |
一、努尔哈赤起兵时的苏完部居地及其部族来源 |
二、苏完地方地理位置及苏完部的毛怜卫属性 |
三、“瓜尔佳氏”的姓氏起源 |
第四章 满洲着姓姓氏源流(下) |
第一节 “乌扎拉氏”与“乌雅氏”的姓氏起源 |
一、“白山黑水地带”的“森林部族” |
二、从“文野”之别到“他称”作姓 |
第二节 “温都氏”之源流 |
一、“温都氏”的氏族源流 |
二、满洲诸姓与挹娄人之源流 |
第三节 “那拉氏”的姓氏源流 |
一、元代以来“那拉氏”的历史 |
二、“那拉氏”的氏族起源 |
第四节 “舒穆禄氏”与“伊拉里氏”的源流 |
一、“舒穆禄氏”与“伊拉里氏”的姓氏来源 |
二、满洲共同体中的契丹姓氏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 |
一、满文转写及其国际音标对照表 |
二、《金史》国语解所载姓氏与清代满洲相关姓氏对照表 |
后记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要旨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二、学术史综述 |
三、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
四、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第一章 古代日本的山东书写与近代日本的山东考察 |
第一节 古代日本的山东记载与山东形象 |
一、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记载 |
二、《水浒传》与日本的山东人群体形象建构 |
三、近代来华日本人的山东历史记忆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的山东游历考察 |
一、日本的“大陆政策”与日本人山东游历考察的缘起 |
二、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山东踏查 |
三、德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探查 |
四、日占青岛期间日本人的山东游历 |
五、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人对山东的持续关注 |
第二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文化认识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笔下的齐鲁名胜 |
一、古典与现实的碰撞: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泰山形象 |
二、从“圣地”到“观光地”: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曲阜书写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民众信仰 |
一、孔孟思想的空洞化 |
二、佛教和道教的融合与衰颓 |
三、基督教的传播与扩散 |
第三节 近代日本人眼中的齐鲁人情习俗 |
一、“齐鲁犹可”:风尚朴素、热情好客 |
二、“孔子的叹息”:陈规陋习 |
第四节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教育观察 |
一、地方政府兴办新式学堂 |
二、西方势力兴办教育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经济认识 |
第一节 对山东资源的认识:从“贫瘠说”到“富饶说” |
一、德占青岛之前对山东资源的认识 |
二、德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三、日占青岛期间的山东“富源”调查 |
四、归还青岛后东亚同文书院的山东“富源”调查 |
第二节 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一、官方主导:日占青岛前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二、官民一体:日本占领青岛后对外国经济势力的调查与认识 |
第三节 对山东地域经济兴衰的认识 |
一、芝罘的兴衰 |
二、运河及小清河沿岸城镇的衰落 |
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兴起 |
第四章 近代日本人游记中所见山东政治的几个面相 |
第一节 日本人眼中的山东官僚与军警 |
一、“老好人”:山东传统官僚 |
二、亲日与反日:留日官僚 |
三、从畏惧到鄙视:山东军队之装备与素养 |
四、旅途中的守护者:护兵与警察 |
五、士兵“土匪”论 |
第二节 对德国在山东殖民举措的认识 |
一、“槐树乡”与“东方乐园”:对德占青岛的向往与歌颂 |
二、对德国殖民政策之评价 |
第三节 对山东民众反日运动的认识 |
一、日占青岛前山东民众的对日憎恶 |
二、日占期间山东的反日情绪 |
三、“济南惨案”引发的反日风潮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游记作者对日本殖民侵略山东的“知”与“行” |
第一节 “学术调查”与文化侵略 |
一、“学术调查”:日本游历者的山东考古与文物掠夺 |
二、近代日本对山东的教育渗透 |
三、日本宗教界对山东的渗透 |
第二节 游记所反映的日本对山东经济侵略的典型个案 |
一、“有趣的特殊事业”:制钱贸易 |
二、“得享其利”:煤炭掠夺 |
第三节 游记作者的国家意识与使命感 |
一、情报收集的责任与使命 |
二、为日本侵略扩张建言献策 |
三、闪烁其词的批判与反省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特点与话语逻辑 |
第一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与特点 |
一、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底色——日本的中国观 |
二、近代日本人山东调查与山东认识的特点 |
第二节 近代日本人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与日本对华政策 |
一、近代日本人建构山东认识的话语逻辑 |
二、近代日本人的山东认识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 |
结语 |
附录1 近年国内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赴华游记 |
附录2 芝罘?威海卫(山东半岛)旅行记 |
附录3 近代日本山东游记解题 |
参考文献 |
一、近代日本人游记史料 |
二、着作 |
三、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主持课题 |
致谢 |
(4)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中文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三、研究任务、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四、基本概念的界定 |
五、文献搜集与使用说明 |
第一章 崂山隐逸文化历史传统的形成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发展历史考述 |
一、崂山隐逸文化的历史发展 |
二、明朝前中期崂山隐逸文化考述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及原因 |
一、崂山隐逸文化传统的形成 |
二、崂山隐逸文化传统形成的原因 |
第二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兴盛及其特点、原因 |
第一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群体考探 |
一、明末入崂隐逸文人 |
二、隐居崂山的明朝遗民文人 |
三、清初入崂隐逸文人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及其特点 |
一、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之表现 |
二、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的特点 |
第三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兴盛的原因 |
一、社会现实与隐逸传统原因 |
二、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安保的加强 |
三、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 |
第三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地理考析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化精神地标的形成 |
一、黄石洞——黄石宫:为而不恃、功成身退 |
二、田横岛——五百义士冢:不甘屈服、尽节守义 |
三、驯虎山——童公祠:勤政爱民、造福一方 |
四、不其山——康成书院:绵延文脉、传道继圣 |
第二节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一、自然隐逸空间的拓建及变迁 |
二、宗教隐逸空间的创建及变迁 |
第四章 明末清初文化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游考探 |
第一节 施闰章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一、施闰章的崂山之游 |
二、施闰章与崂山隐士杨还吉的交往 |
三、与杨遇吉、蓝润的交往 |
第二节 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及对崂山文化贡献考述 |
一、顾炎武的崂山之行 |
二、顾炎武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三、顾炎武陷身黄培文字狱始末 |
四、顾炎武对崂山的文化贡献 |
第三节 王士禛笔录崂山及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述考 |
一、王士禛对崂山、即墨人事的记咏 |
二、王士禛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第四节 钱谦益等名士与崂山隐逸文人交往考述 |
一、钱谦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二、蒲松龄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三、高珩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四、王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五、朱彝尊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六、张英与与崂山隐逸文人的交往 |
第五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代表人物研究 |
第一节 高弘图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述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五、隐居期间的文学创作 |
第二节 黄宗昌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考 |
二、着述及其存世情况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四、隐居期间的公益作为 |
五、《崂山志》的撰写及其学术价值 |
六、创作的隐逸诗歌 |
第三节 张允抡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考 |
二、着述及传世情况 |
三、隐居崂山始末及在崂交游 |
四、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化贡献 |
五、隐居崂山期间的文学创作 |
第四节 黄培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述 |
二、黄培文字狱案始末、原因及其影响 |
三、黄培隐居崂山始末及所创丈石斋诗社 |
四、甲申后黄培的交游情况 |
五、黄培文化作为及其着述 |
六、黄培的诗歌创作 |
第五节 胡峄阳隐居崂山及其作为 |
一、生平简述 |
二、着述及存世情况 |
三、隐居崂山及其交游情况 |
四、胡峄阳的文化贡献 |
五、文学创作情况 |
六、胡峄阳的历史影响 |
第六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化贡献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学术贡献 |
一、经学贡献 |
二、理学贡献 |
三、史学贡献 |
四、区域人文地理学贡献 |
五、其他学术贡献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教育贡献 |
一、从教授业传道 |
二、修缮教育设施 |
三、创建书舍书院 |
四、致力家庭教育 |
五、编刊书籍以助风教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艺术贡献 |
一、书法贡献 |
二、音乐贡献 |
三、集藏贡献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宗教贡献 |
一、对佛教发展的贡献 |
二、对道教发展的贡献 |
第七章 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上):散文成就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及作品传世考探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传世情况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创作文体类析 |
一、传记文 |
二、序跋文 |
三、碑志文 |
四、书启文 |
五、哀祭文 |
六、论说文 |
七、杂记文 |
八、赞铭箴赋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散文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学术价值 |
一、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艺术特色 |
二、崂山隐逸文人散文产生的社会影响 |
三、崂山隐逸文人散文具有的学术价值 |
第八章 明末清初初崂山隐逸文人的文学创作(下):诗歌成就 |
第一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及作品传世情况考探 |
一、明末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二、清初入山遗民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三、清初入山隐逸文人诗歌创作传世情况 |
第二节 崂山隐逸文人的诗歌结社及诗论建树 |
一、诗歌结社 |
二、诗论建树 |
第三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作品的题材类析 |
一、隐居诗与隐逸情怀 |
二、酬应诗与人际交往 |
三、山水诗与诗歌地理 |
四、咏物诗与情意寄托 |
五、佛道诗与宗教氛围 |
六、海洋诗与海洋风情 |
七、时事诗与世情关怀 |
八、怀思诗与思想意绪 |
九、饮酒诗与情感慰藉 |
十、时序诗与生命感思 |
第四节 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社会影响及其学术价值 |
一、崂山隐逸文人诗歌的艺术特色 |
二、崂山隐逸文人诗歌产生的社会影响 |
三、崂山隐逸文人诗歌具有的学术价值 |
结语 |
附录 |
参考文献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致谢 |
(5)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二、研究现状 |
(一) 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传播问题研究回顾 |
(二) 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传播问题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
三、本文研究的时空范围界定 |
(一) 时间界定 |
(二) 空间界定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一) 研究方法 |
(二) 创新之处 |
第一章 区域环境与农业历史概述 |
第一节 武陵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环境 |
一、自然环境 |
二、历史时期武陵地区的民族分布与变迁 |
第二节 武陵地区农业历史概况 |
第二章 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和推广 |
第一节 粮食作物 |
一、玉米 |
二、番薯 |
三、马铃薯 |
第二节 经济作物 |
一、烟草 |
一、花生 |
第三节 蔬菜作物 |
一、辣椒 |
二、南瓜 |
第三章 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引种和推广的动因分析 |
第一节 自然因素 |
一、玉米等作物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
二、武陵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 |
第二节 社会因素 |
一、政府官员的劝种 |
二、民间移民的推动 |
三、对高产作物的强烈需求 |
第四章 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引种和推广的历史影响 |
第一节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
一、改变了农作物结构 |
二、扩大了耕地面积 |
三、提高了粮食产量 |
第二节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一、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
二、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
第三节 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
第四节 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
一、饮食生活 |
二、民俗文化 |
第五节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
一、植被破坏 动物灭绝 |
二、水土流失 地力下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6)《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徐霞客游记》概述 |
二、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一) 选题缘起:徐霞客的背包带了什么书 |
(二) 研究意义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概述 |
四、研究方法及概念界定 |
(一) 研究方法 |
(二) 概念界定 |
第一章 《徐霞客游记》征引文献范围 |
一、征引文献分类 |
(一) 经史子集四部与其他书目 |
(二) 徐霞客自编自撰书目 |
二、征引地理与非地理类文献 |
(一) 非地理类 |
(二) 地理类 |
三、征引文献分类小结 |
第二章 《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考述 |
凡例 |
一、《大明一统志》 |
(一) 《大明一统志》题解 |
(二) 《游记》引《大明一统志》考述 |
二、《西事珥》 |
(一) 《西事珥》题解 |
(二) 《游记》引《西事珥》考述 |
三、《广西府志》 |
(一) 《广西府志》题解 |
(二) 《游记》引《广西府志》考述 |
四、《百粤风土记》 |
(一) 《百粤风土记》题解 |
(二) 《游记》引《百粤风土记》考述 |
五、《腾越州志》 |
(一) 《腾越州志》题解 |
(二) 《游记》引《腾越州志》考述 |
六、《南程续记》 |
(一) 《南程续记》题解 |
(二) 《游记》引《南程续记》考述 |
七、《寻甸府志》 |
(一) 《寻甸府志》题解 |
(二) 《游记》引《寻甸府志》考述 |
八、《大理府志》 |
(一) 《大理府志》题解 |
(二) 《游记》引《大理府志》考述 |
九、《桂胜·桂故》 |
(一) 《桂胜·桂故》题解 |
(二) 《游记》引《桂胜·桂故》考述 |
十、《晋宁州志》 |
(一) 《晋宁州志》题解 |
(二) 《游记》引《晋宁州志》考述 |
十一、《名胜志》 |
(一) 《名胜志》题解 |
(二) 《游记》引《名胜志》考述 |
十二、《元丰九域志》 |
(一) 《元丰九域志》题解 |
(二) 《游记》引《元丰九域志》考述 |
十三、《云南志》 |
(一) 《云南志》题解 |
(二) 《游记》引《云南志》考述 |
十四、《都匀府志》 |
(一) 《都匀府志》题解 |
(二) 《游记》引《都匀府志》考述 |
十五、《衡州统志》 |
(一) 《衡州统志》题解 |
(二) 《游记》引《衡州统志》考述 |
十六、《零陵郡志》 |
(一) 《零陵郡志》题解 |
(二) 《游记》引《零陵郡志》考述 |
十七、《山海经》 |
(一) 《山海经》题解 |
(二) 《游记》引《山海经》考述 |
十八、《尚书·禹贡》 |
(一) 《禹贡》题解 |
(二) 《游记》引《禹贡》考述 |
十九、《腾永图说》 |
(一) 《腾永图说》题解 |
(二) 《游记》引《腾永图说》考述 |
二十、《梧州府志》 |
(一) 《梧州府志》题解 |
(二) 《游记》引《梧州府志》考述 |
二十一、《新宁州记》 |
(一) 《新宁州记》题解 |
(二) 《游记》引《新宁州记》考述 |
二十二、《姚关图说》 |
(一) 《姚关图说》题解 |
(二) 《游记》引《姚关图说》考述 |
二十三、《永昌府志》 |
(一) 《永昌府志》题解 |
(二) 《游记》引《永昌府志》考述 |
二十四、《舆地纪胜》 |
(一) 《舆地纪胜》题解 |
(二) 《游记》引《舆地纪胜》考述 |
第三章 《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功用 |
一、征引: 以志导游,明晓地事 |
(一) 征引内容 |
(二) 征引方法 |
(三) 征引小结 |
二、考证: 辨伪去粗,求真务实 |
(一) 水利考证 |
(二) 地名辨析 |
(三) 考证小结 |
三、补阙: 开拓创新,填补空白 |
(一) 编修《鸡山志》 |
(二) 修志思想与特色 |
(三) 修志影响 |
第四章 《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意义 |
一、明代游记类型丰富的印证 |
(一) 明代游记流变概述 |
(二) 《游记》的文学审美价值 |
(三) 《游记》文学体裁的创新 |
二、明代地理类文献长足发展的结晶 |
(一) 明代地理方志 |
(二) 明代游记、舆图、西传地理文献 |
(三) 《游记》与地理文献的关系 |
三、个人性情与科学精神的彰显 |
(一) 家风影响与父母支持 |
(二) 个人兴趣与读书偏好 |
(三) 重视实践与追求真知 |
结语 |
附录一 《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索引 |
附录二 《徐霞客游记》征引非地理类文献索引 |
参考文献 |
致谢 |
(7)乾隆《天门县志·人物例传》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
(一)选题背景 |
(二)选题意义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三、研究内容及方法 |
(一)研究内容 |
(二)研究方法 |
四、论题的创新之处和可能存在的问题 |
(一)创新之处 |
(二)可能存在的问题 |
第一部分 乾隆《天门县志·人物列传》整理 |
一、整理说明 |
二、整理文稿 |
第二部分 乾隆《天门县志·人物列传》研究 |
一、乾隆《天门县志》编纂状况 |
(一)编纂机构及人员 |
(二)编纂体例 |
(三)版本流传 |
二、乾隆《天门县志·人物列传》内容及编纂特点 |
(一)主要内容 |
(二)编纂特点 |
三、乾隆《天门县志·人物列传》的价值 |
(一)保存史料 |
(二)服务于天门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8)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的缘起 |
(一) 书院是怎样的一种历史存在? |
(二) 为什么是义宁州? |
二、文献综述 |
(一) 关于区域书院研究 |
(二) 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 |
(三) 关于义宁州书院 |
三、主要观点与创新 |
四、研究方法 |
五、论文思路与结构 |
(一) 论文思路 |
(二) 论文结构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的义宁州自然与社会 |
第一节 义宁州地理与人文 |
第二节 明清以来的战乱 |
第三节 棚民的到来及其怀远都的成立 |
一、清廷的棚民政策 |
二、移民的到来和怀远都的设置 |
第二章 宋至明代宁州书院的演变 |
第一节 宋代宁州书院 |
第二节 元代宁州书院 |
第三节 明代宁州书院 |
一、明代宁州新建书院 |
二、濂山书院在明代的发展 |
三、明代宁州书院发展的特点 |
第三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
第一节 清廷的书院政策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建设 |
一、清代义宁州新建书院概况 |
二、濂山书院的发展 |
第三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发展总趋势 |
一、新建书院在晚清时期集中涌现 |
二、城市化与乡村化同步发展 |
三、书院治化作用进一步彰显 |
第四节 义宁州区域中心书院的形成 |
一、中心书院城市化的发展趋势 |
二、义宁州中心书院的形成及其特征 |
第四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运行 |
第一节 书院文昌崇拜的普遍化 |
一、清代书院祭祀的功利化:科举文运与文昌崇祀 |
二、清代义宁州书院文昌祭祀 |
第二节 档案册:义宁州的书院志 |
一、书院志简述 |
二、清代义宁州书院志的体例、取向、内容 |
三、档案册:义宁州书院志的性质与意义 |
第三节 从会、季到书院:晚清义宁州书院的演变及其意义 |
一、宋至明代宁州书院的发展模式 |
二、从会、季到书院 |
三、从会、季到书院发展模式的意义 |
第五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捐助 |
第一节 书院的经营性资产及其来源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的捐助 |
一、捐助流程 |
二、捐助类型 |
三、捐助内容 |
第三节 捐助书院原因分析 |
一、议叙政策的刺激 |
二、捐户进主的创造性举措 |
三、获得书院肄业资格及宾兴支持 |
四、心理压力 |
第四节 书院捐助存在的问题 |
一、捐助不实 |
二、以次充好 |
三、管理不善 |
第六章 清代义宁州书院规制 |
第一节 书院规制:建筑规模与形制 |
一、“规制”释义 |
二、书院规制:从建筑规制到书院功能的创造性转换 |
第二节 清代义宁州书院规制 |
一、四大基本规制在中心书院中的稳定 |
二、考课成为书院的基本规制 |
第三节 一种发展性的规制观 |
一、考课是清代书院的基本规制 |
二、考课是我国古代书院的基本规制 |
第七章 濂山书院案:书院与义宁州社会 |
第一节 濂山书院案始末 |
第二节 濂山书院案中的官员、土着与移民 |
第三节 濂山书院案的影响 |
结语 |
参考文献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致谢 |
(9)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对象、范围与意义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第四节 研究重点与难点 |
第一章 魏晋隋唐方志概述 |
第一节 “方志”界定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概况 |
本章小结 |
第二章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与考证 |
第一节 魏晋隋唐方志的着录、分布与沿革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着录考 |
本章小结 |
第三章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 |
第一节 佚书与辑佚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辑佚述略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补辑与考证 |
第四节 魏晋隋唐佚志佚文校勘 |
本章小结 |
第四章 魏晋隋唐方志版本专题研究 |
第一节 《华阳国志》的版本 |
第二节 唐颜真卿《吴兴地记》(《石柱记》)版本 |
第三节 唐樊绰《蛮书》的版本 |
第四节 唐陆广微《吴地记》的版本 |
第五节 唐莫休符《桂林风土记》的版本 |
本章小结 |
第五章 魏晋隋唐方志校勘专题研究 |
第一节 《华阳国志》校勘研究 |
第二节 《吴兴地记》(《石柱记》)校勘 |
第三节 《桂林风土记》校勘集补 |
本章小结 |
第六章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辑考 |
第一节 方言文献及方志方言材料的价值 |
第二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材料的搜集与判定 |
第三节 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考证 |
本章小结 |
结语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魏晋隋唐方志整理与研究成果汇总表 |
附录二:魏晋隋唐方志总目 |
附录三:魏晋隋唐方志同书异名、同名异书表 |
附录四:魏晋隋唐方志辑本简表 |
附录五:魏晋隋唐方志佚文整理总谱 |
附录六:魏晋隋唐方志方言词表 |
致谢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道光《大定府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摘要 |
Abstract |
绪论 |
一、选题缘由 |
二、研究综述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一)研究思路 |
(二)研究方法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难点 |
第一章 大定府建置沿革 |
一、元以前大定府的历史沿革 |
二、元以后大定府的建置沿革 |
第二章 道光《大定府志》编修背景及编纂人员 |
一、道光《大定府志》的编修背景 |
(一)地方志的编修背景 |
(二)清以前大定方志的纂修发展脉络 |
(三)道光《大定府志》的编修背景 |
二、道光《大定府志》的主要编纂人员 |
(一)主修黄宅中 |
(二)总纂邹汉勋 |
(三)分纂傅汝怀 |
(四)首席采访谭文藻 |
第三章 道光《大定府志》的主要内容及资料来源 |
一、道光《大定府志》的主要内容 |
(一)《宸章》的主要内容 |
(二)《典礼》的主要内容 |
(三)《疆土志》的主要内容 |
(四)《治地志》的主要内容 |
(五)《惠人志》的主要内容 |
(六)《俊民志》的主要内容 |
(七)《经政志》的主要内容 |
(八)《旧事志》的主要内容 |
(九)《文征》的主要内容 |
(十)《旧志叙录》的主要内容 |
二、道光《大定府志》的资料来源 |
(一)王允浩《大定府志》 |
(二)谭文藻《采访册》及《大定志略》 |
(三)乾隆《贵州通志》 |
第四章 道光《大定府志》与三府志的体例比较 |
一、三部府志述略 |
(一)道光《贵阳府志》 |
(二)咸丰《安顺府志》 |
(三)咸丰《兴义府志》 |
二、四府志体例比较 |
(一)志书体例 |
(二)四府志体例比较 |
三、道光《大定府志》体例创新之处 |
(一)轻“星野” |
(二)重典礼规条 |
(三)客观记载土司 |
第五章 道光《大定府志》的价值及影响 |
一、地方历史资料的保存 |
(一)保存民族民俗社会生活资料 |
(二)保存水西安氏土司的资料 |
(三)保存大定地区旧志资料 |
(四)保存艺文资料 |
二、帮助人们实现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
(一)历史悠久、优异的科举成绩 |
(二)女性地位高、任人唯贤 |
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事业 |
(一)加强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 |
(二)加强人文旅游资源的建设 |
四、对民国《大定县志》编修的影响 |
第六章 道光《大定府志》的不足之处 |
一、收录不全 |
二、内容讹误 |
(一)乾隆《大定府志》的卷数问题 |
(二)王允浩任职时间抵牾 |
(三)《俊民志》数据统计偏差 |
(四)《旧事志》安氏土司谱系顺序讹误 |
(五)臆断“贵州”的来源 |
三、编者思想的局限 |
结语 |
参考文献 |
致谢 |
在校期间科研成果 |
四、艺术集成志书编纂与乌春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 [1]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研究[D]. 范丽琴. 闽南师范大学, 2021(09)
- [2]满洲着姓姓氏源流研究[D]. 金标.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4]明末清初崂山隐逸文化研究[D]. 孙克诚.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3)
- [5]美洲作物在武陵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研究[D]. 杨鹏.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6]《徐霞客游记》征引地理类文献研究[D]. 何欢.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7]乾隆《天门县志·人物例传》整理与研究[D]. 汪洋.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8]清代义宁州书院研究[D]. 张劲松.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1)
- [9]魏晋隋唐方志文献学研究[D]. 黄毓芸.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6)
- [10]道光《大定府志》研究[D]. 陈亭竹. 贵州民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