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一、省政协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论文文献综述）

杨雪^[1]（2021）在《框架理论视角下《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甘肃日报》2018年6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脱贫攻坚报道为研究对象,以框架理论为支撑,对所涉及的720篇相关报道进行内容分析与话语分析。在研究中运用坦卡特的框架清单,并结合研究需要,从报道数量、报道地域、报道视角、报道体裁、报道版面、报道主题、报道倾向、消息来源八个方向进行了类目建构。得出《甘肃日报》在脱贫报道中,数量稳中有所增加、地域涉及广泛但有重点、官方视角为主、消息通讯体裁并重、版面数量多并增加专版、正面倾向为主、政治类主题多、官方消息来源占比高等报道特点。又通过臧国仁教授的三层次框架理论,总结出《甘肃日报》在脱贫相关报道中常使用的框架为:政治政策框架、典型引领框架、脱贫措施框架、成效对比框架,其中政治政策框架占比最高。呈现出的特征为:政策指引性强、党报属性明显、正面宣传为主、注重舆论引导的特点。相应的也可以发现,在《甘肃日报》的脱贫新闻报道中存在着报道主题比例不均衡、从官方视角进行的报道多、对于脱贫主体的报道占比较小、文风、结构方面的固化问题、相应的社会舆论监督功能行使少等问题。

余皓洁^[2]（2020）在《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及其历史经验研究》文中提出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3]（2019）在《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文中研究表明编者按历史是一面镜子。纪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做好现在、开辟未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纂了《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纪略》突出体现党的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各民族团结奋斗三大历史主要脉络，重?

张格^[4]（2019）在《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指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遂成为抗战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军接管之后,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以此为基础,重庆金融市场成长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对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与金融影响极大,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以及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贡献。目前学界对于战时重庆金融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对于战时重庆金融市场则仍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本篇论文以重庆市档案馆未刊档案、已经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民国时期期刊与报纸、各地方志与文史资料为主要史料,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并结合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对战时重庆金融市场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以求还原战时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原貌,探索重庆金融市场的作用与特点,分析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财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本篇论文的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章节进行论述,主要写作思路如下:文章首先解决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中各金融子市场的发展过程、发展原因以及发展结果等方面的问题。重庆开埠之后,随着商业贸易的繁荣、金融人才的涌现以及金融机构的增加,促使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发展。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市场不完善、发展不健全且部分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特点,货币市场、内汇市场、证券市场发展迅速,而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相对滞后。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在普遍的公债投机、公债价格骤跌以及全国金融市场动荡的影响下,最终爆发了公债风潮,而公债风潮又进一步引发重庆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的动荡。为平息公债风潮,国民政府遂开始在重庆金融市场中实施金融统制政策,受此影响,重庆货币市场、内汇市场、票据市场、证券市场与利率市场均完成了变革。而原来发展相对滞后的黄金、保险与外汇市场则因为战时需求的增多以及金融投机的刺激而得到极大发展。重庆金融市场通过国民政府的政策干预也逐渐适应了战时状态,该金融市场的相关业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内容不断增多,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完善和成熟。然后,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解决重庆金融市场在1937-1945年的地位变化问题。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十分迅速,地位空前提高,为近代以来之顶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重庆金融市场的地位仅为区域性质的金融市场中心,其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有限,影响范围较窄,与西南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也十分有限。全面抗战爆发之后,重庆金融市场开始快速发展,金融机构增加,资本额不断增长,金融市场规模继续扩大,与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的联系显着提高。在此基础之上,重庆金融市场的影响范围突破了西南地区的限制,逐渐覆盖整个抗战大后方。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逐渐形成,而重庆金融市场则成为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核心。再者,文章通过论述重庆金融市场在战时发展的过程与地位,分析该时期重庆金融市场与战时经济、战时财政与战时社会的相互关系,并指出1937-1945年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对于战时经济与金融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重庆金融市场在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将自身的各种业务向抗战大后方各地金融市场中传播,推动各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重庆金融市场为抗战大后方工、农、商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为战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另一方面,重庆金融市场也对战时经济与金融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从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开始,重庆金融市场就一直出现层出不穷的金融风潮。而导致金融风潮频发的原因是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金融投机等违法行为,大量的金融投机不仅破坏了以重庆为核心的抗战大后方金融市场网络的秩序,同时也刺激了社会生产资本逐渐脱离实体经济,社会游资增多,导致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日益严重,难以控制。另外,重庆金融市场在全面抗战时期的发展,与战时政府财政、社会均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而这些联系也影响着重庆金融市场的发展轨迹,并进一步反映出重庆金融市场的重要作用。最后,文章以论述完毕的内容为基础,总结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时代特点。重庆金融市场因处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中,具有其自身的时代特点。在重庆金融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尤其在全面抗战后期,金融黑市与金融投机在重庆金融市场中频频出现,金融市场的风险分散功能与宏观调控功能逐渐失灵,而金融市场的积累功能与配置功能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逐渐集中于社会上层的特权阶级之手,一般民众生活越发艰难,而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也越发严重。为维护金融市场的秩序,国民政府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努力整顿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其采取的方法主要为联合地方政府与重庆民间金融组织进行政策监管、机构监管与行业自律等。但是由于国民政府本身的政策失误,政府内部的腐败以及民间组织自律能力的低下,多种形式的监管与自律均不能起到稳定金融市场的效果,最终使得重庆金融市场的混乱局面一直延续至全面抗战结束。同时,全面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均获得发展,并呈现出现代化的特点,而这对于重庆金融市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5]（2019）在《黑龙江省大事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19年1月）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张庆伟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9年第一次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要求和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交流学习体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张庆伟强调,2019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任务艰巨、

徐坤^[6]（2017）在《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研究（1938-1945）》文中研究说明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国民党在继承北洋政府原有行政系统的书刊审查机构的基础上,另立一套党务系统的书刊审查机构,这形成一种双重衙门式体制。此种体制又加剧党政机关之间的权力冲突。中央宣传部与内政部,以及上海市党部与上海市政府之间就曾多次发生书刊审查竞争事件。直至抗战全面爆发,国民党高层人员修正《出版法》,决定组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审会”）,统一党政机关的书刊审查权力,进而实现“齐一国民思想”。中审会是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行政院内政部、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联合成立于1938年10月的全国最高书刊审查机关。中审会是一个松散的多派系联合机关,不设最高长官,采取合议制。各省市审查机关的组织和派系情况亦是如此。各派系的书刊审查机关及其人员只是简单地并入中审会,却未能有效地整合。于是,中审会内围绕领导权的派系之争在所难免。CC系的党务人员充任负责日常事务的秘书一职,故在权力之争中占据主动权。正如印维廉担任中审会秘书一职后,假借职务之便,操纵会务,并排挤其他派系人员,发展个人势力。中审会内形成一个以印维廉为核心的群体——“印维廉派”。1941年各级审查机关改隶行政机关后,合议制变成集权制。潘公展担任中审会主任委员后,借组织调整和人员变动的机会,拆解原有的印维廉派,壮大潘公展派。潘公展又利用其对各省市审查处处长的推荐权,安排亲信担任各省审查处处长。各省审查处处长亦在各处内发展个人派系。潘公展又创办《审查通讯》和建立秘密通讯的制度,达到对中审会各层人员直接控制的目的。潘公展通过行政和派系两个系统实现对中审会的完全掌控。中审会的本职工作虽是审查,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潘公展和印维廉根据战争形势、国共关系和出版业发展状况,先后将工作重心由审查转向宣传和指导两个领域。从1938年至1940年,中审会在国民党高层支持下,克服党内外的阻力,强制推行原稿审查制度:其和中统局合作,强化自身的调查工作;其和党、政、军、警、宪机关合作,举办联合大检查。从1941年至1943年,中审会组织出版“思想斗争丛书”,宣扬“一次革命论”,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其编印“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宣扬“中国精神”,抗拒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从1944年至1945年,中审会创办《出版界》月刊和建立“中国着作人协会”,一方面可以笼络两界人士,另一方面则可引导出版界和文化界人士为国民党的文化建设服务。然而,中审会的消极审查和检查工作始终不能根绝“违禁书刊”；其被动地驳斥为主的宣传工作终究不能形成统一的理论;其道德说教式的指导,又无法挽救出版业的崩溃和扭转文人穷困的局面。中审会自身又受到派系政治的反噬和派系斗争的困扰。故中审会始终未能统一党内思想,更没有实现“齐一国民思想”的初衷。抗战胜利后,战时原稿审查制度已无存在的理由,中审会被缩编为“出版辅导委员会”,划归中央宣传部;其出版品登记和审查工作移交给内政部。

王定毅^[7]（2017）在《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原则,是被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取得了显着成效。全面从严治党到底是以何种逻辑展开的?为什么能取得这种成效?领袖的个人作用在治党实践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采取的举措所蕴含的基本原则能否被坚持下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论文共分引言、正文、结语三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引言部分,在阐述选题缘由、研究现状之外,介绍了论文采取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计量史学法等研究方法;研究材料主要来自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文献图书以及国家权威主流媒体公布的数据资料;研究的时间区间为中共十八大至十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着力点是习近平在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论文的思路以研究主体解决问题为中心,在整体布局和每个章节中均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框架,来梳理相关的思想和实践。正文部分共分六章。第一章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中共以时代潮流和人民期待为观察角度,根据面临的问题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抉择。“从严治党”具有特定时代内涵,内含执政党、长期执政、一党执政、商品经济背景等背景因素。文章以十八届六中全会重点解决的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角度来分析党内存在的问题,以“全面”为关键词梳理了十八大后“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历史脉络,得出这一重大思想是在实践与理论互动中产生的。第二章是“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信仰缺失。坚定理想信念,最主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章归纳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有效途径和推进思想建设常态化的措施。第三章是“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在文件梳理中对比党对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态度变化。习近平不仅确立了好干部的标准,而且树立了学习榜样,重点抓好顶层中央政治局和县委书记的建设。选人用人根本在于建立科学机制,这一机制核心在于如何减少干部选拔中因违背初衷出现的新问题,以科学使用干部和严格管理干部。第四章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党对作风问题抓的很紧,但结果却日益加重,主要原因是缺乏常抓、严抓以及相应的制度。作风建设以制定八项规定为切入口,通过落实落小狠抓各项措施的执行。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取得显着成效,主要原因是把握了五个重点,并在活动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巩固措施。继之而来的“三严三实”则从正面和内在确立了共产党人的作风标杆。第五章是“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文章分析了反腐败斗争形势从“严峻”到“严峻复杂”的转变,总结开展强势反腐在查处干部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对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内涵进行阐述。“巡视”方式的创新利用,探索了中共立足自身资源而非第三方监督自我的成功经验,防治腐败最终需要依靠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第六章是“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制度治党不同于制度建设,它不仅着眼于建设制度,而且要使这些制度成为具有逻辑的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强调制度执行力建设,即不仅强调“制度”,更强调“治”,即党内纪律建设。由于制度治党的实施者依然生活于现实社会,因此,还需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来为制度治党创造适宜的环境。第七章是结束语。论文认为“问题导向”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梳理了坚持问题导向的原因,如何发现分析问题,特别是将习近平解决问题的论述分为五个步骤,在此基础上,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和本质,指出制度治党是其精髓所在。十八大以来治党实践取得成效的原因有四:一是牢记对人民的责任。二是特别重视思想在现实中的执行情况和督查落实。三是主导者在事权上的高度统一为治党实践开展提供了体制保障。四是研究主体的经历、修养和语言魅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了从科学理论到党内法规再到全党实践的两次成功转换,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政党依靠在野党或反对党等第三方力量、而是创新利用自身资源监督自我的党内监督道路,这条依靠自我管住自我的治党道路,开辟了党建的新境界,符合国情党情,决定了其必将长期坚持下去。本文各部分均以历史发展为主线,来梳理相关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文章以问题为中心,将思想与问题结合起来,将思想与实践结合起来,不仅增强其思想的针对性,也验证思想的有效性,力图形成“问题——思想——制度——实践”的闭合循环。

范冰川^[8]（2016）在《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功能研究》文中指出协商治理的出现得益于协商民主理念在治理领域的应用,因此要研究协商治理必然绕不过协商民主,同样对治理的探讨也绕不过民主。人类社会最早采用的政治上的民主制是直接民主制,最具代表性的是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作为对古代民主的超越,近代民主以代议制取代了直接民主。但是在代议制民主受到顶礼膜拜的同时,却一直受到质疑。参与式民主与协商民主正是对这种质疑的当代回应。参与式民主与协商民主的治理实践形成了新型的治理模式,即参与治理和协商治理。参与治理能够促进大量的公众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但对于实质性民主来说,公众数量的增加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要原来的治理模式不改变,即使治理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公众充分参与,也不会达到有效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而要想把政治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真正引入到政府治理过程中,并发挥实效,就得改变治理结构,把不平等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改变成平等的协商治理结构。协商治理既存在于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也存在于中国的理论和实践。中国的协商治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如果不假思索地套用西方的政治概念、运行模式,或者只是对西方的概念、模式稍作改良,就生成了中国协商治理的概念、模式,以此来解决中国的协商治理问题,指导中国的协商治理实践,势必会水土不服。事实上,中国的协商治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实基础、运行层面、基本内容、实践形态,这些都与西方的协商治理理论和实践有根本性区别。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是中国特色协商治理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民政协协商治理的研究首先是对其存在的可能性的分析。主要关注三个问题:第一,协商民主理论是兴起于西方的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在治理领域的应用形成了协商治理的范式,所以人民政协的协商治理首先考虑的是协商治理理念是否具有契合于人民政协的可能性;第二,中西方协商治理虽然在某些理念上存在相通性,但在具体实践中差异很大,人民政协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协商治理模式;第三,我国现阶段提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功能的凸现提供了巨大的现实空间。前两个问题是基于协商治理特性与人民政协自身功能优势的视角考虑的,第三个问题是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考虑的。其次,对人民政协协商治理的研究要理清其历史进程和发展经验。尽管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才正式标志着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单从形式而非性质而言,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在中国有着更早的实践雏形。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还是旧政协的召开,都初步实践了中国式协商治理的构想。正是有了这种早期丰富的局部实践经验,才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通过人民政协实现协商建国奠定了基础。建国后,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在发展中经历了曲折,在曲折中向前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人民政协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日益重视,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功能得以凸现并向前发展。在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民政协协商治理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再次,对人民政协协商治理的研究要理清其运行机制。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机制的运行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推进目标任务实现的结果。在多种因素中,作为主体的人,作为组织内在的职能,作为规范性的制度,处于关键性地位。在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机制运行层面,政协委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职能,软法规范,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的动力源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项主要职能是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的有效途径,软法规范是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机制运行的重要保障。最后,我们要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建设。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我们正在进行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建设,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突出特征。互联网为人民政协利用网络开展协商治理活动提供了可能性,而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需要人民政协发挥协商治理功能的作用。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人民政协也要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利用互联网开辟新的工作方式,为发挥其协商治理功能提供更多渠道。同时,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功能的发挥也有利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促进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徐振岐^[9]（2013）在《民国时期黑龙江高等教育述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的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多有变化，本文所阐述的黑龙江高等教育是指现在黑龙江省的区域，因为当时这一地区的高等教育主要分布于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故以这些城市的高等院校为主要考察对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近代化历程，东北社会各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末新政前后，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学习日本经验，黑龙江地区也逐渐出现高等教育雏形，但在此期间，随着中东铁路的开通，沙皇俄国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尤其是哈尔滨地区开设了一些教育设施促进了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使该地区的高等教育有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北洋政府时期，实际上长时间控制黑龙江地区的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于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倾注了一定心血，但由于基础薄弱，民国初年黑龙江地区仅有黑龙江法政专门学校、黑龙江优级师范学堂、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等为数不多的高等院校，而且办学规模小，入学学生少。20年代后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当局为俄国移民创办的高等院校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超黑龙江当地政府，实际上构成了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主体。此期间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虽然比不上关内一些省份发展迅速，却一直在逐步发展建设当中，至九一八事变前，黑龙江地区已经建成了东省特别区法政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东省特别区俄文师范专科学校、东北商船学校等十几所高等学校，学校规模和入学学生人数都大大超过民国初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黑龙江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之下。一直到1945年苏军解放东北，黑龙江地区被日本帝国主义视为殖民地。随着1935年3月23日，苏联与伪满双方在东京签订了《苏满关于中东路转让基本协定》，苏联将中东铁路出售给伪满洲国，原先中东铁路局创办的学校很快失去依靠，很快被日本接收，整个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已经没有俄国侨民教育的痕迹，而黑龙江地区其他高等院校除内迁外，均已被日伪强行接管，高等教育完全受到日伪的控制。在日本殖民统治的这一段时间内，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方针政策，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作为奴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殖民主义的影响，在高校教学中强化日语教育，抹杀学生的民族性；宣扬皇道主义，忠君思想；强化实务教育，轻视文化教育；抬高高等教育门槛，高等院校中的中国学生只占少数。通过这些方式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磨灭中国青年的民族性。日伪当局在推行殖民奴化教育的同时，也在黑龙江地区设立了一系列新的高等学校：哈尔滨农业大学（1940年创办）、佳木斯医科大学（1939年创办）、北安开拓医学院（1940年创办）、龙井开拓医学院（1940年创办）、齐齐哈尔开拓医学院（1940年创办）等等。日伪虽然建立了一些高等院校，但是规模不大，学校招生人数并不多，而且学科偏废，以工科、医科、农科为主，突出体现了日本帝国主义在高等教育方面采取急功近利违背规律的政策和措施，为其殖民掠夺目的服务。在抗战胜利之后，黑龙江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在日军投降后由苏军占领，国民党军接收不久便被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赶走，实际上从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开始之前整个黑龙江地区便处于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直接控制之下。此后中共对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进行了改造与建设，在1948年8月之前，中共以原先根据地高等教育的经验来改造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将其变为干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高等教育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共改造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批新的高等院校：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大学、东北鲁迅文艺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大学、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东北行政学院、东北铁路学院、东北农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哈尔滨工业专门学校等等。1948年8月之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整个东北地区即将解放，当时的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支援战争，而从事建设必须拥有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因此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开始了新型正规化的过程，逐渐确定了新的学制、新的课程标准等等，在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新型正规化的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在高等教育的改造过程中，苏联模式的深刻影响。在具体学习方面，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切制度都要采用苏联高等学校的制度，本科教学计划及课程也全部按苏联高等学校决定，并全部采用苏联高等学校的课本。并且要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实行苏联教育制度的全部经验和采用的教材有系统的全部介绍给全东北的高等院校。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在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成绩显着，从几乎零基础发展到具备一定规模，在这三十余年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1912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为第一阶段，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寇投降为第二阶段，1945年日寇投降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第三阶段，在这几个不同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特征完全不同。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黑龙江地区的高等教育除了受到政治的影响外，还受外来因素影响强烈，早期受俄国教育影响，后受日本影响，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高等教育的改造与建设又借鉴了苏联模式。1912年至1949年，黑龙江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看成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受到政治的严重影响，政府主导了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总体上是伴随着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产生，呈现出强烈的近代化趋向，并为近代化服务。

吴巧瑜^[10]（2011）在《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的变迁研究 ——以香港潮州商会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透过对香港潮州商会的个案研究,从对其历史的和现状的考察,来探讨香港潮州商会在三个不同时期的发展模式及其社会治理功能的变迁。众多特殊性使香港社会现象成为独具研究价值的题域,其中,香港民间商会组织无疑应有一席之地。香港民间商会以其兼备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行会组织的双重特征而独具特色,其独特的社会治理功能在香港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对于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近现代社会主流的观点大多把它归结为香港“行政主导加广泛咨询民主”的政制、规范的法制以及自由的贸易体系等政府与市场的体制要素,甚少从社会层面,如民间商会等中间组织来挖掘其深层的体制外要素。香港潮州商会从1921年成立至今90年来,秉承敦睦乡谊、弘扬文化、促进工商、服务社会、兴学育才、扶贫救灾的宗旨,开拓奋进,使其成就为凝聚香港潮人的核心、联络世界各地潮团的纽带和沟通海内外潮商的桥梁。今天,香港潮州商会作为香港一百多万潮藉乡亲中历史最悠久且最具代表性的工商团体,在香港社会治理的框架中,已经成为与政府、企业并存的第三种力量,在维护市场秩序乃至维持社会正常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与作用。论文一方面通过追溯香港潮州商会的发展变迁历史,客观地描述香港潮州商会由一般的地缘性商人团体演变为当今香港突显社会治理功能的工商团体的不同凡响过程的田野志；另一方面,将其作为观察政府与社会的新视角,通过考察商会存在的合法性、商会的内部治理结构、商会的社会网络以及商会的外部制度环境等变量在不同时期的状况与特点,力图揭示香港潮州商会社会治理功能的发展变迁规律。从对研究对象的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本文认为,香港潮州商会的发展模式呈现出从传统到趋新再到开放的特点,而其社会治理功能也表现出从自治到协治再到共治的发展变迁逻辑。

二、省政协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省政协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论文提纲范文）

（1）框架理论视角下《甘肃日报》脱贫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青海解放70年大事纪略（论文提纲范文）

（4）抗战时期重庆金融市场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6）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研究（1938-1945）（论文提纲范文）

（7）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人民政协协商治理功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时期黑龙江高等教育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10）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的变迁研究 ——以香港潮州商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省政协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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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民间商会社会治理功能的变迁研究 ——以香港潮州商会为例[D]. 吴巧瑜. 武汉大学, 20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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