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暴的暴政将孩子推入深渊

一、粗暴专制会把孩子推向深渊（论文文献综述）

顾盼^[1]（2021）在《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文中指出布克奖作为英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项,自1969年创立至今,截止到2019年,已走过了51年的历程,并评选出了54部优秀小说。来自于亚洲、非洲、大洋洲、美洲和欧洲的获奖小说,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文学审美历程,不论是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反映了英国动态的、民族性的、世界性的、非单一性的文学形象和文化时刻,而布克奖对大英帝国的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和批判,对全球化资本流通和市场经济的适应和争议,都为其带来了广阔的世界舞台上的迥异却多元的文化形态。从早期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到殖民紧缩、去殖民化和后殖民主义,英国的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变化是对应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的,布克奖获奖小说的选择,不仅是英国的审美趣味的选择,也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化的历史抉择。本文由七个章节组成。绪论部分首先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对布克奖进行了基本介绍,并分析了英国中心论的衰微与文学浪潮的交织,以及帝国变迁中的人性反思;其次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以布克奖及其获奖小说为研究对象的资料综述;最后提出了本选题的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论述了布克奖在宏大叙事的历史背景中所采取的运营策略和发展模式。布克奖在英国社会引发的“布克效应”以及一步步成为当代英国文学的重要媒介之一,而大英帝国的历史背景,则奠定了布克奖的帝国主题。第二章至第六章通过分析布克奖获奖小说的类型和主题,来探索布克奖对时代众多焦点的选择和兼顾,其获奖小说表现的英国式的审美意趣、美学价值和艺术精神。其中第二章主要聚焦于后殖民历史重写以及小说中展现的异域文化。布克奖的后殖民小说以1981年萨曼·鲁西迪《午夜之子》的夺冠为元年,吹响了对大英帝国中心式的话语霸权的终结的号角。后殖民文学以完全不同的视角审视了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曾经被殖民的人民重新获得权力以及民族身份,他们通过取代以往的帝国主义立场而将自己的话语赋予价值,进而恢复自己的声音。后殖民的主题由布克奖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当代英国文学最重要的分支之一。第三章则分析了两次世界大战对人性的摧残,以及个体如何在创伤记忆里对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进行调整和重塑。在战争这种极端语境下,人类更加渴望文明的修葺和重建。第四章论述了新历史视域下对后现代历史叙事的反思性关注。从“元叙事”到“小叙事”的过渡让公众话语转向个人话语,对帝国历史的戏仿和重构深刻反映了文化和个体身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第五章探讨了布克奖获奖小说中的女性生存和意识图景,女性作为性别概念中的“他者”,在对抗父性制的中心话语的同时,对本体性和自我意识一再重申,从而逐渐获得了对个体存在的证明和回归。第六章分析了在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中自我与他者的身份认同困惑,其中的性别、种族、阶级、宗教、家庭社会、伦理道德等身份认同问题都呈现了不同程度上的冲突、分裂和无序状态,自我的意志和人性的价值都需要被放置在“他者”的理论体系中被重新思考和感知。第七章论述了布克奖获奖小说的文化反思问题。布克奖商业和美学理想的结合,声望经济和艺术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布克奖在文学领域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的多方因素。布克奖对人性的洞察、对新历史观和多元叙述的探索,对未来的英语小说具有指导性的价值和文学发展的启发性意义。结语部分则回溯了本文的主要论点,指出了文学文本和国家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同步关系。布克奖在推动英国的非殖民化进程中占据着重要的文化领域地位,其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和经济局势中,包容且赞赏的接纳和承认非英国中心地区与国家的文化符号,打开了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元文化的世界性的注视目光。

向玲玲^[2]（2020）在《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艾米莉·狄金森一生创作了大量与死亡、复活、永恒、不朽、上帝、乐园等主题相关的诗歌。本文将它们统称为永恒主题诗歌,并从诗人面临的形而上学的困境出发,探讨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在诗歌中的表现。狄金森的永恒观形成于19世纪新英格兰的宗教转型期,即从正统的清教思想和新教加尔文宗教义向多元化杂糅思想的转变时期。这些多元杂糅思想包括:一)、强调原罪、天谴、预定、有限救赎等的“正统派”基督教思想;二)、强调爱、仁慈、人类自由意志、个人向善的力量与救赎的关系等的“自由派”基督教思想;三)、以科学理性证明教义与经书真实性的“科学主义神学”思想;四)、浪漫主义文学及有机论诗学;五)、通俗文化,如悼亡诗歌、死亡审美化潮流等。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一个特色,是对基督教观念作“过滤”与“筛选”。她在诗歌中摒弃了“罪”与“罚”的宗教训诫模式,选择较为温暖、人性的神学话语,并以戏仿、归谬、夸张的方式反讽基督教排他的、否定个体意义的观念,如“基督（徒）的得胜”、“天国赐名”、“灵性的身体”等。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二个特色,是对永恒外在于认知的清醒认识与不懈的描绘。一方面,她认识到永恒是一个“安静的谜”,即当代理论家所谓不可进入的“绝对他者”;另一方面,她又试图对永恒主题进行不可言说的言说。这种不可说之说,体现在狄金森大量使用的隐喻语言、“美满结局”式的诗歌结构、“天国非家”的命题转移、“地下村镇”的诗意构建等。她以隐喻书写永恒中的身体和意识,创作出一系列独特的身体隐喻和矛盾的意识隐喻,如处境化的金石身体、变态昆虫与球茎植物的重生隐喻、天国中的微粒身体、矛盾冲突的“天国中的我”（天国语境中的自我意识）等,借助隐喻的超越性思维实现从日常语言到永恒这一未知领域的概念映射,同时又对这种书写的有效性保持质疑。狄金森永恒观的第三个特色,是以“家园”理念为线索,将尘世、死亡、天国三种语境串联在一起。与形而上传统背道而驰的是,她将尘世称为“家园”或“故园”,将永恒天国视作“异乡”或“非家”,将地下墓园描绘为“地下村镇”、“地下都城”等尘世家园的仿制品,在揭示“天国家园”理念的内在矛盾与虚假性的同时,以“尘世天堂”、“死亡家园”的隐喻来重建自己的家园理念。面对信仰危机及随之而来的对彼岸未知深渊的恐惧,狄金森首先以反讽姿态解构了形而上的、基督教传统中的永恒观,同时又试图以诗歌语言的方式再次接近永恒、感知永恒、重建永恒。虽然她未能冲破认知的局限性而破解这个“安静的谜”,却在永恒的观照下赋予生命、死亡、人类的经历以独特的连续性与意义。

胡贝克^[3]（2020）在《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伦理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伦理学是研究人的道德行为的学问,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是伦理学视角下进行文学批评的方法。文学和伦理学对人的共同关注构成了两个学科的交叉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模式。以伦理为批评视角的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旨在通过文本中道德人物面对利益采取的道德行为及其后果,折射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对伦理的认知和道德行为的选择,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文学的“德治”支持,并在为惊悚小说正名的同时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文学的学术研究。维多利亚时期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探讨惊悚小说如何通过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及其利益不受侵害的伦理叙事形成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该选题研究重在小说人物的善恶行为及其相应后果所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伦理学“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观点和以人的行为后果论善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观点,阐释其揭露和抨击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阴暗面的社会批判和人的本质弱点批判精神,探讨其伦理取向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德治借鉴意义及其对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促进作用。该选题研究以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为认知视角,将惊悚小说置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背景下,从相关伦理学观点出发,探讨人的善恶行为根源和善恶评价准则,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以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为伦理叙事对象而形成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将小说人物置于具体社会环境中分析其伦理取向以及人在本质上存在的弱点;既肯定了惊悚小说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积极意义,同时又找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论文除绪论和结论部分外,在主体部分对维多利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总体论述基础上,分别从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利益形成的人际伦理、性别伦理、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三个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并借助相关文学理论分析了惊悚小说作品形式的创新和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生成机制。绪论分别对研究问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况、研究内容及其意义与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框架做了陈述与论证。选题研究认为,惊悚小说的兴起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背景、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形成、大众读者和专业作家群体的形成、西方伦理学发展史及其现代转向、其他类型小说对惊悚小说的影响具有直接关系。该选题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出发,探讨了惊悚小说作品中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物的人性和以“反主流伦理”思维模式下惊悚小说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探讨了该选题研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教诲意义和促进当代大众文化时代通俗文学发展与批评的学术意义。第一章分别从贵族阶级伦理和中产阶级的焦虑、性别伦理与职业精英伦理叙事、惊悚小说伦理取向与和谐社会构建三个方面入手,从总体上论述了惊悚小说的基本伦理取向。研究结果发现,惊悚小说的“反主流”伦理叙事体现出马基雅维里“趋利避害”的人的本质论和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以后果论善恶的价值判断准则,而惊悚小说作品中崇尚的“善”仅聚焦于特定社会阶层的范畴内,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类幸福论”的伦理学观相去甚远。第二章分别从财产与伦理、惊悚小说的利益关系叙事、小说的私有财产观三个方面论证了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基于新贵族和中产阶级所崇尚的伦理价值观。研究结果表明,惊悚小说通过不同作品、从不同角度、以“悬疑”和“惊悚”为主要艺术形式,揭示出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对财产和地位的文化焦虑;小说对人物基于贵族财产的道德行为书写形象化地表达出惊悚小说对善恶的判断,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第三章从性别伦理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取向对维持贵族阶级伦理秩序的意义。在分析性别伦理起源的基础上,该议题研究以作品中不同类型的性别人物为例,揭示出贵族阶级男性至上的传统性别伦理取向,论述了男权社会中性别伦理的非公平性,结论是:“性”的差异位于生理的自然属性层面,“性别”则属于社会文化范畴,后者是惊悚小说性别伦理叙事所关注的主要层面;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既有神学伦理学的根源,又有历史和经济的影响因素;作品中男性人物的身份决定家庭财产所有权的性别伦理叙事印证了恩格斯基于家庭关系的性别伦理观;而性别越界现象的性别伦理叙事则体现出惊悚小说的“反传统”态度,表达出惊悚小说倡导男女平等的性别伦理取向。第四章分析了维多利亚时期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背景下惊悚小说对法律精英和医学精英维护社会公正的职业伦理取向。惊悚小说既从正面肯定了其维护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又从反面讽刺和抨击了其违背职业伦理及其对社会公正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而以逆向思维的方式批判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所谓的“崇尚法治”和“崇尚科学”的理念,进而构建起惊悚小说职业精英的职业伦理取向。第五章从惊悚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层面论述了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的创新及其逆主流传统的伦理取向内涵创新。研究中发现,“悬疑”和“惊悚”是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在形式层面创新的集中体现。此外,故事人物同时又是故事叙述者的叙事方式、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独特性和小说开篇对主题思想的直白表述方式等也均为惊悚小说在作品形式层面的创新;与现实传统伦理观相悖的思维模式和叙事模式形成的深层内涵以及“行善者”与“作恶者”并非泾渭分明的“模糊地带”,体现出惊悚小说在人性反思的内容层面上的创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理论和皮亚杰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是惊悚小说作品研究的有力支柱:前者揭示出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的伦理互映关系;后者从惊悚小说文本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出发,阐释了该类型小说通过不同“类别”的小说人物划分开始,最终形成了惊悚小说文本与现实世界在伦理层面上的整体性。形式创新形成了该类型小说的文艺美学价值,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内涵则构成了政治伦理的美学价值。新颖的文本形式与伦理内涵的独特表达方式相结合是形成惊悚小说伦理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结论部分在各章分别就不同层面的伦理取向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惊悚小说基于贵族阶级和中产阶级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的伦理取向虽然与主流伦理相悖,但在法制基础上构建公平正义、诚信友爱、人与人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具有积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体现出惊悚小说对构建和谐社会而形成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教化作用。该结论从伦理层面推翻了早期批评界对惊悚小说的负面评价,形成了促进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通俗小说的发展与研究的学术意义,同时又对构建当代和谐社会形成了以史为鉴的社会实践意义。惊悚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中发现,艾布拉姆斯将“文本”与“世界”设定为单向关系是有一定缺陷的,在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两者的关系应是双向的,因而对其做了修正,其修正的意义在于惊悚小说创作源于维多利亚现实世界,而后又以作品的文本形式影响现实世界。该选题研究在充分肯定惊悚小说伦理取向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贡献时,发现惊悚小说又存在某些层面上的局限性:第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视而不见,而仅将特定社会阶层作为其伦理反思的场域,其维护的也仅是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伦理秩序和利益,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而言具有一定局限性;第二,惊悚小说对贵族财产的来源描写甚少,似乎这个特定社会阶层的财产都是以合法手段获得的;第三,惊悚小说的幸福观并非出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幸福,而是局限于特定的社会阶层内,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最高善”幸福观相去甚远,因而在伦理的普遍性层面上形成了惊悚小说幸福观的局限性。尽管维多利亚惊悚小说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总体而论,惊悚小说中惩恶扬善、构建和谐社会的伦理取向的正向价值还是其主要层面。

赵苓岑^[4]（2020）在《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作为二十世纪法国本土的“先驱”作家、批评家,针对其作品、公共参与的批评及“历史现场”的还原却明显地滞后,但这一错位却恰逢法国社会运动及理论走向外的热潮,积极影响了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进程:宏大叙事的形而上的传统被后现代所质疑、清算。后现代思潮中的两股主流后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主义同属否定性批判,却在批判后是否建制的问题上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近来的研究却揭示了另一种可能:解构主义中“书写”这一概念与马克思主义中“实践”这一概念有所对话,而且能够继续对话,以回应后现代的现实。深刻影响了解构主义“书写”概念的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实际上已经预示了这一异质性对话,或者说铺垫了这一对话的可能。布朗肖的中性思想如何借由否定性批判作用于后现代思潮,这一问题又具体地分为以下几个问题:中性何时又如何走向否定性批判,在批判的理论坐标上留下“中性批判”的轨迹,中性批判又如何以非连续性、匿名、复多性等特征实现“书写”与实践、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的对话,中性批判如何又是否能够建立“文学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又是否为另一种建制,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及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布朗肖研究、理解后现代思潮的互动,并探索进一步深化对话的可能,但在国内布朗肖研究中却属于缺位的状态。本论文以“布朗肖中性批判”为研究对象,旨在文化、社会、历史的典型现象中还原“中性批判”的生成,并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中性批判的生成关键在于与他者的异质性对话,集中展现了上世纪思想史“非连续性”的转向、尊重他异性的伦理转向以及回归日常的走向。论文将结合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与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再现布朗肖中性思想与法国典型文学、文化符号、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德国早期浪漫派、新小说代表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对话,试图阐明中性如何借由否定性批判逐步地走向文学的共通体,实现一种新的共通体与生活方式。论文分绪论、正文与结论三部分,正文共有五章。绪论部分在阐明选题动机及意义的基础上,分析布朗肖中性思想如何与法兰克福学派及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对话,创造性地提出思想史三段论、日常的三层公开性、三种关系,以构建中性批判的话语。并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综述,针对中性批判的实践研究较为缺乏的现状,选择在正文部分提供较为详实的史料,综合分析中性批判的来龙去脉。论文第一章将聚焦中性批判生成的土壤。二十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的批评史避不开布朗肖与萨特,因为他们,法国“话语”因而可能。布朗肖、法国、二十世纪是相互成就的。法国的首都、文学之都、布朗肖文学生涯的起点及场域——巴黎——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文学空间:既为布朗肖所描述,又为其提供中性的条件,也构成中性的接受。本章将分析布朗肖为何批判以科学与进步为标准的现代性:首先享受科学与进步成果的巴黎充斥着以新闻为代表的专制语言,以街垒运动为代表的自下而上的暴力,反犹现象所表现出的对他者的排斥,促使布朗肖反思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享有过大权力的启蒙以及启蒙所过度推崇的理性。具化了现代性的现代化城市巴黎,作为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互动最为频繁与最为集中的场域,为中性批判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及恰当的喻体。后续章节则回应中性批判的两个关注:生存与审美,也就是如何与他者共存的伦理与如何合乎尺度的表达。同时,第二章、第三章及第四章也对应着布朗肖不同的创作阶段,按时序呈现中性批判的发展。首先,以政论式写作开启文学生涯的30年代,布朗肖如何以中性意识突破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重围,不仅刺破了两次世界大战间“和平欧洲”的假象,而且借德占区巴黎与巴黎人无以识别的民族面貌强调了中性的必要性:以批判实现自知,但这一阶段的写作更多地倾向于文化自觉,属于中性走向否定性批判的探索初期。第三章则通过与具体的他者——巴特——的比较（对中性的不同态度、定义及定位）,以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末期反戴高乐威权、反对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五月风暴及这一社会活动高潮期的宣言与自治组织为观察对象,分析二者的不同反应及表述,凸显布朗肖中性批判基于日常的现实粘度与“实践性”,中性批判也正是因为作用于自发性意识的可能,具有实践性。60年代社会运动热潮渐冷,包括布朗肖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移到对语言的思考上来,认为权力的讨论不能仅限于国家机构、政治的视域,应回溯至语言,对语言进行反思。第四章以布朗肖对德国早期浪漫派的批判为切入点,布朗肖批判其“反思自我”的极端主义的可能,提出并实践以断裂、复多性语言为特征的断片书写。但也正因为断片书写,中性批判走向了不同于哲学与传统文学的道路:以写作而非建制作用于意识,而非推翻制度,打造不断生成的文学的共通体。文学的共通体或许过于理想,但中性批判对新小说、80年代城市日常书写乃至二十世纪文学艺术的影响至今可见,这样一种跨时空的差异性互动或许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共通体的生成性,因此,论文最后一章将具体地以布朗肖代表性虚构作品《死刑判决》为例,辅以新小说理论旗手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代表性虚构作品《窥视者》,分析中性批判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如何调动图文互动,实现一种基于日常又与文学艺术共谋的新的生活方式。论文结论部分就本课题研究的主要路径、考察重点与核心观点进行了简要总结,最后指出,通过考察布朗肖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性批判的流变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与思想碰撞,其实践的价值、精神的内涵、思想的前瞻性与独特性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与充分的揭示。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布朗肖中性批判的定义、阶段的划分、特征的梳理、历史定位与思想溯源的追溯,更在于将其当做已经实践过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案例,帮助我们探索新时期的批判路径。

李颖娜^[5]（2020）在《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掀起了影响甚广的反正统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一方面推动了包括争取黑人权利、妇女平等、反战和平等各项社会运动的开展;另一方面则是造成一定的社会痼疾,比如由性自由和毒品泛滥衍生的对于婚姻家庭和社会安全所造成的威胁。因此,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既是一场社会运动,也是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同时还是一场文学运动。“垮掉的一代”既是反文化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而艾伦·金斯伯格（下文简称金斯伯格）作为“垮掉的一代”这个群体的代表,则是这场运动的灵魂和标志。金斯伯格以其石破天惊的文学作品打破了美国“静寂的50年代”,充分地暴露了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社会危机和文学危机,为后来的美国文学乃至于整个世界文学带来了一股豪放诡异之风,打破了20世纪初由托马斯·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统领的现代主义诗歌的藩篱,实现了一场深刻而彻底的诗歌转向,在某种意义上说完成了从现代诗歌到后现代诗歌的转向。同时,金斯伯格的生活方式也带有鲜明的后现代的颠覆特色,他本人性格狂放不羁,在社会生活中始终坚持对中央集权和主流价值观的强烈反抗,表现出鲜明的反正统文化倾向。因此要全面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金斯伯格的创作,深入探究其创作的时代、社会语境及与个人经历遭际的潜在关系,就不能不把他放在反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不能不结合这场反文化的理论与实践来深入挖掘。本文即尝试把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置身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的宏观背景下加以研究,通过回溯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分析反文化运动的代表群体“垮掉的一代”的历史演进及创作特征,探讨“垮掉的一代”的领袖金斯伯格的反文化思想特征。重点通过整体分析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从思想和艺术维度探究挖掘其对正统文化的反叛和颠覆。深化对金斯伯格认识的同时,为理解和把握后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借鉴。本文的绪论部分,先概述本课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并对本课题研究的价值意义等做必要的说明。第一章内容主要研究反文化运动的前世今生,了解其产生、主要表现形态及对后世影响,从而推导金斯伯格出现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章结合“垮掉的一代”的文学实践发展,了解、把握金斯伯格的思想流变及在创作中的表现;第三章立足金斯伯格的诗歌创作,从内容上着重分析其对传统文学的断裂和反叛,主要表现为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和颠覆;第四章则通过研究金斯伯格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种种探索,中心点在对传统诗歌形式的叛逆上。最后的结语对金斯伯格的创作和人生经历给予后人的启迪与警示做一简单的总结。

次春雷^[6]（2020）在《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较为复杂,呈现出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窒息了古希腊罗马体育的薪火传承;另一方面又奠基了近现代体育发展的雏形。破解这一“双重效应”谜题的钥匙主要有两把:一是中世纪前后欧洲精神文化发展的自身逻辑运动;二是欧洲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历史运动。因此,长期以来中世纪基督教对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倍受学界争议,不仅使之成为一项经典课题,又是一项远未完成的任务。本文立足上述两方面影响,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基本思路与线索如下:一、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之间关系的形成,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这种关系实际是宗教与体育之间关系的一个特殊阶段或环节。其逻辑形态主要体现为:原始宗教与原始体育之间具有的内在关联;古希腊崇拜健与美的宗教特质成为奥林匹克精神的原型;古罗马宗教的多神形态与角斗竞技文化的形成;基督教国教化之后,迫使古代奥运会、角斗竞技两大体育赛会双双覆灭。二、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古代传统体育具有显性的压制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一个方面,也是最为明显的方面,成为了众多研究者的共识。这种压制影响,主要体现在早期基督教的生命观与身体观所确立的灵肉二元分裂的基础性观念;促使中世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和禁欲生活对体育活动的全面排斥;从而导致中世纪竞技体育全面衰退、学校体育领域空白、民间体育发展严重受阻的历史现实。三、中世纪基督教对于欧洲近现代体育具有隐性的奠基影响。这是上述“双重效应”的第二个方面,是隐蔽的方面、需要深入考察的方面,也是多数学者未曾系统剖析的方面。基督教的唯灵主义与生命观的超越特质是这一效应的精神基础;中世纪骑士比武大赛隐蔽传承着竞技体育的文化形态;经院哲学与中世纪大学的兴起为体育发展奠定了理性基础;中世纪中后期城乡体育的崛起标志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思潮促使中世纪体育观念再生。四、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蜕变促进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形成的“灵肉一致”观根本动摇了禁欲主义身体观;“灵肉一致”观的深化加速了体育人文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改革运动促进了民族意识,并孕育了公民体育权;以及形成的“健康身体”观引导体育回归教育领域。五、中世纪基督教对体育发展的影响,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灵肉二元分裂与和解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与体育发展关系的历史运动主线;对体育所形成的“双重效应”,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近现代体育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及揭示宗教和现代体育之间依然普遍存在的现象与联系,这些启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史鉴意义。

韦虹^[7]（2020）在《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威廉·戈尔丁（1911-1993）是迄今为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14位英国作家之一。评论界曾经为其作品是寓言还是神话而产生诸多分歧,这使戈尔丁本人多次做出表态,宣称自己创作的是神话,而不是寓言。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视角看,戈尔丁13部小说的叙事确实存在诸多有关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神话素。这些神话素的反复出现使13个小说文本形成了一套喻意复杂的话语体系,它们虽然在人物塑造、事件架构和情节设置等非功能性构成因素方面产生了彼此千差万别的变化,但其言语本质和最终所指却始终与经典神话保持一致。这13部小说虚构人类在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近现代、当代甚至未来的各种足迹,既以人物贪得无厌的占有和肆无忌惮的堕落等为聚焦对象,表现人类社会各时期存在的普遍现象,又在反映现实生活境况的同时,借助精心设计的人物故事和巧妙配置的叙事话语,表达作者对当代社会技术进步及发达文明状态下人际关系的极大忧虑和犀利批判。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对戈尔丁小说神话叙事进行系统研究,本论文遂试图以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为参照点,分析架构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体系,挖掘其中艺术价值和社会批判的意义之所在。第一章考察戈尔丁小说中的“当代洪水神话叙事”。经典洪水神话是早期人类结合自然界的洪涝灾害和现实生活而展开丰富想象的结果,它既表达人类对自然界及宇宙现象的迷信无知和敬畏,又暗示附加在自然洪水灾变中的人为因果报应逻辑,强调道德教化和心灵洗礼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戈尔丁早期创作的《蝇王》、《继承者》和《品彻·马丁》堪称当代心灵指引和道德教化的教科书。它们当中的洪水神话素和事件描写频频指向不同时期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精神路标,将由玩闹嬉戏的儿童、高尚的野蛮人和诡异幽灵所演绎的人物故事转化为经典洪水神话的当代变体。这三部小说与经典神话中的主人公挪亚及其家人依靠神助创造死里逃生奇迹的不同之处在于,异类同质的水使经历海水、河水和湖水洗礼的人物及其故事为读者创建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一再促使人们反思人类文明进程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恶果。第二章讨论“当代堕落神话叙事”,指出经典堕落神话的核心要素并非在于食物禁忌,而是聚焦早期人类在漫长进化过程中认识自我和宇宙万物的思想巨变,并为文明日渐发达的人类提供时刻注意辨别善恶,努力修正自身前进方向的启示。通过对经典堕落神话进行当代改写,戈尔丁的《自由堕落》、《金字塔》、《黑暗昭昭》和由《航程祭典》、《邻近的卧舱》及《船舱下的火》组成的“航海三部曲”均成为再现经典神话的当代文学范例。这六部小说以叙述诸多人物的道德堕落甚至邪恶人性为出发点,突出地表现了危害巨大的当代堕落具有普遍存在性、荒诞性、隐蔽性和狂欢化,以及可救赎性及不可救赎性等特征。第三章解读戈尔丁小说的“当代巴别塔神话叙事”,阐明经典巴别塔神话实质上是早期人类社会及其冷酷无情的权力体系之缩影,不仅浓缩社会成员之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人际交往关系,而且反映其精神生活状况。《塔尖》、《纸人》、《蝎神》和《巧语》四部小说围绕宗教、学术和神权政治三个文学生成场域,对经典巴别塔神话进行了当代激活与重构。这四部小说通过叙述圣母大教堂的教长、蝎神王国的头人、罗马帝国将军和古希腊祭司等人物故事,既影射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下普遍存在的权力斗争及利益争夺,又批判了不注重团结协作和不顾他人死活的各种建“塔”领导者之狂妄自大,最终生动地图解人类的僭越欲望,揭示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危害极大的傲慢和贪欲。在深受二战影响的戈尔丁笔下,《蝇王》等13部小说以经典神话为原型对照点,构筑了一个个关乎当代社会文明走向、时代精神与人文信仰的新神话,反暴力杀戮、反虚伪堕落和反贪得无厌等则是其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要素。这些新神话以远古、两希文明时期和中世纪前后、当下甚至未来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为摹仿和再现对象,以具有典型时代错误特征的人物及其言行为标记与载体,不断聚焦人们密切关注的战争、暴力、权力、地位和财富等热门话题,并同时对暴力杀戮、贪得无厌的占有和个人中心主义等丑恶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其中涉及军事、政治、宗教、历史、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叙事话语隐含多重喻意,它们既以日常生活和平凡琐事讲述复杂抽象的政治话语,为文本建构净化人类心灵及改良社会的主题目标发挥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又在表达对为数众多的当代人缺乏高尚生活目标和崇高精神引领疑问及忧虑的同时,颠覆性地批判骚动不安的大众与社会现实中律法制约机制的随意性和游戏化,使有关经典洪水神话、堕落神话和巴别塔神话的当代文学创作最终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媒介,帮助读者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境况做出全面深入的反思,甚至提出了供人们参考借鉴的应对措施。

曲慧鑫^[8]（2020）在《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罗马共和国推崇荣誉。荣誉观念作为普遍的伦理意识在贵族、君主和平民眼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在莎士比亚的罗马剧中,人们的荣誉观念和伦理选择呈现出互动关系。不同阶层的荣誉观念影响并决定不同的伦理选择,但同时,伦理选择又会反过来对荣誉观念的形成或改变产生影响。本文分四章考察了莎士比亚在不同阶层的荣誉观念和伦理选择中传达出的伦理教诲和对正处于转折时期的英国局势的思考。第一章以科里奥兰纳斯、伏伦尼亚和勃鲁托斯为研究对象,分析罗马贵族的荣誉观念与其在此观念影响下做出的伦理选择。科里奥兰纳斯的伦理身份经历了从“城邦守护者”向“城邦毁灭者”的转变,因过度推崇荣誉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揭露出荣誉的实质是罗马操控英雄的工具。伏伦尼亚是罗马教育的具体化身,她为维护国家荣誉选择牺牲儿子的举动展现出罗马荣誉教育对贵族的深刻影响。勃鲁托斯的荣誉观念以美德为核心,他为维护共和自由触犯弑君伦理禁忌的行为暗示出其把握时代能力的匮乏。贵族对荣誉的追求更多地局限于个人层面,他们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充满悲剧性。在个人原则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中,罗马贵族的选择不但没有获得荣誉,反而导致了荣誉的幻灭。第二章将凯撒和安东尼作为正反面君主的典型代表,分析罗马君主的荣誉观念与他们在追求王权过程中的伦理选择。凯撒谋求新罗马的建立,以死追求王权的举动展现出其荣誉观念的灵活。安东尼是反面君主的代表,他无法维持情人与统治者身份间的平衡,在欲望与理智的冲突中,安东尼毅然抛弃伦理责任的举动表明罗马传统的荣誉观念已经无法对他产生影响。伟大君主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呈现出积极的一面,灵活的荣誉观念使君主根据局势采取有益的行动,该行动反过来又会成就君主的永恒。第三章分析罗马平民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平民阶级由护民官与民众组成。剧中的护民官是“煽动家”和“蛊惑家”的合体,他们为满足个人私欲抛弃公共伦理责任的行为展现出其德性的低下。罗马剧中的民众表现出暴力和无理性的特征,他们对荣誉漠然视之,为追逐利益而抛弃正义的伦理选择暗示出民众与贵族阶级德性上的巨大差异。平民阶级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互动是恶性的,追逐利益、缺少荣誉和实施暴力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荣誉随着暴力行为的升级更加被民众无视。第四章分析莎士比亚罗马剧中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的成因,以及罗马剧创作的伦理环境。对罗马民众暴力行动的展示和以米尼涅斯为代表的堕落贵族的出现表达了莎士比亚对民主制和共和制的否定,作家对民众的丑化和剧中呈现出的精英主义倾向受西方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影响,反映了作家基于历史和时代的等级偏见。莎士比亚始终坚守以爱为核心的理想道德的追求,认为人必须运用理智和智慧抵抗欲望的诱惑,达成灵魂的完善。结语总结贵族、君主和平民阶层的不同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间的关系,从当代立场反思莎士比亚在罗马剧中体现的政治伦理观念。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既反映出古老民族价值体系和伦理秩序的独特性,又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思想意识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林浩超^[9]（2019）在《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研究说明宗教批判必然要指向人的解放这一任务并通过人的解放来完成,因为宗教是人在现实生活中陷入奴役状态的表现,并且通过建立虚妄的超越性来为现实的不幸辩护;人的解放必然要立足于对现实关系及其否定性发展做出深入说明的唯物史观,因为人是现实的存在物,他的解放只有在现实关系中并且通过改变现实关系才能实现。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与唯物史观统一于人的解放这一主题:唯物史观是宗教批判的基本方法,宗教批判是与人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建基于对启蒙哲学的批判继承,后者确立了宗教批判的主要问题和基本方法:卢梭克服了原罪论的神学倾向,在社会生活和现代文明中探求人间苦难和渴求宗教的原因,以社会批判为重心把人的解放与宗教问题联系起来;无神论者继承了经验主义与天赋观念论的斗争成果,用人的情感——因欺诈和无知产生的恐惧来说明宗教的根源,使宗教问题从理论问题转变为一个与人的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的实践问题;与17世纪受神学支配的形而上学作斗争,推动人们走向法国唯物主义,它把人与自然物质统一起来进行考察,彻底否定一切超验世界的可能性。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全面展开黑格尔宗教哲学中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催生了把主体性推向极端以取代神性的自我意识哲学,深刻地塑造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理论主题——人的解放。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局限于思辨哲学的范式,因此遭到费尔巴哈的批判,后者立足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唯物主义,指出了思辨哲学与宗教神学的一致性:试图通过设定超验实体摆脱经验生活。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启示下,揭穿自我意识哲学的神学前提:以思想领域的理论批判和精神解放取代对现实的对象性关系的重视和实际斗争。人的解放这一思想主题,推动马克思把宗教批判与国家批判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完成于他与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的争论中。鲍威尔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认为人的自由只有通过废除宗教的统治并建立无神论的真正国家才能完成,从而把国家本身视为现实的自由。与之相对,马克思则指出,国家与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对立关系,不能实现人的解放,其原因在于:国家与宗教一样,都是通过建立一个与现实苦难相分离的独立领域回避真正的问题,这种独立性正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国家与宗教从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转变为与剥削关系分离开来并为其提供保障的外在要素。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争论,马克思把宗教批判深入到市民社会批判中,用经济生活的时代特征说明金钱崇拜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现实基础,并且指出:犹太教的狭隘性根源于金钱在前现代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金钱在现代社会的支配作用则使得基督教能够突破各种界限并成为世界性的主流宗教。与此同时,马克思提出“商品拜物教”的概念,以宗教信仰的特征说明市民社会的缺陷:人的创造物——神圣形象、商品、金钱具有与人分离开来的独立性质,并且反过来支配人的意志和行动。市民社会处于金钱的统治下,现代确立的信仰自由原则与人的自由无关,不过是经济生活中自由竞争机制在精神生活上的反映。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从根本上说明了宗教在现代社会长盛不衰的原因:作为社会分工的历史产物,货币扭曲和颠倒了生产生活的社会性质,阻碍人们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理解自己的生命活动,从而为宗教提供可能性的土壤;雇佣劳动制度、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以及资本的无限扩张造成工人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生产过程受资本的支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危机和失业,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苦难并迫使他们向宗教寻求慰藉,从而为宗教创造现实需求。因此,宗教消亡只有通过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才有可能,这场运动消除必要劳动和自由发展的冲突,意味着人能够在社会生活而非彼岸世界中实现自我解放。马克思的宗教批判理论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不断发展:工人政党与宗教保守派势力的政治斗争要求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阐述清楚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运动之间表面相似背后的根本差异:阶级差异、所代表的不同的生产方式、对革命行动的不同态度;资本主义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的巨大灾难、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这使得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宗教的世俗倾向和意识形态功能时,不断在宗教信仰那里寻求理想性、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当代资本主义的全球霸权体系造成民族国家的冲突,并且以宗教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这要求我们汲取马克思宗教批判的原则和方法,摆脱局限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讨论宗教问题的理论框架,戳穿文明冲突论的骗局,立足于第三世界,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回应和反思宗教冲突及其背后的问题。

谷伟^[10]（2019）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文中提出在当代美国文坛,乔纳森·弗兰岑是堪与唐·德里罗、E.L.多克特罗等前辈文坛巨匠相比肩的年轻一代小说家。作为悲剧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弗兰岑在创作中借助人物动荡的生存体验来折射宏观社会文化危机,培植穿透虚幻表象洞悉复杂现实的认知潜能。中后期代表作《纠正》《自由》与《纯洁》引爆了读者的抢购狂潮,获得批评界的高度关注。然而,三部小说在捕捉公众集体想象的同时,也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认为弗兰岑政治意识的锐度在减弱。这些批评声音所固守的是后现代主义立场,默认小说的能动性在于激进的形式实验,认为复归描摹家庭生活的现实主义就是向霸权投诚。而且,多数批评局限于单一小说文本,既无法立体呈现弗兰岑的创作全貌,亦使小说值得挖掘的文化政治维度无法获得充分讨论。据此,论文聚焦《纠正》《自由》与《纯洁》三部作品,细致分析弗兰岑对当代公共政治危机不同侧面的表征,挖掘其对重振公共领域的反思,勾勒弗兰岑中后期创作的主旨脉络,揭示其强烈的文化焦虑和时代关注,全面呈现其深层的文化政治意识,展现悲剧现实主义的核心理念。论文从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视野入手,在对小说进行贴合文本语境的具体阐释中,借鉴诸多当代理论家的思想锋芒,包括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认知图绘理论、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理论、劳伦·勃朗特的情感依恋思想、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技术哲思、哈特与奈格里的诸众理论等,透过理论洞见来赋予论文更为深入的剖析视角。论文全篇共分五个部分,包括绪论、主体三章与结语。第一章（绪论）勾勒了弗兰岑的创作生涯,梳理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探究了各时期的学界评论重心,归纳了对悲剧现实主义小说文化政治维度的理解缺憾。在对悲剧现实主义进行认知图绘的基础上,绪论指出论文旨在捕捉弗兰岑文学创作的总体脉络,聚焦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反思,随后概述了论文的结构框架。第二章从《纠正》对技术消费主义的批判入手,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超空间中公共政治的衰微困境与重振策略。本章重点讨论了生物精神病学诊疗机制的物质主义逻辑,指出其摧毁了主体的内在世界,进而破坏了认知定位能力与共同体视野。《纠正》中的兰伯特夫妇及其三个子女的生命都以不同方式被吸纳到技术消费主义的霸权宰制中。弗兰岑通过再现兰伯特一家摆脱技术消费幻象的挣扎历程,指出抵抗霸权需要重拾历史意识,恢复生命存在的故事时间深度;重塑认知定位,洞悉个体动荡苦难与集体福祉保障的瓦解密切相关;重构社群意识,构筑他者关爱的“情感空间”,形塑扞卫集体福祉的至善共同体。第三章从《自由》对美国政治势力的全谱分析入手,探究了新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公共政治危机。《自由》以帕蒂与沃尔特夫妇、好友理查德、儿子乔伊等人物的爱恨离合为主轴展开叙述。小说中诸多人物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深刻影响:或如沃尔特等自由主义者投身“士绅化”等基于身份政治的文化抗争,却因白人精英身份,落入多重结构困境;或如理查德等文化左派诉诸朋克亚文化的对抗实践,却囿于激进颠覆的边缘立场,日益孤立大众;或如帕蒂与儿子乔伊受到右翼势力的情感操控,执着依恋物欲自由观,无视日常生活的苦难。藉由再现人物的霸权抗争,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认知图绘,洞悉新自由主义摧毁集体福祉的扩张逻辑,把握多元资本权力关系的聚合点;重拾历史意识,回溯美国自由共识中的非理性威胁,顺势把握自由信仰的另类策略;重整扞卫共同性的诸众联盟,摒弃无效的激进边缘立场,藉由爱来构筑共同体意识,进而统合奇异多元的诸众力量。第四章从《纯洁》对生命权力的反思入手,探究了数字资本霸权的公共政治危机。小说藉由女孩碧普找寻生父的历程,逐步揭开碧普父母与以阿桑奇为原型的网络揭秘英雄安德烈亚斯·沃夫的复杂纠葛,再现了资本主义藉由数字技术重构意识感知与精细调控人口的生命宰制。此外,小说分别从伦理与心理机制溯源,揭示出数字网络生命宰制与资本权力扩张的伴生关系,探究了数字网络对公共领域的巨大破坏力:一方面透过建构虚拟安全幻象,数字网络摧毁了个体基于他者认同的社会人格身份,消解了复杂现实和深度交流;另一方面透过操控物性持存工业体系,数字网络宰制了传承世代经验象征符码的前个体储备,破坏了“个性化”进程,在摧毁主体独一心理结构的同时,消弭了多元包容的至善共同体。通过对碧普走出虚拟安全幻象的曲折探索,弗兰岑指出重振公共政治需要重塑历史意识,洞悉技术理性架空人类的启蒙辩证法逻辑,把握数字资本瓦解国家政治架构的趋势;重构认知定位,建立认知数字资本权力的微缩模型,揭示权力运作的对立框架来悬置权力机制;重建社群意识,推动大众透过思辨来洞悉数字资本宰制生命的危机,进而直面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敞开创造新世界的行动潜能。第五章（结语）探究了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能动性,指出弗兰岑意图重塑卢卡奇论及的“总体性”意识。在《纠正》《自由》与《纯洁》中,弗兰岑从多维度把脉诊断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复杂症候,在不同时期聚焦了公共政治危机的不同重心,持续调整和完善认知图绘、历史意识与社群连接的行动策略,旨在总体把握资本系统的错综现实,寻求重振公共政治的良方。

二、粗暴专制会把孩子推向深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粗暴专制会把孩子推向深渊（论文提纲范文）

（1）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论文提纲范文）

（6）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9）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10）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粗暴专制会把孩子推向深渊（论文参考文献）

• [1]现实的视域与人性的聚焦 ——布克奖获奖小说研究[D]. 顾盼.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艾米莉·狄金森的永恒观及其诗歌创作实践研究[D]. 向玲玲. 浙江大学, 2020(08)
• [3]维多利亚惊悚小说的伦理取向研究[D]. 胡贝克.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4]布朗肖中性批判研究[D]. 赵苓岑. 南京大学, 2020(12)
• [5]金斯伯格与反文化运动[D]. 李颖娜.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6]从压制到奠基：中世纪基督教之于欧洲体育发展的影响研究[D]. 次春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威廉·戈尔丁小说的神话叙事研究[D]. 韦虹. 南京大学, 2020(04)
• [8]莎士比亚“罗马剧”中的荣誉观念与伦理选择[D]. 曲慧鑫.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9]马克思宗教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林浩超. 武汉大学, 2019(03)
• [10]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公共政治的重塑 ——乔纳森·弗兰岑悲剧现实主义小说的文化政治策略研究[D]. 谷伟.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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